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行动

罗昌平：王立军事件穹顶效应 进入专题 ： 王立军 穹顶效应    ● 罗昌平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2012年以来的两大热点均由微博而起，先是以韩寒是否代笔为主题的方韩之战，持续两月如同反复咀嚼过的口香糖，已索然无味；随之强势覆盖并成垄断之势的王立军事件，最大限度地摄取了大众视线与公共资源。     53岁的重庆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以“打黑英雄”立身。今年2月2日脱离工作28年的警界，以副市长联系重庆经济工作；6日，王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8日飞抵北京，重庆官方称其“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9日新华社通报称“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这是国人最近距离的一次集体围观高层政治，韩寒也感叹“重庆美剧”一出，“自己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显然，这得益于新媒体的崛起与扩张，重新建构了传统的阅读方式与传播可能。     这一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的第一季，可以分解为如下步骤：人际传播—隐喻式网络流言—微博现场报道—重庆官方回应—美国国务院问答—新华社通报。传统纸媒期间虽未完全缺席，但已大大失去了主动权与垄断地位。     在此演进过程中，微博的即时更新可谓24小时滚动进行，网民在政治新闻高度娱乐化的饥渴状态下，对与此相关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既有事实最新的进展，又有当事人过往的细节追忆；间以历史隐喻如“来俊臣”之类，或“钓鱼式”流言传布，也不乏对未来的多版本猜测和排序。而官方每一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回应，都会引起围观热潮并提供指引。     王立军事件所带来的信息采集、传播、聚合、论证等，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模式，并在不断突破既有的言论限度。笔者将此称为“穹顶效应”：如同阿科桑蒂（Arcosanti）一样——这个以生态建筑的概念为理论基础，于1970年在沙漠开始创建的城市实验，从广场拱顶、住宅门洞到剧场看台大量采用圆形，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望见地平线。     在信息荒漠中支撑穹顶效应的要件，不是单个或数个专业媒体所能够完成，它聚合了开阔的视野、微观的细节、海量的线索与分散的专业智慧，去完成一件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图，从中亦可洞知民间掘密潜能、微博传播特点、舆情风向和公众意识等。     显然，官方的例外默许与民众的群起围观，促成了阶段性结果的相对能见度。这不可谓不是一大进步。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鲜活的现场碎片          “重庆出大事了！”2月2日，网民“孙大泡”的先兆信息获得众多转发，但多被当做调侃一笑而过。     当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工作。”王立军作为重庆打黑的“英雄人物”，此番调整获得冷藏或重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种种猜测因缺乏更多信息而无法延展。     2月7日晚上，四川成都，许多警员被紧急召回，一些特殊警种直接受令赶往位于城南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大面积的人员调动打开了信息缺口，封锁闹市街区也引起路人反应。     实际上，正是依赖于对上述街区的现场爆料和猜测，使得之前的碎片细节被重新放大。     当晚微博上传出王立军非正常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不断更新的零星微博，包括现场警戒、工作组下榻的宾馆等。这不仅体现出移动互联的随手街拍，也体现了新媒体共享的自由信息市场特征。     在“孙大泡”发布微博之前，重庆如同一片孤岛，只见森林难辨树木；但微博将重庆与外地连成一张交织着意见、爱憎的智能网络，个体仅是其中一个结点，当此结点向周围的其它结点传递能量，总能找到基于爱好、兴趣和价值观的另一些与之共振的结点。而领事馆的介入，又将这张网全球化。     纷繁复杂的解读主体越界明显，这不仅利于事件以多层次进入民众视野，也在历史感十足的情况下快速地形成参与记忆，如同一个开放的要案现场，每个人都是刑事侦查员，以不同的渠道获得现场碎片与关键证据，并在第一时间分享。     