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健

邓小平在 1941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针对当时中共党内“以党治国”的遗毒，尖锐地批评说：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1] 非常遗憾的是， 70 年后的今天，邓小平当年批评的“党权高于一切”的“蠢笨”现象，不仅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很严重地存在着，而且还被执政者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并一再宣示要坚持和加强。这种观念和体制，是束缚中国现代化脚步的最主要的桎梏。   “党权高于一切”的理论渊源是列宁的“以党治国”思想，体制基础是斯大林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模式。对这种思想和体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曾进行过尖锐地批评。她指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都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只是由党的领导人对社会进行着指挥和统治，不时将一些被挑选出来的臣服者召集来开会，聆听领导人的讲话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式的统治，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和体制在战争年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严重弊端就日益显著地暴露出来了。首先，它不仅使党国家化了，还以党的名义使国家机器愈益扩张和强化，致使国家机器脱离社会的本质很难控制，大大增加了“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其次，它虚化了宪法和国家政权体系，使得宪法和法律难以遵行，国家政权体系难以正常、有效地运行。再次，它以大量繁重琐碎的日常行政事务冲淡了党组织的应有职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造成了普遍的“党不管党”现象，致使越来越多党员的政治信念日益被私利追求所取代，越来越多党的干部日益堕入腐败深渊，致使党在人民群众心目的威信和形象越来越遭到严重损害。 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要冲破“党权高于一切”的桎梏，比较可行的切入点是：对各级党委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现行方式进行根本改革。 长期以来，各级党委对人大一直是一种直接性、行政性的领导方式，即党委在人大常委会设置派出机构 ( 党组 ) 作为其领导核心，实际掌握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权、决定权。人大及其常委会凡有重大活动和重要事项，都要通过其党组向党委请示汇报，由党委作出相关指示，然后再由党组贯彻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活动和工作中去。也就是说，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切活动和工作，都要遵照党委的决定和指示来进行。这种领导方式，实际上是将人大及其常委会当成了党委的下级执行机关，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典型表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1940 年，刘少奇就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 [2] 现在，距离刘少奇说这段话的时间已经过去 70 多年了，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 60 多年了，从根本上改革党委对人大“包办”式的领导方式，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怎样改革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方式呢 ?   ( 一 ) 还选举权于选民，使人大代表真正按照法律的规定和选民的意愿由选民选举产生。要根本改革现行的实际上是由党委确定人大代表，所谓选民的直接和间接选举很大程度上是“走过场”的做法，真正按照人大组织法和选举法的规定，由选民独立自主地直接和间接地选举人大代表，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同选民和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完全平等，不能享受特殊待遇，都要由选民和代表以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他们是否当选。为了使选民和代表对各主体推荐的候选人都能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实行竞选制，把通过选举决定人大代表的权力交给选民。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党委不能仅仅致力于争取自己所推荐的候选人当选，还要支持选民和代表依法联名推荐候选人，确保选举公平公正地依法进行。县、市人大代表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必须遵从自己所代表选民的意愿和意志，否则选民可以随时将其罢免和撤换。要完善法律法规，确保选民对人大代表的有效监督。   ( 二 ) 还选举权、决定权和监督权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按照宪法的规定成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组成人员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重大事项由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和决定，政府、法院、检察院组成人员的全部活动和工作都要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不称职者随时撤换和罢免。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权力实际上是由党委掌握着，人大及其常委会徒有其名，只不过是在党委已经作出决定之后履行一下“法律程序”而已。