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http://www.bjnews.com.cn/world/2013/11/17/293033.html 他们读报吗？ 2013-11-17 03:30:19   新京报 这是一个最好的读报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读报时代。报纸是个人与这个世界联系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进入新世纪，新技术的发展让阅读内容和方式大大扩展，报纸已经不是唯一获得信息的来源。新技术在给报纸带来冲击的同时，也让人们的阅读变得碎片化，阅读方式的改变让很多人不愿意读书读报。如今，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读报，我们如何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保持阅读精神？   　　英国 传统让人们热爱读报 　　英国是现代报纸发源地之一，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报纸都产生在这个国家，一百多年来积攒的阅读习惯让英国人在数字时代也不忘读报。 　　尽管英国报业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就面临着艰难的形势，但长久以来形成的读报氛围却仍不减当年。数据显示， 15 岁以上英国人中， 59% 男性和 50% 以上女性每天都要看报。英国有 6000 多万人，日报日发行量近 2000 万份，是报纸人均拥有量最高的国家之一。 　　英国几乎每家都订报纸，很多家庭还不止订一份。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门外取报纸，上下班途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时也必看报。 　　除了订阅，英国报纸的零售量也很大。街头报摊并不多，报纸大都是通过超市、书店以及 24 小时的小杂货铺售卖。 　　曾在伦敦留学的陈女士对伦敦人爱读报印象深刻。“学校里读报的氛围也很浓，经常可以在餐厅里看到大家读报纸，也经常看到拿着报纸去上课、参加讨论的同学。” 　　更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在地铁里，几乎人人一张报纸，专心读报。伦敦地铁是人们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英国报业充分挖掘人们上班途中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目前有两份免费在地铁里发放的报纸《地铁报》和《伦敦标准晚报》。 　　长久以来，英国报纸形成了固定的读者群，以至于有人说，如果做社会调查时不方便问收入和立场，直接问他喜欢读什么报纸就可以了。 英国电视剧中曾经这样调侃英国报纸：《每日镜报》的读者自以为他们在管理这个国家；《卫报》的读者认为他们应该管理这个国家；《泰晤士报》的读者是的确在管理这个国家；《每日邮报》的读者是国家管理者的老婆；《金融时报》的读者“拥有”这个国家；《每日电讯报》的读者是曾经管理过国家的人；而《太阳报》的读者根本不在乎谁管理国家，只要“三版女郎的胸部够丰满就行！”虽然是戏谑之词，也可看出各家报纸独特的读者群体。   　　美国 年轻人爱读电子报 　　报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美国人不愿意读报。调查显示， 51% 的人称他们非常喜欢读报，但是读报方式发生了改变，从纸质报纸转移到了数字平台上。 　　“我的父辈有读报习惯，但我通常浏览在线新闻。只有看到手边有报纸，比如酒店提供的报纸，我才会读一读。”在通用公司工作的美国年轻人凯文·沃格林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尽管他在学生时代也是校园报纸的主办者，但毕业后的他却很少阅读纸质报纸了。 　　“我身边的朋友，更多的是从网络或者社交媒体，而非纸质报纸上去获取信息。”凯文代表了数字时代一部分美国读者的阅读模式。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美国报纸的日子愈发艰难。皮尤研究中心 2012 年对全美读报习惯做了调查，调查显示，过去十年内，美国阅读纸质报纸的人群比例已经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 2012 年，经常读报的人群比例是 38% ，在 2004 年，这一比例是 54% 。 　　美国报业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发行量下降，广告额下降，员工数下降，是很多报纸面临的困境。报纸不断易主，著名大报《华盛顿邮报》也被做网站的收购了。 　　加州大报《旧金山纪事报》几乎不能维持经营，赫斯特公司发表声明说，《旧金山纪事报》的财务状况迫使该报大幅削减运营成本。如果赫斯特公司决定关闭该报，旧金山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没有主要英文日报的城市。 　　对此，《环球邮报》评论称，“如果新闻业在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走向衰落，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个多世纪以来，报纸一直被作为一种公民良知，通过制约腐败、培育责任或仅仅是让公众知情，在促进民主理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报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美国人不愿意读报。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仍然和往常一样，“享受”读报。 