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邓拓与毛泽东 傅国涌   1936年，年仅24岁的邓拓就完成了第一部《中国救荒史》（署名“邓云特”），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中。他曾二度入狱，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磨砺人生。他在26岁那年就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转战抗日根据地，开始“毛锥十载写纵横” 的书生办报生涯。他37岁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笔走龙蛇二十年”，成为中共党报史上最出色、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之一。 他才华横溢，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不是那种热衷功名利禄之徒，由于《三家村》杂文受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和他不幸的结局，他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新闻界。 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1960年代初针砭时弊的那些杂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当时的政策提出批评，更没有质疑一个乌托邦之梦的合理性，但他身上的平民情怀、书生意气还是使他口无遮拦，说出了许多真话。“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位中心耿耿的党内秀才注定了为自己的议论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1942年提出“毛泽东主义”、1944年主编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到1966年自杀前夕留下的遗书中，邓拓依然袒露自己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他一生追随毛泽东，至死不改。但这不表明他对毛的认识始终如一，没有变化，从50年代私下说“伴君如伴虎”、批评毛“翻手为云”到60年代写下《专治“健忘症”》等一系列杂文，实际上他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逐渐看透了毛泽东。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超越时代给予他的局限，没有超越忠君情结，他的心灵没有能在党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只落得自杀的下场。 一 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亲自执笔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他称赞毛泽东是“杰出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理论家”，“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毛泽东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早说法，这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邓拓此时对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膜拜、赞美都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不打一点折扣的。 王若水说，“邓拓曾在延安时代提出过‘毛泽东主义’的概念，那时也有别人这样说，但被毛否定了。” 但“毛泽东主义”无疑为不久后出笼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理论上的预热。 1944年5月，邓拓在骡背上办报的极为艰苦的抗战环境下，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编者的话》中，他以我们熟悉的这种“革命语言”、充满深情的说：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人民，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近三十年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的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邓拓文集》第二卷220 页，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这套最早的毛选是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这个时期，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是中共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敬仰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他主编的《晋察冀日报》，为普及毛泽东思想、强化边区的意识形态控制筚路蓝缕，立下了汗马功劳，以一介书生而受到毛泽东的赏识不是偶然的。 1949年以后，邓拓主持极为重要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8年半，和毛泽东有过一段蜜月时期，特别是1956年春天中共“八大”前夕。据王若水回忆： “这一时期，邓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因为以《人民日报》重要地位，总编辑是应该有这个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谦让，说这个位置应当留给别人。有一个时期，还传说邓拓要去给毛主席当秘书，也被他谢绝了。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邓拓私下说了一句：‘伴君如伴虎。’ 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让邓拓列席政治局会议，以便多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明报出版社2002年版，522页） 二 可惜好景不长，当1957年初，当后来被誉为“阳谋”的鸣放运动起来后，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阻止报社一些人卷入鸣放的浪潮，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毛泽东很恼火，1957年4月10日，在中南海召见了《人民日报》的编委，“邓拓汇报。毛多次插话批评，口气很重。”“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527毛当面批评《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为什么不起来造邓拓的反。甚至有意让当时只有30岁的王若水当总编辑。毛甚至劈头盖脸痛骂邓拓，“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提出辞职，表示早有此意，完全诚心诚意。毛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 （《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29页）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1957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 （《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1页） 邓拓个人因此而扼了骂，并从此逐渐失去毛的信任，乃至只能离开《人民日报》。他自己并不感到后悔，“反右”之后，“邓拓曾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0页） 即使在这次中南海挨骂之后，1957年5月，邓拓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开篇即说： “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他指出，“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 接着，他引用陆游的诗句“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将“庸人政治”与误人的庸医、相提并论，批评“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是“庸人自扰”、“瞎操心”。（《邓拓全集》第三卷，568、568—569、570页） 曾彦修感慨“邓拓竟把无条件的‘天王圣明’政治，叫作‘庸人政治’”，“在他看来，一切主观主义，不可一世的夸大奇才，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庸人而已。”