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为引导更多社会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如期完成“十二五”时期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保障性住房项目融资——这个新闻太专业了，可能很多人并没有在意其中的奥妙。 这话的意思是说，发改委开了口子，让地方政府手里从事保障房建设的企业可以发行企业债券，拿到钱以后把保障房盖起来。这件事的背景有两个，一个是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有10万亿之巨；另一个是保障房的建设算是一个政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而今年的保障房建设资金至少需要1.3万亿元，而民间自筹资金只有8000亿元，还有5000亿元的窟窿没有填上，这部分资金是要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来埋单的。 这两个背景大概可以算是某种背道而驰的两个方向。地方政府目前已经债务缠身，这些地方债很可能造成“局部不稳”（某专家语），而保障房建设又必须要用钱，不借新债的话，这个政治任务就不能完成。旧债压身而不得不重新举债，最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这种状态下，保障房的建设最终的结果会成为一个资金债务黑洞。道理很简单，地方政府原本的债务当中，很多就属于胡乱使用的后果，没有理由相信这次增加的企业债券就会让他们学会如何正确的使用资金。而新增加的这条融资渠道，必然使得他们多了一条生财之道，拆东墙补西墙是肯定的，挪用之类的事情也不会少见，实际上这是为地方政府继续举债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何正确的使用资金。而新增加的这条融资渠道，必然使得他们多了一条生财之道，拆东墙补西墙是肯定的，挪用之类的事情也不会少见，实际上这是为地方政府继续举债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而这条新闻当中有句话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2011年度建设保障房投资需要1.3万亿到1.4万亿元，其中有8000多亿元是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及所在的企业筹集来的”，社会机构如何投入？什么叫做保障对象以及所在企业募集？根据其他媒体报道，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把保障房的部分产权卖出去了，用以回笼资金、进行建设。我们知道，保障房是有国家优惠政策在其中的，这部分产权的出售必然会带来相当规模的腐败。最近这两年的新闻中，披露过很多地方把保障房优先销售给公务员的事迹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会造成新的腐败黑洞。 不仅如此，我们可以想想这些企业债券会如何销售呢？发改委说，这种企业债券具有周期长、利息低的优点，是良好的集资工具。但这个“好”是发行方的好，对于购买者就是坏了。这样的债券不但风险大，而且收益低，谁会去购买呢？必然是需要地方政府大力推销、说白了就是摊派才能销售出去。这就是另外一种行政违法的黑洞，我们将在未来的新闻当中，看到这种摊派造成的后果。 应该说发改委这次开 而这条新闻当中有句话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2011年度建设保障房投资需要1.3万亿到1.4万亿元，其中有8000多亿元是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及所在的企业筹集来的”，社会机构如何投入？什么叫做保障对象以及所在企业募集？根据其他媒体报道，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把保障房的部分产权卖出去了，用以回笼资金、进行建设。我们知道，保障房是有国家优惠政策在其中的，这部分产权的出售必然会带来相当规模的腐败。最近这两年的新闻中，披露过很多地方把保障房优先销售给公务员的事迹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会造成新的腐败黑洞。 不仅如此，我们可以想想这些企业债券会如何销售呢？发改委说，这种企业债券具有周期长、利息低的优点，是良好的集资工具。但这个“好”是发行方的好，对于购买者就是坏了。这样的债券不但风险大，而且收益低，谁会去购买呢？必然是需要地方政府大力推销、说白了就是摊派才能销售出去。这就是另外一种行政违法的黑洞，我们将在未来的新闻当中，看到这种摊派造成的后果。 应该说发改委这次开口让地方政府发行企业债券是相当冒险的，在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政策会造成地方财政饮鸩止渴的恶果。地方政府没有破产一说，最终还是会矛盾上交，让中央政府对此埋单。中央政府虽然从两税制当中获得了大量社会财富的支配权，但这种状态下也是无能为力的，地方债务已经超过了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总额，这笔巨债如何能承担得下？这又开了新的地方债口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笔债务必然更为沉重。 而我国税负之重已经很可怕了，再加税会造成经济的凋敝。目前的状态下，除了多印货币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但超发货币必然加剧通货膨胀，等于还是掠夺民间财富。