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关心中国命运并且站在黄土地上，应当更多地看到变革机会，意识自身使命，为推进改革而战。 十八大报告出世，万众瞩目。期望不一，反应也就不同。 一如上届代表大会或许更甚，公众最为关注的就是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阐述和部署。 其实，如果不是苛求或不切实际的幻想，应当能够在十八大报告中读出进步和希望。前文“改革之火燃起来”（见财新《新世纪》本期社评）对十八大报告所涉主要政改内容做了比较文本分析，在此则做进一步讨论。 “政治体制改革”之说，最近几年已成忌讳。莫说改不改，或怎么改，即使提及这一概念都极为敏感，在“宁左勿右”者看来更是不提也罢。十八大明确地将这此入题，从此改不改不必再争，如何改可以争论。关心政改的人，应当看到有利形势，适之用之。抱怨则无益。   阅读全文

http://www.eeo.com.cn/2012/1102/235534.shtml 免费是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2012-11-02 22:49  经济观察网 噪与酷 胡泳 1996年，在微软与网景之间，爆发了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商战之一：双方争着把浏览器免费送到客户手中。 在中国，前几年的移动和联通大战中，移动运营商竞相推出各种移动电话资费套餐方案，其中包含一定的免费通话时间，一定的免费短信条数，甚至是在你使用了足够的服务之后，免费赠送你一部手机。 eBay易趣在北美市场是靠向卖家收费而受到投资商青睐的，它从一开始就盈利，而且获利颇丰。可是，马云却宣布中国的淘宝是免费的，而且“几年内都将免费”。曾几乎垄断了国内全部C2C市场的eBay，受到后来者淘宝的挑战。 这些公司是不是疯了? 并非如此。它们只是在遵循一种全新的规则——这种规则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但放到当今数字技术价格及容量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就显出了深刻意义。道理很简单：微软和网景免费赠送浏览器是因为，它们在抢占网络浏览的标准；移动运营商的算盘是，从对手那里争夺更多的客户，向客户推广能带来更多价值的新电信业务；对于马云，2005年前后的中国C2C市场还不是一个该不该收费的问题——在交易信用、物流配送、互联网普及、电子商务人口等方面，中国消费者与美国消费者没有处于同一个世界中，因此，把“水库”尽可能地、尽快地挖大，才是最最重要的工作。 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总想获得免费的午餐。就网络业而言，许多企业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纷纷采用古老的销售招数——免费赠送，企图以此打响品牌，扩大市场份额，在群雄纷争的网络战场上奏凯。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网络好比一块等待开垦的新大陆，现在赶紧去跑马圈地——无论为此付出的短期代价有多大——日后自然会有好报。 这便是高技术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价格下跌得最快——甚至为零的时刻，买卖还能够照样红火。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免费对消费者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虽然公司如何通过免费发放产品和服务来赚钱，并不总是那么明显。各公司常常要思考的是：在这个技术产品几乎可以免费得到的世界上，自己怎样才能保持竞争力?　　　　 在《免费——激进价格的未来》一书中，克里斯·安德森试图解释为什么免费越来越成为一种有效的商业模式。数字化技术的基础经济学决定了免费模式在数字世界比在模拟世界中更容易大行其道。这是因为，信息产品和服务具有“非常特别”的成本结构。它们是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生产第一份信息产品的成本非常高，但是生产（或复制）此后的产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例如，一旦第一本书被印刷出来，生产另一本书的成本就只有几美元。刻一张光盘只需要不到一美元，耗资上亿美元的好莱坞巨片的成本大部分都花在第一份拷贝出来之前。 这种成本结构有许多重要的意义。信息生产的固定成本的绝大部分是沉没成本，即如果生产停止就无法挽回的成本。如果你投资于一座写字楼但是又改变主意不想要它，你可以把楼出售，挽回部分成本。但是如果你拍的电影失败了，没有什么市场可以让你把剧本再卖出去。沉没成本通常必须在生产开始以前预付。除此而外，大部分信息产品的营销和销售成本也越来越高。 信息产品的可变成本也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即使已经生产了数量很大的拷贝，多生产一张拷贝的成本也不会增加。微软不像波音，企业也没有折旧和生产容量的限制：信息企业很容易在一天之内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以满足需求。如果你能生产一份拷贝，你就能以相同的单位成本生产100万份拷贝，或1000万份拷贝。 独特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免费经济的诞生。谷歌为了让其庞大的搜索引擎启动运行，需要在软件和基础设施上投入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但其后递增的搜索几乎花不了它什么钱。 免费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交叉补贴”（cross　subsidy）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订购一个移动运营商的长期服务计划，就可以得到一部“免费”手机。类似的情形还有，数字电视公司免费送机顶盒，为的是让你订阅付费频道。免费加收费模式（freemium）是在网络生存空间中最常见的商业模式之一。这个说法由风险资本家弗雷德·威尔逊发明，也就是说，把服务分成从免费的到昂贵收费的各种不同等级，例如，有些网站和软件如果付费的话，可以享用比免费版功能更多的“专业版”。这叫做价格歧视，即对那些给你的信息产品估价甚高的消费者，不妨卖一个好价钱，而对那些偶尔购买、不愿意掏腰包的客户，可以杀价销售，甚至可以免费向大众派发产品，因为产品散发得越广，越有可能把更多的付费客户吸引过来。 免费加收费模式的核心是，在免费服务上赔钱，但在溢价的付费服务上赚钱，同时把前者作为一种廉价的推广手段。举个例子，上百万的Skype用户在网上进行声音和视频通话却无需付一分钱，原因是一小部分用户为了得到额外的功能而付出的费用补贴了免费用户。通常而言，一家网站会遵循“百分之五定律”，也就是说百分之五的付费用户是网站的所有收入来源。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运转下去，是因为给其余95％的用户提供服务的成本是相当低廉的，可以视为零。 广告可以说是最有名的免费模式。你既不用为无线电视付费，也不必为搜索付费，两者的原因都在于，你免费获得的内容被附加了广告。当然，安德森在书中指出，广告不大可能为网上所有的内容带来收入。如果你是一位博主，不管你有多么牛气，从Google　AdSense服务中赢取的收入恐怕永远也不会使你的写作物有所值。 如果博客更加关注的是声名和影响力而不是金钱的话，或者，写作博客是为了招揽更有利可图的生意，比如说出书或演讲，免费模式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想要纯粹依靠网络为生，则“免费”会成为一个麻烦。就连Google的CEO埃里克·施密特也承认，免费的午餐不是人人都可以品尝到的。