第一份被曝光的证据材料是王立军的入京机票，为2012年2月8日8时成都飞往北京的国航CA4113航班。这随后获得确认。     第二份材料是第三军医大学大坪三院的病情诊断书，但已被证伪。钓鱼式流言也在支撑大穹顶效应，但前提是获得官方回应。     此外，还有网民展示了王立军的名片，三个手机号尾数均为7777，中英文双语印刷，开列的九个头衔中国际占五个，唯独没有他的官方头衔，“王立军”三字则竖排手写。     2月10日23时38分，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在首都机场贵宾厅遇到重庆市长后发微博称：“握手、寒喧、匆匆分手。看样子，表情凝重的黄市长是来京办事的，急着回去。”这种无处不在的随手拍与随手贴，不仅回避雷区，而且提供了丰富细节与珍贵素材，成为穹顶极点。          江湖与庙堂两种语系          留意网络话语，可以鲜活地感知真实活动中的街头男女。话语狂欢的背后，形成了庙堂与江湖两种语系的对立。重庆官方微博的回应值得肯定，但接连失误值得深思。     按照航班信息，在王立军刚刚被送达北京的当日，2月8日11时06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一微博发表不久一度被删。13时09分，内容一致的另一条微博发表，两条累计转发约8万多次。在随后的13时38分，致歉微博发表：“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政务微博“双胞胎”引来批判，到底是出于舆论监管的需要，还是发布决策的反复，尚难知晓。而行文遣词上的争议亦焦聚于两点：一是使用“据悉”；二是“休假式治疗”的表述，网民们从历次公共事件中找来“上联”映照——维护性拆除、轻度型追尾、钓鱼式执法等。     外媒亦对“休假式治疗”这一新鲜的词汇给予极高关注，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如路透社、彭博社和英国《卫报》选用vacation-style treatment，BBC是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合众社则为vacation-style therapy，日本媒体直接写成“休暇式治疗”。他们亦试图通过这个新词获得更多线索。     显然，在复杂事件中保持官方通报语言的灵活性，可使后续可控机会增加。“休假式治疗”为事件演进留有足够空间，但不是最优选择。这考验每一个正在运作的危机应对体系。     由于高级领导干部的健康被视为秘密，“休假式治疗”的表述及微博发布过程的非正常失误，叠加重庆打黑由来以久的程序正义争议，引起了公众对王立军状态的担忧。当即已有法学界人士呼吁提高调查程序的能见度。在重庆打黑中被判刑并剥夺律师资格的李庄亦表示：“我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     当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每个人都在射程之内，就不可能有绝对安全。在众口难调的路径选择上，法治显然已是体制内外期待的最大公约数。          信息的出口与内销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国内网民的外文阅读已不再是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     尽管美国驻华大使馆、驻成都总领事馆均有微博，但均未表态。美国国务院的通报于2月9日即时转入中国：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会面为提前预约好；事后王离开领事馆，“出于他的自愿”（of his own volition），且离开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     当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回应，王立军造访美国领事馆是一次“孤立事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平静地获得解决”。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外文阅读已不存在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但在今次事件中，一向敏锐的外媒也并未抢得先机，反倒是大规模援引中国微博中的信息。利用新媒体，中国网民居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敏感事件信息“出口转内销”惯例，亦可谓进步之势。     实际上，一直以来，官方“主动放话”被认为是存在的，而且“放话”往往是境外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如香港报刊），这次也有“放话”的种种迹象，且破天荒地转移到境内媒体，尤其是新浪微博——这一中国自媒体时代的一个关键性转折。     王立军在领事馆究竟见了哪些人，谈论了哪些话题，至今未获披露。