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又一起牵扯未成年女性案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海南万宁，有小学校长和政府官员带着六名小学女生开房。蹊跷的是，据当地“有关部门”指出，两名犯罪嫌疑人并不认识，他们是分别与女生开房，另外，虽然身上有伤痕，但据法医调查，犯罪嫌疑人未与六名女生发生性行为。 一切似曾相识，描述此事件，可以用一连串的“又”字。又见小学校长，又见官人，自然，又见到“合同工”的身影。 事件恶劣挑战国人伦理底线，对作孽者，几可以禽兽二字称之：坦率说，此刻，内心被愤怒充斥，并非是写文章的合适时机。更何况就当下的报道而言，所呈现的事实更是充满了各种荒诞不经之处，更加剧了这种愤怒：一所小学的校长，如何能够从另外的学校带走六个孩子？这六个孩子，为何就如羔羊一般听话而没有试图进行反抗或者逃脱？这背后，事件真相究竟如何？而细读这篇似在辟谣安抚民众情绪官方说明，则更为让人愤懑，把事件的过程描述成“与两位犯罪嫌疑人在外开房”，是否意指“开房”行为背后存在涉事小学生的主动意愿，而出走云云，更似在为未来减免罪责打下伏笔？ 真相未明，且有反转可能。据警方介绍，经法医鉴定，其时未发生性行为，是否有猥亵行为尚待调查中。这一初步结论与孩子、家长的说法不一。而且，涉事男子居然是被女生呼来。如此，在未来，犯罪者反转成受害者，似乎不无可能。 当然，在最后结局之前，在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时，质疑仅是质疑。现在。公众最需要的还是尽快还原事实，给那些罪人一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审判，绳之以法，实现社会正义。而另一方面，给那些受害的未成年少女尽可能的安抚和帮助，以社会之力使她们走出伤痛和阴影。 此类事件，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依法严惩，加强管理，塑造师德，加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等等，这样的措施，绝对正确，但是，除此之外，似乎要缺点什么，缺点重要的东西。 在我看来，缺的，就是父母的声音和举动，缺的是父母一方形成的社会压力，缺乏的，是为人父母者形成保护孩子安全的重要防火墙。 孩子永远是社会最敏感脆弱的地方。需要聚全民之力呵护之。而为人父母，则天赋有最重要使命，回顾几起想类似案件，有一个不知能否算得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未成年受害者家长一方的消音或者缺席。这背后，似乎可以看出父母一方的某种软弱。比如在本次事件中，六名女生失踪两日，竟然没有一人打电话回家求助，如果有记者进行进一步调查，在不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情况下，我很想知道，这六个女生与她们的父亲母亲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而综观几起类似案件，犯罪者作歹时刻，毫不顾忌受害未成年人父母，除此，而在案情侦破时，有关方面对待被害人父母，也是颟顸漠视。而这次海南万宁，校方对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此举固然必要，但是，我们更期待看到的，是父母在其中发挥作用。 同样是一个中国孩子的父亲，我常常在反省自己是否尽到责任。 看看这些年如毒瘤般蔓延在各个地方的强奸未成年幼女案：贵州习水、浙江丽水、福建安溪；四川宜宾； 浙江临海；云南曲靖；河南开封尉氏县；新疆；陕西略阳县；浙江永康，这些因权力而疯狂的半兽人，其疯狂的根源之一，不正是未成年人的父母，包括你我，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吗？当习惯性中倨傲面对屁民，这些高傲人群中最疯癫者，最终将手伸向你我的子女。 而那些在中国成长的孩子们，即便没有遭此厄运顺利成长，可从奶粉到血铅，从空气污染到食品安全，乃至精神的扭曲，为人父母者，实在是愧对自己的子女。 从这一角度，自然想到了湖南母亲唐慧。唐慧事件，已经被充分报道，不必多言。其为了追求心目中的“正义”，为女儿的遭遇讨个说法的行为，即便是被目为“偏执”，依然在坚持。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她的出现，恐怕也有特殊意义。那就是，面对狂妄已经丧失基本底线的那些作恶者，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孩子即便是孱弱无权的社会底层，也会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力量，来求一个公道。 民众对此问题，应该有着更决绝的态度和诉求的能量，有保卫生活，追求正义的勇气和魄力。 毕竟，如果为人父母者不去不保卫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子女，又能指望谁？在这个意义上，唐慧的命运和遭遇，甚至她这个人，在今天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3-05-16/129713.html

