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

作者: 杨支柱    2011-10-06 22:45 星期四 晴 　　 　　梁中堂 　　 　　 谨以此文献给即将召开2011年年会的中国人口学会。 　　 　　 　　 　　——题记 　　 　　 　　 　　这本来是前面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小题目，有必要将它扩充为一篇单独的文章。因为，人口学作为原本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仅仅限于对人口过程和现象的描述；如果作为探求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规律的科学，因为现代社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决定人口发展的各种经济社会因素未能得到足够的展现，所以还无从认识。特别是因为现阶段的人口过程充满了各种利害关系，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因为利益、立场和出发点的差异，对同一个人口问题往往都会做出迥然不同的、甚至于截然相反的解释，更增添了认识的复杂性。为此，人口学现在还仅处在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譬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现代医学等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襁褓中。在目前国内外的学科设置中，人口学还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除了我们国家这30年来人口学和人口学家大行其昌以外，国外很少有人会以人口学家的身份现身于大学讲台和科学论坛的。相反，比较严谨的学者往往都把自己的工作仅限于以深厚的学科背景为支撑譬如从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等学科出发研究、阐释和描述已经发生的人口现象，模拟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的众多学者中，竟然没有一位聪明人以人口学家或者其他什么科学家的身份起草一份人口发展报告建议政府推行某种使自己国家更加强盛的人口生育政策。 　　 　　但是，与国外不同，在新中国，自从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以后，这样的人口学家和所谓的其他什么家的大师却大有人在。1980年2月，七机部设计火箭轨道工程技术的宋健反串人口学领域，以“百年预测”的所谓科学成果论证当时正在全国推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中国必须接受的最佳选择。凭借数学功底做控制论专业的宋健是在国门初开的1978年欧洲之行中才知道国外用控制论方法测算未来人口的。回国后，他把从国外同行那里得到计算人口的一大摞资料甩给年轻的李广元，算是这一帮搞数学的人开始接触人口问题的研究。但是，即使从1964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算起，也已经15年没有普查数据了。更何况在此之前的人口普查和统计都与现在的人口统计学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那时根本没有宋健从欧洲带回来的资料中的数学模型所需要的人口数据和相关指标。李广元主要从公安部得到一些与户籍相关的人口资料，就开始了他们的人口测算。一年以后，终于搞出了一个按照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那时中国的人口统计中还没有这个指标和数据）分别为1.0、1.5、2.0、2.3、3.0等5种假设情况下的“百年人口预测”。因为这些搞计算机技术的人无法把计算出来的情况写成像样的文章，就又找到了1979年4月刚从教育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两方面的人1980年1月走到了一起，2月13日就向社会宣布重大的“百年预测”结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人口问题首次对我国未来100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作为大号、黑体的通栏标题，发表在14日的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鼓吹“当务之急是尽快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向‘一胎化’方案过渡”。针对2个多月前我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一胎化”会导致中国人口迅速走向老化的观点，文章反驳说，本世纪内不会发生老化，下个世纪头20年这个问题也不严重。“在比较遥远的将来，人口老化问题真正出现以前，完全可以根据科学预测，及早地调整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把人口发展相对稳定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上。所以，我们毋须为将来的人口老化而担心，更不必为中国未来人口减少而多虑。”由于“一胎化”政策造成很尖锐的社会矛盾，1982年2月，邓小平－胡耀邦体制确立后，中央出台了以农民“女儿户”为重要内容的现行的生育政策。上个世纪80年代，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做地方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要求把“一胎化”的生育政策调整到现行生育政策方面。已经担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和他的那一帮人对此百般抵制，不断给邓小平写报告，反复标榜自己使用的“国际公认的”科学方法表明只有“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才是中国的选择。1986年，我在提交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讨论会”的一篇论文《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中反驳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公认的”科学预测方法，人口预测仅仅是那些测算的人设定的一些条件下的人口发展大势。我在文章里还引用了30年代4位科学家对瑞典的人口预测和7位科学家对美国的人口预测，说明从来就没有谁的预测真的准确过。（该文收录在1988年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人口理论、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一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该书第218、219页看到这两个图） 　　 　　我们且不说更多的细节，就说这帮人都是刚开始接触人口，从没有任何知识积累所以是从零开始，第一，没有西方控制论测算人口的数学模型所匹配的数据和人口统计指标。