这可能是一个无解的棋局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09ec9001017pmm.html ) – 保障房建设必会成为新的黑洞_五岳散人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在外贸宣传中，“亡党亡国”一向是用来表示天崩地裂的恐怖事件。其实，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历史上看，“亡党”都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儿，而且，一个党只要顺乎历史发展，就根本不用担心其灭亡。 不妨先来看一桩往事。1945年。那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 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到这年的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左舜生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对延安的感受是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似乎并不民主。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换言之，在胡适看来，党的存在与否，不在于该党是不是掌握有枪杆子，而在于是不是能获得人民的真正支持，只要获得人民支持，在民主体制下，在小的政党也可能咸鱼翻身，成为主政党，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这话，当然为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为真理的毛泽东所拒绝——他不仅没有理睬胡适，还在1949年1月26日把胡适列为战犯。 不过，就西方历史而言，胡适的这一观点却是正确的。从西方历史看，早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多是因为某些重大的政治原则分歧而由政府内部的政治派别组合形成的。最初的政党主要是掌握政权和监督政府，与普通大众并无紧密关系。他们的活动也局限于议会和政府内部。直到现代选举制度确立以及普选权的扩大，才出现了大众性的政党。现代政党最初诞生于英国。1640年英国议会就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问题而形成了宫廷党和民权党两大派系。1679年，在关于王位继承权的争论中，支持宫廷党的人被反对者斥为“托利”（意为歹徒，爱尔兰骂人的话）；支持民权党的人被反对者斥为“辉格”（意为强盗，苏格兰骂人的话）。1688年光荣革命后，两党同意在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1833年，托利党正式定名为保守党，辉格党定名为自由党，并形成了两党轮流执政的惯例。直到1866年后工党取代自由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美国的政治派别则是在围绕1787年宪法问题而出现的。在讨论和批准1787年宪法时，形成了主张建立联邦政府的联邦党和主张在宪法中更注重保障人民权利的民主共和党，被联邦党人称为“反联邦党人”。1828年到1852年间，民主共和党内部又分成了民主党和辉格党两派，南北战争后，美国才出现延续到现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法国的现代政党则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斐扬党人主张实行君主制；吉伦特派和山岳党人则主张废除君主制。拿破仑执政后，法国政坛又出现了保皇派、温和派和激进派。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国会中基本分为保皇党、共和党和社会党，这种左中右的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党活动至今并没有“亡”，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些政党上台与否，全决定于人民手中那张选票。而一旦落选成为在野党，也将担负起监督批评执政党，并积蓄人气，为下一次大选上台做好准备。如此这般，又怎么会“亡”？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多党制下的政党之间，实际上更像兄弟党或夫妻党，它的作用是让对方来监督批评自己，使自己知错能改，在犯错时，受到家法或大或小的惩罚。而不是我们理解的你死我活的反对党。因为“反对”很容易使人“为反对而反对”。没有执政的叫在野党是可以的。在野党可以与执政党如兄弟或夫妻那样，齐心协力或亲密无间。像兄弟那样，就得培养手足情深、互助友爱的感情，但不允许对方犯错。犯错就家法伺候。像夫妻那样，可以经营完美的爱情和婚姻，只有对彼此好，没有对彼此坏，让真爱世代相传。既然是夫妻，就不能背叛，不能家族暴力。否则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兄弟或夫妻，谁的能力强，谁就当家，都是为了家族的繁荣昌盛。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但完全可以说明问题。 这就是他们双方能共存共荣互相斗争又互相进步的关键所在。 当然，政党也会政党因为各种原因而消亡。一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没有而及时转型，从而丧失了民众的支持，例如西欧早期的各种保守党；再一种是认为自己使命已经完成而自行宣布解散，例如1947年的海地共产党；还有一种是政党失去主要领导人后崩溃，例如1960年韩国的自由党在失去领导人后，党员或者退党，或者加入其他党派；另一种是被视为非法组织而被取缔；也有随着政权的解体而解体，例如苏联共产党。然而，这属于正常“死亡”——如果一个政党已经做到这份上，而且没有了自新能力，它的死亡只能算是国家之福，人民之幸，怎么能算是“天崩地裂”呢？