他说：“免费的问题在于，它排除了市场上所有的价格歧视结构……它往往会造成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 这并不是说除了免费，在网上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安德森指出，与免费模式竞争也没有那么难，只要商家能确实提供更好的东西或是具有差异性的东西。如果有真正独特和可以满足急切的消费需求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消费者还是会趋之若鹜的。 把产品高价卖给付费程度高的客户，存在两种办法。第一种是为产品增加价值：路透集团通过把它的主要产品以对客户有用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有所不同，避开了使自己的产品商品化的陷阱。第二种是不要给你的高端客户以低价购买的机会。 在网络经济中，企业必须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细分市场，并充分利用信息处理技术把市场细分工作做得更好。因为如果它们不能够找到办法向高付费客户收取高价，那么就只能向付费程度低的客户销售通用信息。而网上的通用信息，像电话号码、新闻故事、股价、地图等等，只是在以边际成本——零——的价格出售。前一天的经济信息人人都可查到，获取也不费分文，但交易人却愿意为稀缺的实时金融信息和分析付出成千上万的美元，因为这些信息和分析能够帮助他们预测未来的价格。由此，在免费与昂贵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内容空间，其价值高低和潜在收入的多寡都各有不同。 虽然消费者现在期待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免费的，但是，他们的期待和行为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在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DVD问世之前，无线电视多少年都是完全免费的。如果能向消费者展示出足够的好处，消费者会愿意付费去获得从前是免费的东西。这是当下网络公司们要深入思考的事情。虽然免费带来了大量的流量，比如Twitter的爆炸性成长有目共睹，但大规模流行也并不能为一个无法立足的商业模式加以背书。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拥有定价权力的企业不一定总是选择使用这样的权力。成百万的人愿意为自己喜爱的社交网络埋单，但由规模带来的潜在网络效应使得免费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战略选择。除了供应方的规模经济，信息产品市场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需求方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当一种产品对一位用户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别的用户的数量时，经济学家就说这种产品显示出网络外部性或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通信技术是一个主要的例子：电话、传真机、调制解调器、电子邮件和互联网都显示出网络效应。 受强烈的网络效应影响的技术一般会有一个长的引入期，紧接着是爆炸性的增长。这种模式是由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引起的：随着某一产品用户基础（installed　base）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用户发现使用该产品非常值得。最后，产品达到临界容量（critical　mass），占领了市场。这种网络外部性也是赢家通吃产生的前提。所以，增长是网络公司战略上的必由之路，这不仅是为了获得通常的生产方规模经济，而且是为了获得由网络效应产生的需求方规模经济。 将来，免费加收费模式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会一方面允许企业保持免费所带来的规模效益和广告收入，另一方面又允许它们开辟额外的收入来源。例如，《华尔街日报》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混合模式：既有收费的内容，也有免费的内容。安德森说：“单单免费是不够的，它必须与付费搭配……今天的网络企业家必须不仅创造出人们喜欢的产品，而且还要创造出人们愿意付钱购买的产品。免费也许是最好的价格，但它不可能是唯一的价格。” 这是一个反高潮的结论。实际上，信息技术将永远不会是免费的——因为每当这些技术刚刚变得有些廉价，就会有人探出路子来大量利用这种技术产品，以致使它们又稀罕起来。然后，人们又会要求有更大容量和更快处理速度的新技术。只要想象力丰富的人能不断琢磨出更好的东西，这种循环往复将永无休止。

作者： 老虎庙   孙懿柔，台湾女子，年轻，肤白，身材高挑，面色清秀，形容美丽。 孙懿柔出现在第二届西安国际行为艺术节上。开始以为是艺术节聘请的专业翻译，因为口语透着浓浓的台湾腔。尤其是在我这样传统审美观者很难将美丽与行为艺术中常人所认为的怪异相联系。但事实是这些想法最终全部被推翻。是孙懿柔以己作品之思想涵盖，以己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强烈意识诠释了这些。孙懿柔说“我只是知道这个事情，我很不高兴。”直接得不能再直接地表达了一位公民的政治立场。为此我奇怪“你是作为独立艺术家吗，还是作为公众的代言人，还是受托于什么机构？”孙懿柔果断回答“就是独立艺术家！” 这大概是我在此次艺术节上遇到唯一一位直言坚守行为艺术与政治不无相关的艺术家。“艺术介入社会的问题对我来说根本是个假问题。”她说“艺术本来就在社会中。你不可能说我们做行为艺术根本是在现实之外的，塑造另外一个真实，是现实无法到达的另外的真实。所以我用创作把它建构出来。因为我的现实就在这个里面。譬如我用另外一种抽象的方式在（台北）美术馆，在别的地方去讲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就变得是和它有距离了。那我这样子是没有效用的。” 所幸在艺术节结束之前的那晚，孙一柔小姐在与我畅谈之后，同意将自己在台北所做上述提到的行为艺术介入现实政治的范例文件，包括影像部分全权授予我在大陆使用。在这部现场录像里，孙懿柔作为具独立思想的正义行为艺术家，惊人地在三小时之内用自己的身体融化了一块方冰，使冰封在方冰之中的三份关于美术馆弊案和台湾文化治理问题的政治文件大白天下。为此孙懿柔小姐不惜柔弱身体被冰冻伤，充分表现了行为艺术的艺术家自身参与作品其间之原理。事后有人问起过孙小姐：为什么要把冰做到那么厚（36cm[长] X 25cm[宽] X 17cm[高]），做薄一些不是早早就融化，就得到结果了吗？孙小姐说“大家认为重点的是（冰）里面的纸，可是我认为这是行为和表演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的冰块很小，我确实是可以很快融完，然后那纸，那些内容浮在地板上给大家看，可是这样失去了那个过程的意义。我要传达的不是这个纸而已，我必须要有那个时间的疲乏，整个过程的疲劳感，时间要够长。我才能表达我要表达的“这个问题在台湾为什么至今不能解决”的质疑。所以我如果冰块一下很快融化完了，等于重点聚焦在了这封信，而我的重点不是这些文件，是整个大环境的疲劳感和问题的被悬滞状况。” 有人问起过我，行为艺术的表达怎么总是那么“拖沓”“耗时”以至有了千篇一律之感？我想孙小姐上述所提“这是行为和表演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部作品里追求和营造政府办事拖沓导致的民众焦虑和疲倦，这些被生动地传达而出。 艺术节结束前的最后一天，对孙懿柔的一场访谈令我顿开毛塞。想必您看完下面的视频一样会有同感。而作为作品的创作者孙懿柔却面临着此行返台即将接受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的聆讯，当然是关于所谓行为艺术与社会秩序的问题。这也是全世界的艺术家们与社会之间与生俱来的基因矛盾。难道不是么？ 遥祝孙懿柔小姐在台安然…… 【观看孙懿柔作品现场视频】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4575021.html

