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博客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 VOA 。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事前并未释放任何政改信号，但海外媒体还是从毛语录中止发行、习未去韶山朝拜毛故居等行迹去推测习近平的政治动向。一些对习近平原来充满期待的人认为，习总书记上任一年多以来没找到方向，政治态度左右摇摆，既得罪左派、又得罪右派，还得罪了太子党——这句判断乍听之下，仿佛习近平在朝野树了不少敌。这话的前提是错将崇拜权力的专制政治当作民主政治，以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者有机会成为与习近平抗衡的政敌。 *谁是习近平的政治强敌？* 主张宪政的自由派（即中国习称的“右派”）本来就被中共强力压制，习近平打压他们，无所谓“得罪”不“得罪”。左派本来就媚权，过去数年在闹腾得太欢畅之时，当局也不是没打压过；但左派也不以为这是当局“得罪”他们，过段时期自会调整方向，少说当局不爱听的话，就可以复出了。现在 ，虽然薄熙来已被监禁，乌有之乡却继续办下去，只要继续骂普世价值、民主宪政与外国资本等反华势力，左派就觉得自己还有用武之地，会主动亲近党中央与习总书记。三种势力当中，只有太子党是否拥护习近平关系到京城政治——相当于封建王朝的亲贵政治，这政治的工夫不在台面上。但开国元老们在世时，京城政治在某些关键时期，甚至可以左右最高当局的政治选择，比如1978年。 应该说，太子党——宽泛一点说是“红二代”，太子党只是其中级别高的元老后裔——是否拥护习近平，现在已不是问题了。最近习仲勋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算是个标志性事件，“红二代”已经通过踊跃出席该座谈会，向习总书记表示臣服；就算还有人不服，那也只能是“腹诽”了。习仲勋的纪念活动因为是由习远平出面筹办，因此算是亦私亦公，公私兼顾。因是当朝天子之父，各地政府“自发”的纪念活动当然不少，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纪念会主场参加者规格自然很高，各元老子弟（包括薄熙来的盟友）纷纷出席这一纪念活动，以此表明自己对新君的忠顺。由于一个家族只有一位代表，未能与会的“红二代”成员还表示遗憾。 通过这一纪念活动，习近平展示了他的强势地位：他拥有了江泽民、胡锦涛从未真正拥有的说一不二的地位，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人敢公开挑战他的个人权威了。从此，习近平的个人专断将代替胡锦涛时代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遥想当年邓小平垂帘听政时期，还有个资格相侔的陈云时时掣肘，如今政治局常委内还有谁敢不宾服？ “红二代”当中，习近平算是最年轻的成员。再过几年，目前还在政军财界任职的红二代都将年逾七旬，这个京城亲贵圈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将随着他们的相继离职辞世而日渐弱化。“红三代”目前刚在政治起跑线即县处上开跑，离省部级还有一段长征路。红二代要想让红三代顺利接班，并继续发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不仅不能与习近平做对，还得恭顺地奉其为“红二代”的政治代表。 *习近平之敌：制度生产的腐败官僚集团* 习近平这一年内的政治动静确实不断，每次都有分析者从中找到其左右转舵的迹象。我从不这样分析习的政治动向，所谓“中国梦”主诉仍然是富国强兵，与毛邓并无不同；清除“精神污染”、统一舆论口径和“毛式”思想整风运动等，主要是针对西方和平演变策略而发，目的是维护中共一党专政；“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则是针对官僚集团的严重腐败，所有这些，只说明一点，习近平想用毛式铁腕统治维护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 但是，在太子党及红二代心目中，应该享受裙带资本主义的权贵，本不应包括平民出身的官僚。这一点不会被党报党刊宣之于口，但自胡温第二任期开始，在红二代十分活跃的京城政治中，这情绪表露得越来越明显。2010年3-4月间，英国《金融时报》曾连发“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等几篇文章，谈到这一点，其中那篇“新生代‘太子党’”（Red-blooded’ veterans versus ruthless arrivistes ）非常清楚地指出新老太子党的矛盾： “太子党”一词原本是特指中共革命高级领导人的子女——他们的父辈要么是与毛泽东一起参加过传说中的长征，要么是1949年革命胜利时核心领导班子的成员。近几代“技术派”领导人（江胡两代）的后代是新太子党，他们垄断了点石成金的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巩固权力，曾逮捕数位与邓小平子女关系密切的商界人士，并关闭了他们的公司。 