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改善地方财政治理，以民主程序强化预算约束；发行市政债，让当地居民成为有约束力的投资人；改进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行政主管的“债务问责”；以法律形式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财力相匹配的安排，明文规定中央对地方债无偿还义务 中国经济有癣疥之疾，亦有心腹之患，膨胀中的地方政府债务即属后者。 其总量究竟有多少？风险度有多高？目前仍各说不一。8月开始的新一轮审计，将对从中央到乡镇的五级政府做债务“体检”，这会有助于弄清真相，对症治疗以控制风险。不过，为防止地方政府性债务继续疯长，最终冲破风险警戒线，最重要的还是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举债约束机制。这既属治本之策，也是当务之急。 中国   阅读全文

高质量新闻的命运   胡泳   哀鸿遍野的报业   10 年以前，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到了今天，很明显，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下，报纸将不能够生存。 近年来，美国宣布停刊的报纸已超过 200 家。欧美大传媒公司最近掀起分拆潮，纷纷集中资源，把公司拆分成“赚钱组”和可卖掉的“不赚钱组”，显然报业属于后者。 不妨看看《旧金山纪事报》（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的案例。它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最大的报纸，它已经几乎不能存活下去。它正在陷入财政赤字，发行量急剧暴跌，编辑部也有很多员工离开。 2005 年，该报的发行量下跌了 16.6% ，降至 40 万份； 2006 年，进一步下滑至 37 万份。为此，报纸减少了本地新闻，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美联社的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而不是派出自己的记者采写。 2007 年，四分之一的编辑部人员被裁撤。 2009 年 2 月，随着发行量跌到 31 万份，报纸的母公司赫斯特公司发表声明说，《旧金山纪事报》的财务状况迫使该报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运营成本。从 2001 年一来报纸一直在亏损， 2008 年的亏损额是 5000 万美元。声明还说，如果不这样做，《纪事报》面临的命运是，要么出售，要么关张。 10 月， ABC （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报告说，在过去半年内《纪事报》的销量大跌 25.8% ，仅为 25 万份，构成美国主要报纸中最大的跌幅。如果赫斯特公司决定关闭该报的话，旧金山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没有主要英文日报的城市。 另外一份报纸《环球邮报》（ Globe and Mail ）对此评论说：“如果新闻业在这个美国最愿意参与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走向衰落，那么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个多世纪以来，报纸一直被作为一种公民良知，通过制约腐败、培育责任或仅仅是让公众知情，在促进民主理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不祥之兆到处都是。 2012 年 3 月， CEA （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和社交网站 LinkedIn 联合发表研究报告称， 2007-2012 年，在美国众多产业中，报业的衰退最严重，萎缩了令人吃惊的 28.4% 。甚至零售业，在美国经济陷入不景气导致普遍工作流失、消费紧缩的情况下，也不过才萎缩了 15.5% 而已。而且，零售业已经有所回升，报纸的前景却依然暗淡无光——在可见的将来，报业下行的趋势没有挽回的迹象。 原因何在呢？各路观察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以为，报纸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读者群的日渐匮乏。报纸要想继续存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支撑。然而，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未能发展出一种新闻阅读习惯，报纸的读者在不断萎缩。游戏、社交媒体、明星文化都在和报纸争夺注意力，而据 NPR 的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所称， 30 岁以下的人不读报，而且年龄增长后也不会读。 其二，报纸的商业模式走入穷途。平面广告不断下滑，数字广告正在缓慢地弥补这个缺失，但数字广告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平面广告下降的速度。当然，广告竞争的压力不独报纸为然，面对互联网，电视也在流失广告。结果是，所有报纸都面临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因此牺牲的是新闻采编的力量。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到处扩散：博客，网络报纸，搜索引擎，新闻集聚服务和社交媒体，导致了内容生产和复制的便利；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报纸订阅和广告的下降， 而这反过来，又使得即使最严肃的报纸也只能生产少量的原创内容。 其三，报纸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具备合理性。出产一份报纸是昂贵的。数据显示，美国报纸平均下来，管理成本占 14% ，纸张 16% ，印刷 20% ，发行 9% ，广告开销 14% ，最后留给内容生产的只有 27% 。由此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报纸运营费用被用在物理生产过程中，而不是编采活动上。由此，当读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印刷出来的报纸注定会变得较为昂贵，成为一种利基产品，甚或是一种奢侈品。   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怎样的？   报纸的困境如斯，我们必须问报人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为什么报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报纸，人类社会将会损失哪些东西？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助于报人重拾在数字时代的自信。 首先，公众所阅读的严肃新闻，大多来自报纸。没有人做过定量的统计，告诉我们报纸出产的新闻在整体新闻中所占的比例。可是，随机找些聪明人估计，他们说这个比例不会低于 80% 。 可能电视的影响力更大，但根据笔者在央视工作的经验，电视记者常常是在报纸上找新闻。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体，有多少博客妙笔生花的评论是建立在报纸提供的新闻上？虽然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不会遵循报业的新闻标准。所以虽然新媒体有着海量的内容，但真正高质量的内容还是少而又少。 所以，这是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的第一条理由：报纸挖掘新闻，其他人只是包装新闻。报业的健康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报纸是一种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 第二，报纸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们每天把世界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说句极端的话，办得好的报纸，如果未能去读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了以另一个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第三，与上一条相关，报纸是公共对话的场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常常喜欢提醒他的学生说，现代的报纸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美国宪法也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一样。对凯瑞来说，报纸的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人们所假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之类，而在于它维护了公民之间的民主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存活和光大，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正是为此，报纸体现着公民责任、社会公义和政治独立的价值。 第四，报纸存在的理由还和它的从业者相关。多少人投身报业的时候，没有怀着一种充满使命感的职业热爱？很多记者和编辑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许多记者认为自己最终是在为读者工作——不是为了管理她 / 他的编辑、发行人、公司或是投资人，而是为了喜欢他们的写作的读者。我们都熟知记者为了职业尊严而丢掉工作的故事。他们拒绝禁止他们出版的指令，也不愿为了政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读者保持忠诚。有时整个编辑部都会采取如此立场。在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也有这样的使命感吗？ 第五，对于看重自己职业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来说，业余分子杀入新闻场是不无忧虑的现象。他们威胁了职业标准，纵容了党派的特别恳求，把谣言和丑闻伪装成新闻。 美国记者海伦·托马斯或许是过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宫记者，她担心专业新闻工作的衰退。“每个拥有一台电脑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每个拥有一部手机的人都认为他是摄影师。”她认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强迫性地破坏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誉。