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国格

原文地址： 怨恨为什么在今日中国普遍存在 作者： 土车阿里         怨恨为什么在今日中国普遍存在        在今天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家激烈地诅咒体制的不公平、各种各样的“拼爹”规则；另一方面，又竭力地适应体制法则，拼命要往上挤。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只相信关系人脉，一旦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肯定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水平不够，一定是关系不如人，“恨爹不是钢”，然后更激烈地诅咒社会的不公正。在知识分子当中，在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存在着怨恨。然而，这种怨恨的对象，并非针对体制本身，而只是权力的操控者，其实，怨恨者和体制本身，在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怨恨者与怨恨的对象、共享着一套共同的的价值标准。之所以产生怨恨，只是因为体制没有容纳他，让他有获得利益的空间。而怨恨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想办法来改变体制、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而只是希望自己更能适应体制、往体制的金字塔顶端爬升。但金字塔形的体制的顶端是没有尽头的，上了一个层次会产生更高的欲望，与更上层的既得利益者比较，又会产生更大的不满足，因此怨恨会更加深一层。因此，在体制内部，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同一类人：怨恨者。体制会让你成为一个永远的怨恨者，伴随你的一生，漫无尽头。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体制化和大学的行政化等对学术自由的压抑。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依托于公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大都是属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那么现在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进程意味着什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体制化的思考很有参考价值。     什么是体制化，简单地说，就是一套官僚化的管理制度，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叫做科层管理。马克思·韦伯讲，资本主义有两个秘密，一个是会计制度，就是计算成本、投入产出。第二个就是非人格化管理的这个科层管理制度。这套东西中国人过去是不熟悉的，中国过去有的是士大夫官僚制，它的背后是博雅之学在支撑它，它有一套儒家信念的，更多的是一套礼治。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向国际接轨的名义被引进中国。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它的管理模式已经被普遍化，无论是企业、事业、政府机关，还是大学、中小学，皆以此为运行模式。中国的大学自引入这套考核评价体系之后，现在这套体制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考核都是以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名义，。每个人在选拔、晋升等过程中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量化考核指标，遵循的优胜劣汰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之中，学术共同体内在的标准被完全取代，而代之以一套量化的、形式化的指标，比如发了多少篇权威刊物、核心刊物文章、拿了多少课题项目、得了什么层次的奖项等等，它是“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特别是“去学术化”的，与有多少学术内涵、创新价值无关，只是一个外在成功的标志。     这个体制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整个学术生产的资源与分配，都在体制里面。这个体制掌握了整个知识生产、学术生产的绝大部分资源，而这个体制指的是行政意志，上到教育部，下到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完全由他们来操控，即使有专家评审，但评审的标准和最后的裁断权却不在专家手里，现在常常还出现这样的情况，专家投票的结果竟然还对专家保密，美其名曰是怕专家泄露消息，实质是更方便行政意志的黑箱操作。 　　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你几乎无法超越这个体制，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身家性命”，你的荣誉、社会身份，收入多少和职务升迁，都与之捆绑在一起，几乎是“天网恢恢”、无所逃避于其间。      1980年代，中国人还不太了解学术生产体制是什么样子的，官僚们更多地是以意识形态、而非形式化的条条框框管理大学。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代大学体制没有什么钱吸引老师，老师们业是普遍的清贫，但知识分子却因此获得了自由。因为体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对人的压抑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左倾余毒。而且那个年代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还健在，他们一言九鼎，学术上好与不好的标准取决于权威的判断。那个时代的知识界，还不是靠形式化的东西来评判学者，虽然意识形态不断干扰着学术的内在标准，但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和法则的。即使你不服从，只要你将本职工作做好，还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在80年代，人们在精神上、心态上也放得很开，即使有很多压抑，但大家对国家和个人的未来似乎充满信心，人的物质欲望也不那么膨胀，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我称之为是一个“后理想主义的时代”。一个人有了一些超越个人的大关怀，有时候也就不那么将个人的利益得失太当一回事，相信国家好了、个人的前途也会水涨船高     真正的变化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如今体制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压迫性力量，管理阶层像资本家一样，相信人都是懒惰的、自私的，需要一条鞭子不断在后面抽，让他们勤奋起来。于是所设计的体制规则一是奖勤罚懒，二是优胜劣汰，三是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四是赢者通吃。简单地说，拉开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档次距离，形成一个金字塔，最上层的享受蛋糕中的大部分，而让底层的去分残羹剩饭，这样，就可以利用人性中的贪婪和虚荣，拼命往上挤，按照体制的标准和逻辑，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学术GDP。     这套严酷的学术生产体制如今对大学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构成了致命的生存压力。虽然这套体制像高考一样，表面是客观的、公平的，量化指标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否可以在权威或核心刊物发文章，是否可以拿到项目课题、是否可以获奖，最终还是取决于人，而这个人，一定是拥有权力的。于是，不少学者的心思不是在做研究上，而是如何去“攻关”、拉关系、走后门。前不久媒体披露的湖南高校职称评定当中评委公开索贿事件，便是一个例子。当一个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当学术自身缺乏自主性的时候，这个体制必定会产生结构性的腐败。而腐败哪怕是个别的、局部的，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普遍的全局的，人们不再相信体制的公正性，而只迷信权力。于是，拼爹、拼关系，成为一套人人信奉的潜规则。    特别如今，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那里，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体制都不满，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弱势群体，皆是牢骚满腹。私下聚会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到了慷慨激昂、愤世嫉俗、涕泪俱下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大部分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拼命适应这套体制、实践这套体制、按照这套体制的规则来生活。很少有人试图去抵抗这套荒谬的体制。于是，这套体制就像荒谬的高考制度一样，人人不满，却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十年之后，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在体制内部谋生的人，也越来越觉得在体制面前的无可奈何和个人的渺小。     更要命的是，这套荒谬的体制不仅是外在的宰制性力量，而且已经内化了，成为了许多学者的内在价值标准。衡量一个老师学术的能力，不再像过去那样，从学术的内在尺度评价他的研究成果质量，而只是看外在的指标：文章是发在哪一级刊物？项目是省部级还是国家级？