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新旧交接之际，经济上恰恰出现改革窗口。改与不改，对在任与下任的领导者们的使命感、责任心和执政能力，其实都是重大考验 从经济视角看，中共十八大落幕或许赶上了好时候：经济增长持续低于市场预期的局面正在改变。新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工业、投资、消费、出口等增长类指标，均连续两月呈现回升态势，中国经济短期下滑之势已经得到遏制。 相较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决策者此次对经济增速下滑的认识更为冷静客观：一方面是容忍度明显提高，对出台新一轮经济刺激措施颇为谨慎；另一方面，在“稳增长”的同时不忘改革，要求“把稳增长与抓改革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好迹象。 需要强调的是，当下经济企稳，绝   阅读全文

作者： 闾丘露薇   华商报专栏 ——————- 朋友发微博，讲述自己在大会堂采访的遭遇：想要拍全常委亮相的主席台上的七个号码标记，结果“一”字被一个记者拿走。他建议那位同行，不如先放下，让他拍完再拿走，对方没有理他。看到朋友在微博上征询“一”号照片，我当然明白他的苦恼：原本可以非常完整的一段视频一组照片，就会因为缺了这个“一”字而不复存在。新闻就是这样，错过了，就不完整了，就无法向受众展示一个完成的过程了。 　　 把地上的标记拿走，想必是留作纪念，或者为了向别人展示：“我曾经采访过十八大，这个，是总书记在上面站过的。”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这个标记，拿在手里，和新闻有怎样的关系，如果没有变成照片，变成文字，变成视频，没有传递到读者或者观众的话。 很多时候，尤其是采访这些重要的大型会议，等得无聊的时候，留个影也算是打发时间的无奈之举。但是经常会在会议已经开始了，当大家都在忙碌地采访的时候，总有几个同行，拿大会当背景相互拍照。我会很质疑这些同行的专业操守，因为当你全心全意工作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事情的。就好像如果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来采访的记者，而不是一桩盛事的参与者、目击者，就只会想到拍摄地上的标记，根本想不到把地上的标记占为己有。 不过，看到朋友的抱怨，我也笑他少见多怪。之前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就有同行在记者会结束后，收起了总理曾经在记者会上用过的笔，还特别为此写了一篇报道。作为一个读者，我不知道这支笔和读者到底有怎样的关联，作为同行，我深深感受到那种想要把自己和权力扯上关联的欲望。有点像那些拔莫言家门口的萝卜的游客一样，一个为了沾点喜气和灵气，一个是为了沾点官气。 开放团的时候，一个自称是北欧媒体的记者，站起来先介绍自己是北欧一家医药公司的总裁，听得大家一头雾水。看到有些记者，到了现场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拍别人，而是先把别人当成背景拍张到此一游的照片。听负责记者工作的官员讲，通常这样的照片，就会被放在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名字却异常响亮的刊物上，再配上“获得某某部门批准采访过十八大”的封面文字，成为这些媒体拉广告谈合作的资本。而这些刊物是否有印发，常常是一个谜。最搞笑的是，一个自称带着保健医生和五个助手来到北京采访的记者，卡片上写着：“欢迎来电洽谈合作。” 不过这些，最多让人觉得有些厌烦。每次这样的大会，总有媒体整理出一些代表语录，或者用某一句话作为标题。一眼看去，会让一些代表显得非常的弱智，当然也会让另一些代表显得相当的正义凛然。 只是，不管是语录还是标题，总是会有一个产生的语境，总有一个问和答的过程，总有一个前因后果，如果不把这些展现给大家，对受众并不公平，对当事人也不公平，当然，有些时候，懂得投媒体所好的当事人会很开心，正是透过媒体，塑造了自己想要的形象。媒体可以毁人，也可以被人利用。 不务正业的媒体人，最多影响大家的工作氛围，反而是做着报道工作的那些，包括我自己，这些天我总在想：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在没有限制的话题上，我做到专业了吗？我问自己，也期待更多同行一起自省。

