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作者： 冉云飞  |  评论(9)  | 标签: 微博 , 三有 , 推特 冉按：原来没有腰病以前，每天写博客写了近六年，其签名档是“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现在虽然没办法天天写较长的博客了，但还是每天要写几天微博，以示“日拱一卒”，对当下关涉公共生活的人事，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批评。每发一条微博，尽量言之有物，但有多少让人觉得有意思的，就不敢那么自信了。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每月我会将自以为精华的推文辑出来，让朋友们观看。现在已达四十辑，大约也有几千条了。在下觉得胡供侠出了本《微书话》，觉得可仿其例，来一本《微言大义》，做成口袋书，让想看的朋友们在暇余观看，还是有点意思的。以上为五月份在我微博和推特上所发推文之结集。2012年6月8日晨7：03分于成都 1、书贩转卖《文革秘闻》等万册禁书遭诉http://t.cn/zOTSvLO在港台合法的书进了内地就成非法出版物，这是从法理上变相将港台开除了中国，同时更是明目张胆地对内地贱民的“种族”歧视。重判所谓贩卖禁书者，是有司无所不用其极地管控真相，继续大捞不当利益 2、读老报人曾伯炎先生所写《中江武斗采访录》，得知薄打断自己老子三根肋骨的事并非绝无仅有。中江兴隆乡阳光村孔繁露因其母不让其造反，拿枪威胁她，搞忘枪是上了膛的，故儿杀老母。像薄、孔这样的人固然不多，但造父母的反，却也是文革时髦：“炮轰老爸，火烧老妈；改组家庭，我来当家” 3、有司不是觉得自己牛掰，崛起人类之外吗？为什么贵党的官员和批评政府的人，都往你觉得是纸老虎的使领馆跑呢？贵党员不是像蝗虫一样多且是特殊材料铸成的吗？为什么不策反几个美国鬼子到中国来，干扰美国内政呢？可能你除了绑架以外，就没有这个能力了。 4、1960年捅到国际上的、著名的天安门“白日点灯”案，主案者何明渊说“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http://t.cn/zOTdnqO在处理这件敏感案子时，彼时政府还算尚存点理智和人性，不像今日处理敏感事件那样蛮横，谁说得对就不听谁的，而且总是做出最不可理喻的抉择 5、对世界来说，今天是新闻自由日；对中国来说，今天是新闻自由曰。因为在中国新闻太自由了，自由日太多，最后只好日变形，由日而曰。热烈祝贺中国在“自由之家”的新闻自由度评比中，于197个国家中荣膺第187名，在亚洲最终打败了北朝鲜。 6、戴秉国：13亿中国人民有权走与西方不同的路http://t.cn/zOHyPr9戴秉国：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http://t.cn/a3UvGP对比戴氏三年前的言论，公然把国家领土完整置于不自由不民主的制度之后，你就知道他此番所说话的真意了。 7、我对人性没有过高的要求，但对那些真正帮助过我的机构和个人，始终怀着善意与敬意，不会因他们在某件事情上处理欠妥而怀疑他们的动机和正义。人都是有局限的动物，他们的判断和处理容有差池，但不要被动机和阴谋论所困扰，而抹黑别人所做的不懈努力。故我感动盲侠委托闪电侠所发的声明 8、《王若水80诞辰纪念》P60：“我回顾这许多年来我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大部分不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专制者效劳，而过去我对这一点还不自知。现在我梦醒了，我的盛年也过去了。我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幻灭感”//有多少人至死能说不负此生？ 9、1949年后大陆教育之坏甚于中国任何朝代，@土家野夫 兄所作《残忍的教育》是一个标本：“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http://t.cn/hdct8N 10、有朋友赞赏四九年后的扫盲成果（且不说这成果多半出于政治统计学），其实钱钟书早就说过了：“以前的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接受教育，现在的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只许人民接受一种教育；没接受过教育的人民因不识字而上当，只接受过一种教育的人民上印刷品的当。” 11、人民日报:香港对中小学生进行国民教育并非洗脑http://t.cn/zOQKtGp是人都要吃东西，但别人不吃三聚氰胺地沟油，遍举美英法等国都有国民教育，惟独不说他们的国民教育里没有党化教育的私货。如今香港自由之沦陷，与其说是温水煮蛙，毋宁说更像凌迟处死，弄死你还邪恶地观赏着你如何死 12、5月7日纽约时报：大学网络化已成不可阻挡浪潮http://t.cn/zOQQH6M中国的大学无论从知识和心灵都自建高墙，自铸牢笼，学生和老师使用的都是受到严重干扰的局域网，几无创造力与怀疑精神，从思想到身体上都变成了政权的寄生虫。除了崛起于人类之外，你看不到中国大学的未来 13、奥唐奈等《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P41：“文官出身的政客们，因为不愿接受民主制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不断寻找军方的“协助”，用听起来伟大的国家利益作为借口掩盖他们个人私利；没有来自官僚的大力支持，军方是不可能干预政治的。” 14、从好战的角度上讲，中国绝对可以与菲律宾一战，但当你知道菲律宾国内有媒体有学者批评黄岩岛非菲领土、棉兰岛被划为穆斯林自治区时，你就知道菲国之价值观，是中国战胜不了的，拿多少钱买通多少人去当炮灰也不行。为什么不可战胜呢？就请那说菲想被中国揍的人自圆其说吧 15、小偷入室抢劫你会奋起反抗，但有人滥发钞票让物价大涨，狂抢你钱时，你就抓瞎了，这得有点脑子才能判断。有人直接剥夺你的利益，强拆你的房屋，让你和孩子吃毒食品，你会大骂他无视人权。当他披个国家利益外衣的马甲时，你就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了，原来马甲是很多人的蒙汗药。 16、喜欢中菲一战的人，不知是自己还是有兄弟参战？如此热血沸腾！自卫反击战死难战士，其母33年后在很多人资助下才第一次去看到儿子之坟；抗联合国援朝，很多战士回国遭受迫害；至于国军的抗日英雄，曝尸荒野，牛羊践踏，腾冲、岳麓山等地发生多起。猫有九条命，你有多少条？ 17、我尊重每个人的情感表达，但理智的思考依旧是必须的。看了一些人在网络上喷血撸管的行为，很抱歉，让我深感在被愚弄的“爱国”大旗下有多少铁血分子，就在面对自己权利受损时有多少怂人。那种很少抗争过的忍辱偷生和任人宰割的沦陷感，终于在对外集体“正义”的发泄中找回了点补尝 18、残酷现实比如强拆、毒食品等，会让一些人稍微清醒。但一遇上“国家”这壶酒，他就喝得烂醉，变得不醒人世，有些人甚至一生无法从此进化过来。在此点上，还是“革命导师”列宁说得好：“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19、现实里无论活得多憋屈多窝难，在健盘上“爱国”都气吞山河，仿佛天下就只剩他不是孬种。如果他们能分出百分之十的热血，为自己和周围同胞的权益受损起来抗争，这社会哪是如今的鸟样啊。有人说战后不善待军人和要求军人打战是两回事，不能拿来作为反战的理由，这是我读不懂的汉语。 