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本期议题 广州计划在 2011 年全面实行 “ 两代表一委员 ” （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目前已在越秀、海珠、荔湾等城区开展试点。广州市副市长陈国称， “ 两代表一委员 ” 要建立听取民意的常态机制，日常工作包括：深入社区调查，上门访问和电话访问；组织开展居民活动，建立互信关系等。 议员建言 从程序上讲， “ 两代表一委员 ” 收集的民意不应该交给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其次，民意不一定只与综治维稳有关，难道小孩上幼儿园也跟综治维稳有关？此外民意要由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反映给市和区有关部门，就更离奇了：有哪个文件哪个法规条例规定了这样的程序？   进社区听民意目的尚未明确 新快报：对于 “ 两代表一委员 ” 进社区，各位有何看法？ 信力建：我认为这是利好消息。代表委员一定是跟人民息息相关，因为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必须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它是法定的服务群体。但是，很多群众却经常找不到代表委员反映问题，代表应该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它不是某些人的防弹衣，不能只是一个称号，而应该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 曾德雄：既然是民意代表，就应该进社区，否则怎么收集民意？如果不能征集民意，怎么行使民意代表职责呢？正像我之前所说的， “ 两代表一委员 ” 进社区是回到原点，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 李公明： “ 两代表一委员 ” 进社区的初衷很好，但它没有明确这三种身份所分别针对的特定服务对象及其负责的任务，例如，作为党员的官员贪污或渎职的问题该找谁反映？民生问题该找哪一类的代表委员反映？ 其外，代表委员听民意的目的也没有加以明确，它是为人大、政协监督政府提供参考依据，还是代表政府来处理事情？如果这些都不明确，何来与居民建立互信关系？ 听民意障碍不在技术在制度 新快报：广州市政协日前开通 “ 广州市政协微博议政平台 ” ，并举办广州市政协 “ 微博议政 ” 培训班，委员微博内容及与网友互动未来可能纳入履职档案。对此，各位怎么看？ 曾德雄：微博听民意让人产生至少两点困惑：第一，对微博这种新技术如此热衷，是否表明以前收集民意的技术途径和渠道有欠缺？第二，对微博这种收集民意的新技术、新渠道寄予了怎样的期望？ 信息时代来临以后，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手段真的是日新月异了，如果说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收集民意的技术还有所欠缺，以致还要以如此规模和动静去学习微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满足我们？如果再来一个比微博更先进的技术，是不是又要组织大家学习呢？所以，根本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体制，是民意上传下达的体制、机制不顺畅。而体制机制的问题不解决，掌握再新的技术又有什么用呢？ 另外，此次政协委员集中学微博，必定要耗费相当的人力物力，而所有这些成本均出自纳税人，所以非常有必要请政协委员在适当的时机向纳税人报告一下学习的成果：你们学了微博以后在收集、表达民意方面有了哪些进步或成效？ 李公明：现在整个社会存在一种工具崇拜，以为只要不断开发新的交流手段，人们之间的交流就会更加畅通，代表委员听民意的障碍也就不复存在，而这样似乎就达到了民主。 这种思维的缺漏之处在于它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沉默的声音固然要发出且被听到，但被听到的声音能否产生作用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如果民意只止于听，无论听的手段多么高明，对民众困难的解决都无济于事。   民意结果不应交与维稳中心 新快报：相关负责人称，代表委员每周一次在社区设点接受居民投诉，整理后与街道党工委书记共同签字，交由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反映给市和区有关部门；建立街道综治维稳中心与市、区两级相关部门畅通的联系渠道，协同政府部门或党派、机构解决问题。对此，各位怎么看？ 曾德雄：这里有很多问题让人不解。民意代表收集的民意为什么要与街道党工委书记共同签字后才能上交呢？须知，不管是党代表还是人大代表，抑或政协委员，他们与街道党工委书记均分属不同的系统，有着各自不同的程序，依据各自不同的程序行使自己的职责。街道党工委书记掺和进来， “ 两代表一委员 ” 如何确保他们固有的程序？ 收集的民意要交由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反映给市和区有关部门，这就更怪了。从程序上讲， “ 两代表一委员 ” 收集的民意不应该交给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其次，民意不一定只与综治维稳有关，难道小孩上幼儿园也跟综治维稳有关？此外民意要由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反映给市和区有关部门，就更离奇了：有哪个文件哪个法规条例规定了这样的程序？ 因此，不管是从合法性角度还是合理性角度，这样的规定都是经不起审视的。 李公明：这就说明进社区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听取民意，从而更好地监督政府，反而含有监督民众的意味。