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无常之国的有常之道 @杨锦麟：我注意到五点：日本政府以及各行业的应急系统并未陷入瘫痪;民众冷静有序，显示出公民素质的整体水平;媒体及时传递讯息，画面，传达速度之快，之透明，起到了稳定人心，了解真实的作用;自卫队，特警集结速度在一个小时之内;新媒体扮演即时传递真实讯息积极功能 本刊记者 杨潇 马李灵珊 特约撰稿 黄文炜 发自日本 当你坐在飞往日本的航班上，看到飞行地图的时候，事情似乎再清楚不过：日本处在一只怒气冲冲的三爪章鱼状的断裂带之上。 这是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碰撞出来的结果，“章鱼”由俄罗斯库页岛往南，贯穿日本全境，一直抵达中国台湾。1995年5月28日，章鱼的后爪蹬了一下，库页岛发生了里氏7.5级地震，约2000人死亡;1999年9月21日，章鱼的前爪剧烈地拍打，造成台湾“9·21”大地震，7.3 级，2415人罹难。 延误了5个小时后，我们的航班降落在章鱼腹部，从这里长出了它的第三只爪——1923年9月1日，一场7.9级的地震突袭了附近地区，“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涛一样上下起伏，丘陵、山峦急剧扭动着”，之后，东京市超过一半的区域被火苗吞噬，10万余人死亡，近60%的人口无家可归，谣言在关东平原流传，“外国人起义、外国人投毒、外国人劫掠……”当地居民组成了义务警卫队来维持秩序，但他们自己却经常成为暴徒，数千外国人(以韩国人为主，也包括不少华人)惨遭杀害。 2011年3月11日这场大地震比88年前的关东大地震更为强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相似的后果：沿海房屋倒塌严重，满载乘客的列车发生倾覆，海啸在很短的时间内到来，巨浪卷着垃圾和火焰把一切推平……也有显然不同的，88年前的人们没有听过核能一词，核泄漏更不属于他们的世界;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信息传播，少数尚能工作的电台受到干扰，第一篇报道地震的报纸文章出现在整整3天以后。88年过去了，记者成了最早抵达现场的人，在自卫队尚未赶到时，NHK的直升机就开始盘旋在福岛、宫城和岩手县的上空，以至于人们纷纷向电视台提出抗议：直升机的噪音太大，很可能淹没被埋者微弱的呼救声。 然而把媒体轻率地视作添乱者也是荒谬的，3月11日这个周五的下午，手机拨打不了，短信迟迟发不出去，大多数东京人是通过电视和广播知道了震中不在东京，而是在东北地区宫城县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震级达到了前所未见的8.8级(后被修正为9级)。此后日本的各家电视台开始滚动报道，灾区的画面被源源不断地传送回来，直播中经常会出现两声“滴滴”的提示音：某地，发生了某级余震。 “日本制造”的民众 “余震不断，我们跑出去两次，第二次回大楼时就知道(沿海地区)要有海啸了。”在东京都赤坂附近工作的胡女士说。 不在日本生活较长的时间，很难理解这两出两进的逻辑。东京的震级为M5，即便如此，稍高一些的楼层也摇晃得厉害，有人形容“每次都像要准备亲吻大地似的”，但是胡女士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跑出写字楼，她说，我们都坚信在楼里面更安全，只要你避开大衣柜这些容易倾倒的物体。“所以你看电视里播的，仙台的超市里，那些人还用手去扶货架。” 下意识的反应是抓起桌椅上的垫子往桌子底下钻，然后把垫子放在头上——这个动作在池袋防灾馆的6级地震体验厅会被指导员反复演示，几乎每天都有各个学校组织前来的集体学习。“我们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专栏作家加藤嘉一说，“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至少训练过三十多次，不经思考也明白该怎么应付。” 他们对建筑质量的信赖令人叹服。“绝对不跑，”另一位久居日本的华人班先生说，“当时我看地震的时间，孩子还在幼儿园呢，我就放心多了，日本的学校和幼儿园是最结实、可以用来避难的，而且幼儿园也有固定的疏散处，不用担心混乱中找不到孩子。” “记得前些年一个挺有名的建筑师，”他想起以前的新闻，“少用了两根钢筋，被追究得特别严，伴侣还因为压力太大跳楼自杀。当时还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连续3次修改《建筑基准法》，除木结构住宅外，把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提高到最高水准，尤其是商务楼要求能够8级地震不倒。 等到第一拨剧烈的摇晃过去，街上没有突然飞来的瓦片或者玻璃后，可以出去了。戴着安全帽，提着防灾鞋和“非常持出袋”，这其实是个不大的双肩包，平常就放在办公桌脚下，提起来就走了。胡女士的包里有物品如下： 折叠塑料水桶;铺地塑料布;石灰加热袋以及两袋“五目米饭”(还注明用水泡60分钟、开水泡15分钟可吃);饼干两罐(热量可以提供两到三天);饭碗(里面有各种餐具);便携收音机;救急袋(里面有棉球、止血贴、绷带等等);多功能用小刀;我们甚至从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个“小厕所”，它由两种颜色的袋子折叠组成，里面还有沙土，确保不污染环境。 地震发生时，福原女士正在自己供职的日语学校的毕业典礼会场，当校长正要向学生发毕业证书时，地震发生了，华丽的吊灯开始摇晃，起初以为就像平常的小地震一样，晃几下就好了，没想到左右越晃越厉害，这可不是一般的地震!老师迅速打开门，让学生从楼梯下楼避难，穿着正装的学生们拼命跑到楼梯，穿高跟鞋的女孩子，踢了鞋子就跑。摇晃持续了两三分钟，过了一会儿，大家又回到会场，继续进行毕业典礼，高高兴兴地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十多分钟后，地震再次发生，比上次更严重。等摇晃过后，学生再次上台受领毕业证书。最后，大家合影留念，带着笑容，留学生多是中国人，他们在日本的地震中也学会镇定自如了。 地震后，东京的交通全面停运，电车、地下铁都停止了，新干线也不例外，东京都内不少上班族选择花几个小时走路回家。 “人行道上黑压压的一片，我来日本二十多年没看到过这种景象。”胡女士说。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在日比谷大道上看到，所有人都很有秩序，“就像参加追悼会葬礼似的：缓慢，沉静，严肃。” 车道几乎水泄不通，但没有行人走到车道上来。自由撰稿人福岛女士从涩谷车站出发走路回家，一路上的小店有人发饮料，有人发糖果，还有人对她说，路很暗，小心一点啊!“这时候觉得我们日本人还是nice guy啊!” 叶千荣用了10个小时从东京开回横滨，与之相伴的是几百万步行的市民，他说，那感觉像一部悲壮的无声电影。有人形容，这种场景只在好莱坞灾难片中见过。 在茨城县一个小镇的车站，班先生同样站在一群默默的人中间，电车已经停驶，但补票口还是排着队，没人去占小便宜。“外面很冷，但人都在外面冻着，也不去一旁的小吃店里取暖。” “有些人以为这是训练的结果，但这其实肯定是比训练和外界要求更高的原因。”叶千荣说，“这是一种自律性与过敏性。社会稳定并不是一个动宾结构，不能用‘维持’这个动词，而是要用其他因素去造就的。” 留下来的人们，去往周围的学校过夜，在这种紧急时刻，日本的公立学校会无条件开放接纳民众，而私立学校则会自行决定开放与否。