20、北京日报言论：“一个不爱国的人，也很难爱家爱乡，往往只爱他自己，社会道德层次往往也是十分低下的。”大河里满了小河才有，爱国家才爱个人，完全是本末倒置违背人性的政客式忽悠。看清人邓瑶“若兄弟而途人之，反能执途人而兄弟之，有是理乎？人亦肯信之乎？” 到底是谁数典忘祖？ 21、爱国主义隔一阵就要抽疯，这是08年前奥运会时我所集的《世界著名“卖国贼”言论集》。罗素谓“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皮尔斯说：“爱国主义是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1baddad0309b4255。 22、前两天发关于中菲之战的帖子，其意是说四九年后没有尊重死难及伤残军人的传统，是让大家在好战时冷静点。遭到不少出格的谩骂，胡适先生说，他们骂得过火，我替他们难过；他们骂得不对，我替他们着急。我不认为我说的都对，若说得不合你意请理解，因为我不是为合谁之意而活的 23、有朋友见我没参与某著名争论，谨答如下：我讨论的前提，一是观点要有讨论的价值，二是人要有讨论的余地。否则无论如何均不争论。我比较自信自爱，不高估名人的见识，也不对人性看得过高，故不容易对别人失望和苛求。当然最重要的是，人性极复杂幽微，慎下结论和作全称判断。 24、说我文章写得不好，尊者长得难看，只要是个人独立判断和真正思考，均无不可。在专制之下“爱国”需极度谨慎，因它随时会将爱它的人绕进去，吞噬得寸骨不剩，作了它的祭品而不自知。谢谢你的真诚。@d1018 ： 我过去有意地中伤过为这块地做正确事情的人，我说冉云飞文章写得不好，老喇嘛长得难看，挺多事儿我现在可能都回忆不大起来了…爱国的时候我还挺克制的或者说是虚伪，因为我心底里发虚所以会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不是去真正思考。 25、没想到大眼要到2008年才把自己从“爱国青年”震醒，我是被八平方彻底震醒的。凭着常识和契机，我们终究要从“爱国青年”进化出来。这在正常的国家多么容易，但在某国却如此艰难。@李承鹏 ：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另一方面，长城也应该要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写在5.12的爱国帖》。链接博客地址：http://t.cn/zORd6FH 26、为什么狗摇尾巴，那是因为狗比尾巴聪明，如非则反之。操控信息、制造敌人乃至挑起战争，是权力不受约束者的常态。差别只在于，在民主社会大多只是电影故事，恐怖的是在专制社会就是现实本身。看《摇尾狗》http://t.cn/zOEaHjy就知道这次中菲冲突，大陆官方是怎么玩的？ 27、不少国人把事不关己视为高明的处世哲学，灾难频发并不奇怪。刘瑜说“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28、弗朗西斯•福山近在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从未建立起法治——可以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的独立法律制度。中国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权力制衡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受各种规定及惯例约束的官僚体制，以及儒家道德体系。…今天运行的体制在本质上也是如此，皇帝的角色由共产党充任。” 29、17部委要求组织好“六一”庆祝活动http://t.cn/zOEDozD“以迎接党的十八大为契机，深入开展党的历史、党的知识学习教育，增强儿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用党的光辉历程和奋斗精神激励广大儿童”精神上的三聚氰胺毁人不倦，许多父母只不过是在为奴隶主增添奴隶数目。 30、金博士说：“我们看到真相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对于此话最好的注释是民主德国六十年代的一首诗：“对时代的声音充耳不闻/对身边的事件视而不见/心知肚明却不言不语/这样的人才能活下来终老/当然，但是，得有个条件/要想这么活/你得是石头刻成的” 31、一个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愚弄的人，一个自己还没遭难就不关心别人的人，一个只会喊爱国而没有基本人性关怀的人，一个大喊别人汉奸却对政府恶行从不敢抗争批评的人，一个兄弟而途人之却说自己爱普天下人类的人，这样的人要多低的智商和常识倒错才能造就得出来？ 32、中国教育的毛病之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教材内容选择，不是培养独立人格、生活情趣、基本人性关怀、提高审美能力，而是用无尽的道德要求来约束，让一个人当完人。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却被赞美，倡导大公无私，如此违背人性的洗脑教育充溢从小到大的每一册教材。 33、语文教材弊病很多，举其大端：撒谎杜撰、反人性的道德说教泛滥、仇恨意识强烈，选文单一（愁苦的杜甫、激愤的鲁迅等）。更要命的是，很多人包括不少老师开口闭口“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抗美援朝”，这就是愚民教育深不见底的下意识效果，人们受此毒害大伤自己权利而不自知 34、五十年代许多人歌颂政府和响应鸣放而成右派，那是因拍马被尥蹶子和犯了响应号召罪。如今你要去钓鱼岛和黄岩岛卖命爱国，爱国的权利还没配送给你，你硬要去，就会有太平洋一样多的中国茶等着你喝。同理，朝鲜绑架中国渔民，当人命与某党利益冲突时，外交部就特别稳贱 35、有人说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就像爬向一堵倒向自己的墙壁。爱上一个由不爱自己的政府所操控的国家，是否相当于爬向千百幢倒向自己的摩天大楼？埋葬得尸骨无存。但很多人的确愿意毫无条件地被绑架，谁还说不少以犬儒著称的国人没有牺牲精神呢？死也要傍棵大树，好吊起来看上去比较有观赏性 36、现在反腐会有很多人认同，提倡民主自由也会有不少人赞赏。但唯独最易被官方牢固利用的就是对国家的偶像崇拜，成了某种程度上不能批评的禁脔。中国特色成为国家至上主义的温床，使得北京日报以西方新闻自由的盅惑为说辞，公然为毒食品、建筑质量、官员贪腐等辩护。 37、北京日报要求中国媒体唱响主旋律，有朋友还记得我几年前就把主旋律解释为主子的旋律。同时我也写过一篇《政府部门名称新解》，请有兴趣的朋友据此填出对应的部局。水害局、来电局、乱通厅、遮羞部、母安局、私用事业局、教愚部等，大家可以据此玩此种游戏，可观察出政府部门的实质 38、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非常不错，但偶尔还是无意识地被“解放前、解放后”等新话套住。刘瑜的《民主的细节》等文字亦精彩，但她在给胡缠所译的《房间里的大象》写前言《沉默不是金》里也未觉察地习用新话“解放前、解放后”。可见就是高明的心智也难挡新话语言习惯的绑架和污染 39、没想到我贴出“解放前后”之类的新话，有很多朋友认为此乃小道。新话之制造是意识形态铁幕之必须，如此一来，人们的思想很难挣脱官方之桎梏，且便于统治，降低管理成本，最大限度剥夺你的利益。换个角度观察，一些文章写得较好的人如王小波、野夫、高尔泰、林达、刘瑜等就是基本不用新话的人。 