再说，人大政协与街道工委属于不同的系统，他们听取的民意应该成为人大政协监督政府的依据，有何理由要交给街道党工委书记？假如投诉的恰恰是党委书记，又当如何处理？ 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街道党工委书记签字后，意见就进入黑箱之中，如何能保证民意得到切实而完整的传达，如何保证这些民意对政府工作产生监督和约束的作用？   居委会可改造成代表工作室 新快报：据报道，曾有人大代表成立全国首个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而广州在几年前也曾经在各街道设立 “ 人大代表工作室 ” ，定期组织人大代表进行接访。然而，这些人大代表工作室先后都被叫停，各位如何看？ 信力建： “ 人大代表工作室 ” 不应该叫停，而更应该完善其工作室制度。代表委员不贵乎多贵乎精，要专业化、职业化、固定化，所有代表委员都应该有个工作室，比如就可以把所有居委改造成代表工作室。 曾德雄：人大代表工作室其实是个很好的制度，也是人大代表作为民意代表应该有的制度安排。有了工作室，选民不仅可以知道身边有谁是人大代表，还可以和代表直接接触，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难道不是人大代表作为民意代表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而且以前在这方面有相当成功的经验，深圳就有人大代表设立工作室，广州在几年前也曾经在各街道设立 “ 人大代表工作室 ” ，定期组织人大代表进行接访，真正起到了人大代表的作用。结果倒好，不仅不将之作为成功的经验推广，反而要撤销，不明白 —— 难道我们这个体制真的具有 “ 反智 ” 的特性？ 李公明：人大代表工作室是被人大叫停的，还是被政府叫停的，是以什么为依据叫停的，这些仍然一团迷糊，人大政协的尴尬地位再次显现出来。 去年通过的代表法修正案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这被普遍解读为不设专职人大代表和人大代表工作室的法律依据，但修正案作出这样的修正基于何种理由？这样的修正案与宪法相融洽吗？ 从理论上来讲，倘若人大代表真正是民众选举的，在成为人大代表之前就应该有专门的工作室来与民众沟通，在成为人大代表之后更应该力所能及地接触民众从而为民意代言，人大代表工作室本应该存在于整个代表竞选上任的流程中，谁有叫停的权力呢？   常态措施是代表委员专职化 新快报：代表委员听民意还需要哪些常态化的措施，各位有何建议？ 信力建：主要是两方面的建议：第一是必须重启代表工作室。现在的代表都是兼职，应该让代表成为长期的、专职的服务群体，有公开的联系方式，便于群众反映情况。台湾是有问题找议员，我们应该是有问题找代表。 第二，应赋予代表一定的权力。只要代表能够常态化，那么就可能把当前维稳最棘手的上访问题顺利解决，通过代表这个协调角色，把无序的上访变成有序的上访，把暴力的上访变成和平的上访，把不合法的上访变成合法的上访。李公明：其实，现在已存在许多常态化的措施，例如向各社区公布代表委员名单，明确规定哪些事务应该与代表委员联系。然而这在现实中往往不可行，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代表委员都不是专职，多数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他们怎么有时间和精力来为民众代言，即使能代言，又会产生多大的作用？ 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要回到逻辑原点：代表委员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他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们是否有为民众代言的愿望和能力？他们的升沉荣辱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这些最为根本的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常态化措施都估计 “ 常 ” 不了。 (来源：2011年7.2《新快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欺善媚恶的中国精英？ ——熊飞骏 百年来的中国精英界一直有“自残”的特别爱好，“欺善媚恶”是其典型症状。 中国精英的欺善媚恶突出表现在对美、俄的态度上。 近现代史时期对中国伤害最大的是俄国！ 俄国侵占了中国 160 万平公公里的辽阔国土，并直接策动面积达 157 万平方公里的外蒙脱离中国。 在短短一百四十年时间里，俄国使中国丧失了 320 多万平方公里宝贵疆土，相当于 13 个英国和 9 个日本！ 近现代史时期对中国帮助最大的国家是美国！ 上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强占势力范围的狂潮，并阴谋协同瓜分中国。针对列强上述阴谋，美国适时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列强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时的美国已超过大英帝国上升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理不直气不壮的列强不能无视“ GDP 世界第一”的阳光主张，只好极不极愿放弃即将吞下口的肥肉，中华大帝国得以劫后余生。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 PK 之役后，美国主动返还“庚子赔款”的美国份额，用于提升中国的公民教育公共卫生事业，在北京建立了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对外赔了很多钱，但庚子赔款却阴错阳差推进了中国的文明进步。