胡女士所在的写字楼通过广播说，一楼的健身房已经开放，水、食物和毯子都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来这里过夜。同一楼层的餐厅则为过夜者送来了烤面包。 3月14日，周一，地震后第一个通勤日。 这一天，东京都内大多数车站都采取了控制人流量的措施，人群有序地排成长列，等待进站。更多的人则被告知，必须换用其他交通设施，一切为了节电。由于占据日本34.5%发电量的核电目前不能完全启用，导致日本政府必须做出这一选择：主动控制电量。尽管这一消息是在前一天深夜才通过电视向民众公布，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仍照原定计划出行，但在车站外，就已被预先安排好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清楚情况。 据本刊记者所见，在东京都内，尽管几乎所有的车站都出现了人流密集现象，但没有一起混乱、拥挤现象。人们静静地、几乎是冷漠地接受着安排，没有抱怨，没有意外。只要有工作人员向他们解释清楚情况，便迅速地按照车站指示，等待，或者选择离开。人群排成了蜿蜒的长龙，全部靠左，右边留出通行空间，没人指引，没人监督。 从14日起，除了东京都23区外，日本其他城市和东京的郊区开始轮番有计划停电，每个区域每次停3个小时。政府号召民众节约用电，建议家庭不要使用电熨斗等耗电设备。胡女士家也在计划停电范围，“没有任何怨言，我家孩子也是，一听到号召就去关灯。”14日东京良好的天气甚至让人们感到歉意，“想到灾区，就有一种罪恶感。” 下午，新宿街头100米内有两家NGO组织在募款，一家是日本志愿者协会，专门为此出了号外。他们说这种募捐需要当地政府和警察局批准，但因为事出突然，所以大家都是边申请边上街募捐。 街对面是另外一家协会，人比较多，都着黑色西装，齐声喊着口号：为东北日本募捐等。上面写着：截止14日15：00已经募集到了20万的物资，组织车出发运往灾区了。钱全部捐给宫城县红十字会，而另外的物资自己找车运过去。他们本来是有一个营业所在仙台，现在也完全失联。 我们问他们，如何保证财政透明，他们觉得很吃惊：为什么担心这样的问题呢 也并非没有传言。在震后头两天，除了核泄露的消息外，还有一则油厂爆炸的短信和EMAIL在快速传播，历史学家依田熹家以一种老派的严肃和荣誉感回复他的一个学生：在日本，散布谣言也是犯罪，1995年关西大地震，法国记者来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本没有抢劫事件 有外籍人员这样评价日本：“告诉你，这里的机场和火车一定很快恢复过来。日本人就像蚂蚁一样，你没见过蚁路吗?即使水淹来，冲散了蚁路，他们很快又会回来，走出一条新的蚁路来。” 媒体、政府、企业与社会 几家电视台全天聚焦震灾，没有广告、没有嚎啕，也没有恐怖或者昂扬的背景音乐，电视和街上的人群一样安静。叶千荣评价说，“日本媒体朴实、认真，以一种真正的同情心去奉献。至少在这里，人们从来不提多难兴邦，但在踏实做事。”一位中国网友则在微博上说，“正收看日本NHK电视台。它轮流用日语、英语、华语、韩语等五个语种，发布有关最新震情和可能发生海啸的地区。作为真正的公共电视台，NHK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地震后，日本各电视台，停止其他一切节目，连广告都不播，全方位报道地震消息，地震中死伤人数、失踪人数、交通信息、余震信息、政府的救助措施等等应有尽有，13日起多了停电信息，近日来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信息，媒体更是详尽报道。 地震后，最让人不安的就是这个核电站，但是政府及时公开信息，让人相信一切都在挽救中。 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每天数次向公众报告地震信息，他每天穿着工装，他那张看起来毫无表情的脸已经为全世界所熟悉，现在日本人看到枝野幸男那张脸，就意味着抓到最新信息。日本人半开玩笑地议论：现在就靠官房长官啦，但愿他下次能带给我们好消息。有趣的是，现在日本网上流行一个新运动——“让官房长官去睡会儿吧”，原来，有网民发现地震以来枝野幸男出席了无数的新闻发布会，每次都要面对记者们连珠炮式的问题，Twitter用户sarang5NY 周一下午写道：“枝野先生，请不要过于劳累。你每次向公众解释情况的时候，都是自己说的，而没有照着稿子念，我要向你表达深深的敬意。”这个“提案”得到无数Twitter用户响应，以至于周一“#edano_nero”已经成为Twitter上一个全球流行话题。“Nero”在日语里是睡觉的意思。 日本官员在此次大灾难中的表现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这种认可不限于在朝的民主党。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立即达成协议，实现政治休战，共同面对灾难，一致救国。为了采取更有效的灾害对策，执政党和在野党就有关早日推出财政补充方案，在救灾上投入更多的经费达成共识。 首相菅直人11日深夜在官邸面对在野党党首，深深地低下头，“希望大家指导、配合，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这是救国的需要。” 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表示将给予全力协助，政府和在野党之间设置了联系热线，原先“敌对”的菅直人和谷垣祯一两人地震后在采访的记者面前并肩站在了一起。民主党内原先亦有内讧，在灾难面前各派都团结起来。 政府派出了10万名自卫队队员，警察、消防、海上保安厅等各方联合起来，救助生存者和孤立者。未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日本关西大阪、京都以及其他5县13日表示已经做好了接收灾民的准备，优先接收高龄者、儿童、伤员和病人。 首相菅直人在随后也发布政策，所有的便利店货品全部免费，涉及费用由日本政府承担，所有公共电话也免费拨打，以保证受灾民众可以最快地联系上亲人。 企业界亦加入救灾行列，如大型连锁电器站Bigcamera提供免费手机电池。全日空航空公司宣布，从现在起到4月15日，免费为一切救援物资提供国际、国内航线的运输，免费为救援人员提供座舱席位。在这种举国协力抗灾的氛围中，连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亦加入救援行列，火速向灾民派粥及提供避难所，有居民指黑社会没有趁火打劫，效率较政府更高。成立于1915年的“山口组”是日本最大帮会，二战之后，日本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政府无力治理，山口组甚至扮演了“民间警察”的角色，为民众提供保护;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亦有协助救灾，反应速度甚至超过了日本政府。东京黑帮“住吉会”也在 Twitter公布，开放各处的事务所作为庇护中心，为灾民免费提供食宿。 有人曾写道，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在骚乱与管制中，苦闷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一个前进的方向，此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开始盛行。