按中美官方的回应，大致可以断定王立军应该是在2月6日下午或者晚间抵达领事馆。重庆到成都有两条高速路，最快车程三个小时左右，且好于航班的不确定性。     在穹顶边缘，网民们对照重庆、云南、广东等地的官媒信息披露，以获得更多微妙的动静。当官媒与外媒的信息合集，即可甄别小道消息，通过穹顶望过去，正是均等开放的地平线。          抢食热点红利          2月9日晚间的微博故事，或可在新闻史上留下一笔。网民分秒必争地刷屏，只为三个字：王立军。据监控数据，新浪微博2月9日的PV峰值为220000000，超过去年的最高峰值190000000（10月中下旬的小悦悦事件），并将今年以来的PV均值拉升至 201038400。     这也是中央级官方媒体，第一次通过新闻预告的方式参与微博热点红利的抢食。     是夜20时55分，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提醒关注头条新闻，“谁不关注谁后悔”，多条评论点明官方将回应王立军事件。21时14分，人民网通过新浪微博佐证：“今晚人民网将有王立军最新动态，请时刻关注人民网滚动新闻或人民网官方微博。”华龙网、新华聚焦等微博紧随其后，做出类似预告，但已失去先机。     尽管人民网保持了对网民的零关注，但因此预告它一举收获了超过10万的粉丝。是日22时58分，新华社通稿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由于预热不同，新华网即使占据首发优势，却逊于人民网的传播意识——提早预告，吊足胃口；此事的另一特征是重大新闻的“微博体”化。     一种新的阅读模式业已形成，刷屏+搜索+截屏，可获得更多细微的资讯。比如新华网当夜关于此事的通稿标题，按时间顺序分别调整为《王立军私自到美驻成都领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王立军到美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就王立军事件答问》。若非第一时间截屏并分享，这些细节很难察觉。     热点红利并不仅仅针对个人或官方媒体，也应包括任何权力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     从旁观者来说，当舆论场域高度聚焦时，发表有价值的事实或观点即可获得广泛关注；而当事者本身，则可进行及时、准确与高效的舆论引导，以扭转自身所处的被动状态。          传统媒体有限入席          客观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三个舆论场，目前已在发生微妙变化。     一是人际互动，如饭局或言谈传播，相对零碎平和；二是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是经过核实及审查的权威消息；三是移动互联与社交网络，具有人际互动的碎片化特征，但声势大、透明、高且转移快。三者不能同步，且风格各异，这个场域中的“周润发”，转至另一场域则可能成为“周星驰”。     王立军事件中，第三个网络已完全覆盖了前两个场域。这类似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即主流媒体缺乏报道热情，而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则热闹非凡。     实际上，除非当事人、领事馆或新华社这样的信息垄断者，否则即使是最优秀的媒体，亦很难在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获得完整的一手材料。微博正好成为信息的集散地与炼丹炉，一个穹顶所在。一条敏感新闻的出现，正是一个网络式的群体建构的拼图过程。与之相匹配的阅读模式业已解构了传统记者的报道模式，甚至出现了网民感慨传统媒体报道不够专业的现象。     北京各主要媒体如《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晚报》等，2月10日都在头条刊登王立军正在接受调查，大都是直接引述新华社“微博体”通稿。《重庆日报》则将这一通稿放在了二版。     在此前后，云南《都市时报》给予了王立军三个整版，《经济观察报》以一个整版还原《重庆病人》，《中国经营报》已在考虑《重庆进入后打黑时代》，《新世纪周刊》则称《再无英雄王立军》，《博客天下》、《看天下》杂志为之提供封面待遇。     不过，纸媒的调查空间之小与风险性之高，一些仅有的“干货”被认为失实。     更有批评者认为，以历数倒霉者之过往劣迹来消解“英雄”光环，这凸显了媒体的无良和卑怯，实在是可悲可耻。“谁能够否认，还有众多王立军式的高大全人物，依然在各式媒体的包装下闪耀着灼人的光芒呢？若不能深挖王立军之所以栽倒的制度根源，并切实提出改进制度的良方，这样的报道纯属一堆垃圾。”     在类似事件中，言说权仍然是可放可收的特权，倘或审查仍然是不可舍弃的制度，那么传统媒体尤其是官办纸媒，其权威性正在消解，舆论制高点的地位亦在丧失，而要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引导与辟谣的实效，不能回避微博、社交网络这类既经济又及时的传播工具。     