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健

说到西方近代革命，我们一般都把 1688 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当成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因为它保留了帝制，而法国大革命则被视为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然而，事实上英国革命使议会对国王的斗争最终以胜利而告结束，它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政权的更替，使得“议会至上”原则和他们前辈不懈争取的其他宪政原则终于得以确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人类宪政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贵族阶层在这个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中的作用。可以说，真是英国贵族的存在和作用，保证了其法治文明和光荣革命的顺利完成。 英国贵族有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就是一个受保护的阶层。早在八世纪，英王在登基之前就要举行加冕宣誓：“保证教会、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保证维护法律”，“在司法审判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如果国王违背誓言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有可能被废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自十二世纪起，他们就提出：“在法律面前，各种身份、各种阶级一律平等。”法律至上的观点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时已经成为多数英国人的共同信念，“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创造了国王，国王必须遵守法律”。 1215 年，在贵族们发出对国王宣战的压力下，约翰王被迫签署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大宪章》。《大宪章》明确了法律至上、王权有限的原则，界定了王权，对封臣的权利作了全面的承认，明确了人民的财产权及继承权、自由人的自由及自由习惯。如，把自由权“授予吾王国一切自由人（至少授予贵族）”；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凡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不得被处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被处以放逐、伤害、搜查或逮捕”。约翰保证，“我们不愿向任何人出卖权利或正义，不愿对任何人拒绝权利或正义，更不愿迟延权利或正义的实现”。《大宪章》还规定，设立一个监督机构，通过贵族推举由二十五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并把武力作为最后的保留手段。《大宪章》在爱德华一世（ 1239 — 1307 ）时被最终确定；爱德华一世时，还制定条例，规定贡税或补助金，未经本王国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及平民中其他自由人同意，国王或其嗣君不得征收之。《大宪章》以书面形式对王权作了限制，对贵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法律上的保障。 正是在这法律的保障下，贵族势力大增，在贵族的压力下 ,1258 年亨利三世签署了“贵族请愿书”——《牛津条例》，该条例规定，议会每年举行三次会议，由此，一个定期开会议政的机构——议会——开始形成。在 1275 年至 1290 年间，议会制定了三个《威斯敏斯特条例》，规定了保护国民不受政府官员之侵害，教会的财产、地产完全保有的自由以及财产的继承和转让的权利。十四世纪，议会权力得到明显增强。英国已有较完善的封建制度，诺曼征服之后，威廉一世发展了这一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国王向封臣授以土地，封臣将领得的土地再分封给自己的附庸。概括地讲，贵族制度源于封建制度，而贵族制度又造就了等级制度。这一制度表现了以下特征：首先，国王与封臣保持着一种习惯性的政治契约关系，或者说，贵族与国王形成了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国王作为最高领主必须承担率军作战、维护正常秩序、保护贵族们的人身及土地财产安全的义务，而贵族则必须承担效忠国王、提供军役、缴纳各种封建捐税、应召出席国王法庭等义务。因此，国王与贵族之间不是绝对的支配和服从关系，而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彼此利用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其次，领主是其所管辖区域的最高统治者，享有免受皇室官员管辖的特权，所辖地区的法院享有民事和刑事管辖权，各个封建领主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保护农人。并且，每一个领主都有义务组建一支由自己领导的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主所管辖的区域逐渐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就是说，贵族逐渐作为一个有力量的实体而存在，从而发展出地方自治。再次，领主拥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机构。在诺曼登陆之前，领主与廷臣官员一道组成贤人会议 , 享有咨议、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权 , 甚至可以议立或废除国君。诺曼征服以后 , 贤人会议逐渐发展成议会组织。所以，长期以来，贵族始终不是通过个人力量，而是通过一个组织即形成为一个阶级来实现自身的权利主张，他们“以集体管理国政为目的而不是以扩张自己采邑上的权力为目的”。最后是等级和世袭制度。英国早期贵族的称号和领地需经国王亲自赐予，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延续，王权的衰弱及大贵族权势的膨胀，贵族领地和称号逐渐演变为世袭。与此同时，一些战功卓著、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也及时获封，进入贵族行列，使得英国贵族制度保持了生机和活力。 正是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所以英国人认为等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为维持秩序所必需。