没有编辑。没有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那个时代，当你的妈妈告诉你她爱你，一个好的记者也会核查清楚。现在很多很有价值的报纸都放任自流了。这是一个危机。” 笔者罗列以上的报纸存在理由，是想追问，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有新的机制出现，取代报纸目前提供的准确、平衡和高新闻标准的传统过滤吗？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的调查性报道呢？没有报纸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剂，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吗？对于关心独立媒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其所面临的最令人苦恼的问题。其中一个迫切需要回应的关切是，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有许多的定义，笔者在此处定义为：调查性报道意味着揭露那些被隐瞒的事实，这些事实要么是身居权位的人有意隐匿，要么是环境混乱导致它们偶然隐身，调查性报道就是要把所有相关的事项都向公众曝光，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分析。 在这种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需要很大的投入，无论是在资源还是金钱方面；而且，这种报道容易引起法律纠纷，因而变得更为昂贵；最重要的是，所调查的都是为着公共利益但却还没被摆上公共议程的问题。调查性新闻的作用是，让那些还没有暴露在公众面前的问题见光，追问权力应负的责任，不管这种权力是处在地方、国家还是国际层面。 调查性报道与权力息息相关，毋宁说，它是对于权力的一种分析。在对权力说出真相的过程中，它可以激发有益的公共讨论。调查性报道也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些报道揭露或者发觉了罪行、腐败、反社会的行为和不公正吗？它们拆穿了个人或者组织的虚假、虚伪和有意误导的声称吗？它们是否捍卫了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它们披露的无能、疏忽或失职影响了他人吗？它们暴露的危险或剥削行为可能损害他人吗？ 詹姆斯·麦迪逊在 200 多年以前写道：“自由检视公共角色和措施的权利，人们之间自由沟通的权利……已经可以被认定为构成了对其他权利的唯一有效的保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众媒体，特别是报纸，履行了这样的角色。可以肯定，很多报纸仍旧揭露腐败并曝光当权者希望保持隐秘的真相。但是不幸的是，调查性报道成为一枚荣誉徽章，越来越难以维持。调查政治家、政府机构或者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是一项非常昂贵和耗时的实践。费用包括一整个团队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薪水，几个月的研究，多次的采访，以及有时候频繁的远距离旅行。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带来很多无法预计的风险（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虽然投入很大，但回报无法保障，好的调查性报道不一定能带来大量的读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调查性报道都是一种昂贵的新闻形式，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 由此，只有经济上健康、资源丰沛的媒体才有能力从事调查性报道，而这在报业面临如此巨大的经济挑战之时，几乎是一种奢侈。当预算非常紧张的时候，调查性报道经常成为首先被削减的项目。   调查性报道的出路   很明显，迅速发生的经济、技术和行为方面的变化给调查性报道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问题在于，如果报纸不能够做这种工作了，那么谁来做呢？调查性报道在互联网时代的命运转变，取决于新闻机构是不是能够发现某种商业模式，从而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这颗新闻皇冠上的明珠。 很多有识之士在探讨多种多样的调查性报道的出路。下面来作一些具体分析，看各种路径的特点和可行性。   一、 大的新闻机构仍然需要调查性报道的品牌   路透社新闻研究学院的大卫·莱维甚至认为品牌需要构成了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模式，因为大新闻机构要维持自己身处新闻最前沿的形象。的确，不断推出高质量的调查性新闻仍然是许多新闻机构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们获取新闻和时政内容（包括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在今后五到十年内会发生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各种不同媒介设备的融合），但它并不会决定性地改变调查性内容的类型。相反，信息出口的增多意味着新闻机构可以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价格把调查性内容推广给不同的受众。 至于说商业模式，也会有不同的组合，比如，印刷的报纸，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可能会以比在线版更高的价格出版和销售；而在线内容也可以实验不同层次的收入手段：有的完全免费，有的需要订阅，有的可以凭微支付购买单篇文章；数字内容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载体定制，比如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当然这些实验并不容易，但它们在给传统的商业模式造成威胁的同时，也打开了报纸以不同方式向读者分发有趣翔实的调查性内容的可能性。 在调查性报道的黄金时代，可能有专门的团队开发专门的栏目。今天，伴随着经济上的压力和信息消费习惯的转移，专有的大型调查团队似乎没有新闻机构能够承受得起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记者不能够单枪匹马或者作为小型的灵活多样的团队的一份子去发现重要问题。   二、 对新闻的公共补贴   其实，对于 BBC 这样的新闻机构来说，它的调查性新闻就是公共资助的对象，因为公共电视是靠政府拨款和收视许可费支撑的。对于报业来说，如果政府安排减税政策，也是一种公共资助。例如，美国国家税务局愿意准予豁免非盈利新闻机构（详见后）的税务。 有人主张，新闻如此重要，它应该像国家安全和教育一样成为公共政策的优先考虑对象。一些人甚至建议报纸应该成为政府救援的候选者， 同日益衰落的金融机构一样。 然而，美国圣心大学（ Sacred Heart University ） 2009 年 9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 ，即使 64% 的人相信良好的新闻业能够保证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 10 个美国人中就有 8 个反对任何花费税收收入来援助衰退的报业的计划 。 报业当中也有很多人对政府救援持怀疑态度，因为政府的直接支持会影响媒体的独立性。世界知名的报纸《卫报》以独立著称，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该报是由斯科特信托基金会（ Scott Trust ）所有的，可以说《卫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板，记者和编辑享有绝对独立判断的权利。 斯科特信托基金会的章程规定，《卫报》不属于任何家族或个人，报纸不得为谋求所有权人或股东的私利而改变立场，不允许把报纸卖给任何个人或财团，办报盈余必须全数投入报纸的经营，使品质得以提高。基金会由 10 位理事负责管理，理事组成除了原来斯科特家族的一些成员外，还包括《卫报》的主编以及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不能从基金会获取经济利益，不拿工资。他们的唯一责任，就是确保《卫报》继续生存下去，并确保其独立路线不会改变。 1992 年，信托基金会又进一步以文字的形式明确其宗旨：保证《卫报》财政和编辑上永远的独立性；成为一份全国性的、不从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始终监守其自由主义传统；成为一个管理高效、经营有方、以获利为目的的企业。在这种独特的所有权体制下，报纸主编的盈利压力相对较低，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老板在背后指手画脚，报纸在确定重大报道的立场上可以通过一种相对比较民主的方式，能够保持独立的声音。基金会对编辑记者的要求只有一条：“竭力维护本报一贯的精神。” 正是为此，斯科特信托基金会的主席丽兹·佛甘警告政府不要插手调查性报道，“政府对调查性报道的直接补助听上去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三、 慈善事业   调查性报道目前还不能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来看待。然而，一家慈善机构如果想运营报纸，有两种主要办法：一是持有报纸，并加以管理；二是可以拥有一家非慈善的公司的股份，由这家公司来运营报纸。 如果调查性报道被视为是为了慈善的目的，那么慈善立法必须作相应的修改。近来，把调查性报道当做慈善事业的呼声渐高，即它就像博物馆、教育和环保一样，需要公共保护。   四、 非传统资助方式   一些人指出，保护好的新闻业和调查性报道的方式是通过一个类似于 NGO 的模式。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立法允许报纸变成非盈利组织，以此使它们成为免税捐赠的接受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出版物的使命能够被更稳固地设定，免受股东和商业回报的要求。 非传统资助方式也可能是多样化的，其实上文提到的慈善机构的资助，本身也是一种非传统资助方式。资助方除了 NGO ，也可以是大学这样的机构。其所资助的调查行动的结果，可以刊登在网上或是其他分发渠道。 有关非传统资助方式，一个知名的例子是美国纽约的 ProPublica 。它是一个为公众利益而生产调查性报道的在线、独立、非盈利的新闻工作室。 ProPublica 的曼哈顿新闻工作室有 32 名记者，接受由桑德勒基金会（ Sandler Foundation ）和其他一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核心的、多年承诺的捐助。它出产的很多新闻都独家提供给传统的新闻组织，免费出版或广播。在 2009 年，网站与 38 位不同的合作者一起出版了 138 个这样的故事。在 2010 年 4 月， ProPublica 记者谢利 · 芬克（ Sheri Fink ）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这篇报道讲述了“在卡特里娜飓风（ Hurricane Katrina ）的洪水隔绝的医院里，筋疲力尽的医生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的一个紧急决定”。 