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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王沪宁 来源：思想潮 来源日期：2011-6-16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3 4:18:05 阅读量：14次     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檫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值得我们细而研究的。其他原因暂切不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反思。 　　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四人帮”极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也行为无处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场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则，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为政治体制，每个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一些相似的社会性事物和要求，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矛盾和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技术可以引进一样，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术部分也可以引进，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只有研究并采纳了世界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政治技术，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在“文革”之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工作没有进行。今天，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得到空前的发展。

铁流：民营企业自降生就带着手铐脚镣 法广 ：您最近发表文章说“杀吴英，就是杀民营企业家”，为什么这么说？ 铁流 ：所谓民营企业家，过去叫私营个体户。民营企业家自降生就很困难，就带着手铐脚镣，可以这么说，与国营企业比，他就是一个私生子。政府部门对他关照扶持很少，全靠自己努力打拼，才能在社会上、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吴英就是这样的企业家：自筹资金，自组人员，自找项目，自负盈亏，所以，生存环境非常困难。民营企业家每上一个台阶，都需要后续资金，做一个项目―开办一个工厂，开办一个商店，这都需要钱，但是，银行一般不会给民营企业家借钱，他们支持的就是房地产项目。民营企业要想从银行贷款，比登天还难。企业要发展，要生存，他只有向亲朋好友借贷这条路。 吴英的问题是中国金融黑幕造成的 法广 ：那为什么民营企业贷款这么困难？ 铁流 ：现在不是有句话么：胡锦涛主政十年，国进民退，就是民营企业开始被边缘化。为什么不贷款给民营企业家呢？第一，他不属于扶持对象―尽管政策上写着要扶持民营企业，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金融是一个黑幕：如果正常贷款，那（利息）就是７％；如果去做房地产，或其他，收回的（利息）可能是百分之百，所以，现在银行都转向房地产，转向国家比较有保证的开发，根本不把民营企业家放在眼里。 民营企业家要得到贷款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要有权力的支持―权力给你一个批条，给你一个国家的大项目，银行给你贷款……那你首先要买通权力机关；第二，必须拿出很大的回扣―我知道，除了正常的利率关系外，还有银行高层的各种打点、打通，最后你也要（付出）２０％－３０％以上。此外，还要抵押，还得信誉好。没有这些条件，根本无法从银行贷款。所以，民营企业家只能从民间融资。 而且，江浙一带还有一个特点。那里因为银行利息不高，而每年物价上涨大约是５％，所以，有钱人都把钱捏在手里，通过地下钱庄，把钱拿出来。地下钱庄又受官府支持，而且有社会黑势力保护，所以，吴英贷不到款，就只能走亲戚朋友，走地下钱庄，这样拿到钱。 吴英能拿到７个多亿的集资，跟地下钱庄有很大关系。从报章披露看，她的债权人只有９个，没有任何一个债权人对她提出起诉。地下钱庄也要认准人，第一，觉得你能赚钱，而且，借出去的钱收得回来，所以，他们大量向吴英倾斜过去，投过去。但是，这个钱的回报很大：１００％，１５０％呵！ 所以，吴英的问题是中国金融黑幕造成的，是中国金融不支持民营企业造成的。也说明江浙一带有钱人不愿意把钱存银行，因为利率太低，银行赚得太多，有钱人赚得太少，所以就走民间渠道。这就是资金拆借，就是企业和企业之间，你和我做一个公司，我们定个合约，你付我多少利息…… 吴英完全有还债能力 法广 ：那吴英现在面对的问题，和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温州老板或者自杀，或者逃跑事件，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铁流 ：是同一个问题。吴英生意做得已经很大了，赚钱已经很多。他们已经从吴英身上榨取了很多。但是，最后，也许在策略中出现什么漏洞，或者有人检举、举报，或者有一笔款还不出来。他们就下手，杀人灭口，然后，抢占财产。先是把吴英抓起来，要杀死她；然后，还没等结案，又把吴英所有固定财产变卖。从目前看，吴英的固定财产基本超过她的集资，是有能力偿还的。 吴英案很奇怪。在案发前，她的公司运作非常好，但她突然被绑架8天，把她公司所有公章全部拿走，把她所有身上的现金全部拿走，并另外把她公司的存款转走。吴英去报案，公安不受理，相反把吴英拘留了，这简直没有道理：为什么拘留报案的，而不拘留绑架罪犯？案件尘埃还没落定，就变卖她的资产。所以，这是有预谋的。是官方和地方黑势力预谋的。 吴英有错，但吴英无罪 法广 ：那您觉得目的是什么呢？ 铁流 ：杀人灭口，抢夺财产啊！ 法广 ：这和吴英在监狱待审期间揭发地方官员受贿有关么？ 铁流 ：当然有关系。审判吴英案，浙江省地方官员竟然联名写信给法院，请求处死吴英。地方官员凭什么要处死吴英？这是明目张胆地干预司法。吴英案，我敢断言，同东阳市委书记，和东阳一把手，甚至是省上的一些高官有密切关系。如果追查下去，很多贪官会浮出水面，很多黑幕会暴露出来。 法广 ：吴英被判死刑引起很多法律界和学界呼吁，但是，很多呼吁指出，吴英可能触犯法律，但罪不当死。从您的介绍来看，吴英案的争议并不仅仅是量刑轻重的问题？ 铁流 ：对。它涉及一个黑幕，一个金融黑幕，一个地方官员贪腐黑幕。企业家总是想把生意做大，那就需要去圈钱，滚雪球。但是，吴英有一个特点，她（借贷到）的钱并没有拿去享受，而是用来发展企业。我认为，吴英有错，但是，吴英无罪，吴英不能杀。 法广 ：腾彪不久前发表文章，指出，吴英案和你我的生命都有关系。您赞同这种说法么？ 铁流 ：我赞同这个观点。