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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管党总比党管党要公正客观 作者：李逊达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4 7:29:07 阅读量：1次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要求“从严治党”。胡锦涛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看了这些一点新意也没有的老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是在过去几年的文件报告规章制度里是一直在不绝于耳地说的吗？但党像老妈妈爱唠叨不休，说多了，就令人厌烦了，更别说要去落实了，谁会接受你领导的管教呢？你自己管好了吗？你自己虽克制了，但你把老婆管好了没有？老婆被管住了，你儿子女儿呢？你儿女能被你管好，你的子子孙孙管得过来吗？还有你的秘书，你的下级，每天都让你担心别再出事，但偏要出事。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干部，你政治局、常委是不可能都去管头管脚的，靠全体中央委员也不行，靠地方长官更不靠谱，谁也保证不了谁肯定不出问题，而且一出问题都是大问题。 就拿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担忧的四个危险来说，足以说明“从严治党”只能是属于套话，虽然不假，但如何从严治党，却无从看手。 党如果真的想从严治理自已，办法还是很多的，最好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发动群众。不是说有担心脱离群众的危险吗？那就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是自谦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吗？那就脚踏实地真的做一回，做出个公仆样子来，看群众还说三道四的。 所以靠党治党是治不了也治不好的，而由主人来治，一治就灵。例如，在每一个单位里，让平时对党员意见最大最不满意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一个评估党员行为准则的委员会，由他们按早党章党纪进行对照对每一个党员进行公开评估，合格的被公布，不合格的送党校受培训，再考察一段时期，仍通不过，请党组织重新考虑是否受处理还是劝其退党等等措施，总之合格的党员在广大群众监督之下，必须献身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不是作威作福当老爷，也不是简单地唱唱红歌江山就被唱红了，官员就不腐败了，理想就会实现了。党要成熟就别指望红歌一举成功，这和文革唱语录歌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功。 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遐想，和党的运大理想相差甚远。伟大的党，其搞行动都是大手笔，党员都是先进份子，领导者又都是特殊材料炼成的，不耻于做群众的尾巴，更不耻于被群众监督成为监督分子。这是不可能被当作好点子，而是当作臭点子。 生活中我经常发现有这样怪现象，好多党员都不愿暴露真实身份，似乎是地下党，为什么？怕群众异样目光和产生错觉，甚至有的地方出现党员要向群众主动打招呼，取得认可和信任，说什么，“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是党员。”仿佛党员欠了群众什么的。大概搞腐败的都是党员，被群众已骂得抬不起头来，这样的党能起领导带头作用吗？还能被人民群众拥护吗？你以为群众跟着你一起吼了几下红歌就一定跟你走了吗？ 以我看，花在唱红歌的钱还是用在改善民生上，改善关系上，改善制度上为好，让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服了你，你是为了咱老百姓谋幸福来的，而不是做官当太上皇的，那么人民群众评估党员就有效了。

中南海 > > “ 文化大革命 ”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 杨尚昆 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 杨尚昆 “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 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 江青 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办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正式给我平反了。 > > 我回到中办时， 中南海 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 中南海 内俨然是个大工地。工程虽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是机关的样子。 > >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单位被“砸烂”，停止活动，房子被别的单位占用，现在恢复工作却无处办公。例如中央宣传部恢复后，就曾先后临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 中南海 新建的301号楼办公。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乱占房子造成的遗留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 > 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也反映在中南海内。