51% 的人称他们非常喜欢读报，但是读报方式发生了改变，从纸质报纸转移到了数字平台上。以《纽约时报》为例， 55% 读者主要从电脑或者移动终端上读报。而在《今天美国》和《华尔街日报》这两份报纸身上，这一比例分别是 48% 和 44% 。   　　前景 老牌报纸向数字化转型 　　据美国新闻业年度报告显示，从 2007 年起，报业第一次有了乐观的理由。数字付费计划正被美国 1380 家日报中的 450 家接受。 　　对于报纸地位的变化，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给出这样形象的比喻，他说，“铁匠悲叹自己没有办法在铁路时代卖马蹄，但是并不会使他们的马蹄更受欢迎。那些学习变成机械师的铁匠才会保住自己的饭碗。” 　　事实上，面对报业转型的浪潮，很多媒体已开始新的尝试。在英国，既有免费的地铁报，也有收费的《泰晤士报》网络版。而《卫报》已走在关掉印刷机的路上，在“数字化优先”的战略下，《卫报》高管说，数字版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将成为《卫报》的使命。另一老牌报纸《金融时报》也宣布明年将更多人力物力投入到数字媒体上。 　　对于美国报纸来说，《纽约时报》是付费模式的成功代表，此外，新媒体的冲击也催生了《赫芬顿邮报》这样完全的“互联网报纸”。 　　转型的成功让传统报业不再一味悲观，据美国新闻业年度报告显示，从 2007 年起，报业第一次有了乐观的理由。“公司开始尝试新收入来源和重大变革。数字付费计划正在被美国 1380 家日报中的 450 家接受……报业度过了最严重的衰退期，形势大大好转。汽车广告回来了，房地产和招聘广告也逐步复苏。” 　　胡泳认为，报纸是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因此有存在下去的理由，“报纸不仅是信息提供者，如果极端些，甚至可以说，如果漏掉重要报纸的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以另一个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本版采写 / 新京报记者 高美  

互联网观察家胡泳：微动力改善社会基质   特约记者 韩洪刚 发自北京   目前，从时间周期、活跃程度和时局氛围这三个方面来看，微博的确是到了一个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拐点，微博这四年，像一个巨大的搅拌机，翻腾着中国的舆论、现实和行动。在某种意义上，微博舆论场是转型中国的缩影和延伸，它的未来关乎着中国的未来，如何评价微博出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中国社会究竟被微博改变了什么 ?

英国《卫报》援引斯诺登提供的材料，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监控行为持续曝光，这可以算是今年最大的国际新闻。在我看来，《卫报》也应被视为今年最重要、最值得尊敬的媒体。11月1日，这家不断贡献着重要内容的媒体，又在报道形式上做出了令人赞叹的突破——《卫报》网站推出的“NSA Files: Decoded”，超越了《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 雪崩 ”。 在这部作品给人带来的震撼面前，语言显得多余。建议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 立即在电脑上打开 ，也可以在手机上阅读——虽然比电脑上阅读的体验略为逊色一点点，但这部作品的手机阅读适配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 最先冲击眼球的是穿插在文字之间的高清视频。这些视频都做了抠像处理，播放控制菜单默认隐藏，这样一来，视频中的人物完全融入到页面当中。当你向下滚动页面时，相应的视频会自动开始播放（也即，相应的人物会自动开始说话）；当你再往下滚动时，上面没有播放完毕的视频会自动停止；当你再返回时，视频会在刚才的断点恢复播放。不需要点击，不需要跳出小窗，不需要点击播放，唯一要做的只是向下滚动页面，这种流畅和便捷的阅读体验，堪称视频与文字的完美结合。 在文字和视频之外，这部作品还穿插了相当多的互动信息图，它们能够恰到好处地辅助解读这一故事中错综复杂的信息。这些信息图包括：对主要人物及其立场的介绍，对“三度朋友关系（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能够覆盖人数的直观展现，对各种通讯方式所包含的个人信息的介绍，等等。最别出心裁的，当属对NSA监控数据量的表现形式：从你开始阅读这篇文章开始，NSA已经选择了XXX TB的数据进行监测，这相当于XXX部两小时高清电影的大小……两个不断增长的数字，就好像越张越大的血盆大口，给人造成一种紧张感。 个人认为，和“雪崩”相比，《卫报》的解密NSA档案在阅读体验上更胜一筹。更重要的是，这一题材的重要性和丰富度也大大胜过“雪崩”所讲述的故事。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这部作品带来的不仅是“叫好”，更有实实在在的阅读率——确实，大多打开“雪崩”页面的人只是欣赏了技术的炫酷，并没有真正去阅读其中的内容。 当然，“雪崩”之后的《纽约时报》也并未止步。就在上个月底，它推出了 关于南中国海的多媒体报道 ，同样有震撼的阅读体验。 西方媒体在多媒体报道方面的经验已经越来越成熟，尽管仍然看不到大规模生产的前景及可行的商业模式，但这些发生在纸质介质之外的新的实验正带来更多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 本文首发于方可成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 The News Lab”。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 关注方法1：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关注方法2：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