获奖是一等奖还是三等奖？研究报告被哪个级别的部门所采纳、哪位首长有过批示？老一代的学者还好一点，还残存一点过去的学术标准，我发现在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价值，只会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自我评估和看待同行。这种体制的内在化是更悲哀的，纵然对体制有诸般不满，但体制的价值和标准却已经成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最终使得自我异化。     一开始可能有痛苦的的感觉，但久而久之，当体制被内化之后，人们便被洗脑，从痛苦走向麻木，这就是体制内化的效果。体制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内化。这个内化，就像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那样，用我的说法是“自觉而不自愿”，也就是说，在意志上，是被迫的，并非心甘情愿，但似乎没有选择空间。但在理性层面，却有非常自觉的因素，按照工具理性的思维，拼命去适应这套法制，最终被体制内化。     今天要更强调的是体制如此被内在化的。体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生存于我们的内心。哈维尔当年分析说，当卖蔬菜的经理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牌打出来的时候，尽管他干的只是随大流、是应景的活，但这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也是被内在化了，成为一个普遍的虚假。久而久之，虚假的应景便会在内心发酵，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品味，只剩下空洞的外在形式。 　　在今天中国，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家激烈地诅咒体制的不公平、各种各样的“拼爹”规则；另一方面，又竭力地适应体制法则，拼命要往上挤。不再相信自己的能力，只相信关系网络，一旦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肯定不是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水平不够，一定是关系不如人，“恨爹不是钢”，然后更激烈地诅咒社会的不公正。在知识分子当中，在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存在着舍勒所说的怨恨。然而，这种怨恨的对象，并非针对体制本身，而只是权力的操控者，其实，怨恨者和体制本身，在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怨恨者与怨恨的对象、共享着一套共同的的价值标准。之所以产生怨恨，只是因为体制没有容纳他，让他有获得利益的空间。而怨恨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想办法来改变体制、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而只是希望自己更能适应体制、往体制的金字塔顶端爬升。但金字塔形的体制的顶端是没有尽头的，上了一个层次会产生更高的欲望，与更上层的既得利益者比较，又会产生更大的不满足，因此怨恨会更加深一层。因此，在体制内部，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同一类人：怨恨者。体制会让你成为一个永远的怨恨者，伴随你的一生，漫无尽头。     今天的中国社会可称之为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怨恨不可能产生在世袭的等级社会里面，因为以贵族为中心的等级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己的尊严。怨恨只有在一个流动的平等社会当中才能产生，形式上人人平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鼓励你去竞争，但在实质上有很多潜规则，被权力或者金钱所操控。于是，才能便不是向上流动的唯一因素，还取决于权力和金钱的因素。比较更成功者，人们会产生怨恨，欲望永无止境。怨恨也永无止境，而这种怨恨反过来也会成为其往上爬的最大动力，同时，怨恨者又通过从比他低层次的人们那里发泄傲慢，因而获得更多的心理补偿，以抵消在高层次那里所遭遇的屈辱感。怨恨者因此有一个普遍的毛病，既蔑视底层的民众、同时又仇视上流社会，可怕的自尊与可伶的自卑奇特地纠结在一起，形成非常扭曲的人格。于是，怨恨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不仅存在于底层民众，而且也存在于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也充满着怨恨。人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同时在社会当中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的傲慢。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权力又没有完全退出市场，中国社会和人性中的恶这些年的确在增长。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面，现实的另一面是，恶在增长，善也在增长。即使在大学内部，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另外一些趋势在出现，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这个抵抗并不是“无限的抵抗”、或“绝对的抵抗”，而是一个“有限的抵抗”、或“点滴的抵抗”。 　　今天的中国并非一团漆黑，大学里的许多学者和老师，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和学术底线，而社会各界因为开放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形成，人才的争夺成为比照顾关系更重要的考量，因此，东方不亮西方亮，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真正是人才，有独特的、超群的能力，可以埋没得了一时，却埋没不了永远；在一个单位呆得不舒服，可以跳槽到另一个地方。我并不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要看到社会当中随着恶的增长，对恶的抵抗也在增长，黑暗虽然弥漫、但光明却犹如星星之火，尽管尚未燎原，没有连成一片，但已经给人带来了希望。 　　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黑暗当中有顽强的“燃灯者”，他们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周围，让更多的人不再沉沦于黑暗。不要说自己无可奈何，没有选择，不要以环境不好、现实黑暗而原谅自己的怯弱，更不要一边诅咒黑暗，一边加入黑暗。人性是脆弱的、有限的，对黑暗很难做到绝对的抵抗、无畏无惧的抵抗。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可能，应该有有限的抵抗、点点滴滴的抵抗，力所能及的抵抗。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那没有跨出的另外50步，就属于“有限的”、“点滴的”抵抗。在“超人”与“俗人”之间，绝大多数人毕竟属于有人性弱点、但又试图超越的“凡人”，如何在“凡人”生活之中保持一份不凡的追求，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值得鼓励的“抵抗”。     不是一定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但“有所不为”，这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恶便会少了大半。     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利益追求，一种是外在利益，即工具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只是为了换取职称、过更好的生活，一种是内在利益，即价值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所追求的是这个研究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快乐。学院的生活就要比在商界、金融界、企业界和政界清贫得多，假如缺乏学者那种独一无二的内在利益的快乐感，只是关心外在利益的功名利禄，那么，你将注定在焦虑与失落当中度过一生。与其如此，还不早早日脱离苦海，下海经商去算了。     许多人对对未来的体制抱有强烈的悲观态度，从而为自己的随波逐流寻找客观的理由，其实，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这并不影响我们个人的选择。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跟着“燃灯者”走？虽然跟的步伐会犹犹豫豫、跌跌撞撞，但只要有更多的人跟上来，光明就有希望。整体即使不改变，小环境可以因为几个人的“风气”而发生变化的。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不说要想守住那些坛坛罐罐，上了一个层次之后看到更高层次的好处，内心会更加失落，更没有改变的可能了。既然暂时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首先改变自己吧。如果少一份外在利益的焦虑，多一份内在利益的追求，有一种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业余精神”，那么你的人生将快乐得多，这份快乐不是取决于体制如何对待你，别人如何评价你，而是内心有一份自我肯定的充实，哪怕当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也会在学生的笑脸上获得肯定，获得精神的巨大满足。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这根脆弱的蜡烛，即使不能照亮别人、照亮周围，也能照亮你的内心，让自己看得清自己。   更多博文： 一个重庆律师的话：也曾苟且 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吴忠说的不一样 红色后代们焦虑什么？ 　 