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2011年08月24日 17:19:58 　　   　　1927年出生的张思之先生仍在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劳碌奔波、苦心焦虑，聂树斌案、重庆李庄案、成都冉案……许多重大案件都能看见他的身影。85岁高龄，满头银发，身体看上去却很硬朗，感谢上帝对中国律师界的祝福，我们还有一个张思之。他80岁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再贴上一次。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傅国涌   　　     　　1995年12月13日，是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开庭的日子，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也是唯一的一场雪，迎着漫天飘飞的雪花，在前往法庭的路上，68岁的张思之先生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虽然我一直没有问过先生，但我相信他默默念叨着这两句诗的时候，他的眼眶一定是湿润的。   　　从那个雪天以来，又是12个年头过去了，张思之先生已跨入了“80后”，他依然没有离开律师的职业位置，依然与脚下这块土地同忧乐，从容、乐观、明白地面对日出日落。今年是他从业满50年，如果减去中间二十多年的中断，他的实际执业时间其实还不足30年。50年前，他甫一从业，只办了一个半案子，就赶上了铺天盖地的反右风暴。1980年，当他出现在电视镜头中，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站在举世瞩目的江青、林彪“两案”特别法庭上时，那年他53岁，年轻已经不再。半个多世纪的血水流年，并不如烟的风云往事，翻烙饼一般的民族命运，多少泪水与苦难都已在他的生命中凝固、沉淀。   　　穿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浪花，和90年代的阴云，进入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世纪之初，他之所以越到后面越加散发出夺目的光华，靠的不是法庭上的“胜利”，恰恰相反，作为律师，他辩护的许多案子都以失败告终，他曾不无悲壮地以四个字概括自己的律师生涯——“屡败屡战”，他接收的那些案子，他知道，所有具备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知道，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能做的就是不问结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要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行事，对历史负责。世人皆知，他是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著名政治案件的辩护律师，他也曾为陆子斌“反革命宣传煽动案”、冯邵力等“阴谋颠覆政权案”、杨子立等“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等并不那么有名政治案件辩护。当然，在他是职业生涯中，他也曾为包括大兴安岭火灾的庄学义“玩忽职守案”等在内的许多其他案件出庭。近些年来，他仍接办了“郑恩宠案”、“聂树斌案”、“禁书案”等世人关注的案件。   　　在他年近古稀时，曾出版过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我的辩词和梦想》，遗憾的是大陆版删除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辩词，变成了一个残缺的版本，好在海峡对岸出版的同名著作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厚厚的近千页，记录了他在法庭上那些金石般的辩词，也记录了他在法庭之外的思考和感受。先生在送给我的这部沉甸甸的大作扉页，谦虚地写下“资料一册”一行字，这哪里是普通的资料，这是历史活的见证，是一个中国律师记下的20世纪后半叶这个大时代，一字一句，都令人动容。   　　在他的执业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为现政权眼中的异端做无罪辩护，处在一个远没有法治保障，政治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国度里，他这样做的风险可想而知，很多时候，能不能对某个案子做无罪辩护，并不是律师本人能决定的，需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一不小心，就会逾越当局划定的圈圈。他头上带着紧箍咒，身边是一道道或有形或无形的铜墙铁壁，身为专业律师能发挥的空间狭小又狭小。就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他尽其所能地作了无愧于职业良心的辩护，这需要勇气，需要承担。他曾说过“天不难测，讼事难测，这是无情的现实。”其实，难测的不是讼事，不是其变化无常，而是许多案子本来就是有罪推定，开审之前就定下了判决结果，法官、法院、法律也无能改变，开庭不过是形式，律师不过是道具，法庭辩护在权势者眼里只是走过场，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但既然身为律师，就要有职业自尊，要直面良心，所以他才一次次违逆上意，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进行辩护，他选择的辩护方法常常是把指控的事实一项项驳倒，让那些漏洞百出的起诉书穿帮，让法院在哪怕不能影响最终的判决，对他已经尽心尽力，无愧于律师这个名号。   　　长期以来，他总是那么的谦卑，对自己从事的神圣职业充满敬畏，他总是感慨自己的不足和遗憾，他对自己不能在法庭畅所欲言而深深不安，甚至默默流泪。他多次为自己的辩护不够到位、“重大失误”而难过。魏京生案，他追问：“不能看完全卷就要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姑且不论‘风险’，试问：你称职吗？”