（《邓拓文集》第三卷，486页）矛头所指应该是很清晰的，毛泽东看到这样的文章会高兴吗？难怪此文一发表，邓拓就被迫向胡乔木作了检讨。他在遗书中还专门提及此事。 对毛泽东，他内心深处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邓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数党内干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请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40—541页） 1957年底，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不让他管事了。不久（1958年8月），他就告别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去了北京市委。1959年2月，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这首诗到了“文革”初被上纲上线，进行批判。邓拓为此在遗书中还要孜孜进行辩解。王若水晚年回忆，“文革”之初，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后曾找他谈话，给予“鼓励”，也有是意要他揭发邓拓—— “我的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长时间内，我隐隐感到邓拓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流露了一种不满的情绪。批判‘三家村’时，报社有些大字报提到了这首诗对报社人员的影响，但没有提到这一点，大概他们没有看出来。邓拓对我很好，我不忍揭露他。但是我又觉得，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诚，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为此又谴责自己没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终于，我写了一个材料交了上去。不久，《红旗》杂志的林杰在一篇文章里引了这首诗。我听说毛看到后很震惊。1957年他批评《人民日报》编委会不起来造邓拓的反，想不到报社的人居然还和邓拓‘风雨同舟’！ 今天谈到这件事，我的内心是很负疚的。当时我也负疚，但负疚的不是揭发这个行动；恰恰相反，我悔恨自己的动摇和对毛的不忠，因为循于私情而迟迟不揭发。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揭发邓拓说的那句‘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 ！”（《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561—562页） 三 从1961年3月9日到1962年9月2日，邓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152篇杂文。从1961年到1964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笔，其中他写了大约18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伟大的空话”》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498页） 《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511页） ……     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假如他不选择自杀，他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没有言论自由，人权没有保障的前现代制度下，他注定了要为这些文章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在遗书中还在不厌其烦地做着辩解，辩解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有没有影射毛泽东这个主题展开的。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428—429页）     邓拓的辩解注定是无效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在写完这些辩解之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邓拓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说他的杂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文革’结束，给邓拓平反，又有人写文章说邓拓是衷心拥护毛主席的，他的杂文没有讽刺伟大领袖的意思。其实，《专治健忘症》，确实是暗指毛泽东的，健忘不要紧，但别人指出后却不认账，还要别人承担责任，这就可怕了。邓拓这篇杂文后来被中宣部内参《思想动向》转载，未加任何评论，可是这就够了，毛是绝不允许有人这样讽刺他的。”（《新发现的毛泽东》，531页） 实际上，包括《“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在内的许多杂文中，邓拓以隐晦曲折的形式对浮夸风、乌托邦空想主义等进行讽刺，乃至是不无尖锐的批评。但这并表明他已经最终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束缚，彻底告别对毛泽东的膜拜、仰视、愚忠心态。在写下这些杂文之前不久，他在《政治学习》1960年第一期发表过《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在《前线》1960年第二十期发表过根据一次讲话整理的《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贯彻实现毛泽东思想》等文章。自始至终，他都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他的不满、他内心的真实看法，除了私下偷偷表露一点，再多也只能通过含沙射影、含蓄隐蔽的方式，在旧体诗和杂文中有所传达。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满纸书生累”，他的命运也因此只能以悲剧收场。 三 1966年5月17日深夜，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批判，面对“叛徒”的罪名，54岁的邓拓在写完遗书以后，在他生命的盛年永远放下了那支写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笔。 他在留给彭真、刘仁及北京市委的遗书中他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邓拓文集》第五卷，427—428页）　　 在遗书的最后他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文集》第五卷，432—433卷） 这是否是邓拓的真心话已经并不重要，他曾谢绝出任毛泽东的秘书，私下还说过“伴君如伴虎”的话；在遭到毛泽东当面责骂之后，他也没有心服，留下了“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这样的话；他在胡绩伟面前指责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切都表明他对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是一直糊涂。如果缺乏这样的认识，他就不可能写出那些有光彩的杂文，从《废弃“庸人政治”》到《专治“健忘症”》，哪怕他以如此曲折隐晦的方式批评毛泽东，也是冒着相当风险的，这一点以他在中共党内的历练，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还是这样说了。从一点看，邓拓是有一定勇气的，只是不幸误入“革命的歧途”，加入了这个不能批评、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的政治集团，他命运的悲剧才不可逆转。 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他的信仰、经历都使他很难最终挣脱精神枷锁，他在遗书中还是要违心地高呼“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之类的口号。并在写给妻子丁一岚的遗书中，恳切地盼望受他牵连、已离他而去的家人“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十三年后（1979年），“文革”的神话已破灭，毛泽东从神坛上开始走下来，当丁一岚读到他的遗书，不知又有什么感想？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风萧萧兮易水寒                    ——黄花岗90周年祭               傅国涌    【今天双十节，距离1911年99年，碧血黄花，感天动地，不久就有了武昌城头的呐喊，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将成为历史，贴一篇旧文，纪念创造民国的先辈们。】  