王年一：毛主席是不会上当受骗的 还是林彪厉害 从周总理几次反常行为看913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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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李立康：我的舅舅李锐 作者： 土车阿里         李立康：我的舅舅李锐           李锐近照。李锐1917年4月生于湖南，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至1949年曾给高岗、陈云当过秘书，建国后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支持彭德怀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文革爆发后被关入秦城监狱8年。1982年开始，李锐先后担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离休后主要从事党史方面研究，先后出版《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本文作者：李立康                         1963年11月李锐下放劳改前，与儿子范苗、长女李南央及幼女范茂合影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舅舅李锐陷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整个家族在风雨飘摇中牵肠挂肚、提心吊胆，苦等苦熬了将近20年，终于在1979年春，他62岁时，等来了他的平反复出。那真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回想舅舅回到北京的那天，我和众亲朋到北京站去接他，大家在月台上相见，悲喜交集的情景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可倏忽之间已经过去了29年！舅舅将过91岁大寿，我自己也已69岁。光阴之消逝又何其速也！     很多往事在岁月流逝中被冲淡而逐渐遗忘；很多事却铭刻在心，永远不会忘怀。舅舅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就属于后者。在庆祝舅舅大德上寿之时我愿将这些回忆和感念写出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与贺忱。     一、儿时的过继与舅舅的教育     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舅舅是家中独子，小名明儿。外公去世早，外婆年轻守寡，历尽艰辛抚孤成人。舅舅16岁上了武汉大学，随即投身革 命，并影响到我妈妈也投身革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舅舅自1939年到达延安后就与家中失去了联系。1940年夏在我9个月大的时候，我父母为躲避国民 党的追捕把我交给姨妈和外婆，也离家出走（自此之后外婆和姨妈在艰难动乱之中悉心抚养教育我，直到1952年秋，长达13年之久）。1945年冬，抗战虽 已结束，但内战阴云密布，舅舅仍然没有消息，生死不明。由于怕李家断了后，外婆就让我改姓李，过继到舅舅名下，要我接李家“香火”，不再喊李锐“明舅”， 改喊“明爷爷”（“爷”是湖南人对父亲的一种称谓，发音为“牙”）。                              我小时候是很顽皮的。为了要我成才，外婆对我进行了以打骂为主极为严厉的教育。对于外婆这种硬要把我这个“驼子整直”的打骂虽然害怕， 却常怀抵触与反感。所以效果是有限的。她老人家常常是恨得牙痒痒地骂我为“冥顽不化！”或“朽木不可雕也！”然而她不知她极少见的温和式教育却使我乐于接 受。那就是在她心绪好时，或在想念她的独子时对我讲“明爷爷”小时候的故事，将我与“明爷爷”对比，使我受到启发。                               1935年暑假李锐在武汉大学东湖游泳至小岛拍摄     外婆多次告诉我，由她施教，“明爷爷”5岁上小学时就已经识得1000多字；“明爷爷”不贪玩，在他上小学前夕就把自己的全部玩具，包 括当时外公从日本带回来的十分珍稀的玩具，亲自一股脑儿送给了其他尚未上学的小朋友，告诉他们：“从明天起我就要上学了，我要用功读书，不能再玩了。”外婆说，你“明爷爷”上学后总是考头名（即第一名），跳了两次级，16岁就考上了武汉大学，全国报纸张榜，是何等的光荣！外婆还多次给我展示她珍藏在一个小皮箱中的宝贝，其中就有“明爷爷”上中学时的几个作业本。有数学作业，我当时自然看不懂上面的几何、代数，但是一页页都非常干净，字迹整齐，排列有序，表现出极为严谨的学习态度。还有一个生物课的作业本，其中彩绘了一只展现全部内脏的纵剖面的青蛙。我几乎以为是印上去的，仔细观察才确认是手绘的。其形似、 精细、准确、一笔不错，使我由衷地佩服。外婆再拿出被她斥之为“鬼画桃符”的我的潦草的作业作对比，真使我惭愧。外婆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教育给我留下了一 生的记忆。那时虽然还没见到过“明爷爷”，但自小“明爷爷“也就成了我崇拜的偶像。                       1944年李锐出狱后在王家坪与战友黄乃的合影，      我真正见到舅舅是1949年8月上旬。当时湖南和平解放，舅舅是随大军一起进城的。在与舅舅见面之前外婆告诉我：     “有确实消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好，都在东北工作，因为忙，这次没来接你。将来你还是他们的崽。你‘明爷爷’这边，他也结了婚、有了崽。从今之后你就不喊‘明爷爷’了，喊‘明舅’，记住了没有？”     我说：“记住了。”外婆又接着说：“你是李家带大的。虽然你还是要回到你爸妈身边，我看，你姓李就不改了。好吗？”     外婆、姨妈待我恩重如山。外婆对我姓李既看得如此之重，我就答应外婆，我终生姓李，不改了。     舅舅在湖南工作期间我是一个顽皮的小学生。他工作很忙，又不住在一起，自然无顾及对我的日常管教。有时外婆对他讲述我的种种“劣迹”， 他却很淡然，并不像外婆那样看得严重。听到某些我调皮捣蛋的事，他也没责骂过我，反而使我察觉他隐忍着笑意，似乎是“欣赏”我的“胆量”。于是对他也就少 了些惧怕，多了一些亲近。     1949年秋我满10岁，舅舅郑重其事地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真是受宠若惊。因为多年来每逢我过生日，我自己都记不得，总是外婆想 起，晚饭时给我多卧一个荷包蛋，告诉我：“你又长了一岁。”如此而已。当然偶尔也有穿新衣的喜事。但这都是大人的安排，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觉得舅舅征 求我的意见是看得起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由此受到鼓舞。我脱口而出：     “我要书！我最喜欢读书！”     舅舅听后，他的表情先是惊讶，后是赞许。几天之后，在我过生日时他送给我两本中篇苏联儿童小说。一本是《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讲述 逃学顽童改“邪”归正的故事。另一本是后来改编成电影的著名小说《表》，讲述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教养院收留流浪儿童加以教育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曲折 生动，充满了童趣。真是难为舅舅是怎样帮我找到这种读物的。我当然也知道通过这些书，舅舅在无言之中饱含了对我这个顽童进行教育的深意。     后来不经我索要，舅舅又陆续送给了我许多书。其中有《列宁画传》、《攻打冬宫》和苏联著名作家盖达尔描写十月革命前后少年儿童故事的长篇小说《学校》等。这些书我都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说到这里我还可以讲一段插曲 ——     1952年夏，我阔别多年的妈妈回到长沙探望外婆、姨妈、舅舅和我。当时她在沈阳工作，是东北局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一天她发现我居然兴致盎然地读《攻打冬宫》一类的书，觉得有些奇怪，怀疑我是否能读懂，就和我聊了起来。于是我就“班门弄斧”滔滔不绝地讲东讲西，什么“布尔什维克”、“ 孟什维克”、“列宁”、“马尔托夫”；“全俄苏维埃”、“临时政府”；“斯莫尔尼宫”、“冬宫”；“赤卫队”、“士官生”；还有“彼得堡赤卫队员大多来自 普第诺夫工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等等，都讲得头头是道。最后还问妈妈：     “那个化装成女人逃跑的克伦斯基后来抓住了没有？”     “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就像学过‘联共（布）党史’一样！”妈妈很表惊讶。经我催问她才告诉我：“那个克伦斯基没有抓到。后来他搞武装叛乱没有成功，就跑到美国去了。”     此后我听见妈妈多次对人说：“力康讲十月革命比我的一些学员都讲得清楚！”     由此可见，舅舅给我的这些书，我是真读进去了。     舅舅在调离湖南前给家里留下了几本书，似乎是给外婆的，见我眼巴巴地站在一旁，他拿出两本对我说：“这些书你也可以看，有好处。”其一 是《湖南革命烈士传》。书中记述了大革命以来牺牲的诸多湖南籍烈士的事迹。虽然我当时年纪还小，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和前仆后继的精神仍使我深为感动。至今我 还记得郭亮烈士给他妻子的遗书：“灿英吾爱：亮东奔西走，无国无家，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外婆告诉我：“郭亮被砍下的头就是挂在长沙司门口的。”     另一本书是《上饶集中营》。书中讲述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将被其俘获的新四军将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进行迫害，将士们坚贞不屈奋勇斗争 及举行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的史实。书的封面印着蓝白对比的木刻画，有阴森的牢房、恐怖的刑讯、悲壮的暴动等多组画面。最摄人心魄的是封面上滴有大大的殷红的鲜血。我把书捧在手中，直觉得那些血会从我的指缝间流下，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34年后（1986年）我在福建工作期间到闽西北考察三线军工厂时，特 意取道赤石，到当年暴动的地点凭吊。