城市人心灵的出走与回归 　　在经历了 20 世纪末许多富裕阶层经历追求逸乐、过渡消费的空虚之后，城市人开始产生集体反思，寻求与实践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有很体面的工作，十分有诱惑力的薪水。 　　等级在上升、工资在上升、业绩在上升，可是升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发现你遇到瓶颈了。你该何去何从？华夏基金上海分公司原总经理董黎明，复旦大学数学博士，于 2001 年进入华夏基金，是中国开放基金业最早的一批研究人员，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在 2011 年毅然离开基金业，回到老家山东诸城种地 1000 亩，以蔬菜为主。在牡丹江种地 500 亩，以大米为主。 　　 51 岁的娜尔森曾是某跨国集团的 CEO ，年薪以 6 位数来计算。 2005 年，娜尔森毅然辞去了 CEO 的工作。娜尔森坦白地说，过去她每年花费在自己身上的食物、衣服、书、交通等日常开销至少要 10 万美元。可是现在，她的生活不再需要任何开销了，志愿者服务代替了之前忙碌的工作。 　　早在 20 世纪之初，芬兰政府就开始给市民提供“自留地”服务。人们可以购买或租用一小块地，用以种植瓜果蔬菜。事实证明，这项一百年前的举措极具眼光，预见了城里人在享受日益发达的科技文明生活之时，将对耕种这一人类古老的生存方式越发向往。 　　在欧洲人看来，无论家里有多大的豪宅，不时到外面住住小帐篷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都市集中化使生活空间狭小又嘈杂。同时，由于汽车的普及，使得户外活动成为举手之劳，都市里的人向着自然环境出发，跑去野地，搭起帐篷——这就是露营。 　　“健康、快乐、环保、可持续”的新“活法”，开始被城市新兴生活形态族群所推崇。 　　“不消费主义者” 　　并不是完全不进行消费，而是尽量少的消费。放弃原来看来绚烂浮华的生活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精神收获。他们可以完全摆脱为了金钱去上班而牺牲爱好和自由的日子，他们大都不工作，从而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公益活动。对他们来说，比起给大财团打工，或者得到什么名利上的光环，他们更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献给自己关心的家庭、朋友和社区生活。 　　“减长”（ de-growth ） 　　它并不是要求个体牺牲幸福“增长”的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可能，而是强调一种适度消费、适度设计、适度发展的新“增长逻辑”，淡化对硬度、速度、频次的崇拜，平衡对硬体建筑和基本设施的投资，将社会资源转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艺术、音乐、家庭、文化、社区、人伦的项目上，使人可以像人一样的生活。 人的物欲高涨在现在的社会高压下可能是被迫的，这是短暂的状态。   放下消费主义 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撰文 / 刘扬 　　这个博士放弃了副教授的职位，每月拿着 3000 元的薪水，一周大半时间住在六环外的农场，只买 200 元以下的衣服，经常拎着一个行李箱和超大的背包挤公交也不觉得辛苦，在别人看来很困难的处境对她来说都不是障碍。 　自然人档案 　　姓名：钟芳 　　城市人特质：愿望是购买迪奥的包包和其他奢侈品 　　城市人职业：美学博士 　　改变原因：发现因美学所推动的消费主义并没有核心的存在意义。 　　自然人特质：每月拿着微博薪水仍然自得其乐享受精神世界 　　自然人职业：小毛驴农场总经理助理 　　那些由设计师不断更新的服装、家居，甚至智能手机让人们不停地卷入消费主义的漩涡。然后呢？这些能沉淀下什么？她为之奋斗多年的美学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这就是钟芳的困惑。 　　“美是要让你脱离日常生活的庸常，我们常常这么说，但我们执着的追求美，或许也进入另外一种形式的庸常。我很想知道我学的这些东西，到底能干什么？”这是一个美学、设计学双料博士对自己所研究的体系的终极发问和反省。 　　这个人叫钟芳。她是小毛驴农场的新任总经理助理，这个农场在有机农业行当颇有名望，而这位设计学博士颇具意外的加入的背后，确实有着人们所能预料到的丰富故事。 　　当一个 27 岁的北大美学博士毕业后，应该去干什么？身边的人会希望她赶紧结婚生子、找一个好大学任教等等，反正都不是希望她去再读一个博士。 　　但如果不能解答自己的疑惑，钟芳的内心就不得安宁。她想发觉美学对人日常生活真正的指导意义到底在哪里。美在推动着我们的生活和 GDP ，那些由设计师不断更新的服装、家居，甚至智能手机让人们不停地卷入消费主义的漩涡。然后呢？这些能沉淀下什么？她为之奋斗多年的美学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这就是钟芳的困惑。 　　出国的时候，她选择去米兰理工念建筑系，这里培养了意大利整整三分之二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她想到这样一个艺术中心而且是和产业结合的非常紧密的地方去寻找答案。 　　米兰是时尚中心，从普通老百姓的穿着，到他们家庭的摆设，再到日常的用具，审美的整体水平都非常高。钟芳经常跟一些新去的中国同学说：如果你要学设计，其实什么都可以不用做，只要周末的时候坐在市中心，看一天那里来来往往的行人就可以了。走遍了欧洲多个国家，在质量和数量上对美的吸收和获取达到了极致，钟芳最终觉得也不过如此而已，年轻的时候特别渴望的那些东西，突然之间放开了，她明白自己一直学习、追寻的东西对她来说已经没有价值。 　　“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非常爱美的人必然是有一些物质化的倾向。”钟芳思索着。以前钟芳对美的东西的追寻像大多数女生一样，她曾有个“ wishlist ”，规划着赚到钱就去买什么。那项列表里曾有一只迪奥的包，当时的价格是 600 欧元，还有诸如其他名牌围巾等奢侈品。而这些列表里的大部分商品如今对她都不再有意义。 　　钟芳看过洪晃写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说她在去法国参加时装高级定制发布会时，在飞机上想：天哪，这么多中国的有钱的太太、小姐们穿着这样衣服，我想只能干一件事，那就是去故宫里面打麻将，还有嗑瓜子。钟芳觉得这话说得太有趣、太对了。 　　最终她选择从建筑系退学，这项学籍记录将意味着她不可能再获得奖学金，但这个学科已经不能说服她继续攻读下去。她最终选择了设计系的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专业，这里提倡通过设计创造商业价值来提供更为广阔、意义更为深远的服务。这被她解读为设计师的原罪感所引发的对社会的回报。 　　“设计师在其中的价值是懂得如何去传达是最有效的，在这个行当里，美创造的不再是无用的浮夸和稍纵即逝的消费，而是能推动产业绵长有序的发展。”钟芳说。在米兰市南部的农业区域，有两百多个农庄，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有些是种蔬菜，有些种水果的，有些是做加工，比如加工牛奶、橄榄，按照单个农户能力去建立链条是很难的。他们这些设计师们就是要去统筹每个农庄所有的新的资源，并把他们整合到一起。 　　在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专业里，钟芳解决了对“无用”的困惑和“有用”的寻找。绵延在米兰的工作思路，回到北京的钟芳选择了继续推动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毕竟有机农业是近几年热度较高的良性产业，推动有机农业的发展也将影响整个中国不被信任的食品链条，这项和田园相处的工作也让她觉得和自己对生活的态度相吻合。 　　