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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野比大雄  |  评论(0)  | 标签: 动物保护 “拦路救狗”与“归真堂”的风波把动物保护主义从一个边缘话题变成了一个热门，无论孰是孰非，争论双方持何意见，“动物保护”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影响实际生活的严肃问题了。从这个角度讲，不管结果如何，动物保护主义者已经打了个胜仗。 这个胜仗让人欢喜也让人忧：喜的是它再次让我们看到一个“价值”带来的道德冲动是何其强大，强大到足以使人愿意承担并不会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风险和损失，这样的理想主义力量在这个昏沉窒息的当下尤其使人动容——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并不持动物保护主义观点，却仍对这两项行动表达赞赏立场的原因。 但这两个行动带给人的担忧却并不比其带来的欢喜少：它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道德冲动”因其非理性而具有的可怕破坏性，它因为沉迷于对一种价值的宗教般的追求，而不惜将其他同样美好也同样值得珍惜的价值踩在脚下，也就是说，它使其中一种价值相对于其他价值有了“压倒性的优势”。 就这两件事情来讲，在当事者眼中，“动物权利”便是这样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价值。 平心而论，大雄对其主要观点并不反对，也并不想过多质疑其中一部分动物保护主义者对不同动物生命的差别对待，毕竟恻隐之心不为过。但大雄认为： 一来，价值的推广不应以暴力为手段，在一个价值获得广泛认同之前，就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救世主情结在英雄片外的任何场合都是可笑的； 二来，保护私人财产和尽可能避免公权力干涉自由市场的信条是我更加尊重和坚持的，在当下也是具有重大意义且尚需努力推崇的价值。这两个价值在这两个行动中被当事者无视，事后的讨论中又被关于“动物该不该保护”的讨论所掩盖，这是不应该的。 大雄也看到，对这两个行动持赞赏观点的人中，也不乏在强拆事件中为受害者呐喊、在“国进民退”的形势下对国有资本保持警惕的人。这才是更令人担忧的所在：一个新兴价值的“道德冲动”来势汹汹，有着很强大的感召力，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供人反思和批判，于是便有了冲破一切传统价值的力量。而这些传统价值已历经时间的批判，不再具有锋利的杀伤力，便也不具有与之相抗衡的魅力。 然而，“重剑无锋”，正是这些经过充分反对与批判，但核心的观念仍被人认可的价值，才更值得守护，更应被置于基石的地位。 上纲上线的观点讲完后，扯几句淡。 道德冲动最常用的工具便是“感同身受”，他常被用来指责人们彼此间的冷漠，要求评论者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思考——当然，是要站在“受害者”的角度。 大雄本人即是一个喜欢猫的人，若有人借此发问：“要是野比君你的猫被人煮来吃了，你还能在这里心平气和地讲什么财产权、非暴力的大道理吗？” 大雄告诉你，我不能，如果我能找到那人，我会把他宰了。 同样的，我还可以假设，如果我至交好友被不遵守交通法规的车撞死了，我会想宰了所有不遵守交规的司机；如果我辛辛苦苦搬砖赚了大半年的工钱买了一个iPhone被人偷了，我会想宰了所有小偷；再进一步，如果我口讷嘴笨又脾气暴，被一个伶牙俐齿的小混混骂了三代直系亲属，我就会想把所有说脏话的混蛋一锅煮了。 但是幸好，对于大部分事情来说，我们都不是当事人，而只是一个旁观者，作为旁观者，我们的感情冲动弱一些，理智和平衡就强一些。因此不遵守交规仅仅只是被罚款，偷东西也不会被枪毙，说脏话也最多道个歉而已、受几个白眼而已。作为一个人，当几次混蛋、犯一些错误的事情多得是，受到与之对应的惩罚即可，难道要桩桩都要以命相抵？更何况更多的事情只牵扯价值偏向，难定义谁对谁错，事事“感同身受”，你要“感”谁的“同”，“受”谁的“身”？ 无论是现实还是理想价值，都不仅有一个单一的目标，只靠“鼓足干劲”就可达到；它拥有诸多维度与目标，互相抗衡又互相依靠，往往顾此失彼，仅靠“道德冲动”蒙蔽了理性后的一往无前，结果必然是用一块红布蒙住双眼。

核心提示：是否进行改革将取决于谁加入政治局常委会，以及谁将担任其它高级职务。总书记现在在政治局常委中排第一位，但却不是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最高领导人。 原文： China 'in for bumpy ride' as new generation prepares to take power 发表时间：2012年3月18日 作者：Tania Branigan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习近平。他预计将接任总书记，随后将接任国家主席。图片来源：路透社】 这是多年来最剧烈的一次政治震荡，但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中国16日戏剧性地将薄熙来免职可能是一次反常事件，这也许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准备迎来10年一次的权力移交的时候，还会碰到更多的麻烦。 今年秋天，共产党的18大将正式选举下一任总书记和中国最高政治机构的其它成员。由于党掌握着权力，所以党的决定意味着谁将领导这个国家，以及他们将如何领导这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薄熙来的高调竞选－－这让其它领导人感到不安－－是这场地位之争中唯一明显的迹象。 香港浸会大学的高敬文说：”我猜这将是比10年前更坎坷的历程。” 清华大学的政治系讲师吴强说：”这是15年来最紧张的时刻，可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即将到来的政治竞争将是有益的，值得期待，但也可能导致动荡。” 这是第一次不是由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制定的权力交接。胡锦涛主席是由邓小平挑选的。他的升迁是其历史上第一次相对明确的继位。 习近平几乎肯定将成为党的总书记，随后是国家主席，李克强将担任总理。其他的在位者将会为新的面孔让路，可能将会有女性第一次进入这个领导机构。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说，习近平和李克强将比他们的前任面临困难得多的局面。 他说：”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国家垄断、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每一个问题都很严重。在国际上，中国面临着更加不确定和复杂的环境。局面并不乐观。” 中国比十年前胡锦涛掌权之时富有得多，强大得多。但分析师认为他留下的不过是维持：保持GDP高增长和维持党内共识。批评者抱怨即使非常急迫的措施，例如改善社会福利，都回避了基本问题。 