第二，宋健小团体反串人口学从事人口测算的历史满打满算也只有一年多点的时间。第三，田雪原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第四，搞数学的宋健小团体和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合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帮人敢对社会说他们的计算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科学成果。请读者自己判定，一帮从其他学科反串进入人口学领域，把用极不匹配的数据的计算称之为科学研究结果，并且要老百姓去实践他们的计算结论，这样的人口学家（如果接触人口问题不到一年就可以称之为人口学家的话）与江湖术士有什么区别？ 　　 　　更有甚者，明明早在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就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订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包括法律的和经济的办法，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6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6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给来自全国的高级干部讲计划生育课，两次提出“一胎化”的词句，要各地干部现在就打电话回去，实行战略重点的转移。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讲课的新闻报道题目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1979年12月，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讲话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1980年1月9日，陈慕华在军事科学院的报告中要求“从现在做起，按农村百分之八十，城市百分之九十夫妇一个孩子”。2月3日，陈慕华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单位召开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又说，“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只有逐步做到城市百分之九十五、农村百分之九十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够控制在十二亿左右。” 　　 　　这些情况都说明，早在宋健1980年2月13日出现以前，陈慕华就已经不遗余力地为“一胎化”政策工作了将近一年了。明明是这帮在那时还不起眼的一帮舞文弄墨的书生向陈慕华的“一胎化”政策上靠，可是，随着时间的流淌，最近20年，宋健田雪原等人逐渐把历史说成是他们先有了一个百年预测，提出了“一胎化”，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受他们的诱导，美国的人类学家Susan Greenhalgh还写了一本在国外很有影响的书，说中国这次人口决策因接受国防科学技术专家的意见，改变了那种说我们国家是长官决策的认识。该书出版以后，宋健以沉默的态度认可这一说法，田雪原还不断撰文加固这一误导性的认识。按照这样的做派，把这帮人与江湖术士联系在一起其实还不够确切，简直就是江湖骗子。 　　 　　还有，进入新世纪以后，由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牵头搞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原国务委员宋健在内的，囊括了许多两院院士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蒋正华与宋健有比较接近的学科背景，只不过所出身的西安交大属于地方军，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进入人口学领域的时候，最多属于宋健的跟班，被宋健及其嫡系的那帮人看不起。现在因政治身份当了名义上比宋健大的大官，就又当别论了。2004年，蒋正华异想天开要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的所谓人口发展战略，少不了要做人口测算。在此之前，2000年10月1日，我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国务院人口普产办公室根据10月5日初步汇总的全国人口不到12亿的结果，立即决定停止预定的普查程序，要求全国的普查员回头再做一次“补查漏报”工作。经过将近20天寻找遗漏人口，全国总计为12.4亿。即使如此，这个数据比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底的人口数还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还少300多万。为了与此前公告的人口数据衔接，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又增加了2000多万，公告我国总人口12.6亿。本来，人口普查是由中央政府领导的一次权威的独立的人口调查。可是，这次普查期间违犯普查程序安插一个“补查漏报”和最后空降2000多万，显然都是用1999、1998年等平时的人口动态检测来影响和决定人口普查。蒋正华数学学科背景和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在印度学习人口统计当然应该懂得人口普查和调查应该遵循中立和独立原则，当然懂得这是一次失败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无法使用。如果做人口战略研究，计算未来的人口究竟该用那个数？国务院公告12.6亿，应该说是国家认可的我国人口总数。但是，这其中有2000多万属于空的，没有具体的性别、年龄以及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是无法拿来做测算使用的。用12.4亿？国务院普查办公布全国人口数为12.6亿就直接否定了12.4亿，也是不可使用的数据。还有，测算人口数据必须确定妇女生育率，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普查前一年的妇女生育率为1.22，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太低，不真实；除此之外，其它数据由都没有权威性的调查支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使用1.8-1.9，都只是一个估计的数据。