由于人的状况不同，“使得人类有如不同的动物品种一样的繁多”。一味追求平等会使人躁动不安，社会就会不稳定，因此，不得不把公民安置到不同的阶级里去，放置到国家中不同的位置上，使他们各得其所；并提供给“他们不同的适当的特权，以确保他们特殊的境况所需要的东西，从而能在由所有复杂的社会中所必定存在而且必定相互争斗的利益分歧所引起的冲突之中保护他们”；另一方面，每个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话语和行为方式，如果硬要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搅和在一起，社会将由群氓所统治，接受其价值观，那么，一个文明社会就永远建立不起来。我们看到，英国贵族制度的这些特征使得其能够得到一般民众的尊重、认同，英国贵族不只是一个社会等级，更表现为一个阶级，一个领导阶级，人民的代表，可以以人民的名义同国王抗衡。英国的政治文明史，是国王与贵族或议会的斗争史，光荣革命可以称之为一场贵族革命。历史上历次关键性时刻，贵族领导的起义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参与，它不仅顶住了王权的侵犯，而且实现了自己的权利主张，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治政，而民主社会倾向于中央集权政府。贵族制度逐渐发展出宪政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分权和制约。傅勒引用基佐的话，“英国有两种社会力量、两种公共权力，一是贵族，一是国王，两者彼此需要，而且往往被迫共同行动”。在法定组成的贵族阶级的英国男爵和法定组成的君主政体的国王之间，相互斗争产生了一系列宪章之后又产生制度，即一个“自由的国家政府”。伯克对英国贵族这样描述到：“贵族是社会秩序中一件优美的装饰品，是一个优雅社会的科林多式建筑的雕花柱顶。被英国世代所产生的法律、舆论和长期形成的习惯所赋予的荣耀乃至特权，绝没有可以激起任何人的恐惧和愤怒的东西。” 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形成了颇具势力的五百家族，这五百家族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堪比当年的英国贵族。然而，他们能不能象英国贵族那样担负其社会转型和国家进步的中流砥柱作用，则还有待观察——毕竟，“最少三代，才能形成真正贵族”。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1 、韩寒《没希望工程》：中国的慈善机构是很淡定的，因为他们都是政府机构，事态再失控，他们都不害怕。他们知道，他们拥有最后一道防线：舆论消灭权。在这些慈善机构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肯定有个部门会发出最后的吼声，然后一片寂静。 2 、财政部首次向全国人大公布汇总的“三公”支出情况 :2010 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 94.7 亿元。出国经费 17.7 亿，公务接待费 15.28 亿，公车购置费 61.69 亿。 3 、在港府提出的“递补机制”草案受到强大质疑下，加上近期港府的多项政策备受争议，香港人间民权阵线估计，今日的“七一游行”将有 5 万人参与，但学者预计人数更多，甚至超过 10 万。今年的“七一游行”主题是争取 2012 年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以及要求行政长官曾荫权下台。 4 、知情人士透露，我国最大海上油气田中海油渤海湾一油田几日前发生漏油事故，这是中海油与美国康菲公司的合作项目。至于此次漏油点具体在哪里，目前是否已经堵上，漏油对环境影响有多大，相关方面都未告知。 5 、日前，草根公益组织中国报恩网创办人在网络上发公告称因负债 10 多万元将关闭网站， 5 年来该网组织大小公益活动 60 余次，为社会公益事业募捐了 60 余万。有学者认为民间公益事业由于不具备“造血”功能面临多种生存困境，参与公益事业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支撑。 6 、自一女佣萨布比被当众斩首处决后，印尼政府决定 8 月 1 日 起 暂时中止向沙特输出本国劳工。而另一位被判 7 月 7 日 实施斩刑的印尼女佣在印尼政府按受害人家属要求支付约 54 万美元赔偿金后免于一死。据悉，目前还有 22 名印尼女佣面临斩首判决。 7 、用一亿人民币作为廉政保证金，声明竞选郑州市长后，曹天这个生活优裕的亿万富翁仅仅只用一周迅速成为“逃亡者”，让他感觉很糟的是，这种转换难以言说——官方对他的“调查”并未公开，“都说秋后算账，还没等到秋后呢，账已开始算了，他们怕什么？！这么弱不禁风！”。 8 、英国《金融家》发布“全球银行 1000 强”，美国银行第二次夺冠，三家中国银行进入前 10 ：工商银行（ 6 ）；建设银行（ 8 ）；中国银行（ 9 ）。报告指出，中国银行业赢利能力在全球遥遥领先，约占全球银行业净利润的五分之一。其中工商银行去年利润达 325 亿美元，成为全球赢利最多的银行。 9 、综合台湾媒体消息，李登辉“贪污国安密帐” 779 万美元（当时汇率换算约 2 亿 5 千万元台币）被起诉。特侦组已认定李登辉、刘泰英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款罪，最重可处无期徒刑、并科 1 亿元罚金。 10 、全美最繁忙的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在 30 日上午航班严重延迟，因为出现了约 150 只穿越机场停机坪，预备到牙买加湾繁殖的海龟。为了让海龟安全通过，部分航班延迟起降约 15 分钟。捷蓝航空在推特向乘客致歉，表示“碾过海龟对它们不好，也对我们的轮胎不好”。 11 、日本福岛县一个由家长等组成的市民团体“保护儿童免受辐射的福岛网”等 30 日公布，近日对福岛市内 6 至 16 岁的 10 名儿童进行了尿检以调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影响，结果 10 人全部检出微量的放射性物质。 12 、 6 月 30 日 ，温家宝乘京沪高铁首发车考察，列车长：“报告首长，我是本次列车司机李东晓，欢迎总理和各位领导乘坐京沪高铁首发列车……请首长指示！”首长：“（握手）谢谢你，现在可以开车了！”列车长：“（沉默）”，周围：“…还没到点……”首长：“哦……还没到点。” 13 、 6 月 30 日 ，德国联邦议院就全面退出核电、扩建再生能源通过一系列法案。投反对票的只有左翼党。根据该法案，至 2022 年，德国将全面退出核电，与此同时，德国将扩大再生能源并大幅提高能源效率。由此，德国成为第一个立法退出核电的工业大国。 14 、濮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表示，拘留强搂宋祖英的乡干部，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其他行为’”。开除其则因其行为严重损害濮阳形象，且事发时其系擅自脱岗。 15 、领导“悬浮照”的接力棒好像仍在传递。 6 月 30 日 ，山西沁源县政府官方网站，也被曝刊登经过 PS 的领导视察图片。