88年以后，换了天地，取而代之的是节制、理性以及平静中的不安，甚至是怀疑——核的阴影正在渐渐盖过地震，成为这个国家最难以预料的变量。 2011年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一切远未结束。但正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说，这次地震对日本而言不亚于一场战争，为日本民众祈福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这个国家的强大。不说政府的整体调度，也不言稳固的建筑，不去目送赴死的援救队员，不去体会涉险报道的记者的心情;只为虽拥挤但有秩序的街道，只为逃离现场还记得拔掉电源的教师，何等的自信才有这份淡定!灾难会擦亮你的眼睛。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感谢志愿者 食草 投递。 罗永浩高校巡讲现场 汶川地震时，老罗和部分牛博网作者赴灾区赈灾 作为主角之一，参加贾樟柯“语路”计划拍摄 老罗英语培训学校，罗永浩和员工们 老罗英语培训的老生推荐率高达35% 【中国企业家网】2010年11月23日晚7点，罗永浩站在北京海淀剧院的剧场幕后，对着全场说：“大家镇定一下情绪，我准备出来了。”在张亚东、刘瑜、左小祖咒等一干朋友的怪叫和全场的爆笑声中，他掀开幕布走入聚光灯下，身后700寸的投影幕上打出演讲主题“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 接下来的137分钟里，他讲述了用无数个段子拼起来的创业经历。在演讲间隙，他播放了一条曾在2010年迷笛音乐节上播出的原创广告，精华是紧跟在一连串快速拼接起来的西方摇滚乐后面的几行字：“听了三千张摇滚唱片/除了Fuck什么都没听懂？到这里来试试吧/老罗英语培训。”他的创意引发了全场疯笑。在听众们的要求下，他把这则广告又播放了一遍，并叮嘱灯光师：“他们一鼓掌马上用大灯照亮我。” “他们的自小逼得我不得不自大。”在演讲中他这样评论同行。有报纸采访完他发了两个整版的文章，以至于一个前辈打来电话，怎么也不信他没花一分钱能得到巨大的宣传。他模仿对方当时忧伤的语气说：“大家都是同行，你没必要这样，你不说实话，伤了大哥的心了。” 他对同行的公然嘲弄、在营销上展现的创意才华和对员工和学员的慷慨冲淡了这场品牌宣讲会的商业属性，以80后为中坚的粉丝们满意而归。他们花30块钱买票进场，如愿听到一场酷劲十足的励志演讲，还获赠一本标价29块钱的罗永浩自传《我的奋斗》。这也符合他们对罗永浩的预期：从“新东方老罗语录”的作者到牛博网站长、再到现在的老罗英语培训学校校长，他一直是他们心目中人格高大的领跑者。 “他是普通人里面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走向成功的范例，这对年轻人是一个鼓励。他的牛博网对于社会思想启蒙功不可没，他现在所做的教育工作，也对青年人有很多帮助。”罗永浩的朋友、兼具活动家与艺术家身份的艾未未对《中国企业家》评价说。 “他和韩寒不同。韩寒这一代人没什么负担，而老罗完全是从垃圾坑里爬出来的人。”艾补充说。罗永浩出生在吉林延边一个小县城里，他的人生是一部典型的小镇青年励志片。他浑身泛着叛逆气息、以斗士的姿态嘲弄与迎战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并且成功。他让正在从“垃圾堆”往外爬的年轻人们觉得自己前途有望。而那些已经被生活击碎了雄心、甘于埋没在“垃圾堆”终此一生的平凡青年，对这个替己圆梦的人更有复杂的感情。 罗永浩享受这种期待。他把演讲上传到了免费视频网站优酷上，上线16天共播放了480万次。他把这个数据记在自己的微博上。“对了，这条微博我是用左手写的，因为右手一直在对着屏幕里的自己敬礼。”他知道，毫不掩饰对自己的欣赏，也是自己的魅力之一。 不耍流氓试验 罗永浩的反骨生自小学时代。据他自述，由于喜欢在课堂上指出老师讲课的错误，一个老师派自己高一的儿子来学校揍了他一顿，另一个老师当着全班学生诬陷他偷东西。这让他早早幻灭了对教师、传统教育体系的敬畏。他父亲是县委宣传部长，在意识形态的养成上，对他却格外开明，不但经常在被老师叫到学校时掩护儿子，就连高二时罗永浩因偏科而要求退学，也未加阻拦。 罗永浩独自半玩半学到27岁，突然萌生了事业危机感。经过一年多的苦学，他自荐进入新东方英语培训学校当老师。一边给准备出国的莘莘学子讲GRE单词，一边用扯淡的方式分享他的世界观，这让习惯了正统教育的学生们耳目一新。2003年，一组单口相声式的“老罗语录”音频在网上蹿红。在一段讨论北京暂住证的录音里，罗永浩讲了一段他与警察斗智斗勇的故事之后问学生：“为什么要在自己的祖国里处处他妈的暂住？”他被学生的掌声打断。 用东北口音嬉笑怒骂的英语培训老师罗永浩因此获得大批粉丝，结交了很多精英朋友，同时也为新东方狠狠做了一把深度传播。当时的新东方正在筹备美国上市，新东方后期的很多运营方式让罗永浩觉得曾经的理想主义光环已经被商业色彩冲蚀，他丧失了教书的热情。 这算是他对自己理想主义的第一次估价。他当时每年能从新东方拿到五六十万元的年薪，每年除了寒暑假外，工作还算轻松。为了这个他原本打算呆下去，独善其身。但“语录”一火，他认为自己带给新东方的已经高出新东方给他的回报。“如果没有语录，我可能还在那儿教书。语录越传越多，越传越火，结果是我每天都在给一个我不喜欢的机构额外做贡献，我很不舒服。” 2006年6月他从新东方辞职，一个月后创办了精英言论网站牛博网。他借自己声名优势邀请到上百位意见活跃的媒体人、学者、网络作家在牛博网上发言讨论，并推动过一些公益活动的落地。2008年汶川地震时，罗永浩在牛博发起赈灾募捐，并允诺亲自监督200多万元募捐款项的使用，事后公布的账目明细里，连买瓶矿泉水的容量也列在其中。 “如果我做了一些事情，社会上一片叫好声，我就很开心啊。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罗永浩说。 但运营了两年后，这个网站被监管机构要求关闭。出于生计压力，在一群培训行业朋友的鼓动下，罗永浩牵头成立老罗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重返英语培训行业。 再回到这个曾经因为不齿而出走的行业，多少让他觉得没有面子。他不打算妥协更多，于是在跟潜在投资方贝塔斯曼中国谈判时，他在对方异样的眼神里写下的企业愿景是：通过干干净净地赚钱让人相信干干净净地赚钱是可能的。这种格格不入的谈判风格让他一直找不到启动资金，直到一个在非洲发迹了的发小给他打来第一笔300万元。 成为“校长罗永浩”之后，他发现，在商业世界里维持理想主义比在知识界、艺术界要难千百倍。在他看来，挣了钱，基本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原则，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活着就是成功。按照这个标准，他认为从商前的自己比现在成功。“以前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现在相对克制一些。”他说。 他清楚，要跟这个世界相处，自己耍个性的边界在哪里。他自己开设牛博网，立即意识到要做平台就得少说话，要做独立评论者就不能做平台，并拿这个道理规劝过创办《独唱团》的韩寒。出于学校运转的自保需要，他也会接受朋友的安排跟官员们吃饭。“他们（官员）在那儿摸摸我胳膊、拍拍我肩膀，说小罗你要怎么怎么，我就在那点头，假笑，装孙子。