在青山碧水间，雄伟高矗的烈士纪念碑有着凛然正气，我深深地鞠躬致敬，潸然泪下。     舅舅在湖南给我的这些书，当时对我这个顽皮懵懂的少年不仅有学好向上的规范作用，更有政治上的启蒙和导向作用。对我一生的政治取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1952年秋舅舅调离湖南后随即我也告别外婆和姨妈，跟妈妈到了沈阳与爸爸和弟妹们团聚。1955年舅舅从苏联考察水电回国，特意在沈 阳下车看望我父母。当时我在东北实验中学（即现在的辽宁省实验中学）读书，是各科全优的学生。舅舅一向不大同小孩讲话，他又正忙于跟我父母讲事情，见到了 我，却意外地停下他们的话头对我说：     “我知道你现在书读得不错，这很好，但是还不够。我这次特意从苏联给你带来了一套工具，你可以用它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我喜出望外，接过了一个沈甸甸的精致木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套什锦钳工工具。有台钳、克丝钳、锤子、各种锉、凿、钢尺、角规、冲头 等。舅舅在苏联考察的公务繁忙之中，还能想到抽空给我买东西，可见他用心之细。他对我讲的短短的几句话更可体察到他要求我全面发展的期望之殷。     以上就是我在红领巾及少年时代与舅舅的接触，使我从亲情的感知上认识和了解他，接受他的教育，同时也给我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二、舅舅与外婆的“娘崽账”     舅舅回到湖南先是当《新湖南报》社长，未几当省委宣传部长。1952年秋调北京任水电建设总局局长。在湖南一共只有3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于舅舅当时妻子范元甄反对，外婆和舅舅并未住在一起。然而这3年却是舅舅成年后与外婆来往接触最多、最长的一段时间。     改朝换代，儿子以胜利者的身份衣锦荣归。多少年来，外婆想儿子、盼儿子，如今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外婆的内心该是何等的高兴！可是在高兴之余，回想自己的平生，外婆内心又别有一番酸楚。     外婆14岁嫁到李家。外公李积芳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是第一批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40岁即去世。     外婆外公感情甚笃。他们结婚后外公就给外婆放了脚，同时顶住封建大家庭的压力把外婆送到平江启明师范去住宿读书6年，使外婆成为清末民 初第一代上过洋学堂的知识女性。外公不但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谨、谭延、凌容众等辛亥革命领袖人物相友善，也与早期著名共产党人方维夏、李六如相友 善，相互间有深入的思想交流。因此，外公除不断地向外婆灌输自强、立志、男女平等、救国、社会进步的思想意识之外，还告诉她：“这个社会将来是要共产的。 ”     外公去世时外婆只有32岁，拖着4个小儿女。有8岁的大女儿李琬华（我的姨妈）、7岁的二女儿李英华（我的母亲）、不足五5的儿子李厚 生（即李锐，我的舅舅），还有一个当时不满周岁后来夭折的小女儿。外婆明确意识到她必须承担起丈夫的责任，一定要把儿女留在长沙读书，把他们培养成像自己 丈夫一样，于国于民“能做大事”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退回了婆家寄来责令她“携子女返乡”的路费二百光洋，回了一封义正词严拒绝返乡的信。在举哀那 天她哭倒在丈夫灵前，撞烂了额角，昏死过去，被救醒后她剪下头发，大部随外祖父下葬，留下一缕由她自己珍藏，用以激励自己完成对丈夫的承诺。在我稍大之 后，外婆多次从她那宝贵的小皮箱中取出那缕两尺多长的青丝把示于我，讲述她对外公的思念和当年的艰辛。每每言毕潸然，使我感动。     于长期的艰难竭蹶之中，1934年舅舅考上了武汉大学。对外婆而言，这就标志着她终于抚孤成人，这是她平生最大的成就。她觉得自己多年 来吃的苦、受的累得到了回报，可以告慰丈夫了。可是大喜之后万没料到，舅舅一上大学就参加了革命。外婆爱子如命，听说儿子危险的“左倾”活动，害怕国民党 的屠杀，赶紧搬到武汉去住，想就近监督儿子好好读书，免生枝节。可舅舅满怀救国救民的大志和强烈的革命激情，外婆此举反而促使舅舅放弃学业，迅即出走，投 奔革命而去。     苦守中的儿子忽然出走，回想起“马日事变”国民党杀共产党挂在长沙司门口的血淋淋的人头，外婆的精神世界如天塌一般，一度精神失常。幸 得姨妈和诸多亲友不停地开导、劝慰，才逐渐恢复正常。痛定思痛，外婆认识到儿子走的是抗日救国之路，是为国尽忠，在民族大义上她释然了。又想起丈夫曾经说 过：“这个社会将来是要共产的。”因此，儿子正是走上了丈夫预言之路，也能向丈夫有所交代。但是，儿子尽忠不尽孝。全不念为娘的苦情竟然抛下守寡的娘不 管，自己远走高飞。她伤心、她有气。她多年来无时无日不为儿子担惊害怕。外婆想，如今革命胜利了，你回来了，你当官了，你也莫太得意，没有你这守寡的娘含 辛茹苦的培养教育，你能有今天吗？你莫忘了本！“父母在，不远游”，你丢下守寡的娘不管，不尽孝，这笔账是要算的！我姨妈将外婆的这个心结定名为“娘崽账 ”。     舅舅那边当然也是看娘心切，大军进城的当天他就派人打听确切了外婆的住址，第二天就回家探母。     舅舅一进门，喊了一声：“姆妈，我回来了。”     外婆早有心理准备，马上移步上前，举手作势要打人，说：     “你回来了？我打你这个不要娘的畜牲！”     舅舅就跪下了，说：     “儿子不孝。姆妈多年受苦了。”     真见到儿子跪下，外婆心中不忍，这一巴掌就打不下去了。连忙将儿子扶起，一边哭着，一边细细端详高大英俊的儿子，终于破涕为笑。     儿子荣归，自己又抖了威风、算了“账”，外婆是十分得意的。此后很长时间逢人便说：“李锐回来是跟我下跪、认了错的！”以此夸耀自己。殊不知此举就给舅舅种下了祸根。     1959年庐山会议定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所有“成员”都没被开除党籍，只有“追随者”李锐被开除了党籍。这是为什么呢？     据我妈妈讲是两个原因。一是舅舅“犯了天颜”。当时舅舅并不是中央委员，是以毛主席秘书身份参加庐山会议，可是舅舅却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追随者”，使毛主席极为恼火。                                           李南央8岁时与母亲范元甄合影     第二个原因是从庐山下来之后范元甄（注：李锐妻子，后离婚）又检举：李锐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地主母亲下跪认错”。更是火上浇油，就把舅舅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定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流放到北大荒劳改。     事到如今，“李锐探母”已经过去了近60年，回头看看究竟是何性质？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舅舅与外婆之间的母子之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应该讲人性、讲亲情的。所谓李锐的“认错”，也只是承认“儿子不孝 ”，承认“姆妈多年受苦了。”这是事实，也是赤子之心的流露。舅舅并没说参加革命错了，并不是否定革命事业。他抛下守寡的娘不管，欠下对母亲的这笔账，正是他为革命做出的一种莫大的牺牲。从革命大节上看，正表现了舅舅对革命的忠诚。     舅舅对革命的忠诚很快又得到了验证。湖南解放不久，就开始了土改，政治宣传轰轰烈烈。一天我在场，舅舅十分郑重、严肃地对外婆讲：     “姆妈，土改已经开始了。屋里的田和房产统统要交出去，由乡里农会做主分掉。”     “我晓得，是要分的，要共产的。分掉了好。”外婆说。     “还有，除了分田、分房产，对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还要斗争。如果……”说到这儿，舅舅略为斟酌了一下：“如果乡里农会来人，要带你老人家回去，我是无权、也不可以、不能够干涉的。你老人家就只能跟着他们回去。”     “这我晓得”，外婆说：“这是你们党里、政府里的公事，你绝不可以出头。你绝不可以因私废公，不可以坏了你们党里的规矩。但是我不相信乡里农会会来抓我。我一生做人从不为恶。是地主不假，但绝不是恶霸、劣绅。你放心，我心中有数。”     由于外婆在乡里素有德声，没有被农会揪斗。据说评的是开明地主。     这件事充分说明舅舅对革命是忠诚的。他的政治立场是正确、鲜明、坚定的。同时，这件事也说明外婆是深明大义的。     外婆能有这样的心胸见识，主要得益于如前所述的早年外公对她进行的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和有关社会进步的政治教育。她身历清末、民国和解 放三个时代，印证了外公所说的社会进步和“将来是要共产的”预言。在外婆的思想中共产党就代表了时代的进步，爱国家和拥护共产党是一致的。所以从解放以来 直到她老人家去世，“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一直是她老人家政治态度的主弦。     对于蒙冤落难九死一生的儿子，她固然担忧、心痛，但她从不哭天抹泪、喊冤叫屈。她既不埋怨共产党，也不愿伤害儿子。当年多少人向她问及舅舅的情况时，她总是从容淡定地回答：“第一他犯了错误；第二他不是为他自己。”表现出极为高明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她在困难中能看到光明、看到希望。当舅舅1963年被发配到磨子潭监督改造时，她给舅舅写信：“希尔好好保重身体，往后再为国尽力。”在对待儿子和对待国家的态度上，母爱在外婆这里得到了统一，得到了升华。个人的冤屈再大，仍然要求儿子精忠报国，锲而不舍。     儿子的遭遇、自己的不幸（“文革”中她这70多岁的老人被批斗、抄家，被红卫兵以麻袋蒙头扫地出门）都没有动摇过她“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信念，至死没说过共产党一句坏话。     外婆一生勤劳、节俭、待人宽、自奉薄。对生活从无奢求。只是在解放后有过一个唯一的强烈愿望，就是盼望母子团圆，能与爱子一起生活。从长沙解放到1980年老人家90岁去世共31年，起初因为范元甄不同意，后来是舅舅被流放、坐牢，老人家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此事已成为舅舅心中的一个隐痛。     1999年春舅舅曾深情地对我说起他童年受到的教育和他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你外婆脾气不好，我们从小就挨打，教育方法野蛮，这些我都不赞成。