如果这样下去，不仅杀了吴英，杀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也杀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杀了中国良心，杀了中国善良，所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吴英案呼唤有良心的政治家。现在能就吴英的人，不是我们这些人，需要高层有人出面，此人至少是个常委，否则，吴英死定了。 中国金融体制必须改革 法广 ：此前您是否跟踪过大概十年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 铁流 ：孙大午案内容，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比较了解沈太福长城科技公司案。沈太福之死，就是检举了贪官，他交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这个名单涉及到当时在位的高层。他的案子与地下钱庄没有关系，他完全是通过产品滚动来集资。最后，他的财产也超过他的集资额。是完全有能力偿还（借贷）的。吴英也是如此。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金融黑幕，一定要改革金融。不改革，就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另外，民间集资的罪与非罪没有明确界限，既然同意民间拆借，可以互相借钱，但是，又把吴英定罪非法集资枪毙，这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模式及精神文化”和”美国经济模式及西式民主主义精神文化”到底孰将取胜，这取决于六中全会的”文化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将左右世界大局。不仅中国民众，世界也要承认”限制言论自由，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选项。 作者：远藤誉 出生于中国长春的日本物理学家、社会学家 来源：日本《中央公论》  发表时间：2012年1月号  目录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直接译自杂志，无网络版，未经二次校对 今年全年的重要任务是”文化体制改革” 2011年10月15日到18日，中共十七大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文化体制改革”，而非拟定”下届领导人”名单。 简略地说，有两大理由促使六中全会将”文化体制改革”作为议题。 第一，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提出，新一届政权的一个政策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一个非常浅显的理由是，胡锦涛是作为治世十年的谢幕之举再度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其实，”文化产业”的说法首次出现于2000年。在十六大上，”文化体制改革”虽然只被当作新一届政权的一个亮点，但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政权高呼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要从大局视角将六中全会的”文化体制改革”视作胡锦涛政权的谢幕之举。 第二个理由非常复杂，而且令人头疼不已，这就是改革开放产生的负面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中国人民狂热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奋发学习毛泽东思想。经历过革命战争的笔者，曾和中国百姓一起怀着严肃庄重的心情，狂喊”向前看”的革命口号。 然而，数次政治运动和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逼得人民担惊受怕，年轻人在文革时期的破坏行动导致道德沦丧。人民彼此猜忌，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作”流毒”时代，连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精神支柱也荡然无存。 正因此，邓小平1978年开启改革开发政策后，人民便如决堤般开始”向钱”冲。”牟私利”等原本受到严格处罚的行为不仅获得认可，还受到鼓励。老百姓也自嘲地将”向前看”改称”向钱看”，在拜金之路狂奔不止。 其结果是，中国经济确实取得飞跃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非但没有对中国形成打击，反而让中国政府着力刺激内需，经济一片繁荣，以至于一些企业饱受蓝领工人短缺之苦。在汽车和家电产品方面，国货也实力日增。 由于消费欲望较高的中产阶级激增，世界各国蜂拥来到中国，他们眼中的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而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让这变成现实的，正是中共政权。因此，重要的是维持社会主义体制稳定发展。”中国政府心怀自信，正在说服公众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正当性。而且，中共还建立集体领导制，避免出现所谓的”独裁”。中国规定，国家主席最多连任两届，以防单个领袖长年处于权力之巅滋生出腐败。 那么，中国的未来一片光明吗？ 不，未必如此。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沦丧，社会主义体制存在从内部分崩离析的风险。这可以追溯到文革。”流毒”时代后，中国没有从正面审视社会主义精神，或者重建精神支柱，一夜之间冲向了钱。 也就是说，让中国社会主义体制面临风险的，不是经济，不是政治，也不是军事，而是”精神文化”。因为危险藏于民心之中。中共的危机感在中央媒体的报道中一览无遗。因此，六中全会主题”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赌上中国国运的国策。 下面解读一下六中全会公报。 公报的完整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键点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部分。全文约1.5万字，分九部分，均是口号式语言，很难看出具体要做什么。 因此，很多外媒便”各自”解读，”强化网络管理”、”加强国产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国”和”加强软实力 对欧美的危机感”，诸如此类的片段式解读不占少数。每种说法都没有错，但分析大背景，指出”文化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的报道却十分鲜见。 可以将六中全会公报的骨架分成四类。 第一，为适应新形势，要从战略上加强令人堪忧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强化中华文化产业”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重点落在”中华”和社会主义上。 第二，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就是要实现”人民可以平等享受文化的社会”，以文化手段缓和引起社会不稳的”贫富差距”。 