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什么社会是一个好社会?–读《重新发现社会》

作者: 秋叶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社会,应该是人民不会被欺压,而且也不会被轻易收买。 这句话意思是说在一个好的社会,政治家不敢随便欺压或者欺骗老百姓,因为欺骗或者欺压的成本太高;在一个好的社会,人民靠自己能力工作生活,有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不会随便因为一点钱或虚伪的承诺而被收买,而在一个不好的社会,人民是很容易被收买的,而不是所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换句话说,正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一个不好的社会里人民就更容易被收买,在没有长远预期的社会每个人都会追逐眼前利益,这是看得见的。 一些转型社会刚步入民主体制,选票总是变成贿选的情况,也许这就是一种在专制体制下,或者朝令夕改,一朝天子一朝臣做草民的心态在民主制度下的延伸,当然,这很容易被人说成是民主的错,进而鼓动人民抛开虚伪的民选体制,回到一个真正公平的“民主”体制里面来。 熊培云先生的随笔《重新发现社会》就是一本关于社会职能和社会上公民行为的很好的启蒙书,书中介绍的思想基本是由西方思想家提出,在实践中经历了思考和反思,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为步入现代社会的不同国家所认同的人类社会的模式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说法是国家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对应的一种模式就是“政府包办一切”,当然,不管是那种模式,它们都宣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仅仅从口号和承诺上讲,我们普通老百姓是很难立即看出到底哪种国家管理模式对自己更有利,在选择的时候,也许更容易为政客具体言辞的承诺所迷惑所困扰。 好在我们可以用更大更广的视角看看历史和当下,远的不说,说日本,日本最近又换首相了,换了一个之前谁都不太熟悉的名字,野田佳彦,他接任的是菅直人,一个在任只有一年零三个月的首相,可菅直人已经是5年内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日本首相,这还得托了日本宫城大地震的福。每次日本首相更迭,都成为我们国家报纸感叹日本社会出了问题,日本的民主体制出了问题,每次都要感叹“日本首相“短寿”为哪般?”之类的话题,进而引导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党,坚强的政府,英明的领袖的幸运感。但反过来我们也得承认,一个经常换首相的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崩溃,发展虽然停滞但经济一直在升级前行,人口虽然老化但人民一直在安居乐业,政治虽然僵持但社会一直在高效运行,比方说,你很难想象因为换了一个首相,日本高铁就会出现追尾事故吧?我们国家才撤了一个铁道部部长,动车高铁从运营到供应商,全部折腾了遍,你说咱们是愿意呆在经常换首相的日本有安全感呢,还是呆在天朝更有安全感? 另外一个看得见的案例是比利时,2010年6月13日,比利时举行全国立法选举,按照常规,将由议会多数党或党团推举首相并组成内阁。在立法选举中得票最多的7个政党分成法语区和荷语区两大阵营,在国家体制改革问题上争执不休,选举无果而终。从这天开始,比利时进入了真正的无政府状态,这个国家一直到今天,在创下了无政府状态国家吉尼斯世界纪录多日后,都还没有摆脱这场政治危机,这可是一个拥有北约,欧盟两大总部的国家!但是,好像我们还没有听说过比利时人民因为缺乏政府领导而出现骚乱和动荡。在我们国家的标题里常常饱含同情的写到“比利时有望结束14个月无政府状态”之类的标题,却很少分析下一个国家在没有政府领导下14个月,为什么比利时整体的社会秩序与机能仍维持正常运作,民众几乎没有无政府的明显感受,大众交通系统、警政保安措施等,依然井然有序。 在中国,对一个好社会的期待往往已经被异化成对一个好政府的期待,假如总是这样走下去,历史也好,现实也好,总是让我们不断步入误区。 所以熊培云先生这本书第一章专题探讨“国家和社会”,熊先生想通过中外现实和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不能被异化为“国家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人类社会出现时,没有国家,按马克思主义观点,进入共产主义后,也没有国家,但是人类社会肯定还存在,所以一个社会的存在及运作的可靠性,才是人类幸福生活目前所能依赖的更可靠的组织保障。 要培养这样的社会,人类必须树立严厉的私有财产产权保护机制,并阻止一切公权力用任何神圣的理由侵犯他人的私产,比如所谓的公众利益或者国家利益。遥想当年英国人说一个破魔防,风能进,雨能进,没有主人的允许国王就是不能进的典故,联系当下拥有合法产权的房屋不断被强拆的现实,老百姓应该明白,任何具体的公民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时候,你就不值得为任何抽象的伟大的目标去牺牲,那可能最后会异化成一个骗局,哪怕开始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理。 如何保护社会公民的私产和物权,也是熊先生这本书讨论的第二个重点。 有了私产概念的民众就会组织起来,形成社会中的各种力量,来平衡国家机器,并发展出多样化的运作机制,这种运作机制越灵活越多元越复杂,社会的可靠度就越高,越有可能抗拒出现民主制度下也能民选出希特勒这样的悲剧。所以本书一篇附录《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很值得一读。 对于社会的异化,也是熊先生这本书讨论的第三个重点。 显然,熊先生谈的大部分观点已经是现代社会的常识,我们国家显然还不是一个现代社会,更不是一个体现了人类生产力先进性的国家,所以在别人履行常识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在规定N不许,N不搞之类的规定,胡耀邦同志说得好:“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民族怎么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那中国未来到底有没有希望,熊先生想告诉我们,有的,因为教育毕竟已经被普及,互联网已经让大家有办法绕口信息屏蔽,公民私产保护毕竟已经起步,只要我们慢慢努力,历史总会沿着自身的规律把我们带到应该去的地方。 这所谓的好社会,我还是认同美国总统佛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这应该是一个““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当然,那个时候他叫这个是人权,现在我们叫这个“四大自由”,现代公民社会人权不可分割的四个部分。 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国家历史的探索也提出了四大自由的概念,最早是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的自由,后来大陆在“土地改革运动”后提出农村中应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四大自由,当时因为这四大自由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赶走了国民党,当然等文革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自由后,我看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四大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了,要知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曾经被写入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一个社会被异化成只有这四大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因为《致命的自负》而走向《通往奴役的社会》。 当然美国实现四大自由也经历了200年的时间,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大国走到那一天,也许还需要一个200年,关于耐心这个话题,顾准先生的文章是看得很透彻的。 虽然熊先生的书还不能算一本学术专著,也没有重新发现什么,只是在中国,我们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了解一些经过人类最精华思考智慧结晶而成的常识。这本书朴实的文字和文风,让我值得认为推荐大家一读。