该文还指出，“出身于革命世家的老太子党们十分真切地觉得，这个国家是属于他们的”，“一旦阉人得势，离政权灭亡也就不远了。”（ when the eunuchs become powerful it means the end of the dynasty is near.”）写这些报道的记者明确指出，上述信息是京城圈内的消息人士提供。这点我相信，因为只有那个圈的人，才会如此藐视技术官僚出身的当政者。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此次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许多革命世家的红二代们受邀出席，包括早就被毛清除的高岗遗孀及其儿子在内，都被习当作“自家人”，但媒体却没有报道有新太子党成员受邀出席的消息——如果有，香港媒体应该不会遗漏。 《南方人物周刊》11月6日发表“陈小鲁红二代光谱”，被采访的有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马文瑞之女马晓力，后者近年以习家世交身份，成为“红二代”当中的活跃代表人物。他们都明确地表达了红二代的精神认同：红色江山万万代，“红色江山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头”。《金融时报》谈的是“新太子党”，但在马晓力口中已经成了“官二代”： “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大部分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 理解了“红二代”内部的精神认同，就会理解习近平今后的执政任务是保护红色政权不变颜色，绝对不能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政体。反腐，主要是反官僚集团的腐败，这也是保持中共“执政能力”的必要手段。过去中共其实也是这样做的，以往十余年里落马的几十位省部级官员均出身平民，有些还是“苦孩子”。至于外界认为习近平在左右之间摇摆不定，这种观察流于皮相。我认为这是习近平想通过这种方式警告某派政治势力：决定未来中国的政治路向是我的事情，谁也别想干扰。怎样做，我心里有数。谁也别想给点颜色就敢开染坊。 但是，京城政治只对高层政治起作用，各地政府毕竟是由平民出身的官僚集团在管理。这些官僚对中共政权并无“红二代”这种血肉相连的感情，更多地是冲着利益二字入党做官，而且还要做“裸官”。因此，习近平如何驾驭这驾早已经被腐败严重锈蚀的政治列车，是个问题。 可以归结如下，习近平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源源不断生产腐败官僚的政治制度，而这政治制度，恰好是他与“红二代”都要极力保卫的红色政权。习近平无办改变这一庞大的官僚机器的运作惯性，他其实只是这一政治制度的奴隶。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 VOA 。   中共领导层最近一年多以来的言论反复强调，苏联解体、“亡党亡国”是他们引以为戒的最大镜鉴。其实，无论是从共产党政治集团的政治安全以及转型过程中的获利程度，还是从国家的发展前途来考虑，苏联解体并非中共最应该吸取的反面教训，而是正面经验。 *从苏联到俄罗斯：老权贵带入新社会* 从苏联到俄罗斯，是一条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之路。苏共的老权贵集团成员当中的一部分，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为自己换上一件新政治外衣，比如成立某个新政党，通过民主选举，变身为新政府高官、杜马议员或地方政府官员；另一部分则成为私有化过程的受益者，成为新富阶层；共产党依然是合法政党，只是未能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 新政府既然还是前苏共成员当家，东欧国家普遍实行的“除垢法”当然也就免了。原共产党官员与克格勃不仅未遭到任何清算，其中的杰出人物普京反而几度当选总统，引导俄罗斯政治不断向专制回归，异议人士仍然遭到打压。清算共产主义罪恶一事推进得非常艰难，2011年3月，一个名为“透过秘密警察镜头的布拉格”在莫斯科开幕，内容是通过摄影等图片介绍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秘密警察监视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反映他国共产政治黑暗面的展览，居然被视为俄罗斯政治上的一个突破。 在中共眼中无比惨痛的“前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其实对俄罗斯而言，对内只是那些没搭上“改革列车”的原苏共体制受益者们经历了一段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下降之苦；对外失去了“苏联大帝国”的地位，不再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但俄罗斯所失，正是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所得，这些国家终于从苏联强加的共产暴政下解脱。