第三，强化基于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软实力，在思想文化领域打赢国际竞争。公报指出，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公报强调”要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权”，这值得关注。 第四，要战略上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新局面。公报称，”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中国心中的苦恼可见一斑，它将执行战略性政策，力争营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打赢了非社会主义的自由竞争这一市场经济之战。这意味着，以带中央集权色彩的中共专制为基础的”中国经济模式”宣告成功。 但在一个问题上，中国仍未取得成功，或者说面临可能失败的危险，这就是在推进”中国经济模式”的同时，如何保留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文化。正因此，公报频频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词。 文革后，中国不正面重审”社会主义思想”，一味”向钱冲”，致使”道德沦丧”和”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可以说，这是中国在扼杀西方民主主义之根”尊重个人和个人自决思想”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异常膨胀，人们通过改革开放的窗口接受了西方文化及其派生出来的观念所致。 公报称，”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关系亟待加强”，不过中国人民会重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其实，胡锦涛政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致力于此，但”价值观”并未朝政府希望的方向转变。 重返毛泽东时代？ 六中全会结束后，全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开始开展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主题的活动，”学习六中全会精神”。 2011年10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将在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上登记”指纹”信息。据悉，决定定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此外，关于电视节目，中国政府此前对节目制作和播映实施整套监管，今后则将实施制作民营化，但不下放播映权的管理办法。制片方承担风险，而政府的监管措施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电视台开始频繁播映地方民间艺术和戏曲节目。 然而，打造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要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国际市场化，而这将导致精神文化远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因在于，中国一旦这么做，最终将不得不接受温家宝总理提倡的”普世价值观”。但中共方面认为，”普世价值观”是一种和西式民主主义相联系的哲学，心存厌恶。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唱红歌”口号，强烈主张重拾毛泽东思想，博得部分百姓欢迎。这看上去似乎和六中全会精神如出一辙，但和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与政府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矛盾。 但唱红歌似乎取得了成效，最近青年共产党员增加，在全部8026.9万名党员中，年龄35岁以下青年的比例已超过70%。 然而，35岁以下这代人既是在天安门事件事件后开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代，同时也是看着日本动漫和动画片长大的一代。他们的精神文化是自由开放，而非”又红又专”。因此，这一代是否会按六中全会精神行事是个未知数。一般而言，很多青年对政治和社会主义漠不关心。 中国何去何从？ 下面分析一下中国将打造一种怎样的长期战略。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外媒只注意到”和平”的字面意思，很多报道只讨论中国的军事威胁。对此，笔者的一位中国政府高官友人说：”政府只想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打仗的话，经济也好，社会也罢，都会毁于一旦，对百姓和政府都没好处。 其实，中国的军力要30年才能赶上美国，所以决不可能侵略外国。假如外国势力侵略中国，进入大陆，那会发生什么？日本侵华战争应该让世界明白了会是怎样的下场。因此，我相信中国既不会发动战争，也不会受到侵略。”这位友人同时补充说，领土问题则另当别论，这方面中国将寸步不让，因此日方尽量不要碰这个问题。 然而，胡锦涛主席在致信祝贺10月20日的人民军工创建80周年大会之际称，”要不断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质量效益，为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由于台湾和平统一的夙愿未果，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防范美军介入，但在局外人看来，很难找到这和”和平”的契合之处。政府高官的话是否属实有待今后验证。 不少国家对经济实力日增的中国的霸权怀有忧虑。美国正试图通过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牵制对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力的中国，拉拢日本，以包围中国的形式打造一个由其主导的经济圈。 对此，中国称”美国想吃掉亚洲的美味蛋糕”。不过，宣扬自由贸易的中国也可能主动申请加入TPP。届时，中国将处于西边的欧盟和东边的TPP之间，并在经济上主导东盟。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加入全球机制的程度越深，共享西式”普世价值观”迫切性将越高。 六中全会还旨在实现社会主义体制和”中国经济模式”可持续发展。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及精神文化”和”美国经济模式及西式民主主义精神文化”到底孰将取胜，这取决于六中全会的”文化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将左右世界大局。不仅中国民众，世界也要承认”限制言论自由，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