为了根本改革这个状况，全国各级行政区域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心”，必须从党委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转移，将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权、决定权和监督权，像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人大及其常委会，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本行政区域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党委所推荐的人选、所提出的建议，仅仅是一种意向、参考和备选方案，它同其他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所推荐的人选、所提出的建议完全平等，没有什么优越地位和特殊待遇，都要由人大依照法律程序来选择。党委如果采用某种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大，那就是违法的，要通过一定的机构和机制提出诉讼，予以制止、纠正和必要的惩处。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当然还要坚持，不过，这种领导的根本目的只能是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宪法、组织法的规定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开展活动 ; 这种领导的本质内容，只能是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工作中去 ; 这种领导的实现方式，只能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中的党组织和党员，通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积极工作。这表明，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决不意味着党委具有高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和权威，决不意味着党委可以强制人大服从自己的意志。   ( 三 ) 改变党委派驻党组作为人大常委会“领导核心”、“权力中心”的做法，使人大常委会真正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独立自主地行使法定职权。现在，党委派驻人大常委会的党组，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和“权力中心”，是党委直接性、行政性地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具体执行机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切重要活动和重大事项，都需要由党组作出决定并向党委请示汇报获得批准。党组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必然使得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仅仅成了按照法律程序通过党委及其派驻党组所作决定的一种工具和形式。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根本改变党委派驻党组作为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核心”、“权力中心”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一种违法现象。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独立自主地行使法定职权时，一是要遵照选民的意愿，二是要遵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就是达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就是体现了人民性和党性的有机统一。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代表和委员大都是中共党员，不是中共党员的委员和代表也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活动中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党委及其派驻党组只要起到支持、保证和监督作用就行了，不需要越俎代庖。而且，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是由党委及其党组“垄断”的“专利”，他们所作的决定有时也会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在实践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党委及其党组所作的决定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时候，还强行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执行这个决定，这岂不是反而违背了党的领导这项基本原则吗 ?   ( 四 ) 缩减党委向人大推荐的国家政权机关重要干部人选，缩减党委向人大提交的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将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领导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监督和保证其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现在，凡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决定的国家政权机关组成人员，都要由党委来推荐，而这种“推荐”实际上就是“任命决定”，这不仅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和决定成了一种徒有其名的形式和过场，也使得法律赋予行政首长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其他组成人员的提名权成了一纸空文，导致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严重弊端。因此，根本改革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方式，还必须大力缩减党委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的国家政权机关重要干部人选。