当然，对于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就梦想成为“世界帝国”的俄罗斯来说，这是个损失。所以普京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谁要是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遗憾，他就是没有心肝；谁要是想恢复原来模样的苏联，他就是没头脑。” 但站在其它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思考，它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以服从与被凌辱来成就俄罗斯的世界帝国之梦？ *东欧国家：建构新社会秩序最成功* 前社会主义国家要完成社会转型，包含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的变迁，其中政治转型最容易；经济转型较困难，一般通过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便可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变迁最困难，因为这是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的转型。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通过“除垢法”清除共产主义罪恶，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比较成功地构建了新社会秩序。 上述几国中，捷克最彻底。1989年1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异议人士的精神领袖哈维尔成了首任总统。此后的清除共产主义精神污垢也推进得最为顺利。波兰清除共产主义污垢过程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彻底的《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至2007年3月才生效，同时对外公布了前共产党政权秘密警察的档案。根据该法案规定，波兰至少有70万人必须向当局承认，是否曾经为共产党政权的秘密警察提供情报。任何拒绝合作或者隐瞒过去的人，将不准担任公职。在这部法案实施之前，波兰民主政府曾规定，高级公务员必须向政府报告他们过去与秘密警察的关系；新法案则规定，学者、记者、国企负责人以及学校校长都必须填报声明表格，否则将被辞退。 上述清算主要是精神清算：不施行对人的惩罚式报复，所有承认曾经当过秘密警察告密者的人，都不会受到惩罚。 立陶宛、匈牙利、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前共产国家在转型后都曾制订过相关法律，统称为“除垢法”，实施时间有先后，尺度宽松有不同，但大体上与捷克、波兰的做法相同。 如果要总结，这些国家用让共产主义制度及告密者声名扫地的方法清算历史，但保证了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中共应该吸取的“反面教训”* 中共真正应该吸取的反面教训，其实是罗马尼亚与阿尔巴尼亚。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前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安全度最差；从建构社会新秩序来说，罗马尼亚比较艰难，阿尔巴尼亚则非常糟糕。 在苏东剧变中，齐奥塞斯库的下场最悲惨，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唯一被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领导人。但他却不是被民主派杀死的，杀死他的是他倚为干城的“党内同志”，比如，扬•伊利埃斯库本来就是前罗共政治局成员。他们对齐奥塞斯库表面顺从，但实际上对齐氏夫妇将政治局变成齐氏的家庭政治局早有不满。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做了一次成功的政治投机，在12月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后接管了政府权力。并且成功地在以后的民主选举中获胜成为新政府的领导人。罗马尼亚人民当时对齐氏夫妇的被杀热烈欢呼也有原因，因为在东欧国家中，齐奥塞斯库对反对派镇压最残酷，没有给反对派留下任何生存空间。独裁者夫妇身死名灭，社会新秩序建构得也相当困难，“回归欧洲”的历程历尽艰苦；国有资产虽完成私有化，但大量集中在小部分统治寡头手中；虽然有了自由选举，但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旧体制只是向一个基于宪法的、有限的责任政府模式进行了部分转化”。 另一个反面教训是被中共在毛时代称之为“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通过12次残酷的政治大清洗，维持其独裁位置直至死亡。