如果庚子赔款掌握在腐败无耻的清政府手里，是绝不会用来办教育卫生的，只会用于贪腐分赃和“暴力维稳”等伤害国家民族的无耻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给予了中国巨大的经济军事援助，美国志愿军组成的“飞虎队”后来成长为日本空军的克星。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在抗日战争前期很难独立支撑下去。斯大林苏联则对中国抗日力量落井下石，把被迫转入苏联远东避难的“抗联”战士全体逮捕，不是遣送日本就是送往监狱服苦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则与中国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两国军队并肩作战打败了日本侵略军。如果没有美国前期的援助和后期的参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中国人要彻底打败日本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说不准会沦为又一个元帝国和清帝国。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苏联策动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尽管那时中国仍把美国当成头号敌人，扬言“美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一定要解放他们！”但美国不但没有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相反站在中国一边坚决抵制苏联的战争阴谋。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中国将在北极熊核弹的蘑菇云中成为人间地狱。 1998 年，印尼掀起反华浪潮，抢劫华人财富，焚烧华人商店，集体屠杀无辜华人，当众轮奸华裔女同胞……在华人的母国决定“不干涉印尼内政”情势下，美国仍派两艘军舰进入印尼海域营救华人难民，几千名处于生死边缘的华人因此虎口余生。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俄罗斯在全国各地驱赶中国劳工，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华人大市场，使 6 万华人蒙受高达 20 多亿美元的巨额损失。美国国会议员则提出动议，对百年前的“排华法案”向华人道歉？并正式进入国会的立法程序。 ………… 在中国近现代史时期，俄国一直扮演强盗恶棍角色；美国则更多扮演侠客义士角色。 中国精英对俄美两国的态度怎样呢“ 可以用简单八个字来概括： “逢美必反”！“逢俄必媚”！ 只有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短短几年例外。 1946 年抗战胜利初期，中国精英就揭开了“逢美必反”、“逢俄必媚的序幕。 苏军进入东北后，在“组织默许”背景下，苏军在夜幕降临时纷纷走出军营，强入中国人民宅，大规模强暴中国妇女。对如此野蛮的集体兽行，苏联占领区军政府睁只眼闭只眼，军人强奸犯极少受到审判。成千上万名中国妇女被苏联兽兵蹂躏摧残后痛哭无告。 面对无数女同胞被苏军强暴的血泪悲剧，中国精英选择了沉默？在中国精英心目中俄国佬一直是霸道的恶人，招不得惹不起。 1946 年 12 月 24 日 ，两名美国水兵强暴了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尽管美军只强暴了一名中国女士，并且事后肇事凶手被送往美军事法庭审判，但中国精英的愤怒情绪依旧山呼海啸，在全国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美大游行。 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 重庆 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学生和各界人士约 50 万人，于 12 月底至 1947 年 5 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 军人在外国驱屯区强奸异国女子是国际战争中的一种难以完全杜绝的暴行。中国军人在汉唐叱咤风云的岁月，一样在异国过不了“女人关”，无论是在有同盟关系的友国还是被占领的敌国都一样。但只要强奸属个别行为，肇事凶手受到应有的军法审判，就不能认为是国家阴谋，受害者不能把肇事军人身后的国家作为凶手对待。 苏军和美军在抗战胜利初期都是中国的友军，都发生过军人强暴中国妇女的悲剧，但强奸的性质则完全不同。 苏军的强奸事业是大规模的，绝大多数强奸犯没有受到军法追究，明显是“有组织”或“组织默许”的罪恶活动。强奸性质应该属国家层面的犯罪行为。 美国水兵强奸沈崇事件则是极个别的，肇事水兵立即受到军法追究。强奸性质明显是“个体犯罪”而不是“国家犯罪”。 当时中国精英如果要掀起“排外大游行”的话，对象应该是苏联而不是美国，“滚出去”的应该是俄国佬而不是山姆大叔。对俄国应该提起严正的外交谴责，对美国则是监督对方审判肇事凶手的司法程序是否公正。 中国精英的目标恰好相反，在国内掀起“反美大游行”，对苏联的集体暴行则连屁都不肯放一个。 中国精英并非百分百“是非不分”，而是“欺善媚恶”的劣根性决定的。 中国精英领教过俄国佬的凶暴蛮横不讲理，和俄国佬较真很危险很被动。中国精英眼里的美国佬则温和开明得多，与之较真甚至恶语相加栽赃诬陷不会招来以牙还牙的报复反击，正好是精英在公众面前显示“爱国”和“出风头”的理想目标。 中国精英在历史关键时刻的“欺善媚恶”，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 自那以后，中国精英“逢美必反”了。 美国人对中国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只要有一件不称我们的意，中国精英就认定“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不是在官媒上严厉谴责愤怒声讨；就是举行“反美大游行”。 