采访：万晓华 原载： 北斗网   从记者到研究者：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转向 七星人物：为什么做出离开《南方周末》、去美国读政治传播博士的决定呢？你如何看待记者到研究者的角色转变？ 方可成：原因我在文章《 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 》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告别了媒体界，也告别了中国，来到美国来读书，看上去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转向。我现在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仍然是和中国的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媒体紧密相关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当然角度上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记者的回答会更为迅速和及时，去尽量找各个方面的人来发声；对于学者而言，如果选定了一个研究的主题，他花的时间会更多一些。 这个过程中他们用的具体方法也不一样。记者主要是采访，学者有时候也会用访谈的方式，可能和记者的采访有些相像，但也不完全一样。学者还会更多地用问卷调查、田野考察、实验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做，因此学者可能做得更加深入一些。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学者的研究也可能更严谨些，因为他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支持。 七星人物：从一个参与者到一个研究者，你的研究方向有哪些？ 方可成：现在刚刚过来，还是在学习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具体的研究课题要到两三年之后才能确定。如果说得更宽泛一些，我在《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一文中提到了很多，比如说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比如说新闻生产中许多有趣的问题等等。当然我也会去观察美国社会、美国媒体，或许会和中国进行一个对比。 七星人物：在你的记者生涯中，心中有没有一个好记者的标准？ 方可成：这和衡量任何职业的标准一样。一方面，它没有统一的标准，你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衡量，比如说很善于思考，很有批判力；比如所很能拿料，很能突破；再比如说文笔很好。 如果一定要说这些标准之间有什么共性的话，可能和记者这个职业的使命有关——好记者应该是能够有助于公民来理解这个世界。 我自己比较欣赏更有思想的记者，特别是经受过比较系统的思维训练，能够有批判性思考的记者。 另外我也会比较欣赏“理直气不壮”的记者，这五个字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南非的启示》一书提到的。他可能更多的用在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上，但我觉得也可以用在对记者的期待上：首先是“理直”，你要有清晰的逻辑，要把一件事情理解清楚；“气不壮”是说即使你对一件事情理解得非常清楚，最好也不要太“气壮”——我们要对自己多一些怀疑，不要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宇宙的全部真理，别人说的都不对。“理直气不壮”才可以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公共讨论的氛围。 七星人物：从这些标准来看，你觉得自己做的怎么样？ 方可成：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勉强可以吧，这样说会不会有些太不谦虚了（笑）。这些标准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要求。一方面是通过一种科学的态度来理解事物，另外一方面还是要多一些怀疑。 七星人物：将来你是否还会回到新闻界呢？ 方可成：如果说再回到哪家媒体做记者的话，应该不太可能吧，因为读了博士的话，基本上就走在学术这条“不归路”上了。 当然，记者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如果用前几年非常火的“公民记者”的概念，我当然可以继续做公民记者，持续对自己见到的事情进行报道和评论。另外，我虽然是做研究，但我肯定会和业界有很多互动和交流，也希望将来可以从学者的角度为新闻业的进步做一些贡献吧。 新闻实验室：自媒体不是一个新概念 七星人物：为什么想到在微信上开设“新闻实验室”呢？ 方可成：今年以来，微信公众账号非常火。我既然要观察新闻界，当然也包括新媒体界，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方式就是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如今移动阅读成为一个趋势，我的东西也应该在移动媒体上有所呈现，所以就开了“新闻实验室”这个公众账号，算是做一个尝试。 但“新闻实验室”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和我在博客上一直在写的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写博客写了很多年，博客上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和对新闻界的思考有关。