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

（宋石男，刊于今日新京报，见报有删节） 《百年孤独》版权又传新消息，马尔克斯的版权代理人卡门表示，该书版权已由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购得，但该公司老总对此却未正面应答（据昨日《新京报》）。在此之前，中文版《百年孤独》在中国累计销售过百万册，却从未获得作者授权。换言之，中国人近三十年来读到的所有中文版《百年孤独》，都可称之为“盗版书”。 我们欠马尔克斯的不止是版税，还有启蒙。莫言、余华、苏童那一代不少所谓先锋小说家，都是衔着马尔克斯的奶头长大的，尽管有人追认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为精神教父，那多半只是虚晃一枪。苏童就曾公开承认，“有人统计过，先锋文学里有很多作家都模仿过《百年孤独》的一些句子，我也用过一两次”。 现在马尔克斯的中文版权问题或将得到解决，这是好事，毕竟意味着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与国际接轨，尽管这接轨还多少带点不情愿的意思，而其标准也有点像魔术师手中的棍子，譬如对谷歌则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高举高打，对百度同样的问题则含笑放行。 抛开知识产权问题不论，细读相关新闻，还有一些疑点。 第一，卡门说该书版权已在年初售给新经典公司，但该公司的老总却只表示“一直以来公司和版权代理方都有接触，目前进展还可以”，则版权究竟有没搞定，仍有疑虑。 第二，关于版权费的具体金额，业界传出的消息多是“或在百万美元左右”，而上海译文出版社方面则称最近一次的报价是50万美元。这些开价实在不太靠谱。同样大牌的另一个小说家博尔赫斯，其全集的中文版权不过5万美元。此外，中国目前的一线作家，版税不要说拿到100万美元，真真实实拿到100万的都不算太多。诚然，《百年孤独》是文学经典，但是否能再次热销市场，从郭敬明等菊花样盛开的美男中突围，还很难说。 最后，近期关于《百年孤独》版权问题的各种报道、消息，很像是精心策划的一次市场推广，其事件发展链条也像一部悬疑片样的错落有致。那么，《百年孤独》的版权问题，也许只是该书高调再版、重装上阵的一种炒作手段。果如是，则被盗版多年的马尔克斯，将再被书商借人头一用。 不过，为何书商要再次热炒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仅仅因为其文学经典地位，号称近25年来影响各国文学家最巨？或者仅仅因为在上世纪8、90年代成长的文学青年，人人心里都有一部《百年孤独》，就像那个年代的男大学生人人心里都有一部《红与黑》，而那个年代的女大学生人人心里都有一部《简·爱》？如果只是这样，《百年孤独》真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之际，再度一纸风行？ 在我看来，《百年孤独》再度一纸风行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中国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这就是马尔克斯在这里一纸风行的最大保障。在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什么都可能发生。好心去扶跌倒老太太的会赔得内裤都变卖一空；站在斑马线上若没被撞死，回家就得给耶稣老爷或者舒马赫大哥磕几个响头；婴儿喝了牛奶没长出大乳房或结石，父母就会兴高采烈地给政府送锦旗；生个小孩养到好几岁，在自家小区里也要严防死守宝马来回碾压；遇难矿工的名字价值连城因此会被贼偷去，没遇难的矿工后来发现解决安全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和领导一起下井；每年都有地方出现免费抢尸体的盛况，而另一些地方却正在天价捞尸；十佳文明市民转眼就被起诉涉嫌颠覆，新长征突击手则因网上转帖而被判诽谤罪成立。 马尔克斯是百年孤独，我们已经快两百年孤独，而且不知道还将有多少人孤独，孤独多久，以及如何孤独。

近日，各地高中课本大量删除经典作品，引发网友热议。编剧刘毅在其新浪微博上发帖称，“开学了，各地教材大换血”——他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比如《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刘毅称之为“鲁迅大撤退”。取而代之的是蒙田的《热爱生命》、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等。20多篇承载几代人记忆的经典课文从教材中消失，便有网友质疑，既然是“经典”，为何要撤？我想说为什么在乎那几篇文 …… ……