在社会转型中，互联网工具将再次推波助澜，社交媒体的组织功能亦将凸显，商业力量已先于政府部门通过资本（投资社交媒体）和营销（传播价值观）走出一步。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避免递罪，呼吁透明          构建更合理的政治参与机制，应该是民间与官方共同所望。故而，对于阶段性标志人物既不宜落井下石，也不应谄媚过度。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网络上的意见市场已在悄然转变。专业透彻的分析、理性的公民行动开始取代尖刻的批评调侃，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追捧效仿。在这背后，是社会对理性与自由的诉求升温。     从类似事件观之，社交媒体虽然不足以影响或改变事件的发展，但是民心向背，民意向趋，一目了然。把握并能运用这种信息传播规律，即是舆论优势。官方在应对之时，应避免“递罪”现象的出现。     所谓递罪，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忽视公共利益甚至侵害弱者。     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宣传部门的控制能力并提出新挑战：一、微博等社交网络的速度、不可预见性、丰富程度，都在挑战官僚系统的能力和反应速度；二，党政部门甚至政府官员直接开办的网络ID，实际上在改变宣传部门的内部工作结构。当党政部门直接在网络上发言后，其内设的宣传部门工作方式发生变化，宣传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渠道，后者应当积极引导、配合社交网络，通过及时有效的回应来加强信息透明，才能继续维护稳定。     当下，党政部门在应用社交媒体上，至少可以作如下调整：     ——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平台。据相关观察者研究，目前，一个总数不超过300人的意见群体，已成为热点事件消息传播与观点定型的核心轴。官方亦应形成微博矩阵，重视流言传播，及时消除不确定性因素；     ——成为民生问题互动的新渠道。如广东省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已实现了与意见主导者的良性互动，值得借鉴；     ——破除官话与本位思维的大课堂。整齐划一的官话套话与自我陶醉的政绩观，与社交媒体格格不入，应在现有编制中培育专业人员。     回到王立军事件本身，正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所呼吁的，希望信息透明、程序公开，让公众监督。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官方做了极简单发布后，已不再提，显然想淡化这件事，但是做不到。“为什么不用正音，一定要用弦外之音？改改这个习惯吧。爱这个国家，就帮它变得坦然些。”          作者简介：《财经》杂志副主编。著有《递罪：政商博弈的郴州样本》（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进入专题： 王立军 穹顶效应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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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2012年以来的两大热点均由微博而起，先是以韩寒是否代笔为主题的方韩之战，持续两月如同反复咀嚼过的口香糖，已索然无味；随之强势覆盖并成垄断之势的王立军事件，最大限度地摄取了大众视线与公共资源。 　　53岁的重庆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以“打黑英雄”立身。今年2月2日脱离工作28年的警界，以副市长联系重庆经济工作；6日，王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8日飞抵北京，重庆官方称其“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9日新华社通报称“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这是国人最近距离的一次集体围观高层政治，韩寒也感叹“重庆美剧”一出，“自己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显然，这得益于新媒体的崛起与扩张，重新建构了传统的阅读方式与传播可能。 　　这一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的第一季，可以分解为如下步骤：人际传播—隐喻式网络流言—微博现场报道—重庆官方回应—美国国务院问答—新华社通报。传统纸媒期间虽未完全缺席，但已大大失去了主动权与垄断地位。 　　