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2011年09月16日 12:57:15 八零年代的台湾，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七十年代开始解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到了八十年代剧烈沸腾，从政治到各个社会、文化领域都在奋力挣脱戒严体制下的长期政治控制，试图爭取更多的自主性与想像力。     进入九零年代后，反抗的热情逐渐冷却，对消费主义的膜拜日益炽热。两千年政党轮替后，人们对曾经报以期待的新上台的反对党日益失望，虚无主义取代了政治热情。     然而，理想主义並未真的沉默。二十年来，台湾的公民社会日益成熟，尤其有很多人在岛屿的不同角落默默地耕耘，推动新的观念，或试图从边缘改变这个社会。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小革命：顛覆主流」就纪录了这群台湾人。     这本书报导了：在泰缅边界的国际志工、深耕台东的音乐人、与街头游民合作的另类刊物、从事人权工作的大赦国际、追求性自主权的公娼、无壳蜗牛运动二十年、草根媒体、灾区媒体……等等很少在主流媒体出现的人或事。     本书其实是出自中国时报的专题系列报导，几位作者都是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这本新书是「我的小革命」系列的第二本，前年出版的第一集曾获得马英九大力推荐，马英九並赠送书中每一个故事主角二十万台幣（也有人婉拒）。     正如主编何荣幸所说：「当功利主义成为显学、现实路线变成王道之际，你（妳）们的燃烧热情、追求理想，让我们看见另一种忠於自己的生存方式。透过一则又一则的温柔革命故事，我们试图告诉读者，顛覆主流是一种值得珍惜的进步价值。」     「我的小革命」所要书写的是民主改革的巨大热情降温后，逐渐茁壮的公民社会如何展现「微力量」，如何与同时作为新时代的娱乐至死精神以及犬儒主义展开肉搏战，如何在看似巩固的形式民主与（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之外，进行草根基层的社会改造、推动身份认同的平等政治，或者发出主流传媒之外的独立之声。     事实上，这些作者不仅书写「小革命」，也是亲身实践者。首先，这个系列专题报导本身在台湾媒体中就是一场小革命。一方面因为当前台湾媒体严重肤浅化、琐碎化、娱乐化，不愿作深入的调查报导，所以这些深度报导难能可贵。另方面，这系列报导是关注顛覆主流的另类行动与边缘价值，因此对主流媒体的方向构成了挑战。     而就在本书出版前夕的去年十二月，作者群之一的中国时报资深记者黄哲斌离开工作十多年的报社，批评政府在媒体进行的「置入性行销」。黄哲斌此举引爆剧烈社会反应，迫使政府在几周后决定挥剑自宫、立法约束置入性行销。     这是一场真正的「小革命」，並且展现了个人行动如何改变社会：个人点燃了火，接著有更多公民的集体行动来给与政府压力。毕竟，个体的小革命终究得接合上更多集体的行动，才可能真正撼动那些封闭的政治与经济权力结构。 上一篇： 从美丽岛到美丽湾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0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3?11发生后，陷入低谷的外国人赴日游最近逐渐复苏，来自欧美、韩国、台湾等游客人数已经恢复到灾前水平。中国游客人数也在慢慢恢复，但从其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以及政府对中国个人游客赴日签证放宽等现状看，恐怕不是特别理想。” 9月11日，灾后半年的纪念日之际，日本观光局一名高官在东京对我说。 2011年5月21至2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先赴重灾区，与当地灾民们进行交流，然后出席中日韩首脑会议。与温总理交流的这位高官跟我分享感想：“温总理对我们说，中方准备通过促进观光事业支援日本的灾后重建，并对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观光交流给予高度的重视。” 据他介绍，温总理回中国后，中国旅游局局长立即率领100多名有关人士访问日本，与日方同行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日本观光局北京代表处所长回顾当时的情况对我说：“温总理和旅游局局长访日，其政治意义相当重大。紧接着，中国传媒界，尤其是官方媒体改变此前态度，开始积极关注日本观光业。不少媒体来采访我，进行相关报道。此前，他们是很冷漠的，中国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 综合各方面消息，大约从6月份开始，中国游客的赴日情况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但大部分都是少数或个人游，而个人游客的八成以上属于首访。