于建嵘

以权利看待公平——于建嵘对话联合国驻华机构特聘专家及官员 进入专题 ： 贫富差距 权利均等化 社会公平 民主制度    ● 于建嵘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 2012 年 7 月 1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在北京东书房与来访的联合国驻华办事处特聘专家简·范德穆尔特勒( JanVandemoortele) 博士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驻中国办事处儿童社会政策处处长毕儒博( Bill Bikales)先生就民主、权利、公平等问题进行了交谈。谈话内容经访问学者刘刚博士整理并请于建嵘教授审阅后，由本刊“阅江论坛”栏目独家刊发，以飨读者。 　　 　　摘要：贫富差距的加大，其根源在于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要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必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制度，使社会权利朝着均等化方向发展，并通过完善民主制度来提供改变政策的可能性，防范不合理的政府和最坏的结果。 　　关键词： 贫富差距； 权利均等化； 社会公平； 民主制度 　　 　　于建嵘教授： 欢迎你们来北京东书房访问。为简·范德穆尔特勒博士这次访问，联合国驻华机构多次来信来电具体落实，今天终于见面了。 　　联合国驻华办事处特聘专家简·范德穆尔特勒( Jan Vandemoortele) 博士( 以下简称： 联合国特聘专家) ：特别高兴来您的家中，谢谢您的接待。很高兴看到您自己还做一些艺术品，其实我的妻子也是一个艺术家，很有缘。 　　于建嵘教授： 太好了。这是我在远郊的一个工作室，主要是存放研究资料和创作油画的地方。 　　联合国特聘专家： 　　这次主要是应联合国驻华办事处，特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邀请，到中国来帮助一些专家学者更清晰地运用均等化的手段，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做一些思考和规划。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在均等化和公平方面中国将何去何从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社会政策处处长毕儒博( Bill Bikales) 先生( 以下简称： 联合国儿基会官员) ： 我认为均等化和公平还是有区别的。 　　于建嵘教授： 对，是有区别的。 　　联合国特聘专家：这次来主要是想听一下您的高见。如果中国能够长期保持快速发展，并且能够让人民分享快速发展的成果，您认为，中国在贫富差距或者收入分配不均上的历程是怎么样的？ 　　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解决办法？ 　　于建嵘教授：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到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阶段，贫富差距方面存在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是，中国的不公平，主要不是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第一是社会机会的不公平。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流动不公平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不公平可能比起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带来的问题更加严重。第二，中国民众的基本权利可能更容易遭受侵害。比如，你有一栋房子，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可以强制拆掉。这也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说，一方面是阶层流动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远远超过了财富分配不公平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思考中国的问题时，不能只简单地看到贫富差距问题，其实贫富差距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平是阶层流动机会的不公平，其次是基本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联合国儿基会官员： 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于建嵘教授： 对，不公平最大的问题是处于底层的民众没有上升的空间。 　　联合国特聘专家：我特别同意您这个观点。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阶层间的流动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实际上，贫富差距和社会流动性是息息相关的。有证据显示：如果我们能够减少贫富差距，一个国家阶层间的社会流动性就能够改善。您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方向吗？ 　　还是说由于中国基本人权保护的缺失，我们将会在这方面遇到一些挑战或者困难？ 　　于建嵘教授：是的，全世界都可能发生因贫富差距造成阶层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在中国也许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是对未来的预期更具有不确定性。我认为研究中国的问题和国外的问题应有所区别，我们对自己的未来缺乏一个合理的预期，无法预测将来会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我做好做不好的问题，而是取决于外部环境。联合国儿基会官员：我们儿童基金会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下属机构，能够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每个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中国也是，而且还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于建嵘教授：当然。但我认为，联合国有很多宣言和公约，比如《联合国人权宣言》、《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等等，您又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把有关儿童的问题处理好。我们以中国的街头流浪儿童问题为例，您觉得在美国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吗？西方其他国家允许吗？在美国，如果有儿童在街头流浪乞讨，是不是有人会举报？ 家长在法律上要不要承担责任？ 警察会过去处理吗？ 　　联合国儿基会官员： 我是美国人，他是比利时人。在美国，像您说的这种街头乞讨流浪的儿童很少。 　　于建嵘教授： 因为这是个权利问题，所以，我建议要从权利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事实上，许多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不管家长再怎么贫穷，也不能让儿童去乞讨。这是国家的责任、家长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所以，我刚才提出，中国的很多问题应该从权利的角度来思考。对于儿童乞讨，我坚决反对。我认为，所有的乞讨儿童都必须解救。您作为联合国派至中国的专家，更应该在中国宣传权利观念。 　　联合国特聘专家： 谈到权利的话，我们应该区分两种权利。一种是公民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利，这一方面中国或许可以做得更好些；另外一种是社会的权利和经济的权利。在我们谈到的机会平等这个问题上，必须承认，中国在一些方面做得还是可以的，甚至可以说是挺不错的。比如说，九年义务教育，就是部分地保证了人们的社会权利。在其他国家，这个权利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的自由、公民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经济的自由方面做出区分并寻找一个平衡点。