在此演进过程中，微博的即时更新可谓24小时滚动进行，网民在政治新闻高度娱乐化的饥渴状态下，对与此相关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既有事实最新的进展，又有当事人过往的细节追忆；间以历史隐喻如“来俊臣”之类，或“钓鱼式”流言传布，也不乏对未来的多版本猜测和排序。而官方每一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回应，都会引起围观热潮并提供指引。 　　王立军事件所带来的信息采集、传播、聚合、论证等，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模式，并在不断突破既有的言论限度。笔者将此称为“穹顶效应”：如同阿科桑蒂（Arcosanti）一样——这个以生态建筑的概念为理论基础，于1970年在沙漠开始创建的城市实验，从广场拱顶、住宅门洞到剧场看台大量采用圆形，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望见地平线。 　　在信息荒漠中支撑穹顶效应的要件，不是单个或数个专业媒体所能够完成，它聚合了开阔的视野、微观的细节、海量的线索与分散的专业智慧，去完成一件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图，从中亦可洞知民间掘密潜能、微博传播特点、舆情风向和公众意识等。 　　显然，官方的例外默许与民众的群起围观，促成了阶段性结果的相对能见度。这不可谓不是一大进步。 　　剥离事件的话语狂欢与臆测泡沫，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角度系统分析这一事件，对政府舆情危机处理的意义重大，亦可为类似事件殷鉴。 　　鲜活的现场碎片 　　“重庆出大事了！”2月2日，网民“孙大泡”的先兆信息获得众多转发，但多被当做调侃一笑而过。 　　当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工作。”王立军作为重庆打黑的“英雄人物”，此番调整获得冷藏或重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种种猜测因缺乏更多信息而无法延展。 　　2月7日晚上，四川成都，许多警员被紧急召回，一些特殊警种直接受令赶往位于城南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大面积的人员调动打开了信息缺口，封锁闹市街区也引起路人反应。 　　实际上，正是依赖于对上述街区的现场爆料和猜测，使得之前的碎片细节被重新放大。 　　当晚微博上传出王立军非正常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不断更新的零星微博，包括现场警戒、工作组下榻的宾馆等。这不仅体现出移动互联的随手街拍，也体现了新媒体共享的自由信息市场特征。 　　在“孙大泡”发布微博之前，重庆如同一片孤岛，只见森林难辨树木；但微博将重庆与外地连成一张交织着意见、爱憎的智能网络，个体仅是其中一个结点，当此结点向周围的其它结点传递能量，总能找到基于爱好、兴趣和价值观的另一些与之共振的结点。而领事馆的介入，又将这张网全球化。 　　纷繁复杂的解读主体越界明显，这不仅利于事件以多层次进入民众视野，也在历史感十足的情况下快速地形成参与记忆，如同一个开放的要案现场，每个人都是刑事侦查员，以不同的渠道获得现场碎片与关键证据，并在第一时间分享。 　　第一份被曝光的证据材料是王立军的入京机票，为2012年2月8日8时成都飞往北京的国航CA4113航班。这随后获得确认。 　　第二份材料是第三军医大学大坪三院的病情诊断书，但已被证伪。钓鱼式流言也在支撑大穹顶效应，但前提是获得官方回应。 　　此外，还有网民展示了王立军的名片，三个手机号尾数均为7777，中英文双语印刷，开列的九个头衔中国际占五个，唯独没有他的官方头衔，“王立军”三字则竖排手写。 　　2月10日23时38分，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在首都机场贵宾厅遇到重庆市长后发微博称：“握手、寒喧、匆匆分手。看样子，表情凝重的黄市长是来京办事的，急着回去。”这种无处不在的随手拍与随手贴，不仅回避雷区，而且提供了丰富细节与珍贵素材，成为穹顶极点。 　　江湖与庙堂两种语系 　　留意网络话语，可以鲜活地感知真实活动中的街头男女。话语狂欢的背后，形成了庙堂与江湖两种语系的对立。重庆官方微博的回应值得肯定，但接连失误值得深思。 　　按照航班信息，在王立军刚刚被送达北京的当日，2月8日11时06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一微博发表不久一度被删。13时09分，内容一致的另一条微博发表，两条累计转发约8万多次。在随后的13时38分，致歉微博发表：“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政务微博“双胞胎”引来批判，到底是出于舆论监管的需要，还是发布决策的反复，尚难知晓。而行文遣词上的争议亦焦聚于两点：一是使用“据悉”；二是“休假式治疗”的表述，网民们从历次公共事件中找来“上联”映照——维护性拆除、轻度型追尾、钓鱼式执法等。 　　