在他去世6年之后，即1991年，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月6日，阿国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主席贝•里沙发文批判霍查个人迷信。当天，霍查大学的学生们便罢课、绝食，要求更改校名；接下来所有城市的霍查铜像被民主党示威者推倒，70余卷的霍查著作被焚烧，首都文化宫前的 “光荣属于劳动党”的巨幅标语牌被拆除，政治书店被捣毁。1991年6月，劳动党易名为社会党， 并公开批判霍查。1992年5月新政府做出“第28号专门决定”，将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5月3日夜间，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被迁走。其夫人涅奇米叶被判入狱11年，其长子、女婿也先后被以各种罪名投入监狱。阿尔巴尼亚以后的社会转型也非常艰难：过高的失业人数、普遍的贪污、荒废半荒废的基础设施、与政府高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有组织犯罪网络，以及内部的政治分裂——考诸中国现状，除了经济状况优于昔日的盟友之外，其余的问题倒是真有几分相似。 可以说，中共以苏联崩溃作为镜鉴其实是一种政治误解。中共既然不想走东欧道路，也至少应该避免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结局。从中共政治集团的政治安全考虑，苏联这种“老权贵带入新社会”的转型可谓损失最小获益最大。如果没有“大帝国”这类不现实的利益盘算，中共大可不必要再纠结于“苏联亡党亡国之教训”，而应该向它学习，尽快启动政治改革。结果很清楚：如果由中共政治利益集团主导政改，所谓“清算”，无论从范围还是从程度上均可控制。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 VOA 。 这是一条让人无法接受的消息：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于10月12日对该区金华镇上铺村空山坝7.2万平方米“违法建筑”实施拆除，在参加“拆违行动”的2671人中，有837人是当地大学生。   这件事只是中国青年正在被培养成利益动物的一个例证。   *青年学生的“利益动物化”趋势*   先简述这条已隐然成形的低端维稳链条。据《新京报》报道，这一链条通过四层转包形成：拆迁活的发包方是政府，第一承包者是当地的保安公司，保安公司再将维稳任务批发给第二承包者，即一些被称为“师兄”的年长大学生。师兄出面组织在校大学生参与拆违，半天的薪酬是80元。据说，学生参与“拆违”已成为贵阳大规模拆违活动常规，这支“学生军”5个月参加了6次拆违。   值得一提的是，与众多当信息员、五毛的大学生一样，这些学生参加拆迁并没有任何良心负担，记者在采访时得知，没能参加的学生因为没有机会挣钱而感到气愤。   这条消息见报之后，国内网友深感气愤。有网友嘲讽说，“由所谓的‘爱国愤青’到‘参与者’，只须区区几十元。这就是贵州大学生的节操。”“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发表微博说，贵州大学生参与拆违，本该在学校读书治学的年轻人被无辜牵扯进社会漩涡中，学校、老师对学生的保护从何谈起？   看了这话之后我只能苦笑。“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对学校现在如何培养学生应该知根知底。活跃在各大学校园里的“红马甲”（即校园五毛党）、充当告密者的信息员，不就是通过各学校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招聘的么？网络这个舆论阵地难道不是社会旋涡？与拆迁学生军相同的是都得出卖灵魂与良知，不同的只是工种：红马甲、信息员干的是“文活”，隐身在暗处；“拆迁学生军“干的是“湿活”，得公开出场。   官方在学生中招聘红马甲与信息员，就是用利益诱导，将青年驯化成放弃良知、唯利是图的利益动物。这些人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量产生的左翼青年不是同类，因为那些左翼青年不少出身于中产之家甚至富裕之家，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痛恨当时的黑暗政治，绝对不象今天这批五毛左派愤青这样，在利益驱动之下亲身参与制造黑暗。   *共产运动与恐怖主义的特点：善于动员青少年*   青年人从来就是社会变革的主力。一种文明的存续及发展，全在于这个国家如何教育青年。正常的国家都会将教育青年视为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投资。进入近现代以来，励志改变社会的人群更是以青年为主。中国这条脉络从“五四运动”一直延续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   但是，青少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16岁以前），其思想价值观还未定形，可塑性强，也因此非常容易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求诸历史，我们会发现，动员青年甚至儿童参加政治运动，是极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基本特点。