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曾记得毛泽东当年荣登北京金銮殿之后，曾将中国称之为“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此后的中国，前30年是毛泽东在用他那墨迹酣畅的狂草肆意涂抹，后30年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用意笔、工笔、泼墨、后现代等各种画法肆意涂抹。目前这幅已无多少留白的中国画卷，正挑战人类有史以来的“审美”极限与伦理底线。 　　中国到底是富还是穷 　　这恐怕是国际观察者遇到的第一个颇感困惑的问题。中国现在还未主动向“发展中国家”这一名号挥手再见，但其经济规模之大却已令人眩目：已在以GDP排座次的世界经济宴席当中排名老二，拥有外汇储备3.2万亿。而政府更是富得流油，这么大一块GDP蛋糕，竟然被政府切走了三分之一，全世界堪称独步一时。不久之前，富国俱乐部重要成员欧盟还曾一度指望中国拿出一万亿来拯救欧盟危机；但要说中国穷，那也真是穷，自家还有1.5亿多人生活在日均消费一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以下——这个现象我在若干年前就已用“国（政府）富民穷”概括之。 　　即使是今年在阿拉伯之春中纷纷倒台的独裁政权，突尼斯与利比亚的社会福利也与中国有不同，政府切走的蛋糕没那么大，穷人的福利也比中国要好不少。 　　中国现状对多种经济理论的挑战 　　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让人无法为其准确定位。说中国是发达国家，那也不假，至少中国的物价无论是按购买力平价还是其他标准，无论是住房、油价还是肉类粮食蔬菜牛奶等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都已超过世界老大美国。只是发达国家依靠出口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这点中国还暂时没法做到。但说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它现在却既不出口资源，也不出口农产品，反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源与粮食进口国，不仅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富国与非洲、拉美诸多穷国得向中国提供各种矿产资源，就连老大美国还得向它出口玉米、大豆、猪肉、无污染鱼类甚至大米——如果按照左派与新左派奉为经典的“依附论”之说法，上述这些为中国提供资源与农产品的国家，管它是发达还是不发达，全都已经沦为中国的“经济附庸”，让中国“榨取剩余”。 　　中国到底想让自己在国际经济格局占有一席什么地位？遥想30年前中国对外开放之初，曾经雄心万丈，视出口加工这种劳密型低端生产为权宜之计，一心一意要以市场换技术，改变这种出口多少双运动鞋只能换回一架波音的局面，因此在知识产权上连偷带划拉，弄得美国、德国等国怨声四起却无可奈何。政府也曾将产业结构转型当作方向，舆论也成天鼓噪，但结果又如何？到目前，不仅产业结构没有能够向技术密集型成功转型，反而将玩具、电子产品等曾经垄断世界市场最大份额的劳密型产品折腾成了劣质产品，市场份额正在迅速缩小。你要说中国技术落后，却已经连续多年放出神五、神六甚至天宫一号飞船，却楞是生产不出供人民日常食用的合格奶粉，最后是按照中国国情将奶粉合格标准降低了事。中国似乎也心甘情愿地将本土当作污染企业存身之地，中国的煤炭、化工、冶金、电力、建材、电子、轻工行业均为职业病高发领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虽然有几项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迅速扩大，那就是生产过程产生高污染的PX等石化产品与稀土，以前者而论，2009年以后中国PX产能跃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PX产量占全球产量近1/4。在石化产业渐成经济支柱的同时，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中反污染抗争已渐成第三大类——中国的资源优势似乎只剩下不在乎污染这一条。 　　中国的现状还对宏观经济理论提出挑战。要说中国经济增长之速，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那也真是前无古人。中国一直骄傲地向世界夸称自身以每年超过8%的增速增长了近30年，这一纪录从来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保持。按照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必然促进就业增长与消费增长，这也是美国欧盟等国多年经济发展史所证明了的。但中国却非常特殊，这么高的经济增速却并未促进就业率及消费率的增长，就业增长率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就一直徘徊在1-2%之间，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比率）则逐年走低，至2009年降至37.3，低于世界平均约40个百分点。