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近半年多以来，中国将投资拯救欧盟的预期，成为支撑欧元市场的重要信心支柱。10月28日，经过欧盟方多方游说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正式宣布，“不存在中国救欧盟”的问题，这个热议了几个月的话题终于尘埃落定。既然北京已打定主意不当拯救欧洲的“白衣骑士”，萨科齐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必须放弃幻想，依靠自己渡过难关了。 中国这次不出手“拯救欧洲”，我认为对双方都有益处，理由有二，一，于欧盟来说，内部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盟诸国那令国民不工作也能舒适生活的高福利制度，既使本国人民丧失了工作动力，也使企业及工作者税负非常沉重，早就成了一个必须动手术的脓疮。只是欧洲政坛大多是善于分钱的左翼当道，更兼无论哪个政党当选，都出于选票考虑，无法痛下决心挤破这个迟早会成为大患的疮疽。其二，中国在欧债已经投入了逾 5000亿的巨额资金，一直在亏损。据说今年以来的投资就亏损近半。从本国利益考虑，确实不应该再继续往里砸钱了。 接下来先讨论的中国那外汇储备到底是谁的财产。 中国那那3.2万亿外汇储备，几乎成了国际国内都高度关注的一个藏金窟。盯着这笔财富的当然不只有与这笔巨额财富不相干的欧盟，还有比欧盟更具有资格的本国人民。自从有人提出政府应该将外汇储备分给全国人民以来，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时时出现。鉴于这个话题隐藏着一些不便于让百姓们知道的内情，比如政府买外汇时需要使用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从印钞机里滚出来必然造成通胀；比如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到底投向哪里，赢亏状态如何；…… 所有这些，除了政府愿意透露的1万多亿美元国债之外，其余的资金投向，都被当作国家机密，基本不向国内人民做任何说明。 但分外汇储备之论日益高涨之后，中国银行界的政府智囊们也先后出来说话，声明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负债，每一分都对应着负债，最后必须应该由央行出面偿还。我当然知道这一说法确实没错，因为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制度，只要银行的柜台前出现外币，银行就得拿出相应的人民币购买，比如一美元得花6.5元人民币购买。只是智囊们没说两点：一是这钱是依靠政府印钞印出来的，3.2万亿美元得印上20多万亿人民币才“买”得下来，这样巨量的新增货币投放下去，必然造成通胀，最后的买单者还是百姓；二是这些钱用于投资，其增值部分的受益者应该是为通胀买单的中国老百姓。即使不分给国民，也应该将投资收益投放在一些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事业上，比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人人需要使用的水电煤气的补贴等等。 再讨论中国现在究竟有无拯救欧盟的能力。 欧盟翘首盼望中国投入一万亿到欧盟金融稳定基金上来时，似乎设想那外汇储备全都堆在中国央行的金库里，正愁着没地方投放。但事实不是这样，为了减轻通胀压力，中国早就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减轻外储备压力，如购买外国债券、投资、鼓励国民个人用汇等等。 北京早就不是那种只会将金子埋在地下的土老财，一直在考虑如何盘活盘好这笔外汇资产。自2003年左右就开始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即“一篮子货币”政策；从2008年开始，北京购买的欧债增多，日元也是购买对象，美元资产现只占其外汇资产的70%左右。尽管中国从来不愿意公布外储资产的篮子，诸如欧元、美元、日元的具体占比，但据大致估算，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额约为1.15万亿美元，欧元债券约为5000多亿，还有不知具体数额的日元债券。此外，中国还签订了一些货币互换协议，如俄罗斯石油的200多亿美元，以及对东盟国家的一些协议。目前可动用的外汇储备大约只有5000亿美元，这是为了支付三个月的进口并支付所有的短期外债所需要的最低安全额度。 可以说，3万多亿外汇资产大概各有定向，欧盟狮子大开口要一万亿，完全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 欧盟诸国倒真是应该趁这次危机，让国民明白“免费午餐”总有吃到尽头的一天，趁机削减那非常沉重并将自己拖垮的福利包袱。瑞典也曾因高福利、高税收导致国民工作积极性降低，企业外移，积弊日久，导致经济发展滞缓。但2006年瑞典发生政治地震，执政长达65年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失败，强调市场经济的保守派上台并于2010年连任。从此瑞典开始全面变革：税率降低，社会福利得到控制，对企业的各种限制被取消，遗产税、赠与税被废除。在各种改革激励之下，瑞典已逐渐恢复活力，这个样板值得欧盟各国效法。 中国自身的经济困难还刚开始，无论从能力还是从投资策略考量，中国不再向欧元这只盘子里砸钱，都算是明智的自保之举。