希特勒将德国青年塑造成信奉纳粹主义的“国家青年”；苏共创立共青团组织，将青年培养成苏共所需要的革命后备军。中共不仅向苏共摹仿共青团这一形式动员组织青年，还将革命动员延伸至少年儿童。许多利用儿童团与敌人作斗争的故事，如“王二小放羊”被编成歌曲传唱，许多杜撰的儿童英雄还被拍成电影，如小兵张嘎、潘冬子之类。凡属被毛泽东思想照耀的东南亚邻国莫不照搬这种宣传模式，20世纪60年代，华人组成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在其势力范围内，就从幼儿园开始教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教跳“忠字舞”。塔利班吸收儿童与青少年参加基地组织，利用青少年的无知与盲从，从事各种血腥的恐怖活动。   从上述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出青年运动的种种不足甚至反社会倾向，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臻于成熟之后，也会认真反思当年的不足。但上述运动均没有以赤裸裸的追求金钱为号召。希特勒的“国家青年”是以纳粹主义为理想，欧洲的1968运动以反越战为主诉，错将他们不了解的“红色文革”当理想，但都诉诸一种意识形态。塔利班组织对青少年的暴力恐怖教育，也是以“真主”之名。纯粹以物质利益为诱饵，这是中国现阶段独有的现象。   *左派愤青、五毛与底层无业青年的奇特交集*   中国的左派愤青、五毛大多来自于底层无业青年。在与权力（当局）的关系上，左派愤青与五毛都属于心理依附型；在与资本的关系上，两者都对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恨之入骨，认为国家垄断经济理所当然，这两点都是当局所需要的。还有一部分底层青年则走到了另一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机会稀缺，社会上升通道狭窄的中国社会，革命就意味着人生的机会，至于什么类型的革命才有利于中国的将来，他们考虑得较少。这批人将成为未来中国革命的潜在响应者。更多的底层青年则处于挣扎求活的浑噩状态。   在三者当中，左派愤青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他们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意识形态教育。他们有意忽视真实历史，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毛时代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红色神话，认为自己在追求公平与正义。但他们的公平概念不是西方社会那种基于机会均等的平等正义观，而是结果均等的小农平等观。左派愤青（包括新左与毛左）的思想特点，我在《 帮闲时代：新左派对权力的曲意逢迎  – 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之回顾（二） 》、《 诅咒市场经济错在哪里？ 》等多篇文章中都谈过，此处不赘。但这三者之间的身份转换非常容易，只需要有利益吸引，他们就甘愿被利益驱使，不独贵阳参加拆迁的这些“学生军”，五毛如此，一些政治反对者在遭受当局强大压力与利益诱惑之下，也是如此。   上述三类人产生的社会大背景相同，即中国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几乎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经济就处于无就业增长状态，知识型劳动力严重过剩。出身农村与城市底层平民之家的青年，幸运一点能够低薪就业，不幸运一点的一职难求。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希特勒当年能够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将德国青年驯化成了充满法西斯主义精神的“国家青年”，让战争与种族灭绝成为滋养“国家青年”的意识形态营养土；目前中共政府意识形态处于衰微状态，无法成功地为自己驯养出“国家青年”，也没法用外部战争与种族灭绝作为意识形态营养土，所以只能以利益作为凝聚手段。当社会无业青年越来越多的时候，政府提供的利益即使稀薄，也能短期内聚合为其服务的人群，大量五毛存在即是一例。   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培养本国青年，就会获得怎样的未来。中国政府让青年一代成为无原则生存的利益动物 – 只要能够活下去，告密、当特务、线人、五毛，什么都愿意干，那么，中共的“凝聚力“，即暴力与谎言支撑的维稳体制，就只能依靠金钱支撑，一旦财源枯竭，中共将丧失这所谓“凝聚力”，唯利是图的乌合之众不仅将加入为中共送葬的队伍，还会葬送中国的未来。