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如果注意阅读中国媒体消息，就会发现以10月15日为界，中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热情骤减，如果说此前各门户网站都有专题推出，并放在非常显要的位置，那么声势浩大的全球“占领运动”可说几乎不被媒体“关注”。 我于美东时间10月16日上午9时上网搜索，发现国内大小网站相关报道只有一条，“抗议示威蔓延至71国 英国民众包围伦敦证交所”，新浪（北京）网将此消息登在很不起眼的位置上，但新浪（北美）网的头条却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升级蔓延至伦敦东京”；其时腾讯网首页见不到相关消息，网易的头条是“中泰双方对遇难船员尸检并勘查”，首页上未见这类消息。我在推特上向众推友咨询，据一推友告知，网易早些时曾登载，在讨论区里争论非常热烈。 不仅国内媒体如此，连凤凰网都只在15日登出一条“‘占领华尔街’蔓延至亚太和欧洲 亚太地区民众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此同时，是我在国内某网站的微博再次失灵，发不出任何信息。这已经是惯例，每逢北京认为有事发生，我的微博就陷入如此状况（据说其他微博也有类似情况）。 看来北京是将以下这类消息当成真事了。因为就在15日，曾集中发布中国茉莉花革命消息的博讯网发布了一条消息：“茉莉花运动”告一段落，‘占领北京’悄悄登场”。除了这条网上真假难辨的消息之外，真正发生的有“百人赴临沂”活动，维权人士通过网上传递信息，从全国各地出发至临沂去看望被囚禁的陈光诚。 也就是说，全球的占领活动发生之后，北京那种幸灾乐祸的宣传戛然而止，忙着灭自家院里的火去了。至于那“火“，大概是不灭就会成真。 翻检一下在北京指挥棒下起舞的几家中国官媒这半个多月的报道，实在让人哑然失笑。美国政府与媒体多年来在中国的人权、政治及控制新闻媒体方面持续有批评之声，因为事实俱在，北京的反击除了讲“美国害怕中国强大，意图阻扼中国崛起”之外，始终找不到多少机会回击美国。9月中旬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北京终于觉得逮到了向美国报一箭之仇的机会了。以英文《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与《光明日报》为代表的媒体言论，对这场运动作了如此解读： 一、占领者反对的是美式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观点以《光明日报》（ 2011年10月15日）那篇“向美式资本主义说不”为代表。该文开篇就说：“国际舆论注意到，参与‘占领’运动的美国民众表面上是在指控那些‘华尔街肥猫’，可实质上是在揭露不公平、不合理、罪恶而又丑陋的美式资本主义制度。向美式资本主义说‘不’”。 二、美国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率先提出这个话题的是中国最大的外宣刊物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该报驻纽约记者、美国版副主编陈伟华写了一篇“新闻封锁华尔街抗议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耻辱”，该文说，从9月中旬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开展以来，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此次示威活动，这表明美国并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从此以后，中国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美国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比如《光明日报》评论说“美国媒体与华尔街老板高度一致”，“美国媒体对‘占领华尔街’集体失声的事实充分说明，它们短缺的恰恰是自己一贯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根本不可能摆脱为老板服务、为商业利益服务、为一小撮社会精英集团服务的命运,从来不该也不配享有社会良心的美名。” 这些指责基本出自臆想。有关美媒集体失声之事，只要能够自由阅读，就会明白这种攻击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到《大西洋月刊》，都分析报道了这次运动。参与这次运动的人士目前的主张是反对华尔街那“1%的肥猫”，却并没有针对美式资本主义制度。其深层原因是，美国政府尤其是民主党执政的政府，过去多年来一直支持两房、信用扩张、救助金融和汽车巨头，这些政策从支持低收入者购买住房到保住金融系统、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几乎全都是出自民众利益考虑。所谓次贷危机的源头就是克林顿主政白宫时因鼓励穷人买房提供金融支持。应该说，这也是“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无法在美国“长大”的原因。 10月15日全球多国“占领”活动，主题是抗议不公平的金融秩序、贫富悬殊等经济、社会等问题，不少国家的抗议者还要求政府削减开支。应该说，抗议者提出的问题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均存在，只是程度不同以及形成原因各异。但当互联网上出现“占领北京”的口号以后，北京当局突然回过神来，发现这把火可能会延烧到自个庭院里来，于是态度立刻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媒体的报道也不得不跟着急刹车。这就是中国媒体对“占领活动”的报道由热转冷的真正原因。