ProPublica 与《纽约时报》合作完成了这篇报道。 在那之后，该机构于 2011 年再次斩获普利策奖。执行编辑斯蒂芬·恩格尔伯格认为，既然调查性新闻报道开销过高，已经无法通过广告投入的商业模式来维持运作，那么这就应该被当成一种公共利益。由于美国素有慈善传统，这种趋势在进一步扩展。一家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的新闻智库 J-Lab 估计，从 2005 年以来，美国的基金会至少为非盈利新闻事业投入了 2.5 亿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伦敦城市大学附属的调查新闻社（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它由大卫和艾琳娜 · 波特基金会（ David and Elaine Potter Foundation ）拿出 200 万英镑资金支持，其执行主编伊恩·欧佛顿如此定义自身：“我们是英国第一家非盈利的调查记者社。我们大致基于美国的 ProPublica 模式，只不过它是免费散发内容，而我们接受佣金。我们和所有的全国性报纸一起工作，自从 2010 年 4 月以来，我们总共完成了 26 个封面故事，获得过大赦国际奖和汤森路透奖。”这些故事中包括巴基斯坦的无人机袭击报道，它揭穿了中央情报局关于没有平民在这类袭击中身亡的谎言，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后登上《纽约时报》封面，并引发美国人的激烈讨论。 非盈利性新闻机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障投资来源的可持续性。很可能未来的非盈利性新闻机构会形成混合的收入来源，既接受资助，也销售广告，也向用户收费。   五、专门性的 NGO   某些 NGO 也开始雇用调查记者展开专门领域的调查。 NGO 有财力也有耐心，它们雇的记者经验丰富，专业性强，出产了很多优秀报道，这些 NGO 因而可以在媒体上做到先发制人。有人担心 NGO 各有自己的鲜明立场，想要借报道传递给公众，因而它们出产的新闻或许不够中立。但也有人辩护说，如果 NGO 将其资助的调查性报道放在自己的网站上，它们一定会在意名声，因为调查性报道是否站得住脚与它们名声的好坏息息相关。   六、 成功的新媒体的救援   2009 年，以信息集聚著称的《赫芬顿邮报》建立了调查新闻基金（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Fund ），由《邮报》和几个大基金会支持，每年的预算是 200 万美元。 2011 年，该基金同美国最大的调查性报道机构之一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合并。 这是一种创新的非盈利 / 盈利的混合物，试图填补因很多报纸调查性部门的关闭而产生的空缺。它也为那些被解雇或者被迫提前退休的成熟记者提供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由《赫芬顿邮报》的调查新闻基金产生的故事可以被任何人免费出版。 《赫芬顿邮报》的总编阿里安娜·赫芬顿说，调查新闻基金的目的是建立一种调查性报道的混合模式——在一个大型出版平台上搭接一个非盈利新闻中心。在她看来，基金的创立秉持这样的理念：“常常是在事情恶化的情况下重要的新闻才会出炉，比如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危机。我们需要更多的在灾难降临之前就披露事情的新闻。” 调查新闻基金希望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创始人之一尼克·派尼曼说：“互联网是未来的电视频道。”调查新闻基金的网站尽可能多地使用视频和多媒体手段。高级编辑克里斯汀·斯波乐说：“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思考的都是，如何用最好的多媒体方式来报道一条新闻？”大约 30% 的新闻具有视频因素。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那些“想看新闻、但不一定读长长的报纸故事的读者和观众”。而且，很重要的是，视频必须是哪怕在 iPhone 上看都很干脆利落，因为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用所有可能的方式”使用智能手机，包括跟新闻、读书和看视频。 挑战在于，如何混合利用文本、视频和幻灯制作新闻，同时最好地利用公民记者。公民记者的作用是提供拼图中所缺少的那一块，时常是记者都不知道自己在寻找哪一块。   七、 公民新闻的助力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公民新闻。对于一些人来说，“公民新闻”是一个矛盾词，公民不可能是好的新闻生产者。很多专业的编辑记者渴望回到旧时光，那时主要的报纸决定什么新闻是“适合刊登”（ fit to print ）的，并且几百万读者都相信报纸的判断。现在，通过网络，你得到“一切新闻”（ all the news ），不管它适不适合刊登。对于像安德鲁·基恩这样的怀疑者来说，这种民主化创造了一个问题，即一大堆平庸的人聚集起来，驱逐好的东西并困扰消费者。在他的《业余拜物教：今日互联网如何扼杀我们的文化》（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 e ）一书中，基恩指出用户生产的内容正在破坏新闻业以及整个社会。对于基恩来说，“在内容的创作者和内容的接收者之间层级越多越好，因为那意味着更多的编辑、修正和改进。” 光谱的另一侧是乐观者们，他们是“别担心，终会真相大白”一派。 科迪·布朗指出人人都处在分布式网络中，这将在维护质量方面比传统媒体做得更出色。他说：“新闻是重要的。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把它交给市中心某间办公室中的一群人是并且一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话当然是化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曾经说过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来决定。” 社交媒体这样的新技术应用，无论是在通信手段上，还是在获取信息的能力上，都对调查性报道产生了重要影响。记者由此得以更广泛地联系全球性的消息源。今天信息唾手可得，但在过去可能意味着极为困难和漫长的历程。然而最重要的改变不止于此。在记者利用社交媒体广泛散播其所发现的信息的同时，其他人有机会帮助记者做好调查性报道。新闻因此变得更像一场对话：发表的新闻不是最终产品，而只是产品的第一版，人们不断地帮助记者改进它。 尽管公众不想用他们的税收来帮助报业，很多人却愿意积极地帮助报纸创造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看看英国《卫报》在 2009 年英国政治家费用丑闻事件当中所做的事情。《卫报》的竞争对手《每日电讯报》每天都在头版上揭露那些骇人听闻的有关选举获胜的官员站不住脚的花费。作为对公众愤怒的回应，政府宣布在线公开超过 100 万份扫描的文件和收据，而这是足以淹没任何新闻机构的数据海啸。 《卫报》深感落后于《每日电讯报》的抢先报道的耻辱，它开始请求读者帮助筛选这 100 万份文件，并找出仍未被披露的渎职行为。报纸的网站上开始运行一个开源软件，允许读者一个个检查记录并把收据用四种方式归类：“感兴趣的”、“不感兴趣的”、“感兴趣但是已经知道的”、“调查这个”。超过两万名读者做出了贡献。 17 万份记录在 80 个小时内就被检查完毕。 《卫报》在头版设置了一个进度指示器，让研究者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 随后，它又开发出一个业绩最佳志愿者的名录，这进一步为志愿者增添了动力。当《卫报》为每一个收据都配发了一幅下议院议员的照片时，读者的反应骤升。报社甚至从亚马逊租赁了便宜的服务器空间来处理最初的雪崩式的的关注。报纸最后的现款支付：少于 150 美元，成本低而收效大。这种创新帮助报纸与它的读者建立了一种更为融洽的关系。结果就是，在数字时代，调查性新闻不需要变成一种牺牲品。实际上，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进行传递的新闻机构，有办法比任何时候都能传递更多的调查性新闻。   《新闻记者》 2013 年第 8 期 http://journalist.news365.com.cn/bktj/201308/t20130806_1407141.html  

按：我在南方周末工作了3年，对南方科技大学跟踪了2年半。从南方周末离职前，我的最后一组报道依然是关于南科大的。这所学校获得的关注度是罕见的，但“灯下黑”的现象也十分明显——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许多事实被掩盖或被忽略了。当舆论一厢情愿地沉醉于塑造“悲情英雄”角色、讲述“改革勇士大战腐朽体制”的故事时，这一改革实践的真实进程及其中的诸多复杂性被晾到了一边。 应该说，对南科大的持续跟踪、报道和观察，也促使我反思媒体与改革的关系，对申请出国深造继续研究此问题有一定的助推作用。接下来，我会写一系列的文章，对南科大的改革实践及媒体的南科大报道做一系列的回顾和反思。 南科大六周年的理想与现实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发自深圳、北京 南方周末实习生 胡馨以 暑假过后，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将告别“迷你型”启动校区，搬入占地面积194万平方米的新校区。 这所因“改革”闻名的高校已经初具规模，目前拥有两届共两百多名学生、百余名师资、5个系6个专业。 今年6月，也是南科大正式启动6周年。6年前的2007年6月，南科大筹备办公室在深圳市民中心对面停车场内的一间地下室开始了工作。由于提出了“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探索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愿景，这所由深圳市政府全资举办的公立大学从筹建时就凝聚了社会各界对高教改革的期待。 但是，眼下南科大距离自身设定的改革目标依然遥远。南方周末记者自2010年起长期追踪南科大改革进展，来自诸多渠道的信息表明：这所大学在改革途中正面临着重重挑战。办学目标、改革理念如何在操作中落到实处，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我们迫切想看到学校的培养计划” 当首届教改班的大三第一学期即将结束，第二届2012级学生第一学年也接近尾声的时候，南科大的学生们终于看到了学校要按怎样的方案培养他们。 今年5月，南科大学生会成员曾在校园里张贴一份“关于请相关学校领导答复《工作报告》若干问题的提议”。 提议中说：“南科大学生会部分成员讨论了《南方科技大学领导班子2012年度工作报告》。讨论中，我们深切的感受到，在相关校领导的带领下，我校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之大、进步之快；能在这个学术氛围浓厚、办学理念先进的大学里学习生活，实在是我们的骄傲。但是作为学生，我们更关心的是学校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进展，而对于这部分内容，报告中占得比重却很小，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学生们在这份提议中要求相关负责人解答一系列有关教学和科研的问题，还附上了学生代表委员会讨论和整理的“南科大现有教学问题汇总”。