2012年11月13日 15:44:03 　　   　　藤嘉一的博客一直更新到10月30号，那一天，他继续发表关于中日钓鱼岛纠纷的文章，并一如既往并没有呈现出中国民众所渴望的某种清晰结论，却能看出他对于此问题独特的思考和更加个性化的加藤嘉一式呈现：通过他接触的几个台湾民众个体，描绘了台湾人对于“钓鱼台”真实看法。模棱两可中，大陆读者自己看到了问题的复杂和另一面。是的，即便存在争执，也无法抹去台湾人对日本的好感、对民生和社区的关注，至于那些所谓更高层面的东西，不过是政府一次广告。     　　从那一天起，他的专栏就沉默了。这位拥有无数个头衔：北京大学学生；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日语教师；长跑运动员；柔道运动员、谈判者……这个原本在未来要投身政界，并很可能拥有更多更重要头衔的“在中国最知名日本人”，就在这一天，因为被母国媒体揭发出履历造假，而面临着社会声誉和身份的全面坍塌风险。       　　加藤嘉一涉假，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导致了中国社会呈现出两极化反响，一边是狂欢，对于加藤和加藤背后的价值立场以及持相类似价值立场的媒体的愤怒，终于寻找到了欢畅的表达方式。这是一个被价值观有问题的媒体刻意吹捧出来的骗子，这个骗子如同之前的某知名青年作家一样，展现出这些媒体对社会和国家极端不负责一面，而今天加藤嘉一的倒掉，是历史的伟大胜利，惟愿这是一块多米诺骨牌，随之倒下的，则是总而言之，其背后的整个媒体、市场……更重要的是，加藤嘉一这样半真半假的骗子都倒掉了，那个真正的骗子，那个用代笔和外貌、插科打诨骗取了更大利益的所谓青年作家，距离最后的覆灭会遥远吗？即便真相遥远，我们也能等得到！     　　另一边则是沉默。这主要是同样以正确自居的媒体和公共知识界。沉默是由于“事件”本身超出了这一群体的阐释框架。如同人们很难接受如此官方化，乡土化，闪烁着中国农民式生存与发迹智慧的鄙俗莫言被世界最高水准的文学权威评判认可一样，这些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价值观如此正确，并且在专栏写作以及其他领域展示自己的才华的日本年轻人，却拥有着如此“不堪”一面。     　　光鲜之下，必有见不得的阴谋。而所有阴谋，无论是货币战争还是全球化，总是存在幕后黑手，或者是耶鲁骷髅会，或者是斯柴尔德家族。那么，加藤嘉一阴谋的背后推手是谁？喧嚣过后，清算终于开始。有媒体报道了加藤嘉一身败名裂之后的余波。那些被认为推手的人，就这样被一个个揪出来、示众：最早给他开设专栏的媒体，编辑，那些助推者，甚至粉丝和女友。他们因为加藤嘉一而“蒙羞”、而“道德亏欠”。     　　借此，文章回溯了加藤嘉一不靠谱的种种蛛丝马迹，他的游移暧昧，他的两面讨好、各种机心，甚至他的努力和勤奋，都可以被视为被“成功”诅咒的表征，而他的言论，由于说谎而不道德而就此无价值。特别那些没有鲜明立场的文章，那些声称中国的高铁未必比日本危险的文章，更是在说明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利用日本人的身份，讨好政要，企图借此打通未来向上的路径。甚至，即便是欣赏他的中国知识群体，现在也需要撇清关系，最多也只能感叹中国和日本之间如此隔膜如此，两个国家交流的困境让加藤嘉一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日本人。   　　面对一个确实有问题的人，却没有人敢大声说，虽然他的行为不端说谎，但他真是一个很勤奋很有才华的青年人，他的中国观察，他的专栏都是有价值的，那些看似无观点的观察，实际上源于今天中国真实状况的复杂和他对这种复杂的理解。     　　没有人会这样说，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无道德不欢。一切都需要分门别派，立场鲜明。所有的美好必须都在一起聚集，而一切不美好的东西，都属于敌方。不美好的加藤，或者是一以贯之的低俗浅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欺骗而必须连同他的其他一切一并被消解，除此，没有第二种命运 上一篇： 王石的战争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作者： 老虎庙   读中国年轻行为艺术家的作品，仍然是可以被“诠释”的，这是我的看法，尽管艺术家们矢口否认。至少我从他们作品中看到了了传统意义上的雕塑的质感，制度压抑下的沉重，赋予其表演道具的直接含义，以及在五千年历史中代代相袭的含沙射影。尤其是后一点，那在民主世界里都成多余。 行为艺术家王名峰在访谈时认为李晓明（行为艺术家）、郑连杰（旅美北京行为艺术家）他们由于所经年代的政治复杂在作品中不无“印记”。但在他，这样70后的一代就缺少了这些。他所能“印记”的只是朋友以及“我们的熟悉感受”。 始终在镜头后面观察对方的我，认为他所说没有什么不对，但仍然怀疑他的生活就那么如此滋润，就那么不太复杂？不社会？ 在网端粗略搜索得结果最多的是王名峰对罗永浩怒砸西门子冰箱的行为艺术评判。当记者问及此事时“他（王名峰）提到在西安现代艺术三十年回顾展中的一个行为艺术，名叫《精神地沟油》。在这个行为艺术中，买地沟油，邀请现场观众将地沟油点燃，他也是想通过这种表达方式，对当下食品安全的问题进行讨论。王名峰分析，罗永浩这次砸冰箱是一个公共参与的行为作品，加上名人介入（韩寒提供一问题冰箱），代表了公共形象，让这个艺术品本身更富含公共的视野，这也是他希望的公众性。” 王名峰还认为：过去公众理解的行为艺术有点妖魔化，行为艺术本身首先是表达现实生活，表达情感，反映社会现实，它是很严肃的。 西安行为艺术节上许多的艺术家对此各执己见，这也是允许的。至少说明中国的行为艺术历史还嫌短暂，与西方上百年的行为艺术历史做比还不够对等。