40、看了不少事涉爱和教育电影的，《闪亮的风采》还是让我震撼。爱是需要弹性、温度和距离的，不然爱就成为恶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被望子成龙的观念和扭曲成功学所误导的吾国家长，不可不一看。人生短暂，孩子的一生得自己走http://t.cn/htpDrk 41、真说到了点子上。吾国今之恶之所为恶，是要绑架所有的人，不让你独自清白，葆有良知。@烟萦刺虻 ： 生命的屈辱首先是良知限制：不能向一个垂危的人伸出手臂；不能为一个人的自由酣畅的举杯；不能为正义潸然落泪，更不能对不公表达愤懑。只有一个出路：在活着和作恶之间做出抉择—这是唯一的自由：为了喘息、繁殖、吞咽，生命不得不践踏别的生命。良知死了：死于邪恶的劫持，死于共谋的羞辱和罪孽。 42、美国汉学家白鲁恂谈中国政治文化：“…很少有国家的政治文化像中国那样的强调仇恨，这种情况到中共上台之后达到了顶点…，中共捨弃制度化的正路，拼命往社会当中塞进更多的仇恨情绪。…凭着这股恨意，他们对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并获得快感。” 43、北京日报社长梅华宁说新闻与媒体的功能就是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说话，压制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对手。如此赤祼祼的挑衅言论，就像清朝要灭亡之前有大臣说我们有兵。在整个意识形态虚假面纱被民众撕得稀烂时，梅似乎还想像薄一样凶悍地展示一下，我们还有北京日报！难道他想上位想疯了？ 44、这个说得清晰。像当年渲染钱学森等如何冲破重重阻扰回来以证明其爱国，好像那些没回来如余英时先生等就比谁差了一样。余先生哪句仿托马斯．曼的话很精彩，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杀猪再复活 ： 所有为了自由离开这里的人我都尊重，所有留下来的人我都表示尊重，不管是为了现实或者理想，留下来的不一定比离开的人更值得尊重，留下来的人也别瞎扯为了什么狗屁的伟大情操，那是忽悠别人用的，情操是做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45、兄弟这段子不错，人情世态尽在其中@慕容雪村 ： 乡镇干部三件事：吃点、拿点、抓流产；县级干部三件事：卖地、维稳、收点钱；省级干部三件事：讲话、视察、做表演。百姓三件事：出钱、卖力、干瞪眼。 46、教小女及朋友们几个孩子几年了，他们的语感、节奏、韵律、神采及对古文的理解明显进步，这令我非常开心。一直想编一本传诸久远的《古文初步》或者叫《那些感动我们的怎能忘怀》，其选择是充满爱与美、生活情趣、有做人底线（不选道德高标）、热爱生命，剔除传统里等级观念等窒息人性的部分 47、中国渔民在朝鲜的日子:噩梦般的13天 刻骨铭心挥之不去http://t.cn/zO1jacv一碰上朝鲜这样的无赖，中国外交部就显得特别稳贱，情绪基本像僵尸一样稳定。一个不尊重和爱护自己国民的政府，才会对朝鲜军人的恶行保持惊人的淡定。那些赞美朝鲜以及像打了鸡血一样的“爱国者”现在都哪去了呢？ 48、蔡仲德论述冯友兰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甚至不区分祖国与政权，不考虑政权性质，…这种国家至上的观念决定他们往往把国家的独立、统一看得高于一切，以致在国家的强权面前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忍受来自国家的侵害而不反抗，也对国家侵害他人的现象保持沉默。” 49、看@胡洪侠 兄《微书话》读到杨继绳先生有次说他所在小区有一卖盗版小摊，向他孙子推荐盗版《墓碑》，说“你过来过来，看你爷爷的盗版书”，令人莞尔。大陆不能出而盗版，尚可以理解。但有的读者，能买到正版纸版，却非得在网上传播不经授权的电子版，这实在是件于作者读者都双输的事。 50、我扫了一下抄毛延讲的百名作家，可以说几乎没有让我感到意外的。我意外的是余秋雨、王兆山为何落选了呢？难道是他们不够格？不会吧，他们的名声实在非常匹配抄毛延讲。在当下，对毛这个东西还以认知糊涂来推托，还用有压力来搪塞，只能说缺少基本的诚实。 51、对中方今年批评美方人权的思考：说美国流落街头者数百万人，如果派支中国城管前往，可以保证美国街头几乎不敢有流浪者。又指责美国枪支死伤率发达国家中最高，若中国允许人持枪支的话，可以秒杀美国发案率。看来不让人流浪和持枪成了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的最佳证据 52、欢迎中方指责美方人权问题，我们想问的是美国山巅罪受害者有多少？喝茶党何在？有多少强拆？多少访民？他们的久敬庄在哪里？有无安元鼎？地沟油何在？他们有多少躲猫猫死？贪污犯有多少？他们有无GWF？他们的方滨兴是谁？请用准确数据和逻辑打击纸老虎美帝 53、人质群体之间的最佳效果当然是都不告密，团结起来，让绑匪无从下手。但群体中的个人为了获取自己的好处，就有人乱编造或提前告密，以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为每个人都考虑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互相告密揭露，发人阴私，层出不穷，此风日炽，于今为烈。这就是我所称的告密中的囚徒困境 54、很多父母从不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尽情让孩子吸收学校的狼奶，还以适应社会自欺。这就像@王小山 兄批评蒙牛等毒奶，却被有些人阴谋论地说成是躲在后面的竞争对手通过他有意抹黑。父母要尽量与狼奶切割，一大型酒业集团的朋友告知客户，以后有谁登蒙牛等毒牛奶的广告，别来找我。 55、即使每天只上“网上人民日报”的新浪，也不难找到抽那些成天粉饰社会的国人及报纸之脸的文章，来得如此劈头盖脸。今天人民日报说“中国人权事业进步不容抹煞”，但比美国人权好五倍的国家为何“中国妈妈海外奶粉抢购：奶粉刚上架就被扫光”呢？ 56、陈兼论抗联合国援朝：毛的“思路则集中在如何通过高举革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将朝鲜半岛的危机局势转变为实现广泛国内政治运动的新源泉，从根本上加强中国人民对新政权‘合法性’以及中共宏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造计划的内在支持与认同，从而强有力地推进中共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控制…” 57、学者孙康宜：“当年保密局的谷先生来抓我父亲，本来连我妈也要一起抓去。但我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拿起一根很长的棍子朝着他猛打过去。据说谷先生因被我这么一个六岁孩子的孝心感动而作罢，否则我们姐弟三人可真要成了孤儿了。”/大家看得出台湾和大陆的区别吗？ 58、环球原话：“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特此更正。民主国家的政府（因为环球是政府的宣传机器）从不敢说腐败无法根治，更不敢说腐败还能得民众允许。可仿此创作#允许体#@冉云飞微博 ： 《环球时报》以逻辑上的超级混乱著称，新近又放言“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作为屁民可否来个#适度体#大赛和文化衫的创作？