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 > > 胡耀邦 到勤政殿办公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 毛泽东 主席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中南海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一下子消除了中南海在人民群众中的神秘感，拉近了党中央和群众的距离。 —————————————————————————————— 揭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作者：苏维民，选自：《百年潮》杂志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胡耀邦 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三中全会以后我也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气象一新的中央办公厅。 排除干扰为干部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中办的陈麒章等几位老同志就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办公厅被诬陷是“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黑窝子、烂摊子”，中办的工作人员是“杨尚昆招降纳叛来的死党、爪牙”，现在复查工作仍然控制在过去整人的人手里，要求立即改组复查班子，为整个中办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2月2日， 胡耀邦 阅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调整复查班子，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可以说，没有 胡耀邦 “先调整复查班子”的果断决策，中办受迫害同志的平反不会顺利进行。我的平反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原中办政治部秘书处的一位处长，打电话约我去谈关于给我平反的问题，我准时去了，他却违约，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影。我想，三中全会以后你还如此傲慢，我也没有时间奉陪，看你还找不找我。又过了一些日子，刘火、彭达彰等老同志回到中办政治部主持工作，刘火亲自打电话要我去谈平反问题，我欣然前往。这次同上次大不一样，一见面，刘火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政策你清楚，给你平反”。话不多，掷地有声，令人倍感温暖。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中办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苏维民同志的平反决定》。 “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江青 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办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正式给我平反了。 与此同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处理十分慎重。党组织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虽然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但属于被迫执行任务。当然，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以后，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这与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革命家、老干部动辄打倒，对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人也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死党”、“爪牙”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不同。在重新分配他们工作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特长，按照原来的职级安排适当工作。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触及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那时，个别人牢骚满腹，不断要求新的中办领导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例如一位同志是学水产的，分配他去水产部工作本来正好对口，但他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已免职的一位同志的儿子来信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把他父亲家中的电话撤了（那时配备电话是工作需要，当时线路紧张，因工作需要等候安装电话的人很多，并不涉及待遇问题）。相反，一些老同志、老领导复出以后，却是十分谨慎、兢兢业业，处处做表率。有一天（那天是星期日），我因一件事打电话咨询军委卫生部，接电话的是时已78岁高龄的贺诚部长。我很惊讶，这位老部长很平静地说“今天是我值班，有什么事你请讲”，并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