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新闻业发生剧烈变革的年代，我希望在实验室里对新的模式、新的案例、新的思维加以引进和介绍，能够在变革中做一些观察，进而有一些贡献吧。 七星人物：目前实验室的账号是个人运作还是团队运作？ 方可成：现在是一个人在做，绝大部分东西都是自己写的，当然也约过2、3篇稿子。从今年3月份到现在，其实更新还是比较少的。 如果有人愿意加入一起合作当然很好，不过这种事情不能强求，还是要看缘分的。如果没有人的话，就这么一个人做下去也未尝不可。 七星人物：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媒体人或者前媒体人借助新媒体，运作自媒体账号，这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方可成：从今年来看，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出现，这的确是一种趋势。在媒体圈中，最早一批开自媒体账号的都是IT媒体人，他们是在报道IT领域的创新，后来其他类型的媒体人也有跟进。 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方面，媒体人离信息是最近的，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搜罗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他得到的信息只有一小部分呈现在报道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呈现出来，这些信息就成了他们可以运作自媒体的一个资源库；另外一方面，媒体人阅读、写作能力比较强，运作起来也有优势。 七星人物：但是一直做下去的人并不多。 方可成：这也是一个现实。运作这样一个自媒体账号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个人来做的话，能够长久坚持下来的确不容易。 七星人物：打算将实验室做多久？ 方可成：这要取决于微信的寿命有多长。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写写东西也很正常，虽说更新的频率比较低，但还是会一直做下去的。我原本就没有多大的野心，没想过要把它做成很庞大的订阅人数，或者靠它赚钱怎样。作为自己的公众平台，写写自己的思考，积累一些读者的互动，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大家现在都很捧微信公众平台，很捧自媒体形态，但是在我看来“公众平台”“自媒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博客已经有十几年了，博客之前还有做个人主页（homepage）的，这些都可以算是“自媒体”。我一直在写博客、微博，如今的微信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延伸。 媒体变革：我们要想想更多可能性 七星人物：你刚刚提到了媒体变革，这个变革的动力是什么？又会是什么趋势呢？ 方可成：最主要的动力当然是因为技术驱动。新闻业历史上的变革基本上都是技术驱动的，最新的变化跟新媒体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短期内看来，移动阅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家对纸质媒体的消费会下降得很厉害，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但这些都是短期内大家可以看见的。至于更长的趋势，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很准确的预言。 七星人物：你的实验室中，信息图（编者注：又称为infographic，是指数据、信息或知识的可视化表现形式）、数据新闻这些名词比较新颖，它们是如何出现的？目前在国内的发展如何？ 方可成：信息图、数据新闻的出现本质上也是技术驱动。目前各行各业都在谈论大数据，新闻业也不例外，大数据驱动会对新闻的呈现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现实情况是信息图仍然受制于很多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没有足够的公共数据，中国的数据公开程度是很差的。除此之外，人才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这种新闻模式更需要跨学科的人才，最好能够既懂新闻，又懂数据处理，还懂设计，如果会编程就再好不过了，但是目前这种人才基本上很难找到。这样就导致现在很多门户网站虽然在做信息图，但这些信息图并不是真正的数据新闻，真正的数据新闻是建立在大量的数据基础上的，他们只是把一些信息、现象、条文等做成一个图解。 七星人物：除了技术驱动，你观察到的近些年的新闻报道的创新还有哪些呢？ 方可成：新的东西一直都有，有大有小。比较大的创新可以举徐达内的例子，他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 媒体札记 ”，已经运作成一个品牌。媒体报道事件，他对媒体报道的事件再做一个综合性描述，这种写作形式就是一种挺成功的创新。 小的创新也一直都有。《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一些新鲜的尝试。比如2010年世界杯时，章鱼保罗非常火，《南方周末》就做了一个章鱼哥的虚拟访谈，假设记者 采访章鱼哥 ，请它谈一谈房价、股市等社会问题。我在《南方周末》的时候也有过一些创新，一个就是《 红“网”——中国共产党官员被规定的纪律化生存 》，通过一个虚拟的人物对共产党的纪律进行了常识性的介绍；再比如说《 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它就是通过数据检索、统计和专家分析完成的。