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响应这样的言论。比如应允许官员适度强奸、允许适度裸官等，为发扬《环球时报》的无赖宣宣逻辑做出更大贡献。 59、深夜读毕孙康宜先生的《走出白色恐怖》，想起他们一家奔向自由的经历，再想起过几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及至今仍在受难的人们，禁不住录下柏扬先生在绿岛刻下的句子：“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60、中方反对强行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http://t.cn/zOgttwf出现大规模枪杀儿童的罪恶行径，已有十三国驱逐叙利亚外交官，同为独裁兄弟，故官方惊人蛋定。人家自己国家的民众要强力更迭，你是不是也算是干涉他的内政？这说明干涉内政一说从逻辑和人道上的内在不自洽。 61、堪称的论，这就是环球提倡主子的旋律的苦心。@西门不暗 ： 环球时报的三板斧：在民族立场上，宣扬崛起中国论；在民生问题上，强调复杂中国论；在民主进程上，坚持独特中国论。 62、变态成功学在吾国之泛滥，非独贪腐和学历造假之官员为然，如环球一样混淆是非的宣宣亦然，整个社会价值观唯权力和物质是尚，故各种远超人们想像的怪现状层出不穷。像爱默生如下的“成功观”自被视为天方夜谭：“能欣赏美/能发现别人身上的好处/能把自己奉献出来/这就算成功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9 个评论 冉云飞的最新更新： 不会做父母的中国人 / 2012-07-19 11:16 / 评论数( 5 ) 推特微博“三有”语录64条（41） / 2012-07-09 23:05 / 评论数( 9 ) 只有来不及的爱 / 2012-06-18 11:24 / 评论数( 14 ) 推特微博“三有”语录57条（39） / 2012-05-01 23:33 / 评论数( 1 ) 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 2012-04-17 21:21 / 评论数( 14 )

2012年06月09日 10:10:03 八卦掌 调解协议：“马甫平先生、纪连海先生在本协议生效后，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此次事件相关内容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进行评论。否则，后果自负。” 6月4日 《京华时报》 马甫平告纪连海抄袭，随即被一万块钱摆平，嘴巴还贴了胶条。学者，你忒也不值钱了。       张发财：“并未事前征得您的同意就擅自使用您的画作，真是惭愧万分，特来向您负荆请罪。” 6月5日 《南方都市报》 古书读多了，张发财错将今人当古人，错用了当代画家的作品，非要闹着学廉颇。还别说，相对于纪连海的着人摆平，负荆请罪真是个挺来劲的事。 许钦松：“我觉得态度不错，挺诚恳，《舌尖上的中国》栏目组用国画来表达传统美食文化的内涵，这种创意我还是很欣赏的，对个人作品被错认为是古画，也大可一笑置之。但我的另一层身份让我不得不想更多的问题。” 6月5日 《南方都市报》 一边负荆请罪，一边惺惺相惜，这一出叫“将相和”，纪连海先生，读过《史记》吗？ 刘心武：“我说的主流红学，也就是你们都知道的某个研究所，他们体制下的一帮人，享受局级待遇，拿着拨款，没做出这种事儿，还不让大肆报道。这种压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不理解。我只能说，周汝昌做出的各种成就都是在单打独斗的前提下，他跟研究所合不来。” 6月1日 凤凰网 周汝昌刘心武陈林胡文彬自称非主流，冯其庸周思源刘梦溪蔡义江也不愿认领，这年头啊，说谁“主流”那是骂谁。   格非：“当我们的作品刚出来时，马原、莫言、韩少功等，包括王蒙，对我们非常忍耐，不遗余力地给予赞扬，让我们从前辈的方法中汲取到东西。现在我们与80后、90后作家之间，可谓相敬如宾，但也很少尊重对方的创作，很少对同行的作品进行指责。否则会被人家说，你老一辈作家拿着棒子打我们。” 6月5日 《新闻晨报》 从韩寒的《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开始，作家们就应该明白，“沟”已经大到根本不用挤了，只好相敬如“冰”，否则举案齐眉（棍）。 马原：“我真的是喜欢，我觉得百年之后能留下来的书，肯定有一本《活着》，一本《废都》。” 6月4日 《新京报》 在这两本之外，我选《我与地坛》，那两本盛的是肉身，“地坛”载的是灵魂。 余秋雨：“有一次我跟杨澜讲，很多诬陷过来的时候，我只要拨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但如果这样的话，我辞职的意义就没了，所以我没有拿起这个电话。” 6月2日 四川在线 怪哉，“诬陷”这个问题，难道不是找法官解决吗？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莫非余秋雨家的电话能杀人？ 王蒙：“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与发展的追求者、在场者、参与者、体验者、获益者、吃苦者、书写者与求证、作证者。我喜欢追忆、咀嚼与研讨中国的政治，我有责任说出真相，我必须泄露一些‘天机’，而不能听信各式的信口雌黄。” 6月2日 中新网 曾经是革命的红小鬼、部里的年轻人、文学的流放者、文化的官老爷和老庄的发言人，王蒙有资格写《天机》，但他说“到现在都没有麻烦，都是鼓掌”，不靠谱。   黄秋生：我讲电影，你班×契弟就嚟生事打架，又唔睇人写嘅前文后理，一味断章取义，不停洗我板。搞到我要请教你班××仔乜×系罗志祥。唔识咪唔识啰，唔识有罪呀？唔识刘德华就话啫，出咗华人世界都有人唔识刘德华啦，有乜咁出奇！吾好以为你吔好捻重要，人吔讲乜都有你份，成日想害你。有病睇医生啦，×××！ 6月5日 《南方都市报》 谁给翻译成中文？ 范冰冰：“我入行以来没找过‘干爹’，也没任何‘干妈’、‘干哥’、‘干姐姐’之类的，也许找‘干爹’的人是觉得一个亲爹不够吧，我亲爹特别好，我很爱他，所以也不需要再找‘干爹’抢夺来自女儿的爱。” 5月28日 《南都娱乐周刊》 《红灯记》李铁梅这样唱道：“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秘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六六：“他把曾经为我打印的论坛文章拿出来放在我眼前，我信手翻看一下当年小少妇的爱情笔记，日子里除了风花雪月就是恩爱缠绵。才十年，我再看他已然几近陌路。时间是一把杀猪刀，那头猪，就是我曾经的爱情”。 6月6日 《潇湘晨报》 欧洲杯开始了，六六这是要举牌换人调整阵容呐，联想起了陈晓卿的博客名字：人老猪黄。       潘采夫

