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媒体《京华时报》消息，茅台高管面对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两会提案表示：“不喝茅台该喝什么酒？”，而早前贵州省委书记则说：“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据《京华时报》报道，上周末，在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一个发布会上，有记者向茅台厂方问及，有两会代表提议”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他们对此事有何看法。茅台高管刘自力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该喝什么酒？” 两会之际，中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包括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机关公款采购茅台酒；立法禁止或者限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型国有企业公款采购茅台；禁止政府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务宴请喝茅台酒；适时修订法律法规，把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送礼行为中的”送茅台”等行为，作为违法或者犯罪的行贿受贿处理。 就此中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3月7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访问时称：”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三公消费 天文数字 栗战书也认为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政府采购和市场销售，都是市场行为。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据悉2011年，茅台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人民币，利税180多亿人民币。四川白酒专家铁犁曾表示，”政务消费和国有大企业的消费依然是支撑茅台的主流消费”。 评论人羽戈在天涯社区发文，认为栗战书直接抹消了茅台酒与政府的关系，其回答使用的是强盗逻辑。他也指此事的关键是用谁的钱购买这些茅台和拉菲，公民应该去追问，三公消费都花在了哪里？ 早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中国每年”三公消费”的数字：9000亿。维权律师李劲松曾指9000个亿，相当于造两个三峡大坝。他从去年5月起连续向多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开支的信息，但并未得到回应。 茅台的”政治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院学者吴祚来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起，前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将茅台作为”国宴酒”，茅台就已经具有政治化的象征和意义：”它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所以造成了第一是价格飞涨，第二是有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或国家色彩在其中。” 另据吴祚来介绍，与茅台相联系的特权化在中国已经登峰造极，有特殊权力的政府部门都会在贵州茅台厂有一席之地，该厂也会为这些部门提供特供酒，达成联盟的现状也很难制约和改变：”你怎么制约？公权力和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酒肉同盟。制度改革如果不跟上去，如果不从上至下改革，指望权力对他们制约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吴雨 责编:邱璧辉

香港明報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昨日閉幕，大會決議中隻字未提政治體制改革。有身為中央智囊的政協委員透露，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內部分歧仍然很大，難以達成共識。內地敢言雜誌《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建言，中國可以從中共黨內派別公開化開始，逐步形成政治競爭，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昨日全國政協會議閉幕，表決通過本次會議政治決議草案。關於改革部分，決議中僅提及科技體制、財政金融、行政體制改革，隻字未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中央智囊之一的全國政協委員、前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樹成對本報說，政治體制改革是未來改革開放的重點和難點，中共內部在具體路徑上仍存分歧，離共識有較大距離，但他拒絕透露具體爭議內容，「這個問題我們還在內部討論，不太好公開，說輕了沒有用，說重了也可以說到很重的程度。」 智囊認黨內路徑存分歧 曾經採訪趙紫陽等前國家領導人的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昨日對本報說，政治體制改革可從中共黨內派系公開化切入，逐步開展政治競爭。楊繼繩表示，從鄧小平、陳雲「雙峰政治」期間，中共已出現派系政治，但並未把派系公開化，各方只能互搞「小動作」。