最近，我将毛泽东当年论及宪法作用的一段话贴在微博上，引起W友们很大反响，其中当然少不了毛粉们的质疑与反击。 我引的是毛泽东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的讲话：“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趕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 毛粉们的反击以“龙凤呈祥@LFCXCX ” 的言论为代表，“她”认为中华儿女任何人都无资格指责伟人毛泽东，因为毛“开国有功”，“给了每个中国人以尊严”。这类言论既缺乏事实支撑，因为毛统治下的中国人是跪在地上为臣为奴，毫无尊严；不能批评伟人纯系愚者之见。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本朝太祖爷毛泽东不管做过多少恶，说过多少荒唐的话，反正不能批评，只能崇拜。如此见识，不理也罢。 但毛粉们的质疑有点意思，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毛会说这样肆无忌惮的话。这种不相信暗含的心理值得分析。这些毛粉们之所以选择不相信，是因为他们觉得英明领袖哪能说出这样无视法治的话？于是他们要求别人提供出处。不过，毛粉们要求的这出处是有“讲究”的，海外的网站信息不可靠，人家引证的也不行，必须要官方以某号文件形式正式颁布才算数。世人皆知中国是世界上“国家机密”最多的国度，《保密法》虽然载有绝密级30年、机密级20年的保密期限，但中共很少照此办理，所以毛粉们希望作者自证的要求几乎不可达到。 其实，上述说法是有来源的，现在网络上这段类似的话有1954与1961两个版本，其中对宪法作用的贬斥相同。其中1954年版本，文革时流传一本《毛主席内部文稿》中载有，我小时读过。而同一内容的话讲两次，或者出于某目的将当年的旧文旧信翻出来下发，这也是毛的习惯性做法。比如1969年召开九大时，为打击林彪，毛拿出矫情镇物之功夫，将为一大堆“写给江青同志的信”（其中包括自己兼具虎性与猴性的性格自况）与《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照》的旧诗与拿来下发，表明自己对局势洞若观火，但“乱云飞渡仍从容”。最重要的是，毛藐视资产阶级法律的看法早在1949年2月就已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昭告天下，也完全符合他一贯的做法。 毛粉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毛泽东自从得国之后，说话做事大多是为所欲为。这种为所欲为，在当年中国闭关锁国、充斥愚民之时，被认为是气吞山河之领袖气概。比如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属贫穷落后之国，但国人硬被毛教育成自以为肩负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时代重任；毛当时信口开河无论说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如闻纶音，他用过的物品均成为“圣物”，比如当时全国都举行过迎芒果庆典，就因那芒果是东南亚某国领导人送给毛，毛转手一下御赐给省级领导，就成了各省人民集体游行迎接的圣物；毛在《念奴娇·鸟儿问答》里一句“不须放屁”，竟然引发了中共大诗人袁水拍的一篇屁颂，将这四个字说成“中国历史上从来无人敢以‘屁 ’入诗，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方有此气概”。毛泽东将首开中美破冰之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视为朋友，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毛为表示其不忘旧友，在接见尼克松女儿茱莉夫妇时，不仅仍然称他为总统，还轻蔑地对其女儿女婿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并邀请尼克松再次访华。从这些事情可见毛那种“当今天下任我行”的性格。 在毛泽东眼中，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更是无一不被打上资产阶级文化的标签，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他不止一次自鸣得意的自诩“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1970的12月10日见“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时，也说了这句意在标榜自己敢于藐视一切法律规则的话。但那天的翻译不了解这句歇后语，译成了“孤独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孤独地踽踽行走。”有人将毛曾说过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话编在一道，比如“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不要考试，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武斗有两个好处”，“欢迎日本皇军侵略中国”均收录于内。其中有些当年被中共当作圣谕让全国人民学习过，“欢迎日本皇军侵略中国”那条，因为与毛对谈的黑田寿男等人回去向媒体公布了这次谈话，日本60岁以上的左派人尽皆知，我求证过。 毛泽东自况为“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终其一生，他以此为骄傲。但他死之后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与各种颜色革命之后，已经唾弃毛的众多好学生如波尔布特、卡扎菲之流。但不在人世的毛泽东却被毛粉们当作一个政治变形金刚，希望将毛这位“秦始皇”包装成一个常用常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偶象，塑造成反贪反腐、代表底层阶级的伟大领袖。但观毛一生行状，无论怎样包装，都没法成为现代文明社会认可的“民主伟人”，于是自欺欺人成了毛粉们的不二法门。