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秋叶的最新更新: 《失控》 / 2011-09-05 11:34 / 评论数( 0 ) 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要预先计划 / 2011-08-31 10:45 / 评论数( 0 ) 正义背后的暴力:从药家鑫和许云鹤 / 2011-08-24 11:27 / 评论数( 2 )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阅读摘录 / 2011-08-21 23:13 / 评论数( 1 ) 关于爱情和婚姻的一点随想 / 2011-08-20 11:51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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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庙 | 遭遇世博会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2)  | 标签: 毛乌素 , 黄河行 , 乌海 , 演讲 【按】这是《2010'中国北方农村调查》一稿的第四章“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                     1、 2010年5月1日,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召开。 9月,我行至宁夏平原。此一路我的网络生活完全仰仗一块3G无线卡。因为网路的强弱不同导致时断时续,因此就疏懒了上网。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听声儿是一位外国女士。对方自报家门,但我至今也没能搞清楚她的身份,只知道她的中文讲得不错。他所传达的意思大概是邀请我9月份的某日参与世博会期间由荷兰王国在世博“荷兰日”当天主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听意思该是世博会的一项内容。打电话给我,是因为知道我正在旅途中,收邮件不方便,就电话试探我能否成行。后来我登陆网站收看了荷兰大使馆的邮件,看到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冉云飞、杨恒均,沙叶新。               请柬:《中国博客的悄然崛起》小组讨论 9月19日,荷兰王国驻北京大使馆,荷兰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演讲人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于上海北欧航标馆举办新媒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讨论会。 具体日程安排如下: 12:45 – 签到 13:00 – 午餐 14:00- 第一组辩论 “进入博客界,网络上的公众讨论” 15:30 – 茶歇 16:00 – 第二组辩论“科学家和他们的网络足迹” 17:30 – 活动结束 关于此次活动的详情和参与辩论的人士,请参看附件,或至http://www.nlh2010.com 了解活动场地的信息。 地址:北欧航标,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32号(杨树浦路大连路交叉口) 周边交通: 距离轨道交通4号线杨树浦路站100米 距离外滩十分钟车程(6公里) 距离人民广场十五分钟车程(8公里) 距离上海火车站十八分钟车程(9公里) 距离世博会区域二十分钟车程(11公里) 从世博园区搭乘轮渡三十分钟行程 如何从北欧航标前往世博园区 秦皇岛路水门 可从世博园内M1水门上船(浦西E片区,原南市水厂18:45 发船,20-30分钟/班,详情可咨询:22065800) 乘坐轨道交通4号线,杨树浦路站下车 (世博1,2,3号门) 我注意邮件行文以及行程安排中真挚的意思表达,口气友善。尤其是提出希望同时邀请中方上海官员参会,共同研讨。我被研讨会的主题“和平崛起的中国博客”所吸引。 距离开会的日子还有些日子,而我的行进完全没有计划的准确性。我只好花费了很久时间来计算如何在未来的半个月时间里,住宿、办事,以及防备斜刺里冒出个不可预料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但我最终没能给自己以信心,即保证准确抵达上海。我只好答复对方:视行程情况随时通报,力争参会。 毕竟有件事了,这是我两个月来在脱离城市的喧嚣,人事的纷扰后第一次和城市直接对话。即新鲜,又振奋,也多少有点忐忑:从中国最偏远的西北沙漠忽然降临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且要在世博会上发言,这不仅是距离的问题,而且有感觉上的巨大落差。我因此在骑行时就常琢磨一个话题,该届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什么不是“乡村,让生活更美好”呢?错!伴随着中国近十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实际上已经在日益衰落。它现在的角色,就好像只是中国的一个大储藏室,提供粮食、棉花、油料,乃至工业原料。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又源源不断为城市输送着煤炭、天然气和石油。 1800年,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上个世纪的1950年,这个数字迅速攀升到了29%,而到2000年,世界上大约已有一半的人口迁入了城市。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5%。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模式直接导致了拥挤、污染、犯罪,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迅速失谐,又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这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对应“和谐城市”的理念而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原因。简单讲,城市和乡村的和谐互动。而非人口逆行流动,导致农村劳动人口骤减,文化文明倒退。堕落成为城市的垫脚石。从中国角度看,我想我是渐渐明晰了自己的思路。也就是说我该去上海演说什么?                     2、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我又行走了八百多公里。此间由银川算起,经过了石嘴山、乌海、巴彦淖尔、五原、乌拉特前旗、包头、达拉特旗、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 这一天,我抵达陕西北部的榆林古城。看看日期,距离开会还剩不到一个星期。之所以我在榆林打尖是因为榆林有一座建在沙漠里的飞机场,我是想从这里乘机往上海赴会。日期未定前,还可以在此休息几天,静待来自上海的通知。 我在位于城内一处僻静小巷里的一家私人旅馆里。这里日租80元,明显要比其他城市贵。后来去馆子里吃饭,一碗羊肉烩面16元。我惊讶地问旅店老板娘为什么?如此边远小城却价钱是包头、银川的近乎一倍。就连你们这旅馆的铺位价钱也高出其他地方20元。老板娘说:“榆林的东西就是贵,就是有了石油和煤炭以后。再一个我们这里缺菜,牛羊肉多。” 在榆林闲住几日,心却早就飞往上海。但一直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我在邮箱里看到一封来自荷兰大使馆的通知,大意是会议受阻。简单说吧“众所周知”的原因,举办方目前正与上海官方协商,初步的计划是如果不能在世博会会场里召开的话,那就挪到世博外的市区某地举行,正协商中,地址待定,等通知。对此,我是接受的,只要同意在上海举办,这已经很是不错的结果了。不过同时又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是冉云飞在四川已经受阻,不允许前往参会。杨恒钧大概是在境外有事,暂不决定参会。看来参会的就只能是上海本土的沙叶新和我这个正游荡天涯的西北狼了。 究竟还要等多久呢?人等会,急死人(我创造的词儿)。我实在不想在榆林死等,我得抓紧时间做点事情才是。经过一天思考,我决定在沪上会议未定之前的这段莫测时日里先去趟四川内江,会会我的旧同事,这也是原定此行第二套方案。一但会议时间地点确定,我将或从榆林,或从西安、或从成都,甚至是内江、重庆的某个地方起飞,直飞上海参会。 关键的时候,网友在线!到这时候,遍及天下的网友的人脉关系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联系到了一位之前不认识的推特网友,榆林人。我们见面了。第二天,我把自行车暂时放在了他的朋友家里。