核心提示：吉恩・夏普谈非暴力冲突，中东抗议以及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思考政治 原文： Teaching People Power 作者：Jesse Walker 发表：2011年2月2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每日野兽》网站把吉恩・夏普称作”推翻埃及的83岁老头”。《纽约时报》则说，”对世界上的专制者们来说，他的思想是致命的。”上个月，他在从《科学美国 人》到BBC等各种场合受到褒奖。这样的关注对这对他来说前所未见。他的作品一直在我们政治辩论的边缘传播，虽有一些影响，但从未引起过讨论。谈到突如其 来的媒体关注，夏普说，”这真是太棒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当 然，推翻穆巴拉克的不是夏普，而是埃及人民。夏普所做的，是写了一些书。而埃及，还有其它国家（从塞尔维亚到缅甸，从波罗的海各国到伊朗）的活动人士认 为，这些书对他们的革命很有帮助。早些年，那些寻找战略，战术技术的反叛者们会向切・格瓦拉或者武元甲寻求建议。如今，他们更愿意阅读夏普的作品。切和夏 普之间的不同点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区别应该是这个：在切试图教授起义者武装斗争技巧的地方，夏普却使用甘地式的，有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973 年出版的夏普的三卷本巨著《非暴力行动政治学》厚达800多页，所以我不会试图用寥寥几句话来概括他的思想。但是他的作品里有三个十分突出的特点。第一是 他小心梳理历史记录中的民众反抗的实际事例。他在书中不只是重新列举，而且进行了有用的归类，从”粗鲁的手势”和”反对派或支持者信件”，到罢工，兵变和 平行草根政府的建立。第二是他的政治权力理论。这套理论旨在解释，在一个国家拥有的武装远胜过公民武装的世界里，他的战术如何奏效。通过几个来源――甘 地，阿伦特和无政府主义者――夏普得出这样的观点：政府依赖公众的合作。他探寻这种现实的后果，研究那些可以增强或者削弱忠诚和顺从习惯的办法。 第三是强调战略有效性远重于道德诉求的风格。对很多人来说， 非暴力 这个词意味着新时代书店的某个书架。但是夏普的书是为那些想结束压迫的独裁统治的现实主义者们，而不是未来的圣人们写的。 夏普住在波士顿，狭小的 爱因斯坦研究所 是他的研究基地。本周三，当去年12月在突尼斯点燃的革命战火在中东和非洲成燎原之势的时候，我在电话里对他作了一番访谈。 理性杂志： 突尼斯发生的事，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先例？ 吉恩・夏普： 杰 米拉・拉奇布（爱因斯坦研究所的执行董事）一直在做突尼斯事件演变情况的研究。突尼斯的例子非常特别。事件发生在这个国家经济和政治上都相对落后的地区。 整个事件开始的规模极小――一位受到当地官员严重错误对待的小贩――但最终发展到了现在的程度。我没听说过其它以同样方式开始的例子。 理性杂志： 在突尼斯之后，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埃及，并说同样的事情不会在那里发生。当埃及的抗议开始的时候，你是持何种程度的乐观或悲观的？ 夏普： 哦，我 希望 他们能把事情干好。但是我没有预计到会发生什么。但是至少在两个方面，埃及的表现很了不起。 第一，他们战胜了自己的恐惧。他们不断地向一个又一个人，一位又一位记者说，他们再也不害怕了。而这对独裁政权十分危险。独裁者们总想植入恐惧，以获得强迫的服从，顺从和合作。当人们丢掉自己的恐惧，不再担忧，独裁者就再也没有什么控制的手段了。 第二，他们维持了非暴力的纪律。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相对来说非常不错。甚至在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抗议斗争中，当出现可能会发展成暴力的紧张局面时，我听到他们一直在说，”和平，和平！”那么多的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到这样，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暴力是一种工具，而独裁者拥有的比你的多得多。他们装备好这种工具来诉诸暴力，扑灭暴乱和各种类型的反抗。但是它们却没有控制非暴力运动的装备。而这正是你可以取胜的地方。 理性杂志： 对过渡的，或者说是据说是过渡的军政府，你是否乐观？你觉得它更有可能转移到自治，还是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独裁？ 夏普： 对埃及的局势，我了解不多，所以很难说我是悲观还是乐观。我注意到，埃及人自己对这一点十分小心。在米洛舍维奇垮台后，塞尔维亚人举起了巨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我们一直在看着你。”你也得这么做。 在过渡期间，确实有发生政变的危险。很有可能能发生军事政变，埃及过去就发生过不少这样的烂事。也有可能是外面的组织，就像在1917年，推翻俄罗斯旧帝国体系的非暴力斗争结束后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研究所出过一本叫 《反政变》 的手册，详细列举了在过渡期间，那些事你可以做，那些事则一定不能做。 理性杂志： 在巴林，你不断听到的一件事就是，很难想象那里的军队也会叛变。因为他们是从其它国家来的，不像埃及军队是征召入伍，与社区关系紧密。但是现在，尽管如此，他们的确是和抗议者在一个阵营。 夏普： 在 大多数情况下，你没办法让军队拒绝开枪。你只能指望警察和军队服从命令，而你自己则相应地开展自己的斗争。比如，在大多数大众罢工中――不只是1926年 的英国罢工――你只能指望军队服从命令，而抗议者则要处理好当军队执行命令――包括开枪杀人的命令――之后的实际后果。 理性杂志： 对抗卡扎菲这种残暴的独裁者，有没有什么成功的非暴力起义例子？ 夏普： 有，1979年的伊朗革命就是。当时，伊朗国王的镇压非常残酷，但是人们却很好地维持了非暴力秩序，他们甚至把鲜花放到了士兵步枪的枪口上，削弱士兵的可靠程度。 理性杂志： 在利比亚，听说好像抗议者这边有相当多的暴力行为。 