王军涛案，他自责：“我在法庭上发表的那篇几近七千字的辩词是蹩脚的。问题不在于时间仓卒，而在于我的软弱和无能！”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时代环境的局限，魏京生案，法院只给了他们不到24个小时看案卷的时间，全卷有12宗1900多页，而且许多材料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中间司法局的官员还要找他们“商讨”，即便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也看不过来。一些至关重要的书证来不及摘抄，因为相信法院的人，就交他们复印，结果发现最重要的恰恰都遗漏未印，只是页码不少。王军涛案一开始只给3天阅卷的时间，争取之后加了两天，然而21个卷宗，2900多页，5天下来也没能看完。   　　尽管如此，在极为不利乃至恶劣的条件下，在层层的限制中，他也能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每个案子的核心，洞见事实上的破绽，逻辑上的裂口，法理上的牵强，清晰、干净、利落地进行辩护。他办的那些政治案，尽管结局都已先定，但他仍能按法的精神一一进行辨析，一丝不苟，用思之深，用思之精，用思之准，都应了“思之”之名。我常常想，他的许多辩词都属于历史，不仅属于20世纪的政治迫害史，而且属于20世纪的言论史。他的辩词没有带感情色彩的抒情语句，几乎没有任何华美的装饰，他的立足点是事实、逻辑、法理和现行法律，他始终记得他是个律师，一切都是按这个职业赋予他的天职去做。他有喜怒哀乐，但从来不在职业岗位上流露，他有情感是非，但在法庭上他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他的热忱、情感、倾向都是内敛的，他的辩护靠的不是外在的激情，而是内在的逻辑。我喜欢他辩词的语言，那是法的语言，力求准确、严密、冷静，在他的辩词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法庭上说出每个字、每句话时的脸色，甚至听见他的心跳。   　　“政府与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请允许我据此说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反对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当年反对主张‘两个凡是’的政府首脑，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攻击政府’，更无人能得出这是旨在‘推翻政权’的结论。”这是他在法庭留下的声音，在自由还没有眷顾这块土地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有着闪电一样的力量。他的辩词包含着他的梦想，在没有成为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张思之先生奉献的不仅是金子般可贵的辩词，更可贵的是他的独立人格。在这样一个时代，在12万执业律师中竟然诞生了他这样一个人，几乎是一个奇迹，是老天对我们这个不幸民族的厚待，“伟大”这个词曾经被滥用，我们平常不愿意轻用，我想，如果要用的话，张思之先生就是当得起“伟大律师”四个字的。1991年冬天，在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闭庭之后，他哭了。他说，那是为自己，为他钟情的律师这个神圣职业，为他深爱着的祖国。泪水滑落，如同雪花悄悄融入大地。这个细节记在《我的辩词和梦想》长长的后记中，每次翻到这里，我总是想到艾青的另外两句诗，这一定也是先生熟悉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上一篇： 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许良英先生… 　 下一篇： 转帖《人民日报》：民主是一种纠… 阅读数(12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21日 11:53:44 　　  中国人为什么要从对孔子与毛泽东的迷信中摆脱出来? 许锡良 最近随手将五年前写的关于孔子与毛泽东的一点短小的思考再次发在自己的凤凰博客上，没有想到竟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当然，我是早作好了要被一些国人辱骂的心理准备的。但是，还没有想到，辱骂的声音竟然如此之多之烈。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专家、学者。他们还是认为，孔子是中国理所当然的圣人，而毛泽东是中国人空前绝后的伟人。这两个人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世界，骂孔骂毛，不是有勇气与胆识的表现之类。其实，我也不是在骂，只是在根据他们的事实重新作出反思与评价，我是讲道理的，是有根据的。也许会有偏差，但是，希望这个偏差得到的是学术研究的批评，而不只是辱骂。其实越是辱骂，越是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些国人不习惯，也不善于讲道理，本身就是迷信圣人情结与伟人情结的后果。 应该承认,二千多年来,而且将来可能仍然是影响中国最深刻最广泛的两个人,第一是孔子,这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第二就是毛泽东,这是一个当代的现实，而且是将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无论哪种情况出现，中国人都将陷入痛苦的深渊，不会走出困局，不等外力入侵，自己人就把自己人折磨死了。至于究竟是中国人选择了这两个人,还是这两个人塑造了中国人,现在已经很难分得清了。 当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寻找产生问题的根源？就是要从这个社会出了什么样的精英人物，将什么样的人推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去分析。对一个社会代表性人物的分析，并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个人，而是从中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了解一个社会的真实面目。 