但我演技很差，估计看上去很不自然。” 既能拎得清这件事并当成机会抓牢，很难否定他身上的商业基因。和大多数商人不同，他的底线高一些。他自信靠一套更磊落的玩法，能在老罗英语培训学校里套现自己的理想主义。比如，他拒绝买银行客户数据来发推销短信和垃圾邮件，要求学校全用正版软件，给授课教师开出三十多万元的年薪，公司员工的加班费、年终奖、带薪休假也毫不含糊。 “现在这时候，如果别人耍流氓，我没有，市场对我的能力要求就比原来更高了，不然竞争不过人家。” 在好友冯唐的推介下，他狠狠研究了一下消费者心理学。在成立学校早期，对同一种课程，他设定有一个1280元的标准收费方案和另一个提供更多服务的1580元收费方案，结果前台员工不断被顾客们痛骂。他痛定思痛，把1580元方案改成“标准”，把1280元的方案改成“优惠”，顾客们怨气一下消减了许多。他把这称为“不那么奸诈”的消费心理学应用。 在初期做课程推广时，他把自己的方案形容成“血腥”：同样总数32次课的课程，老罗英语的收费只是新东方的1/3，而且前8次只收一块钱。有曲艺论坛里的相声爱好者们转载了他这则招生启事，配标题是“这个周末哪里去”。蹭听的八次课临近结束，老师们甚至大度地给蹭课生们讲授接下来的自学方法。 第九次课一开始，学生数量从300多剧减到30多，但4个月后学员规模猛增。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是，老生推荐率高达35%。这是他的老东家新东方在鼎盛时期才能达到的辉煌，他把这归功于口碑营销。 2008年刚刚创立，就有同行找上门来要求收购。罗永浩开价6000万元。对方愤然斥责他“黑”。2010年，老罗英语培训学校年收入450万元，尚未实现盈利，找上门来谈投资的风投碰到一个更“黑”的估值：1.2亿元。 “别的培训机构的话，别说450万，做到4500万，风投也未必会瞧得上。你来我这，肯定不是看中我这点盘子，是看中我这个人。教育培训行业里，学大上市了、学而思上市了、环球上市了、新东方上市了，剩下一大堆几乎都是破烂。扒拉来扒拉去，也就那一两家还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1亿2千万怎么了，我报4个亿又怎样？只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没什么荒谬的。”这是他给自己的理想主义开出的价码。 斗士的敌与友 罗永浩的粉丝比他圆滑。大多数粉丝通过现场、微博或视频围观他，大笑喝彩完后，继续扎进罗永浩所抵抗的规则里生活。他像《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身负炸碉楼的期待，但在胜利信号显著出现前，他很难找到敢于下注的跟随者。 “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他一定是以健康阳光、成功创业者的形象被广泛效仿的人。但当下中国，多数掌握社会财富的人并非老罗这样的。他是社会上的熊猫。”作为朋友，导演陈晓卿说。对于熊猫对传统秩序的冲撞，他态度保留。 但罗永浩清楚这恰是自己的王牌。“就我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来讲，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继续说实话，是利益最大化的。” 也因此，他对同行的嫉妒与小动作很敏感，“那帮人（同行）表面对着我客客气气，我知道他们在饭桌上怎么骂我。要是对手搞小动作让我穷途末路，我在倒闭前最后一件事一定把我们所有核心的课程拍成‘多机位、加特技的精良大片’，全部免费上线。大家都别想再从里面赚钱。”因为此，媒体人王小峰把罗永浩称为“排雷高手”。“老罗前进的道路上布满地雷,他很怕踩到地雷上。” 因挑战社会秩序而产生的孤独感让他格外珍视找得到的另一群“熊猫”。他与主持人柴静、出版人张立宪、音乐人周云蓬、媒体人王小山、作家冯唐、导演陈晓卿、名博王小峰意气相投，就连生性桀骜的艾未未都赞许罗永浩在生活里讲哥们义气，“吃什么都香”。 朋友也是罗永浩“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他做公司、去汶川救灾、筹备慈善基金、准备出文艺丛书，资源也是这群朋友。他注册的公司名称干脆就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刚开公司时，他的创业金律也是从好友冯唐那里讨来的：做事抓大放小；战略目标明确；能容人。 他对比他更清贫、但更有艺术才华的朋友们有惺惺相惜式的关爱。“我靠，我是超级近人情的。” 2010年5月，罗永浩想为偶像曾轶可录一张专辑。“曾轶可走上音乐生涯是因为听Twins，老天给了些天分，但我觉得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遇到一个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去包装她，拿她的短板去跟别人的长处去拼。我当时看了就很焦虑。” 罗永浩让自己的媒体圈朋友王小峰牵线，找到曾轶可的经纪公司天娱，联系好北京最贵的录音棚，请来周云蓬、小河、张玮玮等民谣圈高手，为曾轶可录制唱片。周云蓬提醒花钱要省，罗轻描淡写地说找了个土财主赞助此事。 土财主很羞涩，不敢告诉曾轶可自己就是罗永浩本人。 曾轶可来了，却不喜欢这份礼物，她对这班民谣达人们的编曲提不起兴趣。罗小心翼翼地问，那你喜欢什么？ “她跟我说了一堆，那些在我眼里都是垃圾。这很正常，你不能逼她，我十八九的时候也听麦当娜之类的听得特来劲。即使我是她亲爹，我也不应该让她进录音棚按我的意愿去录。”罗老师叹了口气，他认了。但对小姑娘的喜欢分毫未减，甚至开始仿着偶像学吉他。他专门买了一把木料考究的Taylor吉他，因为“轶可用的就是Taylor”。 这个理想主义胖子不假思索地把个人趣味渗透进公司：拿着曾轶可的写真集加正版音乐专辑前来报名上课的人，可以得到200元的学费优惠。他扔下公司里的事为曾轶可唱片忙活了几个星期后，偶然听到员工们聚在墙角抽烟，骂自己“傻逼”。以舌战成名的罗校长装作没听见，转身走了。 员工也是他的朋友。 原始链接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企业家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感谢志愿者 食草 投递。 杨学涛（右一）。  摄影_孙炯 在“外来人口”身份上附着的，表面是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实质上则是户籍制度造成的人为身份鸿沟。 南都周刊记者_郑文 微博上自诩为“云南农民”的杨学涛，最近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等答复还是打官司。 “在上海纳了3年税，看病还要付全额医药费”，让这个昆明出生、北京求学、广州工作、上海定居的前媒体人觉得很不公平。两个月前，他以个人名义把一封集合了678人签名的建议书，快递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组，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两个月后，建议书尚未得到官方回应，却引来了北京律师程海的关注。 因为户口问题，程海曾与北京市公安局打过四次官司。从网上得知“云南农民”的遭遇后，他直接电话杨学涛，“有没有兴趣起诉上海市公安局？” “这下要搞大了……”挂掉电话，杨学涛笑了。 “无代表，不纳税” “如果你是‘外来人口’；如果你的居住城市收你税的时候一视同仁、收完税之后区别对待；如果你的居住城市在要求你尽义务的时候一视同仁、在你要求享受权利的时候区别对待，请转发此微博，让更多人加入到‘同等税收享受同等权利’的诉求队伍里来。”2010年12月15日，杨学涛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截至发稿日，这条微博已被转发2416次，含655条评论，显然触及不少同病相怜的“外来人口”的痛点。有人评论说，“没人让你做外来人口，你可以回家交税去呀”；也有网友调侃道：“作为一个拥有6本暂住证的北京暂住民，我不得不转”。 虽然自诩为“云南农民”，其实杨学涛现在的身份一点也不“农民”—盛大汽车传媒总裁。他的职业生涯有点复杂，先媒体后企业，先员工后领导。因为薪水的“诱惑”，他曾先后辗转过北京、广州工作生活，并在2007年年底定居上海。根据2010年上海人口普查结果，上海居民总数已达到2300万，而杨学涛所在的“外来人口”群体则超过900万，接近40%。 早在2002年，为了迎娶上海户口的太太，杨学涛就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当他在2007年将事业转移到上海后，就开始为上海的税收作贡献：平均每月交纳约5000元的保险和税金。不过虽然像上海户籍居民一样纳着同样的税种和险金，但当他到住处附近的闵行中心医院就诊时，仍需支付全额医药费；持有上海户口的太太则享受医疗保险，只需支付挂号费。 其实跟众多“外来人口”相比，杨学涛已经相当幸运。由于太太的上海户口，他顺利解决了儿子的落户问题—跟儿子他妈就行；也不用担心未来要给儿子缴纳不菲的幼儿园入园“赞助费”等问题，因为儿子一生下来就衔着上海户口。不过当了爸爸的杨学涛，还是遇到“外来人口”一样的难题，比如在上海当了一年多的“黑户”，每月仅能领取几十块的外来人口综合保险金；为了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他不得不专程飞回户口所在地—广州。 2009年，落户无望的他终于决定先把上海市居住证办下来—谁料一办就是8个月：根据有关规定，办理居住证不仅要求办理人提供在当地的纳税证明，还需把个人档案一并迁至居住地。杨学涛为此打了几十个电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免遭遇各种细节上的差错，这次是入职时间不准确，下回又是原单位的离职证明出了问题。 “在中国办这种事情太复杂了，所以好多人平时都懒得去办。用不着时，不觉得是事情，但真要办理时会发现，你要为此要付出大代价，包括巨大的时间、经济成本。” 折腾居住证这事，令杨学涛不禁愤慨起来：我在上海工作，还给你纳税，你都不让我居住在这里，更何况相关享受不到的权益了，“我他妈的凭什么还要给你纳税？”于是就有了后来2010年12月15日的那条微博。 其实早在2010年3月份，他就曾为此而总结道：“假如你没有居住证、户口，你跟所住城市的关系是：你必须履行纳税的完全义务，但你不享受纳税带来的任何权利。当需要你纳税的时候，他可以将程序简化到无以复加，当你要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将程序复杂到无以复加。” 杨学涛估摸着自己应该是国内第一个提到“外来人口”纳税人不公平待遇的公民。2010年11月，郭光东在《南方周末》发表题为《无代表，不纳税》的评论文章，重提公民纳税义务与所享权利的不对等。作为一名户口在广州、纳税在上海的“外来人口”，杨学涛对这种不对等感受尤其深刻。“同等税收享受同等权利”的诉求微博发出后，他本以为任务已经完成，“我能把它提出来，就行了，让大家讨论去吧。” 但后来，恰是大家的讨论，把那个本该无疾而终的吐槽，演变成一场类似“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 户籍问题是最为“外来人口”诟病的症结，也是杨学涛微博所引发的讨论的核心。“但你也知道，户籍问题在中国当下是无法解决的。”参考2010年国内多家媒体联合发文呼吁户籍制度改革的事件，他担心自己要是搞上了政治，可能会出事，因此最安全的方式是“不谈政治，只谈经济诉求”。 受美国独立战争前夕“无代表，不纳税”诉求的启发，在一位媒体朋友的建议下，杨学涛揭开了行为艺术表演的第一幕：微博征集签名，建议全国人大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三种情形之下，可减征个人所得税：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以及其他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减税的。 杨学涛建议增加区分户籍征税的条款：“纳税人因为户籍原因而在纳税地得不到与户籍纳税人同等的权利的，可以申请所得税的减征、免征和退还。” 利用新浪微博平台，“转发视为签名”，至2010年1月4日，该微博发出的两周内，杨学涛共征集到678个签名（转发），其中包括学者张鸣、律师张培鸿等知名人士。 1月11日，杨学涛将建议书寄至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他特意选择发送EMS快递的方式，以追踪其签收记录；还为快递单拍了一张照，并上传到微博。 第二天，杨学涛登录EMS网站查询后得知，该快递已被签收。不过两个月过去，这封公民公开信至今还未收到官方的回复。 其实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人倡议过退税的事情。当时“两会”前夕的一个媒体人饭局上，有人突然提到，谁知道选民证长啥样么？所有人都傻了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规定，只要年满18周岁、不是罪犯、不是精神病患者，人人都该有一张选民证。 时任《凤凰周刊》编辑的贾葭，跑到自己所居住的羊坊店街道，讨要选民证。街道说，这事得找人大，贾葭又到人大工作委员会，结果说这事归社区管。于是皮球又被踢回。跑前跑后反复咨询，仍得不到选民证，贾葭便要求退税。街道的反应是：退税？没听说过，你去问税务局吧。 折腾了一个多月后，贾葭已懒得再搞。贾葭觉得现在杨学涛的动作才是“闹真的”，尽管杨学涛不时调侃自己：“我这是以荒谬对抗荒谬。” 人民网强国社区设立了一个叫做“E政广场”的子论坛，是网民向官方递交建议、表达民意的网络平台。2月17日，杨学涛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建议也贴了上去，被编为“9786”号。 以荒谬对抗荒谬？ 杨学涛的逻辑是，“如果我纳了税，都没有人代表我的权益，那我为什么要纳税？”在律师程海看来，这前提就是错误的。 2008年，程海也曾发起过类似杨学涛式的公民签名，要求北京市政府在户口问题上依法行政。他认为外来人口在纳税权利与义务之间遭遇的不公，根源不在于个人所得税法的疏漏，也不在于户籍制度的弊端，而在于地方政府、公安部等未能依法行政。 他所谓的“法”，指的是1958年由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第六条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 但到1977年时，国务院又通过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该规定确定了限制由农村转城市户口，其他市转北京、上海、天津户口的原则。 