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在外界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出现“左转”趋势的氛围中，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本期《求是》杂志上撰文称，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一定要站在巩固中共执政地位的高度，防止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中国设计的“公民社会陷阱”。

体制内的人在权力的边缘，体制外的人在权力的中心，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前些日子，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著作《低智商社会》意外地触动了某些国人的敏感神经。根据网上的援引，大前研一如是说：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后来有人出来辟谣，说其实这本书根本是在讲日本，有关中国的说法只是网上的移花接木｡不过，我们不能不对这个话题重视起来，探讨一下中国是否有走向低智商社会的倾向和危险。 中国人作为个体而言大都自认为冰雪聪明，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组群。所以有必要先来简单聊一下社会智商和个人智商的区别。个人智商与生俱来，很好理解，但对社会智商的定义则不一而同。从我个人的角度说，一个高智商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点：拥有思维独立及成熟的规模个体群、公共意识强烈、创新的想法和行为上下呼应、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大于对信息的需要。 既然争议由当今中国人的读书习惯说起，我们就必须正视社会群体在这个方面的堕落｡即使大前研一的那番话剑指日本，国人亦应有勇气探讨这句话对中国的适用性，问问自己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是否大于对信息的需要｡我曾经在专栏《 微博的八种病 》里专门提到一名老外在中国旅行时对国人阅读习惯的观察，微博由中国所谓精英阶层而起的迅速流行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对于信息的功利性需求颇有压倒一切的态势｡这不是说知识和真理只存在于书本之中，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读书的耐心，很难想像作为一个整体它还会有追求更高境界的动力和执着｡ 中国“首善”陈光标一直都是个很有争议的公众人物，最近因为某媒体的调查报道而再度吸引眼球，该媒体对陈光标可能存在的诈捐行为提出质疑｡有意思的是，尽管不少网民以前对陈的高调行为颇不感冒，这次也选择站在了陈的这一边，有某名导更是在微博上骂骂咧咧地为“首善”大鸣不平，认为只要是捐了款吹吹牛又何妨｡我不知道怎么给这种现象归类，是个体思维一元化及不成熟的表现，还是因为中国富人阶层在百姓眼中的集体堕落而造成的道德迁就行为｡无论是哪一种，“捐”和“诈”都是需要分开来看的两种行为，不能因为前者就可以掩盖后者，这已不单单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也应该是法律层面的事情｡ 另外一种富人的大量存在更是对社会智商的辣手摧花｡记得前几天在某创业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某知名互联网企业的一名高管，公司成功IPO后实现财务自由，套现退休｡离职后的一年时间无所事事，成天和朋友家人打牌斗地主，或者和同样有钱的朋友聚众感慨，说这辈子不愁吃喝了还能干点啥｡虽然文章后来写到此人经“高人”指点再度出来创业，但创业的目的也似乎只是再制造几十个“财务自由”人｡虽然怎么支配财富是个人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如果缺少公共意识和情怀，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陈光标高调但不高明的“义举”亦会有众多拥趸了｡ 在当今中国这个大万花筒里，稀奇古怪和匪夷所思的事情似乎一个超一个的给力，但这个国度仿佛依然和“创新”二字无缘，即使民间有些类似的劲头也大都用来山寨和造假了｡前些天在家里办公，旁边的电视放着国内的新闻，看到一众人等在人民大会堂正襟危坐，心想这两会的旧闻怎么还在放。定睛一看，方知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知为何，当时几个久违的字眼在脑海中涌现，那就是中学大学时常听到的政训：统一思想。 中国在走向低智商社会吗？我担心，但没有答案。我所好奇的是：在一个充满聪明人的低智商社会里，会发生怎样神奇的事情。 （作者张涛毕业于哈佛大学和Wake Forest大学，曾先后做过驻外记者和跨国公司经理人，目前从事投资和政策咨询工作。您可以通过 新浪微博 与作者交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一个被遗忘了很久的词，公民，终于又一次被叫了出来

二十年來，台灣的公民社會日益成熟，尤其有很多人在島嶼的不同角落默默地耕耘，推動新的觀念，或試圖從邊緣改變這個社會。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我的小革命：顛覆主流」就紀錄了這群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