摆脱孔子的理由，最重要的就是要摆脱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圣人情结。孔子开始其实并不是社会民间自然认同的人物，相反他常常是民间嘲笑的对象。比如《论语。微子》记载：“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文中，直接把孔子嘲笑为不配当老师的资格，说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怎么还有资格当老师？《列子·汤问》中的《两个小儿辩日》的故事，也是对当时传说孔子多智的嘲讽。文中的结论就是“孰为汝多知乎？”，著文的目的只在这里。孔子被后人传颂得无以复加，层层加封，头衔多而且大得吓人，那是因为，帝王将相专制统治者统治秩序的需要。 有意思的是，中国数千年以来，只出圣人，而不出哲人，那是有原因的。因为，圣人就是真理的化身，圣人就等同于真理，圣人的经典章句就成了数千年不能够，也不允许被质疑的真理。自然，圣人的出现，其实就阉割了思想的生命力。而人之为人的全部活力就在于因为有思想。中国数千年来，发明创造少，思想家缺乏，其实就是因为有圣人数千年来挡在了前面。加上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守旧思想，一心迷信东周的礼制秩序，而这些东西又被当成不可逾越的顶峰，自然，扼杀人的思想，奴化人的精神是再自然不过了。 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圣人情结，使得这个民族，缺乏反思能力，缺乏思想深度，缺乏进取精神，也缺乏人权意识，无法成人，只适合为奴。千年的历史反复循环，专制王朝思想根深蒂固。而孔子作为思想文化与教育的崇拜偶像，产生一种文化激励效应，进一步加固了这种状况的出现。现在一些人谈到孔儒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被帝王利用，被无良文人篡改之类，认为只要回归到真孔子，就可以把孔子还原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富有生命活力的历史人物。其实，这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利益所在的原因，那就是一种很傻很天真的想法了。作为肉身的孔子，其实随着他的死亡，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彻底结束了，孔子的意义正在其文化符号上的意义。数千年来，孔子之所以被几乎所有的帝王将相利用，那是因为苍蝇从来不叮无缝的鸡蛋。在言说形式上，孔子的言论，零零碎碎，零散而不成篇，只是以语录章句的方式存在，严重缺乏逻辑，这本身可被重新解释的空间就非常大，这种文本方式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缺乏推理论证的能力。再加上孔子本人并无当国君当皇帝的野心，对犯上作乱的行为与乱臣贼子的憎恨的愚忠心态，自然落得帝王们放心。数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之所以不约而同寻找孔子作为精神偶像，那是因为，这个偶像的内在精神就是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谁当皇帝，谁取得了天下，就为谁维护他的统治秩序，接受皇恩浩荡，同时帮助专权者愚民。就像电影《让子弹飞》一句台词那样：谁赢跟谁。一个社会的老百姓如此，也不是没有根源的，那是千年孔圣人愚民教化的结果。 如果中国人还迷信与崇拜孔子，那么只能够说明，中国人并不想过现代公民生活，并不想真正独立思考。中国历史上反孔反儒的人，从来没有站在现代民主法治，从现代公民的层次上去反思，中国历史上只有过儒法斗争。那其实只是温和专制与残暴专制之间的斗争，秦皇岛“焚书坑儒”是错的，难道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对的？中国的儒法之间虽然经常斗争，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外儒内法”、“儒表法里”，是一种狼狈为奸，互相合作的关系，即使偶然有狗咬狗的斗争，他们其实也只是一只乌龟与一只王八之间的争夺战，也许法家的王八比儒家的乌龟厉害一些，但是，这不是说他们就不属于同类动物。与流氓打斗的从来不只有勇士，而且还有可能是另一个流氓，而且可能是更为恶贯满盈的流氓。在黑社会，两个流氓互斗了一辈子，你很难说，哪个流氓就是好的。一些中国人一说到反思孔儒问题，就立即联想到“文革”时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认为这是“文革”思维的翻版。如果能够跳出中国历史眼界，将孔子儒术放到世界文明范围去衡量，去反思，自然就不会如此偏狭。 中国人摆脱对毛泽东的迷信，并不仅仅因为他制造了饿殍遍野，杀人如麻，草菅人命的“大跃进”与“文革”，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数千年来帝王将相们发明创造出来的一套思想控制术与文字狱，运用得炉火纯青，创下了肉体灭绝与思想扼杀空前绝后的民族悲剧。中国人数千年以来之所以没有能够站起来，是因为，拜倒在孔儒所维护的专制皇权秩序里，儒家所谓的“君子从道不从君”中的“道”，其实就是这一套统治秩序，并非是其他的人道与人权。即使偶然谈点民生问题，也是害怕被逼急了的民，会起来造反而破坏这套上下尊卑的统治秩序。但是，自从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创下了一个新的传统，即“小人从君从不道”，上下尊卑的统治秩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他这个君，凡是忠于他个人的人，无论是多么卑鄙无耻的小人，他都大胆提拔，甚至不惜让他打破常规，以火箭的速度得以提拔。 孔子代表了中国人数千年的圣人情结，而毛泽东代表了中国人的伟人情结。无论圣人情结，还是伟人情结，都是中国人致命的弱点。自然，在圣人情结里，还多少有点假仁假义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罩着，虽然终究也是死，但是打过麻药再杀，毕竟比直接暴杀要好，温柔的一刀，总是好过血腥的一刀。 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文化符号，还有另一层意思，那是枪杆子加思想原子弹的统一。