所以，如果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应该知道不具有作战略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蒋正华竟然敢做这个课题。当时的国家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还号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部门动员全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都来做这个题目。2004年6、7月份，我那时还在山西省政府所属的一个单位工作，一次由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召集的会议上，我讲述了因为上述的理由根本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蒋正华这样做是欺世盗名和明确拒绝参加这项研究。2006年春节前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上，我在发言中再次申述上述理由，并说我将拭目以待，看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怎样做这个课题。一年多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竟然真的做出来了。整个课题报告可以不交待计算的数据怎样来的、具体如何处理，但可以有发展目标，有要求今后30年继续把妇女生育率控制在1.8，有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建议，等等。据说，该课题递交中央后，成为编制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基础。一个不具备测算条件的所谓“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糊弄国人的。 　　 　　根据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即使没有人口统计学知识的读者也完全可以自行判断出来，近30年来在我国似乎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人口测算恰恰都是根本不具备人口统计学计算要求的基本条件而由当事人瞎糊弄出来的结果。我之所以说“似乎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这种影响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即使完全按照人口统计学的要求条件经过人口统计学家（简称人口学家）很严谨地测算是一回事，人口发展的实际过程又是一回事。不用说那个在人口学家的电脑里或者被打印在纸上的东西纯粹是按照人口学家的假设条件计算的结果，就是客观的人口过程就竟是怎么一回事现代科学还根本没有弄明白。不错，如同每一滴水珠汇总为一条江河或大海一样，各个家庭的人口实践也最终演绎出全社会的人口过程。但是，与那个可以直接从江河海洋分离出无差别的水珠迥然不同的人口过程除了化学的、物理的运动以外还有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过程，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会涉及有利害关系的不同集团和处于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各个家庭，以及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这样，那个总是处在运动状态的总人口过程和千百万社会条件都不相同的家庭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必然联系却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还无法解释的问题，从而各个家庭的具体生育和社会总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人类还根本没有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他们的人口学都没有想管制自己的老百姓生孩子的原因），我们国家却出现了两位大科学家，一个宋健和一个蒋正华，竟要求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所谓“科学计算”去生孩子。宋健蒋正华，一丘之貉也。两人除了一个先有了伪装的科学计算从而获得政治地位和一个先有了政治地位从而拥有了伪装的计算似乎有所不同外，在欺世盗名的手法上连一丁点的创造都没有。由于成长于乱世之中而又不自律，就既缺失了传统文化中“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忧其民”的士大夫风尚，又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熏陶的职业操守。宋健蒋正华似乎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却迷恋官场仕途和习作无德政客的那一套作派，无法从已有的知识升华出独立的科学品质从而获得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所以才会沦落为江湖术士一般把所有之技当作骗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上篇博文《自由生育权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是直接根据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社会的公约所约定的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推导出来的命题。从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产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标示，人权理念和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与此同时，现代人权理念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建设现代文明和法制社会的基本考量。人权，按照恩格斯的理论，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超越了民族国家范围的、普遍的自由和平等权。在现代社会里，人权问题是一个无论现代国家或者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都只应该予以尊重和保护。