中国这种宏观经济数据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也对发源于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 　　总之，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现有的经济状况。按各种现有标准划分，也很难将中国简单归入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身份不明状态，因为这便于它灵活调整座位：需要话语权时，坐在发达国家行列；需要尽义务时，则与发展中国家为伍。 　　挑战人类的政治伦理底线 　　如果说中国近30年经济改革，前十年主要依靠放权让利，发展多种所有制，改革国企推进，那么后20年里的辉煌成就，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取得的呢？ 　　如果要问中国人，中国的支柱产业是什么？答案肯定会一致集中于“房地产”，我再加上一个资源产业（即以煤业为主的采矿业）。在2008年发表的《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里，我对此说得很明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房地产、矿产、股市等资本市场这几大板块，政府对资源的抽取也主要集中于这几个领域。房地产的发展既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也为中国造就了不少房地产富翁，还造成了1.2亿的失地农民与300多万城市拆迁户以及全世界最高的房价。采矿业为中国贡献的GDP号称“带血的GDP”，不知吞噬了多少矿工的健康与生命，还产生了一个全世界没有的“产业”，即“杀猪产业”，一些人性泯灭者引诱人当矿工，伺机谋人性命伪造成事故，并以死难者家属的身份向矿上讹诈赔偿，这是中国矿山近年来屡屡上演的残忍“戏码”。 　　这两大支柱产业奠基于牺牲无数中国人的生存权之上，各地不绝的自焚抗争也未能阻止地方政府的拆迁，开胸验肺这类悲惨故事大概在人类社会仅中国才有。《光明日报》最近发表文章，称中国每天消失20个行政村，这篇文章担心的是无人种地，我则看到每天在批量制造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 　　借助政权力量掠夺本国人民的生存资源与健康，可称得上对人类政治伦理底线强有力的挑战。 　　挑战人类的生态安全底线 　　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三才”的天地人现在成了什么样？ 　　天，据说中国大多数城市早已看不到蓝天，阴霾覆盖。据中国环境规划院估计，中国每年有40多万人因与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而死亡——2006年，世界银行所做的相关报告称是75万人，中国以维持社会安定为由要求其删减为40多万人。 　　地，被折腾得满目疮痍，我在这里就不列举那些有关水污染与土地污染的数据了。去年甘肃舟曲之灾后，中国总算承认这是缘于大自然对人类过度开发的报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生活的国土已不再安全：2010年1-7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26,009起，是2009年同期的近10倍。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带血的GDP也难以为继。全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按官方公布已达44个。其中产煤大省山西的地下采空面积高达1万多平方公里，占该省面积10%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已发生塌陷。 　　人，整体健康状态不可乐观。全国数百个癌症村，受各种职业病危害的人数高达2亿，这还不包括那些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结核病患者、乙肝患者、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国官方还称有一亿多国民患有精神病。 　　早在2005年，中国官方宣布共有生态难民1.8亿。 　　一张被肆意涂鸦的“白纸” 　　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初期形容中国“一穷二白”，是因为他没有现代财富观，未将中国土地、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算作人类最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 　　其实，正是毛眼中这“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留下来的生态资源支撑了共产党60多年的统治，尤其是近30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土地资源支撑了房地产，水资源支撑了三峡等水电工程，地下矿产资源贡献了各种带血的GDP，历史文物资源成就了旅游业。