放下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捆绑，钟芳终于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她每月拿着 3000 元的薪水，一周大半时间住在六环外的农场，只买 200 元以下的衣服，经常拎着一个行李箱和超大的背包挤公交也不觉得辛苦，在别人看来很困难的处境对她来说都不是障碍。她只想要真正的自由。黄帝内经有句“形劳而神逸”大概说的就是她这种状态。 　　在钟芳看来随着小毛驴农场知名度逐渐升高和发展，农场本身和客户的黏性正在减少——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越来越少，也变得更脆弱。她希望通过一些设计的手段来改变现状。 　　首先要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工具，通过一些信息台、公告板，或是做一本文字手册，教人怎么种地。他们未来还要把自己的网站加上论坛功能，并且嵌入微博，甚至用 QQ 来解决人们相互沟通的问题。这些方式在其他行业显而易见，但却是有机农业行当里少有的尝试。 　　其实，在回国之后，摆在钟芳面前的机会非常多，比如成为一所大学的副教授，甚至可以分到房子。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从经济收入来说都是相当可观的，但确很少能打动钟芳。“我很想做事情，哪怕比较辛苦，我认为我需要实现我的这些想法。”钟芳说。 　　她的同事们都会听过她的抱怨：工作实在是太琐碎了，忙忙碌碌一整天也未必有什么结果。但是钟芳懂得，最开始的工作确实是要去铺垫的，“我相信一定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就跟艺术家在画一条线是一样的，我相信他们最开始的时候画一个圆都画了很久，这个我认为一点都不矛盾。” 　　如今的钟芳，不再想用各种各样的规范去束缚自己，也比以前更坦率，更自然，无论是对谁都是同样的态度。“我希望在所有人面前我都是真实的，因为自然是真实的，就算是它起雾也好，它下雨也好，它真实地告诉你我现在是这种状态，至少它应该是自然而多样的，然后没有更多束缚的。” 生命「降速」 　　在这个崇尚速度的快节奏社会里，换一个地方，做一个降级，也许你的人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由着几分自在的心情，找寻一路上的多几处风景。 　　生命的第三种阳光 　　第一种阳光是太阳之光，她照耀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第二种阳光是亲情之光，她温暖我们的情感世界，照亮任何心灵的黑暗角落，给予人们无尽的信心走过坎坷人生；慢生活则是第三种阳光，她以健康、快乐和美丽的名义，让我们享受自我的精彩。 　　“要有意识地调节，去掉生活中的枯叶。” 　　“快”中的异化 　　当年拼的就是青春的资本，为了梦想，身体受到了很大伤害。如今，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从曾经辛劳的生活枷锁中努力挣脱，他们要给自己的生命“降速”，并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找回最本真的自己。 　　成功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 　　潘虹：生活不必热闹 　　“我有自己的信仰，六年前我就皈依佛门，成为了一名居士。我就喜欢过平静的生活，平时没有任何的利欲争斗。”在中国影视圈，潘虹算得上绝对的实力派女星，可跟刘晓庆等很多明星比起来，她的“新闻”却显得相当少。很多朋友都说，不拍戏的潘虹就不是演艺圈的人了。 　　“虽然人这一辈子都在路上，可生活绝对不只是一个赶路的过程。” 　　职位降级 　　职场竞争不进则退，谁说的？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机会多多。工作忙、压力大的现代职场，前进的道路永远是多元而非单一的。成功的路千万条，凭什么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再说了，人生不是只有工作没有其他，为了职场前进而放弃生活乐趣，这就是成功的生活？你认为人生只能进取，我觉得适度后退才是王道。别人的想法不重要，自己内心的感觉才最真实。 　　“退一步，最难的是突破自我心理关。” 　　南派三叔：要懂得放空自己 “我对名利失去了兴趣，所以我跑去滇藏放空自己。接下来，等《藏海花》连载结束，我将停笔一年，去全世界跑一圈。”徐磊不过 30 岁，本称不上“叔”，却因为一部《盗墓笔记》，拥有了数百万“稻米”。人们对他的作品如此痴迷，以至于将他的笔名“南派三叔”当成了本名。   放弃唾手可得的坦途 幸福就是脚踏着土地 撰文 / 张珂 　　“我脚踏在土地上才觉得踏实。虽然我有博士学历，找个工作也不难，可我确实是什么都不愿意干，我只对种地有感情。” 自然人档案 　　姓名：吉云亮 　　城市人职业：北大化学博士 　　改变原因：从被朋友怂恿到自然转变，想清楚自己人生以后的选择 　　自然人特质：亲近自然脚踩土地才感觉幸福 　　自然人职业：有机农场主人 　　分享土地和事物给虫子，这本身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吉云亮总对他的同事们说，这里长的每一片叶子能全部卖掉吗？卖的时候也总要扒下来一两片吧，不要想着什么都能卖掉，那本身就是不健康的分享。 　　北京大学博士后吉云亮做了一件跟当年的比尔·盖茨相比，疯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情：比尔·盖茨大学上到一半退学经商创办微软，而吉云亮在博士后毕业前半年，退学去种地了。 　　他在京郊租了一小块地，做起了被他命名为“德润屋”的有机小农庄。 　　在他作出这个决定之前，他有一条唾手可得的光明坦途，未来清晰可见：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到已经向他抛出橄榄枝的德国某化学实验室，待上几年，回国以后找一个研究所或者学校，年薪就是几十万，拿一份自己的科技基金，建一个实验室，然后带学生出成果，跟身为中科院院士的导师和师兄弟们共同搞科研做项目，最后死在实验室里。 　　这对别人来说意味着名声、地位和财富皆可随手拈来、令人求之不得的人生，在吉云亮眼中却什么也不是。 　　“我脚踏在土地上才觉得踏实。虽然我有博士学历，找个工作也不难，可我确实是什么都不愿意干，我只对这件事有感情。” 　　说这句话时的吉云亮，依旧戴着银丝边眼镜，嘴角藏着内敛的笑容，还带着温文尔雅的书卷气质，只是皮肤已经不像只泡在实验室时那么白皙。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田间地头忙前忙后，观察作物生长，观察病虫害，浇水、施肥，这是吉云亮现在的生活。忙碌一天，在挥汗如雨中，嚼着从藤上摘下来的新鲜黄瓜，这常常让他想起自己 9 岁以前在农村那段最快乐的日子。 　　他说，大城市确实充满新鲜感，却没法让他感到充实和快活，他正在做的事就是要找回小时候在农村的感觉。 　　在此之前，吉云亮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会让他内心得到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的平静和满足。 　　他能投入有机农业，其实源于“被强迫”。还是北京大学纳米专业的在读博士后时，吉云亮参加了学校一个环保社团。最初只是进行一些环保方面的讲座，但逐渐培养起他对食品安全和环保的兴趣。社团还在北京良乡开辟了一块“试验田”，帮助当地农民种植有机蔬菜，开始也是为了给几个家庭提供餐桌所需。吉云亮从此对有机种植方式着迷了。 　　同样对此充满热情的几位同学，生拉硬拽着吉云亮办了德润屋。没想到，真正把有机农业当成自己的一份事业、一种生活方式来经营的却不是最初热情更高涨的那几个人，而是吉云亮。这一热爱，就是十年。 　　骨感的现实和丰满的理想之间有着太过遥远的距离。 　　从德润屋创办初期，就因为当时有机理念还并不为国人所了解，再加上几个创办人缺乏专业经营理念和盈利模式，这件事几乎被做成了一项公益活动。 　　坚持到第五年，当时一起入伙的同学，看不到农场的希望，纷纷退出，吉云亮成了孤家寡人。 　　