这本来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经我叙述和归纳的命题又如此简洁、明了，还是遭到反对，充分说明在这些人的心灵中根本就没有放置人权这一概念的土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平等和人权观念的时候说，它们“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我国一般平民（我相信那些达官显贵们是不屑于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的）对人权的无视和淡漠（达官显贵们持这样的表现倒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政府过去对这一类问题认识的偏颇从而在现代人权观念在全世界都有了极大普及的那个刚刚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对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和民众给予人权理念的教育，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说的“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来衡量表明我们国家还处在相对较低的历史阶段里。与我国经济社会落后相适应的是，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总体来说也都还是落后的。但是，相比之下，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的领域倒是一个相对超前的一个学科。说其超前，也并不是学术水平比国外先进。因为国内连比较接近我国人口实际的数据都没有，即使是有作为的人口学者也都只能像学生习作那样在那里假数真做，所以，其学术水准也是无法与国外先进相比的。但是，30年来，因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为我们培养了一批人口学家。现在主要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口研究机构的重镇，其领军人物基本上都是海归，在国外受到过多年的系统教育。即使个别国内培养成才的骨干，只要身处部属高校的人口研究机构或者国字号的研究单位，也都有许多的机会出国交流或者做访问研究。所以，中国的人口学家都了解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国家实行由政府决定国民生育的计划生育制度，知道大量国际公约明确规定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懂得生育行为作为人权是一个不容许讨论而必须尊重和保护的问题。过去，我国政府不允许公开讨论生育政策，大家只好在计划生育体制内寻求相对合理和宽松的办法。现在，当停止计划生育的民间呼吁日渐高涨的情况下，现代知识分子应该与人民站在一起督促政府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相反，如果还在那里编造各种精巧圆滑的理论和制订一些所谓“逐步完善、分步放开”之类的所谓狗屁规划而让人民持续承受不合理政策的折磨，那就失去了做人的底线。 　　 　　 2011年10月6日 　　

雅虎学堂汇总页： http://news.cn.yahoo.com/xuetang/ 雅虎学堂第六期： 你被课本欺骗了多少年 http://news.cn.yahoo.com/meidebangjia/   《朱德的扁担》：一根扁担里藏政治 作为新中国启蒙教材的著名篇章。长久以来，《朱德的扁担》成为了全体中国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朱德的扁担》叙述了一段小战士为了阻止朱德亲自挑粮而藏扁担的往事。由于其内容的真切、感人，被收录在 1958 年出版的《星火燎原》中。随着《星火燎原》书系的热销，《朱德的扁担》一文也很快传开。这篇同名短文与其他 35 部作品也共同编入了当时的小学课本。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随即成为政坛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1967 年 2 月，当全国各地小学生结束寒假，重新步入课堂时。老师们翻开书本时惊奇的发现，新版《红小兵》课本中原来题为《朱德的扁担》一篇的题目已经改名换姓成为了《林彪的扁担》。而内容上除去把 “ 朱德 ” 换成了 “ 林彪 ” 其他全无变化。 数年之后，林彪事发，《朱德的扁担》再次出现在小学课本中。一条扁担，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被改换姓名，出现在两代中国儿童的记忆中。 真相如何： 政治对教材的影响绝不仅此。新中国第一批教材中，选取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作品。朱德的《母亲的回忆》曾让编辑们好生为难：标题有歧义，到底是谁的回忆？叶圣陶无权拍板，最后在请示中央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中，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 “ 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 。可惜那样的时代不允许帝国主义代表享有如此正面的评价，只能是 “ 别了，司徒雷登 ……”……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谁给阶级兄弟投毒了？ 入选多个版本语文教材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曾经感染、激励数代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它是一段 “ 千里救急 ” 的故事： 1960 年 2 月 3 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 事件发生后， 2 月 6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报道中毒事件时，将这一事件上升为 “ 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 ” ： 阶级友爱，情深似海。在我们中间，一个人发生困难，就有上百、上千、上万个素不相识的人，热切地向你伸出手，不遗余力地帮助你 …… 但是，六十一个农民工为何集体中毒？投毒者又是谁？这个事件的内幕和当事人的命运，却被刻意抹去了。 背后隐情： 投毒者名叫张德才。他本是太原钢铁厂的一名工人，老实本分，但肃反运动袭来时，这个曾在建国前替 “ 反动政府 ” 当过差的中年人，失去了工作，进了劳改所。之后，因表现很好，他成了排长。但再后来，他的 “ 罪恶历史 ” 又被揭发出来。一场接一场的批判会，张德才被定性为 “ 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 ” 。被批臭后，张德才想为女儿买双鞋都借不到钱 …… 《草原英雄小姐妹》：阶级敌人怎能当英雄？ 1964 年 2 月 9 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成就了两位家喻户晓的英雄 ——“ 草原英雄小姐妹 ” 。蒙古族少女龙梅和玉荣，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为不使生产队遭受损失，两人始终追赶羊群，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她们的英勇事迹，被誉为 “ 草原英雄小姐妹 ” 。 