用法律视角阐释，也即国务院、公安部和各地政府自此以来执行的都是“与上位法户口登记条例相抵触的下位规范性文件”。 因此，程海曾于2007年4月到2008年年初，在北京、老家合肥两地，分别起诉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拒绝办理户口迁入，以及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不履行户口迁出法职责案。对此，北京昌平区法院行政裁定不予受理，而合肥市庐阳区法院又以“错列被告”为由，驳回起诉。 当程海跟杨学涛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时，杨学涛跟程海的许多法律界同行一样，对该法毫不知情。他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人民自由迁移的可能，只知道自己人在上海，却不曾拿到世博大礼包；户口在广州，也不曾拿到亚运大礼包。 老婆、儿子都是上海人，拥有上海户口，而杨学涛，“最后发现，你哪儿的人都不是,去哪儿都是外地人。我本来想我说着昆明话，在昆明买个房吧，结果里头有个政策：首付比例比本地人高；涉及贷款，利息是1.1倍。” 他也不清楚自己向人大递交的建议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对方又是否有必须答复的义务。EMS寄出后，他每天都会在微博上转发原帖，记录天数，第一天、第二天……第二十天，一直没有回音。 “我对我行动的每一步，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心中有数。”网友反响热烈，在他预料之中；评论相对理性，令事情具备了推动的空间；参与的有钱人太少，知识分子也相对保守，政府层面的回应始终缺乏……这些则令他略显失望。 其实在行动之初，杨学涛便默认人大肯定不会解决自己递交的问题。他原本还打算在“两会”前夕，在微博上再搞一次签名征集活动，但新浪微博总是将相关帖子删除，令他“意外”。 哥们、网友、律师、媒体……认识的不认识的纷纷出谋划策，有位《华商晨报》的记者朋友，还打算在全国“两会”期间，帮杨学涛把签名建议书递交给有关人大代表，托其作为议案递向“两会”。 杨学涛感觉自己是被“广大的民意基础”推着走到了现在。包括律师程海，虽然直接否定了杨学涛这场行为艺术的前提，但他认为“还是要肯定公民追求平等权利的合法诉求”。因此他向杨学涛提议，愿做杨的代理律师，再打一场维护法律的户口官司。 就在程海发出邀请的5天前，温家宝总理在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专访，与网友在线交流。杨学涛把退税的建议发到了交流短信平台，仍然心中有数，知道这一诉求必定又是“石沉大海”。 杨学涛在微博发起签名征集活动后，曾在《南方周末》任职、现为律师的章敬平，在MSN上跟他说：“哥们，你搞那事真有意思，哈哈。”杨学涛会心一笑，他明白章敬平话里的意味。 但当下，面对程海的提议—起诉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对方依法行政，保障公民自由迁移—杨学涛并未一口回绝。但他说，这事还得考虑考虑。 原始链接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导语: 盟军终于出兵利比亚，向卡扎菲的暴政“宣战”了。历史上，由西方发起的盟军对一个相对弱势国家发起进攻，没给人们留下太多好印象，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料到结局。至少到目前来看，由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组成的盟军的军事介入，是正当和合法的。[ 详细 ] 全球化以后，“绝对主权”实际上不复存在 随着国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加深，最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全球化，早已给国家主权概念带来了变化。这个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主权和非主权的界限不像原来那么清晰了。而其背后的原因也不复杂，就是当一些领域的国际标准日益扩大的时候，有些事情到底是属于主权范围、还是非主权范围，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判断了。而过去以地域为标志的主权范围管辖（即国际法上所说的“属地原则”），也正在改变之中。[ 详细 ] “独裁者的内政”从来不被容忍 回想一下，伴随 “民族国家”而生的主权概念 最早诞生在欧洲。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主权领域事务”的定义一度非常明确，即在一国领土范围内的任何人和物都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可是，就在主权概念诞生后不久的整个18世纪，干预主权、或内部势力邀请另一国军队进入或调停的事，实际上一刻没停止过——因为没有哪国的统治者能以主权之名在国内随心所欲，这样的国际秩序是被旨在结束战乱、建立和平秩序的“主权制度设计师们”所容忍的。[ 详细 ] 第一次海湾战争：国际社会对侵略性行为的遏止 利比亚在地理上与伊拉克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今天卡扎菲所面临的局面，也与20年前萨达姆所遇到的境况惊人的类似。不管当时舆论如何，今天来看，1991年那场由34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与伊拉克进行的局部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合法的：它有正义的目的（停止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而且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战争最终迫使伊拉克接受了660号决议、从科威特撤军。 [ 详细 ] 第二次海湾战争：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 几乎在一样的地点、几乎一样的交战双方，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却是一场非法侵略。当时，联合国的核检和1441号决议的目标，的确是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美国出兵之时，不仅不顾安理会成员国反对，也没有提供证明伊拉克违反核查规定的证据。没有合法授权，尽管结果可能并没有那么糟糕（独裁者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拉克进入比较稳定的重建），伊拉克战争都不过是一个主权国家推翻另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非法战争。[ 详细 ] 安理会1973号决议获通过，构成盟军出兵的合法授权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人们已经不怎么看见西方集体对阿拉伯世界进行干预了。