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

郑渊洁先生曾经在八十年代加入过“两级”作家协会——北京市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一年前，他宣布退出前者。今年他宣布退出后者。前一次的主要理由，是北京作协的行政级别，虽然从“正处”升为了“副局”，但是“为作家服务的水平却从‘正处’降级为‘副股’”了，而从“2000年后，本人明显感觉受到北京作家协会的排挤”，也就是有长达9年时间，郑先生从北京作协感觉到不自在了，说明郑先生还是忍得气的。 　　这一次退出中国作协的理由有三。其一，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曹文轩，在玉树地震发生两天后，“到山东青岛的小学推销自己的图书”去了，郑先生表示，这是“对灾区人民表现的冷漠，令人失望”。他因此“不能与这样的人为伍”。第二，“政府每个月通过作协给中国200多名驻会专业作家发工资，而这些驻会专业作家‘真正写歌功颂德的还极少，中国老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难道这200多名每月领取政府发的专门用于写作的工资的驻会专业作家都属于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族？”第三条理由是，中国作协某些“文学官员”“根本不懂文学”，“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 　　如果情况真如郑先生单方面所言，我觉得郑先生和北京作协和中国作协的矛盾不是不可以调和。只要是他们的工作需要改进就是了。如果北京市作协的服务水平好一点，也不再怠慢郑渊洁先生；如果中国作家的曹文轩不在了，或者200多位专业作家“多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郑先生应该有理由重新入会的。 　　可是，北京市作协已经事实上将郑先生除名了。今年2010年6月4日，中国作协中国作协也给郑渊洁先生发来公文，告知“尊重您的意愿，接受您的要求”，并且还要求郑先生“把会员证退还我处”。这后一个环节，实在是做得太绝情了。二十多年过去了，郑先生也没有拿你那个证去干过什么坏事，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用过那玩艺儿，二十多年都没有看过它一次。现在人家是更有名的公众人物了，更不可能以那个本本上去谋利了。就给人家留作纪念，有什么不好呢。但这就是一个官方机构的行事方式。 　　中国的各级作协其实并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协会，它是一个官办机构，例如，中国作协的行政级别是正部级。《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30条载明，作协的经费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如郑渊洁先生所说，国家给200多名驻会专业作家发工资，以及维持作协的日常开支。但郑渊洁的事例表明，它允许会员自由退出，这正是一个协会应有的性质，这是值得赞赏的。 　　任何协会都应该服从国家法律，尊重个人意志。中国作家协会是最有条件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组织的。作家的工作是创作，创作是独立的工作，因此作家不必下级服从上级，作协内部不必搞自外于法律的治理。中国作协应该只是一个交流信息，互相提供方便的一个组织。它的经费开支应该由自己筹措，它和会员的关系应该是出入两便，因志同而道合，然后共谋其事，志不同道不合，则分道扬镳，各谋其事。这应该是很自然的道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后所有的组织会走上这样一条开放的道路的。 　　上世纪后半叶，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作为也成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的一个组织。许多成名的左派作家都涌进了北京。他们有的成了“作家官员”。有的也还写作。除了丁玲、巴金等屈指可数的几位作家自愿放弃工资（前者只有一段时间），绝对多数成为拿工资写作的“专业作家”。当然，很快国家取消了稿费和版税，他们事实上也就只有工资收入了。但是，到了重新开放的新时期，恢复了稿费和版税制度，仍然拿工资的作家。而今，稿费和版税越来越市场化，形成了一批靠稿费和版税生存的“自由作家”，另有一批仍然拿工资写作。当然，他们是国家干部编制，自己想不拿工资也是不行的。 　　在新时期，中国作协也在发展壮大。新一代作家不断地成为各级作协会员。中国作家始终把成为“作协会员”看作巨大的荣誉。包括郭敬明这样的以时尚青年为主体支撑的很市场化的作家，也向组织靠拢。尽管当时郭敬明先生因为抄袭案而搞得身败名裂，中国作协亦是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郑渊洁先生来也是一位高度市场化的作家。尽管没有任何一个小孩在看“皮皮鲁”的时候，会考虑他是不是作协会员。他就是北京和中国两级作协的会员。在今天的市场条件下，郑渊洁先生应该已经认识到，他反叛中国作协，没有任何经济成本和荣誉损失。相反，根据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语境，他还会获得正面的名声方面的收益。 　　郑渊洁先生的选择透露的是时代变迁的信息。他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2010-6-6）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