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检索了1949年至2010年的《人民日报》加以统计，并请专家分析数据背后的原因，整个操作其实非常简单。 要想创新，就要防止思维僵化，陷入到一种常规的模式，我们要多想想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当然，这些东西很小，也许算不上创新，但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尝试。 媒体与政治：媒体应该提供真正的公共讨论平台 七星人物：在中国，公众对于时政报道的印象普遍是新闻联播式的。作为曾经的时政记者，你是如何看待时政报道的？ 方可成：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媒体的性质不同，时政报道的风格也就不同。党媒和市场化媒体的风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南方周末》是最早开始进行时政报道的市场化媒体，它算是引领了一个风潮，此后各个市场化媒体也纷纷开始参与其中。 再比如说，《壹读》是主打时政报道的，主编林楚方、执行主编马昌博都曾经在《南方周末》工作过。在我看来，他们可能是中国最好的时政记者之二。他们的时政新闻就做得很好，很有趣味，完全不是新闻联播式的。 七星人物：市场化媒体进行时政报道，最初会不会遇到很多难题？你认为市场化媒体进行时政报道的意义是什么？ 方可成：在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不理解的声音。《南方周末》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因为报道冤情、揭黑而深入身心，它一直是以一种为民请愿的形象出现的。本世纪初提出要去做时政报道，有人担心这和《南方周末》一贯的价值观不符，认为和高层接触，和官员打成一片，会脱离了这一形象。但是最后的实践结果证明，这是非常成功、非常符合《南方周末》的价值观的。 为什么这么说？简单地说就是这些时政报道让我们国家关于政治运作方式等方面的信息更加透明化。我们去报道政府如何运作、官员如何思考，这是构建一个民主社会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公民只有了解这些，才有可能更好地去参与政治。 在西方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叫做informed（知情的，了解情况的） citizen（公民），蛮难翻译成中文的，民众需要了解尽可能多的信息才能够判断和参与。在美国，这种参与是能够负责任地投票；在中国虽然没办法投票选主席，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政治参与。所以媒体最主要的作用应该就是这个方面：让民众更加informed。 另外一个方面，媒体也应该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供大家做真正的公共讨论，这样的平台或许可以被称之为公共领域。 新闻理想：对我而言，这个名词是存在的 七星人物：你曾多次说起过2003年“被媒体人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们的实际行动深深感动”。这一年我们确实见证到了媒体的力量和无奈，如今十年已过，你觉得媒体又有怎样的力量和无奈呢？ 方可成：跟2003年比较起来，一篇报道影响一个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03年到现在，仅仅只有孙志刚这么一个案件真的影响了一个政策的变化，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一时代的过去，有相当多的原因，既有当时胡温新政的政策环境，也有各种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时代的过去好像是挺无奈的，媒体的力量没那么大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现在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多元利益博弈的状态，媒体代表着其中的一种力量。民主社会就应该是一个多元利益博弈的过程。 七星人物：你是如何看待新闻理想的？ 方可成：没有人对新闻理想有过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各种人都可以说他/她有新闻理想，但是每个人对它的解读都不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新闻职业和其他职业本质上并无不同，但是新闻行业又确实有它的特殊之处，比如它天然的和社会责任联系得更紧密一些。 如果没有新闻理想，当年我一个理科生，就不会去学新闻了。至少对于我而言，“新闻理想”这个名词是存在的。我最初对于媒体的理想啊、责任啊的理解都是非常简单的。经历了三年的记者生涯后，我对媒体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了解，但“理想”“责任”依然高尚而值得追求。 当你对一件事情不太了解的时候，你更容易对它产生理想甚至幻想，如果你能够在了解这么多事情之后，依然对它还有坚持，这个其实更重要。我的前同事、原《南方周末》编委邓科给人签名赠言时，喜欢引用罗曼·罗兰的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的确，“注视真面目”的爱才是真爱啊！ 七星人物：除了新闻理想，你有自己的“中国梦”吗？ 方可成：这是一个“恶俗”的问题，但既然问了，我也就尝试回答吧。我在媒体做了这么长时间，也在自己的平台上写了很多东西，以至于面对这个问题时，实在不想说我希望中国变得更加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等等。这已经是非常自然、无需特意强调的事情了。 