最近有一条消息在网上流传，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周在内部会议上“布置”全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报道”。紧接着就是10月18日有媒体人在微博上透露，广东省委宣传部近期不下任何禁止或限制性的宣传指令。此消息一出，网友的反应竟然是不敢相信，甚至还有人说是“引蛇出洞”之举。 我倒不将汪督此举看得那么悲观，因为广东省无论如何还是比内地省份开放。但是广东能否成为全国开放舆论的先河却值得怀疑，因为有些省份的闭塞与专制让人不忍卒闻，比如山东省地方当局对待陈光诚一家，实在如同最恶劣完全不讲规则的黑社会。 讲这些话并非我个人的悲观之见。大概是10月上旬，导演冯小刚在微博上表达了国人对讲真话的恐惧。冯小刚写道，“说两句实话，代价是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他戳痛我：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我很好奇，想知道冯小刚说了什么真话，竟然让家人朋友陷入恐惧当中。于是我上冯小刚的微博上看了一下最近几条，其中一条算是政治化的，原文是：“我耳朵馋，听了几嘴闲话。意思是说：不是戏子无情，是婊子无情。污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是谁更无情呢？” 这话是说“文革”时期伟大领袖发动红卫兵消灭宗教之事，这类事情当时在全中国上至皇城与上海，下至穷乡僻壤都发生过，5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中国人都亲历亲闻。只是中共有个奇怪的传统，那就是它所做过的事情，大半都是它做得，别人却说不得，比如“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这都是它当年的煌煌政绩，如今在国内却硬被列为言论禁区，不让人讨论。身在海外的人讨论这话题，谁说真实情况，谁就被列入“反华势力”。 当局者要制造何等样的恐惧，才能让国民如此自律，道路以目？近年来每逢我写文章谈中国政府控制媒体舆论时，总有人在我文章后留言说，中国现在一切都在变好，你看你的文章都能上国内网站了，这还不是进步？于是我转播了这条微博，想看看如今在中国说真话到底有多难？ 结果收到的数百条回馈，几乎所有的网友都认为，说真话在中国确实很难，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除了本人会遭遇到各种打击之外，家属还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大家都对冯小刚所言表示理解，也知道陈道明妻子杜宪女士当年因“六四”时期说真话而被赶出CCTV之事，因此理解他所言出自切肤之痛。 在中国说真话难，这点我本人当然理解，因为我的一生被腰斩成两截，就是说真话的代价。直到今天，这种令人窒息的控制言论并未放松，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萧瀚，就是因为坚持说真话，在新浪微博上屡被封号，再生了一百次之多，这恐怕是可以进入吉尼斯大全的纪录。不仅如此，10月15日晚，萧瀚还被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用黑头套蒙上带走，至16日凌晨2时许方被送回。此前国新办还下达命令，让萧瀚的博客与微博在各门户网站上消失，用这种方式对待一位对社会尽言责的知识分子，能说这国家不黑暗吗？除萧瀚之外，被封杀微博的网友还大有人在，比如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李健，因说真话而不断被封号，最后不能再用李健本名再生，只能用GG、林魂金刚等各种名字再生。 我希望汪督至少在自己的治下落实其主张，不要象早几年总理温家宝那样空言敦促“讲真话”。2006年12月温相在中国文联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发扬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要让自己的作品与人格统一。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听那话意，似乎是中国作家艺术家们在犯贱，天生爱好说假话，需要总理鼓励才愿意尝试说真话。当时我就写了篇文章，标题叫做“温家宝给中国言论自由贡献的‘22条军规’”，指出中国当局其实是用体制化力量消灭真话，从毛泽东1957年的用双百方针引蛇出洞之后，中国当局早就建立了一套鼓励虚伪无耻讲谎话的奖惩 机制，并用这套奖惩机制长期驯化国民，让民众几乎从懂事开始，就知道说谎是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中国的政治进步将始自言论自由，没有这一点，其他的种种民权进步将无从起步。