这是继四川会理县、山西寿阳县后，近期被曝光的第三起当地领导视察照片造假事件。 16 、美国政府 6 月 29 日 发布新版本国家反恐战略，把反恐重点转移至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防范对象包括“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和本土恐怖分子。 17 、利比亚反对派获得首批国际社会援助资金，数额为 1 亿美元。反对派承诺，首批援助金将用来发放工资。此外，法国军方证实，法国飞机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附近向反对派空投轻型武器，是首个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北约国家。 18 、张鸣《官员迷信的奥秘》：一般人的信仰之中，还是存在对宗教道德信条的敬畏。没有太多的人相信，可以一边做恶，一边给神佛掏点香火钱，就可以平安无事，官运亨通。但是，官员们信，在他们看来，没有权力运作和金钱运作做不通的事，只要有了权，就什么事都能办成。 19 、人民日报《永远为人民奋斗》：多少悲壮，多少豪迈，多少光荣。９０年风雨砥砺，一个真理颠扑不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多少曲折，多少探索，多少奋斗。９０年岁月峥嵘，一个信念更加坚定：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0 、杨恒均《对中共下一个 30 年的期许》：我期许中共能够真正把中华民族与人民的利益至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党派与团体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在长时间里把一党之利置于人民与国家之上。这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如果忤逆这一常识，甚至倒行逆施，不用我举例了，这个世界上一度风光无比、权力无边的党，几乎都销声匿迹了。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共产主义运动有多达500余年的历史。中世纪，天主教教会曾企图建立“公社”来避免战争。那时的“公社”是一种自治性城镇，市民拥有一定的权力，包括财产权、行政权等，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协助帮忙。1516年，英国作家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出版，书中描述了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理想国度，常被看作共产主义的开山之作。英国内战时期，耕作者们（Diggers）还组织了一些共产主义农业公社。进入启蒙时代，卢梭对私有制进行了更强烈的批判，他宣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18世纪，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理论和实验都为早期共产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只是到了19世纪，共产主义才随着工业革命发展成为一种有深刻影响力的运动。在理论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实践层面，应运而生的四个“国际”是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主线。 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 1864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集会，在法国工人的提议下，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由于会名较长，人们就取会名的第一个单词“International”作为其代称，称作“国际”，历史上称为“第一国际”。 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起草的《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建立独立的革命政党领导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国际工人联合会共同章程》中，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目标是消灭阶级统治，“国际”的任务是动员各国工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在革命哲学和斗争哲学的指引下，“第一国际”协助各国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仅举一例。1867年1月，巴黎铜器工人为要求固定工资举行罢工。在“国际”委员会号召下，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国际”支部纷纷给法国工人汇区援款，最终迫使厂主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第一国际”内部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它的第一个敌人就是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弊病，都不合乎理性，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主张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宣扬阶级调和与和平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权威。蒲鲁东主义的核心，是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建立小手工业生产制，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当时，蒲鲁东主义者领导着“第一国际”的法国巴黎支部，拒绝执行马克思的路线。他们还提出，只有“体力劳动者”才能被接受为“第一国际”的领导人，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脑力劳动者”排挤出第一国际领导之外。但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第一国际”的第二个敌人是“巴枯宁主义”。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者，俄国贵族。