“当时也想过要放弃，但心有不甘。因为特别喜欢这种生存模式，既然上了这条船，就一直走吧。” 　　最艰难的时候，吉云亮已经收拾好了农庄的唯一贵重资产，一台破旧的电脑，准备完全退出。这时吉云亮现在的合伙人老夏及时出现了。当时老夏看完农场后，无比诧异，说：“你都这样了，还在做？” 　　吉云亮一笑淡然：“上了贼船了，下不去了。其他的我也做不了，只能做这个。无论如何，做到现在，我不后悔。” 　　其实吉云亮始终没有真正成为“孤家寡人”过。他之所以能够在德润屋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凭借一份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即便生活清贫也能坚守，离不开他的妻子王音亮在他背后的一份默默支持和坚守。 　　王音亮是留美的台籍海归金领，作为 IBM 的老员工，早在 2000 年以前她的年薪就超过 200 万台币。如果不是支持吉云亮，那么现在她也不会是一个北漂创业者的妻子。而为了吉云亮关于自然和生活态度的梦想，王音亮几乎付出了多年来所有的积蓄。 　　老夏及时投入的 20 万元救了德润屋，也重新点燃了吉云亮的梦。但命运再一次给吉云亮开了一个玩笑。在老夏加入德润屋后，生意刚刚有些起色不久，王音亮的病危通知书，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这吉云亮更加坚定对有机农业的坚持：生命太可贵，农业这种接地气、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有机的作物所带来的健康，千金不换。而王音亮也因为这场大病，了然顿悟，辞职，全身心投入到德润屋的经营当中。 　　德润屋正在有机农业圈子里变得越来越有名气。在最初的两年，吉云亮的客户大都是在北京的老外，他们多次来菜地亲自考察，对吉云亮的菜赞不绝口，双方形成了稳定的购买链。之后，在他们的推荐下，许多驻华使馆也来德润屋购买有机蔬菜，反响都很好。“从这两年开始，买有机蔬菜的中国人才开始多了起来。” 　　种植难题现在对吉云亮来说，都不在话下，令他发愁的是，蔬菜产量往往供不应求，他不得不控制订单数量。新租的 50 亩土地正在筹备当中，未来能满足比现在多出三四倍顾客的需求。 　　现在德润屋已经成了吉云亮夫妇的新家。两个人每天的生活规律有条不紊。每天一大早，王音亮开始处理网络订单。大概半盏茶的工夫，吉云亮就开上送货车去了农场。他们俩总是配合默契，这个时刻一般都是一个在屋里，一个在去往农场的路上。 　　德润屋的生意开始走上正轨，但吉云亮夫妇这种偏安北京郊区一隅，与泥土、植物和虫子为伍的生活依旧是清苦的——这并不妨碍他享受当下：字画、盆景、木质陈列台，把德润屋装点得朴拙清雅，甚至能闻出冰柜内有机蔬菜的泥土清香。 　　吉云亮更加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当初他放弃的那种清晰可见的人生，现在都被他的同学们正在一一实践，而他和同学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现在一方面吃我的菜，一方面吃药，而我只吃菜。” 每当阳光充足，德润屋低矮的平房在金色光芒的包裹下，透着静谧和安详，外面只有偶尔的狗吠声，是夫妻俩收留的几条流浪狗。   摆脱习惯定式 把目光转向自己 撰文 / 杨柳 　　在老杨看来，人要寻求自己内心真实的东西，不应该屈从于一个习惯的定式，要把目光转向自己，敢于尝试改变。 　自然人档案 　　姓名：杨志红（朋友多称其老杨） 　　城市人特质：高职务、高薪水、物质化的生活 　　城市人职业：某航空公司行政主管 　　改变原因：物质化的生活令其觉得精神空虚 　　自然人特质：希望自己掌控时间，喜欢看话剧、读书，从事公益事业，很低的生活开销 　　自然人职业：某动物保护基金工作人员 　　“我上个月去了一趟沙漠，在沙漠里徒步走了三天，在那里你会发现名利真是浮云，不好使。” 　　见到老杨前不久，她刚刚参加了一个徒步穿越沙漠的拉练活动。说实话很难把眼前这个身形娇小的女人与这样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而她加入这场拉练的理由很简单，趁着自己体力允许的时候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现在我身上还有晒伤的地方，可是这样的经历确实非常难得。走出来之后我对自己很满意，原来我还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老杨是一个很懂生活也很会生活的人，她和她的三只猫（小乖、二黑、杨家宝）居住在北京郊区的一幢复式楼房里。从地方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电台主持，到远走海南、调职入京，再到悠长假期后选择加入某动物保护基金，老杨的生活跨度很大，不过在看似变动的生活状态中，却也有着她一贯的生活准则——随性而为。 　　就像从没进过沙漠的人不知道走平地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没有释放过自己天性的人也不会知道能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是多么真实。“很多人说 18 、 19 岁是人的黄金时代，我不这样想，我觉得我现在比原来要好，我喜欢现在的自己。”对于目前的生活状态，老杨很满意，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生活，还可以帮助她喜欢的小动物。 　　“其实我特别高兴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求自己内心真实的东西，这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屈从于一个习惯的定式里面，而把目光转向自己。” 　　“多看自己，别老看别人” 　　“现在我还没有（从拉练中）完全缓过来，所以我没强迫自己开始锻炼身体。”老杨指着自己家中的健身器材笑称“有点心疼自己”。 　　不过同样是这个会心疼自己的女人，却很少问自己“我行吗”？“到现在我还没有因为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不做某些事，大不了失败，因为失败的结果也不是不可以承受。”或许正是这份豁达与看开，让老杨敢于尝试自己人生中的每一种可能，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 　　在海南工作期间，老杨有着令人艳羡的工作和生活，年纪轻轻就买了房子、车，但是这种物质化的生活并没有让她感觉到满足，“一开始我以为我喜欢这些，也在追求（物质），追求到一定程度却觉得挺空虚的，这些东西根本填满不了我的欲望。所以我离开海南来到了北京。”用老杨自己的话说北京是一个“含氧量”很足的城市，她可以看话剧、听音乐，可以接触到国内最顶级的演员，感受他们的艺术思想。 　　“我是不肯让自己不舒服的，只要有办法我就会逃离那个不舒服，为什么不呢？人一生其实挺短的，包括我们家猫也是，我不怎么约束它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父母的眼中，老杨现在的生活太“另类”了，不肯结婚，没有正式的工作，居无定所——虽然老杨有自己的房子，但是住上一段时间就会搬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做的也许不太好，但是放开自己之后我比原来快乐了，我可能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状态，人一旦知道自己天性被解放之后有多么舒服就再也不会回去了。” 　　在老杨看来，很多人觉得生活痛苦是因为一直被社会上固有的价值观框着，不去寻求改变。“我觉得你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就要投身于它，你不满意就应该去改变。有一些人会说，我都为了孩子、为了父母，或者说为了家庭，其实都是找理由，只是你在这个惯性里不想改变。” 　　生活方式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一说，这是老杨一贯的观点。很多人都会有自己所向往的生活，但是真正放下并不容易。