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 VOA 。 中国政府一直深陷入“财政饥渴”当中，2012年以前，每年税收总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政府饥渴；今年总额上升，但由于税收增速下降，政府更感饥渴。于是想方设法开源节流，节流就是推迟养老金的发放；开源就是决定尽快开征遗产税、房产税等。   * 财政饥渴与维稳新产业 *   中国政府的财政饥渴与“维稳产业”日益庞大有关。这首先体现在维稳新产业不断增加。这个维稳产业的总规模，我一直没法找到相关数据，但今年10月3日，新华网上一篇文章提供了维稳产业一个分支的从业人数，该文的标题是：“网络舆情分析师成官方认可职业  从业者达200万”。   综合相关消息介绍，“网络舆情分析师”这一职业诞生于2008年（我猜想与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工作编织的“六张网”工程有关），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即工青妇等类）职能机构。工作范围与网络评论员即五毛不同，负责“收集网民观点和态度，整理成报告，递交给决策者”。外界认为认为他们是“网络特工”，他们本人否认这点。   这一维稳新行业有几大特点：一是有专业培训，并颁发资格证书，多家中央机构参与了这一培训项目。据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项目于9月份已经启动，对参加培训并通过考试的人，发给“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合格证”；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也参与分润“培训”这块蛋糕，据说“将举行首期舆情分析师培训，培训包括舆情分析和研判方法、舆情危机处理与应对等8门课程”。二是报酬优厚，远远超过五毛。据网易报道“揭秘网络舆情分析师：共分成四级”，最低月薪6000-8000元。如果按照四级的人数与工资取中位数，至少人均10000元月薪，全国每年为这个行业支付工资就高达240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他们使用的软件与设备费用，据说这些费用也相当昂贵。   这几篇报道富有资料价值，一是给出了具体工作范围，让外界明白除了专事告密的信息员，惯于在网络上搅浑水混淆黑白、“引导舆论”的网络评论员之外，还有这么一个诞生于2008年的新产业；二是给出了从业人员的数据，让外界知道“网络舆情分析”已经成为一个很壮观的行业。   以 上产业与人类社会其他产业不同，这些以强化政治控制为目标的行业，其特点是消耗社会财富，却不创造任何价值。在中国，可以说这个行业是用纳税人所交税收供 养、却专门用来对付纳税人，包括看起来似乎不纳税的社会底层（这些人不交个人所得税，但通过生活消费品的各种商业税收间接交税）。   * 东西厂队伍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 *   政府为监控舆论及民众思想，监控队伍在不断扩大，“常规产业”已有数量庞大的信息员与网络评论员（俗称五毛）。这些队伍到底有多大？并无全国性的具体数据，但间或透露的局部地区的数据非常惊人。   以充斥全国数千所高等院校的信息员为例。招聘信息员的广告在国内大学网站上随处可见，前两年连工作任务都列明于上。2008年11月20日，西安理工大学校园网上曾有一篇《创建平安校园 优化育人环境 ——我校创建“陕西省平安校园”综述》，称在学生中就确定了2627名安全信息员，此外还在师生员工中发展了65名特别信息员。当时，该校全部在校学生共26000多名，约每10个学生中有一名半职线人。   2010年2月1日， 一则在新华网被堂而皇之登出的采访称，内蒙古开鲁县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兴臣同志对记者炫耀，该县通过“三个一工程”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线人网 络，可以对任何的异议和反抗都保持“高度敏感”。具体内容是：全局民警及协警人员不分警种、不分岗位，每人在社区村屯、行业单位、复杂场所等布建20名信息员，共10000名；在此基础上，刑侦、经侦、国保、网监、治安及派出所一线实战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5名耳目，共 1000名；刑侦、经侦、国保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4名刑事特情，共100名。刘兴臣开列的线人数量是：由开鲁县公安局掌握的线人高达12093名。该县是个拥有40万人口的县，在这40万人口当中减去约占人口四分之一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等于每25 个成年人口当中至少布有一名“线人”在盯着。   英国《每日电讯报》随即据此消息写了篇文章Chinese police admit enormous number of spies （中国政府养了大批密探），评述这一现象，文中称：“有专家称在中国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或西藏、新疆这类不稳定地区的密探数量还要更多。