1864年，巴枯宁参加第一国际，受蒲鲁东主义影响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依靠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自发暴动，在二十四小时内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社会，反对任何纪律和权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一国际”支部中，巴枯宁的思想日益得到支持，特别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法国的一些地方和瑞士。于是，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在马克思的鼓动下，巴枯宁以“反权威主义”和组织秘密团体瓦解“国际”的罪名被开除。 1871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参加并领导了巴黎公社运动。但是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第一国际也日渐衰弱，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 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 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到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盖德派”在1887年倡议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尚未诞生就充斥着对新组织领导权的争夺。法国工人党“可能派”率先联合英、美同志决定在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由他们发起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恩格斯则督促德、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也于1889年7月也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最终，两个国际大会在同一天举行。 1889年7月14日，即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恩格斯指导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美22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393名代表。恩格斯因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未能到会。会场上悬挂着红旗和马克思的巨幅画像，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等标语。大会通过了《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并决定以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武器。这次大会，实际上成为“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加强了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相比之下，“可能派”的国际大会除了“可能派”代表外，国际代表寥寥无几，未能建立起国际组织。 “第二国际”不是各国党的上级组织，各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它没有发表过成立宣言或纲领性文献，而是通过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给各国党指出行动方向。在很长时间内，它也没有常设领导机构和共同规章，没有机关报。直到1900年巴黎大会上才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即社会党国际局（1905年后改称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由每个国家的党选派代表一名（后增为两名）组成。今日世界最大的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实际上为其延续，在二战后的1951年成立，成员均为原第二国际成员。 “第二国际”内部有正统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三个派别。1895年，恩格斯逝世，第二国际内部分歧增大。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拒绝无政府主义者参加，无政府主义者被排挤出“第二国际”。此时，“第二国际”内部还剩下两个派别：以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它宣扬合法的议会斗争；以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正统派，它宣扬阶级斗争。 在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最有影响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党拥有108.5万名党员，在德国议会中拥有111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德国政府“保卫祖国”，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据统计，“第二国际”27个政党中就有24个政党支持本国政府。 “第二国际”形同消失。列宁宣布：“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这些都标志着，主张修正主义的社会党与坚持暴力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正式分裂。 战争结束后，各国社会党会议通过《拥护国际联盟案》，并筹备恢复第二国际。1920年，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第二国际得到恢复。但是很多国家社会党拒绝参加，组建了社会党国际运作联盟（International Working Union of Socialist Parties），又称“第二半国际”。1923年，社会党国际运作联盟与“第二国际”合并，组建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党国际（the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因二战爆发，该组织于1940年停止活动。 1951年，英国工党发起国际社会党会议，“社会党国际”（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被重建，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社会党国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没有总指导机关或国际中心。