目前，中国在政治自由、公民自由方面可以说做得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在社会经济自由这个领域，我们如何通过像九年义务教育这样的政策来改善机会的公平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在人权领域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中一个就是机会的平等。因为联合国机构在中国的主要宗旨就是促进社会、经济方面的自由和机会平等，我们在这些方面该如何开展一些工作？ 　　于建嵘教授：我很同意您刚才提到的观点，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是有所区分的，但是二者之间也有联系。没有很好的政治上的权利作为基础，我们很难制定出一个公平的社会政策。如果民众没办法表达，就没办法制约权力拥有者。或者我们就单纯从社会权利的角度来讲，中国做得还远远不够。比如您刚才提到的九年义务教育，其中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由谁来承担这个“义务”？义务教育的费用并不是完全由国家来承担，而是分不同地域、由不同层级的政府来承担。原来一般是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现在是由县一级政府来承担。在中国，每个县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所以，平等性的义务教育是不可能产生的。无论从人力资源如师资力量，还是从社会财富资源如教育经费来衡量，都是不一样的。我建议您到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去看一看当地的孩子在怎样的环境中学习。我最近在组织北京的志愿者到四川的大凉山支教，因为那里有些地方没有很好的教师，也没有很好的学校。 　　联合国儿基会官员： 我去过那里。 　　于建嵘教授：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说中国社会没有发展，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不但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不均衡，而且其中的社会权利在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间也是不均衡的。所以，我认为要推进中国社会权利的发展，就必须使之朝着均等化的方向发展。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均等化和公平有所区别，但是我认为现在均等化更为重要，也就是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权利的均等化，因为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太大，比如，在一些贫困地区，很多孩子上学非常艰难，还有很多孩子是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推进机会平等的工作，必须首先确立权利的概念———基本权利平等的概念。这是基本的原则，也是基本的人权。这一点如果能在中国普及，让中国的官员、学者都认识到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或许意义更大、更重要。 　　联合国儿基会官员：我们对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到城市的儿童也都非常关注。我认为，真正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出路在城市，父母要到城市打工的话，他们应该带着孩子。为什么他们不带孩子？ 　　就是因为那儿的条件不好，上学的条件也不好，享受医疗服务的条件也不好。这是主要的原因，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于建嵘教授：外出务工人员到城市会感到生活成本很高，不适应，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制度准入问题，即允许他们进入城市，这个可能也很重要，因为很多外出务工人员的孩子不能在打工地正常入学，不能参加高考。为何如此？还是我前面那个观点，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分割的，九年义务教育不是由国家统一来承担。假如经费是由国家统一按相同的标准支付的，规定孩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入学都可以享受到国家统一标准的教育经费支出，比如，你是北京的到天津去，这笔经费跟着到天津去，你是广东的到了北京，这笔钱也跟着到北京，那么就不存在异地入学难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教育经费由地方政府分级负责，假如你是四川人到北京来，要北京市政府掏钱，北京人当然不同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一个国家均等化的义务教育，应该是全民的义务教育，而不是县一级的义务教育。 　　联合国儿基会官员：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从技术性的角度来看，其实不怎么难。 　　于建嵘教授：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这类问题的解决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联合国儿基会官员： 那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于建嵘教授：是国家相关的政策。我前面讲到，九年义务教育以县级财政支出为主，而各个县的财政状况是不一样的。您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官员，可以呼吁并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社会政策问题。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即中国政治的分割性和社会的分割性。相同层级的每个地方政府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你如果不了解，就会以为中国各地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却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由国家财政承担义务教育经费，我早些年向一些人如李昌平等提出过教育券的设想。假如能这样做的话，你到任何地方去上学，都由国家给你一笔钱，而不是由地方政府给钱，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联合国特聘专家：其实，中国目前的九年义务教育在筹资方式和财政拨款模式上跟美国没有太多的区别。虽然我是一个欧洲人，但是，我在纽约也生活了很多年。在美国，教育拨款也是通过地方政府公共拨款来进行的，所以产生了很多不平等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因为教育归根到底将会为这个地方的发展做贡献，但是教育资金的来源和支出还是应该经过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这样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相同金额的教育资金。实际上，中国目前学到的是美国的经验和模式。中国其实应该借鉴一下其他国家的模式，从而使其所实施的筹资方式和财政拨款模式能够帮助解决教育系统中根本的不平等这样一个难题。不然的话，我们将不能够打破贫困的代际传播。我希望您能同意我的这个观点。 　　于建嵘教授： 我非常同意！ 您这个观点比他( 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的观点要先进。因为他是从美国来的，美国有些东西是不能学的。我到过法国，他们还是比较侧重于全民的教育。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差异性很大，而且有些地方政府的法治观念更差。中国的地方官员具有很大的私自的处置权力，他可以把建学校的钱拿去买小车、建大的办公楼。在中国，假如一位官员拿钱去建学校则是一种道德高尚的行为，是要受表扬的，而在有些国家这只是一种必须要做的行为。总之，我特别同意您刚才讲的这个观点，应该把这个观点在中国好好讲一讲，最好到中南海去讲。 　　联合国特聘专家： 谈到公民与社会的权利，我们曾经沿袭了很多古代哲人的思想，其中丘吉尔就说：“民主是各种统治手段中最差的一种”，而两千五百多年前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说：“民主是各种统治手段中第二差的一种，第一差的是集权主义。”今天回首，柏拉图的观点还是有一点道理的。柏拉图说，在民主社会，人们会因为民主体制而养成不良的饮食习惯。人们会受食物外表吸引吃些不健康的东西，比如今天的麦当劳等等。这是柏拉图对民主表面与本质区别的看法。 　　当我再次阅读哲人的书籍并审视今天的世界，让我想到了近几个月来的两个事情。(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贫富差距 权利均等化 社会公平 民主制度   