极速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腐败横行，愤世嫉俗弥漫。尽管有数百万人脱贫，许多人却感觉更糟了，这可能是因为不平等的迅速增加。抗议和其他形式的骚乱日益增长。今年在西藏和维族地区发生了新的骚乱。甚至连人口形势都有些严峻，老龄化人口迅速增加。 即将离职的温家宝总理上周警告说，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他说，要改革经济，必须有政治上的改变，否则，中国将有发生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的风险。 有些人认为温总理并不是真心诚意。其他人则认为他被孤立。他不断地呼吁改变，尽管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变化也几乎没有发生。 北京大学的张健指出：”民间团体强烈要求进行更多的改革……我认为党内并没有真正希望更多改革的可靠力量。” 但是，北京的一位政治分析家拉塞尔·利·摩西表示，至少在经济问题上，”领导集团进行了大量的有益思考”。 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上个月与世界银行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呼吁进行经济改革。据悉李克强安排进行了这次与世行的合作。 高敬文说：”我感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在实质性的政治问题上经历了两极分化的过程，根本性的调整正在进行。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是否会出现某种局面导致双方摊牌。” 改革机会将取决于谁加入政治局常委会，以及谁将担任其它高级职务。总书记现在在政治局常委中排第一位，但却不是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最高领导人。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说，自这两人之后，”常委会是由所有成员一起领导，派系斗争一直很激烈。” 领导层通常被分为像习近平这样的”太子党”——他们是有权势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后代——以及胡锦涛的共青团派系成员。但这类区分并不只是用于反映关系和强有力的保护伞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政治差异的代名词。 今年秋天的晋升将会为习近平实施个人意愿的能力提供蛛丝马迹，他接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速度也会有所反映。 高敬文说，常委会的组成”还会告诉我们未来的政治倾向，领导层是会维持现状，还是准备作出更大胆的决策，启动更多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冒风险。” 他说”例如，如果汪洋升（广东省委书记，被视为相对倾向改革派）任重要职务，那可能就会产生很大影响。” 李成警告说，有意义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将很难产生效果。 彭博社最近报道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70个最富有的成员的财富在去年的增长，超过美国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净财富总值。 他们平均拥有12.8亿美元的财富，不仅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Mitt Romney的赞助者们显得囊中羞涩，也表明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是如何形成的。 高敬文说：”关于习近平的最大问题是，在他彬彬有礼的微笑和温文尔雅的举止背后，他是否真的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强硬起来。” 伦敦的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亚洲项目主任克里·布朗说：”在我看来，2012年以后将是从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向进行社会政治变革过渡的时候，将是政治家们回归的时候。专家治国者将被那些知道必须要与公众沟通的人所取代，这些人将告诉公众未来的政策选项是什么，应当作出什么样的选择，而且他们将不仅仅努力在党内达成共识，还要在社会上也达成共识。” “在省级层次上，新领导人中的改革派更多。问题是他们将针对什么发起攻击，以及他们解决那些问题的速度。”   “我认为他们将是渐进主义者，我的直觉是，他们将不得不比预计更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压力迫在眉睫，难以持续。”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中国改革的“反对派联盟” 作者：张立伟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2-3-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1 10:51:34 阅读量：1148次 　　世界银行近期发布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时，遭到了两种势力的反对。一种是部门既得利益集团(如国资委);另外一种是“左派”分子，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相反，大部分是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穷人，将自己的失败或社会的不公归罪于改革。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反对派组合，穷人阶层与权贵集团站在同一阵线。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用同一种意识形态做武器。如，国资委认为报告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一些左派人士则指责私有化是毒药。 　　很早以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发出过警告，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与贫困群体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因为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穷人在意的是结果不平等，将责任归咎于市场，而非改革过程中的缺陷。