日本政府正在探索“如何才能使他们再访”。另外，受到“核恐慌”影响，大规模的团队游和中学生的修学旅行“始终处于低迷状态”。 我在东京参加“日本观光业复苏战略会议”时，国会议员、地方官员等就灾后回祖国去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在农业、水产业、纺织业等产业进行研修的年轻人至今仍然‘不回来’的状况唉声叹气，并对我打听：“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它国家的留学生、工作人员都早就回来了，他们过得很好的，除非住在离福岛核电站20公里以内的地方，对人身没有任何伤害。怎么仅有中国留学生这么消极呢？” 我回答说：“我认识的大部分年轻人是愿意回来的，他们对日本有感情，希望能够与日本国民共度难关。要命的是家长，中国家长舍不得把孩子放走，非要干涉或溺爱不可，严重不利于孩子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当然，这也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今后政策如何放宽，也与物价、房价上涨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状况息息相关。我想，前景不容乐观。” 至于“如何重新吸引中国游客和留学生赴日”这一战略议题，我在内部会议上提倡“官民一体”。 首先，中央政府必须做到主动传播能够使外国游客放心的信息。与核辐射相关的信息尤其关键，政府发言人必须不断应用各种最新数据证明“日本是外国人宜居、安全、人性化的社会”。 其次，作为行政上的支持，政府也应该逐步放宽签证限制。2011年9月1日开始，中国个人赴日游签证之门槛进一步放宽，把2010年设定的“富裕阶层，有一定经济水平，在政府机关或大企业工作的人能在日本居留15天”改成“有一定经济水平（大约年薪10万元以上群体）的人可居留30天”。相信，这一门槛今后继续放宽下去。 2010年，中国人访日人数为141万次（韩国244万；台湾127万；美国73万；香港51万），相比之下，日本人访华人数为332万次（韩国人为320万次）。随着日本政府放宽签证政策，中国赴日人数必将递增，两国间的“互访”达到均衡将是时间问题。另外，2009年10月，在鸠山由纪夫首相和前原诚司国土交通大臣的主导下，内阁成立了“观光立国推进本部”，把观光定位为日本经济成长战略的核心领域，并提出“外国人访日人数3000万”的宏伟目标。政府把时间表设定为“2010年1000万、2013年1500万；2016年2000万；2019年2500万；2025年左右3000万”。据观光局统计，2010年访日外国人次数为861万，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地方政府该做什么呢？这些天，我赴外地参观，考察日本地方城市的旅游现状。我再次发现，日本社会是充满多样性的、观光资源相当丰富的公民社会。 从东京站乘坐1964年开通的东海道新干线，在京都换乘前往奈良。这两座代表日本的古都之间仅有半小时的距离。从奈良站出来就碰到了野生的小鹿，这些小鹿不怕人，完全融入了奈良市的城市。我眺望四处，大大小小的寺庙林立，包括东大寺、药师寺、唐招提寺、兴福寺等，氛围与关东地区完全不同，当地人热情，好客。 我入住的“奈良酒店”，是奈良最古老的传统旅馆。我早上要到旁边的奈良公园与小鹿一起跑步，但不知道怎么走。年轻的女服务员就主动陪同我，亲自带我到公园。我有点担心，问她：“你会不会耽误工作，没事吧？”她说：“没事，我也很开心，咱们好好参观吧。” 退房离开酒店时，针对我一名游客，酒店五名骨干工作人员都走到门口，直到我坐的出租车消失之前，他们始终以45度的姿势鞠着躬。这令我感慨，日本最大的观光资源还是人，还有由人提供的贴心服务。这一点与占日本国土60%的森林和环绕岛国的大海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晚上，乘坐火车返回两天前路过的京都。京都比奈良繁荣很多，折射着国际大古都的风格。我从京都站出来打车，去东山区八坂神社附近的小旅馆入住。住一晚1万日元，含早餐，卫生间是共用的，这是一家位于小丘上、有着京都传统风格的旅馆。老板介绍说：“欧美的游客最多，他们被日本传统风格所吸引，尤其喜欢榻榻米和温泉，还有日式早餐，他们也很喜欢吃纳豆。” 我第二天参观的银阁寺实在太优美，文明14年（1482年）由室町幕府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建立，叫东山殿，至今通称银阁寺。当天，碰到了不少外国友人。大家被传统的日本文化所吸引，集体感叹说：“Beautiful！”“Incredible！”这令我自豪，银阁寺反映出日本人自古以来坚持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明。 离开京都，再次乘坐东海道新干线，前往我的家乡伊豆半岛，在三岛站换乘“伊豆箱根铁道”，到达伊豆长冈，入住著名的“古奈别莊”。温泉、日式建筑、庭园、榻榻米、还有服务，作为伊豆人，我为家乡感到自豪。 