然而，无论这次进攻造成了怎样不好的印象，到目前为止，它都是合法的。就在上周（3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0票赞成、0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有关利比亚的 “1973号决议” ，其要点为： 1：要求（利比亚国内）立即停火； 2：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以保护班加西等反对派和平民集中的地区） 3：授权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保护平民（排除对利比亚领土任何形式的外国占领军）[ 详细 ] 卡扎菲同意停战协议后食言，军事介入是“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平民 根据1973号决议（有关停火）的规定，一旦卡扎菲没有遵守停火承诺、作出伤害平民的行为，他的（地面）部队就将遭到攻击。决议通过后，利比亚政权第一时间响应停火要求，可事实证明，它根本没有遵守承诺。卡扎菲的部队继续攻打反对派占领的地区，盟军发起的打击，是根据决议所履行的“义务”。 据3月19日班加西前方报道，就在卡扎菲承诺停火的不到一天时间，他的炮兵部队抢在西方力量介入之前对当地外围反政府军进行了打击。即使在西方开始空袭之后，效忠于卡扎菲的坦克和步兵依然继续进入首都的黎波里以东，深入到反对派军控制的城市米苏拉塔中，并杀死了一些平民。而在最近一次广播中，这名骄傲的独裁者还宣布了要打一场“持久战”。[ 详细 ] 盟军以空袭保证禁飞区设立，是否“用武过度”尚难评估 除了攻击地面部队，国际盟军也对利比亚的防空系统和机场设施进行了打击，而这则是出于联合国决议对于建立 禁飞区 的授权。禁飞区的设立，是在发生冲突时，某个、某些国家或组织可在冲突地区划定限制空域，以限制冲突相关方飞行器在其中飞行的措施。禁飞区只有得到国际组织授权（如现在的1973号决议）才具有合法性。 禁飞区的设立不仅为了给反对派一把“心理保护伞”，也是为了让更多平民免受战火袭击。因为有联合国的授权，军事介入本身并不非法。而从目前来看，盟军的空袭主要是为禁飞区的顺利设立创造条件。正如前面指出，联合国决议早就授权用“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平民，单靠禁飞区是不够的。目前还难以判断，什么程度的介入才算“用武过度”。唯一能确定的是，光是将利比亚的飞机击毁，还不足以保护利比亚平民免遭炮火和坦克的伤害。[ 详细 ] 人权与主权讨论渐入深水区，“不干涉原则”部分“溶解” 盟军对利比亚的介入伊始，由主权原则衍生出来的“不干涉原则”再次被提及。有趣的是，历史上对此最强烈的支持者往往是弱国、而不是强国。在1826年和1848年的两次国际大会，最愿意强调此条的是拉美国家。但绝对的“不干涉内政”可能是危险的。1960年代通过反殖民斗争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迅速抛弃了“人民主权”的架构、转向了威权主义。 在见证了诸多对主权原则滥用的危险后（如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国际社会没有及时介入导致100万人先后被杀），国际法领域就出现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声音，呼吁将特殊情况下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尽管一国有权决定其国民待遇、保护水平和保护模式，但人权问题并非与国际社会无关。[ 详细 ] 通过国际联盟、区域一体化和国际谈判进行主权让渡早就发生 尽管很多人依然认为国家主权是“铁板一块”，但 国家主动让与部分权力 的情况其实已经很普遍。在最原始的国际社会形态中，对主权有损的事情，国家基本不会干。可世界早已变得“扁平”，为了在全球化中获得一席之位，将部分权利转让给他国或国家组织几成“惯例” 举一个熟悉的例子。中国一直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它为贸易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不是大多数人都注意到，加入WTO同样意味着服从这一国际组织制定的规则、甚至是国内法的修订。贸易协定如此，其他类似的双边、多边协约也如此。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换个角度想，如果没有国家对权力的让渡，任何国际组织的成立、以及它们的所作所为又将变得子虚乌有——而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详细 ]   结语:主权神圣，但它并不比人权更高；主权唯一，但它并不为特定政权所有。无论用什么手段，保护利比亚平民免遭独裁者的蹂躏，比维护一个屡屡作恶的政权重要得多。 © 维啦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2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网易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实习生 郑李     2011-03-17         3月11日，日本广播协会（NHK）对海啸进行了现场直播。直升机航拍的镜头中，海啸巨浪冲向陆地，震撼的画面使人们几乎忘记这是一档新闻节目。 　　地震、海啸、核泄漏危机接踵而来。这时如果你是一个普通日本国民，只要你将电视锁定在NHK，打开雅虎日本和推特的网页，各种关于破坏、死亡、救援、致歉和危机的信息洪流会迅速将你裹挟其中。当然，无孔不入的广播、报纸也不能忽略。 　　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面对震撼的灾难，日本媒体表现得尤其平静：没有眼泪，没有生离死别，没有背景音乐。 　　那日本媒体有什么呢？为什么它们不约而同，选择了这样的报道风格？ 　 地震发生后，日本电视台的播音员在主持节目时，戴上了安全帽。 （东方IC/图） 　 哀而不伤 　　“我从来没有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什么‘感人’的画面。”旅日专栏作家唐辛子在博客中写道，“我只看到不断报道还有多少人需要救援，死亡人数又增加了多少，专家分析和官方发言人讲话，偶尔电视里会出现采访受灾者的镜头，但大都是安坐在避难所的避难者，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我们还需要水，需要食物，需要快些得到周围的信息……” 　　尽管在灾难最初发生时，偶尔也能发现主播和前方记者的声音略有些颤抖，但残忍的死亡、失态的呼号或过度的泪水、昏厥则从未被呈现。“这种风格使得观众没有大的情感波动，更加没有恐惧和逃避，再加上信息非常及时透明，人心才能迅速得以稳定。”长期在日本工作生活的媒体人陈言说。 　　即便是东京电力公司工作人员超时工作受到核辐射伤害，《朝日新闻》也没有报道其的“英雄献身”，只是表示关注其健康，并引用厚生劳动省责令该公司改过的发言。 　　这样的报道风格并非自然形成。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报道中，日本媒体“大量航拍扭曲断裂的高速公路、居民区一片火海，灾难片一般的残酷画面在很大程度上定格为人们的灾难记忆”。