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央视的怪胎   胡泳   2 月 9 日，央视曝光东莞多个娱乐场所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随后，东莞管理当局迅速召开会议，统一部署全市查处行动，共出动 6525 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并针对节目曝光的多处涉黄场所进行清查抓捕。 央视与地方执法者的联手行动，被网民戏称为“东莞发生三级地震”，是“出卖灵魂的曝光了出卖肉体的震荡所致”。似乎是为了表达这次“拉网式排查打击”的决心，央视特意为此番报道配发评论，断言 “ 在法治中国，没有扫不掉的‘黄流’，没有容纳色情业的法律特区”。然而，面对央视的义正辞严，社交媒体上，却是满屏的“东莞挺住”、“东莞不哭”、“天佑东莞”、“今晚，我们都是嫖客”、“ 中国 春梦一定要实现”…… 网民们狂风暴雨般的吐槽并没有如同主流议程设置者所预想的那样，指向东莞色情服务业本身，而是直指议程设置者——央视的新闻操作。其实，央视关注腰部以下的社会新闻，并不是第一次：前有北京市女学生 “ 很黄很暴力，我赶快给关了 ” ，后有 “ 通过谷歌中国能搜索出来的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非常的丰富 …… 不信我们输入一个 ‘ 儿子 ’” ，再有《新闻联播》破天荒地三分钟聚焦嫖娼和聚众淫乱，五次三番，以至于民间对 CCTV 有 CCAV 之称。此次，对“东莞地震”，微博虽然众议汹汹，央视仍然安之若素，《焦点访谈》次日大谈“东莞重拳出击全面扫黄”，丝毫不管微博反应。 在一个媒体人微信群里，当有人试图用专业批评剖析央视的所谓“深度报道”，马上就另有人指出，此事背后有政治，已不简单是专业问题。央视作为媒介批评的对象，的确经常与专业伦理和专业主义无关。此次曝光究竟是是规定动作还是自选动作尚不清楚，但不论哪种动作，央视的所作所为都很难逃脱民间舆论的过度阐述。换言之，即使是央视“讲道德”，也一定会被认为是“讲政治”。 这种尴尬的处境，缘于央视的公共、商业、喉舌“三合一”混杂属性。虽说中国电视产业是服务于大众的产业，传媒机构实际上却受命采取 “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 的运作模式。也就是说，在服务大众的同时，经济上要 “ 自给自足 ” 。以央视为例，它是国有单位，但资金却源自于市场化经营和广告收益，它们代替了政府直接拨款，这就促使电视产业不断追求收视率，节目趋向娱乐化，其服务公众的特点也在不断弱化。 尽管宣传部门对节目有着严格的审查机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外的其他一些新闻节目显示出一定的自主性。几十年来，政府一直鼓励电视产业走向市场。因此，在节目的日常运营和人员管理方面，栏目组被赋予了很大的责任和自主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调查性新闻的兴起，以及近期民生新闻的发展，都是节目独立自主的证据。 但是，中央电视台本质上仍然是一家集国家电视台、商业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于一体的电视机构。电视机构重组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宣传系统、公共服务、市场各部门之间紧张的关系。正如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所说： “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 ” 另一位知名电视人夏骏则表示：“中国电视是喉舌、公益机构、官场和商家的浑然一体。”这是现行土壤所孕育的不折不扣的怪胎。只要这种怪胎一天不消失，各种幽默的活报剧在未来还会不断上演。

Under Pressure China’s market-oriented media face a precarious future By Hu Yong   Two-thousand-and-three was a milestone yea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Some media organizations had been transformed from Communist Party propaganda tools into market-oriented news outlets.

