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作者： 老虎庙   反映少年劳工晚年生活境遇的档案馆式纪录片《生死存档》第一集中纪录的主人公叫李宝平。李宝平15岁时被征召往三线铁路工程。在工程中，李宝平担任爆破手。三年后，李宝平退场返城，再后来做了一名工人。李宝平的地位在那个时刻被无限放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能不被誉为是这个国度里的“领导阶级”。而后尤其的是李宝平加入了共产党，这使他有资格在我们的镜头前说“我也是有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与其舆论上在此国度永占至高名份来比，这个老党员目前的生活状况却似乎显出些无奈。这里的为什么他看来不能明白，这也是很多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们也不能明白的问题。李宝平常年卧床，对氧气机很依赖。他面对镜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准备自己走维权的路……”；而他面对镜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是希望政府能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的困难群体，独特的群体拿出一些办法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疾病问题……对给国家做出了贡献的人，不要让他们过去流了血，现在流着泪，在贫困线上生死线上做垂死挣扎……” 作为一个党员能够如此表达已属不易。但是他的确说出了那个发生在和平年代里的血雨腥风记忆时段，这也是凡参与其间的25800名活着的和死了的少年劳工们的共声——为什么政府不能直面自己制造过的历史，难道一句“那是个特殊时期”就可以消费掉25800人的感情，就能够让始作俑者堂而皇之于历史的错误而问心无愧吗？ 只可惜这样的公民觉醒来得晚些，这样的公民认知还嫌不够普众。原本属于政府纠错的部分，现在却由许多反省者自我承担。在我已经接触过的生活在秦岭北坡关中道上的十多个少年劳工中，他们多是身患残疾者。令人欣喜的是，他们逐渐成为这些个少年劳工中最先觉醒的一批公民。他们中间不乏党员，更多的则是“群众”，但他们共同的一个认识就是：我要维权，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真希望公民权利的维护与争取意识在这些个当年劳工身上不至来得太晚，更不至当疾病来临之时才有梦醒。争取公民社会的建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纪录片《生死存档》刚刚发布两集，因为赶着支持学生维权，没有添加字幕，导致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有了局限。当我决定修订已完成的两集，主要是加字幕和精剪时，我在三线学生网站上发帖征召扒词人员。很快，我接到来自咸阳的石天杰（玉剑）的应招。石天杰和第一集片中的李宝平是发小，1963年石天杰随家人迁徙咸阳，告别了蔡家坡，从此和李宝平一别49年未再谋面。而这些个年代里他们分别去了三线，在一条铁路线上的不一样地段，仍然不能谋面。如今俩人已介花甲，不曾想石天杰在《生死存档》纪录片里看到了已是重病在身的发小李宝平…… 在电话里，透过石天杰听起来很显沉稳的语气中，我获知了这个听来似乎平淡的故事。 电话结束时，石天杰表示愿意承担该片的扒词儿工作。我来不及询问石天杰是否做过这项工作，但理性告知我，此事非石天杰莫属！事实证明，石天杰做的很好。很快，几乎只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就又接到石天杰的电话：扒词儿已经做完。 我想我没有理由再做拖延，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全身心投入第一集的字幕添加工作。而且刚刚获知，石天杰又投入为纪录片《生死存档》第二集扒词儿的紧张之中。 去观看字幕版《生死存档》第一集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5613548.html

作者： 闾丘露薇   南都周刊专栏 ————————- 现在有了手机，谁都可以当发布者，网上流传的干露露爆粗口视频，不知道是节目组自己想要炒作，结果把自己给终结了，还是现场观众觉得好玩或者不忿。我在想，如果是发生在香港会怎样？ ————————- 很久以前，参加香港的电台直播节目，顺便八卦了一下：那些电话即时直播，如何保证粗口不会出街？要知道，香港虽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但是对于媒体在粗言秽语等方面的监管，却是非常严格的。一不小心，粗口出街，那可是要被监管部门—广播事务管理局罚款的。 美国对于电子媒体的监管也很严格，1973年，美国的喜剧演员George Carlin录制了一盘名为《脏话》的录音带在电台播放，这个12分钟的录音，以七个他认为不适合在广播电视中出现的粗口为主，这导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限制粗口的规定，理由是因为电视及广播有广泛的渗透性，会让未成年人非常轻易地接触到。这个规定引发了一场媒体和政府监管机构的官司，最终美国最高法院表达了对这项规定的支持。 香港对于电视以及广播媒体的规定，出发点和美国差不多，都是考虑到合家欢时段，需要保护未成年人。也因为这样，有很多的电视及广播节目，按规定需要在比如夜晚九点钟之后播出。 因为有规定，所以在做直播节目的时候会非常小心；至于事先录影的节目，除非失职，不然不需要担心违规。录影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人口无遮拦，这太有可能，但嘉宾以及主持会打醒精神，也知道有事后剪辑，所以不必太过于担心。也因为这样，看到干露露一家三个人在录音现场骂人的消息，并没有太当回事情，我还是相信，就算内地没有像香港和美国那样详细的法规，但再怎么希望吸引眼球的节目，也不敢把骂人的话剪辑在播出节目中。 只是现在有了手机，谁都可以当发布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知道是节目组自己想要炒作，结果把自己给终结了，还是现场观众觉得好玩或者不忿而放出来的。我在想，如果是发生在香港会怎样？最多也就惹来批评，但是总归算不上违规，毕竟是否违反规定，还是要以播出版为准。