自那以后，中国精英“逢俄必媚”了。 为了对俄“示好”，中国精英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自虐心理，就算一而再再而三遇上“热脸贴冷屁股”的伤心事，也一如既往不改初衷，梦想与俄罗斯结成“阶级盟友”。 就算俄罗斯伤害了中国九十九次，但只要有一次被我们的想象夸大出“友好”的影子，我们就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表现出的“粘功”和“热乎劲”足以令对方恶心。 前段时间偶尔在网上看到某年轻毛左歌颂普京“王者归来”，对普京的阿谀谄媚劲把中国人的八十八代祖宗都恶心透了！ ………… 别说前一百年；就是后一百年： 俄罗斯依旧是中国需要永远警惕的潜在敌人：美国则是中国人民值得诚信相待的真朋友！ 中国精英的“欺善媚恶”劣根性不仅表现的对外上；对内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地方黑恶势力欺行霸市无恶不作，地方官要么睁只眼闭只眼，要么在幕后为其撑起保护伞，甚至于暗地结成害民分赃同盟。可对那些只动口讨公正不动手施暴的良善访民，我们地方官却表现出狂热的“勇敢”和“敌意”？ 百年前的末路英雄光绪皇帝因为表现出更多“天良人性”；比阴险恶毒的慈禧老媪更人道更开明。结果多数中国精英都站到“恶人”慈禧那一边，不但谴责光绪皇帝“变祖宗法度”罪不可绾；还嘲讽年轻皇帝不生育“不像个男人”？ 百年后的今天，温总表现出的“开明”、“远见”、“无奈”和“责任心”令人心痛；没想到沦为左右两派中国精英的夹攻目标。连打着民主旗号“不知是真左还是假右”的别有用心者和罔顾大局者，居然放过与民主水火不容但表现出八面威风的“绝不派”；反把“影帝”或“做秀”等帽子纷纷砸在理解并同情民主的温总头上？ 悲乎？！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精英不能继续“欺善媚恶”了！否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就要毁灭在你们手里！   二 0 一一年七月一日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说到西方近代革命，我们一般都把 1688 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当成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因为它保留了帝制，而法国大革命则被视为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然而，事实上英国革命使议会对国王的斗争最终以胜利而告结束，它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政权的更替，使得“议会至上”原则和他们前辈不懈争取的其他宪政原则终于得以确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人类宪政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贵族阶层在这个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中的作用。可以说，真是英国贵族的存在和作用，保证了其法治文明和光荣革命的顺利完成。 英国贵族有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就是一个受保护的阶层。早在八世纪，英王在登基之前就要举行加冕宣誓：“保证教会、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保证维护法律”，“在司法审判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如果国王违背誓言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有可能被废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自十二世纪起，他们就提出：“在法律面前，各种身份、各种阶级一律平等。”法律至上的观点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时已经成为多数英国人的共同信念，“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创造了国王，国王必须遵守法律”。 1215 年，在贵族们发出对国王宣战的压力下，约翰王被迫签署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大宪章》。《大宪章》明确了法律至上、王权有限的原则，界定了王权，对封臣的权利作了全面的承认，明确了人民的财产权及继承权、自由人的自由及自由习惯。如，把自由权“授予吾王国一切自由人（至少授予贵族）”；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凡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不得被处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被处以放逐、伤害、搜查或逮捕”。约翰保证，“我们不愿向任何人出卖权利或正义，不愿对任何人拒绝权利或正义，更不愿迟延权利或正义的实现”。《大宪章》还规定，设立一个监督机构，通过贵族推举由二十五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并把武力作为最后的保留手段。《大宪章》在爱德华一世（ 1239 — 1307 ）时被最终确定；爱德华一世时，还制定条例，规定贡税或补助金，未经本王国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及平民中其他自由人同意，国王或其嗣君不得征收之。《大宪章》以书面形式对王权作了限制，对贵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法律上的保障。 