外媒亦对“休假式治疗”这一新鲜的词汇给予极高关注，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如路透社、彭博社和英国《卫报》选用vacation-style treatment，BBC是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合众社则为vacation-style therapy，日本媒体直接写成“休暇式治疗”。他们亦试图通过这个新词获得更多线索。 　　显然，在复杂事件中保持官方通报语言的灵活性，可使后续可控机会增加。“休假式治疗”为事件演进留有足够空间，但不是最优选择。这考验每一个正在运作的危机应对体系。 　　由于高级领导干部的健康被视为秘密，“休假式治疗”的表述及微博发布过程的非正常失误，叠加重庆打黑由来以久的程序正义争议，引起了公众对王立军状态的担忧。当即已有法学界人士呼吁提高调查程序的能见度。在重庆打黑中被判刑并剥夺律师资格的李庄亦表示：“我愿意，为休假式治疗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庆出庭，为‘病人’免费辩护。” 　　当法律不能成为挡箭牌，每个人都在射程之内，就不可能有绝对安全。在众口难调的路径选择上，法治显然已是体制内外期待的最大公约数。 　　信息的出口与内销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国内网民的外文阅读已不再是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 　　尽管美国驻华大使馆、驻成都总领事馆均有微博，但均未表态。美国国务院的通报于2月9日即时转入中国：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会面为提前预约好；事后王离开领事馆，“出于他的自愿”（of his own volition），且离开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 　　当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回应，王立军造访美国领事馆是一次“孤立事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平静地获得解决”。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于网络工具的便利，外文阅读已不存在障碍，这对于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但在今次事件中，一向敏锐的外媒也并未抢得先机，反倒是大规模援引中国微博中的信息。利用新媒体，中国网民居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敏感事件信息“出口转内销”惯例，亦可谓进步之势。 　　实际上，一直以来，官方“主动放话”被认为是存在的，而且“放话”往往是境外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如香港报刊），这次也有“放话”的种种迹象，且破天荒地转移到境内媒体，尤其是新浪微博——这一中国自媒体时代的一个关键性转折。 　　王立军在领事馆究竟见了哪些人，谈论了哪些话题，至今未获披露。按中美官方的回应，大致可以断定王立军应该是在2月6日下午或者晚间抵达领事馆。重庆到成都有两条高速路，最快车程三个小时左右，且好于航班的不确定性。 　　在穹顶边缘，网民们对照重庆、云南、广东等地的官媒信息披露，以获得更多微妙的动静。当官媒与外媒的信息合集，即可甄别小道消息，通过穹顶望过去，正是均等开放的地平线。 　　抢食热点红利 　　2月9日晚间的微博故事，或可在新闻史上留下一笔。网民分秒必争地刷屏，只为三个字：王立军。据监控数据，新浪微博2月9日的PV峰值为220000000，超过去年的最高峰值190000000（10月中下旬的小悦悦事件），并将今年以来的PV均值拉升至 201038400。 　　这也是中央级官方媒体，第一次通过新闻预告的方式参与微博热点红利的抢食。 　　是夜20时55分，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提醒关注头条新闻，“谁不关注谁后悔”，多条评论点明官方将回应王立军事件。21时14分，人民网通过新浪微博佐证：“今晚人民网将有王立军最新动态，请时刻关注人民网滚动新闻或人民网官方微博。”华龙网、新华聚焦等微博紧随其后，做出类似预告，但已失去先机。 　　尽管人民网保持了对网民的零关注，但因此预告它一举收获了超过10万的粉丝。是日22时58分，新华社通稿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由于预热不同，新华网即使占据首发优势，却逊于人民网的传播意识——提早预告，吊足胃口；此事的另一特征是重大新闻的“微博体”化。 　　一种新的阅读模式业已形成，刷屏+搜索+截屏，可获得更多细微的资讯。比如新华网当夜关于此事的通稿标题，按时间顺序分别调整为《王立军私自到美驻成都领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王立军到美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就王立军事件答问》。