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是不是没有违规，就可以做呢？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在实际操作上，需要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是吸引更多的观众，还是赔上了自己的口碑？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粗口的规定，只是适用于无线电视以及广播，但有线电视迫于广告以及公众观感，也会很自律地过滤粗口。当然，粗口的定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但不管怎样，使用性器官、人格侮辱以及歧视、用动物比拟，到现在都属于粗口。 前段时间，香港的一家电视台推出了一档关于“剩女”的节目，结果引发香港不少学者以及网民们的批评，认为歧视女性，而且引导错误的价值观，还提供错误的医学知识，甚至有软广告嫌疑，而在香港，免费电视台是不能在电视节目中出现植入广告的。 电视台并没有迫于压力停播，因为收视率不错，这确实是一个现实，对于引发争议的节目，观众们总是边看边骂，对于不在乎口碑、只在乎收视的媒体来说，没有任何损失。不过这毕竟不长远，这档节目的收视，持续下跌，显然有观众下决心用遥控器投票。 也有观众向监管部门投诉，不过政府并没有因为社会的争议而要求电视台停播，政府可以做的，就是调查电视台是否违规，比如是否有软广告、传播不实信息等，除此之外，无能为力。如果政府要求电视台停播，可以想象，政府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越权干预了言论自由。 前段时间，英国广播监管机构吊销了伊朗电视台Press TV在英国的播出牌照，理由是这家电视台的编辑工作受到德黑兰的控制，违反了英国的广播规则。可以看到，对于媒体的监管在哪里都有，问题是如何进行，政府在里面充当怎样的角色。有监管并不代表限制了言论自由，划定清晰的规则和界限，反而让媒体有了更自由的空间去发展。这很像电影分级制度，因为有了制度，所以观众反而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电影，政府要做的，只不是把分级的规则写清楚，严格执行而已。 我总觉得，如果我们批评内地一些媒体低俗得没有底线的话，还真不能只怪他们，因为根本没有人告诉他们，底线在哪里。管得太细太死，结果就是被管的一方，索性自暴自弃。

编者按 　　公民社会，在维基百科中的定义是：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盈利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 　　著名媒体人笑蜀，作为一名多年来始终研究、鼓吹公民社会建设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形容公民社会“是一个国家的植被。”是的，在国家的巍峨建筑之外，在单独的个体生活之间，还有一个广阔无边的领域，这就是公民社会。它们由那些为了特定的社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起来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组成。在这个领域，公民们自己联合起来，通过自治与合作，使得社会更加美好，并通过这种有品质的公民生活，增进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理性，使社会共识更容易形成。 　　和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同，如今是转型时代，也是微博时代。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对公共事务进行力所能及的最大关注和最大参与，这就意味着中国走向公民社会有了一个可能的崭新路径。从这个意义上，告别传统的启蒙与革命，共同呵护支持正在发育中的公民社会，最终形成坚实的社会底盘，走向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笑蜀，1962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深媒体人。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著有《刘文彩真相》、《背上十字架的科学——苏联遗传学劫难纪实》等书。 　　1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的中国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国，文明、理性已有很大进步。但如果横向比较，对这种进步就不可高估。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依旧没有脱昧，没有告别蒙昧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公民社会信念？或者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在中国为什么必不可少？我想举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是药家鑫案件。药案有个风云人物叫张显，名不见经传，但他居然可以利用网络，一度成功地引领了舆论，可见我们的社会之缺乏公共理性到了何种程度，民心易被操纵到了何种程度。另一个例子是915事件。无数打砸抢的暴徒似乎一夜之间从地缝里钻出来，昨天还风平浪静，一切都是好好的。现在我们知道，这股打砸抢浪潮背后也有少数人在操纵。 　　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的中国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国，文明、理性已有很大进步。但如果横向比较，对这种进步就不可高估，中国并不是没有了“一夜回到文革”的可能。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依旧没有脱魅，没有告别蒙昧。 　　与这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身边的华人社会。