我和推友去街上买了一只巨大的户外背包,将自行车上所载物件反复优化,最后选定了笔记本、五种充电器、盥洗用具、换洗衣物和北京网友给我专程送来的两条“都宝”香烟(留下8条在榆林)一股脑地塞进背包里,拎着摄像机挎包就上了南下西安的火车。 刚到西安,未及我去打听往四川的机票情况,就接到了使馆通知“会议如期举行”。自然,我立刻决定改下四川为急赴上海了。                     3、 三天后,我飞抵上海浦东机场…… 东航MU521班机,我坐39H位置。 以我经验,此趟航机比以往任何一次航机的降落时间都长,准确讲是在落地之后在地面滑行中的耗时。一些性急的乘客早早站起身来。一些懂规矩的乘客也在超出正常容忍时间之后,开始焦躁了。密闭的机舱内,我感觉飞机是在沿着一个接着一个的S轨迹磨蹭。像似调度在不断改变口令,有两次飞机已经到港,空姐们也显然有了开舱的预备动作,飞机却又开始滑行、拐弯儿……终于有旅客开始骂娘…… 就在飞机好不容易停稳的一瞬间,机舱扩音器里忽然传出了空姐语气稍显异样的发声 “旅客朋友们,请大家安静等待,公安人员将登机执行公务。” 机舱里立刻一片哗然,这样的动静也不过片刻,大家也许方才明白了点儿什么,就好像有人发号施令,机舱里立马安静下来。向来给人以神秘感的公安活动忽然就降临到在舱的每一个人身边,这显然是大家始料不及的意外,说不上是惊喜还是惊异。我看到大家开始议论纷纷。似乎在猜测事件将降落在这里谁人头顶。有的人似乎已经开始在揣测自己的邻座了。 那一刻,我立刻明白了即将要发生什么。 几分钟后,穿制服的几位警察沿着过道挤进中舱,我看到他们显然自信地直接向39H座走来。 我坐39H。 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机舱的,警察问“是张世和吗?”我当然坐不改姓,点头。随后我跟随他们出机舱。过道里原本已经很拥挤,到这时候忽然宽敞了起来。大概没有谁愿意和一个被警察带走的人近身的缘故吧。我努力试图坦然自己的面容,却怎么也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试图给路人以无辜的意思表达的愿望显然十分失败。无论我怎么去做,警察就在身边的事实无法公开解释。不过我仍然忙里偷闲地回头对我身边的那个一直在打呼噜的令人厌恶的胖子点了点头,没有任何意义地点头。我真想对机舱里的全体说一句“我是为你们活着的!”可是这有用吗? 我跟在警察后面,没有走旅客廊桥,而是一出舱门便就近下了垂直旋转梯。旋转梯的位置正好在飞机机身那一长排圆形舷窗的下方,我从旋转梯转圈下行,每每转身至面对舷窗的一侧,都要直面那舷窗里一只只惊诧的眼睛,那大概不外乎直面人生的意味。因为舷窗里的众多窥视,唯一的反映:是杀人犯,是强奸犯,还是…… 对此尴尬,直到十多分钟后一位警察对我做了解释“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你,只好如此。”坦率说,我感谢说这话的警察,至少他感受到了我的心境,尤其是事后的这个解释。 我乘坐在警车在浦东机场内七拐八绕,来到候机室内另外搭建起的一排简易房里。机场警察将我交给两个便衣国保(安)?因为是荷兰大使馆的邀请,我就想知道警察的行动是否涉外。那将是国安的事情,而非国保。为此我问过他们,一个年纪大点儿的说:“这你就不用问了。”那天,我第一次喝到了警察沏给我的茶。以前都是他们来我家喝,而且是喝我的。对了,还有的接过我的香烟。我对警察说:不就是为那会议的事情嘛,他们说是。我问举办方怎么就又协调失败了呢?没有协调成功的话他们为什么会发来正式邀请呢?我认为这是由友善的荷兰王国政府主办的一次有上海政府方代表参与,还有民间人士参与的一次盛会,(我没有说“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但我认为会议的召开必将顿开政府与公民的公平、公开对话大门。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谐的大会。说这话的时候,我坚信只要我现在重获走出机场派出所大门的机会,走进上海市区,那么此会必将称为“胜利”。 在例行询问了我的姓名等等后,那个年龄大点的问我:“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不知道警察有没有点儿新意,问点别的不好,就只问这些教科书般程式化的语句。我说当然不知道,不知道这样好的会为什么你们会怕它在上海召开?我脑子里闪过研讨会主题“中国博客的悄然崛起” “是谁主办的你知道吗?”警察问。 “荷兰王国驻北京大使馆,荷兰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演讲人委员会。”我努力回忆着邮件里所说主办方全称。 “没有外国记者协会这个组织。”警察回答的很干脆。 “怎么可能,一个国家驻他方国的的使馆难道会犯如此低级错误,和一个非法组织合作?”我表示极大质疑。同时我也在心底感到悲哀,因为我相信,他们连简单的语句修辞的空子都懒的去钻,更完全可以简单粗暴地以官方口吻否定任何太阳底下的东西。这在不同的事件中,我们早有领教。我想起冉云飞此行受阻,就想不妨探点口风,“成都的冉云飞是不是也被你们阻挡?” “不知道。”警察说。 “那就在上海的沙老(沙叶新)呢,也不许参加吗?”我追问。 “会议已经取消,谁来也没用。”警察说。 仿佛从高空坠落,我忽然感到眼前一片茫然。没用的会议,那我岂不是白跑一趟!这当然不能甘心,我说:“那我已经来了,好多年也没来过上海了,出去看看风景总可以吧。” “不,你还是准备返回吧。” 早上,我是从西安咸阳机场出发的。母亲问我什么时候回西安,我说大概也就四天。可是现在……我怎么可以说回就回,那母亲怎么想,何况这也不符合节俭作风啊。我说那就只在机场附近逛逛好了。只是自始至终没提出要和荷兰大使馆及承办方联系,以便通报情况,其实我对情况根本不明,也无法得知我被扣押机场的背后真实原因。 根据计划,我现在该在去如家旅店会议包房的路上。北京方面参会的使馆会议工作人员稍后也会陆续赶到。原本该在我抵达如家后去电话给他们。经这么一折腾,想必他们已经登机,此刻正在空中被云里雾罩地飞上海。之前在西安与会议方电话商议机票事宜时,使馆问我返程机票到哪里,以为我会直飞榆林重走西部行。我则想到何不趁此绕道去趟重庆,再转道往成都,拍摄早就计划中的大型影画系列演讲录《努力走向公民社会》冉云飞专集。使馆同意,并且为我办的是由上海飞重庆的返程机票。我就把这个情况如实告诉给警察,“我要去重庆,既然要我返程,那就返到那里好了。荷兰使馆为我订的票就是飞重庆。” “那我们请示一下。”年轻点儿的警察去了隔壁请示。 结果当然是不同意了,“按照原则‘哪来哪去’”,年轻警察再进来时这样对我说。我心想是我要返程的吗?我是来上海,不是要去西安,也不是要去重庆,去重庆那是我另外一个安排。既然是你们阻挡我,怎么还要我哪来哪去呢? 很显然,这个小小的要求在他们来看是绝对大大的事情。因为他们深知四川有个冉云飞,我此行返程要求绕道重庆,似乎没有什么人是在重庆必须要见的,那么转道去了成都,又见了四川才子冉云飞就成很可能的事情。 我不想再为滞留上海或者返程重庆去做努力。我已经开始厌恶浦东机场候机室里那些不明真相者的惊诧眼神。我已经没有了在飞机上被通知扣留时还试图对旁人有所解释的愿望。 “那办票吧,这钱该……”我试探问。接下来,传说中的事情出现了。那年纪大点儿的警察好像终于等到这个时机,他赶紧道:“返程机票我们包办。”听此,我真不知是该由我,还是由他们这些用公款做着大无畏的事情的人向中国公民致歉。                     4、 我在舒适的航空座椅上落座,扫视四周,这是中国东方航空上海航空公司FM9205航机,座位4C。五个小时前,也是在东航航机上的一幕一一再现眼前。只是此刻已经没有人再会关心我是强奸犯还是杀人犯这个问题。4C在经济舱前数第二排,他们的这个安排堪称高贵,是我有生来无数次乘机机会当中唯一一次的最佳位置。那时候我通过手机发送推特“我在浦东机场被请回,直接飞返西安。据他们称,操办本次会议的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是非法组织……”信息暂时闭塞,我不便四处电话打听,我只想尽快去西安落地,上网查看一个非法组织如何敢在和能够在强大的中国土地上如此放肆成功,以及一个由驻中国的外国使馆方举办会议受到干涉是否属于外事干涉。而且,根据我的记忆,开会的日子恰是世博会期间的“荷兰日”,我们的演讲也是“荷兰日”那天的一个项目。换句话说,世博会的背后也有如此被操作的地方喽…… 傍晚,我背着早上母亲看着我背起的背包又飞回西安,我真想对老人说:“此行上海,我没有给您买回什么礼物。”倒是立刻吃上了老娘在西安为我做的炸酱面。此时距离早上我离开西安,整整十二个小时。 第二天,网络上出现了荷兰王国国家对此次事件的客观描述。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想,那将是外交官员们和国与国之间的事情了。我还是回到我的沙漠中去,回到农村,回到我的自行车旁,继续一个公民的旅行。 2010年12月5日,我走完了黄河中上游,行程一万多公里回到了北京。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遭遇青铜峡 / 2011-09-06 02:45 / 评论数( 6 ) 寻找春女 / 2011-09-01 01:00 / 评论数( 2 ) 马克·希格纳笔下的流民 / 2011-08-29 07:38 / 评论数( 3 ) 藏 / 2011-08-24 01:02 / 评论数( 4 ) 韩乡夜话(水记-10) / 2011-08-21 09:42 / 评论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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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身份工程普惠印度穷人