毛泽东对林彪在“文革”时送他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中的“伟大的导师”特别感兴趣，而林彪特别能够领会毛泽东的趣味。不是将“伟大的领袖”放在第一，更不是把“伟大的统帅”放在第一，而是将“伟大的导师”放在第一，正合上意。因为，中国数千年来的帝王，虽然也将自己的话称为“圣旨”，但是，每到一定时候，还是到要到泰山祭天到曲阜的祭坛去祭孔。说明枪杆子有时也要在表面上礼让一下笔杆子。也就是说“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与“伟大的导师”之间是有所分工的。“伟大的导师”从来只专属于孔子一人，即使继圣如后来的孟子，也只配称“亚圣”，亚者，二流货色也。今天去孔子家乡曲阜孔庙祭拜的人不知道比去邹城孟子家乡祭拜的人多多少倍，而且他们庙的规模档次，也简直不成比例，无法对比。可见“至圣”与“亚圣”之间的区别，要远胜于今天奥运会金牌得主与银牌得主之间的差异。 但是，毛泽东的出现，其实就是要实现中国历史上没有能够在内容与形式上完全统一的“导师与领袖及统帅”的梦想。毛泽东作诗填词常常嘲笑讽刺历代那些被历史书广为称颂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说这些人与他相比还差一大截，“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这个征服中国也征服欧洲的超级帝王，就更不足论，他只知道武功，不知文治，“只识弯弓射大雕”。因为，只有他的出现可以同时取代“秦皇汉武”与“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还可以取代孔子的至圣地位。如果明白了这一层关系，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同时在“文革”中还要“批林批孔批周公”。 有了这样的思想，接下来，毛泽东极力迫害知识分子，扼杀任何异见人士，把他们从肉体到思想都统统扼杀是再自然而然不过了。因为，有思想见解的人，对毛泽东的专制极权统治与思想严密控制是天然的大敌。他不惜将人类自然权利中最核心的权利，人权中的自由权，以种种方式涂抹得漆黑一团，甚至将自由妖魔鬼怪化。乃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谈到自由，就成了神经过敏式的惊恐。孰不知，人如果被迫失去了自由，他就是奴隶，而自愿阉割，放弃自由的人，其实就是奴才。无论奴隶还是奴才，都不可能真正站起来。但是，毛泽东他不仅要实现“枪杆子出政权”，打天下，坐天下的梦想，而且，他还要填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代替孔子的圣人地位与思想精神导师的历史空白。他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神，也不信鬼，只信手中的枪与掌握的权。一生好斗无比，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国人一度将其称颂其成“大救星”，其实是东方的大撒旦。他不仅在生在世在统治中国人民，而且在思想与精神上还要世代相传，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与精神。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其实就在这里。这是中国人千年都未成出现过的噩梦。 因此，只要中国人还在迷信毛泽东，其实就等于还在迷信暴力，迷信思想文化控制，迷信文字狱。与迷信毛泽东相比，迷信孔子的危害性还小一些。迷信孔子的后果就是对帝王权力的愚忠愚孝，而迷信毛泽东的后果，就是权力祼奔，血腥杀戮。二者之间虽然也会产生矛盾，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互相利用的。今天，中国“尊孔复古”热与“唱红打黑”热同时形成出现在神州大地，不仅相安无事，而且相得益彰，互相呼应，难道那是偶然的吗？无论哪种情况的出现，中国都将永远不可能走进民主法治社会，中国人也永远成不了公民。 摆脱之后,我们应该怎样走?也就是娜拉走后应该怎样?我们应该像英国的母亲教育自己的孩子那样,抬起头,挺起胸,直面问题，用自己的大脑去独立思考,自己学会判断,学会为自己活。在中国，许多人追求“福、禄、寿”，以为长命百岁就值得，其实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辈子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而有些人活的时间很短，但是，在思想生命的意义上他却活了很久。 2011年8月21日星期日  

2011年08月21日 15:37:48 　　      怎样解开“二巴”文化的死结？                     许锡良 西方文化追根溯源，人们考证出，西方文化发源于“古希腊”与“古希伯来”，因此，后来就叫“二希文化”，这是有道理的。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与古希伯来的信仰体系融合，构成了一个理性信仰的文化体系。这样说大致是不错的。 然而中国文化呢？有人戏称为：“二巴”文化，即嘴巴与几巴，也就说，中国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两样东西来构建的，舍此之外，并无其他的要事。只是儒家文化说得文雅一些，“食色，性也”，这是文雅一点的说法，通俗地翻译一下就是嘴巴与几巴。食，就是嘴巴上的事，色，就是几巴上的事。离开了这两点，中国文化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内容。食，是维持现有生命存在的，色，是维持人类作为种族延续的。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中国人穷的时候，则只能够“穷则独善其身”，而一旦富的时候，“富则妻妾成群”。中国文化中虽然也有神，但是不是有来信仰的，而只是用来祈福的，说到底其实只是用来贿赂的。中国人既不真诚地信神，也没有俯视大地与仰望天空的习惯，对大自然与人类本身的奥秘都全无兴趣。思想是多余的，自然世界也只是“万物皆备于我”，对于专制皇权来说，“万物”也是包括人的，因为人也是“万物之一”，必要的时候杀他们成仁，舍他们的身取义，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春秋大义。