若非第一时间截屏并分享，这些细节很难察觉。 　　热点红利并不仅仅针对个人或官方媒体，也应包括任何权力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 　　从旁观者来说，当舆论场域高度聚焦时，发表有价值的事实或观点即可获得广泛关注；而当事者本身，则可进行及时、准确与高效的舆论引导，以扭转自身所处的被动状态。 　　传统媒体有限入席 　　客观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三个舆论场，目前已在发生微妙变化。 　　一是人际互动，如饭局或言谈传播，相对零碎平和；二是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是经过核实及审查的权威消息；三是移动互联与社交网络，具有人际互动的碎片化特征，但声势大、透明、高且转移快。三者不能同步，且风格各异，这个场域中的“周润发”，转至另一场域则可能成为“周星驰”。 　　王立军事件中，第三个网络已完全覆盖了前两个场域。这类似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即主流媒体缺乏报道热情，而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则热闹非凡。 　　实际上，除非当事人、领事馆或新华社这样的信息垄断者，否则即使是最优秀的媒体，亦很难在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获得完整的一手材料。微博正好成为信息的集散地与炼丹炉，一个穹顶所在。一条敏感新闻的出现，正是一个网络式的群体建构的拼图过程。与之相匹配的阅读模式业已解构了传统记者的报道模式，甚至出现了网民感慨传统媒体报道不够专业的现象。 　　北京各主要媒体如《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晚报》等，2月10日都在头条刊登王立军正在接受调查，大都是直接引述新华社“微博体”通稿。《重庆日报》则将这一通稿放在了二版。 　　在此前后，云南《都市时报》给予了王立军三个整版，《经济观察报》以一个整版还原《重庆病人》，《中国经营报》已在考虑《重庆进入后打黑时代》，《新世纪周刊》则称《再无英雄王立军》，《博客天下》、《看天下》杂志为之提供封面待遇。 　　不过，纸媒的调查空间之小与风险性之高，一些仅有的“干货”被认为失实。 　　更有批评者认为，以历数倒霉者之过往劣迹来消解“英雄”光环，这凸显了媒体的无良和卑怯，实在是可悲可耻。“谁能够否认，还有众多王立军式的高大全人物，依然在各式媒体的包装下闪耀着灼人的光芒呢？若不能深挖王立军之所以栽倒的制度根源，并切实提出改进制度的良方，这样的报道纯属一堆垃圾。” 　　在类似事件中，言说权仍然是可放可收的特权，倘或审查仍然是不可舍弃的制度，那么传统媒体尤其是官办纸媒，其权威性正在消解，舆论制高点的地位亦在丧失，而要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引导与辟谣的实效，不能回避微博、社交网络这类既经济又及时的传播工具。 　　在社会转型中，互联网工具将再次推波助澜，社交媒体的组织功能亦将凸显，商业力量已先于政府部门通过资本（投资社交媒体）和营销（传播价值观）走出一步。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避免递罪，呼吁透明 　　构建更合理的政治参与机制，应该是民间与官方共同所望。故而，对于阶段性标志人物既不宜落井下石，也不应谄媚过度。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网络上的意见市场已在悄然转变。专业透彻的分析、理性的公民行动开始取代尖刻的批评调侃，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追捧效仿。在这背后，是社会对理性与自由的诉求升温。 　　从类似事件观之，社交媒体虽然不足以影响或改变事件的发展，但是民心向背，民意向趋，一目了然。把握并能运用这种信息传播规律，即是舆论优势。官方在应对之时，应避免“递罪”现象的出现。 　　所谓递罪，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于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忽视公共利益甚至侵害弱者。 　　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宣传部门的控制能力并提出新挑战：一、微博等社交网络的速度、不可预见性、丰富程度，都在挑战官僚系统的能力和反应速度；二，党政部门甚至政府官员直接开办的网络ID，实际上在改变宣传部门的内部工作结构。当党政部门直接在网络上发言后，其内设的宣传部门工作方式发生变化，宣传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渠道，后者应当积极引导、配合社交网络，通过及时有效的回应来加强信息透明，才能继续维护稳定。 　　