作者： 苗蛮子   高考临近，一些供奉“文曲星”的楼阁庙宇，生意逐渐火爆起来。近日，在河南漯河市，便上演了一场堪称波澜壮阔的祭拜行动：该市第一、二、四、五高中和实验高中等五所学校的1100多名尖子生，在各校负责人的带领下，纷纷到被誉为“文曲星”的许慎文化园祭拜，祈愿高考金榜题名；而成都望江楼公园的崇丽阁，也因为有一个“文曲星”，而吸引了不少高考学子前来跪拜。 高考前的这道“跪拜风景”，内容显然不止于“文曲星”。但凡能够带来好运的，都可以成为学生及其父母祈愿的对象。比如，去寺庙烧香拜佛，或者求自家老祖宗保佑，也是可以的。令人莞尔的是，因为大家期冀高考好运的心态如此急切，乃至于连屡败屡考的范进，也被考生们封为“考神”，逾千人留言“膜拜”。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尤其在“高考独木桥”变成“名校独木桥”的今天，名校，无论对于家长、考生还是学校而言，既是一种诱惑，更是一种巨大压力。基于这种理解，考生考前求神拜佛，可以看成是一种许愿方式，期待从中得到一种正面的心理暗示，这似无不可。尤其是“膜拜”范进的行为，更以娱乐化的姿态消解了高考的沉重，亦不失正面价值。 然而，当“拜神”演变成为一种集体性行为，这种充满美好遐想的许愿方式，本身就带有非常沉重的色彩。学生考前“拜神”，与其说是心理减压，不如说是自我麻痹、自欺欺人。所谓“减压说”，其实并无多少理据可言，至多只具有个案意义，甚至不妨说是个伪命题。应看到，考前跪拜神灵，本身就寄予了很大希望。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就此而言，“拜神”所获取的，恐怕既非减压，也非自信，而恰恰是增加压力。尤其对于那些尖子生而言，更是如此。 高考重压之下，考生临战紧张在所难免。于是，在考前难以再提高成绩的前提下，如何缓减学生压力，并保持良好的应考心态，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很显然，高考减压的方式多种多样，而“拜神”至多只能算是一种最拙劣的减压方式；而且，因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每个考生在减压路径上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考前心态调节过程中，作为教育者的学校，所扮演的应当是引导者和建议者的角色，而实在不必越俎代庖一刀切，搞出“拜神”这种有违时代潮流的荒唐闹剧！ 组织学生用膝盖来表达祈愿，足见一些学校在心理教育上的苍白无力，更反映出了校方公民意识的欠缺。时至今日，作为一项主要表达尊卑秩序而非感情的传统，“跪拜之礼”已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因此，即便是学生的个体行为，也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如今，本应作为培育公民意识的学校，竟如此迷恋这种并不光彩的传统礼制，而一个个粉墨登场地跪起来，这让人情何以堪！在这里，你何曾见到所谓的师道尊严、教育智慧？突兀在我们眼前的，只是一个为了名校录取率而跪着的“侏儒”。 教育者在人格上尚且处于跪着状态，又焉能教育出具有自由、平等意识的学生？而学生从小就习惯于用一种下跪的方式寻求寄托，又焉有真信仰、真自信而“直立行走”于社会和人生？今天为获取好成绩而求神拜佛，明日难免不为加官进爵而迷恋风水，而后者实已为我们所司空见惯。如许追问和反思，在我们这个仍没争取到多少做“主人”资格的时代，恐怕并非多余，更非小题大做，而实则是需要我们直面的一个时代命题。 　　

尽快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收益昭然，而风险可控 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速正当其时。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九项重点工作，“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位列金融改革之首。这两项改革正属于会议所称“已经看准、具备条件、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项目”，如能取得突破，必将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起到显著的“杠杆性作用”。 作为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金价格，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取向，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时就已明确。经过20余年探索，两项改革均已取得重要进展。目前，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理财产品和境内外币存贷款利率已经实现市场化，央   阅读全文

作者： 闾丘露薇   华商报专栏 ——————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死了，官方说是自杀，但是太多人认为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而是被谋杀的，凶手因为有官方依靠，所以官家准备不了了之。 然后家属上街，要为死去的亲人讨个公平，作为义愤填膺的外人，大部分在网络上用言语伸张正义，转发各种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各种“真相”，愤怒的理由是：如果今天你不为别人说话，那明天就没有人为你说话。 官方这个时候总是会采取同样的措施，那就是开始删除相关的言论，设置敏感词，而每次的结果从来不是让大众沉默，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好奇心，更多人的愤怒，因为过去一次次的事实证明过，如果官方说那是谣言，急于要大家沉默，那反而证明都是真的。