核心提示:通过数字化连接,让国家不断壮大的发展成果惠及印度国民中的每一个个体, 以此捣碎那种腐蚀印度经济成长的不平等。 原文链接: Scanning 2.4 Billion Eyes, India Tries to Connect Poor to Growth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 : LYDIA POLGREEN 发表时间:2011年9月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 Jessie 翻译 【图:新德里,一名流动的农场工人凝视着一台虹膜扫描仪,以便记录下他的身份信息, 这是印度首次正式尝试将每一位国民都当作个体来对待。】 印度卡尔达里(Kaldari)—— 安卡吉・巴伊・甘嘎(Ankaji Bhai Gangar)是一名自给自足的农民,在这个偏远的村庄,他正在排队,直到他可以看到一台闪烁着柔光的电脑屏幕,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 他的名字、出生年份和地址被记录了下来。在一名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甘嘎将粗糙的手指放到了一台闪光扫描仪的绿色表层,这么做为的是录下他的指纹。 他凝视着一台像双筒望远镜一般摆放着的虹膜扫描仪,以便拍摄下属于他的唯一的眼睛剖面图。 这样之后,一个12位数的号码就会被指定给甘嘎,该号码让他首次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认证。并附带一个拇指指纹,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号码在全国的任何地方来证明其身份。即便是离家万里,凭此号码,他也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开立银行账户或者领取一部手机,在印度目前有一部分人还无法享受这些福利。 “也许我们能从中得到帮助。” 甘嘎说道。 【图:新德里,一名流动的农场工人的指纹被扫描, 印度正在创建一套和公民福利相连接的全国性的身份系统。】 在这个广袤而杂乱的国度的各个地方,工作人员正在创立一套将会是全球最庞大的生物统计数据库,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的整合了12亿不同身份人口的浩瀚工程。但比其规模显得更为不同凡响的是背后的雄心壮志:通过数字化连接,让国家不断壮大的发展成果惠及印度国民中的每一个个体,以此捣碎那种腐蚀印度经济成长的不平等。 几十年下来,为了让穷人脱贫而付出的努力,印度散漫和低效的官僚机构已经在这上面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但大部分的钱都被浪费掉了,或干脆只是让分布在各地村庄的穷人陷入困境,比如位于西部 马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一处偏远角落的卡尔达里,这儿的穷人依靠地方救济品生活,若他们离家外出就无法享有。 所以现在印度在尝试采用不同的方法。采用同样的曾为该国私营经济带来革新的强大技术,印度政府已经细致入微地打造出了一套技术娴熟的行政人员和程序员班子,以此来改革——或规避——过去奉行社会主义时所遗留下来的那套弊端重重的官僚体系。 “我们正在打造的是一条重要道路,”身为亿万富翁的软件大亨南丹•M•奈利卡尼( Nandan  M. Nilekani )说道, 政府已经敲定由他来创立印度的身份数据库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条把每一个个体同国家相连的道路。” 对于这项创举的拥护者而言,12位数的身份号(ID)是对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的灵巧解决方案。印度绝大多数的最贫穷民众都陷入了一套基于居住村庄的身份证明制度,这是一种抑制人口迁徙的倒行逆施,社会的流动性对于任何一个成长中的经济体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项ID工程也有潜力去减少让印度人深为痛恨的腐败,最近几周来,受到反腐社会活动家 安纳・哈扎尔 ( Anna Hazare )的 绝食抗议 激励,数百万对腐败不满的印度人走上街头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通过在数项政府服务中引入电子传输和查验,该套识别系统将使得好贪赃舞弊的官僚很难以去盗取公众福利款项。印度总理在回应哈扎尔的要求时已多次引述这套新系统。 以新号码为基准的这套系统被称为 Aadhaar 或foundation,将会被用来在8秒钟时间内在全国任何地方核对任何一个印度人的身份,只需凭借同移动电话网络相连的廉价手持设备即可。 【图:“在我领取我的长期卡的同一天,我以我的名义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 穆罕默德・易卜拉欣(Mohammad Ibrahim),一名在新德里的无家可归的勤杂工。】 在一个几乎一直是以 种姓 、家族和 宗教 为元素形成的一套标准来划分身份等级的社会,Aadhaar也将会提供一种建立公民社会的捷径,它将是破天荒地把每一个印度人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 在某种程度上,身份工程也表明了印度承认它没能够成功带领本国穷人沿着过去的道路走向康乐。印度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快增长的经济体,但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它有超过四亿人生活在贫困中。将近有一半的5岁以下的儿童体重过轻。 印度费用高昂的公共福利体系是如此低效,以致于仓库充满了腐烂发霉的谷物,尽管该国的营养不良率和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那些国家有得一比,其中很大部分谷物在还来不及送达至一张张饥饿的嘴巴时,就早已被抽走投放到自由市场了。政府建立了众多坚固的教室,却没能对那些拿着高薪还不做好本职工作的教师加以惩罚。这些制度无法将公民的最基本需求同通过政府救济或是市场即可轻而易举获得的帮助相连接。 Aadhaar的支持者相信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提供给人们一种同国家展开互动的方式,而不必依赖当前乃是政府服务主要把关人的地方官员。 “制度无法去改善人,”身份工程的主管人拉姆・塞瓦克・夏尔马( Ram Sevak Sharma )如是说道。“但人一定可以改善制度。有着同样缺陷的人若是生活在一套更好的制度下就将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为了建立数据库,印度政府成立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混合机构:一个由精英官僚组建的小规模团队,他们正同 硅谷 (Silicon Valley)企业的经验丰富的创办人共事,还与 班加罗尔 (Bangalore)最受人尊敬的技术公司合作。尽管面临一项繁重的任务,这个团队却一直刻意保持精简。即便是在人员高峰的时候,也不过将是几百人一起为这项工程出力,并且私人承包商将会做录入公民信息的大部分工作。奈利卡尼说,这项工程将会向每个Aadhaar号码分配3美元,到目前已经下发了3亿美元。 整个程序会是免费和自愿性质的。 到目前为止,任务执行的细微足迹和看起来很技术性的使命得以让工程免于引发过多的关注。正如这儿的信息技术产业当初是躲在那些倾向于抑制私营企业的官僚的鼻孔下暗地里发展壮大的,身份数据库则正静悄悄地将它自己嵌入到印度的官僚结构内部,即便其它改革印度政府和经济体制的尝试已经暂缓了。 沿用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劳动和土地法制约了产业发展和流动性,使得建立工厂和创造就业机会变得十分艰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保护了做小生意的零售商和国内产业,但也妨碍了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投资。然而,试图去改变这些规则的努力则往往败于既得利益的阻力。 迄今为止,身份数据库只遇到了零星的反对。隐私监管机构担心身份号码将会被一个对公民自由毫不在乎却爱窥探的政治集团 滥用 。左派人士担心,该数据库将会导致国家在扶贫中所起到的作用遭到侵蚀。但是,那些倚仗现行制度的不透明性而壮大起来的强大而腐败的官僚、政客和商人还未有公开加以反对,不过一旦对他们行事方式的挑战变得很明显时,他们几乎肯定会公开出来反对这项新制度。 印度的身份数据库在数据流上将会超越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生物统计数据库,也就是用于管理签证的“美国访客和移民身份显示技术”( US-Visit )项目,其存有大约一千万人的资料。