“放不下是还没有找到放下的契机，不要逼着自己非要放下，每个人都不要对自己太不满意，就随着自己的心去走好了。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多看自己，别老看别人。” 在老杨的影响下，她身边的朋友也会开始检视自己并尝试一些改变，比如换个自己更喜欢的工作。 　　“我希望每一分钟都是我自己安排的” 　　在宠物圈里，老杨小有名气，尽管在 2005 年她才有了第一只属于自己的猫。 　　“小时候喜欢，父母不让养，后来自己生活一直不安定，也没办法养，否则就是不负责任了。” 　　老杨在圈子里人气的最初来源是她为自己“儿子”杨家宝（一只折耳猫）开设的博客。“写博客是因为一次打赌。那时候宝子参加一个猫咪的比赛，我跟亲友团说如果大宝进入前三名我就给它开博客，结果它得了第一名，不得已就开了。” 　　这个博客却打开了老杨全新的生活圈子。通过博客老杨结识了很多猫友，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她才真正开始知道有那么多人在救助小动物，慢慢的从老杨的博客中也开始出现救助、领养的信息。“这事儿也奇怪，我之前在北京的小区里从来没见过有流浪猫，自己开始养猫后每天出去都能看到流浪猫，就像专门来找我一样，不管它心里难受，管又实在管不过来。” 　　老杨不喜欢“宠物”这个称呼，感觉上小动物只是主人的附属物，她更喜欢称它们为伴侣动物。她一直是一个动保分子，但是此前却从未想过加入任何组织，“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力就好，别跟自己过不去。”随着自己对动保认识的加深，她开始意识到在中国靠自己的力量一只一只的去救助动物效果微乎其微，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改变国人的理念做起。“人类其实也是动物，为什么现在人类觉得自己是在它们之上呢？我觉得要把这个平等的观念传递出去，然后才可以让受到伤害的动物数量逐渐减少。” 　　换做十年前，老杨或许并不会选择动保基金会的这份工作，一个人当几个人用，不仅累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报酬。“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唯一非常累也有着各种委屈，但是我却仍然觉得可以接受的工作状态。” 　　以前她也会为一个很明确的目的，比如升职加薪、赚钱旅游等，去忍受工作上的不愉快和疲劳，但是即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还是会觉得不情愿。“现在没有这种心理纠结，我觉得忍受这些对我来说不是大问题。”她的不纠结或许缘自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一直希望自己的每一分钟都是我自己安排的。” 　　现在老杨的生活简单而充实，与心爱的动物为伴，为保护它们尽自己的一份力，有心情的时候为媒体写写稿子。“其实人活着挺简单的，真的不需要太多物质的东西。相反原来工作的时候，物欲特别强烈，要买这个买那个，每天的衣服、包包都要不一样的。现在我的开销就是一天三顿饭，并不需要用很多钱。”  

将社会资源转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艺术、音乐、家庭、文化、社区、人伦的项目上，使人可以像人一样的生活   http://www.digitimes.com.cn/newsite/businessnew/hyxw/630723.shtml 城市自然人 挣脱商业束缚的群生群像（上） 2012-10-13 21:42:00 数字商业时代   采访·撰文 / 刘扬   杨柳   张珂   佩爽    编辑·统筹 / 刘扬 石海芹   美编 / 何葆华   崔慧    摄影 / 车庆久   这是一个回归心灵的旅程。 　　“大隐隐于厨房，做什么菜看心情。”丽江花园有个小门面叫 77G ，卖各种奶茶、台式快餐以及成都担担面。店主亲自掌勺，卖什么全视当天心情。他就是陈彼得，曾经的台湾音乐教父，《一剪梅》的创作者。一度是他写歌给谁谁便走红。如今，他说：“一句话，让自己重新变成自然人。” 　　无论是从音乐教父变身厨师的陈彼得，还是从首席科学家到耕种有机蔬菜的北大化学博士吉云亮，再到从 IT 人转变成一个中医粉丝及从业者的李永明，以及获得美学、设计学双料博士却又投身于有机农业的钟芳，他们都是通过所谓的“人生降级”，最终达到身心和人生价值的全面统一。 　　从“逃离大城市”到“ 35 岁恐慌”，《数字商业时代》一直在关注一系列因经济、社会变迁引发的人们精神层面的变化，我们也发现这种影响一直在持续加深，更多的人开始感觉“困”在城市。 　　而在我们的持续观察中，有这样一群人进入了寻找的视野，他们是偶然发掘的采访对象，或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是身边的朋友，他们的出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名词——城市自然人。他们从一种被束缚的商业中“隐退”，开始另外一种更有价值的商业人生。 如果说“逃离大城市”是人们无法完成固有价值观的实现，从而发生的一种逃避的话，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是这些人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一次革命，这种改变也因此更持久。   大隐隐于市 一场关乎内心的自然式革命 撰文 / 刘扬 　　在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同时，找到一条同样可以创造价值并且更加良性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 田园恬淡自在的生活，有时也是很多身处都市丛林人们所羡慕、向往的。 　　如果说“逃离大城市”是人们无法完成固有价值观的实现，从而发生的一种逃避的话，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是这些人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一次革命，这种改变也因此更持久。 　　“我跟很多朋友和同事讲过，如果几年之后一事无成，我把时间和金钱全赔了，也一点遗憾都没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方茶桌后，李永明清啄一口新泡的雀舌后说。 　　做生意多年来，李永明也算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混过彩铃业，混过娱乐圈，见过最奢靡的，也见识过身体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反抗。如今的李永明在经历了身心的全面休整后，重新出发，义无反顾。 　　李永明正在搭建一个全方位的中医平台，让人们通过课堂、网络的方式有机会了解中医、书法等经典体系，并希望从中启迪人们的智慧。这被李永明誉为可以终身奋斗无怨无悔的事业。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许都经历过像李永明那样从物质主义到精神至上的过程，但是“想明白了”之后，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往往会与之前的有所相悖，在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同时，找到一条同样可以创造价值并且更加良性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 　　“做有机食品的人，同时耕耘两块地——心地和土地。为什么做有机食品要有转化期？不仅是土地的转化期，也是心地的转化期。你要在三年之内培养出自己的心地，要从一个非有机的心态，转化为有机的心态。只有这样，这件事才能做下去。”吉云亮说，“我不光是在养地，我还在养我自己。最后会怎么样？你会喜欢你的土地，你会躺上去享受这块土地。” 　　如果说“逃离大城市”是人们无法完成固有价值观的实现，从而发生的一种逃避的话，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是这些人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一次革命，这种改变也因此更持久。 