同样是保钓游行，深圳发生了多起打砸事件，而跟深圳仅有一河之隔的香港，整个保钓游行井然有序。 　　台湾也如此。台湾“倒扁”运动中的红衫军，主体是中下层群众。在一般人看来，中下层群众往往比较缺乏理性与文明，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组成的红衫军，在整个抗争过程中的表现恰恰极其理性、极其文明。曾经，红衫军内部有过一次争议，有人向红衫军领袖施明德建议，“倒扁”大军与“总统府”仅百步之遥，为何不干脆冲进去把陈水扁赶走呢？但这提议没列入议程，施明德没有接受，红衫军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克制。 　　更可贵的是，克制的不只是红衫军，而是对抗的双方。当时陈水扁方已经知道红衫军有冲进“总统府”的提议，但他的对策是下令所有卫兵，如果红衫军冲进总统府，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跑。 　　不论红衫军，还是陈水扁，都怕冲突、怕流血、怕死人。双方的政见可说南辕北辙，但在这点上有高度共识。我为此请教过台湾学者钱永祥老师，钱老师说，你知道红衫军是怎样的一群人吗？他们是那种即便在浩浩荡荡的游行中，遇到红灯亮了，所有人也会自觉停下来等绿灯的一群人。 　　这些情况，如果放在中国大陆，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大陆也发生过一些克制、理性的抗争，比如厦门反PX事件、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大连反PX事件等。但它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属于都市抗争，都是城市中产精英的抗争。当下中国，大多数中产精英的抗争表现得这样克制而理性，而很多抗争卷入了底层民众，一般都伴随着不可控的巨大风险。 　　差别很明显，同样是华人社会，公共理性的水准、文明的水准，很容易就能判若高下。 　　2 　　 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但是文明距离我们其实很远。什么是文明？在我看来，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没有过上公民生活，那就没有资格说你生活在文明社会里 　　回头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即公民社会与法治建设。我们往往强调法治而不提公民社会，实际上，公民社会建设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没有公民社会建设，所谓法治建设无从谈起。 　　还是以香港为例。香港是有法治的，但香港的法治并不是依托于民主，而主要是依托于公民社会。香港的公民社会完整而发达，哪怕是一个货运司机，也可能属于多个公民组织，而所有公民组织都是完全自由、完全自治的。香港的法治社会，就建立在充分发达的公民自组织基础之上。 　　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法治到什么程度？有个小故事很说明问题，有次马英九乘车出门，刚从车窗里探了个头，就被交警发现，马上罚款。可见台湾的法治确实名不虚传。 　　跟香港一样，台湾也是充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只要有充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一定有健全的法治，这是铁律。道理很简单，法治是公共理性，公民社会也是公共理性；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因而必然两位一体，相辅相成。 　　前面讲到的华人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根本上说，是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和没有公共理性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根本落差，在于我们的公共理性严重匮乏。 　　为什么会严重匮乏？公共理性不是天生的，要像港台那样社会的公共理性充分发达，就必须建立在充分发达的公民生活基础之上。 　　老是有人说，中国国情和国民素质决定了不能搞民主。实际上，素质是个伪概念，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而任何歧视都是侮辱，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我们跳出素质范畴，转换为素养、技能、经验，那么民主生活、公民自治、公共理性当然都需要这些元素支撑。而素养、技能和经验统统来自后天的训练，来自于后天的日常生活。 　　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就积累了什么样的素养、技能和经验。如果不能过上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训练就会是一片空白，公民生活的素养、技能和经验就都只能是零。 　　中国大陆所有社会问题中，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从没有过上最基本的公民生活。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时代，但是文明距离我们其实很远。什么是文明？在我看来，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没有过上公民生活，那就没有资格说你生活在文明社会里。 　　当下中国，在公共理性的培养方面严重欠账。经济在腾飞，但社会的公共生活质量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下降趋势。人们对公共生活的品质越来越不满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是公共生活品质的持不同意见者，甚至包括很多既得利益者、很多权贵，甚至他们也对公共生活的品质强烈不满。 　　3 　　 每个这样的公民组织，给人们提供的本质上都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会，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公共生活的严重匮乏，公共生活的品质之差，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之一。 　　