一     90年前的今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一个同样美丽的春天，一个和今天同样灿烂的日子，风和日丽，鲜花烂漫，在满清专制统治下的广州，响起了一阵阵枪声、炸弹声、冲杀声，和尸体倒下的声音，黄兴等一百多个志士，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史称广州起义（或黄花岗起义）。成败的结局其实早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志士们赴义时的从容与慷慨，这些人大部分是一介书生，并不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坚韧和那纷飞的血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谭人凤说：“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罗家伦把这一幕称为“壮烈的开国序幕，灿烂的碧血黄花”。主帅黄兴右手被打断两指，足部也受了伤，他能幸免于难纯属偶然。当他从死亡线上逃出来，遇见从香港带二百多志士连夜赶来赴难的赵声时，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两人相抱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一代雄才的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受伤而疲乏的黄兴，相见时也晕过去了！”     有人不惜牺牲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也有人冒险为牺牲者找到了埋骨的青山。没有暴露身份的同盟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与广仁善堂商量葬事，共有72具死难烈士（无论是阵亡还是被处死刑的）遗骸埋葬在广州白云山南麓的红花岗（红花冈也从此改名黄花岗），统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实牺牲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据调查确认的至少还有14人，黄花冈烈士起码有86人，这还不包括受牵连被杀的，据时在广州新军任管带的革命党人应德明回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后，清军戒备森严，下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白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二倍以上。”此外新军各营中以革命党人名义被杀的人数约等于黄花冈的烈士数，“死于非命，惨不忍言”。“其处死之法是用七寸长钉，对准头脑，一钉致命，随即用蒲包一裹，弃尸海中，惨酷形状，令人酸鼻。”（《黄花岗起义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324页，32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些死难者，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被无辜牵连的，90年来，又有多少人想到过他们呢？黄兴，还是孙中山所悲痛的都是“吾党菁华”的丧失，其他被杀者并没有进入伟人的视野。在想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同时也想起了这些几乎已被历史遗忘的死难者，因为他们的生命也同样宝贵。 黄花岗一役，赵声气死，胡汉民心灰意冷，黄兴悲痛之极决心暗杀清廷官僚为死难同志复仇。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再想起那些年轻的殉难者，他们的热血多少次模糊了黄兴的双眼，他曾写下《蝶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一词和“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春云湿黄花” 一联，献给死难的同伴。事隔十年孙中山先生还悲痛不已，认为 “吾党菁华，付之一炬”，悲痛与惋惜之情长久地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英烈的音容笑貌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但他们慷慨赴义，浩气凛然，毫无畏惧地面对比他们强十倍、百倍、千倍的专制暴政，这一勇于赴死的精神风貌，90年后依然震撼着我的灵魂，使我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长短，有的人活着他永远死了，多少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都不过是一杯粪土而已。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着，他们长存在人类的记忆里，成为人类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丰碑。 二 90年前那个黑暗的春天，他们在广州街头或郊外的刑场上倒下，罪恶的满清专制政府为他们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去的，他们只是为了做一个人，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奴隶一般佝偻在权势的脚下，一个不愿做奴隶的时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曙光初露，他们知道，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终结。因此谭嗣同才那么勇敢地面对了死亡，秋瑾才那么坦然地迎接了死神。菜市口和绍兴，乃至整个中华大地至今仍飘荡着他们不灭的英魂。为了做一个人，就是这普普通通的理想激荡着多少青年的灵魂，使他们勇于就死，一点也不犹豫就走向了90年前的广州，黑云压城，难道成败会在意料之外？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精卫填海、是夸父逐日，他们浩浩荡荡，写下绝命书的时刻，让我无可抗拒地想起了那些远古的神话，那些足以传诵千秋万代的史诗般的神话。我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是想要成为神话才踏上腥风血雨的征程，他们都是些普通的人，为的是过上更美好的普通生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仅仅自己，也是整个民族都能摆脱奴役、压迫和不平等，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义无返顾。人人都有追求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他们刚刚朦胧地懂得。砸碎暴政的锁链，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国，就是他们牺牲的初衷。林觉民写与妻书时，方声洞、李晚他们写绝命书时，这一切都表达得清清楚楚。 由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的林觉民《与妻书》曾经感动过一代代年轻的心灵， 其他英烈志士的绝命书同样感人肺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久违了，这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这样真诚无悔的理想主义！久违了，能如此打动人心的文字！他们的生命虽然早已结束，但当我们重读那些用鲜血写下的绝命书时，他们鲜活的生命仿佛就在眼前—— 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念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涕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正因为真情毕露，豪气冲天，在慷慨赴义之前写下的这些文字才如此感人，我始终相信世上一切能够传世的文学都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最真实的感情，呈现了一个没有装饰的内心世界。这些文字本来就不是书斋里皓首穷经刻意创作的，然而，却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生命有时候只能在死亡中找到真正的价值，死亡也因此变得光彩夺目。一部数千年的中国史，有如此多的人在赴义时写下如此大气磅礴而又儿女情深的绝命书，恐怕只有黄花岗起义这一次。这些人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的，甚至有些人本来完全就不必赴义。 林觉民的福建同乡方声洞曾两次东渡日本，学军、学医。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福建支部长。他和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姐两嫂都是同盟会员，还亲自介绍妻子入会。当初在日本讨论赴义名单时并没有他，但在林觉民等回国后，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开日本。慷慨赴义前的一天，他在广州写下了给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它们和林觉民的与妻书一样是用生命谱写的一曲理想主义的乐章，是血性男儿的真文字！ 