女人只是专制权力淫乐的工具。中国的圣人对人的“二巴”关注最多，也禁忌约束最多。一方面，“民以食为天”，强调“食色”是人的自然天性，另一方面，又说可以在“信”面前或者圣人认为其他的必要的时候，“去兵”、“ 去食”，圣人明明知道，去食是必定要饿死的，却又强调，“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把取信于民与人的生存对立起来了。也难怪，后来程朱理学会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再到现在版的“不劳者不得食”，“不服者不得劳”，其实都是有文化上的承传关系的。其实这并不是对孔子学说的背叛，而是相反，是很准确的继承与发扬。孔子的所谓为“信”而去食，其实只是去别人的食，对自己却是完全另一翻情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甚至吃的时候还“席不正不坐”，因孔子有胃病，吃精美食品的时候，还要“不撤姜食”，佐料不够精美全面还不行。 孔子对平民百姓的好色权，也是严加防范。曾经立下的规矩特别多，而且特别严格。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其实，他自己就是私生子，就是非礼的产物。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所谓“野合”就是野外男女通奸，也就是说孔子的生父,不仅大胆放肆地“非礼而视”，“非礼而听”，“非礼而言”，更重要的是“非礼而动”的典型代表，而且还“非礼”之后“动”出了结果——生出了据说让中国人免于万古长夜黑暗世界的孔子。孔子，对别人好色严加防范，但是自己好起色来，却是另一套。而历代皇帝学得最到位，一方面在民间倡导“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方面却模仿孔子带学生的办法，储蓄三千宫女，选拔七十二嫔妃。就像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所描写的那样：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这样的场景是十分不人性的。 “子见南子”其实就是孔子好色的经典故事，他对子路反复辩解，语气那样强烈，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不做亏心事，心情应该淡定，为什么要在一个学生面前那样急切的辩解呢？无权无职的孔子尚且这样，要是孔子真的做了高官，有了实权，其情妇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个呢。其实男女之事，本来这也是人之常情，人类若不好色，爱情就难产生，后代就难以繁衍，在试管婴儿与人工授精以及生物克隆技术尚未发明出来的远古时代，人类就有灭绝的危险。只是，这当子事，要与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分离开来，权色交易是不行的，应该完全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不能够有丝毫的强迫。 孔子儒家与法家联手发明了中国的“二巴”文化，后来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中国人至今仍然无法摆脱其桎梏。本来人生嘴巴，至少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是用来吃饭，第二是用来说话。但是，由于嘴巴被剥夺了说话的功能，因此，仅下吃一项。而由于世事不让说，发生了灾难，也无法得到讨论，不能够寻找根源。因此，嘴巴文化总也感觉自己是吃不饱的。越是吃不饱，越是要“民以食为天”。嘴巴的功能越是退化为“吃喝”这一项。中国人，至今仍然特别喜欢用“吃”来说明一切事情。利益受到损失，叫“吃亏”，利益得到关照，叫“吃香喝辣”，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职业，叫“吃哪碗饭的”，当兵不叫当兵，叫“吃粮人”，打起招军旗，不愁吃粮人。为皇家做事，叫“吃皇粮”，信天主教叫“吃天主教”，稳固的职业，叫铁饭碗，稳固而优越的职业叫“金饭碗”，即使夺取江山，建立政权这样的大事，也可以用“吃”来表示，如“赢者通吃”，或者叫“问鼎中原”，鼎，就是古代人用来煮饭用的器具，特别是人数众多的时候用的烹饪器具，说到底还是离不开一个“吃”字，如此等等，如果把吃这个动词作了组词，会发现汉语里，关于“吃”的词汇真的是特别多。这叫饿出来的真理。说中国文化就是“嘴巴文化”真是不会错。 至于另一“巴”文化，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文化其实既不关注天，也不关注地，却喜欢专门关注人家拉屎放屁。中国的太监文化或者叫阉人文化，就是专注人的几巴的文化。周永坤先生说，古希腊罗马文化是男人文化，有男人的阳刚之气，而印度文化是女人文化，有女人的阴柔之美，而中国文化就是阉人文化。说得实在是太有道理了。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文化，其实既害怕男人的阳刚之气，也不需要女人的阴柔之美，他们只需要“阉人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几巴，不是原生态的、天然的、生理功能健全的生命力象征的生殖器，而是被经过皇权改造过的，为皇权服务的被阉割过的器官。据说即使远古如甲骨文里，阉字，也是一边是有**与睾丸的生殖器，一边放着一把锋利的刀。与许多民族的祖先公然崇拜生殖，把生殖器高大挺拔林立坚竖着相比，中国人早早就用一把权力的小刀把那命根给根除了。有些是自宫，有些是被他宫。这是因为，这样做的全部目的只在一个，那就是“放心”，用儒家的说法就是“忠”与“孝”。怎么表明一个男人在为后宫服务的时候，同时又不监守自盗？那就是彻底将那命根割了去。不仅睾丸要完全根除，而且连**也不能够留。伴随肉体上的阉割的就是精神的阉割。至今，中国人要取得权力，在仕途上攀附时，还要学会把自我阉割，否则不小心阳具一挺，仕途就完蛋了。香港作家金庸先生对中国几巴文化观察是十分细致入微的。在其武侠小说《葵花宝典》中曾经经典地概括为：欲炼神功，必先自宫。只有自宫，才能够成全大业。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得一人者，得天下”的权力格局，此一人是谁？那是明摆着的。就是“普天之下”与“率土之滨”都莫非他的皇帝。