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进入专题 ： 信访制度    ● 于建嵘 （ 进入专栏 ）   　　 　　 导论 　　 　　我对信访制度的研究，缘于对上世纪90年代湖南农民组织起来维权抗争的调查。我发现，这些因承受不了沉重税费负担而奋起维权的农民，经常把信访作为一种“进攻性武器”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他们试图通过信访这种方式来借助上级国家机关的权力，以限制基层政府的掠夺行动。然而，结果并不象这些信访农民希望的那样。经常的情况是，他们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往往由于信访而导致矛盾激化受到打击；因此，他们就到更高一级的党政机关求助，也就受到更严厉的打击迫害，其中的许多人因所谓“非法上访”被劳教甚至判刑，也有人因此长期呆在北京为“上访是否违法”向中央讨说法而走上了不归路[1]。 　　这让我感到十分心痛和困惑。因为长期以来，中央的执政者都宣称信访“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2]，是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重要途径[3]。然而，在现实中，地方各级政府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更多的把信访看成是不稳定因素，是影响其政绩的对抗行为，而如何减少信访量是其最为重要的工作目标。从学术方面来说，虽然对信访制度的历史性演变其制度功能的研究有些成果[4]，但对于信访制度的实际效果却很少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更不要说对制度功能目标产生异化的机制进行追究了[5]。也就是说，执政者的政治性宣示和学术研究的不足，使我们无法解释信访的制度目标和现实绩效之间十分巨大的差异。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现实中的信访行为并不因制度失效而减少。从1992年起，全国信访总量连续11年上升，并在2003年形成了信访洪峰。据统计，2003年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1272.3万人(件)次公民来信来访，比上年上升4.1%，其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46%，国家信访局受理公民信访量上升了14%；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接待公民集体上访的31.5万批次，712万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了41%和44．8%，其中50人以上的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3．3%和39%，单批集体访人数达800余人，创单批次进京上访人数的最高记录。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公民来信同比上升20.2%，接待群众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4%和94.9%。如此严峻的信访形势迫使学界和政界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规模的信访洪峰？发展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 　　这让我意识到，在目前的体制下，信访也许正是观察中国政府与社会互动的重要窗口，因为普通老百姓唯有通过信访才能合法地向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政府表达意见，也唯有通过信访才能合法地对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政府表达意见。通过分析上访民众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诉求，可以相对集中地了解民情社意及其变迁，特别是可以感触到民众对于各级政府的期待和信任及其变化。同时，通过观察各级政府如何处理信访案件，特别是通过观察各级政府官员与信访人员的博弈，分析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上访民众这三方多方向、多层次的交互作用，也可以获得许多关于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信息[6]。 　　为此，我向有国家软科学基金申请了有关信访制度的调查的课题并获得了批准，并在此后获得了其它基金会的资助，开展了多项信访改革实验。本研究报告，就是这些调查和实验的过程和成果。我想回答的是，目前信访困境的制度性原因是什么，并试图解释中央执政者与地方党政官员对于信访功能的不同理解，以及参与信访的各方如中央执政者、地方政府和信访民众如何运用信访制度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信访制度变异，并为如何改革信访制度提出解决方案。 　　本报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04年有关信访制度改革的争论；第二部分是新信访条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是简单的结论。 　　 　　 一 、2004年有关信访制度改革的争论 　　 　　（一）2004年调查的基本结论 　　 　　2004年初，我所领导的课题组开始了信访制度的调查。此项调查包括对630多名进京走访者（主要是农民）进行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住“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通过调查，我们认为，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了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第一、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 　　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但由于信访机构并属于国家机关序列，这些机构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信访机构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各地信访机构的职能和权力及运作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而导致信息不共享，缺乏强制约。这样势必造成两种情况。 　　其一，由于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级上升0.3%，而县级却下降了2．4%；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46%，省、地、县直属部门增幅较少，有的还是负增长。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10.7%，接待群众上访的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20.6%、29.9%。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20.2%，接待群众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4%和94.9%。中央有关部门受理信访量直线上升，说明了信访者对中央能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还抱有一定的希望。而省、地、县一级已失去了或正在失去信访者的认同。这一点，从我们对进京上访的农民问卷调查可以获得证实。 　　表一说明，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在进京走访的农民心目中还有较高的地位，有49.5%的人认为党中央国务院还有很高或较高的威信。而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的威信已直线下降，其中，认为省级、市级、县级、乡级党政威信很高和较高的分别是较低或很低的分别为24.6%，4.5%，1.7%， 0.7%。 　　