但是她从小教育我们‘要立大志’、‘要为国家做事’，教育我们‘要 正身立德’，‘不要趋炎附势’。这些做人的道理和原则都是正确的，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我趋炎附势，搞政治投机，以我当时的环境、条件，我完全有机会做高官。但是凭这一套去谋高官，那就一钱不值了！”     舅舅在为我的《湘滨往事》写的序言中说：“从作者的童年也想到我的童年，尤其是想起我的母亲。1979年我平反复职到长沙大姐家中时，老人已认不出这个朝思暮想的儿子了。我写过一篇《我的父亲》，还没有写过我的母亲。”     我想，舅舅心中的隐痛和“还没有写过我的母亲”，是他心中欠下的另一本“娘崽账”吧。     三、“大起大落”之根由     自1958年初中央南宁会议之后，舅舅就开始了长达21年的大起大落的坎坷经历；同时国家也经历了“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 命”等无休无止、愈演愈烈的动荡与劫难。在舅舅的获罪、流刑、囚禁，家族的挂念、惊恐、担忧，国家的深重灾难中，我也由中学生、大学生，到参加工作，进入成年。这一切迫使我将舅舅的“出事”与国家的灾难联系起来作连贯的思考。因为导致这些灾难的“运动”与“斗争”，都与庐山那件冤案相关联。     最初我孤立地看待舅舅的“出事”，奇怪他为什么一点也不顾及自己和家族的安危，以至于还想过：难道他不可以学一下宁武子吗？（《论语》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在用常情思维不得其解之后，我逐渐认识到，我只有跳出家族的亲情、荣辱、求安避祸的心态和视界，从事实出发，站在国家、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分析、认知舅舅，才能得到解答。     舅舅的“大起”是在1958年初南宁会议上，他在所谓的“廷试”中，中了“状元”。     起因是1956年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发表文章，建议兴建三峡大坝，主张赶快上马，讲了种种理由，并被毛主席接受。     毛主席还发表词作《水调歌头》，豪迈地宣布 ——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可是在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上讨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时，毛主席听说党内高级干部中还有个孤独的坚决反对者 —— 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毛主席下令让林一山、李锐到会，当面辩论，人称“御前辩论”。林一山讲了两个小时，舅舅讲了半个小时。毛主席说：“讲了还不算”，让两人各写一篇文章，第3天交卷。文章交上去，第3天晚上继续开会时，毛主席大大表扬舅舅的文章写得好，采纳了舅舅的意见，无限期地将三峡工程搁置起来，还当场指着舅舅说：“你给我当秘书。我需要你这样的秀才。”继而又一再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要注意培养秀才”。     在毛主席点名让舅舅当秘书时，舅舅说：“我当不了。水电工作太忙了。” 毛主席说：“当兼职的嘛！”事情就这样定了。     会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祝贺舅舅说：“你是廷试中了状元呀！”传了开去，这就是“李锐廷试中状元”的由来。     我妈妈听了党内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的报告后，很激动地对我说：“今后你们孩子和我们大人一样，都要向舅舅学习，要又红又专。毛主席表扬他是秀才，是高级干部又红又专的一面旗帜！”     后来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又多次提到舅舅 —— 毛说他收到了李锐的“3封信”，“算是个好人”，“不要坐在后面，坐到前面来嘛！”“你怎么只给我骨头吃，不给我肉吃呢？”还说，“我感谢你！共产党感谢共产党。”等等。会后有人跟舅舅开玩笑：“李锐呀，你真是红得发紫了！”     这些就是我所知的舅舅“大起”的若干情况。大约可算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吧。     对于舅舅的“大起”人们有4个意外。     第一，李锐竟敢在“大跃进”已经风生水起的年代，尤其是在南宁会议上提反面意见。     南宁会议是毛主席为大力推动“大跃进”而召开的。此前，约两三年来，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各级领导在政治高压和形势驱使下，绝大多数都 不得不定“高指标”，报“高成绩”，浮夸、吹牛、讲假话，对后果不负责任；凡如此，就属正常、就是革命。而讲真话、讲科学、实事求是，强调对后果负责任， 就不正常，就是“右倾、保守”，就要犯错误。政治风气是“唱高调”，经济建设就乱了套。周总理和陈云认为这样搞是冒进，这样下去不行。从1956年开始， 提出并采取措施反冒进。不料这就引起毛主席的严重不满，于是就召开南宁会议批判周、陈。毛主席定性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用毛泽东反毛泽东”。更 当面对周总理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抬出并表扬当时唱高调的柯庆施，几乎动摇了周恩来的总理地位。会议气氛紧张，周、陈一再检讨。最后毛 主席终于达到继续扩大、推动“大跃进”狂热的目的。薄一波后来说南宁会议“是我们党内的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在时代和党内是这样极“左”而又狂热的背景下，毛主席又已经发表了要上三峡工程的《水调歌头》，李锐还敢单枪匹马顶风而上说：“反对！”对很多人来说确属意外。但是对舅舅来说却很正常。因为作为国家水电事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必须讲真话，必须为决策的后果对国家、对民族负历史的责 任。至于个人的荣辱安危，他根本无暇顾及。试想，如果不是当时有李锐挺身反对，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到处饿死人的“大跃进”年代，真的让三峡工程上 了马，工程会“烂尾”到什么程度？会把国家拖到怎样民穷财尽的地步？对后代子孙又会埋下多少“人或为鱼鳖”的巨大隐患？单就此事而言，舅舅于国家民族，功 莫大焉。     第二个意外是在“反反冒进”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居然采纳了舅舅的反面意见。     有人说这是因为毛主席爱才，李锐的文章写得好；也有人说李锐是个“小人物”，采纳“小人物”的意见无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如果换了个大人物来提反面意见，情况就难说了。我想，毛主席爱才，在他眼中李锐是个“小人物”，这都是不错的。但是，最重要的事实是毛主席对这个有才的“小人物”的反面意见听进去了，当即无限期推迟了三峡工程。试想如果不是舅舅的发言和答卷道理充分、依据真实、符合国情、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话，仅凭词章文采，毛主席是绝不会对这旷世未有的工程决策作出根本性的改变的。我想，毛主席固然爱舅舅的文才、辩才，但在当时，可能更看中的是舅舅从实际出发，对复杂问题能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做游刃有余的剖析和把握的能力。这从后来毛主席用舅舅主要不是写文章，而是要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映情况，向舅舅“要肉吃”，得到佐证。     第三个意外是毛主席点名要舅舅给他当秘书，而舅舅却推托不就。     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喜事，舅舅却推托说：“我当不了。水电工作太忙了。”在旁人看来，舅舅的这种表态，似乎不好理解。其实对舅舅来说一切都很直白，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他到南宁参加“廷辩”、“廷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阻止三峡工程上马。目的达到了，他就尽到了责任，就当下心安了。当然，对舅舅来说，毛主席如此赏识他、表扬他、当场点名要他当秘书，也属意外。但舅舅本性是个要做事的人，不是一个“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的人，所以他无意借助“毛主席秘书”的身份去升官。他一则留恋水电事业，二则深知自己讲真话、不趋避的秉性难以做好毛主席的秘书工作，所以才有这样的表态。 所以当周小舟恭喜他“中状元”时，他会脱口而出：“不然。我会碰鬼的。”“碰鬼”是湖南土话，意即会惹祸，会出问题。     第四个意外是舅舅说“碰鬼”竟一语成谶。从说这句话到庐山落难，时隔仅一年半。     舅舅在庐山获“罪”，下山之后被批斗、定“罪”，于1960年5月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当时正值大饥荒时代。超强度的持续的“连轴转”体 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饥饿、浮肿、疾病，几乎让他葬身荒原。幸得田家英、李富春相救，于1961年底回到北京，等待甄别和分配工作。在这段时间我和舅 舅常有接触，自然不可避免要谈到庐山。     我曾问他：“你当时可不可以不说话？”     舅舅说：“生产力遭破坏，全国性的饥荒。一个人对国家、社会总要有点责任感嘛！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人人都不讲真话，谁对国家、民族负责任呢？”     我问：“你出头讲话，对自己的后果有没有预料？”     他说：“我知道我或早或晚会出事，有这个预料。当初周小舟恭喜我‘中状元’，我就说过‘我会碰鬼的’。”     我问：“你的动机固然是好的，但是动机和效果应该统一。你不管自己的后果，可在全局上就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这次会议本来就是要反‘左’纠偏的。如果能把这个初衷贯彻下去就好了。可是没料到，结果适得其反，又反过来批右。”     舅舅接着说：“我现在是深为自责的。这倒不是自己如何倒霉，我自责的是在国家、在全局上由本来的反‘左’逆转为反右，形势越搞越坏，而引起这种逆转的因由有我一份。所以对这个全局性的后果，我有一种负罪感。”     我问：“既然原来就是要反‘左’，你们的意见也是反‘左’，不是对了吗？毛主席就听不出你们的好意吗？