要得到他的赏识，就必须让他对你放心，而要让他对你放心的最有效果办法就是阉割法。从肉体到精神的阉割，历代皇帝喜欢重用身边的太监，这不是没有缘由的。因此，中国的第二巴文化，其实是残花败柳，残渣余孽，那个巴虽然还是巴，不过却已经不是天然完整的有性功能的几巴，而是伤痕累累的伤巴的“巴”了。 中国的道学家们，常常就是上管人的嘴巴，下管人的几巴的典型。管嘴巴的方式就是，你要是胆敢乱说，就让你不得好吃，甚至不得好死。因此，告密之风在中国颇为流行。管几巴的方式，到现在就是扫黄打非，计划生育，从传统的阉割术进步到今天的结扎术。结扎术据说，人的性欲还保留着，算是开始有点人性了，但是，却再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可见，要做好一个中国人，一是要管得住自己的嘴巴，二是要管得住自己的几巴。管住嘴巴是因为，病从口入，因此，你不可以乱吃，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你要乱说的时候，宁愿让你乱吃，也不可以让你乱说，因这，比病更要命的是“祸从口出”。思想罪，文字狱，千年不绝。管住几巴，用今天的行话说，就叫“要经得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这种文化不是从权力让人腐败的角度去考证，使得制度重构，防止权力所带来的腐败，而是要让人学会克服体内激素——荷尔蒙的冲击波，结果还是圣人说得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即使是英雄也难过美人关。“好德”与“好色”相比，不幸的是，胜利者总是造物主给的荷尔蒙。 那么究竟要怎样解开“二巴文化”的死结？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回到人性化社会，用民主法治取代专制皇权，无论人的嘴巴还是几巴，还是顺应其天性的好。 2011年8月21日星期日  

2011年08月24日 07:21:55 　　 歧视，素质天然地低下  许锡良 素质低下的表现自然有许多种，但是歧视应该是最为明显的一种。哪里有歧视，哪里素质天然的就低下。在有歧视的地方，就只会根据外在身份符号标志，而不是根据人的言行举止与事物本身的性质来判断其价值好恶。这种丑陋的习惯，常常把某一种身份的人某一地区的人都看成是恶的，坏的，素质低下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用一根棍子扫一船人。歧视，一般来说，是人类的瘟疫，但是在文明的国度，这是作为一种丑陋的现象，是一个逐渐被克服的过程。即使在美国，他们也曾经有过歧视，特别是种族歧视，但是，人家通过百年努力，通过牺牲两个伟大的总统，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以及无数人坐监牢，他们现在已经跨越了这个不堪回首的年月。歧视，已经成了这个国度最为禁忌的事情。他们年轻的黑人奥巴马也当上了总统，再没有人轻易批评美国是一个歧视黑人的国家。因为被歧视的人是不可能当上代表最为精英分子的总统的。中国人种很单一，几乎是清一色的黄种人，不需要种族歧视，但是，这极有歧视欲望的中国人，还是找到了无数的歧视的理由。一个不幸的现实就是，在中国，处处充满着歧视。似乎还很难找到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热爱歧视。任何一种标志，比如学历、校历、职称、籍贯、性别、相貌、身高、体重、家庭出身等等，无一不可以成为歧视的理由。 在中国歧视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历史有多悠久，歧视就有多久。在远古，“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教师被定为“老九”，“八妓、九儒、十丐”，明显是被极度歧视的对象。近几十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也曾经有过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那是举国歧视与仇恨的对象。无论哪个朝代，在中国，都有男尊女卑，男人歧视女人，并且总是振振有词地说：“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在“改革开放”之前，先是北方人歧视南方人，在“改革开放”之后，慢慢地就是互相歧视了，北方人叫南方人为“南蛮”，南方人称北方人为“北佬”。就家庭而言，权贵家庭出身歧视平民家庭出身。就家境而言，富裕户，歧视贫困户。大官歧视小官。就地域而言，沿海歧视内地，东部人歧视西部人。平原地带歧视山区。富裕地区歧视贫困地区。就城市而言，超级大城市，歧视大城市，大城市歧视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歧视小城市，小城市歧视“乡巴佬”。“乡巴佬”因此仇恨所有城里人。所有的省都歧视河南省。就学历而言，高学历者歧视低学历者。就校历而言，北大清华歧视一切中国大陆的大学——他们招收新教师，非外国留学生与本校毕业生不要，自恋到如此程度，素质之低下，那是可想而知的。甚至一个人讲的方言都可以成为歧视的理由，歧视、偏见、傲慢乃至仇恨，充斥着这个国度。在舞台上，唱起歌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是好大的一个家”，但是真正在生活中，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歧视是无处不在的。似乎没有什么不能够在中国成为歧视的理由。 一些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喜欢歧视？仔细想想，等级森严的官本位社会，其实只能够有这个状态。在普遍承认人的幸福感是互相比较出来的社会里，在人们普遍以互相比较作为自己自己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的区分点的时候，歧视天然地就会存在。与歧视天然地相伴而来的，还有嫉妒、逢迎、谄媚、诬陷与仇恨。这些都是一些中国人的幸福感所需要的。在这种文化价值观里，你的成功就等于我的失败。你的快乐就是我的痛苦。没有歧视与仇恨，哪来的幸福与快乐？因为，一些中国人无所信仰，也无所寄托，虽然说人比人气死人，但是，要真是没有了人与人相比，一些中国人还真是不知道怎样生活，更不知道怎样生活出幸福感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孩子进幼儿园两个星期，就已经开始比较了。