夏普： 我还没见到过其它和利比亚很相像的例子。利比亚有非常多来自外国的雇佣军。他们对当地的老百姓没有同情心；他们同情的是他们的雇主。对一些抗议者来说，这种情况让他们有极大的冲动去改变立场，使用暴力。我知道这已经在利比亚发生了。 对抵抗运动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它也许不会让运动立即失败，但是它绝对非常的不好。这也是为什么当局会派自己的特工混进运动里，进行暴力活动。 理性杂志：对要求北约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这件事，你怎么看？ 夏普： 设立禁飞区是一个独特的做法，因为地面上没有直接干涉。但是我通常会建议美国政府跟这些事保持距离。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这是一场他国人的斗争。美国的援助――所谓的援助――也许会间接地帮助当局。”外国人想替我们做主！”这会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理性杂志： 军事干涉臭名远扬，因此一些人可能对此比较谨慎，建议仅仅冻结银行账户，只干涉到这种程度。你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吗？或者军事干涉也会给这种说法增加证据，”我们正在受到外国人的攻击！” 夏普： 我认为那不一样的。它完全行得通。也只有少数人会受到影响。大多数人，甚至是站在政权一边的人都没有大额的银行账户，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有那些上层的人会担心这个问题，而这也许会让个人更加不愿意接受政权的控制。 理性杂志： 关于非暴力斗争和新媒体――比如互联网和短信息――之间的关系，你的总体感觉是什么？ 夏普： 它们都是通信工具。它们不能决定你要说的话的内容。你打算说什么，需要的是内容，而不是技术。一些人没有搞明白这一点。 理性杂志： 你是否觉得，通过在线互动的网络联系的组织，可以让组织抵抗活动更加有效吗？ 夏普： 不一定。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或做什么。 理性杂志： 破坏（sabotage）到底是一种非暴力战术，暴力战术，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战术，这是一个长期存在于受到你的作品影响的人之间的辩论题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把破坏从你的非暴力行为列表中删除了。 夏普： 的确是这样。尽管这个词语经常被各种各样的人定义，但事实上大家谈的并不总是同一个东西。 理性杂志： 我注意到 ，对匿名行动也有类 似的争论，通常都是关于黑客行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夏普： 我对这件事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我不能作出评价。 理性杂志： 一些在威斯康星州抗议的政府雇员，把他们的运动跟埃及的起义相比。在传统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一些茶党成员也声称他们继承了埃及起义的衣钵。在这两个案例中，你有没有看到很明显相似的地方？ 夏普： 如果对抗双方像威斯康星的例子一样，都使用非暴力的手段的话，那就很好玩了。即使那些人是为了一些你讨厌的要求而聚集在那里，他们使用非暴力的手段总比使用暴力手段好些。这是一种进步。 不过我得去多了解一点在威斯康星的斗争。我现在对它只了解一点皮毛。 理性杂志： 关于《非暴力行动政治学》，有一件事让我很震惊，那便是你寻找战术的方式。你从各种参与行动的人那里学习他们的战术。不仅从民权运动中选择案例，也从种族隔离主义者那里选择案例。过去几十年里，还有没有其它对抗双方都使用非暴力战术的例子？ 夏普： 不一定是从最近几十年里的，但确实还有其它的一些例子。比如在印度，游行的示威者遇到了警察，抗议者在路上坐下来，结果警察也坐了下来。 在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例子中，银行收回了给那些参与了民权运动的人的贷款。这就是进步。比如，它远离了私刑杀人或其它的严重暴力行为。长期来看，这并不让人满意，但是你得学着如何能让一件事符合正义，而不受你自己的观点左右。你还得学习如何更加有技巧地进行斗争。 理性杂志：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非暴力行为政治学》的写作的？ 夏普： 远在我知道自己在写作之前就开始了。 《非暴力行为的政治学》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第一卷 是权力分析。这些研究是62-64年在牛津完成的，但是我收集甘地的权力理论的时间要长得多。我当时也从德国的古斯塔夫・蓝道尔和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寻找观点，但只是非常笼统。他们都写道，政府要依靠人民的合作和服从。 《政治学》的 第二卷 列举了198种非暴力行为。当我在挪威制写出我的第一份清单的时候，好像只有18种。这些年过去了，清单中的行为已经增加到了198种。我敢肯定，在过去的历史中，一定还使用过另外198种非暴力行为。 第三卷 是关于非暴力行为动力学，约有350多页。这一卷源于我在挪威的一份7页的演讲稿。 理性杂志： 你什么时候在挪威？ 夏普： 从约1955年到1965年，我在挪威和英格兰生活了10年。 理性杂志： 你怎么到那里去的？ 夏普： 我先是在和平战主义者办的周报《和平新闻》工作。后来，我受邀前往挪威， 第一次是短期停留，接着又回到挪威做更多的研究。我当时在奥斯陆大学，后来又去了社会研究所。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权力并不了解。为了学习权力理论，我很幸运地回到了牛津大学，我在那里完成了我的博士工作。 我在那里逐渐地成长，进步。我并没有找到一位重要领袖或者思想家，认为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我总是东学一点，西学一点，形成自己的观点，发现新的认识和信息源。