雷日科夫曾经这样描述后极权时代的苏共高层，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1981 年进入苏共中央的雷日科夫，先后担任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总理）等职务，亲历了苏联整整 12 年的后极权时代。 “ 后极权 ” 有多种定义，普遍意义上的解释是指极权后期。在《愚弄民众者必将被民众抛弃》一文，我将前苏联 74 年的生命周期，划为初、中、末三段，对应年代为：列宁和斯大林时期（ 1917-1953 ， 36 年），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前期（ 1954-1979 ， 26 年），勃列日涅夫后期至戈尔巴乔夫时期（ 1980-1991 ， 12 年）。将整个苏联时期都看作是极权时代，尽管与阿伦特和哈维尔的说法不尽一致，但还是符合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所作的名词规范的。因为，即便是到了后极权时代，苏联上空仍然飘荡着极权政体所特有的两大魅影：意识形态与恐怖。说苏联，当然是为了说我们自己。对比自身最熟悉的环境，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否认这两样东西的广泛存在。为此，犀利公在那篇文章中，也大致给出了中国的前极权与中极权年代：毛时期（ 1949-1978,30 年），邓至胡的前半期（ 1979-2009 ， 30 年）。 2010 年（世博会过后）以来的最近几年，从官到民，从经济到政治，中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痞子气。本文尝试涉足这一话题，以慰藉那些为痞气而焦虑的当代思考者，——这是后极权时代的文化特性。 雷日科夫的描述，生动地展示出一群官痞们在广袤的苏联大地上分赃、作秀的繁忙图景。“痞”是一个强度介于匪和赖，范围涵盖匪、氓、赖的跨界词。痞子通常称作流氓，轻痞叫无赖，重痞是土匪。三类习性混杂，突出一个痞性，是中国文化突出的一个时代特征。               1 、官痞·民痞·文痞 马克思的断代学说与阶级分类，与秦以后的中国并不相符。在中央集权制通行的 2200 多年来，中国人大抵可分官和民两类，今天更是如此。痞气不仅存在于官家，民间也很盛行。就当下而言，二者的区别在于：官痞偏重，近于土匪；民痞偏轻，类乎无赖。 市井小民之痞气，再怎么广见，也很难影响整个社会。对于社会道德由官家来规范的圣王合一的一党体制而言，党及党的各级干部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楷模。因此，官痞决定了社会风气的正邪、清浊。官痞少，痞气轻，则风气正，乾坤清；反之，则邪气弥漫，污浊横流。这不搞、那不搞，是二号人物的口头禅。薄熙来经常吟诵这样的诗句，“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王立军独创“双起论”——“凡是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受贿 2 亿元日均挥霍 4 万元的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曾经发出这样的豪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省部级以上高官，不管怎么痞、怎么匪，多少还顾及身份；而中低级官员，则不屑于遮掩，通常直抒胸臆。 王银峰（重庆江津区委书记）说：“与政府作对就是恶，就会被打（黑）。 ” 林嘉祥（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说：“我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郭东波（辽源市环保局局长）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逯军 (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 ) 质问“中国之声”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文永东（毕节市政府驻贵阳办事处办公室主任）质问贵州电视台记者：“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 张国良（鞍山市铁西区信访局局长）对访民说：“别说强迁了，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 后极权时代，官痞还呈现出规模化表演形式，即官媒与官府亲自上阵，集团式作业。 动用国家的财力，送女星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开演唱会，租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屏播放国家形象片，到处建孔子学院……以此来提升国家形象、展示软实力，效果适得其反。有尊严的文化一定是自由的。受尊重的文化一定要经得起人类良心的拷问，特别是不分种族的每个人的心理评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前院长阿克曼先生说： “光走出去并不能制造影响力，倒可能引发恐惧感和反感。”（《文化中心能够“建设”吗？》） 上个月，《北京日报》骂大使，引起众怒。北京日报连续发表贬俭褒奢的痞文，公然亵渎社会恨腐盼廉的良好愿望，侮辱民众分辨美丑的基本智商。雷锋，一个彻头彻尾的假典型；焦裕禄，一个被无限拔高的虚模范。这些连初中生都不再相信的道德范式，官媒仍旧卖力地倾倒，一副“话筒在我手、任由我自说”的痞腔。 证监会提印花税搞半夜鸡叫，发改委调油价升多降少，住建部打房价越打越高，红十会只接收捐赠不接受监督……这些官府、准官府部门，沉溺于玩痞子手法而不能自拔。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向是，最高行政机构也在玩。货币政策所谓“稳健”，实为积极。四万亿刺激，将物价砸高一倍，国统局说只有 8.5% 。官谣可能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但最严重、最有特色的一定是中国。在今年春季重庆事件沸腾时期，中央高调发起了一场打击谣言运动。然而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已经被证实了的两条谣言，却全部是由官方发布的。一是 2 月 8 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的“王立军同志在接受休假式治疗”；一是 2 月 9 日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说“这是个孤立事件，已经顺利解决”。国人知道，到今天为止，王立军既没有接受休假式治疗，事件也远没有得到解决，更谈不上顺利。 陈光诚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的热议，普通民众不再沉默，勇于出手相救，不在于盲人所特有的悲悯引力，而在于人们看到了官府集体作恶的可憎。从临沂市到东师古村，市县乡村四级政府，合伙维稳一个盲人，千人作恶，群痞横行，亘古未见。 在官和民之外，单独列出文痞，是因为这些或官、或民、或亦官亦文的文人，在痞气浩瀚的后极权时代，显得异常突兀。最近，我们见识了上百个“价值一千元的灵魂”（荣剑语）。这 100 位“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在唾手清点完一千元润笔费之后，纷纷用各种字体抄写一页 70 年前毛用王实味的鲜血来奠定其圣经地位的那篇著名《讲话》，为自己做稳了文奴而涂抹一层神圣的光环——做“党的文艺工作者”的无上荣光。如果说四年前的“秋雨含泪”和“兆山羡鬼”，做文奴的背后多少还存有天灾因素的话，那么，这一次“手抄《讲话》”事件，则凸显出某一类文人那无耻的集体无意识。 文痞中危害最烈者当属亦官亦学的文人。那些逞威在极权主义盛行时代的官身文痞，如戈培尔、高尔基、郭沫若、康生，已经为世人所熟知。