胡泳新著出版：《张瑞敏思考实录》   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张瑞敏，海尔集团创始人，现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1984 年，张瑞敏临危受命，接任当时已经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在企业将近 30 年的发展过程中，张瑞敏始终以用户为中心，以七年为一个战略阶段，不断带领海尔进行管理变革，最终将海尔打造成为全球白色家电第一品牌。 作为国内最早洞见到互联网将会全面颠覆传统经济模式的企业家之一，张瑞敏率领海尔进行了一场中国商业领域内史无前例的再造，以“人单合一”的双赢模式重新梳理企业与市场、企业与员工、企业与供应链的三重关系，大胆提出海尔从传统制造企业向平台网络组织全面转型的战略构想，推动海尔达到“三无”境界：企业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链无尺度。   本书记录了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公司战略、管理创新、企业哲学、领导力等各个方面细致、深入的思考。大部分内容属于首次披露，它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本全面展现张瑞敏十余年来心路历程和管理思想演变的著作。 海尔从何时首次意识到传统产业即将面临新经济的颠覆？海尔 30 年来的战略得失是什么？海尔的学习标杆是哪些企业？海尔致力于打造的商业模式究竟是什么？张瑞敏为什么说已经无路可退？海尔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 这些疑问都将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张瑞敏一直被称为中国企业界的管理大师，其领导的海尔集团也因为勇于探索前沿的管理模式而受到国内外管理学界的赞誉。在没有现成的路标作指引的上下求索中，张瑞敏把自己的管理智慧凝聚成一句话：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海尔的实践不仅仅代表着中国企业从追随西方现代管理到实现自我创新的路径，更加超越了管理本身，直指永恒的人性。正如张瑞敏经常引用的《圣经》中的那段话，“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但这永生之路却是所有做企业的人必须要找到的。   胡泳 郝亚洲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当当：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392224.html#ddclick?act=click&pos=23392224_0_1_q&cat=&key=%D5%C5%C8%F0%C3%F4%CB%BC%BF%BC%CA%B5%C2%BC&qinfo=1_1_48&pinfo=&minfo=&ninfo=&custid=&permid=20140209092643445183623737244161286&ref=http%3A%2F%2Fbook.dangdang.com%2F&rcount=&type=&t=1391909315000 亚马逊： http://www.amazon.cn/%E5%BC%A0%E7%91%9E%E6%95%8F%E6%80%9D%E8%80%83%E5%AE%9E%E5%BD%95-%E8%83%A1%E6%B3%B3/dp/B00HE1P9V8/ref=sr_1_1?ie=UTF8&qid=1391909108&sr=8-1&keywords=%E5%BC%A0%E7%91%9E%E6%95%8F%E6%80%9D%E8%80%83%E5%AE%9E%E5%BD%95  

时间与网络：“祛魅”到“返魅”的时代革命 胡泳 近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段永朝、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等做客文化纵横，讨论“意义互联网与适当社会”，腾讯思享会经授权报道编发。胡泳指出：互联网时代，改造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资源、生产资料和科层化组织，而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及其塑造的组织形态。同时，胡泳认为人类是否能够完全理解和控制网络有待思考，“当网络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获得新思维和新视角的机会的同时，也极有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即窄化了我们的思维，导致了社会的共识更难达成。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到底网络增加了不平等还是共识。”独家稿件，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或“ ThinkerBig ”公众帐号，以下为发言实录：   在“祛魅”与“返魅”之间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大家都在谈文明的转向，时间的作用，意义的再生产，哲学的最高范式……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经过后现代社会这一拨，经过解构主义这一拨，宏大叙事在这个潮流当中，是为这个时代所不齿的。从整体的发言感觉而言，我感觉有一种宏大叙事的复兴，的确和现在研究的信息社会的各种因素都在巨变有关。除了技术和商业革命，除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甚至包括认知范式都在发生巨大变化，而以前要素的改变没有那么厉害。   同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可能来自于，我们前面有一段时间的确过于关注小的东西，如经济学家黄达所言： “是不是存在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大家都重视对策性的研究，而忽视基本理论的研究？”甚至我们在《意义互联网》一文中提出来，原来有一个“祛魅”的过程，现在是不是有一种重新“返魅”的革命性。 我正在重读《 1984 》，里面说乌托邦社会的无产者，他们像蚂蚁一样只能看到小东西，不能看到大东西。所以宏大叙事如果复兴的话，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   “时间线”呈现，颠覆传统信息获取方式   我比较关注社交媒体，我就这个方面讲几点，与各位形成一个印证。首先关于时间的问题。社交媒体很重要的东西是时间，它的时间概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时间在这里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成为媒体的核心。所谓核心有好几种意思，比如成为组织原则，所有的媒体是按照时间来组织的，信息以信息流的方式呈现。当你使用微信、微博，或者你使用 FACEBOOK 时，那种状态更新，伴随着苹果的触控技术，你只要“下拉”，信息会源源不断在你下拉的过程中呈现。这与你从传统的报纸、杂志或者是图书、电影那样的媒体中获取信息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除了“时间线”表现形式以外，当然还有内容模式的改变。内容呈现形式有很多种，比如 TWITTER 的字数限制，其实是时间限制。微博、微信的信息内容也是短小的，碎片式的，包括微视 8 秒钟视频方式等，它在告诉你，你现在必须以一种极其简短的、压缩的、受到限制的方式表现。这种压缩会造成很多好处：比如效率的提高，知识采集的加速度，以及生产的轻易性（即很容易生产内容）。生产的轻易性会导致生产者无穷增多，就好像所有人都有麦克风，只要你会知识采集，在 5 分钟之内，你可以变成任何领域的小专家，毫无问题。   这些是好处，但是与此相关的，我们会看到其他的问题。比如前一阵政府打击网络谣言，谣言跟媒体的时间组织原则，跟内容的压缩是有巨大关系的。因为在这样一种展示形态当中，谣言或者叫做误传，或者叫做有意传播的假消息，的确比以前获得更可能传播的机会。   