于是，愤怒的人更多，不满也更多。尽管最终，所有的证据显示，确实那些“真相”只不过是谣言，太多人已经不在乎了，因为这个时候人们的愤怒已经变成：为何不让我谈论?为何要让我沉默？ 死者家属走上街头，往往是因为，不接受官方关于自杀的解释。大多数的时候，是因为官方没有展示足够的证据，没有回答家属们提出的所有问题，甚至可能是因为傲慢，官僚或者不专业，激怒了家属们，让他们认定，官方一定是有所隐瞒了。当然，中国社会一向很复杂，就好像医院要面对医闹一样，也有人未必是为了讨一个公平。每当写到这里，我总忍不住会这样想：为何无理取闹或者类似于敲诈勒索，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就行不通呢？回到根本，是不是因为中国的法律还没有建立起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呢？ 走上街头的其他人，有的出于正义心，就好象网络上的那些呐喊的网友一样，有的则是从围观变成参与，有的仅仅只是围观，也有的，带着某种目的。同样的，写到这里我又忍不住这样想：如果上街变成一种稀松平常的事情，就好象香港那样，那么各方都会见惯不怪，反而是不是会越来越有秩序和平和，因为各方都有了经验和预期? 这些走上街头的人，其实和网络上那些人其实一样，都在寻找一个出口想要表达，而一旦这个出口被封锁之后，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愤怒只会越多，即便是因为恐惧而沉默，也只会积聚不满。而愤怒和不满，会让人失去理性，越来越接受那些和真相相距很远，甚至听上去没有基本逻辑的信息。 北京自杀的年轻女孩，让我想到了湖北女孩高莺莺。想到那个女孩，是因为死因都是被认定为自杀，都是公众选择不相信。当年的情景和现在如此相似，人们上街，网络上声讨，官方尽量的不想让大家来谈论。而在一阵喧哗之后，现在再大家，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就连我自己，都是花了点点时间才想起这个我曾经也关注过的女孩，而很多年轻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袁亚莉也是一样，没有多久，她就会被忘记了，人们也不关心最后的事实到底如何。或许某天，当人们又为了一个女孩在网络上，在街头要求还个公道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起这两个女孩的名字。其实，除了她们，还有很多我们曾经提起，却又遗忘的。 有的时候，事实就是官方告诉大家的，但是人们选择不相信，有的时候，就连官方都无法确定真相，谁也不知道真相如何，这个时候，在一个人们不相信法治，也缺乏公正的法治的地方，官家就会像医院一样，要面对吵闹甚至勒索。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3/04/25/cc25quake/ 地震撕裂中国互 联 网 纽约时报 中文网 编辑 困困  2013 年 04 月 25 日   公知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   4 月 20 日在四川省雅安地区发生的 7.0 级大地震撕裂了中国的网络世界。在新闻发布后数小时之内，中国的社交网络如微博，门户网站的论坛及其他网络空间中即出现争议和争吵。灾难如同一个集结信号，将虚拟空间的中国人汇集成一个狂热的群体，在表达诉求和意见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派系争斗与人身攻击，很多议题无法达成具有倾向性的一致。这些撕裂式的争论既暴露了中国政府在灾难发生时缺乏有序、专业的应对机制，也是中国网络世界由来已久的阶层割裂、语言暴力乃至官方舆论控制的一次集中爆发，最终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乱局。 争论议题主要集中在对公权力及相关机构应对灾难的质疑，对 “ 公知 ” 公共言行的挑战，以及 “ 不添堵 ” 背后掩藏的关于商业化媒体和志愿者等民间组织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重大事件的不同意见。 地震发生初期，针对中国政府及相关公权力机构的批评比较集中。根据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讲师张效羽整理的震后微博反应时间表， “ 事件发生后 120 分钟以内就会有知名公知批判 ” 。批评主要包括：官方媒体的报道速度，通往灾区的高速公路收费问题，救灾速度与秩序等。这种批评起到了实际效果。比如至 4 月 23 日，交通运输部已下发通知，要求北京、河北、辽宁、河南、山西、四川、天津辖区内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对住建部向四川雅安芦山、宝兴等灾区派遣城镇供水应急抢险分队车辆免收通行费。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的记者陈鸣则在新浪微博发表《悲情是最差的选项》一文，提出目前核心问题是科学救灾、精细救灾， “ 行政成本要小，物质消耗要小，动员人力、动员社会幅度要小，并不是所有地震都适用举国体制。 ” 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批评持续数日。地震当日，中国红十字会筹款约 14 万元人民币，与之对比的，是民间公益组织 “ 壹基金 ” 一天筹集善款约 1000 万元人民币。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落败持续至今， 23 日，广州的一家邮局甚至挂起了 “ 邮局没有郭美美，赈灾捐款免邮费 ” 的标语。