因此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诠释，这包括我这样一个观众的观感。而更广大观众的理解尚囿于六十多年一统天下的艺术思维洗脑，能够要求他们不太干涉就已经不易。我因此想到，作为参与2012西安行为艺术节全程拍摄的我来说，接连多日在此发布所有艺术节作品，寄希望的是记录它们，留作我们已经落后于世界的艺术教育的一个小学生作业。 专制制度对人类文明的扼杀是任何领域难能幸免的，同样于行为艺术界的还有许多方面，我们该急于摈弃的是制造这一切的专制制度，而不是仅仅面对人类文明只哀叹一声“不懂”。 观看现场视频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4639972.html

谣言并非现实的相对偏离，而是人们渴望真实时，为一致意见而进行的努力 http://www.eeo.com.cn/2012/1104/235623.shtml 经济观察网  >   观察家书评  >   每期书评  > 谣言的使命 2012-11-04 22:18 导语：谣言是一种“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　news），它是“一群人的智慧的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卡普费雷）。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解释和评论的演变及强化。 by 胡泳   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谣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卡普费雷） 现代对于谣言的首次系统研究兴起于二战期间的美国，最初的着眼点是战争期间谣言的大量繁殖对军队士气产生的不良影响。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民间机构的意见领袖，无不把谣言作为腐蚀士气甚至产生破坏的潜在源泉，控制谣言的想法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来看，谣言容易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某种社会心理学的规律。“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奥尔波特、波斯曼）如法国大革命般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在人类史上屡见不鲜，有学者极而言之曰：“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按照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美籍日裔社会学家）的看法，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 把谣言过程视为社会生活中正常的而不是病态的部分，等于给谣言正了名。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是合作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涩谷保强调谣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的一部分。这样，涩谷保更多地把谣言看成理性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如奥尔波特和波斯曼所说，它是一种“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一种情绪的表达或投射。 谣言是一种“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　news），它是“一群人的智慧的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卡普费雷）。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解释和评论的演变及强化。 涩谷保和他之前的学者有关谣言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是否理性密不可分。在人的器官中，负责理性的是大脑。可是，大脑是不可靠的。“如果人类真是某个悲悯而智慧的设计师的作品的话，我们将具备理性的思维和无懈可击的逻辑。我们理当拥有健全的记忆、可靠的回忆；会说简洁的句子、准确的词语；……不幸的事实却是：我们几乎不能分辨出一个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有效的还是荒谬的；另外，就更别提目击证词了，这些证词乃是基于一个荒谬的前提——即事发多年之后，目击者还能够精确地记住短暂目击到的事故或者罪行的细节。