《南方周末》10月8日 发表一篇“严重‘官心病’背后极恶劣的官场生态”，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官场生态严重扭曲，给中国政府官员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官员群体的心理疾病相当 普遍，程度严重。一是向上升迁压力很大，二是一些特殊部门的官员面临极大压力。这些部门包括拆迁、信访等面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岗位，还有面对官员的纪检，以 及面对政府部门与大国企的审计部门，以及各类游说不断的药监部门。这些部门的官员因接触的多是社会阴暗面，心理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该文还提及了官员心理健 康程度与执政能力之间的关系。 这让我想起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那篇“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这篇文章发布之时，正是台湾首富郭台铭宣布他的富士康N＋1跳的“坠楼者”有心理疾病之后不久。该文主要论证中国的精神病患者类型及生成原因，以及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政治介入方式。如果将两篇文章集中在一起读，会看到以下事实： 一、中国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无论是绝对数量之众，还是占人口比例之多，当称人类历史上空前之纪录。中国总人口官方报称14亿左右，其中精神病患者超过一亿，几乎占人口1/13~1/10。这一纪录相信在百年内除中国自身继续刷新之外，世界上无其他国家可能赶超。 二、 无论是社会中上层还是下层，全容易罹患精神疾病。今年《南方周末》的文章引述的调查谈的是官员阶层易患精神病的制度成因；去年《瞭望》新闻周刊谈的则是社 会底层为何容易患精神病。比如精神病患者多为“一贫如洗”的穷人。该文引证的“研究”如是说：“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消 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槛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 部分病人没有医保。”这等于宣布了如今中国的一条新社会定律，即“穷人＝精神病患者”。 上 述两篇文章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转型期的巨大压力造成的社会紧张。穷人的压力来自于基本生计，比如就业、家庭生计、医疗、子女教育、受到各种不公对待而长 期压抑委屈无处释放。官员的压力则来自于官场的不正常，比如买官卖官造成的升迁管道异化（流行语概括为“男靠送钱，女靠送色”），同僚之间的竞争不是依靠 业绩而是依靠利益结纳的关系，即上下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政治保护关系；公务员群体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面对种种不公正的丑恶之事不能依据是非与良知，必 须“从党与政府的利益出发”（实则是本人前途出发）而扭曲自己适应这个腐败的体制。比如拆迁部门的官员们得炼就铁石心肠，不仅对拆迁户的流离失所无动于 衷，还要将拆迁户浇上汽油自焚看作是“阻碍执法”。其他部门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信访部门面对的是那些充满冤情被折磨得创痕累累的上访户，纪检部门每天饱 览贪官污吏那些花样百出的腐败事迹，审计部门面对假帐还不得不闭着眼睛放行通过（被审计者可以为“通过”审计付费）……，每天面对这个是非颠倒、黑白混 淆、五伦俱丧的社会，可以想象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有黑夜行。 我在国内时，一位检察官朋友曾对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深深的厌倦感，因为每天面对那些贪官污吏们的案卷，尤其是一些他认识的熟人看起来那么道貌岸 然，结果光鲜之下掩藏的竟是那样的人性之阴暗。久而久之，他几乎怀疑任何人都有问题。而在媒体工作的我，也常常面对各种黑暗而无法揭露，因而愤懑压抑，很 理解他的感受。但十年前的黑暗，比之今天已经不知要“光明”多少，许多国内人常通过留言告诉我：现实已经比当年我在《现代化的陷阱》所分析的要黑暗十倍还 不止，在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的黑暗社会里生活，我相信有心理疾病的人会不断增加。 一 个国家如果让大部分国民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么多人口被认为患了精神疾病，那一定是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出了严重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改善社会环境， 减轻国民压力。但中国政府减轻压力的事情几乎不做，反而效法共产主义屠夫斯大林的做法，将持不同意见者都列入精神病行列，采用政治惩罚来对付所谓“精神疾 病”。去年5月 《瞭望》新闻周刊那篇文章说得很清楚，由于精神病院不足，将由司法机构代行收治一些青壮年精神病人。具体做法是即将异见者与社会不满情绪的表达者均视为精 神病，鉴定者不是专业医院，而是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由这些基层组织“摸排鉴定”，确定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并送交司法管制。这种 做法几乎就是按照斯大林定律制定的一套罔顾法治、无法无天的“游戏规则”。 写到此处，我想，读者大多应该明白是谁将中国变成了一个精神病大国。也因此，我相信大多数希望移民他国的中国人表达的理由是真诚的：想在正常的地方生活。