而生活在后极权时代的官身文痞，尤其是拥有“海归”身份的活跃在当下中国的一些文痞们，颇能惑众。号称是中国最高学府的一所大学的校长说“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尽管他本人在美留学多年，并获得美国大学授予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他所在的大学是人人皆知的中国最大的“留美预备学校”，但都不能阻止他罔顾事实地美化中国那糟糕之极的现行教育。表面上看，这位部级学者表现出了很高的爱国性，实际上却是一种为士人所不齿的痞性。另一位从事国情研究的海归先生，最近几年频频与“绝不论”、“五个一工程”、“六个为什么”相唱和，发表高论，《“三权分立”西方也少用中国绝不能搞》、《从制度上看中国为什么能够超越美国》、《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等等，用陈旧的理论框架和文革时流行的语汇，对权力者关注并托付的当代重大课题，进行迎合性解释，痞性十足，读起来，恍若隔世。 文痞中的另一类，是所谓的左派理论家。如年初赴美探亲时不幸在华盛顿机场被电梯夹住脖子的司马先生。这位惯常以浑厚的男中音演绎反美段子的理论家，于今年四月中旬应邀赴朝观摩“光明星三号”的发射。在四月网授权发表的注明有“未删节版”字样的题为《司马南朝鲜之行》的足本报道中，我读到了司马先生对极权主义的最新感受。尽管话说的很克制，也采用了一些他惯常使用的兜圈子的手法，但还是能读出他对强权的极度不满，以及对社会主义政制的恨铁不成钢式的复杂情愫。可悲的是，即便是感受如此之深，他还是要为“主体思想”美言几句，诸如“要吃泡菜，到朝鲜去；要戒网瘾，到朝鲜去；要减肥，到朝鲜去；要不堵车，到朝鲜去……”之类。犀利公也算是党的人，并一度是优秀党员，有过对强权不满却还要强作欢颜的痛苦经历。精神分裂，忍耐一时，常人也能做得到，并不鲜见；但像司马先生这样，装这么久，装这么像，却很少见。曲啸先生，当算此类高手，但在汪荣祖教授的一语电击之下，还是没能装下去，当即精神崩溃，最终瘫痪病故。不知要到第几号“光明星”陨落，最终才会点醒司马。   2 、痞气的成因 对后极权社会有独到研究的瓦茨拉夫 · 哈维尔（ 1936-2011 ），认为“良心”是极权社会进入后期之后，人们开始说真话的动因。李慎之先生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序》） 那么，人们敢于说真话的动因又是什么呢？在界定苏联人开始说真话的日期时，我关注到一场重要的战争，并把这场战争开启后的第二年（ 1980 年）作为苏联进入后极权时代的起始年份。 1979 年冬，八万苏军闪击阿富汗，一周之内占领全境。苏联的强权行径，遭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也包括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部分成员国，以至于半年后在莫斯科举办的第 22 届夏季奥运会遭到了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抵制。不仅如此，苏联人民也从短暂的“爱国”狂喜中清醒过来，对这场糜费巨万的不义之战，产生了强烈质疑，进而增强了对权贵腐败的愤怒情绪。勃列日涅夫迅速衰老，两年多后病亡。伴随着勃氏衰落的，还有社会管控，即极权政体的两大特征之一的“恐怖”。因此，后极权时代，人们敢说真话的主要原因还是恐怖的不可阻止的自然减弱。 后极权时期，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言论环境有所放松，人们开始说真话、敢于说真话，这在哈维尔生活的捷克、索尔仁尼琴生活的苏联，等诸多斯拉夫种族的极权国家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在中国，情况却发生了某种扭曲——中国人开始说、敢于说带痞气的真话。这是由民族特性决定的。 “说谎、自私、狡黠等人性中负面的东西，各民族都有，但中国人更顽固一些。”（拙作《从两起事件看中国病》） 基于上述铺垫，下面尝试对几种痞气的成因，进行分类分析。   官痞：一种忘形或被动     有一点需要厘清，真话与雷语并不矛盾。前文里，我例举了 10 位官员的名言，有 2 位是国家级， 2 位省部级， 2 位厅局级， 2 位处级， 2 位科级，挺全的。民间称他们的话叫“雷语”，含假话之意。我以为，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雷人的真话”。他们 10 位说的全是发自内心的痞话。 官员说痞话，多数情况下缘于忘形，因为他们深知已经腐朽掉了的组织，不可能真正处分他。上述 10 人之中，除了薄、王二人尚无定论外，其他人不是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是处分之后换个马甲，很快复出。 还有一种情形，叫“被动”，它来源于景凯旋教授的《后极权》一文，“在后极权时期，意识形态神话和领袖神话已经破灭，奇里斯玛的代际递减规律使得权力者没有了前辈的权威与严酷，只是为了合法性而 被动地 延续意识形态。”这符合国家级人物的痞话情形。在《“绝不论”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分析》一文，我曾经说过，“坚持‘绝不’观点，有吴的对党真诚的成分”，就是想表明，他在被动地讲痞话。“被动”还有另外一种情形，近乎无赖，如中山市长李启红。她在法庭上哭诉道：“我是从骨子里热爱党的”。 《讲话》之所以需要被反复纪念，是因为极权主义有一种个性—— “异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续性”（《极权主义的起源》第 10 章）。 汉娜 . 阿伦特还分析了导致这一个性的原因，是“群众的反复无常”、“朝三暮四和过于健忘”。进入后极权时代，宣传的作用力越来越弱，有效期越来越短。增强宣传功效的唯一手段是重复与怀旧。为了将过世的革命家由事实上的劣迹斑斑，描绘成德高望重，就必须五年一小祭，十年一大祭；事关执政党道德根基的重要人物，甚至要年年祭。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极权主义的起源》第 11 章） 阿伦特的这一论断，是针对极权主义存在的初期或中期。到了后期，继续侮辱常识，则会遭到群众的嘲讽和反击。 “极权主义到了后期，民众中的大部分已经觉醒，任何欺骗式宣传，可能会得逞于短暂的一时，但很快就会被大多数民众识破，纵然预作宣传，也无济于事。宣传机器进入流氓化阶段，不再搞也不屑于搞提前洗脑，而是事到临头，仓促上阵，凭借独霸舆论阵地的优势，强行指鹿为马，肆意颠倒黑白。”（拙作《愚弄民众者必将被民众抛弃》） 明明知道痞子化宣传的作用有限，但也要持续地被动地搞下去。因为聊胜于无，总比不搞要好。   民痞：一种绝望或宣泄 言论环境的有限宽松，并不能立即实现民众渴望的种种社会蓝图，如分配公平、机会平等、司法公正等。相反， “（后极权时代），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李慎之《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序》） 这就容易造成体制外的民众产生绝望感，随之而来的是部分绝望者的痞子行为。重者，危害社会；轻者，玩世不恭。在不能讲真话和不愿说假话之间，讲痞话，似乎是一种不错的宣泄方式。   文痞：一种出卖或堕落 “手抄《讲话》”工程中，出现诸多省军级们，实属正常，如王蒙、贺敬之、张平、翟泰丰、高占祥、周巍峙、田华、王晓棠等。