它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走区别于二者的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之路。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社会党国际”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反对一党制，主张多党制和分权主义，实行混合经济，提倡市场竞争，不反对私有制。 “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众多。截至2004年2月，它拥有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利时社会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意大利民主社会党、荷兰工党，挪威工党、葡萄牙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士社会民主党、丹麦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爱尔兰工党、波兰民主左派联盟、波兰劳工联盟、以色列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土耳其民主社会党、智利社会党、巴拿马民主革命党、巴西民主工党、智利社会民主激进党、海地社会民主联盟、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墨西哥民主革命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日本社会民主党、韩国民主党、加拿大新民主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美国社会民主党、澳大利亚工党……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是当今世界上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 英国工党是英国两大执政党之一，1997年至2010年，它曾连续组织四届内阁，执政时间长达13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奥地利主要执政党，议会第一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政党之一，2009年大选后，该党成为第一大在野党，同时还在7个州内参与执政，5个州内任政府首脑。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是意大利执政大党之一，2006年议会大选后，中左联盟上台，该党成为执政党之一。荷兰工党由三个政党合并而成，曾多次组阁执政，目前工党是荷兰的第二大政党。法国社会党在1978年立法选举中成为左翼第一大党，1981年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成为第一位入主爱丽舍宫的社会党总统。以色列工党在1992年大选中再次获胜，梅厄出任政府总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2004年的大选中获胜，再一次上台执政。新西兰工党是该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2005年工党赢得了121个议会议席中的50个，成为联合政府的主要政党。此外，匈牙利、马其顿、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等很多国家的社会党都曾赢得大选，上台执政。 “社会党国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资料说，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建立时，有成员党34个，拥有党员978万人，支持社会党的选民为4354万人。到2003年二十二大，成员党增至169个，党员达4000多万人，选民更是大幅度增加。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共产国际（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简称“Коминтерн），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实际上，“第三国际”由“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而来，他们抛弃了改良主义，号召世界革命。 在“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并存的局面中，列宁坚决与“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即著名的“二十一条”。它规定：凡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彻底决裂，并将右派、中派清除出党；必须在政治上和宣传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并在党内实行铁的纪律。与“第二国际”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坚持各国党独立性不同，“第三国际”是一个集权主义组织，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 共产国际内部斗争严酷。1920年6月，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尖锐批判“左派”否认议会斗争的必要性、拒绝参加工会工作、不愿作任何妥协、反对民主集中制、不要组织纪律的错误。1928年，共产国际举行“六大”，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其中特别强调：1928年以后进入国际资本主义发生总危机和世界无产阶级发动总进攻的时期。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布哈林不同意“六大”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认为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资本主义相当稳定。1929年，反对布哈林“右倾”错误的斗争公开化，共产国际宣布反“右倾”斗争已成为“主要的决定性问题”。于是，布哈林等人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这场斗争中，党员思想上的分歧和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被视作反党反共产国际的派别活动，从而在组织上进行清理。 