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他们的父母亲

作者: 魏英杰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父亲节那会儿,我就想写这个题目了。前段时间,看完季羡林儿子季承所著《我和父亲季羡林》,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啊。 这本书我本来不准备买的,而且看到书名就来气。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不可以把父亲大人的名讳摆在“我”的后面。书名写成这样,岂不是让季羡林成了“我”的陪衬,尊卑主次全颠倒了嘛! 看完全书,我却对这个名人的儿子有了一些同情的理解。季羡林名扬海内外,在儿子面前,他却也只是一个父亲。而从作为父亲的角度,他不仅谈不上伟大光荣正确,而且有愧于整个家庭。季羡林的家庭生活就是一个杯具。季羡林回国后长达十多年不接妻子一起生活,妻子死的时候没去送别,女儿、女婿死的时候也没去。按照封底文字介绍:“在儿子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 这个悲剧的最大缘故,就在于季羡林从小过继给叔父,受到歧视,娶的老婆又为长辈指派,再加上出国后长年孤独一人,因而性格扭曲,内心冷漠。所以,儿子、女儿都不喜欢看季羡林的文章,特别是看到那些充满感情的回忆文章,呕吐的心都有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季羡林,一个有着严重性格缺陷的大师。 这本书应当和于建嵘的《我的父亲是个流氓》(这是自传体小说),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放到一起读(网上都有)。据说老鬼的《母亲杨沫》也值得一读,但我还没看过。要说季羡林的性格是被传统家庭所扭曲的,李南央的母亲、于建嵘的父亲,却为“革命”所扭曲。例如前者,有读者评价:“一篇文章把人生,party史全部囊括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透过这三部作品,关键不是八卦谁的父母亲好与坏,而是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人生的阴暗处。这里推荐一把。 2010年6月28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魏英杰的最新更新: 宽带不宽心,费钱又闹心 / 2010-08-12 12:07 / 评论数( 8 ) 限价房政策对谁最有利 / 2010-08-11 18:18 / 评论数( 3 ) 航班延误总有理,什么思维在作祟 / 2010-08-10 14:15 / 评论数( 2 ) 那些拜倒在偶像脚下的偶像们 / 2010-08-07 12:00 / 评论数( 7 ) 世遗坐地起价捆绑了公众利益 / 2010-08-06 17:21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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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政权组织的困境及改革趋向的选择- sun的日志- 网易博客

于建嵘主张“撤销乡镇政府,建立自治组织;健全和强化县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充实和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中介组织;开放农会等农民利益代表组织。”“乡镇自治是一种社区自治,依国家法律的规定和本地方公共的意志,处理地方公共之事务”[5] 。就目前而言,乡镇自治面临着 …. 另一方面,建立和扩大有效的乡镇人民直接参与乡镇*的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使乡镇提供的服务满足辖区内农民的需求,让农民有表达偏好、监督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机制。通过双方不断的互动,使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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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在华的真实讲话