他說，應該從黨章中對黨內派別法理化、規範化，制訂遊戲規則、競爭原則。 溫總提政改視為契機 楊繼繩說，總理溫家寶近年頻頻提及政改的表現，就可以看作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的契機，「共產黨高層歷來是對外要一致口徑，說一樣的話。不一樣的話不能說，說了就是分裂黨。」但近年，溫家寶高調提政改，就改變了這一原則，「能夠發表與其他政治局常委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 江胡政改停步 寄望習班子 對於中共十八大的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改前景，楊繼繩表示，習近平等人具有比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更有利的政改條件，一來因為江、胡兩代領導人主政期間，政改幾乎完全停步，「仍然在鄧小平的影子下」，令目前政改需要已相當迫切；二來，民營經濟發展、民間思想多元化，也是有利於政改的條件。楊繼繩說，習近平等多位領導人身為中共元老子女，比胡錦濤一代的「平民官員」具有更多的政治資源，改革也應該更有優勢。 楊繼繩認為，中國目前的土地財政、國企壟斷、勞資糾紛等所有經濟、社會問題，都可以從政治體制中找到原因。楊繼繩表示，制衡一個權力，一定需要一個相等的權力，「就像抓頭髮不能提起自己一樣」。因此，中紀委等反腐機構都不是制衡權力的最終答案，遲早需要做到憲政民主。 中宣部元老指烏坎是典範 中宣部前新聞局長鍾沛璋前日對本報表示，權貴謀取私利是阻礙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跪在地上求發展是不行的，要站起來，要努力」，需要領導人和人民一同推動。他表示，廣東烏坎事件就是一個很大突破，就是很好的證明，群眾推動跟領導人開明結合起來，才有這個結果。 劉洪慶、陳子凌、林迎、麥俊、郭家靜、何曉勤 北京報道

台灣 聯合報 正在召開的中國大陸人大會議，會內、會外出現了新焦點，那就是修法之爭。這次會議提交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上星期四提交大會審議後，先在會內出現程序性爭辯，之後外界出現了激烈的反對和要求暫緩審議的聲音。十四日如何交付人大表決，受到關注。 刑事訴訟法在大陸有「小憲法」之稱，因為直接關係到公民的基本權利、規範並限制政府機關的行為。修改刑訴法，本意是希望整個社會法治能走向民主化和科學化，並且更保護人權。 但這部經過多次審議的法律修正案草案，提交審議後就有爭議。首先有政協委員聯名提出意見，因為政協的議程安排只討論半天，而且是短短兩小時，這怎麼審議？ 提供給人大代表審議的時間稍長一點，但也就僅僅四小時。 更嚴重的是，有代表認為過程有違立法法。因為重要的法律修正案，事前要提交代表審閱，現在提交代表的草案文本和一月發給代表的不是同一文本。如果證明兩分文本有出入，就可能違反立法法。而媒體記者則被阻絕在審議的大門外。 對社會來說，更大爭議在於內容，特別是第七十三條的修改條文，此屬新增條文，爭議部分內容是監視居住，對涉嫌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的，可在指定居所執行，除無法通知的，應在廿四小時通知家屬。 這條與兩岸正在洽商的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也相關，照條文之意，台商只要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就可不在廿四小時通知家屬之列。一旦大陸將國安範圍無限上綱，台商的人身安全將無保障可言，必須加以釐清。 目前社會上反對的聲音一天天增強，網路上也充斥了批評聲浪。北京理工大學司法高等研究所就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建議稿廿五條，在提交審議前一天，已以掛號寄至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內容指刑訴法關係到每個人的自由與安全，出於普通人的恐懼與憂慮，出於法律人的責任與理想，必須表達意見。 其他法律界人士的反對聲音，也相當強烈。著名法學家何兵在評論中說，必須廢除刑訴法草案異地監視制度，因異地監視實質等於羈押，這些異地羈押場所將會失控。他呼籲人大代表「一定要擦亮眼睛，防止被騙。」 律師陳有西說，七十三條很明顯會成為一個「政治犯條款」，在中國大陸民主法治進程的較量中，很可能以後會有人為此流血。通過惡法，將讓人民和國家付出長遠代價。

台灣 聯合報 上周全球股市陰霾滿布，深受大陸經濟成長疑慮及歐債危機波折再起的牽動，周末雖傳出希臘換債協商達標的好消息，暫時緩解了希臘違約的壓力，但中國大陸調降今年經濟成長目標至百分之七點五的「不保八」政策信號，依然是懸於市場心頭上的利劍，時不時地提醒著大家：小心為上。 經濟成長目標對採行計畫經濟體制的中國大陸而言，儘管一向是從低訂定，並正隨著大陸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大而日受國際重視。因此，當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上周在年度「兩會」（人民代表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保持長達七年的百分之八經濟成長目標下調到百分之七點五時，著實讓市場受到不小的驚嚇，歐美亞股市幾乎全線重挫；雖然依據歷史經驗，投資人通常可以得到實際經濟成長率必會高於成長目標的結論，但仍然擔心這項調整存有不尋常的意義。 這項下調出現很多的解讀，基本上可歸納為三項：第一，由於年底是中共第十八屆全代會政治換屆的重大時刻，現行胡錦濤、溫家寶主導下的胡溫體制，預訂將由習李體制──習近平與李克強接手，這次兩會既是為胡溫體制收尾，更是為過渡到習李體制的啟動，「維穩」是重中之重，下調目標是要寬解追求成長的壓力並預防可能的政策暴衝；第二，除被動回應「維穩」需求外，下調也有主動宣示經濟施政重心由成長速度轉向成長品質的意義，以騰挪更多的資源於經濟成長的調整工程上，讓大陸經濟成長具有長期可持續性；第三，前兩項解讀雖屬中穩長多，卻難掩下調形同證實大陸經濟高成長期即將結束的短空，尤其是在大陸經濟硬著陸疑雲重重之際，此一宣示實已預告今年經濟成長減速之勢，股市挫跌反映的正是對短空的憂慮。 