仅以土地一项为证，1989年至2010年的21年间，政府卖地收入从1989年的4.47亿元，增至2010年的30108.93亿元，增幅达6732倍。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随着水涨船高，1989年时土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为0.24%，但到2010年，这一比例达到74.14%。增长308倍。而且对土地价值的榨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精明”程度，活人的住房产权70年，一些地方已经以房屋质量为借口要提前拆迁；死者的墓地竟然规定20年后要重新交费。 　　本朝与前朝最大的不同在于：前朝所处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有限，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有限，王朝虽然倾覆，但还能将这些江山留下。而共产党执政的这60余年，尤其是最近这30多年，科技开发能力大发展，为各种资源的竭泽而渔提供了技术手段。于是在这张用枪杆子夺来的“白纸”上，各地政府官员根据各自的审美能力与利益需要涂抹上种种不忍卒睹的图画并留下污迹。 　　如果说，60余年前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白纸，但各种生态资源均还完好；中共以掠夺生态资源为代价的发展为后世留下的却是一幅满是涂鸦污迹的狂草图，而且耗尽了所有作画的材料。 　　（原载《中国HRIC双周刊》，2011年11月3日，第64期，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53 ）

中国各大媒体近来纷纷报道肉菜价格回落的消息，其中，山东白菜的收购价降到了每斤1毛多，仅为去年的十分之一。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农产品产销信息系统不完善、生产者缺乏组织合作等，使农副产品市场价格大起大落，农民深受其害。 北京的“经济观察网”星期三报道说，山东青岛胶州是中国知名的白菜生产基地，去年那里的白菜每斤可以卖到8毛甚至1元钱，而现在每斤白菜的收购价才1毛出头。据山东胶州市大白菜协会理事赵义荣的估算，即使不算农民的劳动力成本，每斤白菜至少要卖1.5毛才能保本，才能把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花销拿回来。今年白菜价格的大跳水让白菜种植户和白菜种植企业受到伤害，就算他们把白菜全都卖出，顶多也是保本经营，相当于白干了一年。 报道说，去年白菜价格很高，农民跟着市场跑，今年白菜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产量也比去年高。加上全国今年蔬菜种植面积扩大，产量丰收，原来到山东采购白菜的安徽、江苏等地客商，今年也不去采购了，加上国外采购订单相对减少，导致今年的白菜行情非常不好。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此评论说， “中国的农副产品的确存在着一年价格高，然后另一年又价格低这样一个状况。或者它是陷入了一种一会儿供过于求，一会又供不应求这么一个循环之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不了解这样一些市场需要的信息。当然，从市场机制来看，实际上是中国缺少一个期货的价格发现的机制。如果这些农产品它都有期货，期货的价格就会引导现货的价格。而且农民可以根据期货的价格、预期的价格来进行种植。” 胡星斗教授认为，缺乏农会组织也是造成中国个体农户无法有效抵御市场风险的一个原因，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认为，中国政府和相关行业协会应该给农民提供信息和指导，以减少盲目生产带来的问题，  “一般的蔬菜信息是按照季节吧，比如大白菜在几个月前要知道有多少人种，这样的信息我觉得政府应该在这方面有组织一点。负责发布一点比较可靠的信息。至少给全国的菜农一个大致上的指导。政府的作用就是让一些蔬菜、水果协会这样的协会在中国多的很。而虚性的有很多。都是所谓有政府负责管理的NGO，我觉得这样的机构应该提供这样的服务。像温州的一些商会学习。温州的商会大概是多少年来比较成熟一点，它能够跟他们温州籍的商人提供一些关于鞋类生产、服装、电器，它这方面的情报搜集得很完整。在它的协会的网站上都有。我觉得中国应该是相关的农业协会包括还有政府的农委或者农办都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区域性的协调；第二就是给你们一些指导。这样就免得在生产的时候有盲目性。” 何清涟介绍说，在美国，政府用价格补贴等方法帮助农民，调节农产品的供需，  “这方面的情况，我觉得美国做得好多了。美国对某些农产品还确实有价格补贴作为杠杆，或者说是免税或者是补贴。但是每年可能种类会有一些不同要调整。而且美国的农场主数字比较高，他们种植什么，还有不种植什么都有相关的信息渠道。” 山东《济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多种农产品价格近期下跌，生猪价格也下降，不少农民和农产品经销商认为，这些价格下跌和近来的‘油荒’有密切联系，因为运菜路上“加油难”，许多菜贩子都不去产地收菜了，菜贩子减少，农民手里积压的菜就多了，所以都拼命压低菜价出售。