这就是说，党委只向人大推荐政府行政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 ( 而且，这种推荐或者是差额推荐，或者是同其他主体推荐的人选形成差额选举，不能变成实际上的“任命决定” ) 。至于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其他组成人员，应该名副其实地由政府行政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来“提名”，让他们“组阁”。在这方面，党委的任务只是负责监督，保证他们的“提名”和“组阁”符合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就行了。另外，关于制定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规划和安排其他重要事项，也应该由法定主体即有关国家政权机关真正承担起责任来，由他们组织起草和制定预选方案，不需要什么事情都由党委提出“建议”，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要求党委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党委只要监督和保障最终确定的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规划和重要事项安排，能够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就是有效地坚持和体现了党的领导。 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 ( 邓小平语 ) ，共产党领导的“本质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 胡耀邦语 ) 。而“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和体制，无疑是对党的性质、对党的领导本质内容的严重侵害和反动，其实践结果只能是孳生和孵化出一个打着共产党旗号、埋葬共产党事业的特权集团。能否冲破“党权高于一切”的沉重桎梏，不仅直接关系到共产党能否摆脱蜕化变质的危险性，也将直接决定 21 世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1]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11 页，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2]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76-177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1. 叶铭葆《执政党不该有“救星思维”》：执政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是一份沉重的责任。工作做好了，是应尽的职责，人民不必感恩戴德。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有权批评，党和政府应当认真听取并加以改正，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作为执政党，收了人民的信任，又收了人民的税款，理当为人民办事，没有资格以“救星”自居。 2. 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昨日低调访问了蒲甘，在蒲甘她受到热烈欢迎，这是自 2003 年以来她首次离开仰光。缅甸当局现允许 66 岁的昂山素季到访缅甸的任何地方，但警告如果她在外出时号召民众的政治支持，可能会引发“混乱和骚动”。 3. 重庆陈女士爆料称，她无意中保存的两个月饼竟然三年不霉变。两月饼塑封完好，其中一个的生产日期写着 2008 年 9 月 2 日，保质期 50 天。厂家回应称月饼使用了防腐剂但没超标，不腐烂的原因他们也不清楚。 4.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应该是个实用主义高手，在中美之间他是依违有道左右逢源：他或者利用美国压迫中国给他粮食石油，或者利用中国诱使美国和他展开双边谈判提供支援。核武器就是他的道具：中国不可能掌控他，金正日的核王牌从来是攥在自己手里，永远到不了中国手里。与其说是中国在利用金政权抗衡美国，还不如说是金政权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两边取巧待价而沽。金正日哭着喊着要跟美国单独会谈，美国不予理睬。他抓住卸任总统克林顿到朝鲜救人的机会表白，愿当美国鹰犬咬中国。美国会从毛泽东对朝绥靖政策中吸取教训。金正日叛华投美的表白不会打动美国。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他们不会认同朝鲜的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制度，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只要中国对金正日撒手，金正日马上会在六方会谈中就范。金正日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中国是六方会谈的召集人，很受其他四方的尊重，但金正日把六方会谈当耍猴的场所。今天愿意谈判，明天就能声称“绝不重返六方会谈”，今天同意弃核，明天就敢悍然核爆。他用这个办法，表现他的存在，表现他的力量，表现他的不可忽视。金正日进入六方会谈，是利用这个舞台向全世界敲锣打场子，筹集养活小朝廷的经费。你想消停，你要在东北亚消除核威胁，拿钱来！中国不改变对金正日的态度，不要指望六方会谈有一天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协议，只要金正日活着，他就会把这套戏法玩下去。其实，他这种做法也不是匠心独运，不过是继承了他老祖宗以华治夷以夷治华的老套路而已。我们不妨来看看历史。 早在明朝时，朝鲜就善于在明和清之间左右逢源。1704年（甲申年），崇祯皇帝自缢甲子纪念(60周年)，朝鲜肃宗亲诣“禁苑坛”祭祀，同时下令设立“大报坛”，专门祭祀万历皇帝，表示不忘其在“壬辰倭乱”（即日本幕府的侵朝战争）时派遣明军拯救朝鲜的“再造大恩”。这是朝鲜祭奠明帝的开端。 1749年，朝鲜国王英祖（1724~1775年在位）决定，将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祯皇帝也挪到大报坛上一并祭祀。朱元璋入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颁赐了“朝鲜”国名。而崇祯皇帝入祀，理由则相当牵强：“丙子虏乱”（即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讨伐朝鲜）时，他曾派兵援助朝鲜。从此，大报坛上供了3位大明皇帝，凡是他们的诞辰日、即位日、忌日，朝鲜国王均会亲临祭奠，世子、世孙随行，年年如此。 与此同时，尊清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并行不悖。