市場是該要擔心的；根據上周六最新發布的統計，中國大陸二月份對外貿易出現高達三百十五億美元的逆差，雖說只是一個月的統計，也或有季節性因素，但此數至少創下十二年來單月最大逆差的紀錄，仍具體反映了出口需求減弱的疲態，而出口與投資是推升大陸經濟成長的兩大動能之一。事實上，與經濟成長目標連動調降的目標還有出口成長率，今年訂為百分之十，僅有去年實際表現的半數，但今年前兩月出口增幅還不到百分之七，連既定的目標都難保，出口熄火的勢頭可能比預期還嚴重。大陸商務部前副部長魏建國即坦言，今年可能是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大陸對外貿易最困難的一年。 大陸外貿擴張的困境，主要是起源於整體國際經濟復甦緩慢，這產生了兩大影響：一是直接需求的減弱，由於歐洲是中國大陸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歐債危機不解、歐洲經濟持續衰退，大陸外貿也就難有起色；二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屏障，美國經濟雖然漸漸好轉，但也因此更重視工作機會的保有，打著公平貿易的旗幟大打貿易戰，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反傾銷及反補貼的最大目標，使出口成長舉步維艱。 受此情勢牽動，人民幣匯率恐成為北京保有出口雙位數成長的重要法寶，上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成長不保八宣布後連貶四天，看似為擴大浮動區間熱身，實也隱含人民幣緩升甚或止升的訊息，進而將對大陸發展內需的經濟調整形成新的變數。因此，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不保八雖是短空，但這樣的短空效應若超乎預期，則也有可能反過來干擾中穩長多的基調，攪亂既有的政策布局，因而需要嚴密監控。 台灣外貿與大陸經濟具有高連動性，大陸經濟成長減速，台灣必會受到衝擊；兩岸產業當前的垂直分工模式，更加大了大陸出口熄火對台灣經濟的波及效應。行政院主計總處即估計，大陸經濟成長率若真的減少○‧五個百分點，則台灣將減少○‧三個百分點，可見衝擊之大。因此，政府切莫輕忽此波短空效應，及早應變方是上策。

香港文匯報 今年全國「兩會」，適逢前所未有的改革氣象，代表委員們敢講真話，針砭時弊，放言改革，正在催生新的問政生態，令人們不禁暢想：當「兩會」本身成為改革的對象，中國將會怎樣？ 媒體跟蹤提案 催促部委積極 　今年「兩會」，代表委員的很多議案提案受到政府重視，得到積極回應。但同時，也有不少委員對政府有些部門的提案回覆不滿意，不買賬。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黃日波表示，政協委員有關民主監督的提案，有的沒有回覆，有的回覆含糊。連政協委員、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正部級）張國寶也坦言，對於提案，真正能夠辦成並落實的其實並不多。一些拿到提案的部委大多「打太極」，說說就完事了，最後能辦成事的還得靠國務院。他說，今年的政協會議是本屆最後一次會議，自己本想認真做一份提案，但並不能確定提案最後能否辦成。委員們的直言，無疑凸顯了改革提案辦理程序的緊迫性。 　有關部門聽命國務院，順理成章；而政府行政順應民意，更是天經地義。如果代表委員們的議案、提案，從提交備案、內容披露、部門回覆到辦理結果，全部過程都置於公開、透明的流程中，接受媒體的跟蹤和公眾的監督，那麼在民意的直接參與中，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有些提案或許不必等到中南海推動，職能部門的辦理便會從消極應付轉為積極解決，進而提高參政議政的時效和質量。 　政府高官與新聞媒體在記者會上的熱絡互動，都是每年「兩會」最搶眼的亮點。其實，從制度設計看，「兩會」真正的主角是代表委員和政府官員，一對主角的直接對話才應是「兩會」的最大亮點。通過制度化、常態化的交流平台，圍繞民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官員接受民意代表們的直接詢問和質詢，並未超出現行體制下的預留空間。在今年「兩會」的多場政協提案協商會上，政府官員與委員們面對面的溝通和解釋，其熱烈程度成為今年兩會的一大看點。 事隔13年 「質詢」或恢復 　作為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更應如此，詢問和質詢是人大對「一府兩院」實施監督的法定形式。事實上，在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時任冶金部部長的唐克就「上海寶鋼工程建設問題」接受5個代表團的代表質詢。2000年，32名全國人大代表就煙台「11．24」特大海難事故質詢交通部，時任交通部長黃鎮東前往遼寧代表團駐地接受詢問。遺憾的是，此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質詢」不再，恍若隔世。 　值得關注的是，在今年人大會議上，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副總工程師胡偉武、湖南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江等代表建議，明年「兩會」議程加入「質詢」環節。他們認為，監督就必須交鋒，監督越嚴，對官員越好，而質詢可以有效及時監督官員。他們的「質詢」倡議，已經贏得很多人大代表的積極響應。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今年「兩會」雖然已接近尾聲，但是過程閃耀改革亮色。當然，人們不能奢望一次「兩會」解決所有改革難題，但在代表委員們的努力下，本次「兩會」已經為問政平台本身的發展嵌入了變革楔子，並有望為今後新一輪改革攻堅夯實民意支點。也只有這樣，作為本屆最後一次大會，今年「兩會」才能少留遺憾，不負改革的時代召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