经过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立体式传播，小姐妹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小英雄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关于英雄背后的英雄，课文中是这样写道的： “ 这时候，铁路工人王福臣叔叔发现了她，连忙把她带进屋里，用雪搓她的双手。过了一会儿，龙梅暖和了些，才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 ‘ 公社的羊 …… 还有妹妹 …… 在山坡上 ……’”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福臣，仅仅是一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和事后照顾者，救助小姐妹的另有其人。这个救人英雄为何被冷藏呢？ 背后隐情： 几十年后，不为人知的往事被人逐渐披露：原来，真正救助小姐妹的是一个名叫哈斯朝鲁的中年男人。多年来他被冷藏的原因，和他的身份密切相关 —— 他是一名 “ 阶级敌人 ” 。哈斯朝鲁 1957 年被认定为 “ 右派 ” ，成了劳改犯。他的劳改地点是茂旗草原。 1964 年，正是在这片草原上，哈斯朝鲁救了 “ 小姐妹 ” 。但是，在当时劳改犯是阶级敌人，怎能是救人的英雄？于是，救人的主角替换成了王福臣，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 《小二黑结婚》： “ 被圆满 ” 的情杀案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追求爱情自由，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产生矛盾。在边区政府的做主下，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2006 年，作家赵树理百年诞辰。这年 3 月，《大众收藏报》举办收藏品拍卖。在征集的拍品中，发现了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民国 32 年 (1943 年 )6 月 5 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鉴定，这张泛黄的纸片，竟是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 …… 背后隐情： 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 —— 民兵队长岳冬至和妙龄女孩智英贤倒也的确是追求恋爱自由的 “ 进步青年 ” ，不过两人却被定为 “ 乱搞男女关系 ” 。忽然有天，小二黑岳冬至死了，吊在离家不远的牛圈横梁上。根据后来判决书所言，岳冬至是被谋杀，凶手则是四名村干部，他们中的三位与智英贤也有微妙的情感关系，因而 “ 争风吃醋，怀恨在心 ” 。 那些文学作品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 那些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 很多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其背后的真相往往触目惊心 文 | 本刊记者 谈乐炎 “ 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 是有人故意投毒；以自由恋爱闻名的 “ 小二黑 ” 是因 “ 乱搞男女关系 ” 而死；当年救助 “ 草原英雄小姐妹 ” 的另有其人； “ 周扒皮半夜鸡叫 ” 只是文学虚构 …… 很多文学作品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其背后的真相往往触目惊心。 “ 被选择 ” 的投毒事件 入选多个版本语文教材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曾经感染、激励数代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它是一段 “ 千里救急 ” 的故事： 1960 年 2 月 3 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六十一个农民工为何中毒？投毒者又是谁？ 1997 年，平陆县纪检委干部李敬斋写了一本名叫《跨越时空的真情》的书，他在书中披露不少当年中毒事件的内幕。这些细节，被很多敏锐的媒体捕捉，其中就包括《国家历史》杂志的记者杜兴。 杜兴开始搜寻当年的历史资料和当事人，逐渐摸清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事件发生那年，正是大跃进期间，河南地区在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个浩大的工程使得黄河两岸的近 30 万人背井离乡。而后来中毒的那些农民工，此时正在平陆修筑公路，以方便移民通行。 就在此时，中毒事件发生了。 1960 年 2 月 2 日，收工后的农民工在晚饭后，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有人开始呕吐。于是有人惊呼： “ 咱们中毒了！ ” 之后，就像《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描述的，各方力量 “ 千里救急 ” ，千方百计找药送药。可不为人知的是，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从立案到侦破，仅仅用了 8 个小时。投毒者名叫张德才，当天下午两点多，趁进伙房打开水的时候，偷偷将两块砒霜扔进饭锅。 张德才为何要投毒？张德才本是太原钢铁厂的一名工人，老实本分，但肃反运动袭来时，这个曾在建国前替 “ 反动政府 ” 当过差的中年人，失去了工作，进了劳改所。 之后，平陆修建公路，张德才这个 “ 戴罪之人 ” 被送了过来，随后的日子，他表现很好，居然升做了三排排长。但再后来，因为有次没听到上工哨子，睡过了头，张德才的 “ 罪恶历史 ” 被一股脑揭发出来。 一场接一场的批判会，张德才被定性为 “ 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 ” 。在一次最为漫长的批判会后，张德才产生了报复的想法，而报复的对象其实只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在当地公安局保存的张德才的供词里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张德才产生报复想法后，也犹豫过，但有天，他突然想起了女儿。他决定为女儿买一双小花鞋，可口袋里没有钱。他只好向民工们借钱，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被批臭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 “ 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仝仁明造成的！ ” 投毒事件发生后，本地媒体一直没有报道。