日本问题专家刘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普通的救灾场景、基本的灾难信息反倒被忽视，这样的媒体伦理问题事后遭到日本国民反感而被大量批评，我想这次地震后日本的媒体多少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现今的媒体报道中，即便受难者家属接受访问，也很少被拍摄到面孔，很多受访儿童更是只露出了背影或鞋子。“我们现在更多地注意了，不能侵犯受访者的基本人权。”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盐则英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灾民过多地被采访，不断有麦克风放在他的面前，可能对他是另外一种伤害。毕竟，受灾的样子是不好看的。” 　　“一个刚刚被救出来的小女孩，衣服是破破烂烂的，还被抬着的时候，就有摄像机来拍她，把话筒放在她跟前，让她说什么呢？她不得不说感谢谁谁谁吧。”盐则英一说。 　　至于日本国民灾后表现出的有序和镇定，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则基本被一笔带过。 　　日本民族主义者聚集的网站2nn　.jp翻译了一篇《环球时报》的报道《震级创下日本历史纪录，日本人冷静处理让世界感慨》。不过，大部分日本网民表现出困惑不解，“这不都是常识吗？”有人留言，还有人干脆说：“日本人的礼节礼仪？这不过是孔子理论的实践而已。” 　　盐则英一表示，随着救灾过程日益深入，可能电视上也会出现略微煽情的画面，“但新闻节目肯定不会加背景音乐来打动人，这在日本是不能想象的”。 　　 “暂无时间骂人” 　　3月11日，地震发生当天，上午日本各大媒体的版面基本都在批评菅直人的政治献金丑闻。菅直人被曝收受在日韩国人104万日元政治献金，而此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刚刚因为相似原因辞职。支持率连续降低的菅直人原本正在面临巨大的政治信用风波。 　　但地震发生后，所有的日本媒体，包括左翼右翼的不同派系，立即放下了对菅直人内阁的政治追责，全力报道地震灾情。 　　“地震后，大家像是都有了默契的氛围，也许是因为大家没有时间去骂人了，必须首先应对地震。”盐则英一说，“现在媒体主要还是支持政府的，但过一段时间一定会反思菅直人内阁救灾处理是否得当，追究责任。” 　　日本首相官邸成立了救灾对策本部，首相菅直人担任部长。“媒体往往对准菅直人与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等待政府消息发布，这是因为此时的菅直人是救灾对策本部的最高责任者。”刘柠说，“其他官员基本上保持了相当的克制，没有什么炒作行为，这也是他们爱惜名誉的表现。” 　　但随着核泄漏危机进一步恶化，对菅直人内阁的指责渐渐显现。3月15日的《朝日新闻》发表文章，尽管报道了菅直人“我们绝对不会临危撤退”的决心，还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核电站事故增加，对应不足，政权的危机管理能力透露不足”、“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和事态把握的状况依然比较混乱”。 　　当然媒体更多地还是首先把矛头对准东京电力公司。东海大学华人教授叶千荣在微博上记录了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藤本孝等六名干部鞠躬谢罪的场景： 　　记者厉声逼问：“三号机组会不会堆心融解？！”藤本回答：“目前尚不清楚。”记者吼道：“把话说清楚了！到底会不会！别含混言辞！”他答：“情况是严峻的。” 　　至于灾害中常见的企业和个人捐款，日本媒体则一律不予报道。NHK驻北京记者北川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日本从来看不到企业家们拿写着捐赠数额的牌子在镜头前亮相的场景。“我们不会办类似的仪式。”北川熏说，“如果他们真的只是想捐钱，那么偷偷地捐钱也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如果他们想起一点广告宣传的作用，要么可以把消息挂在自己的网站上，要么可以在报纸上买广告版面公布——广告行为用广告版面是最好的。”“在这样紧急的灾后报道中，国民需要的信息才是我们要报道的。”北川熏进一步指出，“NHK是公共电视台而非国家电视台，也就是说，我们考虑最多的就是国民，最怕失去的也是国民。” 　　事实上，NHK不仅服务日本人。震灾后第一时间，NHK就用包括中文在内的5种语言播出灾情报告，向在日本的外国人提示避难信息。 　　 71页灾情报告 　　只要略有震感，很多日本人的自然反应便是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通常30秒内，地震速报就可也可以告诉人们何处发生地震；随后大约2分钟内，更加详细的报告便会披露具体震源、震级、离地表距离和受灾地区破坏情况等。 　　媒体人陈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广播在日本灾害报道中也担负着巨大功用。“救生包里除了水、手电、饼干、糖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收音机。收音机电池常常可以维系几十小时，被困的灾民可以不间断地收听救灾信息，躲避进一步灾害，提前得知救援队伍的行进。”陈言说。 　　此外，网络媒体在地震后发挥了新的巨大作用。谷歌在震后立即开始提供各地避难所的地图，并且很快成立寻人与报平安的网页。政府部门也纷纷利用网络发布信息：首相官邸网页上开设了“东北地方太平洋地震应对”专栏，总务省在网上公布各地的消防局和消防队收集汇总的灾情，交通省在线公布了长达71页的灾情报告，消防厅甚至专门开设灾情微博，随时提供灾情信息交流。 　　更多的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都利用微博、博客或社交网站大量发布灾情信息。日本流行歌坛天后级人物滨崎步在地震后14个小时内就发了143条微博，用日、中、英、法等多国语言介绍地震救援实况。 　　因为信息略显迟滞，《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发行量超千万的报纸越来越多地在与新兴媒体的比拼中落后了，但随着震灾报道的深入，有效信息不断累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综合报道愈来愈显示出自信。仅仅共同社就有约140名记者在地震灾区进行报道。 　　日本政府对外国记者的报道也持鼓励态度。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截至3月15日，日本驻华使领馆已经发放了超过60个签证给中国记者赴日采访，并且所有的签证均通过特殊简化手续签发，基本都是当天申请当天领取。 　　“面对这样的大型灾难，报道更需要综合力量，高成本，大量人力投入才能够进行。”盐则英一说，“我们可以做出最好的新闻。”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56398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