其中第一条是：公布学科规划（其中包括专业课的课程设置）、院系发展规划和人才引进计划。 “我们迫切的想看到学校的培养计划。”学生会成员在提议中说，“我们认为无论是讲座的规划还是交流活动等内容，都应该围绕着培养目标进行。” 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端午节后，学校召开了培养方案说明会。 “学生希望尽早一些出来东西，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南科大试验初期总是不太成熟，需要被理解。”校长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名参加了说明会的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化学系展示的培养方案是2012年底到2013年中制定的，此前另有一个在2011年12月为“去筹”制定的版本——而首届教改实验班是2011年3月入学的。 所谓“去筹”，即去掉校名之后的“（筹）”。2010年底，教育部正式批准南科大筹建，筹建期3年；翌年年底，南科大就提前向教育部提交了去筹申请；2012年4月，教育部发出“准生证”，学校正式建立。为了申请去筹，南科大在短时间内准备了大量有关学科设置和师资引进的规划。然而，多位南科大老师透露：由于此前学校一直未能重视规划工作，这些规划大都在仓促之间完成。 目前，南科大设有5个系6个专业：物理、化学、生物（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微纳材料与器件（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可以看到，这些专业以基础科学为主。 在几个专业中，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系的建立最为“临时”——朱清时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承认，由于教育部要求学校申请去筹时须有三大学科门类，而南科大仅有理科和工科，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南科大建起了经济学类别中的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系。 但是，这个系至今没有充足的师资力量。当教改班学生进入三年级的专业学习后，选择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专业的学生被告知：今年秋季学期将被送往香港城市大学学习。 “将学生送往香港，一方面符合南科大的国际化办学方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目前师资力量不够。”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系负责人陈安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南科大官方网站上对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系的介绍中，前半部分竟是从百度百科的“金融专业”词条复制而来，甚至没有去掉其中几处百度百科内部链接，仅做了微小的文字改动，并插入了从经济学家陈志武的文章《金融是什么》开头复制而来的一句话。 另一个特殊的专业是生物学系的生物信息专业，它仅对应一名教师的学术领域，只有一名教改班学生报名。据《外滩画报》报道，该专业有三门课需要教师只给这一个学生上，“待遇比博士生还要博士生”。 然而，有老师认为：在“博士生待遇”的背后，却是缺乏规划造成的高昂办学成本——专业设置和引进人才时缺乏配套规划，导致了资源配置低效的后果。 申请去筹时，南科大提交教育部的材料在师资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王俊是华大基因执行院长，他被列为南科大的生物学系教授；与此类似，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鶤被列为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系教授。但据记者了解，他们并未真正到任南科大。去筹申报时，他们的名字是在没签合同、没有真正就职意向的情况下被写上去的。 目前，南科大签约教师人数已达百人左右，但年龄结构并未达到理想中的“30-40-50结合” ，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不少年轻老师的教学经验不充分，讲课不吸引学生，这样的年龄结构确实有问题。”南科大化学系副教授梁永晔说。 此前，南科大曾公开提出目标“2012年在全球招纳20-30位学术领军人才”，这也被视为南科大建设“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关键一步。但是迄今学校网站上列出的领军教授只有4人，其中还包括朱清时校长本人和71岁的唐叔贤院士。 “实际上，在南科大刚创建时，有许多在海外任教的华人资深教授非常感兴趣，深圳市给出的待遇也颇有吸引力。”一位了解内情的教授说，“但当大家对这所大学了解得更加深入，发现它连最基本的学科规划都缺乏的时候，很多人便放弃了。” 不及格率“让人看了最受触动” 在学生们贴出致学校领导的提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其他场合表达过对教学和学校管理等问题的意见。今年4月，由于教学问题突出，南科大进行了一次教学工作会议。学生们在会上表达的意见包括：课业负担过重，课程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学分安排不合理，缺乏通识教育课程，等等。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去年底、今年初的期末考试，南科大两个年级共228名学生中，有30多人有一门或一门以上的科目不及格，比例近15% 。以《北京大学本科考试工作条例》为参照，北大本科课程的不及格率在1%-10%。朱清时在教学工作会议上说，不及格率高是最明显、让人看了最受触动的教学工作问题。 “这个数字听起来高，一是因为我们用英语教学，好多学生跟不上，如果不试验英语教学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二是入学头两年不分专业，上统一的数理化生基础课，这样好处是明显的，容易使用交叉学科，但有些课对有些学生可能太难。这些都是教育改革的阵痛。”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曾有一名大一学生做过调查，发现近9成的同学反映“学得累”，其中有一半人还认为自己实际学到的东西并不多。从课程表看，南科大一年级学生一周有30多节课，且大部分都是专业基础课，加上课外学习，每周的基本学习时间需要60至75个小时。 一二年级安排密集的基础课，三四年级再分专业，这种“2+2”的培养模式被朱清时称为成功经验，但早期曾参加教改班工作的一位老师称：大一大二不分专业的做法也带有某种“救急”的性质——教改实验班招生后没有规划，没有搞清是否建院系，也没有设任何专业。 2011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江志斌曾被请到南科大帮忙设计培养方案，但不久便离开。他当时也提出前两年不分专业。“这样设计，一是因为宽口径，以学生为中心，给学生选择机会；二是当时连专业都不知道，只知道是理工科，没法做各专业的培养方案。”江志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即便采用“2+2”，如果没有事先的规划，前两年的基础课如何与后两年的专业课衔接，依然是很大的难题。“专业课老师都说，这门课已经在专业基础课上讲过了，但是其实之前没有上过。”一位生物学系的教改班学生说。 记者了解到，在高攀的不及格率面前，为了让学生们顺利毕业，校方不仅请授课老师进行了调分，还更改了一系列制度，包括：不及格的不算学分，选其他课即可；学分要求从最初规划的160学分改为120学分。 但这一学分的更改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发布。一些系的培养方案，仍然是按照160学分来设计的，这在学生中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当然，并非所有人的成绩单都难看。在南科大，有约1/3的学生得到了老师们的高度评价，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高，成绩令人满意。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频繁旷课。有教授反映，第二届学生的部分一年级课程已经有1/3的缺勤率。 “旷课确实比较多，实际上是学生觉得听课收获不大，因为自学能力很强。”朱清时说，“我们不鼓励学生自学，因为没有经验，自学不如上课容易跟上。对于学校来讲，与世界接轨的做法是，不在乎你听不听课，在乎你考试及不及格，只看结果，是否掌握知识。” 对于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一位南科大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学生本人的态度问题。“我认同朱校长说的，提供最好的环境和资源，真正能受益的可能只有15%。” 但有老师认为：倘若是这样的产出比例，与深圳市的投入不符，遑论用自己的前途支持教育改革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 此外，曾在多个场合被宣传为南科大学生管理特色、本应在督促学生学习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书院，近来已经“空心化”，没有实质活动展开。学校网站上的相关描述是：“书院是南科大全面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致力于促进学生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多维度成长，在课堂之外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学习和丰富的兴趣活动。”但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学生和老师均表示，目前的状况离这样的描述还差得很远。 在公开介绍中，南科大曾提及“书院师生同住一楼，学生可以随时得到老师的指导”。但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实际情况是学校目前可用建筑有限，教师公寓和学生宿舍不得不设在同一栋楼。 “现在只有小部分老师住在学校里面了。因为学生老师都变多，住不下了。”一位教改实验班学生说，“大一的时候高数老师住在学校，课余时间帮我们解答问题。我现在很少在非工作时间问老师问题。” 此外，书院与新成立的学生工作部之间也存在分工不明晰。“如果有书院，学工部是干嘛的？”一位学生问。 “教授治校”的困惑 比“一步到位建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更吸引人目光的改革目标，是朱清时甫一上任便提出的口号：去行政化、教授治校。 朱清时本人因这样的理念获得了许多荣誉。例如，在2012年某网站举办的“中国好教育”盛典上，朱当选“中国好校长”，理由是“带领所有南科大人，以‘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为使命，拉开了中国高校改革的大幕。” 