方声洞在禀父绝笔中说：“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表示这次因念祖国之危亡，与海内外同志起义于广州，“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入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以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 在给侄儿方和生的绝笔中又说：“此举如能成功，则吾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盖祖国已强，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败身死，则吾之责已尽，而吾侄则有无穷之责任在。”殷切地期望他为国尽力，善事祖父，教导弟妹。 广东的李晚从南洋回国，过家门而不入。在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时饮弹身亡，前一天他写下了《与家兄诀别书》，“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黄兴也写下了多封大义凛然的绝命书。他在给邓泽如的信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同一天他给梅培臣等人的信和上面内容一致，也说“书此以当绝笔”。此外，他还有一封致孙中山、冯自由的绝笔书，“今夜拟入，成败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笔上言”。（这封绝笔《黄兴集》没有收，见中华书局《孙中山藏档选编》20页）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黄兴当时也是抱了从容赴义之心的。所以，起义失败后盛传他已战死（实际上他只是负了伤，幸免于难，在香港养伤），他的朋友杨笃生还为此忧愤交加，在利物浦蹈海自杀。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当广州事败的消息传到上海，《民立报》的同人都以为他也真的献出了“一颗头颅”。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文弱的书生，并不是人人都象黄兴那样能够上马杀贼，只凭着一腔热血，却表现出如此的大勇，他们大部分都是海外留学生或华侨，却有着如此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能够如此无畏地面对死亡，这才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是这些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壮哉，黄花岗！世纪末的中国人真应该去读一读黄花岗志士们的绝命书！读一读那些闪烁着人性中最美好光芒的宣言书！ 三 他们都是那样年轻，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岁、赵声31岁。历史学家罗家伦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写下——“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藏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没有青年的理想，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没有追求理想的热忱，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据罗家伦统计，在烈士名单中有9个留学生，28个海外侨胞（其中有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个记者，2个教师，12个工人，14个农民，14个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完全超越了某个阶级的局限，都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由此可见，自由、幸福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并没有阶级、职业、贫富的界限。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不管他们生前是学生、工人还是教师、农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的英名镌刻在黄花岗纪念碑上，也镌刻在所有后来者的心中。     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1906年留学日本，精通英、德等国语言。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犹豫就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拿起了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90年前的羊城三月，勇敢地面对死亡。他们是真的猛士，是民族的精华，他们用他们的热血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理想之歌。90年之后，这歌声依然感动着后来的人们。 黄兴“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勉力用左手写下了《致海外同志书》，力赞林文、方声洞、喻培伦、李文甫等先烈，称未死的朱执信“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受伤之后，仍“其勇有加”。由黄兴口述、胡汉民执笔的长篇报告中，他们痛悼同伴死事的壮烈，通篇饱含着真挚的感情。称李文甫“非常猛烈”、受伤被俘“从容谈笑以死”，在提到他和朱执信、陈与新时，说虽以他们的“温文，而敢先当敌，无丝毫之怯懦，盖义理之勇为之也。”“此次死者多英才”，多“仁勇俱备之同志”。 他们的殉难使黄兴悲恸不已，终生难忘。一年后，他在南京黄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及其高深，当未发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至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身中数弹，犹以手枪毙多人。他如窦鸿书、李君荣诸君，虽系工人，然皆抛弃数百元之月俸，从事于革命事业，捐躯殉国，犹足钦佩。总之，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一个碧血横飞的春天，一个绝望的春天，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90年前先烈们倒下的那一幕，不仅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会感动着人性未泯的人们，让我们在他们曾经流淌热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仰望苍穹，他们的眼睛就是那布满夜空的星星，遥远地注视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教我们学会勇敢，懂得谦卑，在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路上继续跋涉、前行。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梁实秋论国民党与共产党   傅国涌       提起梁实秋，1949年后，海峡此岸的人们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学课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经典的鲁迅式的谩骂几乎笼罩了梁实秋的一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咒语，一个鬼魅般的标签，长期以来遮掩了梁实秋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梁实秋生于1903年，比鲁迅晚生了20多年，1926年，他结束在美国3年的留学生涯，一年后新月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浪漫的与古典的》，他以一个年轻的教授、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重要一员。他与鲁迅的交恶也始于那个时候。然终其一生，他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自上一世纪80年代“解冻”以来，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他的英汉辞典。最近看到广告，《梁实秋全集》将要面世，透过他的全集，人们将有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梁实秋其人。     在我看来，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莫过于梁实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所发表的那些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文章，对此人们陌生已久。