报道还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认为，近期中国政府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宏观调控工作的重要位置，农产品投资、投机机构的资金日益紧张，“货币回笼”导致了近期农产品价格的下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最近在国内微博上的一次遭遇，让我深感北京当局仍然保持着“射杀带坏消息来的人”这一特点。更要命的是，不少自觉充当“思想警察”的人不需要得到命令，就会主动出击。 《纽约时报》11月4日发表了一篇“中国政治精英们的特供中也包括净化后的空气”（The Privileges of China’s Elite Include Purified Air）。“译者”团队很快将其译成中文，我于11月7日做成图文（即“长围脖”）发表于国内微博上。我这样写：“世界上最昂贵的‘公仆’。这样的公仆世上只有和谐中国有。对中国的污染，普通中国人即使羡慕嫉妒恨到极点，也有一点可以聊以自慰，在污染特别严重的时候， 他们呼吸到肺里的空气和那些高干们、权贵们呼吸的并无不同。错了。请看《纽约时报》（中译）：中国政治精英们的特供中也包括净化后的空气。” 结果一天之内被转发2300多次（W友谓之“狂转”）， 这条W博被迅速传播，是因为发表之时正逢新浪微博与各大网站就北京空气污染讨论白热化之际。10月底北京连续几天出现阴霾天气，10月30日这一天，按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公布的数据，北京的空气污染已达到“危害”水平，但北京官方的数据却只是说“轻度”污染。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将使用美使馆数据的APP应用截图发到了微博上。细究之下，人们发现北京环保局使用的监测标准与美国大使馆不同，北京环保部门监测的污染物是PM10，并依此发布报告；而美使馆是按照国际发达国家通用标准，监测的是PM2.5。人们搜寻资料与访问专家的结果，发现就连亚洲邻国日本、泰国、印度等国也都将PM2.5列为检测空气质量的标准。但中国仍然使用PM10标准监测，以此“保证”空气质量。 明白了这个缘由之后，中国各大网站及一些媒体都以各种方式讨论空气污染，潘石屹等几位名人发起了一场网上签名活动。二者目标一致，都是要求有关当局改善检测大气污染的方法。 北京方面仍然不反求诸己，而是诿过于人。北京市环保当局指责美驻华使馆“炒作北京污染指数。”并让一些专家出面论证说明中国使用的标准如何“合理”，美国使馆的数据并不科学，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简直就成了一个中国版“罗生门”。 我在微博上发布《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正好趟了这潭浑水。W友们深感绝望，认为空气特供这是中国历朝皇帝都没有的先例，并对政府部门规避环境污染危害的食品蔬菜特供制度大加抨击，甚至有人“求辟谣”，希望这不是真的。 微博上潜伏的五毛很多，加之去年从南方报系各报直到人民网，都以各种方式披露了中国各地政府、大型国企、银行等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各城郊开辟蔬菜自种基地之事（据说全国共有300多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又提供了许多细节，普通五毛除了骂《纽约时报》居心不良，一时无从置评。这时就有好几位自称公务员或者“与省部级干部有交往”的人出面了，一位叫张毅的新华社记者出面发言，其重点有二：一是称龙永图根本不可能出面为企业代言，二是称99.9%的公务员未能享有任何特供，他认识的许多省部级官员就从未看见过特供品。 对这些人的论点，我写了几个回帖，其中两个比较关键的帖子。一是：“关于特供的问题我向所有反驳者提供一建议：最优方案是彻底否定，不承认其存在。将《南方周末》等报以前的相关报道一律视为造谣；次优方案是声称99.99%的公务员没有享受特供，但这就有了我的关于特供的经济学分析。” 另一个是：“关于特供的经济学分析：经过各位自称公务员及省级干部的座上客论证，公认只有0.01即万分之一的公务员享有特供，即7000人至8000人，除以300个蔬菜食品特供基地，即每个特供基地只供应27人——这是怎样的特供？以天下奉一人？我情愿承认供应8万至80万人。”——中国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及准公务员到底有多少？比较一致的看法是7000万至8000万人，我在此前的帖子里引述过杨继绳的估算，即超过7000万。 但空气特供这篇文章确实触动了中国政府那根“敏感”的神经。11月8日，CCTV评论员刘戈在环球网发文“是谁制造了空气特供？”先批美驻华大使馆的空气关注加入了政治色彩，又批《纽约时报》记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将很普通的空气净化设备硬给“说成了仅为特定人群定制的特殊商品。”作者与北京环保当局一样，不考虑中国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数高达40多万（世界银行报告估算达75万），也无视大气污染近几年来一直是公众投诉的第一重点，一味将空气问题政治化，未脱阴谋论的冷战思维。 