正是在这法律的保障下，贵族势力大增，在贵族的压力下 ,1258 年亨利三世签署了“贵族请愿书”——《牛津条例》，该条例规定，议会每年举行三次会议，由此，一个定期开会议政的机构——议会——开始形成。在 1275 年至 1290 年间，议会制定了三个《威斯敏斯特条例》，规定了保护国民不受政府官员之侵害，教会的财产、地产完全保有的自由以及财产的继承和转让的权利。十四世纪，议会权力得到明显增强。英国已有较完善的封建制度，诺曼征服之后，威廉一世发展了这一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国王向封臣授以土地，封臣将领得的土地再分封给自己的附庸。概括地讲，贵族制度源于封建制度，而贵族制度又造就了等级制度。这一制度表现了以下特征：首先，国王与封臣保持着一种习惯性的政治契约关系，或者说，贵族与国王形成了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国王作为最高领主必须承担率军作战、维护正常秩序、保护贵族们的人身及土地财产安全的义务，而贵族则必须承担效忠国王、提供军役、缴纳各种封建捐税、应召出席国王法庭等义务。因此，国王与贵族之间不是绝对的支配和服从关系，而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彼此利用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其次，领主是其所管辖区域的最高统治者，享有免受皇室官员管辖的特权，所辖地区的法院享有民事和刑事管辖权，各个封建领主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保护农人。并且，每一个领主都有义务组建一支由自己领导的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主所管辖的区域逐渐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就是说，贵族逐渐作为一个有力量的实体而存在，从而发展出地方自治。再次，领主拥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机构。在诺曼登陆之前，领主与廷臣官员一道组成贤人会议 , 享有咨议、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权 , 甚至可以议立或废除国君。诺曼征服以后 , 贤人会议逐渐发展成议会组织。所以，长期以来，贵族始终不是通过个人力量，而是通过一个组织即形成为一个阶级来实现自身的权利主张，他们“以集体管理国政为目的而不是以扩张自己采邑上的权力为目的”。最后是等级和世袭制度。英国早期贵族的称号和领地需经国王亲自赐予，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延续，王权的衰弱及大贵族权势的膨胀，贵族领地和称号逐渐演变为世袭。与此同时，一些战功卓著、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也及时获封，进入贵族行列，使得英国贵族制度保持了生机和活力。 正是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所以英国人认为等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为维持秩序所必需。由于人的状况不同，“使得人类有如不同的动物品种一样的繁多”。一味追求平等会使人躁动不安，社会就会不稳定，因此，不得不把公民安置到不同的阶级里去，放置到国家中不同的位置上，使他们各得其所；并提供给“他们不同的适当的特权，以确保他们特殊的境况所需要的东西，从而能在由所有复杂的社会中所必定存在而且必定相互争斗的利益分歧所引起的冲突之中保护他们”；另一方面，每个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话语和行为方式，如果硬要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搅和在一起，社会将由群氓所统治，接受其价值观，那么，一个文明社会就永远建立不起来。我们看到，英国贵族制度的这些特征使得其能够得到一般民众的尊重、认同，英国贵族不只是一个社会等级，更表现为一个阶级，一个领导阶级，人民的代表，可以以人民的名义同国王抗衡。英国的政治文明史，是国王与贵族或议会的斗争史，光荣革命可以称之为一场贵族革命。历史上历次关键性时刻，贵族领导的起义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参与，它不仅顶住了王权的侵犯，而且实现了自己的权利主张，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治政，而民主社会倾向于中央集权政府。贵族制度逐渐发展出宪政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分权和制约。傅勒引用基佐的话，“英国有两种社会力量、两种公共权力，一是贵族，一是国王，两者彼此需要，而且往往被迫共同行动”。在法定组成的贵族阶级的英国男爵和法定组成的君主政体的国王之间，相互斗争产生了一系列宪章之后又产生制度，即一个“自由的国家政府”。伯克对英国贵族这样描述到：“贵族是社会秩序中一件优美的装饰品，是一个优雅社会的科林多式建筑的雕花柱顶。被英国世代所产生的法律、舆论和长期形成的习惯所赋予的荣耀乃至特权，绝没有可以激起任何人的恐惧和愤怒的东西。” 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形成了颇具势力的五百家族，这五百家族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堪比当年的英国贵族。然而，他们能不能象英国贵族那样担负其社会转型和国家进步的中流砥柱作用，则还有待观察——毕竟，“最少三代，才能形成真正贵族”。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