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 中国该怎么办北大？
不久前，我发表了两篇讨论大学和教育问题的文章。对于作为中国一流大学的北京大学表达了浅见。我也收到了无数批评邮件，被提出来的最多问题是：你在文章里批评北大，说它没有激发学生的“公共意识”，但你说中国该怎么教育孩子？你有没有具体的办法让北大成为中国的哈佛？我是有办法的，在这里就向中国读者们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问得不错。我从2003年来到北大之后一直在思考“中国该怎样办大学”，甚至“中国应该怎样办好大学？”对这一问题确实有自己的解答。邮件回复不过来，我愿在这里把自己的思考和答案与读者分享。 作为中国排名第一的人文类学校，北大毕业生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军界的地位都很不突出，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远远不如美、日、英等顶级大学，甚至不如多所外地的理工科大学，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北大现象”。这才是当今全国各地家长和孩子仰慕中的“所谓北大”。 对这一现象进行总结的文章已经数不胜数，但我认为都不够到位。真正原因是，中国和北大的招生体制存在严重问题，把研究社会科学的文科生被隔离于社会之外，学术和事业都难以成功。 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一般都是私立大学。他们收费是贵族化的，每人每年至少3万美元，好学校还会收得更多。美国中产阶级往往有多个孩子（或者根本没有孩子），又很少有专门的教育存款，家长很难用自己的钱为所有孩子支付学费，因此往往采取谁也不给的方式。这道门槛的存在，使美国知名大学并不难考，中国“富二代”考到这里远比考入中国的重点大学容易得多，但美国中产学生要想进来圆“美国梦”，必须拿到奖学金才行。 美国所有知名大学都不缺钱，这些钱足够支持所有学生的“美国梦”。 但掌握着奖学金的并不是学校的招生部门，而是学校背后以基金会等形式运行校董会（Council）。这是一个绝对的精英机构，当上大学校董不比当市长容易多少。校董会控制着奖学金这个“一步登天”的途径，实际上就是为上流社会选择新的成员，其选择的标准不仅是考试成绩，更重要的是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申请和批准奖学金的过程不会产生腐败，所以稳定运行了几百年，以流水线式的方式为美国上流社会提供了大量“富一代”、“官一代”，其中有不少本来是中国人。 我认识的美国精英不少，总的感觉是，“富二代”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喜欢用反主流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划清界限，比如反战、反核电、反转基因、抽大麻等等，甚至参加共产党。最后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也往往是他们。而拿奖学金进入大学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对中国的看法都趋于保守，或者负面。而且，越是华裔，越要显示自己与中国完全无关。可见，奖学金制度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它虽然不会直接改变人的思想，但可以保证把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人挡在门外。 在运转良好的体制之下，只要进了美国名校的大门就几乎一定可以成功。上流社会子弟既然凭借家庭力量支付了昂贵的学费，就也能在家庭的支持下继续保持社会地位。更何况，现代美国还有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样出身上流社会的天才。而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在拿到奖学金之前，肯定经过了极其严格的竞争和选拔，在校方面前展示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出色的表达能力。这对学习文科的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总之，美国社会对布什和奥巴马未必完全公平，但大学制度可以支持他们的美国梦。 而中国就完全没有这一套保障校风的招生制度。中国教育体制是在阶级分化之前形成的，大学录取只看高考成绩。而由于大学的学费只有美国的几十分之一，所以只要考上了大学就没有不去读的道理，没有必要为拿到奖学金而讨好社会。尽管文科考试中还会考政治，但很少有人认真对待其内容。 其结果就是，北大所有的学生都拿到了国家的资助，却没有被告知这一点。这些王子和公主从北大学到的价值观就是：我就是该向社会索取，而社会无权要求我做什么。可想而知，自由总要以自律为前提，所以北大的校风只能说是崇尚自由，而不是自由本身。 学风方面，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脱离社会，为自己而学。这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文科生无论写文章还是说话，很少考虑别人能否听懂。他们认为、说话让人听不懂是自己有文化的表现，所以，总是使用生僻的名词和语法，或者中文里加上英文词，同时还特别啰嗦，形成了一种“北大语”。 不懂这种语言的人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集中精力试图听懂，二是不懂装懂，三是干脆不听。这在学术圈子里属于通病。问题是，外国的学者们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简明地表达出来，向研究的资助者汇报，而北大的学生们学不会人家这一点，这是因为缺乏社会经验。 当然，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而已。真正的问题还是价值观。我在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里读了本科和研究生，在这个研究政治的学院里，许多人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我坚决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因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政治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只要有观点就意味着对社会有责任心。任何人的观点都未必正确，但未来总有变化，总会变得与公民的身份相符。只有冷漠才真的可怕，因为它既不去保卫社会中那些好的东西，也不去纠正那些坏的东西，这会使社会变得毫无前途。而这正是北大的真实。 很多人对政治不关心，是因为根本就没想留在中国。在北大，学生可以声称自己要放弃国籍到海外，而没人当面指责他、孤立他，这也是非常不正常的。相比之下，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没有美国国籍的美国人，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知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日本人也把他的名字写成“フクヤマFukuyama”而不写福山，因为他并不是日本人。对于北大学生来说，道理是很明显的，国家从未上过大学的纳税人手中收了税，将你培养成社会的精英，你就必须为国家尽义务，至少要先把学费还给中国。然而，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北大竟然是个禁忌，敢于公开对中国人移民梦说“不对”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本人。 当然，北大的学生毕竟是精英人群，毕业后前景一般不错。但应该认真反思的是，毕业生的成功，究竟是因为北大还是因为毕业生自己？我认为更多的还是靠学生自己。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中国的中学。” 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任过教。深知中国的中学竞争激烈，管理细致，纪律严格，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残酷环境。北大学生是这种环境中的胜利者，他们肯定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不过，与其让学生先适应社会，再适应北大，再适应社会，还不如直接适应社会。北大现在的地位是一个世纪里形成的，无论如何办都不会轻易被别的学校超过，但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无疑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 中央政府总是期望把北大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观念才是最该改革的地方。大学文科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研究而是教育人才，从来没听说过有政府主导办出一流的研究型文科大学的先例，将来也不会有的。此外，招生制度也必须变，要认识到招生制度才是大学的灵魂，也是北大目前诸多问题和核心来源。要学美国，就必须从根本上学起，把美国的招生制度照搬过来，即提高文科的学费和奖学金，以奖学金为杠杆调整学生的价值观。 这样就一定能把北大变成中国的哈佛，让穷二代、富二代在北大同圆中国梦。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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