最近我在思考中国为何行宪百年却依然无法圆宪政之梦。在查阅了大量资料方才发现，主要原因其实并非中国的东方文明属性拒绝接受西方文明，而与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有关，直接一点说，是与毛泽东形塑的中共政治文化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态度有关。 这点感悟其实是阅读日本、韩国及印度制宪的文献后生发出来的。这些国家同属亚洲文明，但现在都实行了宪政，它们目前的政治观念与制度都不是从本土的前近代思想的提炼或再创造而产生的。尤其是深受中国古代文明熏陶的日本与朝鲜，其哲学、宗教、法律、政治等传统，没有任何关于宪政政治的因子。这些国家的国民，在近代以前，对“权利”“公民自由”这些词汇均闻所未闻。从近代以来，这些国家都历经了不同的发展历程，曾有过不同的政治文化与人权纪录，但在二战以后受到美国很大影响，如今对个人权利的理解已经趋同，并与联合国人权文件中表达的内容大致相似。同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是开放与谦虚的，认为向西方借鉴“没什么可害臊的”（印度宪法的主要设计者B.R.安贝德卡博士）。 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热情也很高，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学习的范围从器物文明这类形而下的层次扩展至政治制度这一形而上的层次。在法制建设方面的成果也有一本国民政府制定且包含了保护民权内容的《六法全书》。直到此时，与其它亚洲国家相比，步伐也不算太慢。这时候中国人也不认为向西方学习就是“洋奴”，1943年7月4日，中共头号喉舌《新华日报》还热情洋溢地发表了一篇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讴歌美国的自由民主，以及它的存在带给世界的希望，如“167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 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这话放在今天，由任何中国知识人来说，定被毛粉们与五毛斥为“向美国主子无耻献媚”。 问题出在1949年中国发生政权鼎革之际。这一年，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不可逆转之局。毛泽东认为再也不需要与美国虚与委蛇地周旋了，于是他公开表达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蔑视。2月2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宣示说，“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 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 从此以后，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先贤们开启的向西方学习之路被毛泽东及中共腰斩。而且中共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带有极强的毛个人色彩。 毛泽东对待人类的知识有几个特点，一是他自认属于“生而知之”的天纵英才，已站在人类文明之巅，不需要通晓其他文明的ABC就已具有批判资格。比如他在不了解西方宪政、法律制度为何物时，已经预设了必须蔑视批判的政治原则。那篇《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就充满了政治与文化的傲慢。傲慢既来自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与政权在握，更来自于对西方文明的无知与不屑。 二是对人类文明那种极端机会主义的取舍态度。从中年以延安渐成发皇气象之后，毛只表示过要向苏联这位“老师”学习，其余均持“批判性地借鉴”之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问题在于毛判定“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太随意，而且以他个人的好恶为好恶。此后，西方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被毛伟人视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糟粕”。最近关于54宪法制定的一些历史细节被参与者披露，人们才知道，原来言论自由、集会示威自由及迁徙自由等“民权”，自毛泽东政权在握后就被公开视为“西方文化糟粕”。再后来，中苏交恶，中共曾号召全国学习仿效的苏联革命文化也被当作“修正主义糟粕”，与封资一起并称为“封资修毒草”，统统被丢进历史垃圾堆。 三是毛不喜欢别人有知识与教养。毛有名言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知识越多越反动”。前者好理解，因为只有在无知的民众那里，毛才能高高在上地获得神的感觉。后者则源于毛知识结构的缺陷。毛喜好卖弄学问，但他不通西学，中学的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当中只通史，略通子、集，不解经。面对一些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就不能挥洒自如纵论古今，虽然没人敢当面对毛表示任何不敬，但毛知道“腹诽”是少不了的，所以一句“知识越多越反动”将这些大知识分子划为社会异类。但完全没有“知识”也是不行的，毛的知识标准是中小学毕业，能够识字断文就行了。这种“知识标准”的“知识人”，对毛平日纵论古今属于半懂半不懂状态，自是最好听众，半懂状态使听者知道毛的斤两，半不懂让人保持敬畏之心。比如《二十四史》被当作封建文化，普通国人无缘得见，毛才可以在“九大”期间突然引用《后汉书·黄琼与李固书》那句“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下发学习，让大半是工农兵出身的九大中央委员们如听天书，更增畏惧崇拜之心。 毛泽东去世30余年，中共对西学的态度改了没有？没有。因为至今为止，西方的宪政、民主、人权等仍然被当作“西方文化的糟粕”，应该弃而不用，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层次仍然是19世纪末那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