旅馆的老板娘竟然是我的小学校友，虽然比我大40岁，年龄上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我们能聊到一起。我们用伊豆方言聊天，她对我说：“我只有一次接待过中国游客，几位显得很富裕的女性来集体旅游，最近少了很多。随着灾后日本地方城市不景气状况进一步恶化，观光业受到巨大打击，从业者不得不以‘低价牌’展开竞争。但这样不好，我们是从事高端服务业的，不能以低价来牺牲质量，你说呢？” 我完全同意，无论是家电、汽车，还是旅游业，日本要打的不是“低价牌”，而是真正的“品牌”，无疑是由服务、维修、环保、健康、人性化、耐用程度等各方面的质量组成的Made In Japan。 突然想起上次跟佳能公司经营者聊天，他跟我分享决心说：“三星当然很厉害，人家税收也低，日本税收很高，劳动成本也不低，我们不能跟三星打价格战，我们要追求的，哪怕昂贵一点，我们数码相机的质量必须世界第一，必须最为耐用。” 我跟地方政府官员交流时表示说：“你们应该积极邀请中国记者、导演等访问参观，他们对日本乡村风俗文化特别感兴趣，无论是做专题报道，还是拍一部电影，日本的观光资源一定能够令人满意。” 完成地方考察，回到东京，顺便去参观著名电子街秋叶原。所有家电店都有会讲中文的人员，中国消费者还是巨多，一次购买力相当强。从JR秋叶原站出来，就看到了很显眼的问讯处。一位中年女员工正在进行贴心服务。我在旁边观察10分钟，日本游客、欧美游客、阿拉伯游客、俄罗斯游客、中国游客等纷纷过来，打听“某某店怎么走？”“这里能用银联卡吗？”“有没有存包处？”等等。 那位女员工相当熟悉业务，拿着地图和海报，精通日文、英文、中文，基本属于母语水平。我过去偷偷看了下她的“名牌”，她姓王。

各位 2011 级新生： 中秋月色，故乡情愫，想必还在你们的胸间盘亘。但思源湖畔，学长们晨跑和晨诵的身影纷纷扑面而来，提醒又一段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已经开始了。在这个开学典礼上，我代表凯原法学院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从此以后，朝朝夕夕，在座的各位同学就是 SJTU Law 大家庭里的成员。从此以后，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知识社群，都属于同一个法律解释共同体。 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 2011 年描述为中国发展的关键性转折点。 这一年的 5 月，美国“页岩天然气革命”的技术成果开始引起能源政策的突变，这意味着拥有页岩天然气世界最大埋藏量的中国将成为能源的超级大国，加上占世界生产量 97% 的稀土资源作为经济战略的杠杆，有望突破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另外， 3 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高峰会议，实际上承认了人民币国际化提速的建议。随后的事态推移，似乎在向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新加坡建立人民币结算市场，上海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在岸市场的分工体系发展。 5 月，英国政策和资源委员会的斯图亚特·弗雷泽委员长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伦敦会为人民币提供国际化的机会。出乎外界意料的是，就在四个月之后、五天之前，在 9 月 9 日“中英财金对话”上两国政府已经发表了积极行动的联合声明，王岐山副总理明确表示支持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 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迅速向“世界银行”转型。金融的繁荣更有赖于系统信赖，对制度条件的要求更高，势必为法律职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因而需要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法律精英参与游戏规则的执行和制定。以高超的专业本领、必胜的信心迎接时代的挑战，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011 年对于交通大学以及凯原法学院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富有特色的南洋特班是 1901 年创办的，迄今正好满一百一十年。这个迎新典礼上，法科特班第一期学生晋级硕士，第二期学生正式入学，也算是对清末那个君主立宪之梦以及本校创立者盛宣怀储才兴邦计划的最好纪念了。在 1911 年，老校长唐文治剪去长辫、通电共和，本校成为辛亥革命的同路人。 