周泽雄 评论作者 快成为惯例了，每年秋季入学之际，围绕各种语文教材的改变，都会引起人们热议。今年概莫能外，引发较大争议的，是人教版语文教材中，鲁迅经典小说《阿Q正传》被删除了，而当代先锋作家余华的“荒诞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第一次进入了教材。 对此，我愿从积极一面去看。在积极一面，我们的语文教材不再一家独大，一些地方教材得与曾经一统天下的人教版同台竞争，总是一件好事。日后，如果私人编著的教材也能获准竞争，使学校和学生得到更多“择善而从”的机会，无疑更是美事。在人文著述中，集体的力量弱于个人，乃是一个被无数经典证明了的事实。以为集中一群专家就能获得“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效果，不过是一种认知盲点。遗憾的是，在这个盲点里，我们沉陷过深。 在对语文教材的认知上，过往的做法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尤其表现在迫使语文教材兼任过多政治教化的功能上。无论主事者如何振振有词，此举总是包含着对语文本身的轻慢。近年来的语文教材改革，在这方面着力较多，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只是积弊较重，仍有余地可挖。 即使撇开“脱政治化”，仅从语文自身发展的角度着眼，每隔数年对教材作一些改进，也是必要的。在一个良性教育秩序里，此类改变不应引起太大争议。因为，语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会一味怂恿创新，语文教学所必然附带的文化传承功能，使它具有某种保守天性，捍卫传统远比所谓“锐意进取、突破创新”来得可贵。但奇怪的是，坊间围绕语文教材的争议，每每流露一种舍大抓小的倾向，论者不是从教材编纂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上入手，而是性喜就哪位作者入选、哪篇文章落选争执不休，致使关于语文教材的探讨，滞留于人事之域，缺乏向前推进的势能。一个突出表现是，只要事关鲁迅文章的存废，总令人群情激昂，似乎鲁迅作品在教材里的一举一动——有时不过是总量略有削减或用鲁迅文章A替换了鲁迅文章B——都关联着一国文脉的存续。这难免有点神经过敏。 前人创造的作品是如此群星闪耀，课文可以容纳的篇数又是如此有限，这使得任何一篇作品，都难以被赋予标志性意义；所谓的标志性意义，往往是人为放大的。一篇作品的入选，更像是一种由机率左右的中奖，它不过是在数百篇条件相同的文章里侥幸胜出罢了。拿不同作家进行比较是这样，单独考察同一位作家也是如此。假使起鲁迅于地下，让他自己挑选适合入选中学教材的文章，几乎可以肯定，他的选择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有鉴于此，我们实不必对某篇课文的入选与否过于敏感，只要入选文章水准适宜，哪怕鲁迅文章一篇不选，也不见得坏事。 语文教材毕竟不同于文学史，在文学史里“光芒万丈长”的作品，也不见得适合进入中学教材。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世界也一样。荷马、但丁的作品曾经被西方人视为“世代相传的书和学校”，今日也已在教科书里风光不再。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哀伤的结语”一章里感叹道：“当我还是孩子时，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几乎是学校课表上普遍都有的，它是莎氏悲剧最精彩与最感人的入门之作。现在的老师却告诉我，许多学校都无法让学生读完这部剧作，因为学生们发现它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兴趣范围。”他还说，为了方便学生理解莎士比亚，有些学校的老师不得不“制作纸盾纸剑来代替对该剧的阅读和讨论”。即使如此，难道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因此就打了折扣？ 此外，虽然鲁迅有其伟大之处，但人们对鲁迅作品倾注过多的情感，也有文学外因素。由于政治上的干预，鲁迅与其他作家，并非始终处于平等竞争的态势中。如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文字，曾经被蛮横排除在教材遴选范围之外，他们只能在鲁迅作品的注解里略略栖身。理由仅仅是：鲁迅批评了他们。就是说，人们对鲁迅先生独一无二性的体认，与他曾经被政治性地赋予独一无二的地位，密不可分。因此，在我们谈论教材里的鲁迅时，先对自身的这份情感进行约束和反省，去除其中可能残存的“情感滞留”因素，就颇为要紧了。 依我小见，中国文化和文学里，历来有一种重审美轻说理的倾向，理性之道长期被我们贬为文学审美的旁门左道，致使国人的思维能力较难得到系统培养。这是令人痛惜的认知痼疾，也是我渴盼语文教学予以重视并改进的。 我在新编语文教材里，既欣喜地发现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帕斯卡尔《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等文章入选，也哭笑不得地看到王羲之《兰亭集序》赫然在列。对《兰亭集序》文章义理上的种种错乱，钱锺书在《管锥编》里曾经批亢捣虚地予以分析，并化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名句，以“词肥意瘠”概括之，持论周正，足以服人。我们的某些教材编纂者不予吸取，固步自封，在一种惯性驱动下将其囫囵选入，未免过于粗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