我去美国，发现美国人的公共生活很丰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充分发育的公民共同体，每个公民可能同时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小的共同体。美国将近三亿人，NGO组织则多达两百万个，平均一百多人就有一个NGO。这些NGO不只做公益慈善，不只提供公共服务，更重要的作用，是安放人心，它们实际是建立于人心中的小教堂，使得每个人的精神都有所寄托。 　　我去台湾，发现台湾的小共同体同样发达。跟大陆不一样，台湾有很多全职太太，因为老公一个人工作就能养活全家。她们家务不多，但日常生活并不空虚无聊，空余时间几乎全做义工。医院、车站、博物馆、学校，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你都会发现义工远远多于本职人员。我住在一位台湾朋友的家里，他母亲已是72岁高龄，依旧天天做义工。有次把腿摔断了，打上夹板才过一个星期，就在家坐不住了，要去做义工的医院上班了。我很不解，问她为何不多静养几天？老人告诉我，在家她是闲人，没有人需要她。必须到医院做义工，和需要她的病人在一起，她的心才能安定。这就是台湾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让台湾人过得很充实。台湾还有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公民组织，例如“时间银行”，它可以让人们把时间攒起来，需要用的时候再提取出来。每个这样的公民组织，给人们提供的本质上都是崭新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会，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而在大陆，我们的公共生活还是如此贫瘠。不少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而是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修长城”、搓麻将等自我麻痹的娱乐活动中。从搓麻中寄托自己的精神，寄托自己的人文关怀，成长出爱与善，这些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这样低品质的公共生活，能够成长出我们最缺乏的公共理性吗？ 　　我们之所以缺乏高品质的公共生活，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公民社会。甚至，有时候公民社会往往成了敏感词，被当做陷阱。公民社会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公共理性、意味着爱、意味着善。 　　公共理性的不健全、不发达，本质上是精神层面的不健康。我们这个社会是精神不健康的社会，这种不健康写在不少人的脸上：焦虑、着急、绝望……我们可以对比台湾，台湾当然也有极端的例子，但普遍来说，台湾人的脸是一张张健康的脸，平和的脸，从容的脸。这其实是两种精神状态的写照。 　　4 　　 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人们就不会过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会过上真正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不过上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会回到精神正常的状态 　　中国社会需要转型，我们处在转型时代。 　　人们通常所说的转型，都是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其实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转型，即精神转型。中国社会不论怎样转型，首先要完成的就是精神转型。而这转型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一条路就是公民社会建设的路。 　　不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人们就不会过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会过上真正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不过上有尊严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会回到精神正常的状态。如果精神不正常，社会就始终处于高危之中，出什么事情就都不奇怪。 　　所以，尽管公民社会建设有很多阻力，但决不能妥协。因为这是底线，底线就是生命线。不坚守这底线，中国永远无法告别灾难，民意随时会被一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公共理性，没有公共理性，绝大多数人就不会是自己的主人。只要不是自己的主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就一定会被外力操纵。这种状态下的转型，随时可能转入深渊。 　　5 　　 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转型模式。中国头号问题是转型，转型完成之后才是治理 　　回过头来，我还是想说说台湾。到目前为止，所有转型模式中，我最欣赏的是台湾模式。现在热议的转型模式中，最受青睐的是新加坡模式。但我认为，新加坡模式主要是治理模式，不是转型模式。而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转型模式。中国头号问题是转型，转型完成之后才是治理。新加坡模式在转型上对我们几乎毫无借鉴意义，它本身就面临着转型难题。 　　我们未来的转型，要避免突尼斯那样的动荡，别无选择，唯有台湾模式最值得借鉴。当然台湾模式也有特殊性，不可能复制。但它毕竟同属于华人文化圈，它的一些基本原理还是可以通用的。 　　台湾转型至少有三个要素：蒋家政权内部的分化以及领导人的清醒、多少年的社会运动、国际局势剧变的压力。