南科大进行了教授治校的尝试。目前，南科大设有教授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外滩画报》的报道说，在会议上，所有教授的声音都被充分重视，大大小小和学校有关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即便是“食堂菜太油腻”这样的声音，也可以提出来，找食堂负责人来询问。 不过，这一委员会的作用也受到了不少质疑。“教授会成员太多，所有教授都是其成员，上百人在一起如何真正有效地讨论问题？” 一位南科大老师说，“何况里面围着某个人抱团的多，自治效果有限。” “成熟的大学教授会一定是代表而不是全体参加，这个机制可能会改进。”微纳材料与器件系教授程鑫说。 “教授治校”的效果也取决于领导团队和规章制度的建设。多位南科大老师透露：南科大的学术副校长迟迟未能到位，这给科研和教学工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学校在人才引进、科研资金分配方面尚缺乏成熟的规章制度和一套科学、公平的程序。 一些教授开展科研所需要的人才团队，没有正常的评审机制来决定是否引进，因此被人为地阻拦在校门之外。 还有一些老师迟迟无法获得启动经费，学校科研经费的分配也缺乏一套科学、公平的程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在调研南科大的改革之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教授怎样治校？程序在哪里？若初创时教授结构不健全，又如何能治？” 袁主持撰写的调研报告发表在2012年第3期《改革内参》上。这份报告指出了南科大在内部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校领导团队组建不畅”。 南科大网站上的“学校领导”栏目中，除兼任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朱清时之外，仅有三人：一是任党委副书记的李平，他从市政府秘书长的位置上调任而来；二是在“公开招聘正局级副校长”中被选中的覃正，他从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院长的任上加盟，在没有相关经验的情况下被安排分管后勤；三是曾任南科大筹备办副主任、如今被任命为秘书长的董朝君。最被看重的学术副校长，一直未能到位。 “办一所改革的大学，没有得力的助手和完备的团队怎么行？刘备都有关张两个支柱啊。”袁绪程说，“朱清时一个人的视野、阅历、学识是不够的，缺的东西需要有团队来弥补。” 在管理团队方面，朱清时采用的弥补方式是：选用老部下——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人员担任学校中层领导。目前，南科大的后勤、财务、学生工作部负责人，以及教学工作部前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兼职负责人均来自中科大。 南科大校内的行政化也依然存在。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党政办公室的一份文件需要三个人以上批示。一封发给校长信箱的邮件，往往需要党政办副主任、主任批，然后再交由校长批。 理事会尚未做实 在南科大的去行政化改革中，理事会是重要一环，它是对改革公办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探索。 从2011年7月成立以来，南科大理事会迄今只开过两次会，未能达到设计中的每年两次。据悉，2012年5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由于组织时间仓促，多名理事未能到会，另有多名理事委托代表参加，本人到场的只有约半数。 “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理事会要发挥应有的作用，理事不能不理事，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做，若挂名则不行。”袁绪程说。 曾有媒体报道称，南科大首届理事会有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实际上，在第二次会议召开前，理事会共有24名理事，其中来自政府方面的9人：吴启迪、王穗明、吴以环、魏中林、王敏、王璞、乔家华、徐安良、郭雨蓉；来自企业的7人：马蔚华、马明哲、王传福、王石、陈峰、任克雷、陈志列；来自教育界的6人：李未、李延保、吴家玮、钟秉林、谢绳武、刘彭芝；此外还有来自校方的朱清时和李平。第二次会议上，又增补了来自校方和教育界的唐叔贤和张翔作为理事。 作为公办大学中的新鲜事物，南科大理事会的运行规则尚未得到足够的细化。理事之一、深圳市人事局局长王敏曾表达这样的疑问：理事会的权限是什么？运行的程序和规则又是什么？它做出决定的事项，应该怎么执行？ “理事会要做实，不能一年一次会议，南科大筹备的时候，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多开会，甚至一个月都要开一次会。”袁绪程说。 另一名理事、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南科大的发展非常快，有许多事情需要经常性的决策，即便达到章程中规定的一年召开两次理事会，也可能跟不上决策时间的要求，因此应设一个“常务理事会”的机制。 实际上，为了保证理事会不沦为橡皮图章，理事会章程中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例如：理事会应下设常务委员会和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学术规划、财务、人力资源和基础建设。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市长、理事长许勤也曾在理事会上提出，要完善理事会的整个运营机制和相关的机构，包括尽快建立专门委员会，形成和各理事成员及时沟通的机制等。 目前，这些机制依然欠缺，前两次理事会所作出的决议，有不少都未能如期落实，甚至至今没有落实，如成立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和专委会、制定学科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校园二期工程建设方案、完成大学章程编订等等十几项任务。 问责与自治如何平衡 调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理念的核心之一，这一理念在《南科大管理办法》和《理事会章程》两个文本中都有所体现。但在具体实践中，仍有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作为公办学校的南科大，和作为主办方及全额出资方的政府，各自的权限边界究竟在哪里？ 2007年8月，南科大在筹办之初，就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个报告，并获通过。其中提出：要办一所规模在15000人的理工科学校，以适应深圳市对人才的需求。但是，朱清时上任后调整了办学思路，坚持做小规模的学校。他甚至曾公开提出，规模要控制在千人左右。 分歧之下，南科大最终选择的方向更接近朱清时的方案，政府最初的办学方案被完全搁置。 一些内部人士认为，政府与校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与对专家的尊敬乃至崇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微妙政治环境不无关联。2009年6月，原深圳市长许宗衡落马；其后，南科大筹备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组长已是第二任——时任代市长的王荣。在刚刚剧烈震动的深圳官场，官员们言行谨慎。 记者从多个侧面了解到，与此前很多人的猜测不同，市政府在南科大办学过程中并未设置障碍，反倒显得“谦让”。市委书记王荣在2012年7月会见南科大顾问委员会成员时曾表态：深圳是非常注重民智的城市，政府愿意把“怎么做”的空间让给专家、民间和社会各界。 但是近来，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一些改变。几位与政府频繁打交道的老师都有这样的感觉：政府的支持力度似乎在减弱，协商的难度在增加。 从南科大网站的公开信息看，学校前年规划了9个科研平台实验室，去年计划首批完成4个。然而，目前正在推进的顶多只有1个半。这也就意味着南科大校内没有科研项目在运行——即便有的老师手头有项目，也往往是采取与其他学校合作的方式，在其他学校的平台上进行。用微纳系副教授唐斌的话说，老师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动用之前的关系”。 在平台建设滞后的背后，正是政府与南科大之间的不信任感逐渐增强。“市政府的投入很大，目前已经超过10亿元。投入大了，政府自然要确保自己的投入是正确的，需要考虑得更多，疑虑也更多。”梁永晔说。 新校区基建方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曾在内部会议上提出疑问：究竟要怎么建设？要选哪些学科？要建哪些实验室？建什么档次的实验室？由于规划迟迟无法拿出，基建方只能按照毛坯房建设。 政府审批实验平台的速度也在变慢，要求反复论证。“其实一开始市里这些单位都蛮支持，但后来会让你反复论证，一次论证不行，要二次论证。”一位跟政府官员有接触的南科大老师说，“这是因为学校在实验室筹备方面有一定瑕疵，比如要购买很贵的设备，但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过程，没有国际国内同行评议，这就让政府部门觉得你很草率。” “成功的改革一定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我们刚刚及格，还有好多好多路要走。”朱清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用百分制来评价南科大实现办学承诺的程度，他给出的分数是65。 “让南科大更好地独立发展，社会不要加它太大的压力。”南科大理事、原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在改革，我很赞同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所说的：成功的改革一定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事实上，关于“何为教育规律”的争论曾在南科大内部爆发。南方周末曾在2011年6月报道“南科大内忧”，当时朱清时与三位港科大教授争论的核心正是：学校办学应该首先经过严谨规划，还是应该抓紧时机招聘招生？ 被南科大视为榜样的香港科技大学，1986年9月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开会，1988年9月创校校长吴家玮上任，筹备三年后于1991年10月正式开学，其时已初具亚洲一流的气象。 对比之下，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内，南科大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港科大。 与朱清时上任的2009年相比，眼下的南科大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2012年香港本科“三转四”，这意味着香港最主要的八所大学师资队伍要扩充20%-25%；2013年底，澳门大学横琴岛校区将启动，规模是老澳大地域的20倍，招生规模也会增加；再加上香港中文大学进驻深圳，北大和哈工大的深圳研究生院将招本科生，珠三角的竞争已经很激烈。