提对了怎么还错了，又变成反右？”     我是个学理工的，当时入党两年多，涉世不深，真是搞不懂这里含有一种什么逻辑。     “这有很深的政治原因，很复杂……”舅舅说：“同样一句话，就看是谁来讲了……你也不必多问了。”     当时舅舅在京是等待甄别的“戴罪”之身，又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不让我多问，我也不好深究。     “这样说来，你并不知深浅。又怎么可以轻易地讲话呢？”我又回到老问题上。     “你不知道，毛在上海会议上点过我的名，嫌我胆子小，他说‘李锐就是不敢讲话’；他还说明朝有个海瑞是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是他让我们讲话的。当初我对三峡工程的不同看法，他也能够采纳。况且庐山会议之初是‘神仙会’，气氛轻松，‘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要求畅所欲言。凡此种种， 都是当时误以为可以讲话的条件。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心情轻松不起来。我和田家英在含鄱口对了一幅成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上心头’。当时全国饥荒那么严重，生产力完全被破坏，经济面临崩溃，即使没有上边那些认为可以讲话的条件，当时的我也是一定会讲话的。为什么？总是希望中央、希望毛能把情况看清楚，把问题理清楚，能下决心把反‘左’搞得更彻底。”     “是了”，我说：“这就是我妈妈常对我说的，在政治上你是一片真诚，一派天真，完全不识利害，不保本。”     舅舅当时就不高兴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什么叫不识利害？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做人总要有责任感，要对历史负责。我不赞成凡事保全自己的想法。”     舅舅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我当时就知道，他在庐山落难是不可避免的。他永远也不会学宁武子。     在庐山会议上，为了保护田家英、胡乔木，舅舅把本是田家英私下说的他调离岗位时将对毛主席进言三条：“一是不要像斯大林那样，生前独断专行，百年之后有人作秘密报告；二是不要听不得批评；三是不要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主动兜揽过来，说这是他李锐自己的意见，是他李锐说的，与田家英无关，是别人听误会了，这事应完全由他李锐负责。这样就大大加重了自己的罪名和彻底惹恼了毛主席，却侥幸保得田家英、胡乔木过关。这件事体现舅舅李锐为顾全 大局、保护同志，有“主动下地狱”的舍己精神。     1966年5月，在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的迫害下，田家英自杀身亡。“文革”中，项目组到舅舅当时流放地安徽磨子潭外调，要舅舅检举揭发胡乔木、吴冷西与田家英的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基于对田、胡、吴的了解和对毛主席身边人物的了解，舅舅“讲真话、不讲假话”的秉性又再次起作用，他居然把矛头指向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正是红得发紫、大权在握的陈伯达。他对项目人员表示他不认为胡、吴有什么问题，他说：“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人物是陈伯达！”舅舅宁肯自己“罪上加罪”也要保护同志，也要把他心目中祸国殃民的佞臣揭发出来。果然，他因此又惹恼了陈伯达，再次引火烧身，招来“秦城8年”的牢狱之灾。     1979年初，他平反复出重当水电部副部长不久，一天妈妈很忧心地告诉我：“你舅舅刚上任，到基层去考察，见到下级单位挂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标准像，他大光其火，批评人家搞个人迷信，让人家立即摘下来。你看他好大的胆子！”妈妈说：“你在北京，要规劝他一下。”     受妈妈之托，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舅舅事情的原委，舅舅似乎早就知道是我妈妈的意思，顿时就冒火了。他说 ——     是啊！我是让他们立即给我摘下来！不对吗？为什么现在还搞个人迷信？我们党和国家吃这个亏还小吗？“大跃进”饿死的人还少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还不惨痛吗？真是岂有此理！再搞个人迷信，我们又要重蹈覆辙！     我说：“我妈妈也是反对搞个人迷信的。但是中国的事不能那么急。你刚刚平反，她只是希望你凡事谨慎一些。”     舅舅说 ——     谨慎什么？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是原则问题，不能容忍。经过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应该走向正常。毛讲的‘六不怕’（1959年 4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全党“解放思想”，“不要怕鬼”。再三强调：戴机会主义帽子、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牢、枪毙，这6项都不要怕。后来被合 称“六不怕”—作者注），我实践了5个，只差砍头枪毙了。我不相信会为这事枪毙我。时代必须前进，不能倒退。     这就是舅舅李锐平反复出之初的言行心态。由此可以看出，经历20年的生死磨难，劫后余生，舅舅李锐依然故我。     回顾舅舅这21年大起大落的坎坷经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以事实为根据作具体分析，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舅舅的“大起”也好，“大落” 也罢，表象不同，根由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把自己完全交给国家，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上，他对国家、民族、社会、历 史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需要他维护国家利益的关头，他是奋不顾身的。我妈妈说得对，在这种时候他是个“不保本的人”。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认 识舅舅；而他一生中太多的“意外”，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平反复出与时俱进     舅舅平反复出之后，仍以他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使他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如人们熟知的 ——              一片孤忠，始终坚持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国家决策之时，舅舅奔走呼号，心劳力竭。及至三峡工程“木已成舟”，于2004年5月他还上书胡锦涛、温家宝，转呈35位专家联署的建议书，提醒中央注意防范库区的淤积和注意河谷两岸山体稳定等问题。为国为民，他长怀千载之忧。     出版成名之作《庐山会议实录》。舅舅以史家之笔记录了1959年那次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影响至深，为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埋下祸根的庐 山会议的始末，弥补了党史空白，向全党、向世人如实揭示了在这场旷世奇冤的残酷政治斗争中党内最高层及领袖人物的态度和表现，客观地、深刻地反映出个人迷 信的淫威，个人凌驾于党中央集体之上，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毒害及其恐怖恶劣的影响。     关于对这次庐山会议的感想，舅舅曾多次对我说 ——     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人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     说到这里，有必要讲讲《庐山会议实录》的由来。当时的庐山会议没有录像、没有录音、没有记录。幸亏舅舅在一个黑皮本子上做了详细记录。 舅舅平反后在归还他的东西时，惟独不见了这个笔记本。舅舅立即向上反映：“你们去查陈伯达专案，应当是陈伯达拿走了。”果然，陈伯达很识货，是他拿走了这个笔记本。取回了这个笔记本，舅舅才有可能写出《庐山会议实录》。这个笔记本最终被中央存档，成了佐证这段党史的孤本。由于有了舅舅，才有这个孤本，这也是我党的幸事。                         深刻认识我党历史上最难改的错误就是“左”，并强烈坚持反“左”。不仅是在思想理论上、方针政策上、舆论时政上，舅舅都会旗帜鲜明地公开自己的见解。。。     饱经沧桑，是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对当代中国有深刻了解。舅舅以党内的改革开放促进者的立场，拥护“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不断为完善我党的领导向中央进言，希望认真总结汲取我党执政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民主、科学、法治与市场经济的重要。他欢 呼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人民生活、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他热切希望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使中国早日实现民富国强，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凡此种种，他这种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主张，不仅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前瞻性，也代表了当代人民大众的心声。     在秦城8年的囚禁之中，写了后来轰动政坛诗坛的《龙胆紫集》。“秦城8年”是继北大荒劳改之后对李锐的又一次惨痛打击，但是他没有消沉 和自弃。他以坚强的意志在狱中坚持锻炼身体，在斗室之中坚持跑步。