我认为第二个要素是最重要的，没有第二个要素即社会运动的压力，蒋经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转型动力。 　　但台湾的社会运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台湾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有一个高品质的公共生活、公民生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不仅在蒋经国时代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是在均富的条件下实现经济腾飞。通过均富，台湾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底层，哪怕是出租车司机，哪怕是清洁工，只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就会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就是一个小中产。即均富意味着全民中产化，这奠定了台湾最为宝贵的公共理性，才有了台湾人的从容、平和、理性和文明。 　　尽管现在台湾人均收入持续14年下降，但依旧没有动乱。这得益于有台湾强大的社会保障；也得益于全民中产化给每个家庭都打下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到现在，台湾还在吃14年前的积蓄。 　　所以，我们向台湾学习，首先要像台湾那样，努力创造和平转型的社会条件，第一是公民训练、公共生活训练，第二是均富即全民中产化。没有这两个方向的持续努力，就谈不上公共理性，就会极大地制约中国的转型进程。 　　6 　　 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向善、有爱的公民心中，存在于他们组成的每个小共同体中，他们和他们组成的小共同体，今天已经随处可见 　　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是转型，在转型上必须坚定不移。但必须同时尽最大努力控制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原因很简单，中国这样一个江湖社会，距离公民社会还有千里之遥，人心的阴暗、人心的暴戾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问题当然首先是制度问题，但绝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也是人心的问题。所以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社会沦陷。 　　所谓社会沦陷，其深层的含义其实是说，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稳定的底盘。没有稳定的底盘，不论建什么，都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我一直有个主张，叫社会底盘论，主张我们不仅要改造制度，更要重建我们的社会底盘。但这个主张受到很多朋友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批评，就是现有体制之下，公民社会建设没有空间。 　　我不同意这样的批评。因为它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弹性，尤其低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甚至可以说，公民社会的空间存在于每个向善、有爱的公民心中，存在于他们组成的每个小共同体中，他们和他们组成的小共同体，今天已经随处可见。 　　我们今天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与自由，是因为拥有过去所没法具备的历史条件。如果把我们比作野生动物，那么社会就是这个国家的植被与森林。一个国家必须有植被、有森林，才会有完整的生态，如果独立、自由作为动物能够存活的前提，一定是拥有植被和森林。一旦没有植被和森林，土地都是开阔地带，权力就会毫无阻挡，别说野生动物了，哪怕是一只兔子都会被轻易干掉。 　　今天的历史条件完全不一样，或许有时候体制不能容纳一个人，但社会一定会关照他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传统体制足以强大到完全扼杀公民社会，恰恰相反，我认为公民社会在中国不只是理想，而且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现实，即中国已经有了公民社会的雏形，或者说初级阶段的公民社会。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怎样把它做大、做强，让它真正和平崛起。这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公民社会的和平崛起，才是真正的中国崛起，也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崛起。（根据12月3日笑蜀在西北政法大学的公开演讲《公民社会与法治建设》整理，经笑蜀授权《华商报》首发）

“一言堂”VS“众言堂” 2012-11-27 14:16   南方传媒研究 http://media.nfdaily.cn/cmyj/38/content/2012-11/27/content_58959641.htm 一 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曾提出“两个舆论场”的说法。他认为，社会上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网络舆论场。 在官方舆论场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而在网络传播中，“把关”相对较弱，网络的匿名性使言论的发表者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感，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网络舆论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相比传统媒体，受众则更倾向于网络媒体。 