从开鲁县的密探人数可以推测出中国全国至少有3900万线人，占总人口的3%”，“其他中国城市已经建立了奖励系统。在深圳，有超过18730英镑（约合20万元人民币）在一个月中作为线人举报2000余条犯罪线索的奖励而被发放出去”，即每一条信息100元。   * 网络舆情分析产业需要几个产业供养？ *   一个拥有200万从业者、只为政府提供监控服务、仅工薪就需要2400亿元的行业到底要多少个纳税人供养呢？因为各企业上缴税收无法掌握，只能提供几个从业者相等的行业的年产值（或营业额）的数据，以做粗略的参照比较：   效益不太好的中国动漫游戏行业，现约有企业46090个，从业人数约200万人，产值达100亿。   效益中等的中国皮具业，企业数量超2.6万家，从业人数超200万人，年总产值接近800亿元。   效益较高的中国电子商务行业，该行业从业人员超200万，交易规模达7.85万亿。   平均税后利润达到8%-10%即是企业的最佳姿态，上述三个行业600万员工，最好的状态下，也只能有7000亿利润（事实上不可能这么多），这三个行业的600万员工所创造的全部利润，也无法养活这个维稳新产业的200万员工。             这些维稳产业主要为政府服务，自然由政府买单。据财政部披露，今年预算报告确定的全国财政收入增幅为9.5%，支出增幅为14.1%。在预期支大于收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只好竭泽而渔。有些底层人士认为开征遗产税可用之于补贴底层，这个想法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用于维稳的开支越来越大，例如使用“网络舆情分析师”这类高级密探，一个最低级别的月工资需要若干个网络评论员写1万几千条质量低劣的帖子，自然不可能再有余钱分润给贫困底层。 fullrss.n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 VOA 。   今天，“A Chinese street seller”（一个中国街头小贩）的故事成了英文媒体的一条重要中国新闻。这个词可能会让英文读者联想起2011年突尼斯那位因不堪警察侮辱自焚抗议的那位street seller。我当然知道，这两位街头小贩之死引发的社会反应不会相同，突尼斯那把由小贩点燃的火焚毁了几位独裁者的宝座，中国街头小贩夏俊峰之死，却只能与其他同类小贩的各种非正常死亡，继续见证着中国人的人权饱受践踏的屈辱生活。 *印度墨西哥的小贩的权利与地位* 小贩这个职业，是人类自有商品交换以来就有的古老职业，无数人依靠这一职业养家糊口，也从这个群体中走出极少数豪商大贾。但如今小贩这一职业在中国却很不幸，且不说与发达国家的小贩相比，即使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墨西哥也无法相比。 印度据说有1000多万街边小贩，与警察和小贩之间的冲突不断。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印度各邦、市、镇都成立了街边小贩联合会，还组合成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这个街边小贩的自发组织代表着街边小贩的利益，可以争取在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为本群体发声。在其努力促成下，2012年9月，印度议会通过了《街边小贩2012法案》。根据该法案，任何年满14岁的公民，都可以向当地的城镇售卖委员会注册，缴纳一次性费用之后，就能正式成为街头小贩。2013年1月，一名小贩在躲避孟买警务助理处长瓦桑特的巡视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为此发起了抗议，孟买的小贩们集体走上街头，要求瓦桑特为小贩的去世负责，瓦桑特因此被移送审查。 7月22日，墨西哥东南部塔瓦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市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居住在乡村的十岁印第安男孩曼努尔，因家贫无以为生，暑假期间来到比亚埃尔莫萨市姑妈家，打算在暑假打工攒点钱，为秋季开学购置学习用品——墨西哥的教科书是免费的，但是铅笔、作业本和校服等都需要自己准备。曼努尔很不幸运，在摆摊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城管迭戈•洛佩斯，迭戈逼着曼努尔把筐里的东西都扔到地上，为那些小商品花的钱就算曼努尔卖一星期也赚不回来，曼努尔伤心之下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这一情景被一位路人拍下之后上传至网上，引发了全国性的批评。网民们为城管迭戈欺负十岁男孩曼努尔并顺走了曼努尔的三包香烟感到愤怒，由此引来墨西哥媒体介入并报导。事发地塔瓦斯科州州政府迅速做出回应。7月25日，比亚埃尔莫萨市政府宣布开除城管迭戈；26日，塔瓦斯科州州长阿图罗•努涅斯发表声明，宣布塔瓦斯科州政府将为曼努尔提供一笔奖学金，同时为他提供医疗和心理帮助。 