1774年，朝鲜英祖再度推出一大创举：在珍藏明朝赐品的“敬奉阁”旁，建起了一座新的“奉安阁”，供奉来自大清国的敕文和赐品等， “清、明”两朝在朝鲜得到了相同的地位。微妙的是，在国内对涉及明朝的任何资讯都极为敏感的大清政府，似乎对朝鲜高调的尊明保持了心照不宣的沉默。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胡虏血统”的顾忌，满清对朝鲜采取了“字小为怀”的绥靖政策，只要政治上始终坚持大清中央的领导这一“事大主义”基本原则，朝鲜王室远比明朝时期享有更为充分的自主空间。“朝鲜虽是属国，但向来自主，”这在晚清成了中国政府向列强解释中朝关系的标准口径，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后果。 朝鲜这种“清明”同尊的做法，当然好处多多：将大明帝国摆上祭坛，它也就彻底成了“过去时”，既能充分表达“朝鲜政府和人民”念旧之情，又能将那面依然能够凝聚人心士气的大明旗号，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对内可以动员民意，对外可以作为应对满清的博弈砝码。一年只需增加区区9天的“国定假期”，在现实利益和历史道义两方面，朝鲜王室就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这是小国“玩转”大国的相当成功的政治运作。从此，只要朝鲜王室认为其根本利益可能受影响，它那恭谨的表象之下，掩藏着的钢针总会显露出夺目的光芒。 明亡清兴之后，朝鲜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照样有声有色——不过，对象换成了在中国和西洋之间。 1871年6月1日，美国打响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在美国驻大清公使镂斐迪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罗杰斯少将率领下，5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及1230名美军，开赴朝鲜。美国舰队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激烈交战，双方伤亡惨重，美军在短暂占领朝鲜要塞后，无力固守，只得撤军。与舍门号事件同时发生的，是法国军舰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朝鲜官方当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朝鲜传教，实际执政的朝鲜大院君（国王之父）镇压亲天主教的朝鲜官员与信教者，其间，有9名法国传教士遇难。法国派遣海军舰队进行军事报复，却遭受惨败，史称“丙寅洋扰”。 两次“洋扰”事件，都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巨大、至少不十分直接。朝鲜一贯高举着正统儒学义理的大旗，大清国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伟大悲情。何况，朝鲜已经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取得了战胜法、美强权的“伟大胜利”。大院君在战胜法国之后，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短短12个大字，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大清国无从规劝。 朝鲜一如既往地开展了他的两面外交：对中国，它依然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要求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对列强进行严正交涉。朝鲜拒绝列强通商的主要理由，正是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而且朝鲜小国寡民，没有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可以参与国际贸易——这与大清早年自认“天朝无所不有”而不需通商正好相反。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 ，敏锐地觉察到了朝鲜正在大打中国牌，从中渔利。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一方面是出事之后由中国出面善后甚至埋单，谙熟韬略的大院君，几乎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两难处境中，大清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清政府耐心地告诉法美，朝鲜虽名为属国，但“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无法对其施加压力。同时，也告诫朝鲜，凡事“自行处理”。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列强与朝鲜都难以满意，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权威性被不断削弱。同样的政策，也令中国在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3年9 月，朝鲜江华岛守军再度与“测量航道”的不速之客、日本军舰云扬号发生冲突，日军随后攻占炮台。事件之后，日本照例与中国进行交涉。中国方面强调:“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这正中日本下怀，日本代表就势表态：“除该国自主政令外，其与贵国间所有关系事理，我国决不顾及，贵国亦不得引条规中侵越等字加诸我国。”将中国撇在一边后，日本随即与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该条约开宗明义指出:“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成为朝鲜脱离中国藩属的开端。大清国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宗主国的威权，其严峻后果不久就体现出来。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国，大清国颜面扫地，朝鲜更是表现出了离心的倾向。 总而言之，朝鲜一向擅长根据自己利益，在大国之间摇摆以实现其“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策略。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最近有两个教育新闻引起公众注意：一个是内地共 17 名省级和市级状元被香港大学最高达 48 万元港币的奖学金“挖”走，情愿舍弃内地学生趋之若鹜的北大、清华。据报道，内地考生申请到香港院校就读的人数，较 2010 人年增长 12% 。