相对于知识生产来讲，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有没有可能在 140 个字之内表现思想，这也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当然是讲社交媒体，如果我们的商业和社会都采用时间作为组织原则，这个将来对个人、组织、政府、媒体和整个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样一个时间的压缩，到底是增加了知识的宽度，还是改变了知识的混合方式？因为知识有可能有一个短的表现形式，但是通过链接出去，永远把它指向更加长、更加深的内容。所以，知识的采集方式会发生另外的变化。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网络增加了不平等还是共识？   第二点，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网络。当我说网络的时候，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性在这个时代空前增加。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个人消费内容，现在其实被这一个个人属于哪个网络所影响。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概念，叫“个人学习网络”，今天的学习全都不是个体的学习，完全要看你处于哪个网络之内，你的知识结构是受制于你所处的网络的。   由此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懂网络如何影响个人的体验，最终一定会影响你这个人在网络社会当中的生存。由于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要重新来看什么叫做媒介素养，什么叫做数字鸿沟。因为这些鸿沟和素养都决定你在网络当中能不能获得最大的效用。而且，由此也会造成其他的东西，比如网络中的信息消费，如果是个人认知被网络所决定，有可能造成其他有意味的变化，例如会不会产生群体极化，会不会产生回声室效应。最后就把我们带向一个崭新的问题， 当个人越来越多地与不同的网络相联系，我们作为人类能够理解和控制这些网络吗，还是我们完全控制不了它们？或者当网络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获得新思维和新视角的机会的同时，可能增加人类的理解，但也极有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即我们的网络窄化了我们的思维，导致了社会的共识更难达成。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到底网络增加了不平等还是共识。   时间 + 网络 = 无穷可能的世界   如果你把时间和网络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它们又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社会？最终这些社会性技术会不会影响到人类的学习，人类的认知，包括人类的大脑本身？我和永朝（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段永朝）、奇平（《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刚刚在美国访问了一些科学家，他们致力于研究合作的机制背后有没有可能找到进化的动力，或者从进化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大脑是不是固有的就有这样一些合作的本能。   对于合作机制的研究，最后一定会延伸到我们社会性技术对于人脑的影响，以及通过对于人脑的影响，怎么样影响到人的行为。这是为什么，现在有大量的研究最后都会指向研究脑科学，要去研究神经科学。   这些东西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无穷的可能性的世界，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还挺有幸的，生活在一个极其有趣的时代，这个时代非常非常的有趣。对于我们来讲，最好的回报这个时代的方式，就是把这些有趣的地方做各种可能的开掘。  

前苏联的犬儒主义 2014-01-16  邹思聪的新闻笔记 注：今天看了《财经天下》关于冯仑的采访，“我不赞成商人去做商人以外的事情”。看到胡泳老师说，“什么是犬儒，这是个标本。”其实，我不反对冯仑说，媒体和公知不应该绑架企业家，这是企业家个人的自由，但是冯仑认为所有企业家都应该像他这样，对那些不在商言商的企业家，比如王功权，他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其实是自我反对的逻辑。 冯仑的访谈，处处透露着他所谓的“惯看秋月春风”，处处透露着于此之中，如鱼得水的自豪，并且为自己有闲暇了解一些冷僻的知识（“殡葬”等）而感到心满意足。 于是，在这里正好也推荐一本书，《俄国人》，曾经的内部发行书籍，在新浪爱问的共享资料上可以下载。 下面的文章是《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这篇文章的节选部分，与此书相关。可在互联网搜索全文阅读。 前苏联的犬儒主义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1976年的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 首先，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相信。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我们的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象征，用来判断其它人是否忠诚。”（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一位高级编辑说，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 这位编辑还说，社会上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他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 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由于正式场合都是逢场作戏，社会看上去毫无改变的希望，许多俄国人就产生了看破红尘的态度，物质主义开始泛滥。人们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多享受一点生活吧!” 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大人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起初，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很多人竟然也认同政府的行为。 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 “第一，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前者，使得前者看上去不那么高尚，这样才能使自己显得不那么堕落。”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他们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异议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谎的骗子。” “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由于人们普遍互不信任，利用这一点，就能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的欺骗性宣传，所以也就不必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正如一位数学家所言：”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社会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