墨西哥这一事件有个因素值得注意：墨西哥法律禁止儿童买卖香烟。但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迭戈对小男孩的惩罚太过分了。塔瓦斯科州儿童福利委员会发言人鲁皮亚•圣地亚哥表示，曼努尔虽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折磨，但“受到了侵害”，因此，该州儿童福利委员会将为曼努尔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 以小见大，中国读者也许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知道，为什么世界对印度与墨西哥政府不是害怕而是尊重，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害怕远大于尊重。 *中国城管与小贩发生冲突的深层原因* 近十余年来，中国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成了中国的常态性社会事件，越到后来，由肢体冲突演化成死亡事件的越多，仅今年以来，就发生了数起，如7月湖南瓜农邓正加死亡事件与福建漳清村民林顺利死亡事件、9月12日乌鲁木齐市维族小贩与城管发生冲突，被到场的警察枪击事件。 城管被小贩杀死事件也有发生，3月19日，湖北黄冈市城管队长段金寅因阻止小米畈村村民熊某违章施工建房，发生冲突，被熊某的儿子突然举锄击中头部死亡。7月29日，内蒙古瓜农辛某与城管发生冲突持刀砍死一城管伤一城管。 对于城管暴力执法现象成为常态，中国社会舆论屡有批评。总结的原因是：各地对城管执法部门的管理各异，人员身份、经费保障都不统一，大量临时工、低学历、低素质人员进入城管执法队伍，又缺乏相应培训，使得城执法过程问题频出。 真正的原因应该不在于城管人员素质，而在于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只考虑了政府的方便：收费、市容整洁，却全然没有考虑小贩的谋生需要。这种管理体制的形成，深层原因是藐视底层社会的基本人权，如就业权、平等权（受其他社会阶层的尊重），广州市的一项调查说明了这一点。 在各大城市中，广州的流动商贩很多，官方估计约有30万流动商贩，为了减少冲突，广州城管部门曾呼吁商贩自律。今年8月，《南方都市报》联合中山大学和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广州市流动商贩调查”，历时1个月，调查范围覆盖广州除增城和从化之外的10个区，通过深度访谈和观察，分析流动商贩群体的人员构成及行为模式，其中近80%的受访者来自农村。 调查结果是，遇到城管执法，约90%的受访者会选择主动离开；约7%的受访者会经劝说后离开；先求情，如果城管态度强硬，再离开的约占2%；“硬碰硬”，就是不离开的占比不到1%。其中有一项受访内容城管部门可作为重要参考：小贩最不能容忍的城管行为中，“骂人或打人”约占比75%；“收缴暂扣物品”占比约52%；“破坏经营工具”约占44%。小贩对城管执法态度总体感觉中，认为“执法粗暴，会动手打人”的占比近10%。 也就是说，城管执法过程中是否尊重小贩的人格，毁损其经营工具，决定冲突是否会升级为肢体冲突。而是否尊重对方，从表面上看来，是城管素质低，个人修养差，但深层原因还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视民如草芥，民众没有任何权利，因此，一旦穿上了“官衣”，同样出身底层、身为临时工的城管们也觉得高人一等。 *国家的尊严来自于国民是否有尊严* 中国政府正在推行新城镇化，苦于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街头小贩这一职业可以解决不少人的生计。为了减少城管与小贩的冲突，中国应该学习印度，制订保护小贩权利及责任法律；允许各地小贩组织街头小贩联合会，让这些小贩有利益诉求管道并实现自我管理；与此同时转变城管部门的职能，让其专门负责街边小贩的销售摊位管理。降低摊位的收费标准，任何年满14岁的公民，不论是常住还是流动人口，向当地相关部门缴纳一次性费用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街头小贩。 这样做的好处有二：第一，通过赋予权利，让小贩自我管理，从而提升其责任感（自律意识）与参与社会的能力。如果各地的小贩能够自行组织，并通过这一组织与政府部门保持沟通，就可以逐步做到第二点，减少城管人数，降低行政成本，减少对小贩的压榨。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小贩，都值得为此努力。 夏俊峰事件带来的伤痛，从家庭层面说，是为三位死者家属留下永远 的伤痛；从社会层面说，则是往官民矛盾这个无法愈合的社会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从国家层面说，则关系到国家尊严。因为一个国家的尊严，不是依靠消灭了小贩的“干净”城市装点，也不是依靠强大的军队与政府大把撒钱外援，更不是依靠网络水军颠倒黑白胡言乱语硬撑出来的。这个国家的国民是否有尊严，才是一个国家获得尊严的源泉。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