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固化特权，也会躲在穷人背后反对改革，甚至可能动用势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 　　中国不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一种力量要求市场进一步自由释放，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既得利益集团试图狙击这种努力。另外一种底层力量寻求公平正义。改革让社会保障水平实际出现倒退，市场中的公权腐败加剧了贫富差距，政府缺乏对这种正义诉求的回应，催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市场群体。 　　在市场主导力量方面，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着政府干预(凯恩斯)与自由市场(哈耶克)两种对立的观点。但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在市场社会的长程运动当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驱动力：市场自由与社会公平。当市场寻求更多放纵自由时，会遭遇抵制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反向运动，两者总是交替共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从意识形态上将某一种力量极端化，只是一种信仰而非现实。 　　放纵市场的力量曾制造了“大萧条”，随后支持社会保障的努力催生了罗斯福新政、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但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不约而同地在1980年代遇到经济危机，里根以新自由主义化解，而苏联最终崩溃。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号角，改革开放的中国参与了这一市场释放运动。但全球化又强化了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最终召回了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及“阿拉伯之春”。 　　与这种周期性钟摆运动不同，中国在计划经济平台上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是半拉子工程。在市场方面，政府仍然控制着要素资源，通过货币政策与地方激励主导投资，国企垄断与产业管制共存，阻碍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和民营企业几乎都丢弃了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医疗、教育等产业化改革加重了国民负担，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仍然享有更高福利。 　　这种混乱的局面，既要求中国实施“里根革命”，减少政府规制、给市场更多自由，又需要“罗斯福新政”，加强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提供机会公平。如果仔细研究世界银行的报告，就会发现，他们的建议回应了这两种不同的诉求。市场内部矛盾力量在中国不是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共存。改革长期停滞让两种力量冲突激化，让既得利益集团联手穷人占据上风，转型改革迟迟无法启动。如果改革继续空转下去，市场效率降低，拖累经济，甚至导致增长停滞，这会让向左转的社会力量急剧膨胀，那将是一场大灾难。 　　效率与公平无疑是矛盾的，但中国仍有巨大空间降低结构性冲突。比如，强调效率意味着降低企业税率，而公平诉求，则要求政府与企业承担更多社会保障义务。事实上，中国糟糕的税制既不高效也不公正，间接税制让企业负担很重，又缺乏可以改善贫富差距的直接税，比如财产税、并非只针对工资的个人所得税等。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换，可以减缓效率与公正的冲突。 　　中国政府还存在一种顽固的错误信念，那就是为稳定与提高就业率，往往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支持和保护落后的企业部门，并增加政府低效率的投资。如果用这些成本高昂的资金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会失业救助保障基金，并增加对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既可以提供失业保障、提高劳动力水平、确保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增进市场竞争效率、提高经济质量。 　　中国的改革早就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方向与方案也早有设计，停滞不前是因为缺乏执行意志。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夸大他们的阻力，只是为改革停滞寻找的理由，毕竟大部分国民都在呼唤改革。真正让改革停滞的原因，是执政党决策层的权力结构与内在冲突，造成改革难以形成共识。为了国家与自身的未来，他们有必要团结起来推进改革，因为中国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袁刚：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先撤除老干部局 作者：袁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1 15:38:43 阅读量：689次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新年伊始，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新任省长朱小丹先后表态，认为深入改革必须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朱省长更明确指出：“目前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阻碍改革的最大的障碍、最大的因素是这些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接下来的改革确实需要勇气，我们有决心突破这种利益格局，尤其是突破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与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和利益格局”。 　　广东省党政首长说得是多么的好哇!广东也不愧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敢为人先，一直起着改革开放窗口的作用。这次广东省党政首长坦诚地提出，要以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来深化改革，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什么是既有利益格局呢?