要将全部12亿印度人登记在册,这个系统将得去收集12亿指纹和扫描24亿虹膜。这是一个规模浩繁的项目——有别于治理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图:“政府现在给我们发放了这张卡,它也曾将我们赶出棚屋让我们被迫流落至街上。”——哈莉玛(Halima),德里的送水工,和儿子阿斯弗(Asif)在一起。】 从心出发 附带着外观为喜庆色彩的齐胸高的网格式斗室,这办公室套间会是属于一家新创办的高科技企业,在欣欣向荣的班加罗尔还有很多这样的其它企业。在塔奇斯通大厦(Touchstone Building)二楼,一座离交通拥堵的环形路不远的并不突出的技术商务花园 ( office park   )的一角,政府自身的启动工作已着手开始进行。 在一间玻璃墙会议室中,休假中的银行家们正在谋划如何去运用Aadhaar和手持移动技术,以便在不加盖一砖一瓦的情况下将银行业务架设到印度的600,000个村庄。 在另一间会议室,程序员们研究出了如何让Aadhaar的开放式软件架构被用来建立一套类似于谷歌(Google)和苹果(Apple)所开发的生态系统,方法就是把号码嵌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可以省去不计其数的官僚文书和残存的“许可证制度”( Licence  Raj ),它们构成了印度封闭经济年代居于主宰地位的老旧制度。每当印度人想要找政府办点事时,他们几乎都会面临重重障碍—— 驾驶执照、粮食补贴、出生证明。实现系列制度的数字化将会清除层出不穷的贪污机会。 这并非一间典型的政府办公室。这里没有手捧成堆用绳子捆绑着的布满灰尘的纸质档案而拖着脚步穿行于办公室之间的戴着尼赫鲁帽的 雇工。 对技术公司员工而言,穿着标准制服——卡其裤和Polo衫——在社交礼仪上显得很有必要。 运作这项工程就显得像是开办一家新公司,因为它的负责人是印度最著名企业的联合创始人奈利卡尼。 1981年,他连同六位同僚集资10,000卢比,折合1,100到1,200美元,创办了这家外包巨头信息系统技术公司 ( Infosys ) 。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现已成长为一家资产达300亿美元并在全球各地拥有130,000雇员的公司。奈利卡尼从一位社会主义年代的纺织厂经理的儿子一跃成长为全球知名的亿万富翁的人生道路鼓舞了无数的印度人。 两年前,当政府决定去创建身份数据库时,奈利卡尼辞掉了作为信息 系统技术公司 董事长的职务,进而把精力放在监督这项政府业务的进展上,此举是在印度人的公共生活中树立了一条从商业到政府的不寻常路径。 “我是一名融入到了这个体制内的企业家,”他在新德里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如是解释说。 一名商人会对国家治理有这样的想法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奈利卡尼今年56岁,在他成年那时,印度所有的私有产业都会在实施“许可证制度”为特色的政府规管的重重重压之下喘不过气来。这意味着下海创业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之事。对一个生活于20世纪70年代并有着高级证书的年轻人而言,出国到一家私企工作或是在精英汇聚的行政服务部门任职将会是两项 最诱人的选择。 奈利卡尼也是另外一家优良企业的创始会员,创办当时正值1980年代,为数不多的来自印度顶尖技术学校的富有聪明头脑的毕业生纷纷在班加罗尔创立自己的公司。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的技术精英不只是改变了印度,而且改变了世界,该国向硅谷和其它地方输送了众多聪明睿智的工程师。印度已成为面向世界的后台管理系统,不仅处理顾客服务呼叫和保险理赔,而且还为投资银行撰写法律简报和做定量分析。 但即便印度的技术班子让全球商务在效率和收益方面显得更可观, 但是他们却未能被吸入到印度的政治肌体中。 在2008年,奈利卡尼出版了《想象印度》( Imagining India )一书,这是一部唯理论作品,他在书中阐明了一套他认为的可以为印度带来变迁的想法。它是这里的畅销书,讲述的是处世策略,如果一名美国商人欲追求高级公职,他可能会写这样的书。但是,印度喧嚷的政治制度哪里会容得下奈利卡尼这样的人。 “这里不是美国,可以让一个在前一天还身为一家大型公司首席执行官(C.E.O. )的 迈克尔・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 在第二天就被选为纽约市长,”奈利卡尼这么写道。“ 当上企业家也自然而然地让我进入印度政坛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也使得我成为了草根大众浮夸的对象。” 由于持续数十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对民营企业的深深的质疑在公众生活中蔓延开来。各政党等级分明,并依照家族、宗教和种姓这些界线来组建,这样一来,像奈利卡尼这样的人想要赢得选举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尽管如此,他仍渴望为社会服务,当 国民大会党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2009年再度胜选并组建了一个牢固的执政联盟后,他的机会来了。 拉胡尔・甘地 (Rahul Gandhi)是 印度第一政治家族 里精于技术的后代,还是据推测的候任总理,他希望奈利卡尼能加入到政府当中。 据一名熟悉甘地见解的高级政府官员所说,起初,甘地请求奈利卡尼去改变功能失调的教育官僚机构。但甘地的母亲和国大党领袖 索尼亚・甘地 (Sonia Gandhi)以及总理 曼莫汉・辛格  (Manmohan Singh)推断出,如此之举将会引发轩然大波。 当政府决定去创立独特的身份识别系统时,奈利卡尼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尽管他的职位将达到内阁成员级别,但他将是负责一个小型而似乎还有些神秘的政府机构。甘地家族和辛格推定,没有人会留意到他正致力于一项革命性的工程。 “民众全然不会意识到这种东西可用来干什么,”一名从事于该套身份系统工作的政府高级官员说道,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因为就牵涉范围而言这项工程面临的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课题。 “不熟悉技术的人难以理解这项工程的宏大性。” 【图:“我们正在打造的是一条重要道路。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条把每一个个体同国家相连的道路。”——南丹•M•奈利卡尼(Nandan M.Nilekani),全国性的ID工程的领头人。】 抵制 不出所料,一些人视这种集中式的身份数据库的概念为一个 反乌托邦 梦魇。隐私权倡导者声称政府将使用它来跟踪公民,在一个政府为了追踪潜在恐怖分子而实施广泛的窃听和监视的国家,它会引发严重的担忧。 印度缺乏用来保障个人隐私的健全法律条文,不过奈利卡尼和其他人已经在敦促尽快让严格的法律条款获得通过,以便对政府收集的信息的使用加以管理。该数据库已经被设定为尽量包含更少量的信息——只含有姓名、出生日期、性别和地址。无论是谁在使用这号码来确认任何一个人的身份时,数据库只会回答“是或否”(yes-or-no)。 一些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认为身份系统不仅代价高昂——划拨给下一个财年的预算为3.26亿美元,并且这个项目的搭建需要花费十年时间——而且显得没必要,因为存在着更简便的方法去抑制反贫穷项目中存在的腐败。通过实施智能卡制度,印度中部的 恰蒂斯加尔邦 (Chattisgarh)已经极大地减少了粮食补贴发放过程中的浪费和欺诈行为。 “这是一个可以寻求的问题解决方案, ”致力于公民自由的律师乌莎・拉曼纳森( Usha Ramanathan )这么说道。 由于Aadhaar会被直接和一个银行帐户绑定,一些社会活动家因此怀疑政府正在寻求用直接的现金转移取代现行的免费福利制度——像分发粮食和政府创造的就业机会。一些立场偏左的人反对这样一种转变,因为他们认为从公众的储蓄账户里提取现金会引发强烈抵制,并削弱人们对相关扶贫项目的支持。 但是,这个工程已经得到了印度最高层官员的不同寻常的支持度。当程序启动时,辛格总理和国大党的左倾领袖甘地夫人出席了仪式。国家咨询委员会(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是一个就社会政策向甘地夫人提供建议的参谋团,其中有几名有影响力的成员对此工程保持谨慎态度,但他们的建议被甘地夫人驳回了。 “甘地夫人已经正式同意对我们所提出的系列问题加以讨论,”委员会成员兼活动家哈什・曼德(Harsh Mander)说道。 “不过,这时候她说道,‘不,我们将继续向着这个概念前进。’” 【图:老旧的福利体系让像卡尔达里这样的村庄的穷人陷入绝境。】 隐形人 在散发出恶臭的 亚穆纳河 (Yamuna River)沿岸边的一条高架路下面,背靠着新德里这座城市的阴凉处,无家可归者排成一行,等待着公开发出他们的声音。 