如果说刘戈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打算辟谣，但结果适得其反。环球网后孤零零地一条评论，是“端谁的碗，看谁的脸。哎！！！”，估计更难听的全部删掉了。腾讯网在该文后面的跟贴几乎全是奚落与嘲笑，如“明明是自己身上长了特权肿瘤，美国人指出来，却硬说那是阶级敌人在造谣！在祸乱扰乱人心！辩解说自己身上长的不过是赘肉而已！”在1900多个表情选择中，1657人对此文表示愤怒，120人表示搞笑，以“高兴”、“感动”与“同情”表示接受的总共才23人。 中国政府是个“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全能政府，最后竟然将本国治理得领导层需要通过空气净化器才能保障空气纯净，需要“特供”才能保障自身的食品安全，且不讨论其置人民生命健康于不顾这一政治道德问题，仅就社会管理能力而言，也实在太成问题。这种情况下，与其疲于奔命地四处“辟谣”，还不如反躬自省，自身究竟具备什么样的执政能力。

俄罗斯在形式上已经算是“民主化”了一轮，中国现在还在坚持走中共坚称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两国最近几年在一件事情上殊途同归：其社会成员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就千方百计要移民。 先说中国的移民。近两年以来，关于中国人移民的话题越来越多。有严肃的调查，如汇丰银行调查报告（2010年）称，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都计划在未来十年移民；中国银行和财富研究公司胡润百富（hurun report）于今年10月下旬公布的调查报告称，资产1000万以上欲移民者达一半以上；也有真假无法查证的，比如微博上流传移民咨询公司的广告词是“如果你有1000万，不移民对不起你全家人”。据坊间流传，讨论移民已经成了熟人聚会的互相问候的话：“你准备移民了吗？”据说一些朋友或要好的同事相约一道移民，有可能在同一区域或者相邻区域买房，好互相照应…… 还有一张让人笑不出来的恶搞广告画：右下方配有李连杰微笑着的照片，上面配的词竟然是“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移民，无权无势的中国人偷渡，这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监狱？——国家有这样的吗？当然是监狱，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不管有钱无钱，总想逃离这个国家——你听说过有美国人偷渡吗？” 对于这种移民潮产生的原因，中国媒体分析强作镇定，闪烁其辞地说大多数人移民主要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与成长，他们人虽然入了外国国籍，财富都还留在国内，因为他们习惯了中国的商业环境，有这边的社会关系网络，无法割舍。但很多人私下里表示，他们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担心，比如独生子女政策、食品安全、污染、贪腐、教育质量差和薄弱的法律制度。最近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接受采访时说了句真话，认为要改善对财富创造者的社会环境，让他们的心留在祖国。 再来看看曾充当中国共产革命教师爷、已在政治民主化上先行一步的俄罗斯的精英为何要移民。 据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最新统计称，最近3年以来已有120万俄罗斯人移民海外。全俄公众舆论调查中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22%的俄罗斯公民想离开俄罗斯到外国定居——1991年苏联刚解体时，“想到海外定居”的俄罗斯居民只占 全国人口的5%。这一轮“移民潮” 还具有以下特点：打算移民海外的俄罗斯人身份“高端化”、“精英化”，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且具有专业特长的人才，以及身价不菲的中产阶级，他们带走的正是俄罗斯国家发展所急需的高科技和资金。 俄罗斯人移民的理由有许多与中国人相似，比如为了孩子，为了学业。但由于他们享有中国人没有的言论自由，因此说出了中国人不愿意明说的理由： 企业家担心不安全。在俄罗斯创办一家企业要花费相当大的财力和精力，但财产所有权没有保障。伦敦有很多这样的俄罗斯商人：当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政治庇护人不受政府欢迎时，他们不得不立马搭乘英国航空的航班来到了英国。 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中产阶级普遍认为，在俄罗斯成熟壮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断绝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上升的途径。 生活品质糟糕。无论是精英还是中产阶级，都认为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从入学名额到大学文凭，什么都可以用钱来买。