他更担心的是在长囚之中因与世隔绝而导致脑力衰退。他想起王若飞从国民党狱中放出来，把 怀表说成“锅盖”的事，锻炼脑力就成了他在狱中最紧急的要务。思维活动的增加和长囚中的无言独坐，深入思考，他又有很多情感、认知、回忆，成为创作的冲 动。可是一直苦于狱中禁用纸笔，不能尝愿。一次跌伤，他有了棉签和擦伤口用的龙胆紫药水。他是个有心人，灵光一现，他发觉棉签当笔、龙胆紫当墨，不是可以 在狱中可读的马列著作的空白行间写字吗？于是日积月累，心织笔耕，和着血泪写下“讴歌革命、回忆生平”的400多首抒怀、言志、咏物、记事、怀人、思辨的 诗词。这就是《龙胆紫集》的由来。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论诗时，有“根、苗、华、实”四者的比喻。他说写诗所本的原则和应达到的境界当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这样才是好诗。舅舅的诗词是做到了的，他“胸中血耿耿”，以真诚炽烈的情感、凝炼生动的语言、融情合仄的声韵，将自己以身许国的大义情怀和着血泪，或锥心 刺骨滴沥而出，或澎湃于胸喷涌而出，使读者心灵震撼，为之激奋、感动、落泪。     在《楚辞·惜颂》篇中，屈原说：“惜颂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屈原放逐而赋《离骚》，舅舅因囚而写《龙胆紫集》，二者非常相似，都是因爱国忧时进诤言而蒙冤落难，进而“发愤以抒情”的。     《龙胆紫集》的读者多矣！好评如潮。我以为赵朴老的《临江仙·题 》是最高明、最贴切的。该词文字优美，语带双关将写景、寓事、抒情及评价诗人等巧妙地融为一体 ——     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度尽劫波才不减，诗心铁壁能通。莫将此道比雕虫。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豪无疑问，《龙胆紫集》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意义等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极高的成就。有读者评它为“峥嵘诗国”里的“突兀奇峰”，我以为毫不为过。《龙胆紫集》必将在诗坛上永放瑰丽的光彩。     感谢舅舅在1990年书赠我“秦城旧句”（即《龙胆紫集》）中的一首七绝《骆驼》 ——     气宇轩昂阔步前，风沙做伴到终年。一生负重征途远，辛苦甘尝岂怨言。     这既是舅舅自己的咏物言志，也是对我的鞭策与教育。     五、大德微言     在商量如何庆祝舅舅91岁大寿时，我和大表妹唐承安（我姨妈的长女）一致认为舅舅的一生可以概括为：“无畏无私参国政，先忧后乐度平生”。我想这就是李锐其人之大观也。这也就是舅舅成为受人爱戴的政治人物、公众人物、知名人物的主要原因。     然而“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舅舅也是有缺点的。     李普叔叔是我父亲早年的战友，也是与舅舅有70年友谊的战友与知己，他在贺舅舅“米寿”的文章中指出舅舅的缺点，包括：“相当骄傲”、“有意无意把‘傲上’看作一种美德”、处事意气，每每“因小失大”还自我得意，等等。我觉得都是“有的放矢”的中肯之言，我都赞成。     可以说凡是骄傲的人，一般均有所恃。陈独秀是舅舅敬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学问家和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可恃者多矣。因为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痛恨当时军阀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存在种种专制、愚昧、落后和丑恶现象，一时又不能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 想，义愤所激，这个伟大人物就曾发表过错误的过激言论，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李大钊也发表文章批评陈独秀的错误，但他指出陈的错误是源自“爱之深”与“恨之切”。陈独秀本也是个铁骨铮铮“相当骄傲”之人，但他通过自省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同时陈独秀又是个充满豪气的坦荡之人，他接受李大钊的批评，主动登门对李大钊说：“我要做个向真理投降的英雄！”这样，两个伟人的手握到一起，真理又回到陈独秀的手中。陈独秀的形象就更加光辉和高大了。     舅舅作为一个以身许国的爱国者，知名的革命前辈与公众政治人物，深爱我们的国家和党；他感情炽烈、性格刚强，又“相当骄傲”；如果因为 主观要求过急，脱离客观现实而出现类似陈独秀当年的错误，是完全可能的。倘如是，因为李锐的特殊地位，广泛影响，就会对国家、社会、乃至舅舅本身造成危 害，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1979年初，舅舅平反复出之后，姨妈曾嘱咐我“提醒舅舅，防止骄傲”。我曾斗胆送他一幅自拟的本来是用于自勉的对联 ——     万古真言谦受益，一生安慰思无邪。     因为我的毛笔字不好，这两句话是写在一张便签上的。我说：“‘一生安慰思无邪’您是做到了的；而‘万古真言谦受益’还请舅舅多多思量。”     舅舅当时似乎并没以为忤，没有发脾气。他沈吟片刻后说：“此联平仄对仗是可以的。”再没有其他的话。     舅舅是有大道德、大智慧的人，当然是“瑕不掩瑜”。既如此，为何我还要说上述这许多话？因为“心所谓危”，我爱舅舅就不能不说。舅舅知我心哉！     六、幸福晚年     在庆祝舅舅80大寿时，舅舅曾说：“我这一生，大致可等分为四个时期：起头20年求学，第二个20年革命，第三个20年坐牢，第四个20年就是现在，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期。”他亲切地拍着舅妈张玉珍的肩头，继续说：“第一我有个好老婆啊！没有玉珍的照顾，我活不到今天。 做梦也没有想到能活80岁！第二，我现在是畅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人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舅舅在平反复出之后能遇上舅妈张玉珍，就真是有了后福。     舅妈张玉珍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副厅级老干部，出身于陕北米脂一个贫苦的石匠之家。套句老话是“根正苗红”。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冒险救 助、掩护了很多遭难的老干部。舅舅平反复职之后，人们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舅舅说他选中舅妈张玉珍，就是看中她优秀的政治品质和善良心地。事实证明，舅舅 的眼光是不错的。     舅妈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很深的阅历和很强的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她的经历与舅舅不同，惟其如此，她比舅舅更接近基层、更接近实 际，有更多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渠道了解国情、民情。这样就使得她对很多问题的分析、判断，能适时地为舅舅提供对比和参照。这对于舅舅来讲，是非常重 要、非常必要和非常有益的。犹如一个完整的自动控制系统，不能一味地只有正反馈信息，还必须有全面信息的对比、认知机制，尤其是必须有负反馈信息的提供和 采纳机制一样。有这样一个贤内助陪伴舅舅，舅舅真是有大福了。     舅妈善良、贤惠，加之早年有过医护方面的经验，所以对舅舅的饮食、起居、冷暖，关怀得无微不至。舅舅每天所有要吃的药都是她按日、按 次、按量分包，按时让舅舅服下；舅舅吃水果都由她削皮切块（或剥皮分瓣）用盘盛好插上牙签送到舅舅手边；每顿饭都让舅舅吃得舒服、合口味而有营养；舅舅的 客人多，她都热情招待、得体安排，使舅舅和客人高兴。至于舅舅生病住院，更是由她日夜护理寸步不离，必到实在支撑不住，才由她的孩子替她做短暂的值守；她 心细如发，舅舅自己尚无感觉，她就发现舅舅心动过缓，逼着舅舅立即检查，结果当时就被医院留下，很快就安上了起搏器。     如今，舅妈自己也是77岁高龄了，身体也不好。由于她深爱舅舅，近30年来她为舅舅付出的辛劳、倾注的情感和心血，是无人能及，有口皆碑的。这就是舅舅健康、长寿的保障。     从庆祝舅舅80大寿至今，又过去了15年。     舅舅在舅妈的精心呵护下，身体、精神非常健旺。90多岁的人，鹤发童颜，思维敏捷，谈吐幽默机智；读书看报，手不释卷，伏案工作，笔耕 不辍；坚持天天游泳，兴致来时下围棋，可与我们晚辈车轮战而无倦意；终日宾客如云，大家众星捧月，高谈阔论，意气飞扬；更常与众诗友千里唱和，饮酒高会， 登高作赋，吟赏烟霞。实实地应了一句老话：“是真名士自风流”。     舅舅是真快乐、真潇洒。     舅舅的幸福、快乐，与时代、国家紧密相联。时代在前进，国家在走向民主富强。相信在庆祝舅舅百岁寿辰之时，舅舅、舅妈将会迎来更大的幸福与快乐。 更多博文： 李锐：我的延安经历 什么才是胡耀邦一生的遗憾？ 李洪林：“历史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王年一：毛主席是不会上当受骗的 张玉凤为什么不写回忆录 怨恨为什么在今日中国普遍存在 一个重庆律师的话：也曾苟且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原文地址： 一段凄惨的历史  无法磨灭的记忆 作者： 莲香 【转】@卫庄《一段凄惨的历史，无法磨灭的记忆》 珍贵视频，地址： http://www.liveleak.com/view?i=5f9_1343095999 ——他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造孽？ ——从此谁还敢说半个不字？ ——引蛇出洞，罪孽深重…        