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也都给南科大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 不过，无论从哪一方的利益出发，南科大的改革都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继续前行。正如袁绪程对记者所言：“南科大的改革旗帜不仅不能倒，而且要高举，深圳市有这个条件，况且已投入了这么多，不容易，相信也希望它能办成新型的现代大学。”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今年4月下旬，作为主办方和出资方的深圳市政府曾派出调研组到学校详细了解情况，重点考察了前两次理事会决议的落实工作。第三次理事会预计将于不久后召开——这一次理事会能够做出怎样的决议，能否恰当处理南科大遇到的难题，厘清自治与问责的关系，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南科大未来的走向。 （原载《南方周末》2013年7月4日，此为编辑之前的版本，非见报版本）     南科大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访原南科大筹备办副主任韩蔚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发自深圳 在2007年加入南方科技大学筹备办公室，成为首批成员之前，韩蔚长期在深圳市教育系统工作。如今，韩蔚是开创筹备办的6人中唯一仍然留在南科大的成员。 南方周末：我在采访中了解到，深圳市和高等教育圈的一些人对南科大提出过尖锐的意见，甚至有人觉得“南科大对深圳、对高等教育改革没有什么贡献”。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韩蔚：这种观点的确很尖锐，也确实存在，但我个人认为，南科大对深圳市和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还是有它独特贡献的。 首先，市委市政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创办南科大，用以弥补深圳高等教育在规模、结构上的不足，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对这个城市有历史责任感的表现。事实上，筹备初期对于是否要办南科大的争议很多，但是经过6年的持续努力，我们听到这种争议越来越少。 南科大建设的六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7年6月至2009年8月是基础准备阶段，《办学方案》论证、征地拆迁、校园规划设计等工作都是在这个阶段奠定了基础，以全新方式遴选校长的工作也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2009年9月至2012年4月是学校申请办学资格审批、学校内部管理和教学工作初期运行阶段。之后学校进入正式办学阶段。 南科大是深圳举全市之力建设的重大项目，很多人很多部门都参与、支持和帮助过南科大的建设。当然，我们在办学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它的贡献。 2010年教育部派调研组来深圳，对南科大初期筹办工作调研时，就充分肯定深圳在筹建南科大的过程中，直面当前国内高等教育重大难点、热点问题的思路和勇气。在整个创办工作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以自觉的改革思路规划学校工作，做高等教育改革的试点。 现在回顾最初（2007年10月通过）的《办学方案》，依然可以看到它充满了创新的精神，因为我们希望做一所新型的大学。这种改革创新的意识和一系列改革的举措，还是给国内高等教育改革带来了动力的。 南方周末：这种创新具体有什么体现？ 韩蔚：体现在对高等教育问题的理性应对，尤其是制度创新方面的思考和实践。 首先就是依法治校。比如我们在筹备初期就充分研究和借鉴了国内外很多大学的经验和教训，特别重视法律先行、依法办学。为了保证这所新大学一开始就有法可依，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制订了《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这是非常独特的创新举措，这部政府规章必将是未来南科大条例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这也体现出特别清晰和强烈的“依法治校”信息和思路。之后制定的大学章程也是一样。媒体和公众通常总是对实践中的一些特别事件感兴趣，可能把依法办学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的意义忽视了。 第二项主要创新是在对大学治理结构改革的探索方面。我曾在很多场合和大家交流过，我个人理解南科大改革承担了两方面使命：一是通过探索开展高教改革，另一方面是作为事业单位试点法人治理改革。这些是南科大诞生的时代背景决定的。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已经20多年了，在新时期如何发展出更加有效和科学的高教治理结构一直是热点问题。在遵循《高教法》的前提下，我们在法定机构建设的语境中，建立理事会，尝试协调好理事会、校党委、校长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的探讨也刚刚开始，还不能过早地对这样治理结构的改革做结论。目前国内公办大学，部分设有理事会的，也基本上做的是咨询、顾问、基金会等业务，属于学校的辅助机构。南科大的理事会是作为学校决策机构的理事会，是国内公办大学进行探索的一个真正有效的理事会。我们期待这种制度能够慢慢调整，使中国的大学管理逐渐改变目前单一的状况。当前我国的大学管理实行的是国家和省统一两级管理，人事、财政、发展规划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和学校形成垂直的关系。而像南科大以及深圳大学这样的地方大学都存在由市各职能部门直接对接学校工作的问题。改变之后，大学就不会变成要对应很多行政机关的行政体制，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去做去行政化的尝试。 但是这的确是一条很漫长的路，不一定能很快实现。因为是初步的尝试，困难也很多。但是我觉得这种设计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是带着责任感进行的一种探索。我们的这些改革得到了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理解和默许。比如，我们在一些制度设计上的创新，包括遴选校长，在学校筹备期由校长兼任党委书记，在高考制度下的综合评价招生改革等方面，都冲破了国内高校的常规。 所以，归结起来，南科大是在想创新、想要参与大的教育改革这种想法之下做的。这应该是南科大最重要的贡献。 南方周末：创新的尝试的确不容易，比如说南科大想做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试点，但这项改革本身在深圳推进得如何？南科大做得怎么样？ 韩蔚：事业单位改革到底能不能得到有效推动，一方面有我们自己的努力，也需要看国家的大背景。南科大在内部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时候，最少走了两步。第一是市编办给我们下发了一个文件，允许学校可以自定岗位、自设薪酬，实际上法人自治的最基本政策已经有了，也在南科大部分得到实施。第二是南科大目前在内部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聘任制。 但是这种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国内大学的管理体制有根本的冲突，因为现在国内所有公办大学都是事业单位，除非我们从海外招聘没有事业身份的人，否则在人才引进方面就会有政策上的冲突。 因此，虽然我们有热情和勇气，也有制度设计，但是如果国家不推进这项改革，我们单兵独进是不可能的。南科大虽小，但各方面改革的脉动是和国家的改革紧密相连的，这也使我们自身产生了更强的责任感，摈弃实验的心态，要努力把试点做得更好。 南方周末：南科大改革的示范意义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效果如何。现在来看，南科大的改革效果不是很理想，大家可能会从结果导向上来做判断。 韩蔚：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如果改革的效果不理想一定影响示范效应。我承认南科大距离目标仍然很远。深圳教育圈的人看到的会更多，因为他们参加了早期的方案讨论、规划研究，对照今天的状况，会发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很远。这会让后来的人觉得：你们还有必要去做这个尝试吗？如果结论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最悲哀的，改革没有成功，反而更加封闭了，而且大家从此不再相信改革。正如教育部领导曾经说的，南科大的改革，大家都输不起。国家输不起，广东输不起，朱校长也输不起。 我个人认为，当南科大脱离深圳市政府最早设定的办学定位和规模，调整为办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的时候，它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就已经超过实际办学的意义了——因为它的规模已经大幅缩小了，已经不能像政府早期设定的那样迅速解决深圳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能坚持制度上创新的想法，在制度创新上为国家做一些事情，这也是南科大的意义。关键是，不能迷失方向，不能忘记目标，否则就太可惜了。改革的机遇非常难得，把握好这个时间窗很重要。 南方周末：你自己的专业是教育，又亲历了南科大建设的全过程，能否谈谈你对南科大前景的客观看法？ 韩蔚：我在深圳工作了20多年，我的青春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因此深知深圳对这所大学的祈盼，和办好这所大学对深圳的意义。作为亲身经历6年办学艰辛历程的人，完全客观是很难的，因为如果不对这个城市和这所大学投入真切的感情，是办不好的。我对学校的点点滴滴都很看重，而且永远对学校怀有最美好的祝福。 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我深知现代大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的生长和发展绝不是一场简单的实验。一个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设计，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当我们思想高飞的时候，脚下更需要坚实。通过六年的工作，我个人认为我们在现代大学的制度建设和实践能力建设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只要我们能在实际工作中以高度的责任感，坚持按照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的定位和目标，注重内涵发展，注重实践理性，假以时日，南科大的未来仍然值得期待。 （原载《南方周末》2013年7月4日，此为编辑之前的版本，非见报版本） 您可能也喜欢： 南方工作手记（6）追逐细节和故事的人 从南方周末的中大学生会主席直选报道看客观与主观 南科大内忧 去南方 无觅