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给孩子提供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选择。 中俄两国人民想移民的理由只有两点不同，俄罗斯人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即他们讨厌普京的独裁与政府的舆论控制。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认为，政府控制下的电视新闻、电影甚至流行音乐领域让他们与国际社会脱节。这些在政府控制下的电视新闻从不批评普京或梅德韦杰夫，每天重复说西方国家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看不到俄罗斯短期内能从普京的新的独裁下解放出来。 对政治制度与媒体控制的批评，在中国有关移民的调查中未曾提及，不知是调查者有意回避这一点，还是移民者对独裁体制并不痛恨。但中国人都提及他们担心中国可怕的环境污染。这一点则是俄罗斯人未曾担心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移民的理由主要在生活层面，俄罗斯人多点权利意识。这与当年两国改革的动力类似：俄罗斯人需要言论自由，中国人需要吃饱饭，前者是满足口的社会功能，后者是满足口的生理功能。 想走的人，在接受调查人群当中，俄国占62.5%，中国接近60%。 作为一位曾经生活在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充分理解中俄两国人士为逃脱社会主义魔咒而采取的移民行动，只是世界各国不可能无限制地接纳移民，俄罗斯人口少还好办，中国人口众多，移民潮起的结果必将会使各国关闭正在变得狭窄的移民大门。

移居西方国家的华人，大都很清楚移民国的教育制度与中国有着太多的不相同。但鲜有人动笔从细微处落笔系统地加以介绍，廖晓英女士这本《小学还能这样上——中国妈妈眼中的加拿大教育》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重在培养自学能力 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 中国的教育，无论是古代教育还是近现代教育，都甚少考虑到为孩子营造一个快乐轻松的教育环境，无论是贵族平民，几乎都是是通过艰苦磨炼的方式，让孩子接受与其年龄不相称的知识。现代教育虽然不象前代那样使用戒尺体罚，但学习过程同样甚少快乐。中式教育所缺少的快乐，正好是西式现代小学教育的长项。 作者通过细节的展示，让读者非常直观地领略到想象力与创造力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加国教育注重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而不是中国老师在课堂上那种沿袭了一代又一代的灌输式教学。以每种教育都必不可少的语文教学为例，加国的老师会努力变着花样将拼写词汇这种反复训练的过程变得生动有趣，让孩子们在练习中自学，在自学中练习。这种方式远比中国那种让学生机械地抄写生词N遍有效且有趣。与中国最不相同的是，加国小学的语言训练基本上是让孩子围绕自己生活进行，让他们描写所见、所闻，所想，而不是让学生们对教科书里的英雄与领袖人物发表感想，那些人物的行为模式完全与孩子们眼睛看到的不一样。 老师的创意很多，各科协作也非常紧密，小学阶段教小孩上几何课的方式值得中国借鉴，学习平面几何时会让孩子们画画时采用几何形，并让他们在语文写作中用刚学到的几何知识描述图画，在教立体几何时会让孩子用各种几何形拼装机器人并拿到课堂讲解，将几何课的学习变成了艺术创作。在学习天文知识时，老师特意为孩子创造了一个科幻世界，要他们通过种种活动来假设完成一次宇宙旅行探险，孩子们分别扮演探险过程中的不同角色；科学小实验更是让孩子们各显神通。 这种教育特别能够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创造力之母。数年前曾有一个国别教育调查，在21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中国学生想象力倒数第一。国内讨论这个报告时，一致认为是中国填鸭式的教育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 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除了各种知识与生活技能、社交能力的学习之外，作者专列一章谈小学的社会科学教育。加国的社会科学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做人，比如学习如何处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学习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值得中国人参考的是，这部分教育当中的权利与义务教育与中国大陆的完全不同，并无热爱政府及执政党与领袖之类的说教。权利部分的内容有：自己的名字和国家、有朋友，玩乐，有住所、吃得饱、穿得暖；过和平的生活，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接受教育。