原文地址： 转帖：王立军案件审判有感 作者： 守门老鹤 转帖：王立军案件审判有感 作者： zxb_yiran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641253 于 2012-9-19 20:02:2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今天看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关于王立军案件的庭审报道，说句实话，看完之后让人很害怕。这害怕主要来自于这样几个疑虑。 首先，薄谷开来是个律师，她的法律知识是普通人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她竟然敢在她认为有人威胁到她儿子的安全时，就敢于动杀心，并亲自下杀手，事后，还敢于向一个公安局长主动透露，并寻求脱罪帮助。她的胆子和自信从何而来？ 第二，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手上掌握了国家所赋予的执法大权，却敢于在得知有人杀人后，安排部下为其掩饰并在毁尸灭迹后，还主动打电话向杀人犯报告说“化作青烟，驾鹤西去“。法律在一个颇有地位的执法者心中完全成为了私人关系中被可以随意践踏的玩物。这样的人是如何成为执法者的？如果他曾经是一个法律的捍卫者，那么，他又是如何变成了一个践踏法律的人的？ 第三，当王立军感到与薄谷开来的关系变得疏远，自己有危机感后企图以攻为守，向市委书记也是犯罪者的丈夫反映案情时，这个向来以正派、廉洁、嫉恶如仇的形象示人的书记不是立即指示执法机构逮捕犯罪嫌疑人，而是给了王立军一耳光。一个受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等理念熏陶了一辈子的高级官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行为竟然连一个普通的民众都不如，他是怎么在官场上得以混了一辈子的？ 第四，很奇怪，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谈到打王立军耳光的人时，只说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难道，说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有问题吗？难道，直接说出这位书记的名字有问题吗？ 第五，当王立军明白地告诉了这位市委书记其老婆的杀人犯罪事实后，换来的却是他身边人的被审查和他自己的被调职。书记的权利怎么这么大？不是说集体领导吗？当书记违法时，其他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所设置的权力管理和制约机制管不住第一把手的徇私枉法和对权利的肆意滥用？这样高级别的官员玩这样低级的杀人游戏，为什么没有被及时制止，而只能等到他们狗咬狗的时候才不幸被自己曝光？ 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就产生恐惧。原来，行使了多年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机构竟然管不了高级别的官员犯罪。原来，管理我们社会并被我们所敬重的”首长“、”领导“中间，竟然有这样一些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的王八蛋！ 那么，往小里说，以后，我们再看到电视中那些正襟危坐的首长和领导时，我们应该对他们报持何种态度？是怀疑，是蔑视，还是依然敬重？对他们所宣扬的各种光辉灿烂的说辞和论调是嘲讽，是反感，还是坚信不疑？ 回望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回望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史，回望60多年的建国史，我们该是为这样的现象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是哭泣，还是愤怒？

云之：对亲人隐瞒病情，其实也是不诚实的表现之一，换了西人，会十分在乎这种欺瞒，西人可能会说：我还能相信你们吗？你们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当然这在中国是有着堂皇的理由的，看上去是父母的无私和善意，但却忽视了个体的人格独立，忽视了个人的选择权。     我大学有个同学，父亲去世了好多年了，还由他代替父亲写信给祖父母瞒着他们，我其实很怀疑是否祖父母早已猜到，也是不愿面对。但对那位同学显然有伤害，感觉他是对什么都不起劲的人，一直像个小老头。     还有对于罹患癌症的亲人隐瞒病情，事实上，很多类似情况下，被瞒着时就还能努力活着，一知道病情就很快撒手人寰。不得不说，这真是特别的国情。感觉病人和家属都很可怜，宁可骗与被骗，也不愿面对真相。不能面对死亡的人，灵魂是残缺的…     对亲人隐瞒病情应该吗？ / 沈嘉柯 2012-09-09 18:43 【上海《新闻晨报》报道，大标题写着《吴敏霞父母：我们“骗”了她8年》原来母亲身患乳腺肿瘤，隐瞒病情让女儿放心备战、比赛。据悉吴珏明夫妇坐在偌大的伦敦的跳水场馆里，亲眼见证了女儿吴敏霞夺得奥运会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大病痊愈的吴妈妈热泪盈眶，前几年被查出乳腺肿瘤，一直接受化疗，但为了不影响女儿训练和比赛，一直隐瞒着。就连外公外婆去世，也都瞒着。】 沈嘉柯：看到新闻时我相当感慨，一方面我理解这种做法，普通疾患，为免牵挂秘而不宣，乃人之常情，我的母亲在我外出时手腕骨折，就对我隐瞒过。我自己也有过类似做法。但另一方面，重大疾病也瞒住，一瞒8年，让我觉得震惊。你觉得家庭成员之间，应该分享喜乐分担患难到什么程度？ 朱文波：通常我们对亲人瞒报病情有这样几点考虑：尚未处于危在旦夕；无法预料噩耗给当事人带来的冲击或改变会造成何种后果；尚未找到有效的表达方式； 这些过程都是立足于延缓的告知而不是不告，否则我们的家庭伦理和亲情间亲密关系的基石将面临根本挑战，即便处于善意的延缓告知，我们都知道面对下次真相的澄清，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不告是根本的错误或者说残酷。欺瞒事实并在此氛围下生活多年，当事人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要追问的是那过去的种种经历哪样是真哪样是假？虚幻的情感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感体验吗？将外公外婆去世的消息也都隐瞒，更是一种荒唐和自以为是的理解，这表现出家庭伦理上的瑕疵。 家长或他人如何替当事人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谁可以保证改变造成的代价？谁可以知晓未来长时间吴敏霞可能的生气、痛苦、沮丧、焦虑或自尊心受损？谁有把握代替吴敏霞解决一系列自我质疑：关于她的自我牺牲是否值得？关于可能的负疚感和自我憎恨；她如何理解家人剥夺了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尤其在关乎生命里重要的那些人的生离死别。 沈嘉柯：吴敏霞的父母做选择的价值观，是怕影响训练，连外公外婆也隐瞒着。这样的事例历来不少，从亲情角度说，我觉得挺残忍。似乎我们的文化心理，尤其是长辈们，倾向于认定事业重于情感关怀。人的一生，有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价值观序列？ 朱文波：只要深究一下，这个价值观就是“悠悠万事训练为大”，训练的目的当然为了各种冠军。假如这种“目的导向”的价值观越极端，那么工具化特质就会越明显，去人性化的程度就越严重。 尽管“成功”的定义可以有多种多样，但人的社会化属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与他人保持着情感上的联系，尤其对我们重要的人，尤其在我们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依恋依赖，需要通过他人完成自我判断。价值观本身具有多元性，不存在哪个首先哪个次之，所以在类似问题上，强调哪一点都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理想的令人满意的状态就是依据个人资源把事业和情感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失去平衡甚至极端化，后果都将令人遗憾。 沈嘉柯：再换一个角度去看，坦白说，我隐约又觉得，这样善意谎言下的生活质量，反而比较高。因为其父母虽然价值观固化，但却是经过思考后，选择了秘密承担后果，你觉得呢？ 朱文波：尽管出自善意，谎言毕竟是谎言。生活质量提高是不可能的错觉，短时间内获得某种稳定是可能的。 因为在紧密关系中，所有人依赖于这个关系的重要，但是只要涉及到某种状态，一下变成某种“禁忌”，为了“控制”住局面，知情者在做自我牺牲和失去自我，或者为了控制情感需要做疏远表达，在情感交流上由于常常绕不开真相而无法开诚布公，所有人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将失去一部分自我而加强另一部分自我，形成跷跷板效应。 而蒙在鼓里的人最初会疑惑、焦虑于关系的变异压力，或者盲目自责，无助而变得疏离。最终知晓真相后，震惊和重新定义关系，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亲密关系的重新定义，对个人心理而言是极其严重的一次考验。 因为这涉及到“自我意识”这一重要概念，“我”在你们中间的价值感，你我之间以怎样方式表达这种亲密，坦诚还是委婉曲折，你我关系是否可信等等，既是担心又期待确认。 沈嘉柯：我不知道吴敏霞知道真相后是怎样的反应，还没有后继报道。但我试着去想象，将心比心，总觉得她会很难过伤心，甚至多多少少应该还有一点自责，怪自己没多关心父母。你会给她什么建议？ 朱文波：就像你我一样，我们替她难过的原因是我们做了换位思考，假设了我们自己如果陷入这样的情境中，是否愿意以这样的代价获得现有收益，答案是不愿意，也就是其他情感尤其亲情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重要。 实现目标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无比重要，全力以赴去奋斗理当获得赞赏和支持。但不是所有时间我们都沉浸在唯一目标的努力中而忽略其他，这种忽略无异将自己塑造成一部机器，失去了更宽广的感受力和体验。 对人来说只要一点不及其余其实对于生存质量而言势必带来痛苦和忧虑，因为社会化本身需要情感，需要人与人的彼此照顾分担分享，需要多样的体验和感知，否则生存都会遇到麻烦，生活总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考验你的其他适应能力，而这个我们知道是必然的事情。   主持人：沈嘉柯（著名作家，评论家。出版有《平行塔》等十多本随笔、小说。）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henjiake1982 特约专家：朱文波 （著名心理专家，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北大基础心理学研究生，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获硕士学位。）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xlzwb   《爱情婚姻家庭》杂志心理版（本文为全文，杂志刊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