一 在南方周末内部，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3年是一个坎，如果能迈过去，就会有很大的可能性长久留下。这道坎看似不高，但要迈过去，难度却相当大，许多人都在这个时间节点前离开了。 我也停在了这道坎前。 2013年7月底，我和南方报业集团的合同到期。8月中旬，我将飞赴美国，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读博士（PhD），研究方向是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预计将需要至少5年的时间。 此前，我的很多同事都曾出国，他们大多参加的是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项目，也曾有同事去欧美国家读硕士，但出国读PhD的几乎没有先例——原因很简单，读PhD基本等于告别职业媒体人的生涯，转而投身学界。如果说从记者转行做公关、市场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变换车道，那么从记者转行做学者则像是直接开到了另一条岔道上（而且是一条注定艰辛的、“性价比”不高的岔道）。 当然，我并不想夸大这一转变，因为它不是一次凭空的跳跃，而是一次自然的转向。我的研究课题，必定有关中国媒体和中国政治，它将建立于我3年从业经历中的观察与思考基础之上。 我也不希望用“逃离”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选择。我从记者经历中获益颇多，这一行业的吸引力也并非同行们自嘲的那般不堪。我站直身躯与之挥手作别，胸中怀有感激，脑中不断反思，并将在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和它相连。 二 如果问我为何而去，我会先回答为何而来。 我在很多场合重复过那个青春期少年被南方媒体“蛊惑”的故事。特殊的时代背景——SARS、孙志刚事件、南都案；特殊的个人成长阶段——躁动不安的高中生，身在理科实验班，却总喜欢写文章指点江山，每周买南方周末，误认为当记者是比当科学家更能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的选择。两者碰撞之下，我手握着因数学奥赛省一等奖而获得的保送机会，在北京大学的保送生申请表格中只填写了一个专业：新闻与传播。 使用“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短语，我并不觉得冠冕堂皇或言过其实。当时的我、现在的我，都坚定地认为“理想”、“责任”是高尚的、值得追求的东西，并且习惯将其与自己读过的学校、工作过的地方联系起来。我记得读高中时曾询问一位在网上认识的大学生姐姐：北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她告诉我，是社会责任感。尽管现实中的北大有太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我们至少应当铭记这样的精神传统。 先北上，再南下，然后在南方媒体的北京记者站工作，这就是我在过去9年中的求学和工作轨迹。琐碎的时光中，在某些具体的时刻，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了历史的进程，并且做出了不后悔的选择；但更多时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 在工作之前，我对“理想”、“责任”的理解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媒体揭露真相，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理性等价值观，便是履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阻力，于是理想碰撞了现实。 这个模型非常简洁，容易理解，也很正确。但问题是，实际情况会复杂得多。比如，媒体和媒体人本身也是社会中的存在，甚至是体制内的存在，他们为何要承担责任，何以承担责任？那些值得记取的闪光案例中，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选择？他们肩负的其他目标（如经济目标）是否会影响社会责任的履行？ 又如，媒体对社会运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在“庙堂”的层面，媒体是否真的能影响历史的走向，成为进步的动力；在“江湖”的层面，媒体又是否真正在塑造一个可靠的公共领域，促进理性的辩论？ 对于“理想碰撞现实”，我的思考是：政治和商业力量的侵入自然是重要的负面因素，但泛泛而谈“管制”是没有太多益处的，有许多细节的问题等待回答：它们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是否可以寻找其中的逻辑和趋势？它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估？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媒体和媒体人自身扮演的角色。在每一次具体的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产品是否会因媒体机构的定位与目标、媒体人的认知与局限、新闻操作的方法规范而发生偏移？这种偏移进而如何影响受众的认知（或者说，民意）？ 我在这一行中行走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也天生不善与人打成一片，不过这三年的时间足以让我对一些现象形成初步的观察，萌生研究兴趣。既然发现“承担社会责任”这件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为何不先把事情弄清楚？循着这样的思路，我愿从参与者变为旁观者和研究者。 有许多人问：你选择出国读书，跟年初的新年献辞事件有关吗？我的回答是，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申请工作是在去年下半年完成的。但我想，这一事件无疑坚定了我出国的决心，它让我窥见了中国媒体平时并不示人的那一面。事件结束后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事件？又为何会走向这样的结局？事件中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它的最终走向与整体的社会结构有哪些关联？ 我无法在这里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保证会在不久的将来给出自己的思考。 三 在这个行业中，我遇到了很多真诚的、有才华、有热情的人，也遇到过虚伪的、晃悠着半桶水的人。贵圈很牛，贵圈也很乱，这是这个行业的真实生态。 单就“理想”和“责任”而言，在这个世界上，高举理想和责任的，不乏欺世之徒。即便是心术纯正的人，将理想和责任的旗帜举久了，也容易陷入两种结局：或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麻木，变得钝感；或自我感动，自我中心，变得偏狭，甚至偏执。在中国的新闻业中，不乏这两种人的身影，甚至成为一个行业的病。 只有切身站在一个行业中，才能体会到它的种种症状。记得三年多前参加南方报业校园招聘时，C社委问我：你觉得南方周末有什么缺点？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作为一个旁观者，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追随者”、“仰慕者”，这样的问题太难了。如今作为一个内部人，若让我再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大概可以滔滔不绝很久：从内到外，从机制到个人。 对问题与病态的观察，也在激发着我投身研究的好奇心。 做记者时，我常常心里发虚：我们这群人的意愿和能力是否足够？对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是否有足够深入的理解，还是仅仅人云亦云地重复一些教条？媒体人掌握着讲述和阐释世事的权力，左右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但这群人是否真的可信？有没有可能是在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最近几年，对“南方系”的批评很是热闹。身为“南方系”的一员，虽然只是个小角色，但我也曾被当作靶子批判。最初，我很愤怒，对于批评的声音或奉上怒不可遏的回击，或报以轻蔑的一笑。但是后来，我已经变得相当平静。在我看来，来自左边的批评声音中不乏真知灼见，它完全可以成为督促自身反思和进步的资源。而对于其中那些毫无价值的文字，也不必愤怒或惊慌——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这里，也可以读懂中国。 正如中国是新闻的富矿，中国的媒体其实也是研究的富矿。可惜的是，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界依然孱弱。和美国学界对美国媒体的丰富研究成果比起来，中国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中国媒体拿得出手的研究凤毛麟角。转型为研究者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努力填补这方面的缺失。 四 其实，要回答我为何而去，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是：“我是我。” 我始终自认为不是一个好记者，或许也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典型的好记者。在我心目中，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性格外向，跟人自来熟，或者用南方周末内部的说法，有“匪气”，能拿料；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是故事爱好者，喜欢追寻和讲述故事；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适应乃至喜欢不规律的生活。 至少，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具备以上素质中的两条。但很可惜，我一条都不具备。我性格内向，不善沟通，打个电话都会紧张好久。我浑身书生气，一点也不匪，不懂怎么混朋友。我不排斥故事，但更习惯也更擅长讲道理。我喜欢有条理地规划自己的生活，突发事件带给我的紧张和焦虑感远远胜过兴奋感。 当然，这些都可以说是表面因素——新闻界有很多内向的好记者，电话恐惧症也是不少记者的普遍病。或许，让我想要离开新闻业的更关键的性格因素是：我总是喜欢想太多。 想太多的一个后果是，我总在反思上文提及的那些问题，也许只有读博士才能让我有办法解答这些问题。 想太多的另一个后果是，我因高强度且不规律的记者生活对阅读和思考时间的侵蚀感到懊恼。 想来想去，也许还是做学术更适合我吧。 五 尘埃落定之后的某一天，我在偶然间听到洪启的《我是一只离群的鸟》，立刻欲罢不能地喜欢上了这首歌。我将它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心思细腻的Z老师评论说：这首歌太符合你的心境了。 没错，我在洪启的歌声中听到了自己的心愿，特别是这一段： 看见河水要去的地方 我的清晨在那里闪亮 我的追求越过山冈 我的欢笑洒满在路上 我要离开周末的团队，飞往地球的另一面，开始至少5年的求学生涯。但我想，我不会彻底“离群”。我会继续写作，虽然不再是职业记者的身份；我会继续观察中国的新闻业，虽然不再是身居其中的一线工作者；我会继续思考，并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和讨论自己的思考心得。 这确实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憧憬着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在五大湖区一个安静的小城，过几年简单而专注的生活，潜心读书，锻炼身体。 再见，南方周末。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愿你永远如那一缕打在人们脸上的阳光。 你好，博士生活。我将献出30岁之前的最后几年时光，愿你看到我每一丝微小的进步。 方可成 2013年8月2日