就是既得利益根深蒂固无法破解，政治上讲即因权力凝固化而形成的党政干部特权集团，为保有特权利益而拼命阻挠改革。朱省长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党政权力机构的设置，也存在“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特权部门，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造成官民关系的扭曲，存在着不正常的利益格局，由此造成很多弊政。 　　就拿从中央到县区党政部门普遍设置的“老干部局”来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特权部门，其与老百姓的利益无涉，是专门为特权利益服务的不伦不类不合时宜的机构。 　　老干部局也最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全世界各国都没有，唯独中国有。老干部局隶属于党委，由于中国党政不分的政体格局，老干部局虽不列于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却统统都吃财政饭，其部员有公务员编制，由纳税人供养，服务对象仅限于少数离退休的老干部。 　　老干部局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前三十年并无此机构。当然，改革前无老干部局，并不是说那时干部就没有特权，那是因为49年后打江山坐江山的干部，尚是青壮正当年。年既未老，固无须设置老干部局。文革十年浩劫，当权的干部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文革结束，他们大难不死获得“解放”，却已年老。改革之初，胡耀邦总书记提出干部年轻化，邓小平、陈云等老资格带头退出第一线，成立顾问委员会，安置退下来的老干部。地方各级政府党委也跟进，于是乎相当一批开国元勋及地方各级老干部，都办理了离休。他们退下来，放弃了权力，但待遇没有变，有的甚至还提了级，提高了待遇，备足华贵荣誉，少管事，有时仅顾问顾问，而安度晚年。 　　但若干年后，退下来的领导连顾问也没法干了，于是又撤销了顾问委员会，成立了老干部局，专门为离休的耆老服务。对开国元勋给予特殊照顾，人们可以理解，他们人数不多老百姓也负担得起。老干部局本应是一个临时机关，待离休的耆德安享天年后，象顾问委员会一样也应裁撤。然而，三十年下来，老干部局非但未见撤除，反而从中央到地方渐成规模，自上而下形成系统，并强化了其职能。开始时老干部局的服务对象是县处级以上离休干部，这部份人随着时光斗转所剩无多，于是又扩展为副处级退休干部，县区政府副处级干部也不多，于是将副科级以上退休干部也统统纳入了其服务范围。 　　老干部局的具体职责都有那些，都做些什么服务呢?我们查看一些公开的政府网站，老干部局公示的工作职责除大量的套话外，具体的就是照顾老干部生活，如组织体检、参观考察、享用公车、落实经费、安排后事等，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无事找事，包括过年过节上门看望，组织学习文件等。既然退休，学什么文件?又凭什么要组织看望?这难道也能算是“工作”?有必要设置一个专门机构干这种无聊的事吗?再说啦，伺候老干部们可设一个“局”，老教授老教师是不是也应专门设一个“局”来伺侯呢?而一般公务员、老工人，凭什么就没人管呢?这不是明显的特权吗!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各国都找不到老干部局这样公然为特权阶层服务的机构，如果说有，也只能在古代王朝中去找，如清朝的宗人府。老干部局的性质，到底是为官员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一看就知，还用得着回答吗?亿万民众的纳税钱，凭什么就可往离退休老干部身上乱花，退下来的官员凭什么仍然享受公车?老干部难道个个是老爷，要专门设置一个“局”来伺侯?这又是那一方的歪理?不能口头上讲权为民所用，讲政府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却在为自己服务，权为己所用，并且官官相护。官场逻辑是在位者要维护退位者的特权，将来自己退下来也才会受到新进者维护，于是乎形成凝固化牢不可破的官僚特权利益阶层，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格局，而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 　　所谓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破除特权。政府改革，首先就应向自己开刀，切除自身的弊端。然而，我国改革三十多年了，行政改革精简机构虽三番五次，却整出个赤裸裸的特权机构—-老干部局。同类机构国外没有，国内以前也没有，现在竟是上上下下一大摊。既不为人民服务，而专门为一小撮有权有势的官老爷服务，老干部局又能算是一个什么机构?我看其不仅是一个特权机构，而且是一个腐朽机构，其存在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当性。象这样一个有“特色”不伦不类的部门，其实尤如一个脓疮，毒害着政府的机体。而改革就是刮骨疗毒，既然要破除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向特殊利益开刀，首先就应将流着脓且暴露在外的特权机构老干部局撤除掉。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干部既然已退休，其身份就是普通老百姓，就没有任何理由再享受特权。且离退休老干部既有优厚的退休工资，有公费医疗保障，在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可享受社会化的服务，出门“打的”，出游可参加旅行团，可花钱买各种服务，还用得着耗费人民的血汗钱，专设一个局来伺侯吗?诚如朱小丹省长所言，老干部局正是一个“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部门，要尽快革除，不然既跟不上形势，也对不起人民。 　　改革时代的公共政策，要向多数人的利益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在我国占人口数量极少部份的老干部，从来就不是弱势群体，用不着专设机构来伺侯。老干部们作为一个群体，其在位时有权有势，退位后余威仍在，人们不敢得罪，惹他们不起，要革除他们的特权，尚需要勇气。广东省的改革领导人有决心突破这种利益格局，受到人民的称赞好评，如果退休老干部也能配合响应，自觉放弃特权，撤除老干部局，则可谓是体制改革迈向深水区的第一步。如果在位的与不在位的官员，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大家齐心合力，向根深蒂固的特权利益宣战，告别特权，官民平等，兴利除弊，就能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减少重重阻碍，将我国的改革事业引向纵深。如此，则国人幸甚，改革有望可期。 　　(201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