受众的这种倾向性，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那里，有一个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在人民网就网络问政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那就完全失去网络存在的意义了。” 二 从观察可知，两个舆论场所讨论的内容、使用的话语乃至讨论的方式都大异其趣。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也常被称作“主流媒体舆论场”，而所谓的“主流媒体”，按照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的界定， “主流媒体和主流报章在国家民族或政党价值观上主要是弘扬主流价值的报章”。他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而，主流媒体主要用于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媒体肩负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双重任务，但无论是新闻传播，还是舆论引导，它们更多都表现为一种单向的输出。 网络舆论场则不然，如果说前一个舆论场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网络舆论场则更富民间气质。官方舆论场着力描绘的是政府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不是公共文化如何发展。而网络舆论场探求的是公民怎样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影响现行权力制度。由于较少受到社会习俗和制度化的政治权威的限制，互联网使得中国原本隐身的民意变得高度可见。如果说，在现实世界里，很多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一部分，那么，在互联网上，他们获得了发言的机会，并且，采取着自己认为应该采取的行为。近年来，网民言论之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达到各级部门、机构以至公众人物无法忽视的地步，这种状况是前几年根本无法想象的。 从话语使用方式上看，网络作为新时代的交流工具，自然而人性的交谈是其常态。所有的网民都需要用“人”的声音发出诚实的谈话，而这种声音可以穿越那种被过滤的、经包装的组织腔调。网友们久经历练，对于官腔官调一听便会拒之千里之外，而对人的声音则会趋之若鹜。中国是个官话大国，因为长期说假话，真话说出来也像假话；常常看起来是自己在讲话，其实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凡此等等，造成官与民话语系统的隔离，连彼此交流都无法进行。 网络对于打惯了官腔的官员和官方媒体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然而，在犯下错误、公众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政府及其喉舌若还能够保持大胆、坦率和诚实的交谈，是个更大的考验。当官方人士口操冷淡、枯燥而又傲慢的官话甚至是谎言时，实际上是在政府和网民之间高筑厚墙，将网民拦在墙外。如果政府无视网上交流方式，不懂网络语言，将会丧失改善官民关系的重大机遇。 在讨论问题的方式上，两个舆论场的差别也是天上地下。网络从来都是“众言堂”而不是一言堂。官方舆论场习惯于“万众一心”、“一锤定音”，民间舆论场的常态则是五音杂陈、众声喧哗。中国外长杨洁篪在 2012年3月 6日的记者会上，阐述有关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没有喇叭”。把这段话用来形容有了互联网以后的中国，也不无贴切：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地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拥有一支“小喇叭”的可能性（当然，弱势群体也伴随着技术和表达能力的障碍。大多数穷困者和为数不少的少数族裔人群并不能有效地使用互联网，很多人甚至难以接触到数字媒体）。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传播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 三 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既意味着传统的单中心话语格局的被颠覆，也意味着中国多元社会的初步形成。两个舆论场的背后，不仅是不同意见的表达主体，也是不同利益的诉求群体。观察当代中国的舆论传播，无法回避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冲突碰撞对于观念分野的深刻影响，也不可低估其各自的封闭状态对构建良性的社会共识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用。 近年来，“打通两个舆论场”的说法更多地出现在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高层的表述当中，更被确定为中央媒体整体转型的战略目标。人民日报、新华社官微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主动出击，便是这种转型的具体体现。 通过互联网而表达的公众舆论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和显著的地位。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现实中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和裁判中去的机制。例如，一些法官经常和某些官员共谋，普通人面对权势和腐败，只好诉诸“网络法庭”以图获取司法公正。在很多驰名网络的案件中，民意的汹涌显示了人们对权力、金钱和关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不满。 