而义务部分则包括：保护环境；倾听父母、教师和发言人的说话；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认真做家务；遵守安全规则；按时回家，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些项目看起来简单，却包含了一些基本人权，如生存权、环境权、受教育权等，而且也教育孩子们懂得权利与责任、义务相关连，以及应该如何遵守规则。加国这种教育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针对孩子认知能力采取形式多样化的教育。我注意到书中一个细节：从小向孩子们进行节水教育，通过阅读《浪费水的代价》及各种使用水的方式，让孩子们全方位了解水与人类的关系，水的性能。考虑到加拿大是个水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仅安大略省的可饮用水的拥有就占世界可饮用水的储存量的三分之二，这种教育，可算得上是“居安思危”了。 重视社会能力的培养是加国小学教育的又一特点。加国小学注意将不同年龄的孩子混合编在一起，有利于培养不同年龄的孩子在一起的相处能力，比只和自己同年龄的孩子相处具有更大的挑战。学校教育指导孩子如何在学习中面对同伴压力，讲授防火等基本生存技巧，以及孩子们在公共场所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要提高学生们的自主意识，增强他们抵抗伙伴之间的压力和果断采取行动的能力。 我特别欣赏西方教育中那种鼓励孩子展现自己能力的特点。作者详细记述了加国学校教育给每个孩子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在作者小儿子班上称为“每周之星”，每位学生都会在学期的某一周成为“每周之星”。在这个“一切有关我”的一周里，孩子可以把自己的特殊收藏、体育用品、喜欢的书、特殊人物的照片等带到学校来，可以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成长、家人兴趣与爱好；将来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种教育让孩子们相信自己是社会中独特的有价值的存在，给人自信。中国的教育过于强调以服从为特点的集体主义精神，几乎完全忽视个人价值，而教师也习惯于将给学生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当作一种特殊待遇赐给学生，凡学生自主的表现则贬之为“好表现”、“爱出风头”，这种恶评很能摧残孩子的自信。 教育是人类文明衍伸并不断提升的基本手段，但“人是工具”与“人是目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了加拿大教育的人本精神，即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将人培养成工具，即中国常说的“人是生产力”，而是人如何通过教育完善并实现自我价值。 小学教育是人生重要的起跑线 人的社会化过程完成要在16-17岁左右，但许多重要的习惯养成却依赖于幼儿及少年阶段，因此小学教育是孩子步入社会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的水平与引导能力，将使孩子们受益终生。中国的小学教师，无论是自身还是社会，都将这个职业视之为“孩子王”与“初级教书匠”，甚少有人想到这个群体的工作质量关系到孩子在人生起跑线上的重要性。加拿大不象中国那样，将教师视为实施国家教育目的工具，非常尊重老师在教学过程的独创性。与美国一样，加拿大并无统编教科书之类，由教师按照省里制定的教学大纲自主选择相关的教学材料，安排课程的内容与进度。小学师资对自己的职业也很尊重，非常注意提升自身修养与积累各种教育资源。不少人注意自身的终生教育，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朱赛特女士在执教几十年后，以50多岁的“高龄”到维多利亚大学完成语言学硕士教育。 读完这本书后，我完全赞同作者对教育的总结：“什么叫好学生？富于想象力、创造力和自学能力。什么叫好老师？善于观察和把握每个孩子的不同特点。什么叫好学校？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社交能力和各种生存技能。” 晓英曾在法国专攻法国文学，现在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她又是一位全心全意关爱孩子的母亲，这一人文禀赋及职业特点，使她这本书既有不俗的专业视角，又有大量非常丰富的细节。在书中，她对加拿大教育所依托的社会环境、教师的教学技巧、教师如何与家长互动并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都有详细的描述与精到的见解。就算是一个专业教育考察团对加拿大小学教育做系统的考察并写出报告，我相信在生动与直观上也无法超过这本书。我的儿子出国时已过11岁，并未在美国接受小学教育，阅读这本书让我受益良多。我由衷地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中国教育界人士的案头书，因为这本书能够为他们打开一扇风景优美的窗户，促使其思考教育的人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