    在中国各大媒体上,赫然登着这样的标题“中德发布公报,德支持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看了这样标题的中国人,一定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德国支持欧盟通过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议。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访问期间,在此问题上,默克尔始终维护着布鲁塞尔的立场,并予以否定:“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达到所有条件都满足的地步。”她还表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还有待澄清,“我们必须能够确信,不发生歧视现象。”而且,如果中国对此采取相应措施,她将为达成“公平、目标明确的谈判”做出努力。 中国媒体刊载的中德联合公报第八款对此问题的表述是:“德方将积极支持欧盟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将与欧盟就此继续对话。”而德国中文媒体的表述则是:“德国将为欧盟承认中国的经济市场地位继续做出积极努力。中国将就这一问题同欧盟继续展开频繁对话。” “支持”和“继续努力”差之千里。谁更忠于默克尔的原意,大家业已是不言自明。 另据德国《时代报》报导,访问期间,默克尔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她曾指出两国企业的不同境遇,即中国企业可以很方便地进入德国市场,而德国企业在中国却不享有同等便利。默克尔还强调说,双方在经济领域还有很多重要问题需要澄清,比如知识产权保护、防止压价竞争以及制定合理汇率等。对此,中国媒体基本不见报导。 会见中国民间人士,探讨言论自由 7月16日,默克尔总理还会见了四位中国民间人士,探讨互联网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们是博客作家安替、法学教授贺卫方、于建嵘和崔卫平。四人在慨叹德国社会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向默克尔反映了互联网自由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尽管旅途疲惫,但默克尔仍认真倾听,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自然,这个部份中国媒体当然不敢着墨。 党校对话,上民主教育课 7月16日下午,默克尔来到了中共中央党校与毕业生座谈。中国媒体刊发的皆是中新社记者撰写的通稿。在这篇通稿中,作者写道:“从中德关系、中欧关系到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甚至还有个人问题,默克尔与四位中央党校学员坦率问答。既有犀利的机锋,更有轻松的笑声。”报导更多着墨在默克尔与学员就女性政治家的对答上。 而德国媒体的报导则侧重在默克尔是如何给党校毕业生上了一堂民主教育课上,这当然也在中国媒体中寻不到踪迹。 德国媒体报导称,默克尔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讲到了中德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我们(德国)一直有多个党派不停地公开竞争,有时这个党执政,有时那个党,这是由选民来决定的。”她还列举了德国不同党所代表的不同理念和人群。而中国始终是同一个党执政,对此默克尔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党能够做到四、五个党派共同做到的事吗?”“一党专政长期下去能行得通吗?” 德国《南德意志报》认为默克尔这样阐述民主理念很有策略,既没有指责也不挑衅,而是用友好的提问,让在座者去深入思考和回味。 此外,对于有学员询问欧盟不久是否可能取消对华武器禁运时,默克尔同样给予否定回答。她表示,这事关中国的国内局势,与国内的人权状况和百姓权益密切相关。同样,这样的对答也被“和谐”了。 “被和谐”了的默克尔中国之行的报导再次印证了中国媒体是如何为政治服务,如何蒙蔽中国百姓的。很有意思的是,访问期间,默克尔与温家宝还一起参加了“德中论坛”发起的媒体角色的对话活动。 在座谈中,中方对德国媒体的中国报导尤表不满。温家宝希望媒体“多报导德中两国友谊和合作的光明面”,而默克尔虽然也强调要“促进相互理解”,但却明确指出为何双方在媒体的争论中没有交集。因为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下媒体的作用有很大不同,在民主体制下,媒体应该是“批评性和调查性的”。 看来,想要中国媒体不再隐瞒事实,并成为“批评性和调查性的”媒体,还需从根本制度上改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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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国领导人并不像表面上那般自信”

“中国领导人并不像表面上那般自信” 20.07.2010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作为知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曾对中国司法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一些重大社会事件提出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在北京访问期间,同中国公民社会代表进行了会面,贺卫方也是其中之一。 德国之声:贺卫方教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的时候会见了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您是其中之一,你们谈到了那些话题? 贺卫方:其实有点像聊家常。她很关注在座的四位每个人都在作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受到怎样的限制等。像崔卫平教授比较关注公民社会的发展,包括民间与政府的沟通,以及西方一些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于建嵘教授是研究中国底层社会近年来比较有促成就的一位学者,我个人对司法改革和宪政建设比较关注。 德国之声:您感觉她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愿意更多了解? 贺卫方:对知识分子目前在中国的处境、他们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她比较感兴趣的。当然她也感兴趣我个人到新疆去执教,新疆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个人为什么去,也作了一些了解。 德国之声:您在接受《新苏黎世报》采访的时候谈了您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看法。您认为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像他们对外表现得那么自信。 贺卫方:对。我觉得如果真正深入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就会知道,其实中国的问题太多了。包括民主制度的建设没有走上轨道,使得领导人其实未见得有他们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 德国之声:西方现在有一种”民主危机论”,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受到了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的挑战。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贺卫方:就我所了解的西方知识界和媒体的情况,我觉得其实知识分子总会从各种角度对他们的政府和一些社会弊端提出批评,包括不断地说他们的社会存在着危机。我想这可能是周期性出现的一种思潮,一点不奇怪。大多数质疑西方民主或现行体制的人,可能很少有机会深入到中国的腹地,了解中国农民、维权人士的具体情况和处境,包括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基础上的。也许所谓8%的增长率有时候很可以让许多人感觉到这好像是一个奇迹。 德国之声: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看似乎的确很成功,而西方民主社会的民众看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富裕水平受到了威胁,这是让很多人感到无奈和困惑的。 贺卫方:判断一种制度如果仅仅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效率上,或者某个时间段的经济发展效率,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对社会评价的标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人们的自由能不能得到保障,是否有健全的法制,政府的权力是否受到严格限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被短时间内的一种所谓经济奇迹搞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 德国之声:在和默克尔会面的时候您建议她,在下次中国领导人访问德国的时候带他们去参观宪法法院。她对这个建议有什么表示? 贺卫方:(笑)她说很好很好呵。 德国之声:中国领导人从德国的宪法法院能看到什么? 贺卫方:我觉得宪法法院是能让一个社会获得良好的秩序,同时又能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机制。一个社会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冲突,会出现某些立法违反宪法的情况。如果这些冲突得不到一个稳定的、公正的解决,法律之间相互打架,社会就无法实现所谓的稳定,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我想这是卡尔斯鲁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能给我们的最大的教益。 采访记者:叶宣 责编: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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