穆罕默德・贾利勒(Mohammed Jalil)是一名黄包车夫,他刚洗过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着他最好的衬衫,在一台电脑屏幕后面显得有些坐立不安,正在等候参与登记以便获取一个Aadhaar号码。 尽管人生的过半光景都是在德里度过的,贾利勒倒不如不要继续生存于此了。他无家可归。二十年来,他一直都是一名黄包车夫,任务就是将十分粗重的大批量的木制家具从一个市场运往这个城市的一个又一个家庭,每月收入大约有100美元。印度的劳动力是如此廉价,以至于把人当驮马使用显得比消耗化石燃料更合情合理。 他离开了位于贫困的 北方邦 (Uttar Pradesh)的村庄,希望去找到比靠耕种一丁点儿田地更好的谋生方式。但缺少身分证明文件成为了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当我第一次来到德里时,我想我会赚大钱,然后在家乡盖一栋房子和让我的孩子们得到教育,”他如是说道。 但他没有银行账户,这使得攒钱变得很困难。当他的一个孩子生病了,他从一个放债人那里得到了一笔高利贷。像他这样的穷人是有资格领取食物、住房和医疗保健方面的补贴的,但他却无法得到这些福利。 贾利勒希望Aadhaar将准许他去开设一个银行帐户。凭借Aadhaar,他可以得到驾驶证和一部手机。 “这将会给我一个身份,”他说道,这时还对着计算机站做了一个手势,他刚刚在这里完成了登记。 “这将表明,我是一个人,我还活着,我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它将证明我是一个印度人。” 贾利勒的号码尚待抽选出来,但他在等待着。 相关阅读: 《时代》 印度 vs. 中国 谁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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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选择

中国的政治选择 作者:朱智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7 本站发布时间:2011-9-7 10:50:29 阅读量:593次   在毛泽东悍然以83岁高龄死于最高领袖任上之后,邓小平的时代悄然来临。这是中国1949年以来第一次政治上对毛疯狂的乌托邦一个逆反期。历史在这里徘徊、寻找方向。在这个充满不安与骚动的时期,毛的原教旨信徒——文革爆发富新宠及其夫人被囚禁。中共党内受压制的传统势力同中国社会的整体愤懑形成共振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合力,邓成功的引导和驾驭这股力量建立了他的时代。他公开祭起了非毛化的拨乱反正大旗,把毛这个带给他屈辱的政治克星和命运的敌人从神坛上赶了下来,在反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以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他完成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重构,同时完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政治权力再分配。   这是1949年后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十字路口。非毛化的深入很快就触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底线,何去何从必须抉择。从后来他对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实施普选的表述看,他其实或许对中国最终的归属是一个明白人,但他没有选择激进的变革,他没有彻底挑战毛的勇气,而是选择了阻力最小的渐进改革战略,以不触及根本的修正主义面目出现。逻辑上这个战略的有效实施依赖于稳定可控的秩序,而稳定的基石只能是政治保守主义。当反思的力量开始触及对基本政治制度批判的时候,1979年末邓与自由主义这段短暂的同路人历史结束了。这年,试图对1949年以来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反省的西单墙被取缔,年底,划定意识形态底线的“四个坚持”正式出台。在对文革否定的同时对毛采取了三七开的处理,这是邓的渐进路线必然做出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既一定程度满足了、释放了社会积压的强烈不满,提供了政治上泄洪减压的通道,为渐进改革开辟了空间,同时使中共自身合法性的阐述避免了颠覆性断裂,承续了1949年的政治血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都在寻找变革之路。前苏联在政治上如同后来的俄罗斯在经济改革上,实施的都是“休克疗法”,是一种猛烈的推到重建模式。邓的中国走了一条从外科手术开始的有序变革。邓的渐进战略可以概述为:政治上告别泛政治化的大规模恐怖主义——毛无休止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内政实践中实施精神和肉体恐怖的巅峰,但是,以党的绝对领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不容挑战,所有意识形态职能不再具有虚无的乌托邦色彩而是实用主义,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导入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   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巨大实践。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以国家名义把整个生产要素、资源甚至连每一个人都“国有化”之后,在这个垄断一切的巨无霸内部发育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先例。这注定是一次非常态的遗传与变异。   1949年至今,从历史的大脉络看,是两个人的时代,毛的时代和邓的时代。邓在1997年驾鹤西去,从历史视角观察,迄今中国依旧在邓的构架下运行,只是邓的晚年中国已经凸显的问题今天更加尖锐耀眼。   邓以国家主义手段启动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西方的热烈回应与协同中,制造了奇迹,尤其是在江和胡的时期,中国经济领域完成了工业革命、市场化与国际化,中国结构性植入了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历史的飞跃,它是中国未来走向的底盘和轨道,是始终将发生作用的基础性力量。它可能发生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不是任何人可以最终掌控的。在这个辉煌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矛盾与负荷再次处于紧绷的临界点。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复杂的巨变,邓的渐进改革战略走到转折点上。   在三十年里,权力与金钱的神圣同盟已经形成新型的利益集团,它已经主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具有利益刚性化与政治上的保守性。绝对权力垄断下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给权力自肥提供了最好的走廊。当底层社会的边缘人开始以简陋的生产工具心惊胆颤的开始做个体户的时候,改革僵死的计划经济而开始的双轨制就使权力饱尝金钱的甘美,一场不满足于抽象占有国家财富开始资产人格化的盛宴开场了。没有理由埋怨权力的忍耐力,这种没有约束的权力,紧靠纪律检查和道德自律是无法控制其堕落的,于是,这三十年,权力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自肥基础,第一,在起点上直接掌握整个国家资源;第二,自己负责制定游戏规则;第三,自己当裁判。权力商品化,政府公司化,权钱同盟结构化,制度化,这些均是必然衍生的结果。   对利益集团而言,现存秩序最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是因为目前的财政模式和政治模式使他们的利益实现最大收益。中国有世界上相对额最高的皇粮国税绝非偶然,绝对权力支配庞大的财税收入,在再分配中,顺利实现财富的个人化,已经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潜规则。整个国家的纳税人没有自己有效的利益代表,也没有透明的机制监督财税收入的支出和分配,这样的尴尬处境实际上已经使国人整体沦为利益集团的打工者。利益集团已经刚性化的利益格局也因此很难被突破,维护自己利益的本能更使它政治上的保守短视,甚而倒行逆施,绑架国家利益。国富民穷的财税政策客观上符合利益集团的通过财政分配实现瓜分国民财富的目的,各级政府热衷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动力恐怕也不只是简单刺激经济,大量透支的地方债隐含竭泽而渔的利益动机也十分醒目。