大隐隐于市。“城市里照样有自然人，自然人不是说自然的外表，而是自然的心，追求自然的精神，这个题目是城市的一种反思，对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信仰的一种反思。”当归中医学堂李永明说。   　　寻找心灵的安实归属 　　多年前，李永明曾是红遍中国的彩铃行业从业者中的一员，这是一项生意属性大过企业属性的业务，而且要经常和运营商以及娱乐圈相处。那时候李的业务已经相当广泛了，知名的唱片公司中，除了华纳都和他的公司签约合作，一年要支付的版权费就要几千万。 　　所以，李永明的生活是和娱乐圈同步的。一个星期不去酒吧 K 歌都不正常，每周至少吃两次鲍鱼，要么就是同样昂贵的其他海鲜，而且还要喝好酒。请客吃饭一顿饭不花掉万八千都不好意思。 　　虽然公司规模比现在大十余倍，但是李永明并不快乐，并且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亚健康症状。直到他接触了中医，治好了自己的病，也决心投身这个行业。同样要混在圈子，但是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前几天李永明和一位著名的中医吃饭，对方请客，两人一人吃一碗面，点两个凉菜，人均就是三五十块钱。晚上八点以后约中医行业里的人见面都约不到了，因为他们要保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一次，李约中医名家徐文兵吃晚饭，未果，因为徐老师说：“晚饭耗不掉，我不来，中午可以。” 　　和李永明有异曲同工之处，曾经的台湾音乐教父陈彼得也在自己 60 余岁时开辟了新的战场。位于广州市郊的丽江花园是一座宁静的社区，陈彼得在一栋居民楼下不太醒目的角落，租下了 12 平方米的门面，开了一家叫 77G 的快餐店。他卖各种奶茶、台式快餐以及成都担担面，看上去不是太协调的组合，全视店主人当天的心情而定。在娱乐圈混迹的时候，他的抑郁症已经相当严重。去看医生时，他觉得医生也是疯子。最终他靠游山玩水，走回大自然，吃自然食物，甚至偶尔断食，让自己清零，成功对付了自己的抑郁症。让自己重新变成自然人。 　　“人们对于人生选择的改变，跟他如何来思考他的生活意义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这样解读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城市建立在消费主义的基础上，这种运作的模式，其实是让人们怎么更好的、比较容易和方便的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消费实际就是工业化、现代化催生的产物，是企业获得利润的空间所必然推动的，这种推动奴役了人们的思维。 　　人们是被这种消费主义绑架、追寻社会价值观所认同的东西，还是更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是鉴定是否属于“城市自然人”的重要分割点。目前身为小毛驴农场总经理助理的钟芳，是美学、设计学双料博士，回国后投身有机农业。她认为，“消费文化就是让人去满足一时的欲望，然后再创造新的欲望，然后再满足的过程。”最开始有一个小小的摩托罗拉就可以了，后来有了诺基亚，再后来我们有了苹果，还不够，还要有 ipad ，而且拥有了之后就抛弃以前的。 　　“中国这种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以至于消费文化也畸形地盛行着，人们活得太慌张了，但是我买那么多东西干吗？”钟芳反问道。 　　胡泳认为，西方的社会变迁中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社会在大规模的变动的时候，大部分人随波逐流，不由自主的，不允许你去思考，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只能是跟着走。 　　几年前从北大刚刚博士毕业时，钟芳的大部分同学都会遵循社会价值观评判标准来给自己安排一个看得到的前程。这个群体中哪怕有人想要稍微试图去挣脱一下，都是很难的。在钟芳自己的理解里，“城市自然人”是没有束缚、无边无际的，并且是容纳无限的可能性的。所以她选择冲破“牢笼”，获取精神自由。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总觉得得做自己心安理得的事，这个是我最大的变化。”所以李永明放弃了可以创造更多收入的行业，而选择在中医行业奋斗一生。他的经营理念是，做好品质，建立口碑、信任是企业的主产品，利润是辅产品，“如果把利润当成主产品来做，最后迟早会摔倒。”   　　按照自然规律运营企业 　　城市自然人不是归隐，而是用更好的方式创造价值。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将贪婪和欲望发挥到极致。各种创业大赛都在讲商业模式、讲资本、讲冒险、讲斗志，把创业打造出一种特别血腥、悲壮的感觉。李永明说，反过来想想，你是否喜欢你的工作，是否喜欢自己的产品，回归到自然状态，可能更容易成功。 　　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后，他们也在用更自然的心态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这对有机农业这一行业来说显得更为适用而且珍贵。吉云亮说，有机农业的操作规程的前三条里，鼓励的就是间作轮作，比如一小片圆白菜地旁边要种些别的蔬菜，隔着才能再种圆白菜，如果有虫害至少可以保住另外一块。在吉云亮的德润屋从来没有因病虫害严重而导致大面积的损害，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耕作者并不怎么用这种方式，而是使用杀虫剂。 　　分享土地和事物给虫子，这本身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吉云亮总对他的同事们说，这里长的每一片叶子能全部卖掉吗？卖的时候也总要扒下来一两片吧，不要想着什么都能卖掉，那本身就是不健康的分享。种一块地，比如预计有 100 斤，出 70 斤就够了。 　　因为德润屋的良心耕种，现在很多人都想买这里出品的蔬菜，德润屋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更有很多人捧着土地想邀请吉云亮他们去耕种。但是对吉云亮来说，他不想给大家压力，“我做有机农业本来就是要将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不希望有压力，每天平稳的工作我觉得就够了。”在德润屋工作的员工都很持久，多的有四五年。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总觉得得做自己心安理得的事，这个是我最大的变化。”近几年李永明也曾有很多做更大生意的机会，但他从中得不到快乐和踏实，于是他坚决地放弃了。对于目前他所愿意奋斗一生的中医行业，他的经营理念是，帮大家来选择正确的东西，你最后赚的钱都是辅产品，如果把利润当成主产品来做，最后迟早会摔倒，“怎么可能建百年，十年都活不下去，而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必须要十年以上的积累，一代人的积累。” 他的信念正在形成一个正能量圈。李永明觉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他共事，除了现有的当归中医学堂。他们还将开设中医诊所，很多中医名家听说都主动表示会支持他，现在诊所还没开，已经确定有二十个老师愿意出诊，而且没有一个拒绝他。李永明看过一篇文章，关于“快”和“慢”，“现在接触中医这个行业之后，我更加理解什么叫快，什么叫慢，在一定程度上慢本身就是快。”   城市化与幸福感 城市化与田园生活的二律悖反 一方面，城市扩容为密集的人口增加了容积率，使“蜗居”者有“宜居”可卧；另一方面，扩容造成了人口拥挤，使消费残余后的大量垃圾日益严重。再一方面，空气质量越来越差，拥堵的交通及汽车尾气，让人愈加怀念曾经的天空。   在未来短短二十年内，中国将拥有 44 个大规模城市群，每个城市群将承载超过 4000 万的人口。