其实到那时，普通人通常很难‘挤’出一份可以供连续进行半小时陈述用的清单。”（盖瑞·马库斯） 记忆不可靠，目击不可靠，在真相与其证明之间存在巨大的分裂不足为奇。谣言正是在这个分裂带之上生长的东西。它与人类社会同在，与人性同在。无论我们谈及记忆、思考、语言还是自由意志，我们高贵的理性毫无指望地与我们低劣的冲动缠绕在一起，我们的情绪永远包围着我们的智力，我们比自身所认知的更缺乏逻辑性。我们总是被记忆所折磨，我们常常相信不真实的事情，而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在美国，有半数人相信有鬼，接近400万人声称自己曾被外星人绑架；在中国，50年前流行去医院排队打鸡血，50年后大家在超市排队抢购食盐。什么是谣言？什么是事实？正是人类自己让两者难以分辨。 2004年的夏天，一位网络专栏作家和曾经的共和党州政府竞选人，发表了一篇新闻稿，指称奥巴马是一位“隐瞒了自身信仰的穆斯林”。媒体没把这个指控当回事，因为没有证据。然而在NBC/华尔街日报2004年12月的调查中，8%的被调查者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9·11”十周年之际，英国广播公司对英美各1000人进行随机调查发现，大约七分之一的英美民众认为，“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导演的阴谋。 当代文化似乎越来越容易被谣言所侵蚀。一切基于事实，这是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其中的逻辑是，只要公众知晓真相，自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可是，事实和真相却不是这样。在某项实验中，研究者给被试者列出一系列有关健康的警告，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正确的，最后发现，被试者受警告最多的，往往是错误的。换言之，研究者想纠正的错误，正是被试者平时认定的正确的。 所以，观察谣言传播就会发现，传谣容易辟谣难。辟谣者遇到的普遍困境是，重复一个主张，哪怕是为了否定这个主张，只会令其真实性更趋明显。另外，为了决定某种陈述是否为真，我们常常寻求社会上对该陈述的集体评价。然而，精确地衡量社会共识是困难的，所以大脑会转而依赖熟悉度——如果某件事情看上去熟悉，那你以前一定听说过，既然以前听说过，那这件事应该是真的。所以，只要重复再重复，就会有人上当。类似的研究发现还有，如果一个人无数次地告诉你，某件事是真的，那么你很可能得出结论，这个人的意见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其实，我们对熟悉的依赖大有问题。比如，即使没有充分的根据和资料证明现行政策有用，人们也倾向于选择已有的而不是还未推行的政策。而且，经受越多恐吓，人们就越趋向选择熟悉的，发展到极端阶段，人们甚至会感激、喜欢、或者至少是接受很有可能威胁自身利益的体系。“在封建制度、十字军讨伐运动、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制度和塔利班政权下生活的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体制有缺点但在精神上是可立足的，（甚至有时）比其他可预想的选择更好。”（引自《乱乱脑》，原文出自John　T.　Jost的The　Psychology　of　Legitimacy） 人们倾向于认为熟悉的就是好的，这是某种心理捷径。心理学上的“熟悉效应”表明，人们之所以喜爱名画，与其说是因为画美，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这些画比较熟悉。某种程度上，这种心理捷径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因为“我们的祖先非常适应于对熟悉事物的偏爱：喜欢一般事物的生物比对新奇事物有极端偏好的生物拥有更多的后代。”（盖瑞·马库斯） 熟悉效应、晕轮效应（心理学名词，名人效应是典型的晕轮效应）、锚定和调整（心理学名词，指个体判断以初始值“锚”为依据，进行不充分的向上或向下调整）、选择性接触假说（传播学名词，指受众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传播内容，而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既有立场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很多研究得出的理论说明：人是不纯粹的。所以，我们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心甘情愿地制造、相信、传播谣言。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认同涩谷保的观点，也就是说，谣言并非现实的相对偏离，而是人们渴望真实时，为一致意见而进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