利益集团对自己的利益边界越来越清醒,对公民觉悟和舆论监督抵触压制,政治上呈现一种刚性的倒退特征。   公平正义的缺失进一步消耗这场渐进改革的合法性,至少暗示,它的积极价值已经消解,社会酝酿一场反思,一种道德清算。在改革发轫之处,底层社会就以“官倒”指称权力自肥,“官倒”曾经是八十年末大规模社会抗议的重要诱因。中国底层为社会转型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九十年代中国为失业工人发明了“下岗”,这些曾经把自己整个人生交给“国有制”的工人们悲哀的发现,当他们被抛弃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国有”的元素。这个国家的财富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所在破产企业的职工,因此,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只有让他们扫地出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是猛药,但是它有一个起点公平的要素,这个要素决定了你没有怨恨的理由。俄罗斯的国民在量化后的国民总财富中都均等的获得自己的股份。以国家的名义整体占有国民财富至少是一个需要合理解释的根本问题,但是在九十年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考量这个因素,九十年代城市工人的群体事件在高压下被控制了,但内心不公平的认知鸿沟却反而被进一步拓宽。以“经营城市”为名的圈地运动,其残酷度已经被多次曝光,在城市摩肩接踵的高楼大厦的背后,是失去家园的市民和近郊农民,他们“被”现代化,被城市化,对他们的暴力拆迁凸显利益集团的极度贪婪和骄横,也预埋了沸腾的民怨。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没有办法制约权力的毒化甚而行政权的黑恶化,没有能力做到改革起点的公平正义,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被剥夺感日益深重。   中国社会的病灶都有极端化的迹象,底层民众的情绪也已经开始表面化,社会燃点很低,有一触即发的态势。2004年我曾经在《凤凰周刊》撰文分析万州事件,根据我的记忆这是大陆第一例事不关己者大规模介入的骚乱,冲突起点的直接原因已经不重要,鼓动参与者核心的原因是转化为官民积怨,我警告“如果回避或低估万州事件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暗示,如果把万州事件仅仅局限为一个移民地区特定矛盾的孤立个案,中国将会因为缺乏政治敏感和行动能力而为之付出难以估计的巨大代价”。自那以来,以某个孤立的诱因导致大规模骚乱的事件此起彼伏,越演越烈。正如当时的分析,这些群体性骚乱以自己生动的形式在暗示中国社会矛盾展开的方式和突破的方向。   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在这三十年间已经完成基本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虽有争议,但整个社会以普世价值为旨归的“右倾”基调已经形成而且非常牢固。知识分子群体同底层民众在接受普世价值的理论深度上或有不同,但是指向的明确和感情的强烈程度却丝毫不见逊色。中国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在打压中的成长超过利益集团的估计,也超过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的估计。   这是中国社会生态的现实,中国再一次面临政治选择。以历史家的眼光看,短期内它有多种选择的路径,建设与破坏,理性与暴力都是可能的选项,长期趋势则没有悬念,中国最后的出口只能是走向普世文明。对执政集团来说,这个时代的开启人邓的政治遗产中对未来中国有一个谜一样的论述。邓在接见南斯拉夫人和香港人时他都曾经清楚的描述过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人可以实现普选。也许这个现实主义的权术家在1978年其实在内心中就告别了置他于死地的毛,但是为了获得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他选择了阻力最小的路径。对中共而言,甚至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年代,它也并不缺乏可以追溯和衔接的另一种理论资源。政治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是寻找合法性与力量的艺术,是对意志和远见的考验。如果中国目前刚性保守的利益集团已经丧失自我调整的能力,中国社会也未必永久沉沦,自甘堕落。由于刚性的秩序没有提供内生的替代力量有序成长的空间,因此它的断裂也必然是刚性的,但是只要公民社会的底盘扎实坚固,中国一定会成功走出历史三峡,而且为期不远了。   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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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15]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实质上,中国的文革余孽和现阶段拉着毛思想作大旗的政治投机分子,自封为左派。以张宏良为先锋的乌有之乡作根据地。他们把支持改革开放的,拥护中国融入世界的,主张政治改革,呼吁民主人权的人,统统贬为右派。         中国其实只有左派。没人自称右派。       在选网里搅局卖楞的几个都是所谓的左派。         正如张宏良向左派发出的号召—-多宣传,少争论。 用户: 初平山人 发表于:2011-9-6 23:43:38 支持 (5) 反对 (0) [14]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真可笑。客观存在的事务,你说不存在就不存在了?还有那么多人跟在后面瞎嚷嚷,不害羞吗? 用户: xc4950 发表于:2011-9-6 19:36:48 支持 (3) 反对 (9) [13]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谁掌握了话语系统,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占领了道德高地。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内一些人一厢情愿地放弃了自己占据道德高地的社会主义核心话语系统,幻想西方及其在华信徒也会采取同样的立场,放弃意识形态的斗争。但事实证明,“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及其在华信徒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意识形态的斗争,一刻也没有放弃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将中国演变成新自由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的图谋。 所以,中共应放弃幻想,回归得到中国广大民众拥护和支持的,以爱国、民本、公平、正义、共富、和谐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归社会主义的话语系统,对西方及其中国信徒们发动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 用户: 山人 发表于:2011-9-6 17:54:38 支持 (3) 反对 (28) [12]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划分左右派估计只是中国特色了,一个问题有两种看法是很正常的!崇拜市场如果是右派是所谓的开放派,在中国基本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特殊利益阶层,那么所有目前的权贵和特殊利益阶层甚至贪官阶级难道也都是右派?帮底层说话要求公平和利益再分配的也不能就是左派,因为其中也包括大多失势阶层。用民主的方法让一个问题得到所有相关者或其代表进行充分的讨论是一个很简单的科学方法!左派和右派之争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在抛弃了另一半的人!给民主一个机会是比任何扣帽子打压另一部份人来造势所谓改革要好的多! 用户: 草雍巷 发表于:2011-9-6 17:44:59 支持 (9) 反对 (1) [11]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    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总代表又是谁呢?仅左右能划分的清吗?他们大多数是亲美派,资改派。。。。 