出现一批紧跟政治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也不稀奇，如王昆、阎肃、铁凝、二月河、余秋雨、于蓝、于洋、秦怡、冯骥才、张海迪等。他们出卖着什么，当然也就参与着什么、收获着什么。他们早已挺过了灵魂拷问关。奇异的是，一些原本不靠政治而靠国故、哲学、色情、谍战之类挣钱的作家，也欣然加盟，如梁晓声、周国平、莫言、陈忠实、贾平凹、苏童、叶兆言、麦家等。唯一的解释，如前文所言——“无耻的集体无意识”，亦即堕落。基于羞耻感的未泯，事后，周国平、叶兆言分别作了一段聊以自慰的浅浅的反思。 文痞们拿灵魂做交易，在前极权时代，民众通常感受不到太多的异样，因为民众自身也陷入到癫狂之中。到了中期，一小部分文化人渐渐拉大与体制的距离，焕发出不一样的精神光芒，给民众以强烈的对比感。进入后极权时代，文痞们的表演，几乎很难再遮盖住白花花的光腚，被喝倒彩几乎是家常便饭。今年的“手抄《讲话》”事件如此，去年的“脊梁奖”事件也是如此。 “本是党的金话筒，却偏要说是百姓的代言人；本是官府的小棉袄，却偏要说是百姓的贴心人；本是劝民做羊的狼外婆，却偏要装作百姓的好姥姥”（拙作《无脊椎动物》）。 余杰说，在后极权时代，文化精英们大都“宠物化”了， “中国现实生活的戏剧化，超过了任何一个戏剧家的想象；从学术、教育界到娱乐界各类文化精英整体性的堕落，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度。”（余杰《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3 、痞性溯源 行文至此，首先想到了高华先生。作为历史溯源的大家，他已经将执政党文化痞性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延安整风，缕析得清清楚楚。 在创党初期和幼年时期（ 1921-1936 ），共产国际、苏共和斯大林个人的一些恶习，如残酷内斗、红色恐怖、家长制、篡改历史、谎言宣传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共自己的文化习性养成。然而，这些影响与一个人相比，都算不上中共习性的主要来源。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作为执政党文化特性的主导者和奠基人，毛泽东的文风、思想与行为，无一不在影响、定型着这个庞大组织的文化走向。可以说，中共文化习性中最负面的那一部分，即痞性，主要源自毛本人。因为，自 1936 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 – 西路军）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他即成为影响全党的第一人。而到了延安整风第一阶段即思想动员阶段结束（ 1942 年 4 月），毛则成为影响全党的唯一一人。毛的行为充满了痞性（毛自称是猴性），是可以盖棺定论的历史事实。毛的文风（思想）同样如此。要想全时段追溯毛的痞气，则要上溯到 1927 年。要想完整地探究毛的痞性，则要全面考察毛的著作。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五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仅做简要分析。 第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文写于 1927 年 3 月，是官方认定的经典篇章之一，赞美的就是痞子运动。“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毛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一年之后， 36 岁的毛泽东带着农民队伍进入井冈山，杀猪出谷，杀人放火，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无所不干。痞性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表现，是苏共和中共历史上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革命是大节，“作风”（搞女人）是小节。据孔庆东统计，十大元帅平均婚恋 4.9 次，人均娶妻 5 个（《脍炙英雄》）。为李德、白求恩等国际友人配临时妻子，是正常的组织安排。即便是在异常严酷的延安整风时期，搞女人也不算大事。 1943 年春，李锐被关押，组织上派邓力群去“抢救”他的妻子范元甄，两人便睡到了一处。最严厉的批判，也就是田家英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 （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第二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毛氏党文化观形成的标志性文章，也是屈服知识分子的扛鼎之作，高华先生作了细致的史学辨析，这里全文摘录其结论部分： 1942 年 5 月 2 日 ，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 5 月 23 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 10 月 19 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以上摘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年复一年地纪念《讲话》，官方给出的堂皇理由是继承毛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精神，实质上是在知识分子身上重烙一遍甘做文奴的党文化印记。从高华先生的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讲话》以及《讲话》出台的前前后后，没有一丝为人民服务的影子，《讲话》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导、告诫知识分子：文艺只能为党服务、必须为党服务；做党的文奴，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 因为《讲话》担负着这样的引导功能，所以才需要搞常态化纪念，以将其打造成党的文艺圣经。《讲话》被神化的过程，也是知识人被去脊椎化的过程。   第三篇，《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又名《八一三指示》的文章，是 1945 年 8 月 13 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演讲词，是开启第三次中国内战的动员令。该文有两个主要观点（目的）。一是贬低美军消灭日军主力和摧毁日本本土战争潜力的功绩，尽可能地夸大苏联出兵东北的作用，以鼓舞与苏联在同一条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士气。二是抹杀正面战场国军抗日的功绩，抹黑抗战领导人蒋介石，为中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寻找合法性借口。污蔑蒋介石躲在峨眉上消极抗日，一担水不挑，如今却“下山摘桃子”，完全无视 22 次大会战的英勇抗争，以及 300 多万国军将士的巨大牺牲。