直到那一年的 2 月 6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中毒事件时，换了一个角度，将这一事件上升为 “ 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 ” 。随后，平陆本地媒体开始跟进。再之后，即 2 月 28 日，《中国青年报》那篇日后被编进教科书的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出炉。一同刊出的，还有一篇同样很长的社论，题目是《又一曲共产主义凯歌》。 “ 被翻转 ” 的悲喜结局 如果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史实 “ 被选择 ” 地截取了片段，那么有时，文学作品甚至可以将现实进行 “ 悲喜翻转 ” 。 2006 年，作家赵树理百年诞辰。这年 3 月，《大众收藏报》举办收藏品拍卖。在征集的拍品中，发现了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民国 32 年 (1943 年 )6 月 5 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鉴定，这张泛黄的纸片，竟是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追求爱情自由，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产生矛盾。在边区政府的做主下，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然而，真正的事实是：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 —— 民兵队长岳冬至和妙龄女孩智英贤倒也的确是追求恋爱自由的 “ 进步青年 ” ，不过两人却被定为 “ 乱搞男女关系 ” 。忽然有天，小二黑岳冬至死了，吊在离家不远的牛圈横梁上。调查案件的警员来到村子，同时赶来的，还有赵树理，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作家，全程参与了审讯。 最终， “ 真相大白 ” 。根据后来发现的那份刑事判决书记载，岳冬至是被谋杀，凶手则是四名村干部，而这四人，为何要对岳冬至下此毒手？是因为，他们中的三位与智英贤也有微妙的情感关系，因而 “ 争风吃醋，怀恨在心 ” 。 这样的结果，让一直参与调查的赵树理感慨良多。他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大团圆式的喜剧。 人们记住了虚构的小二黑，却几乎忘记了真实的岳冬至。即便在他的家乡，如今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只有小他 3 岁的村民康金全，在偶尔被问起旧友时还可吐出几字： “ 冬至？不赖。 ” 至于小芹智英贤，在案发当年就被父兄送回了河北武安老家。 其实，已成定论的 “ 情杀案真相 ” ，当年是被一些村里人质疑过的。有人认为，哪里是什么情杀案，不过是智英贤的两个哥哥无意间打死了岳冬至。而智家兄弟中的智魁元，差点就受到公安人员的调查，但他当年参加中央军走了，差不多 3 年后才回来，此事不了了之。 “ 被代替 ” 的救人英雄 相对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的 “ 被选择 ” 、《小二黑结婚》中的 “ 被翻转 ” ， “ 英雄草原小姐妹 ” 的故事真相，或许也有一个名字可对应 ——“ 被代替 ” 。 1964 年 2 月 9 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成就了两位家喻户晓的英雄 ——“ 草原英雄小姐妹 ” 。经过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立体式传播，小姐妹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小英雄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 关于英雄背后的英雄，当时媒体是这样报道的： “ 这时候，铁路工人王福臣叔叔发现了她，连忙把她带进屋里，用雪搓她的双手。过了一会儿，龙梅暖和了些，才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 ‘ 公社的羊 …… 还有妹妹 …… 在山坡上 ……’”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福臣，仅仅是一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和事后照顾者，救助小姐妹的另有其人。几十年后，不为人知的往事被人逐渐提及：先是龙梅、玉荣在电视中回忆当年情景；之后，学者李新宇专门撰文讲述此事。原来，真正救助小姐妹的是一个名叫哈斯朝鲁的中年男人。多年来他被冷藏的原因，和他的身份密切相关 —— 他是一名 “ 阶级敌人 ” 。 其实，哈斯朝鲁不过是个读书人，曾经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 1957 年被认定为 “ 右派 ” ，成了劳改犯。他的劳改地点是茂旗草原。 1964 年，正是在这片草原上，哈斯朝鲁救了 “ 小姐妹 ” 。 但是很遗憾，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的运动，在当时正渐进高潮，劳改犯是阶级敌人，怎能是救人的英雄？于是，救人的主角替换成了王福臣，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更遗憾的是，哈斯朝鲁不仅没做成英雄，为配合宣传，他还被安上了 “ 偷羊贼 ” 的帽子，被痛斥为反动牧主，破坏分子、阶级敌人，甚至是企图对英雄姐妹下毒手的罪恶分子。哈斯朝鲁开始被反复批斗，关入监狱，提前释放后一家成了黑户。 多年后，历史终于还哈斯朝鲁一个清白。其实哈斯朝鲁倒也还算幸运，毕竟等到了被认可的一天。而有些人，却要永远抱恨黄泉。 很多人知道，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第九章《半夜鸡叫》中，塑造了一个绰号为 “ 周扒皮 ” 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而周扒皮的原型地主周春富，在他的家乡，年纪大的人都知道，是个挺 “ 厚道 ” 的人。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记得： “ 农忙的时候，好吃好喝不说，还给工钱。 ” 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认为，周春富 “ 从不闲着 ” ，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和长工一样，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 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 ” 上世纪中期的那场 “ 土改热潮 ” 开始不久， “ 阶级敌人 ” 周春富在一次批斗会时，被打死。 有人说，文学作品如历史长河中的一粒粒尘埃，微小却也会掩埋某些真实。当我们抹去灰尘时方才发现，那些隐于历史暗角的 “ 真相 ” 往往让我们掩卷长叹，心情复杂。 ( 责任编辑：文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