与此同时，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传统，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一词，它基本上是现有政府权力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即便如此，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环境也在不断恶化。不少地方官员以及与他们结成利益同盟的企业主，不仅敢于动用权力牢牢箝制所辖地盘上的传媒，残酷打击胆敢揭丑的群众，而且已经敢于“抗上”，动用警力或打手，狙击中央媒体的采访人员。同时，民意表达的另外一些渠道也不通畅，“上访”经常遭受打压，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更是禁忌重重，“门虽设而常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普遍害怕冒犯权势，因为权势阶层拥有破坏他们的生活的力量。而在互联网上，人民最终发现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亢奋和批评的激烈便犹如洪水出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新媒体比起其他媒体来，更加缺乏平和与理性，也表明，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网络活动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政治意义。 过去四五年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闻生产、收集和议程设置的媒体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同时，互联网打破地理界限的能力，使得一地的新闻可以直接达致全国网民，由该新闻引发的公共论题也会成为全国性的话题。当门户网站用可观的篇幅报道网络声音，当知名论坛对某一新闻的评论盖起了宏伟的“高楼”，当源于网络的谣言登上“旧媒体”的大雅之堂，当微博第一时间传递公民新闻和掀起公共讨论，当某个政界或商界要人被迫花费时间和精力修复被损害的形象和人格，当丑闻把一些人从高高的位置上掀翻下马，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网络舆论场在中国的存在具有多么重大的应然价值与实然意义。 四 在网络时代，是人人可以用手机拍下新闻的时代，官方舆论场承受的挑战是空前的。且不说网络社区的信息流传快且广对政府旧式新闻发布的挑战，往深里看，传统行政组织体系也将由于信息架构的变化而达至不得不调整的程度。此前的行政组织讲究出事以后，层层请示汇报，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就这样在无所作为的等待中过去了。过去的考评体系规定这样才叫负责，其实，贻误时机乃是最大的不负责。 部分地方官员的惯性思维，使他们不懂得、或者现有的制度设计限定了他们去懂得一个基本的传播学常识：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被削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活跃起来。政府对民意的反应要提速，这是新媒体时代的一个基本要求。提速，不仅意味着改革过去的新闻发布，还意味着要把某些问题产生的制度性原因找到，千方百计加以解决。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政府官员应当学会应用新的互动工具，主动将信息经由网络传递到最大范围。对于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公共治理体系而言，这样的努力必不可少。 从官方媒体的角度讲，首先是官方媒体介入事件的时机不容滞后，在非典时期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之间的“时间差”已不可重演；其次，官方媒体介入的姿态也无法一味保持高压、扭曲、遮蔽等方式，而是应该抛弃由官方独家掌控信息的意识和行为，学会让多双眼睛观察，让多种声音说话，让民众在多种信息中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非理性的表达很多，对此忧心忡忡的智者不少，比较悲观者如茅于轼，甚至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其实，学会说话的唯一方式，是在一个可以说话的空间里不断练习。而更为核心的前提，则是要成“人”。只有“人”， 才会说真话，“非人”不会说真话。有了“人”的独立，才会有社会的独立；有了“人”的主体性，才会有国家的正当性。最终，对“说真话”的呼唤，指向的是如何建构起自我认知，具备自己的主体性。

作者： 闾丘露薇   羊城晚报专栏 ——————- 重庆雷政富视频事件，在我看来很简单，合作破裂，于是作为商家的一方来了一个“鱼死网破”。通俗一点讲，都不是好人，行贿的，和受贿的。 　　只不过这次行贿的方式是用女人，当然，这在中国也不少见，最普遍的，就是吃饭的时候找美女陪酒，饭后找美女陪唱歌，甚至提供其他服务，当然，官商之间，一定是商人埋单。 　　朋友是一家外资银行的高层，说起不久前去广西出差的经历，接待他的是当地的一家企业，显然很想让这家外资银行投钱，酒足饭饱，朋友推托了去夜总会的邀约，回到酒店，突然有人敲门，从房门上的“猫眼”望出去，一名艳丽的年轻女郎。朋友吓得给酒店打电话，要求保安把女孩请走，这单生意自然也没有谈成，朋友被吓得第二天仓皇逃离。 　　当然，性贿赂从来也不是中国独有，只不过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对于行贿受贿的定义包括了性贿赂，使得这样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拿香港来说，公务员吃一顿商人的饭，如果开了昂贵的红酒就要交待，也因为这样，前特首接受富商款待的事情，廉政公署需要介入。 　　有商人雇佣年轻女孩色诱官员，充当情人，忽然想起，古代的和亲，却是一直被传颂至今的佳话。如果说前者属于性贿赂，大家不会有太大异议，那后者，仔细想想，本质上难道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