历史的难欺之处也在这里。毛和毛的队伍究竟是怎样抗日的、怎样“挑水”的？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反倒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毛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写道：“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而抗战爆发之初（ 1937 年 7 月），中共控制的红区，人口不到千万，军队不满十万（一年前刚到陕北时只有 3 万）。每一次拜读这篇文章，我都为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的匪气和红口白牙说假话的痞气，而深深地震撼。文章的前半部分，毛还用大段的语句谈论刀的重要性，“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文章的后部，毛鼓励部下抢回整只“桃子”，“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今天读这样的文章，一个理性的史学家，很难相信中国的第三次内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第四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不是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而是毛的一段即席讲话。选评这段讲话，是因为这段在没有任何准备、修饰和遮掩的情况下，急就的一段发言，恰恰反映了毛做“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实内心和残暴品性。 1958 年 5 月 8 日，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似有异议。毛当着近两千名与会代表的面，发表了这样一番高论：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冯锡刚先生在《毛泽东为何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文中，对毛的这番言词做了心理因素和历史渊源分析，是充分的、可信的。需要补充的是，毛深谙斗争哲学：只要理直气壮，就能够把正义拉到自己一边。讲这段痞话之前几年，毛刚刚结束血腥的镇反与反右，手上的鲜血尚未洗净，而朝野上下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弹的声音，毛如此理直气壮的辩解，反倒让党内人士确信了毛的正义。   第五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 1966 年 8 月 5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毛亲笔所写的战斗檄文。全文仅 203 字，指斥刘邓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对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你不得不佩服毛的痞子文风，他可以将自己的红色恐怖描画得无限崇高，也可以将别人的红色恐怖诬陷为白色罪恶。此后三年，经过漫长的折磨，刘终于被自己一手捧上神坛的毛，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这篇官方羞于将其收入毛选中的短文，毛自己是相当看重的，是毛有生之年所写的最后一篇雄文，也是给中国社会造成最大伤害的一篇痞气十足的恶文。以它为标志而开启的十年文革，造成上千万人被斗杀，经济崩溃，文化传统被连根拔除，余毒至今未消。            4、结语 （一）根除痞性，任重道远。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痞性，要想根除，殊实不易。与中共一样在中华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国民党，也积衍下来不少恶习，如暗杀。自 1894 年底兴中会创立，历经同盟会整合、国民党执政，再到败退台岛、疗伤自救，暗杀之风从未断绝，直到 1984 年 10 月江南命案发生，才告终止，前后延续整整 90 年。自 1949 年建政以来，中共还没有经历国民党所经历的丢失大陆政权、遭民进党逼宫等诸多大的变故洗礼，缺乏改过自新的压力。另一方面，作为拥有八千万党员的超级大党，组织体系过于庞杂，痞气渗透进每一个组织细胞，找不到清洗整个组织和透析周身血液的灵丹妙药。 无论是体制内的救党派声称执政党有能力实现自我更新，还是体制外的民主派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等待执政党自觉进步，都是不切实际的。拒绝求变和死不认错，是诸多痞性中尤为致命的两点。从历史上看，中共的每一次大的革新，都是在酿成重大灾祸之后不得已才为之。如终止大办食堂、大跃进，是在饿死三千多万人口之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在斗死上千万人、经济濒临崩溃之后。守旧，已经成为这个 90 岁老党难以摆脱的顽症。守旧（左），成为政治正确的代名词。每一次改革博弈，守旧派总是占据政治制高点，令改革派难以突破。即便是侥幸绕道成功了（如先期的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也不敢将守旧派从制高点上果断拉下来，任凭他们一次次地反扑。今年的重庆事件，令高层棘手难办，根本原因就是聪明的薄站到了教义上还承认的政治高处。中共未来的改革型领导人，若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改变这种政治高点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像毛那样理直气壮地、大声地告诉守旧派：你那个高点是违背民意的，是逆世界潮流的，是反人性的！ 痞性的消失，并不取决于执政党的自觉革新，而取决于极权主义何时消亡。 “极权消灭了社会，因而难以长期存在；后极权则不得不让社会缓慢生长，它的消失也将取决于社会的壮大。”（景凯旋《后极权》） （二）有决心革除痞性的标志，是与毛做彻底切割。除了前面点评过的五篇，毛的大部分文章（思想）都已经变成执政党的负资产。上个月大张旗鼓地操办《讲话》发表 70 周年庆典，只会加剧民众的失望情绪，拉大与世界文明的距离，一步步错失自新的良机。 （三）重构政治道德支点。全面放弃毛的痞子哲学的同时，怎样构建新的政治文化道德支点呢？我以为，必须放弃等待一个新的理论型领袖再世的幻想（也不可能再现），大胆吸收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普世价值和竞争机制。在普世价值于党内尚难形成共识的现阶段，可以引入竞争机制。第一步，党内竞争，即越共现行模式。第二步，党际竞争，即台湾模式。国民党与民进党都接受孙中山的主要思想，而中共也声称“继承了孙中山的遗愿”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一个难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