通过这个办法，我发现并研究我需要注意的问题。 理性杂志： 很多人习惯于把甘地看作一个有感召 力的精神领袖。而你却 把他当做一个顽强的政治策略家来进行分析。在你开始关于他的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也使用了这个办法？还是一直只有你一个人这么做？ 夏普： 还有其它的人。印度人Krishnalal Shridharani写了一本关于甘地的好书，当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他的 《没有暴力的战争》 描述了甘地的不屈不挠，但是对甘地的研究有限。还有一位名叫Bart de Ligt的荷兰人，他是一位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他的研究 《征服暴力》 着眼于历史案例。比如，他列举了一个萨摩亚岛反抗新西兰统治的例子，他还列举了一个高丽人反抗日本人占领的例子。 但不是所有的 例子都这么精彩。高 丽人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是非常清楚――他们只是使用象征主义，而没有使用这些权力应用。但是是的，我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东西。 理性杂志： 你有没有使用你作为活动人士的经验？ 夏普： 我作为活动人士的经验只是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进行的一次午餐静坐，我的不合作主义是对拒绝服兵役。但是这对消灭战争系统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我只感觉，我是在那里维持自己的人格。我站出来，超越自我。 理性杂志： 一些人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一种把事情实际做成的手段，你对他们一直持批评的态度。当初，在你做《和平新闻》的编辑的时候，你有没觉得，你在朝着你的政治目标进步，还是只是感觉你是在撞墙？ 夏普： 你是说，一堵和平主义者组成的墙？ 理性杂志： 是的。 夏普： 我 并不责备那些信奉非暴力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他们能做得做好的。还有一些人一直在见证，抗议，他们相信自己的信仰，想知道怎么样做才 最有效率。但是他们总不能理解要超越这一层次的重要性。不只是去见证这个世界的丑恶，而要知道如何改变世界。那些采取非暴力为生活方式的人经常会引用甘地 的话。甘地也确实说过那些话。但是在甘地的晚 年，他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行动。 在 信仰层面上，他把婆罗门的不害(ahimsa)作为一种强大的道德和宗教准则。但是他也在政治层面上和国大党的人合作。而那些人根本不赞同，也不会赞同 他的观点。他们在一起进行战略规划，发动将英帝国赶出印度的有效斗争。他不认为他在两个层面上实践自己的信仰是一种妥协。这个事实极其重要。 理性杂志： 跟你年轻的时候相比，你是否感觉现在世界上的非暴力斗争多于过去的？而且成功的非暴力斗争也多些？或者只是现在的斗争更容易被关注到？ 夏普： 现 在更多些。看看曾经被纳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用很少很少的伤亡就脱离了苏联。再看看1989年的那些国家。东德的移民 和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在1969年对《华沙协议》入侵的反抗，它抵挡了苏联8个月――比他们使用军队可以抵挡的时间还长得多。再看看现在所有这些在穆斯林 和阿拉伯世界的运动。 确实，我们并不总会知道过去发生过的的事。匈牙利人对奥地利人统治的反抗是19世纪的一件大事，但是我们都没有记住。历史的故事经常都很难了解得到。过去还没有过这样的大量研究。或许有，但是却没有出版。对这一现象的忽视程度让人震惊。 理性杂志： 当你看到一场起义，你希望起义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如果是一个更好的社会，那么这个更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夏普： 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终极结果去解决所有的大 问题。进步日积月累而来的，有时候会突然迸发，有时候 也会出现灾难，六四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我不会使用任何标准的政治观点，哲学或者程式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我的 《社会力量和政治自由》 的第一章标题是”重新思考政治”。我认为，旧的政治分析――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保守派，自由派――已经不全面了。 理性杂志： 在依靠非暴力，去中心化行为的战略，同相对而言非暴力、去中心化的政治体系的兴趣之间，你是否认为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或者他们只是不同的种类，即使它们在维恩图里有重复，那也只是一种巧合？ 夏普： 可惜，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特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关联的问题。也许有些人会把它当作一个研究课题。那将会很重要。非暴力战略和去中心化的小政府的兼容性很好。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这样。 如果您的iPad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即可看到最新译文；如果您的iPhone可以翻墙，请点击 这里 并加入书签；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