《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世界代表大会。可笑的是，共产国际却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对领导。苏联解体以后，苏共档案被解密，德国和俄国的学者对部分档案进行了整理和出版，他们在序言中说：“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它处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严密的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的控制之下。共产国际所有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和干部的任用，都预先在政治局讨论过并且经过政治局批准，政治局还要协调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活动”，“苏维埃外交机关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外交的总战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的：通过所有国家贯常的外交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还通过共产国际”。可见，共产国际的本质上，是苏联为维护国家利益所采用的一种外交工具。更有意思的是，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更名为“某某国共产党”，表示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苏共集权主义领导下，各国共产党都实际成为苏共的一个支部。 为了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推动在各国建立政党，策动革命。它曾派遣威廉斯基、魏金斯基、马林等一系列密使、特使来中国搜集情报，考察建党条件，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920年8月，魏金斯基率领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就派遣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第三国际”获取援助及形势指导。 二战后，在民族独立的浪潮中，涌现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苏式社会主义”、“国大党社会主义”、“纲领党社会主义”、“复兴党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桑地诺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国家的总数大约在60个上下。共产主义道路很光明，可是却越走越窄。1989年到1991年，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倒塌。不久，其余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走上自由和民主的道路。目前，只剩下中国、古巴、北韩、老挝、越南等5个国家，还自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暴力革命和血腥斗争的“共产国际”，无疑遭遇了惨痛的失败。目前，5个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拥有党员7500多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7000多万人，资本主义国家100多个共产党党员约300万人。与“社会党国际”拥有的4000多万人比较起来，差距悬殊。 1943年5月15日，苏联为拉拢西方，联合对抗纳粹德国，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解散共产国际。 第四国际：托派国际 1938年9月，为了与斯大林所控制的第三国际相抗衡，流亡海外的苏俄领袖列夫·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巴黎举行大会，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成立。托洛茨基为大会起草了题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的“过渡纲领”性文件，他宣称：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必须实行“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人类出现的危机是“ 革命领导的危机 ”，第四国际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他还认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划分已经过时，从而提出“过渡纲领”，即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从怎样计算工时到建立劳动者政府的一系列过渡性的要求。 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驱逐出境后，创办《反对派公报》，建立国际托派组织，号召各国的支持者留在共产党内作为一个左翼反对派以“纠正”党的路线。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托洛茨基认为受斯大林主义支配的第三国际已不可救药，宣布他们的活动方针不是对共产国际进行改革、而是同它决裂，认为苏联需要一场政治革命切除官僚专权集团这个恶性肿瘤，故开始筹建第四国际。由于托洛茨基一直寄希望于通过社会革命使“国际”应运而生，加上当时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很可观的工人阶级革命高涨，所以托洛茨基迟迟不打算宣布第四国际成立，因此他与他的追随者发生过许多争论。 据托洛茨基日记，在1930年代中期，“第四国际”子约有3000多人。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托派约有750人。在中国，1931年有500多人的托派政党（包括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和一批中等干部）。“第四国际”兴起后的十余年，一度伴随着世界革命高涨而壮大。例如在比利时、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一定力量，在智利、古巴甚至有好几年争取到了左翼力量的多数。智利托派甚至参与了总统大选，提出十分激进的纲领。二次大战极大地损伤了第四国际的多数支部，因为托派也积极参与了各种反压迫斗争因而被迫害。二战后，“第四国际”的党员在所有的工人官僚国家最终都遭到大肆污蔑、诋毁，以及残酷迫害。 