另一个则是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因生源争夺而引发的“口水战”越演越烈，丝毫没有名牌学府应有之素养。       名牌学府为什么要争抢优秀生源？除了给自己的“校脸”贴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连年大搞基建扩招带来的债务问题。据报道，截至 2010 年底，中国一共有 1164 所地方所属的普通高校，负债约 2634 亿 9800 万元。在高校云集的陕西省，截至 2009 年底， 40 所省属公办高校负债就高达 102 亿 6800 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因此，争夺生源特别是优秀生源便成为拯救高校频临名誉下滑、经费困顿问题的生命线。       然而，状元们舍清华、北大这类所谓国内最高学府而投奔香港大学，却完全是国内高等学府的咎由自取。状元们意识到，目前摆在国内大学生面前的两个严峻现实是：一、中国大学的课程设计与当代职业素养需求相去甚远，以至于大学生毕业后经常茫然于世，无法找到自己的职业定位，所学知识与社会需求脱节。二、自大学扩招以来，通过考大学来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要比过去收窄了很多，近年大学生数量的迅速增多让大学文凭霎时几成废纸一张，竞争丧失优势，失业率居高不下。       据今年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约 933 万，是自 2008 年以来第三年出现报名人数的较大幅度下降。与高考生源人数发展趋势相反，高考录取率近几年则持续走高，而留学海外的学生也在近几年连年走高。可见，国内学府逐步走向被学生抛弃的格局已成必然。       毋庸讳言，学府的问题背后是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背后是制度的问题。首先，教育制度经过多次改革仍然治标不治本，其主要原因是标准一统和模式单一。我国的教育定位是将所有学生都培养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接班人，忽略了社会所需的各个领域的建设者。教育最关键的是符合大众化的要求，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还是要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因此根本不需要太多研究型人才，而急需技术型人才。因此，教育模式和制度应该突出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主题，打破教育官僚式垄断，把治校权力交给专业教育家，由模子化培养转向多元化培养模式，针对性培养人才，提供一个人才得以完全发挥的平台才是学府设立的本质所在。       比如在美国，学生读大学更多是按需读书，没有年龄、学历的要求，如果学生就读期间找到不错的工作，他可以先就业暂停进修，到将来需要增值或者有需要时，或者企业建议、鼓励他回炉进修，他也可以不带条件地回到校园里面。美国大学跟很多国家大学不一样的地方之一就是它采取一些宽进严出的录取制度，它为学生提供一种弹性的学习方式，没有“一考定终生”、没有统一课程、没有年龄限制。       其次，教育的本质是将学生培养成“人”而不是“工具”，要让学生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能够用中西思维去看世界，而不是任有关部门鱼肉。当今的中国，是信息化资讯化时代列车上的乘客，必须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环境和竞争，教育理念和思维应该与国际接轨，走出夜郎自大的区域性、局限性的沼泽地。学府培养的人才应立足于世界，成为国际通用人才，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国内的一般需求。在这个方面，香港做得是极为出色的。       再次，在市场经济体制运作下，开放大学自主招生。学生是付费买服务一方，有权利自由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学校去读书，学府根据自己的特色挑选学生，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向往选择大学，双向选择各得其利。只有学习是自由的，选择是自由的，学生的读书兴趣才会被激发起来，学府的特色化塑造也成为可能。       比如在瑞士，高中毕业考核会根据全部学年的综合成绩进行计算，最后还有一个综合考试。如果成绩合格就可以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有了毕业证书，不需要考试，国内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个专业都可以申请就读。但大学会有更严格的考核，被淘汰者也可以换到其他专业，学生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就读。       状元选择港大和学府掐架事件，虽然暴露了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同样也在逼迫教育必须进行有效的改革。一直以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重点大学竞争惨烈白热化，整个“应试教育”过程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如同隐形的“罗马斗兽场”，考生如同隐形的“奴隶角斗士”，在隐形的战场上用隐形的武器同隐形的对手做隐形的殊死搏斗。       可令人感到乐观的是，这种畸形的应试斗争随着学校招生的岌岌可危而有所缓解。教育正被推推搡搡之间，从买方市场（学校选择学生）到卖方市场（学生选择学校）悄然实现了角色互换，从学生的竞争到学校的竞争。大学改革，就是要告别“学生竞赛”的套路，走向“大学竞赛”的良性轨道上来，从追求大学数量到追求教学质量，在竞争中拓宽大学的实际效用，满足社会和学生的真实需求。真正的教育应让“一流考生”成为“一流学生”，最终成为真正的“一流人才”，而不是把考生玩弄于股掌，成为社会利益争夺的牺牲品。     （本文系应搜狐网邀请所写的专稿）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1. 著名学者，全国青联委员、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王孺童 的著名七一诗：祖国繁荣遍地春，知恩难忘感前尘。开天辟地九十载，德政泽民亿万人。构建和谐昭日月，科学发展耀星辰。此生纵有千年寿，尽献苍生作党臣。 2. 广州市物价局 3 日公布了即将听证的两个出租车运价调整方案，方案在取消燃油附加费的同时，将出租车起步价分别从现有的 7 元 /2.3 公里调整为 9 元 /2.3 公里、 10 元 /2.5 公里。此外，当气价每升提高或降低 0.83 元时，起步价相应提高或降低 1 元。 3. 河北廊坊市社会福利院，将七十一名孤儿全部改姓党。大陆网友则揶揄称，孤儿取名为党费、党员、党干部，将更具党性。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