用户: dx 发表于:2011-9-6 17:29:20 支持 (1) 反对 (7) [10]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中国的左右派划分,基本是以我党为标准,而不是像西方那种以政治主张、思想理念为标准。具体地说,在中国,凡是拥护我党的,凡是有利于我党政权巩固的,就是左派;凡是反对我党的,凡是不利于我党政权巩固的,就是右派。所以,同样的民主人士,在我党同国民党蒋介石斗争时,他们就属于左派,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民主主张有利于我党同蒋介石斗争;一旦国民党被推翻了,民主派就很快成为右派,因为在我党执政以后,这种民主主张显然有害于我党的政权,有害于党领导一切的极权体制,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划为右派。 用户: cctvcctv 发表于:2011-9-6 17:13:56 支持 (19) 反对 (0) [9]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其实无论是左派、右派的划分还是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的划分都是人为的,他们本人不一定认同。 世界上的人是非常复杂,一个人在这件事是一派的立场,在另一件事上是另一派的立场。 在一个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社会,知识分子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改革必须在利益多元化、思维多元化这个基础上进行。 用户: 武林外传 发表于:2011-9-6 16:37:45 支持 (6) 反对 (1) [8]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我是科学家君、茶神书韵君说得好,左右派的区别对待的确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权谋之术。如果我们都能够彻底看穿这一点,就应该努力甩掉各人的帽子和思维定势,捐弃前嫌,尽快联合起来。 表面上,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环境中,“左派”是左派的通行证,“右派”是右派的墓志铭。 其实,左派无法自由“通行”到自己的目的地,而只能“通行”到权力集团要求他们去的地方,必然事与愿违,伤害的是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而“右派”虽然被拘囚在一块狭小的空间,但是只要他们百折不回,努力学习,当他们学会与另一端合作共赢的时候,最终总能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其实,左派不左,右派不右;左就是右,右就是左。上世纪57年打成右派者事实上个个是响当当的左派,如今以红二代自居者其实个个是私心极重的右派。有破除这个左右紧箍咒,其实并非难事。中国人的智慧足以走出这个困境,只要拿起“易”学的一支鸡毛、一张太极图,在八卦阵中前后左右看一看转一转就可以。 现在所以迟迟走不出去,依然是没有看破典型的中国传统权谋之术。但我们这个网上看破了的网友已经越来越多!楼下留言者几乎人人都是。 但愿大家把这个理念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开去。左右两派界限消失之时即是公民社会和民主宪政胜利之日! 用户: 缪一轮 发表于:2011-9-6 16:35:29 支持 (17) 反对 (0) [7]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不管左派右派,只要以国家利益至上就可以了 如果以某组织的利益至上,那就完蛋 用户: suidegg 发表于:2011-9-6 15:27:15 支持 (14) 反对 (0) [6]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中国左右之争,都犯了明显低级的错误,就是以及之长攻对方之短,而忽视了对方的正确的方面。左派的短处是极力维护老猫的形象。老猫对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以及推翻极端腐败的国民党专制统治有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对弱势群体也相对做到了均贫富,值得肯定。但是老猫执政期间,提倡斗争哲学,以财富为线,划分阶级,无情斗争,斗私批修,灭人欲,大搞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给中国社会带来无穷的血淋淋的灾难和因效率低下而导致的国人大面积的极端贫穷。但是左派追求公平、均富,这是左派正确的方面。右派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博爱,追求效率,右派的观点无可指责。但是邓的右倾道路又确实造成了权钱勾结,官员大面积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尽管这不能算在右派的头上,但是,邓的道路确有无法回避的缺陷。左右之争,只是看到了对方的不足,而忽视了对方的长处,实在是值得反思。现实的中国,左右应该静下心来,摒去成见,换位思考,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最好的发展道路,共同努力。我想摒去极端思维,我们都可以成为为民族繁荣昌盛鼓与呼的民主战士。 用户: hongjian 发表于:2011-9-6 14:49:30 支持 (13) 反对 (5) [5]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左”、“右”只是一种分界,其实“左”就是右,右就是“左”。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理念中,“左”是可以大张旗鼓拿“棒子”打人的,右只能是小声说理的。 用户: Aant 发表于:2011-9-6 13:59:33 支持 (20) 反对 (1) [4]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回查了素材资料,错一字,更正: 王家权理    原为“王家料理” 用户: 茶神书韵 发表于:2011-9-6 12:53:28 支持 (4) 反对 (0) [3]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一楼所言,已然接近了国情死穴。 通览茅术泛滥的世纪折腾,凡帮主是门客,皇权神授可随心所欲地“左右开弓”,但不合孤寡心意,朕与众太监浦江上去,随即胡搝捏摸,说你左可痛打板子,说你右可上镣铐。孤独唯历届帮主,龙种奇中? 20年前,在大西北就有春节对联:     说你左你就左  横竖是左     判你右你就右  反正都右             王家权理 用户: 茶神书韵 发表于:2011-9-6 12:50:52 支持 (14) 反对 (0) [2]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姓社姓资之争是贴标签的问题,并未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实质利益。选择坚持和发扬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还是把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条件下采取的专断措施拖延和发展下去,甚至走向专制独裁道路,这是代表人民利益还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实质性问题,推动还是阻碍改革朝向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向发展,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用户: 扬之水 发表于:2011-9-6 12:42:26 支持 (6) 反对 (0) [1] 回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我从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的派别划分,就像秦晖教授在“中西方问题置误”演讲中所说的:西方的左右派是左公右婆对仆人的关系,中国的左右派是左奴右佃对主子的关系。现阶段人为的区别、夸大,甚至使左右派敌对的作法,以我之见,这是某些人的有意为之。就是视情况而定,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典型的中国传统权谋之术。 用户: 我是科学家 发表于:2011-9-6 11:07:54 支持 (29) 反对 (1) 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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