有些孩子用小红花比成了“好孩子”，有些孩子用小红花比成了“坏孩子”、“问题孩子”。进入小学不久，就用“红领巾”、“绿领巾”把孩子分成了“少先队”与“少后队”。学生被分成“三好”、“五好”。与此同时，孩子所读的学校，也被分成了国家重点、省重点、市重点、县区重点，直到一点也不点的薄弱学校之类。连科研课题，也是国家级、省一级、地市级、县区级、直到一级也不级，一级加一级，官大一级压死人，从招生政策，到划拨经费，无不充满了歧视。 制造歧视的发源地，就是我们的首善之区——北京，次善之区——上海。而北京，更是产生歧视的总根源。许多歧视政策首先就是来自这里的。歧视的重要理由，就是外地人素质不高。但是，一些制定歧视政策的北京官员与拥护歧视政策的北京市民不知道，在所有的素质不高中，歧视是最为集中的素质不高的表现。哪里有歧视，哪里的人，素质天然的不高。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歧视被认为是最不能够容忍的丑陋现象之一，那是与现代文明直接对抗的产物。幸运的是，温家宝总理执掌的国务院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最近几年来，才有了铲除歧视政策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外来工子弟就地入学，不得歧视等等政策的出台。但是，这个政策落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问题就来了。就地方而言，歧视的地方政策总也挥之不去，即使政策层面的问题得到解决，在权贵与各城市市民心中的块垒也仍然无法释然。 最近据《南风窗》杂志报道：今年5月，北京市废除了《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非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此待遇仅限义务教育阶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不少北京家长对这项改革的抱怨、对外地孩子的憎恶溢于言表；一些老师在中考前对外地学生进行劝退。与此同时，据媒体报道，“近几年，随着北京户籍学生人数的减少，北京市教育系统宁可合并、减少中学数量，从而保证北京市高考的高入学率，也不愿意招收外地学生。”这种心理无疑是歧视的心理在作怪。似乎北京的教育资源，只能够供北京户籍的人来享受，没有想过，北京的所有的资源，都是全国人民倾力打造出来的。 无可质疑的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并不仅仅是北京人建设出来的。那是借用举国之力打造出来的。那许多建设与优越的特殊条件，都是举国纳税人的钱堆出来的。但是，北京在这些方面就成了北京人的北京，这是不合理的。 这种对外地孩子歧视甚至憎恶的情感，充分地反映了一些北京人素质中极阴暗与低劣的一面。因为，在他们心中，从来没有人与人平等的观念，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没有与人和平相处的习惯。在这样的人心中，只有主子与奴才的观念。你当不了我的主子，就要当我的奴才，我成不了你的奴才，就要当你的主子。因此，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据《南风窗》记者报道：“歧视与偏见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在记者接触的（北京）各类家长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有钱的外地人歧视那些引车贩浆人的后代，害怕他们把自己孩子带坏。”其实在家长们那充满歧视的眼光里，你的孩子就已经被你教坏了，教得使你的孩子除了歧视，已经不会用人的眼光来观察这个社会，而是用势利的眼光看待一切。中国的歧视教育，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其实教育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学会尊重人，学会平等待人，学会以爱已之心，爱人。即爱人如已。这也是一切文明国家在教育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没有这种价值理念，没有这种情怀，无论你的钢琴弹得多好，无论你的外语过了几级，无论你的学历多高，你的头衔有多大，无论你身上的名牌服装多么昂贵，多么光鲜，也只能够说，你的素质仍然很低很低。那些动辄借口别人素质低而给予歧视的人，他本身就是素质最低的一个。在有歧视的地方，这里的文明就不高，这里就不论是非曲直，这里就会颠倒黑白，这里就是最为野蛮的地方，在这里就不可能讲道理，不可能有博大的胸怀，就不可能有真爱。在这里虚伪与虚假及一切丑陋就会在“天上人间”畅通无阻，一切邪恶就会大行其道。 难怪，在中国数千年来，我们面对自己的同胞，总也难做到心平气和，平等相待。对国外，其实歧视也很严重。对发达国家来的外宾就恭恭敬敬，对欠发达国家的外宾，就充满傲慢与偏见。仇恨外国时，那是“洋鬼子”，亲近人家时那是“国际友人”。爱国时，他们就成了“义和团”，非要来一个“扶清灭洋”不可；卖国时，他们又成了李鸿章，“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从以前的“国破山河在”，到现在的“国在山河破”，非此即彼，总是这样摇摆不定。中国基础教育的生命就是平等，从教师、学生到学校，都应该是平等的——平等地享受纳税人提供的公共资源。唯有平等的基础教育，富人的孩子才会安全，穷人的孩子才会幸福的，国家的未来才会光明，民族前途才会远大。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弄颠倒了，一定要将歧视看成成功与幸福的来源的话，那么，毒害孩子的三聚氰胺奶粉、毒疫苗、豆腐渣校园与杀孩子的悲剧等等一切灾难的来临都将是无可避免的定数。 2010年6月13日星期日 相关阅读：1、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接受被歧视？  