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我愿意从更具体更微观的角度说，我希望中国人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七星人物：你认为现在大多数人不能够自由的选择？ 方可成：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如果一个人很穷或者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很低，那么他可能很难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人生道路，这点没错。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即使是一个拥有较多资源、在社会中处于中上游的人，也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北大的学生，全国最精英的高考胜利者，是不是就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人生道路呢？我觉得不是，而且相当多的人都不是。在找工作时，大家还是更多地考虑户口、体制内的身份这些非常现实的东西。其实很多人在选专业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跟随内心了，否则不可能出现大部分高考状元都去学商科的情况。如果这个社会上最聪明的一群人都受到这种限制，那么对整个社会的创新力都是一种严重的扼杀。 再比如说，官员这个群体可能是比较有权力的人，但是他们也不幸福，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有些官员非常有责任感，非常希望为国家人民做贡献，但在现行的官场环境下，他们又能做到多少呢？ 于是，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某种程度上的弱势群体，都不敢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去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表面上没有人禁止你做什么，但是无形的限制非常多。因此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想法去生活，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理想，那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每天的新闻中都充斥着各种数字。技巧娴熟的编辑记者，一般会视纯数字为仇敌，一定要为它们配上一个容易理解的形象对比。新闻系的课堂上一般也会教这些技巧，最常见的比如：谈到面积时，喜欢拿足球场或天安门广场的面积做比较：“某某县政府楼前的广场竟然占地60公顷，有1.5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谈到人口时，一般拿大家熟悉的城市人口为例，“欧洲某某国的人口不到300万，比不上北京市海淀区的人口数。” 谈到钱，特别是巨额货币的时候，事情会变得更复杂些。一来，世界上货币那么多种，汇率又在不停变化。二来，对于一个政府、一家大企业而言，千万、亿是日常使用的计量单位，但对于普通人而言，百万以上的数量级都是超出日常经验，难以找到直观类比的。而让普通公民了解、监督政府的开销，又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读者真正理解这些巨大的数字背后的含义？ 最近，一个名为“Spending Stories”的网站上线了，它的初衷正是帮助大家理解和比较这些数字。 打开网站 后，你可以输入金额和单位，比如一千万元人民币： 回车之后就可以看到与这个金额相关的新闻故事了。比如，它告诉我们：一千万元人民币相当于Cardiff机场收购时的咨询费的98.0%。这则新闻来自BBC，点击下面的“Read the story”可以了解详情：这个数目的咨询费可不少，威尔士政府被批评了。 除了这条新闻之外，下面的列表中还有更多的新闻可以点击和浏览。当然，这些新闻的关键点都在于里面提及了与一千万人民币相近的钱数。 点击“Cards visualization”，可以换一种方式浏览这些新闻，更加直观： 另外，用户点击“contribute”按钮可以向数据库提交新的内容。由于刚刚上线，目前这个网站数据库里面的新闻还很有限，且大多数是英国的新闻，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有限。但重要的是：这个由Knight Foundation赞助、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和Journalism++发起的项目是完全开源的，他们已经将源代码上传至Github，欢迎任何人使用他们的代码创建类似的网站，尤其是在目前的网站没有覆盖的地域，使用当地语言，帮助当地居民理解货币金额，尤其是政府预算、公共服务开支。 中国的一些媒体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致力于解释政府的花钱（和收钱），如果有哪家中国媒体希望用更酷的方式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 本文首发于方可成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实验室 The News Lab”。欢迎关注，期待与你产生化学反应。 关注方法1：打开微信，选择“扫一扫”，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关注方法2：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搜索news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