同时曾获得潘石屹、任志强等企业家信任的 “ 壹基金 ” 也开始遭遇责问：与中国红十字会是否有隶属关系，是否具有救灾能力，牛根生 —— 毒牛奶丑闻主角之一 “ 蒙牛乳业 ” 的创始人 —— 担任 “ 壹基金 ” 理事，这是否降低了它的公信力。 信奉 “ 围观改变中国 ” 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起到了监督公权力的作用，但是对威权统治的普遍不信任和不满，以及信息不对等，导致这种监督逐步演化为愤懑之情的宣泄。 4 月 23 日晚间 8 点左右，北京民政局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号召全国人民捐款，评论和转发中出现了 20 多万条 “ 捐你妹 ” ， 14 万多条 “ 滚 ” ，两小时后这条号召被 “ 加密 ” 。这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境遇如出一辙。 4 月 20 日地震发生当日，中国红十字会也使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发布赈灾和募捐信息，收获的也是数以十几万计的 “ 滚 ” 。 在普遍的责备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4 月 22 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发表《适当的节制和静默有时更有力量》一文： “ 批评更需要节制和慎重，特别想对那些充满讨伐激情的网友说一句：这个时候抹黑壹基金，是很不好的；这个时候痛批红十字会，是极不合时宜的；这时候去逼问企业捐多少，也是极不合适的。放下成见和偏见，丢掉平时那种 ‘ 找一个敌人去讨伐 ’ 的习惯性对抗思维。灾难之下每个人都非常渺小，灾害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要做伤害救灾凝聚力的事情。 ” 北京学者、作家崔卫平曾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今天，我们如何爱国》中提出 “ 权力性反对 ” 的概念， 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上 “ 出现了另外一种 ‘ 以官方为中心 ’ ：凡是官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官方反对的，我们就拥护。 这并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一种反应性人格，是被动的，应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自己相反的反应 ” 。 互联网公知质疑公权力的同时，也遭遇了对自身言行的挑战。 “ 公知 ” 这个词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十分微妙，它既被泛化 —— 具有话语权的互联网用户被笼统称为公知，也面临污名化的危险 —— 公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负面词汇。公知的代表人物，作家李承鹏在地震当日前往灾区救灾，过程中不断遭遇 “ 作秀 ” 的质疑之声。而另外一位公知、作家韩寒则结合 2008 年汶川地震参与救灾经验发表《地震思考录》，呼吁冷静与理性， “ 在救援最重要的 72 小时内，明星名人不要前往 ” 。这使针对公知的讨论分裂为两个阵营：积极参与与冷静以对，双方互相讥讽。《都市周报》的编辑耿清华在微博上提出用 “ 职业政治家 ” 的眼光看待行动派公知： “ 对他的言论和文章尽可嘲讽，政治理念有分歧更可争论。他开工干活，推动社会向好，那就该支持。至于 ‘ 出名 ’ ，那是职业收益，跟卖东西收钱是一个道理。 ” 4 月 21 日晚间，国务院下发通知， “ 要求单位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进灾区 ” ， 随即 “ 不添堵 ” 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头版 ，网络针对这一词汇的争议持续发酵。这既是对救援车辆在通往雅安的高速公路上堵车这一新闻的反应，也指向涌进雅安的媒体记者，志愿团体和个人。响应 “ 不添堵 ” 者认为此次对于地震的反应过度；而 反对者则猜测这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来自官方对商业化媒体和民间组织的打压。 前往地震现场的媒体数量是否合理，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负责人卢斌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地震当天报社派出了 21 名记者前往灾区采访。他承认 “ 媒体的到来肯定有挤占灾区资源的影响在 ” ， “ 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媒体报道对信息公开，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上。 ” 对此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疑问： “ 很多媒体派记者去一线采访，但有多少是独家报道呢？我们不要为了去雅安而去雅安，不要为了表示而表示。 ” 各色媒体都涌向前线，一些消费灾难的报道引发反感。