2011年08月24日 09:55:29 　　          说话讲场合，已经成为过去时          ————评于建嵘转发微博引发的争议                    许锡良 在中国，曾经流行说过一种说话的原则，就是：公开说假话，私下吐真言。说明在不同场合说话，有不同的要求。为什么公开的时候要说假话，因为，说假话、大话与套话最为安全，时事所迫，不得不为。但是，私下因为范围小，听话人都小圈子里的熟人，因此，说点真话也无妨。但是，随着互联网博客，特别是微博这样的传媒工具的出现，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概念还存在，但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范围在不断地变化。即使私到只是一家小俩口的私房话语，也可以通过QQ空间进入公共领域。有时不是有心要这样做，而是无意之中就成为了公共话题。我想江苏溧阳的微博开房卫生局长、郭美美事件与最近发生的卢美美事件，都是一不小心就把私人生活带进了公共领域的很好的案例。 这几天在山东临沂讲学，正讲到互联网时代对我们生活与工作的挑战，说到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私下场合与公共场合之分，因为有互联网这样的传媒工具，一不小心，传统的私下场合就会变成公共场合。在互联网时代要想不被人骂很难。要想不被录音录相，转载也很难。郎咸平教授前几天来广州书香节演讲，第一句话就是：请不要录音、录像、博客与微博转载他的演讲。为的是保护他几十万元的出场费的知识产权，可是，这怎么可能？录像可能还可以控制一下，但是，录音，人家一个录音笔放在怀里，你怎么会知道？听众听后将你的演讲放回到自己的空间与博客上，你也是没有办法的。 话正说着，我的朋友于建嵘先生一不小心又出事了，他又成了公众人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23日凌晨1点16分，网友“巴黎观察”在微博上公布一段时长为1分18秒的视频，视频内容为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副教授张海峡的讲课内容。在视频中，张海峡称，“凡是中国大陆的女孩子到法国留学的，回来之后都烂得一塌糊涂，都是超级潘金莲”。网友“巴黎观察”表示，“这种不负责任的措辞应该受到强烈谴责。” 司法部行政学院的张海峡教授在一次课堂上随意讲的一句话，被人用视频捉住了。这只是一次范围很小的课堂，而且只是一个普通的网友“巴黎观察”上传的视频。但是，这个视频微博经全国知名学者于建嵘先生转发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据说转发数量迅速上升。截至记者发稿前，相关微博转发已超过7800次，共有3000余名网友参与讨论。 从这个事情来看，如果不是在互联网的微博时代，这样一句绝对一点的话，有时也是用来调节一下课堂气氛，作一点即兴调侃，偶尔幽默一下，作为大学里的同行，自己也偶尔这样做，而且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微博出现之后，这样的言论因微博出现就有了超大放大功能。 后来据说张海峡教授要告于建嵘教授。但是，怎么告呢？说他毁谤吧？于教授只是如实转载一个已经公开了的视频，他又没有生造什么是非。说他没有什么关系吧，于建嵘教授在这个事件中的确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中国的微博可谓无数，每天发出的信息量不下亿计，要说每条都受到关注，那是不可能的。可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于建嵘是有很高社会知名度的人，他转载的东西被人关注程度就是大不相同。制造这样的关注效应，于建嵘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只能够说，通过这件事，互联网时代更加放大了名人的效应。这种非权力效果下的影响力———也就是一个人的软实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是一个要求人们将自己的名字塑造成品牌的时代，是个性与个人化经营的时代。过去，权力大小，位置高低决定影响力，或者叫高度决定影响力，有什么说话的机会，以及你有什么影响常常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身上被贴了什么标签，但是，互联网时代造就的是个人名字就是影响力，就是最好的标签的时候。这是一个用个人形象与名字作为品牌的社会，包装的内容是你的思想见识。在这个时代，个人所掌握的权力与社会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与转换。越是权力掌握者，越是要谨言慎行。越是互联网时代，越没有什么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之分。否则，一不小心，你就非常不情愿地成为了公众人物，受到成千上万人的关注与围观。  于建嵘事件还说明，这是一个十分有利于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诞生的时代。鲁迅在近一个世纪前曾经香港演讲说，中国是一个无声的中国，因为，人们说的是白话，而写的却是文言文，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严重脱节，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无声的中国。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中国不仅有了声音，而且还有了图像，而且在传播速度上几乎是同步。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字狱与思想罪传统的中国官僚体制，正在受到空前的严峻考验。首先受到考验的是那些既管不好自己嘴巴，又管不好自己几巴的官员，首先出丑的就是他们以及他们的情妇与他们利益均沾者。但是显然，不仅仅是他们，一个无权无职的大学副教授，一句话，也会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只能够说，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必须重新定好自己的言行举止的尺度。不要歧视，不要太绝对，说话留有余地，同时多一点人性，少一点兽性，多一些亲民，少一些官威，无论什么场合，不做亏心事，不说过头话，坚守人性的底线，其实，生活也不会有什么难的。其实活在互联网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还是很幸运的。 2011年8月24日星期三于山东临沂江泉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