其二，由于信访机构林立，而缺少统领机关，各机构推来推去，信访人投诉无门，来京后不停地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的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其中主要有，国家信访局、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中纪委、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民政部等等。信访者在北京四处投诉后，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导致对中央的政治权威的认同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表二通过对56位第一次进京上访的农民在不同时期的对比性调查发现，刚进京上访时，农民对中央的认同是非常高的，认为“中央真心实意欢迎农民上访”的高达94.6%，而七天后则下降到39.3%。而认为“中央怕农民上访”的则从7．1%上升到58.9%；认为“中央会打击报复上访的人”从1.8%上升到60.7%。另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调查，有7４.２%的认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在内对他们所反映的问题“都推来推去”没有决心解决。一份在北京上访村流传甚广的署名为“亿万冤民者”的传单就称“想起国务院，好似阎王殿，外边是疯犬，里边是贪官”。从早几年听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质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一变化，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进京上访成为了中央政治权威流失的重要渠道。 　　 　　第二、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 　　现行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参与，也就是公民通过给国家有关机关写信或走访反映民情社意，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即所谓的“民意上达”。其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着各种诉求往往交错在一起，出现“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 　　其一，信访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出现了信访问题综合症，使信访机构承受了太大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那些进京上访农民来说，他们经常是作为当地农民的代表而出现在中央的信访机构的，他们反映的问题多而复杂。表三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的调查说明，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冤案之类的请求，而且关系到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信访者要求问题的复杂综合性，必然增加问题解决的难度。由于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权力，可信访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访部门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这样就势必把信访部门当成为了信访群众的直接对立面。 　　其二，从理论上来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为主要的形式。可在实践中，民众更多地相信信访这一行政救济手段并把其作为最后的希望所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地司法腐败导致公民不能得到正常的司法救济是其主要原因。在接受问卷调查的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401位在上访之前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占总数的63.4%，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有172位，占42.9％；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而判决其败诉的220位，占54.9％；认为法院判决胜诉了而没有执行的9位，占2.2％。其次，也与依靠“清官”为民作主的社会传统有相当大的联系。表四表明，有90.5%的是为了“把问题反映到中央来，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69.2%是为了“引起中央机关的重视，问题可以直接解决”，81.2%“也知道中央不会直接解决，但可以得到批文”。这表明，报警、求助和施压是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 　　 　　在一定的程度上，信访制度因具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治”思想这一基础，所以它作为一种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通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宽慰剂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 　　第三、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 　　现行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复均具有十分的随便意性。虽然在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基本原则，即根据来信来访提出问题的性质，按照各级各部门的职责、业务范围进行处理。可是对于如何确定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却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各部门均可以以各种理由相互推诿。而处理问题又要看领导脸色行事，靠上级批示。为了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各地还建立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这种领导体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主要责任，直管领导负直接责任，对因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领导不负责，发生较大规模的连续到省委、省政府集体上访或到北京上访，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客观地说，这种信访领导体制对各级党政重视信访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也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各级政府为了抑制住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众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自2003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访村”广为流传的一份署名为“全体上访人”的《上访人员上议书》就写道：“地方政府借用信访条例，滥用职权，欺压上访人员，用各种手段收容、遣送、关押、毒打，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上访人员问题得不到解决，人身受到伤害，精神受到摧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从课题组的调查情况来看，上述所列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信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