新浪微博的意见领袖、账号 “ 作业本 ” 发布一条消息称： “ 四川卫视戴眼镜的女记者多次打断医生抢救病人过程，耽误时间，采访灾民时竟然还问他们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 ” 该条微博被转发超过 5 万次。普利策奖得主、汕头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彼得 · 阿内特 (Peter Arnett) 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 “ 在灾难报道中，记者必须要遵守几个原则：要始终考虑受访人的感受，在报道中要剥离自己的情绪去遵守专业的新闻操作规范，最重要的是快速准确地报道灾情。 ” 在公众层面，由 “ 围观改变中国 ” 演变为信息过载，不知所措和情绪激奋。韩寒创办的电子杂志《 One 一个》在新浪微博的账号 “ 亭林镇工作室 ” 针对围观网民的困惑发表评论： “ 捐款是作秀，不捐是冷漠，捐早是求名，捐晚是被迫，捐多是炒作，捐少是抠门，公开是显摆，不说是装逼，解释是掩饰，沉默是心虚，无图无真相，有图说伪造。 ” 互联网用户面对灾难选择性摇摆的同时，针对灾情的反应相左者，也互相指责和倾轧，一言不和即出现人身攻击和诅咒性言论。 崔卫平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呼吁中国人 “ 善待他人 ” 的文章中写道： “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 许多歧视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地域歧视等等，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依靠各种歧视和无理剥夺才得以运行。一般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世界，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因为自己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视别的人们。从自身被羞辱当中，发展出一种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和冲动。 ”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 5.5 亿人，自网民集结并参与公共事务以来，对互联网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养成方面积极意义的探讨，与对网络暴行的反思，一直并肩齐行。 2012 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一文，认为网络围观是一种见证的力量， “ 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 ‘ 网聚 ’ 而产生。 ” 而杭州市委下属的市情研究所研究员姜方炳则于 2011 年在《浙江学刊》发表文章批评 “ 网络暴力 ” ： “‘ 网络暴力 ’ 作如下界定：一定规模的有组织或者临时组合的网民，在 ‘ 道德 ’ 、 ‘ 正义 ’ 等 ‘ 正当性 ’ 的支撑下，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以造成对被攻击对象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损害的行为。 ” 如同硬币的两面，中国互联网兼具积极意义和负面效应，而在此之上又有一种潜藏但却极为巨大的力量介入 ——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舆论的控制。 2013 年 4 月，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发表特别报道《中国互联网：巨大的笼子》 (China's Internet: A Giant Cage) ，该文认为，互联网本来该帮助中国民主化，但是中国政府通过雇用网络警察，网络专家和网络宣传人员过滤，监控和引导中国网民，最终让这个专制国家加强了控制。 网络信息分散的特性，中国网民的愤懑性行为习惯，以及中国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导致了互联网生态的乱象，雅安地震将这一持续已久的乱象在短期内放大。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在采访中对我们说，这种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 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没有公共辩论的训练和习惯，中国网民在享有较之以往更大进步的公共言论自由时，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公知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在今天的中国，威权统治遭受质疑，意见领袖随着公知污名化而失去尊重，宗教信仰也缺少做出建设性努力的基础和力量，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 特约撰稿人王鑫对本文有研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