如果说他对国民党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是表现出他足够的良知和勇气，那么他对共产党的深刻批评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智慧。     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当然，同时也遭到了当局的围剿、反扑。新月书店结集出版的《人权论集》无疑已成为中国人争取人权的一本经典，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是数千年长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第3号首发的《论思想统一》一文，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文中，26岁的梁实秋为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      “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为此，他发出了“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的呐喊。那一年，他还在《新月》第2卷第9号、第11号接连发表两篇文章，继续围绕着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问题展开凌厉的攻势。 在《孙中山先生论自由》一文中，他在列举了“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被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法征税的危险”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在《罗素论思想自由》文中，梁实秋首先引述了罗素1922年3月24日在伦敦演说《自由的思想与官方的宣传》中的一番话，“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斯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斯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最终却未能免于穷困而死的下场。梁实秋赞同罗素的见解，他说：“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我们小的时候做‘秦始皇焚书坑儒论’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但他对罗素羡慕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怀疑的态度。 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他在创刊号发表的《算旧账与开新张》（此文同时作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发表）中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在《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文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保障国民的舆论自由。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文中他直言“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对国民党口无遮拦的批评之外，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点，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心惊肉跳。在梁实秋看来，“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他不是三民主义者，他认为作为一党的党义，国民党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个人接受。他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当国民党以刺刀将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中时，他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实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论自由应包括共产党人宣传自己主张的自由。为此他主张在大学中开设“共产主义”的课程，请有学识的无党派人士纯粹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授，他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一文中认为： “共产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不公道所酿成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 为此他直截了当地发出了“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主义，不犯罪；组织共产党团体，宣传共产主义，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扰乱故也”的声音。他同时认为，“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序攘夺政权 ，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就事论事，客观中立，反对暴力，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不屈不挠地争取不折不扣的思想、言论等自由，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是手段也是目标。 作为白璧德的信徒，一位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精髓的文学批评家，他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深恶痛绝，“‘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所谓“文艺政策”者》） 在《文学有阶级性的吗？》文中，这位文学人性论的倡导者强烈地质疑了“文艺工具论”的观点，“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尽管如此，当他面对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苦难的现实时，他也认为，“福建江西各处农工苏维埃是不能用‘匪区’二字来一笔抹杀的。这共产党的活动是否可以挽救中国大众的苦痛，姑且不论，不过这运动之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及青年，是不容讳的事实。”（《所谓“题材的积极性”》） 这是梁实秋当年的真实想法，他信仰思想自由，主张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是他的生命线。在国、共两党两种不同思潮截然对立的时代，他坚持不依附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生杀予夺的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是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他在1935年说：“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著？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见。”其实，在他之前， 1930年， 罗隆基曾在《新月》发表过《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等文，在他差不多同时期，丁文江、周炳琳也在《独立评论》“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文章，不用说在他之后，储安平在《客观》与《观察》周刊上那些论共产党的文字。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基本认识。这些文章，白纸黑字共同证明了左翼的迷雾并未蒙蔽所有知识分子的双眼。在“多少”与“有无”之间，他们当年曾有过极为清醒的判断。1949年是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去留之间，因种种原因，他们作出的选择并不相同。罗隆基的左转，储安平、周炳琳等选择留下，这一切注定了他们后来的悲剧。尽管梁实秋不满国民党的专横，写过许多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作出了另外的选择。时光流转，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连绵不绝的灾难之后，我们不得不肯定他们当年的眼光和选择。                            2003年5月19日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