1921 年冠名“交通大学”，本校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这种历史的因缘际会，注定了本校的目的就是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最重要的知识和技艺以及培养国家栋梁。在上个世纪初，洋务派官僚的培养以及船舶、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整备被看做立国之本，所以我校的发展也就从这里起步，对接了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上海交通大学是与国家现代化亦步亦趋的。无论是褒是贬，也可以说交大属于“国策大学”的范畴，把爱国荣校作为基本宗旨。站在 2011 年这个充满象征性符号的时点上，回首过去九十年、一百年、一百一十年的峥嵘岁月，在座的各位，特别是 2011 级新生们不得不深思这样的问题：既然选择交大就是选择责任，那究竟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既然凯原法学院以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为办学理念，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追求卓越？ 虽然交通大学是所典型的“国策大学”，校风以“求实学、务实业”为特征，但另一方面，在我校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中也存在光芒四射的批判理性和独立精神。例如受聘南洋特班的主任教授的蔡元培先生，就曾经在轰动一时的“墨水瓶事件”中因同情学生拂袖而去，给北京大学带去了一个兼容并包的办校新方针。南洋特班出身的黄炎培先生，曾经在延安窑洞与革命领袖毛泽东就以民主政治打破王朝兴衰周期律进行意味深长的对话。 因此，交通大学同时存在与国家需求对接的侧面和与国家保持适当距离的侧面。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双重属性，交大才能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发挥重要的作用，才能确保学术的自由、学院的自立，才能在国内外的知识界和公民社会赢得广泛的信誉和尊重。对于转型社会的制度创新而言，对于从事立法和司法的专业人士而言，这样的批判理性和独立精神尤其不可或缺，否则我们就无法达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伟大目标，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求实学、务实业”的交大主旋律其实预示了近几十年来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变化，与各国教育界的基本趋势也是合拍的。在二十世纪后期，由于科技和通讯设备的迅速发展，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化，几乎所有大学都越来越重视应用型知识的研究和传授。全球化使这个过程进一步加速了。以金融工学、信息工学为代表的工科以及其他实学科目成为时代的显学。 中国法学院的情况倒是有所不同。实务界的现实迫使法学教育在象牙塔里做道场，一直忽视了专业技能的训练。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有必要大力推动法学教育改革，以满足社会对高端法律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重视探讨存在的根本原理，追求正义和价值涵义，究问正当性论证的理由，防止法学教育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辨的人文教养的价值，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构成卓越以及创新的核心元素。可以断言，没有人文精神作为根基，应用型专业知识和技巧就是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开花结果。 由于空间的限制，这些年来中国大多数法学院都陆续迁往郊外办学了。但凯原法学院是个例外，我们预定在明年返回徐汇校区，回到上海的市中心，回到离市民社会最近的地方。因此在闵行校区举办开学典礼，或许将以 2011 级新生为终点界线。你们肯定将在徐汇校区的新法学楼里接受毕业证书和学位。在这个意义上，你们享有承先启后的幸运，因而也应该更有担当、更有成就。 今天，在这里，在见证了凯原法学院快速崛起过程的模拟法庭，我向你们祝贺，并为你们祈福！更加辉煌的未来是你们的，世界是你们的，归根结底是属于你们的！ (季卫东2011年9月14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11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