1953年，“第四国际”大分裂后，不断陷入各种小的分裂，尽管有1960年代初所谓的“重新统一”，但到1970年代，仍分裂为7、8个各自为政的“第四国际”，它们互相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1980年代初，英国利物浦反人头税的重大罢工斗争催生了一支颇具朝气的托派工人队伍，他们后来被称为英国工党“战斗派”，组建了新的托派国际。但这个国际在1995年左右又陷于分裂，分裂为相对右翼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委员会（CMI）和相对左翼的国际工人委员会（CWI）。 尽管如此，托派思想仍对欧洲政治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即深受托派思想及其活动的影响。1970年代，托派的传统核心据点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开始派出人员投入法国总统大选，尽管得票率很小，但造成很大轰动和社会影响。 2005年，两个最大的托派，即”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和”国际委员派”实现1953年大分裂以来的首次合并，组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SFI)。这是目前托派最大的组织，它在全世界40多国家拥有支部和成员，总部在巴黎。USFI的法国支部LCR在法国具有相当的政治势力。法国前总理若斯潘在1960年代就是托派秘密成员，直到1987年他在法国社会党内进入领导层才退出托派。法国托派每次都派人参加总统选举而且有不俗的表现，甚至比法国共产党的得票率还要高。 目前世界第二大的托派组织是“国际工人委员会”(CWI)。它的总部在伦敦，其主要力量也在欧洲，以英国、爱尔兰、德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为主要基础。CWI在全球35-40个国家有支部，主要成员为各国的社会主义党，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最为活跃和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组织。当然他们从不以第四国际自居,也不承认所谓USFI的权威性，他们的目标是动员世界范围内广大工人阶级，启发其中最具有觉悟的分子，在坚持自己的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左翼力量联合采取各种可能形式反对“全球化”资本主义。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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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在回答记者有关“能否成立新的民主党派”时称，目前中国有共产党和八民主党派，九个政党已基本涵盖目前中国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大家知道，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共产党专政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目前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分别是：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民建（中国民主建国会）、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农工党（中国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中国九三学社）、台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有段史料说：共产国际斯大林曾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当时党内还有许多人提出，我们共产党牺牲了几十万党员的生命，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共产党更要坐江山。毛泽东说，蒋介石搞一党专政，白色恐怖，我们不能再搞一党专政了，一党专政不适合中国国情。并郑重承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相监督，共同执政。 那么，陈部长所言就涉及了两个基本矛盾： 第一，所谓“中国有共产党和八民主党派，九个政党已基本涵盖目前中国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但是“互相监督，共同执政”做到了没有？ 在目前，如果要问八个民主党派是什么？恐怕也没多少人答得上来。民主党派到底做什么？起到监督作用没有？共同执政了没有？不言自明。而一提到“党组织”，就潜意识、想当然地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但是“党”是“党”，“组织”是“组织”，把党和组织都认为是我党，不仅词不达意，还无视了其他党派和组织的存在，很不合理。况且，其他党派有没有进行入党宣传？有没有党课？是否和共产党有着一样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目前党员达到8000万，党内、政府官员几乎清一色党员，那么八个民主党派有多少党员？在政府里任职的又占多少比例呢？ 第二，所谓“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那么为何惧怕“自由组党”？ 最近热播的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提到，民国时期曾掀起一股建党热潮。1912年民国创建，皇权体制下存在的旧有封建官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局势的发展，政党政治呼之欲出。临时约法采用西方民主国家的内阁制设计，选举国会议员，并由多数党党魁出任内阁总理组织政府。此时出现了第一次建党热，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体制内最难得的一次建党高潮。 民国时期有史可考的党派大概有100来个，民间难以估算、林林总总的党派也差不多上百个。有具体的组织章程、政纲、宣言等资料的登记政党有36个，分别是：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华民族社会党、民族革命同志会、中国民主党、中国人民党、光复会、中国国民自由党、中国共和党、中国民主共进党、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中国工农联合促进会、中国和平党、中国农民自由党、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华人民自主同盟、中国中和党、国民宪政社、宪由社、中华社会党、中国救国运动会（中国独立党）、益社、中国急进党、中国农民党、中国宗教徒和平建国大同盟、中间党联盟、大同民主党、中国新社会革命党、中国公利党、中国人民社会党、中国民族联治民主党、中国民主急进党、中国民主合众党、中华社会建设党、民主社会协进会、铁血党、中国全民民主党。 