这几天观看中国媒体有关卡扎菲命运的报道与评论，让人觉得这位利比亚独裁者之死始终牵扯着遥远的东方大国——中国的每一根神经。只是官方与民间的反应有如冰火两重天，民间用各种方式表达快意，官方则用各种说法强调利比亚内战的代价以及不人道，硬将这场人民自发的反抗说成是西方为了石油的阴谋。 其中最有信息含量的应该是这么一些文章： “卡扎菲留给利比亚五大难题：政治经济重建存悬念”，“血淋淋的卡扎菲警示中东 欧美根本不可信”，这两篇文章看起来是为利比亚人民担心，但实际上却完全是设身处地之言，充满了对本国人民及国际体系的恐惧。 先说“五大难题”一文。在西方等正常国家眼中卡扎菲那些怪异残暴之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眼中却被视为“特立独行”。文章列出的“五大难题”依次是新政府的产生、如何结束内战，经济重建、战争红利如何分配，如何重返国际社会等。这些问题有些确实存在，但无一不被作者夸大成几乎不可解决之难题。比如“利比亚的国名由‘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改为简单的‘利比亚’”，作者认为这是“国家发展道路尚未确定”，就未免有些杞人忧天了；军人脱军装本也不是大问题，因为反对武装本来就非正规军人；卡扎菲之死意味内战结束，但作者却还要假想出无数忠诚者要为卡氏奋战。部落与部族矛盾，卡扎菲在世就一直存在，并非新政府带来的问题。至于“如何重返国际社会”这个问题，则完全是作者臆想出来的问题，因为美国、欧盟甚至俄罗斯等国都早就承认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只是因为中国政府与利比亚过渡委的关系始终疙疙瘩瘩。所以真实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如何在“利比亚重建”中寻找一席位置，尽可能延续中国在卡扎菲时期的一些利益关系。 “血淋淋的卡扎菲警示中东”一文，则赤裸裸地表达了权力者对失去权力的担忧，看起来是说“卡扎菲的命运或许强烈的提醒也门总统萨利赫，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千万不能交权，千万不能示弱，因为一旦交权或者示弱，结局会很悲惨，一旦打输了就什么都没了”，但实际上是在抒发自身的恐惧。作者的良策是：一是要这些国家找“强悍的大哥罩着”，言下之意是要这些国家的专制政府团结在中国这位“带头大哥”周围；二是“一定要搞定自己国内的反对派，不能让他们成为带路党”，防止他们与境外势力勾结；三是要团结人民；四是绝对不要相信欧美列强。其中除了第三点是空话（人民与当局已经离心离德）之外，第一点虽然是中国政府所愿，但这些中东国家未必就认中国作“带头大哥”。二、三两点则是北京早就在戮力推行的“维稳大政”。 分析至此，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明白，这些文章并非真代卡扎菲这位过气的“朋友”鸣不平——中国外交部于10月23日由非洲司司长卢沙野出面声明“卡扎菲不是中国的朋友”，而是代北京政权的未来在担忧。至于这样表达担忧是否妥当或有失体面，看起来北京似乎也乱了章程。 以前萨达姆的专制独裁政权被美国发动的伊战推翻，中国将这场以反恐战争形式出现的民主与独裁之战说成是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这一说法使得中国人很难分清其中是非。但这次利比亚内战是在人民已经起来、凭借自身力量很难取胜并吁请国际社会介入，谈不上是外部势力强行干预。至于其他的专制者在看到卡扎菲的下场之后，是主动放弃政权还是继续顽抗，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对国内局势的判断。我相信，北京提示这些国家不可信任欧美，但在这些国家的掌权者眼中，北京可能更不可相信，这从他们将搜刮来的资产全数存放欧美国家银行可证。在“第三波民主化”及今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北京不仅从未支持收留过任何一位好朋友，甚至缺乏美国及欧洲几个大国的斡旋能力。 中国方面（并非民间）在卡扎菲之死上有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虽然早知卡扎菲失国在即，但希望其履行诺言，战死在沙场上，以保“反美英雄”风采，供鼓励驱策同类以用。没承想独裁者个个都是懦夫，大权在握时均视他人生命如草芥，随意杀人几成家常便饭，何尝想到过要珍视他人生命？但临到自己面临灭亡之际，却分外留恋人世，几乎都不愿选择自杀以保尊严。萨达姆如此，卡扎菲也如此，不是被人从地窖里揪出来，就是在下水管道里被抓，所谓“反美英雄”风采荡然无存，让同类颜面尽丧。 至于中国有人呼吁要善待卡扎菲的尸体，这方面倒是不劳中国方面操心了。因为在政治翻盘后羞辱失败者的尸体这种方法已为现代文明所不取，利比亚过渡政府已经表示要将卡扎菲尸体交还给卡氏家族。但有“掘墓鞭尸”之传统的中国却很难说，“文革”时期，中共信任的红卫兵不仅辱及大成至圣文先王孔子与清官楷模包拯遗骨，就连中共第三任总书记瞿秋白的遗骨也被掘出来并称为“狗骨”展示，这就是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要将骨灰撒入江河湖海的主要原因。但我想，要想根除这种侮辱遗体的陋习，请先从善待活人、尤其是政治反对派开始吧。

现在根本不需要实体性的组织，只要通过网络，就可能产生共同行动。最近发生的很多事件，都与网络有关。前不久我在香港提到：要重构中国的政治走向，必须通过网络。中共当然想控制网络，但很困难；因为科技发展太快了，每天都在更新，都带来新的挑战。网络可以冲破过去的政治壁垒。像现在，台湾、香港就可以通过网络影响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