在我写下《 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 》一文之后，不少朋友询问我申请美国PhD的经验和心得。其实，我的申请也许并没有太多的代表性，申请结果也并非全然令人满意，因此参考价值可能不大。不过还是写下其中的一些经历和感想，有兴趣的朋友权且一看。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基本的申请流程，在太傻、寄托等论坛上都有很多详细的说明，我就不再介绍了。其二，由于我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了解也颇为有限，因此文中难免有错漏，请见谅。 一 2012年十一假期，我在杭州见到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我向他请教申请美国PhD的相关经验，并试探性地询问是否有可能成为他的学生——赵老师因研究社会运动闻名，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是他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此前也曾指导过主要研究媒体的博士生，例如目前在香港任教的林芬老师。 在和赵老师见面之前，我给他发送了一份粗略的研究计划，他给予了颇为正面的反馈，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不过，在当面的交流中，我得知：形势远远称不上乐观。 赵老师给我的核心建议是四个字：广种薄收。我很感谢他的建议，因为后来的申请结果完全符合这四个字。 之所以会广种薄收，当然跟PhD的申请本身就比硕士困难很多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我的申请中面临着诸多劣势。 一方面，是大形势很糟糕。赵老师说，由于美国经济形势低迷（至少当时如此），研究经费缩水得厉害，许多博士项目都大大缩减了招生规模，有的项目原本每年招二十多人，近两年却只招十来个人，甚至几个人。而就业市场萎靡，又令不少未能找到理想工作的学生选择继续留在学校，研究生申请者的数量持续攀升。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申请的难度。 另一方面则是我自身的弱项：没有美国学位，没有美国教授的推荐信。只要研究一下美国排名靠前的高校院系网站上的博士生简历，就会发现被录取的中国人大多在美国读了硕士学位，甚至是“美本”。对于我这样背景（北大本硕＋3年工作经历）的申请者而言，这个现实是残酷的。虽然北大在国内牛哄哄，有时还喜欢引用某些国际机构的报告称自己已经排名世界前列，但美国学术界显然并不看重——更准确地说，并不是不看重，比如北大本科在申请美国硕士时就比较好用，但在选拔博士生，也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人才时，美国本土的学位几乎成了必需品，它能够证明你在这个体系下接受过训练，具备相应的能力。站在学校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让人感到了那么一点“歧视”的意味。 申请结果出来之后，我最想去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教授写信告诉我，他们的博士项目还从来没有招过中国大陆的学生，他本人非常渴望招中国人，但评审委员会的其他老师普遍认为，没有美国学位是很大的不足。 我有时也在想：没有选择在本科毕业申请出国，而是在国内读了硕士、工作了几年，后悔吗？其实，个中得失很难衡量。如果没有在南方周末的工作经历，没有这几年深入媒体业内的观察思考，我就提不出今天的研究问题，就会错失“接地气”的机会。 如果没有美国学位，美国教授的推荐信有时候也很管用。我的一位师姐（复旦本＋北大硕）前几年申请到了耶鲁的社会学博士，她的申请材料中相当重要的内容便是给一位MIT教授做助研的经历，以及该教授撰写的推荐信。不同于中国人对推荐信的普遍随意态度，美国教授很少在不熟悉学生的情况下写推荐信，一般也不会让你知道他在推荐信中写了什么，因此要拿到一封好的推荐信往往需要长期的接触和合作。 当然，我也有一些优势，否则，最后的结果大概会是“广种无收”了吧。 硬件上的优势包括：北大文凭，媒体工作经历。虽然上文“鄙视”了北大文凭，但毕竟北大清华是美国教授基本上都知道的学校，在与其他学校毕业的中国人竞争时有一定优势。而媒体工作经历则可以说是我个人比较特殊的优势，虽然国外不乏工作多年再去读博士的人，但走这种路径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 工作经历的意义并不在于给简历上添上一点分量——如上文所言，从实践中获得一手的经验，发现研究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不同的人形成问题意识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人可以单纯凭借阅读和讨论发现问题，有人则更依赖在实践中观察和思考。 我的GRE和托福分数不高不低，但是在美国文科博士普遍极高的GT分数中，大概可以算是小小的劣势吧。那位哥大新闻学院教授告诉我说：如果我的托福分数可以再高一些，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没有美国学位的缺憾。 但对于正在全职工作的我而言，再花时间提高GT分数不太现实。其实，我的GRE是在读硕士的时候考的，因为它的分数可以有5年的有效期。托福的分数只有2年有效期，因此只能在申请时再考，考试前两周我还在外出差采访。 二 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那位耶鲁社会学博士师姐告诉我，她知道有同学是辞职一年专门做申请的。 我舍不得辞职，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不愿失去在业内的一年工作经验——当然，也许因为没有花更大的代价，也就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功，个中投入与产出需要每个人自己衡量。我最后能够完成申请，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记者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它使得我可以更方便地做时间管理。不过，记者生活的不规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申请计划的实现。 既然自身的精力有限，找中介帮忙是不是好办法？依我看，答案很明确：不是。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判断只适用于PhD申请。硕士和本科阶段的申请，中介或许还能有一定作用。但到了博士阶段，你能找到比你更了解自己所申请专业领域的中介吗？ 中介所能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偿给你提供更多的信息（无论是选校，还是帮忙修改文书，均是如此）。如果中介了解的都不如你多，那就帮不上忙，甚至只能帮倒忙了。 没办法，只能靠自己的双手，而且没有太多捷径，更多的是笨功夫——逐一查看各所学校的项目，阅读相关教授的简历和论文，寻找契合的方向。这个做功课的过程，也是较为深入地了解学术界的一次机会。 虽然“广种薄收”是一种策略，但即便是“广”，也不要滥撒网，否则就是白白给各所大学交申请费了。在一定程度上，个人研究兴趣与学院和教授的研究方向越契合，申请成功率越高。事实上，有许多拿到多个offer的牛人，所申请的学校数量也仅仅比offer数多一两所——有针对性的申请，远比买彩票式碰运气的海投更有效率。 了解各项目的申请难度也是做功课的内容之一。上文提及的哥大新闻学院PhD项目，每年只招4个学生，竞争之激烈已经超过了该校的商学院、法学院。 至于很多人关心的套辞问题，我的感觉是，无论“套磁有用”还是“套磁没用”都是太过武断的结论。录取我的UW-Madison，我并没有套磁；套磁了的其他学校，有的音信全无，有的则有较为积极的反馈。至于能对最终的结果起多大影响，的确很难一概而论。比如，各所学校的招生程序本身就存在差异，有的完全由成员每年变化的录取委员会决定，有的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听每一位老师的具体意见。 三 2013年的春节，我是在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度过的。从年前我就开始期待一份offer——不需要多，一份足矣，有了它，我就可以安心地过节了。但事实是，直到元宵已过，我依然手中空空。 那些倍受煎熬的日子，或许将长久存留于我的记忆中。每天上午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打开iPhone，查看是否有从夜幕刚刚降临的美国发来的邮件。后来，接连两次在起床时收到拒信，我就变得神经兮兮，认为iPhone会带来坏运气，于是改而使用iPad查信箱。 那些日子，每天不知道要刷多少次申请系统、gradcafe和gter。当gradcafe上开始有人报相关offer，而我的申请系统中依然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我便开始设想并寻找各种可能性。我搜索往年同一学校同一项目的offer发放情况，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是一次发完，还是陆续发送；是先发offer，还是先发拒信；是先发美国学生，还是先发国际学生…… 当然，我也曾无数次设想：如果颗粒无收该怎么办？是放弃学术道路，改而寻找和接受其他机会，还是坚定地要做个研究者？是继续留在南方周末，还是干脆辞职专心申请？是继续申请博士，还是先读一个美国硕士？…… 如果了解我那一两个月的心情，就会知道当我在收到第一份offer的时候，为何会在微信朋友圈如此不低调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是真的吗？快哭了！” 申请美国PhD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在至少半年内持续投入大量精力，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至于申请结束后的博士生活，也早有大把诸如“PhD=Permanent Head Damage（博士=永久性脑残）”之类的调侃。对于有意申请，特别是想辞职去读PhD的朋友，最重要的建议也许是：想清楚，真正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