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自由组党是不允许的。但正如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所说的：“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有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不是陈部长一个人说了算，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让现有的八个党派至少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或者是，为什么群众会萌生建党的想法？这才是90岁高龄的政党摆在眼前的最急需思考的问题！ 近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皇家学会演讲时指出，“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保障。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个讲话，便是问题的答案。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郭美玲，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湖南人。2011年6月20日，郭美玲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经过连日来网友们的人肉，郭美美其人以及红十字会的内幕不断被爆光，昨日微博更风传郭美美已经准备“跑路”，红十字会也接连发布声明否认与郭美美有任何关系，意图平息此事。 然而，不管是红十字会的声明还是郭美美的销声匿迹，依旧无法压住网友们积压的怒火。更有网友调侃“郭美美的事没弄清楚，没心情上班”，甚至引发网络造句大赛。没心情吃饭、没心情逛街、没心情减肥、没心情结婚……各种“没心情”轮番登场。事实上，这一事件发展到今天，广大网民追问的早已不再仅仅是“郭美美”的身世，而是由她所引出的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官方机构，到底有没有问题？ 从前不久曝出的万元餐费事件，已经让红十字会的慈善面具几乎断送。再加上此前不时曝出的关于帐篷、发票、餐费的负面新闻，已经严重透支了红十字会的公信，严重影响了其在公众心中的形象。“郭美美”事件也验证了民众对于红十字会等机构的高度不信任，甚至有网友发起不再捐款给红十字会的呼吁，可见郭美美事件，已成为红十字会乃至官方慈善机构面临信用破产的导火索。作为承载着公众善心的公益机构到底是怎样管理老百姓的善心捐款，不得不让人疑惑万分。 从陈光标诈捐到郭美美炫富，摆在国人面前的是不堪的慈善乱象，慈善成为了一些机构一些戏子的面具，带着面具下的机构和个人，忽悠着真诚的老百姓。这仅仅是人品问题吗？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背后，郭美美背后的慈善机构紊乱，慈善机构紊乱背后的制度性紊乱。 红十字会作为国内最为权威的慈善机构，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类似组织，郭美美事件只不过掀开慈善机构的头盖骨，通过网友的不断挖掘，其内幕更加触目惊心： 耿谆，在被俘后作为劳工被送至日本做苦役，他组织了盟军战俘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公开起义——花冈暴动，多年后，耿老起诉日本遭败诉。最后日本给劳工5亿日元慰问金，耿谆反对判决，并拒绝“慰问金”。但中国红十字会最终接收了这笔资金，代转给受害者及家属，并且私自扣了2.5亿日元作为“费用”。 网上视频有某地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王某，站在一堆蹲在地上点数捐款的志愿者中间，态度恶劣地向捐赠者叫嚷称，用红十字会这个品牌就要收取5%的管理费，不能白给用。 更有网友以亲身经历爆料说，红十字会向偏远贫困地区的医院以25-50%的价格提供医疗设备，货到北京验货后付款。其实这些设备都是国际红十字会免费捐赠的，25-50%的货值就落入红十字会内部中间人的口袋了。 还有网友找出具体的合同单据，爆出汶川大地震时，红十字会帐篷特供单位外买里卖，采购价950，报价1万多，大发国难财。 与红十字会暗箱操作一个嘴脸的，还有希望工程。2001年《南方周末》爆出希望工程作假、捐款去向不明的内幕，有捐助者通过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17名儿童，只有3名收到捐款。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8封是假的。南周记者查清：在希望工程工作人员发出7封假信时，7个孩子全部没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他们多已失学。希望工程，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与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吃天价餐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灾害不断。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仅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仅1.26亿元……2010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同时出现两条新闻：一、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二、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 评论家夏小强在《如此国际主义为哪般？》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她的国民提供；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 不久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谈及为什么他那本著名的《大败局》中的企业家有的后来东山再起有的却从此销声匿迹时，说过这样的话：“在商界，企业垮的时候，最可怕的破产不是财务破产，而是信用破产。”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来说，亦是如此。于建嵘教授在微博中呼吁：“中国红十会如再不吸取天价餐费等腐败事件的教训，下决心改革，建立公开制度，将彻底失信于民，将抵制之。”这也是有良知、要真相的国民的态度，真相必须追问到底，责任必须问责到底，红十字会再如此践踏国民的善心，中国人决不答应！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