谁将会住在那里呢？答案显而易见——从郊区移民而来的群众   　住房已成为我国城市就业的普通工薪阶层最大的负担和压力，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注：人均 GDP 来源于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东京都房价根据日本国土交通厅《房地价调查公告· 2008 》计算；韩国房价及月收入来源于《韩国国民银行 2010 年速报》；北京、上海的房价为 2010 年 12 月数据，来源于安居客。 100 韩元 =0.5871 元人民币、 100 日元 =8.01 元人民币（ 2011.3.14 ）   近几十年来，英国在工业化革命后首次经历城市向农村的大规模人口转移，数量远超过从农村迁向城市的人口。目前英格兰有 28.5% 的人生活在农村，迁入乡村人口比迁出者多 35 万人以上。   中国城市化率增长趋势 （单位： % ） 过去的 20 年中，英国每年有 11.5 万人由城市迁往农村，农村人口增长了 13.7% 。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享受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在空气清新的早晨喝一杯自己挤的羊奶，成为当代很多英国人的理想。   与慢节奏共振 嫁接自然与商业的通路 撰文 / 蔡佩爽 　　上班的日子，生活似乎每天都在重复。在丽江，他按照自然缓慢的速度，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去留意世界的神奇，去享受生活的美妙。 自然人档案 　　姓名：李辉 　　城市人特质：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追求慵懒闲适的生活状态，叫人如何不纠结？不适应北京的快，就去慢一点的厦门；厦门一天天变快，就去更慢的丽江。重要的是，发现自己不适应的时候，就立刻改变。 　　城市人职业：网络策划 　　改变原因：为人懒散，不适应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丽江的生活方式一拍即合。 　　自然人特质：了解理想不仅需要热情，更需要找到通往理想的路。把商业经营融入自然生活，享受慵懒闲散的同时，不为生存忧虑；把全家人忽悠到丽江一起开店，让落户丽江的理想成为可能。 　　自然人职业：老板，在丽江经营十几家客栈。 　　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自然与商业之间找到通路，当你选择来丽江的时候，幻想着世外桃源、不问世事，逃开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很难生存下去，一家客栈的留言本上，写着老板的一句话：逃避现实，我来到这；面对现实，我留在这。 　　 80 后惯有的压力，在 1983 年出生的李辉身上几乎一个也找不到。就业、车贷、房贷、情感、婚姻……所有生活必然要面对的选择和困惑，都被丽江的一米阳光晒化了。 　　有人把去了丽江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停下来不走，成了我们在时尚杂志上常看到的小有情调的小酒吧小客栈的老板。另一种是用数码相机把风光和少数民族少女拍成明信片后，继续回到石屎森林做大小白领。李辉属于前者，毕业后从江西到北京谋职，只待了几个月就因为性子太慢不能适应北京的快节奏，辞职去了厦门一家网络公司做策划，“ 2005 、 2006 年的时候网络策划竞争一点都不激烈，厦门本身又是一个节奏很慢的城市，那种生活挺适合我的。但是从 2007 年开始工作越来越忙，做网络策划的人越来越多，我就花了整整 3 个月的时间去旅行。” 　　丽江是他路过的一站，高原上通透的阳光空气，一年不败的艳丽花朵，青石上踱着步子的舒缓节奏，让他看到了懒人生活的绝佳状态，他不但决定自己留下来，还说服家人和他一起创业。“当时在丽江开客栈的成本并不高，转让费十几万，现在翻了几倍，没有 50 万下不来。”李辉介绍。 5 年里，他已经有了丽江净地、泡沫之夏、阿丽丽等十几家客栈，最近还在忙着装修新客栈，算得上个体经营里的“大老板”。 　　即便如此，李辉的大部分时光也和白领们向往的一样，晒太阳，喝茶，吹牛（云南方言：聊天），发呆。家人分担了他的经营压力，“全家有七八个人在丽江，算上员工一共有 30 人。每个客栈客房数在 10 间左右，有一两个人看店就足够了。” 　　所谓的“看店”，与标准化的酒店又有很大区别。丽江客栈的特点是小而精，人情味儿浓厚，入住的时光里，游客和店主能很快像朋友般相处，在院子里和游客喝茶聊天，听听不同角落的故事，也是乐事一桩。 　　如果是独立经营，整个人就被绑在客栈，但李辉的自由度比较高，淡季的时候把客栈交给员工打理，全家人出去旅行，每年他们的旅行时间都要超过一个月。丽江，不仅是李辉，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方式。 　　“丽江的精华就在懒，大理的古城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大理人太勤快，总想把所有事都自己做了。丽江人不一样，他们什么都不想做，房子租出去，太阳底下睡睡大觉。”李辉说，“想快、想干活的时候你也可以快。”现在他似乎和这种慢节奏形成了共振，快慢得宜，掌控自如。 　　问他，会不会因为想念城市的繁华回到过去的生活？李辉十分坚定：“再让我回到原来的打工生活是不可能了，这辈子都不会再上班了。”上班的日子，生活似乎每天都在重复。在丽江，他按照自然缓慢的速度，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去留意世界的神奇，去享受生活的美妙。 　　像李辉一样能做到全家扎根在丽江的外地人并不多，一个北京的女孩儿在刚刚到丽江时写了这样一段话：“万一马失前蹄，半途夭折；万一经营不善，乏人问津；万一面对重重困难，胆怯懦弱；万一为了逃离现在的生活去了远方，结果在远方生活太久却发现生活在远方本身又变成了自己想要逃离的生活，到头来却发现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这其实是所有对丽江跃跃欲试的年轻人都在面对的考验。和李辉相邻的一家客栈，曾经迎来一个昆明的店主，签完合同后，他在院子里坐了两天都没有迎来一个客人，自觉无聊，就迅速回到了昆明。出于一时冲动，并不对持续经营做深入考虑的人有许多，导致丽江客栈的转手率特别高，同一个院落，今年的老板姓王，明年可能就换成了姓张的老板。 　　小小的丽江古城散布着将近两千家客栈，除了五一、国庆能客满之外，大部分时间客栈的入住率维持在 60% 左右，市场规模有限、同质化竞争严重等客观因素，加上不懂经营等个人条件，许多客栈并不赚钱甚至是在赔钱。穿梭在巷子里，总能看到许多转让信息，李辉说：“离开的人，都会说同样一句话：‘就当来丽江玩儿一段时间。’” 　　还有一些人因为抛不开对城市生活的眷恋而离开，特别是已经成家的人，在迎来孩子读书的问题时，大多会选择回到城市。李辉不以为然，“大城市的教育好，不过是硬件好，但城市里文化精神的污染更多，小孩从两三岁开始看电视、玩游戏，什么都学会了，这样算是好吗？现在小孩的教育问题不是‘好一点’，而是‘少一点’，教育过度把孩子弄得太累。在相对落后的地方，没有工厂，没有污染，不用天天呼吸汽车尾气，小孩更加健康、淳朴。懂事之后怎么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喜欢快，就回去大城市。” 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自然与商业之间找到通路，当你选择来丽江的时候，幻想着世外桃源、不问世事，逃开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很难生存下去，李辉说：“开店是最贴地气的活儿，除了每个客栈都有的设施，你要想自己的特色。每天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既要淳朴自然，又要保证能赚钱。这不现实吗？”一家客栈的留言本上，写着老板的一句话：逃避现实，我来到这；面对现实，我留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