当下，党政部门在应用社交媒体上，至少可以作如下调整： 　　——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平台。据相关观察者研究，目前，一个总数不超过300人的意见群体，已成为热点事件消息传播与观点定型的核心轴。官方亦应形成微博矩阵，重视流言传播，及时消除不确定性因素； 　　——成为民生问题互动的新渠道。如广东省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已实现了与意见主导者的良性互动，值得借鉴； 　　——破除官话与本位思维的大课堂。整齐划一的官话套话与自我陶醉的政绩观，与社交媒体格格不入，应在现有编制中培育专业人员。 　　回到王立军事件本身，正如经济学家茅于轼所呼吁的，希望信息透明、程序公开，让公众监督。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官方做了极简单发布后，已不再提，显然想淡化这件事，但是做不到。“为什么不用正音，一定要用弦外之音？改改这个习惯吧。爱这个国家，就帮它变得坦然些。”

北大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 公益 -新京报电子报 北大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 公益 -新京报电子报 本报讯 （记者王卡拉）昨日，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乌坎事件、郭美美风波、温州动车事件位列前三位，其中乌坎事件更是在最终评选中，以45票全票通过而位列榜首。 公共事件今年首次入选 据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介绍，从2009年起，中心每年都组织专家评选年度中国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今年，在推选提名和初步评选的基础上，高校学者、社会组织领导、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和媒体资深人士共同参与了最终评选。 今年当选的公民社会十大事件包括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包括公共灾难）、公民事件（包括公民灾难）和公共政策四大类。其中，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各占30%。公民事件占10%。而2010年当选的十大事件中，四大类型中缺少了公共事件，公益慈善则都是正面事件。相比之下，今年入选的事件更为均衡。 十大事件说明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评审团专家指出，2011年的十大公民社会事件反映出，公民开始多途径、多角度地参与社会建设。在一些方面相当强化，特别是公益慈善方面。参与的方式是以个人的身份和个体的权利来参与，这样的参与度大大增强，说明了公民权利意识的一种觉醒。政府面对频发的公共事件紧急应对正在成为常态，这也加大了公共政策出台的强度和速度。 “如果说2008年被历史标定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启动元年，那么2011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元年。” 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指出，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公民热忱和个体的权利自觉，通过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公民事件、公共政策四个领域，认真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 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1 乌坎事件：彰显基层治理困境，官民对话协商化解冲突 专家点评：在矛盾激化后，由于政府积极介入和信息公开，建立了有效的对话协商机制，将社会维稳与民众维权统一起来，成功化解社会矛盾，避免了行政力简单化处置的倾向。该事件对矛盾凸显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带来深层次影响，也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判断和冲突管理提供了成功样本。 2 郭美美风波：拷问红会，引发慈善大讨论 专家点评：“郭美美”的个人际遇触动公益进化论之大命题，推动慈善公益从边缘进入公共生活的中心，预示着社会的成长。 3 温州动车事件 专家点评：温州动车事件中的民间表现，既显示出社会对于生命的敬重与悲悯，更彰显问责政府的权利觉醒。借助网络平台传达理性诉求，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4 免费午餐：民间社会设置公共议程的典范 专家点评：免费午餐的价值不仅在于利用网络为动员和行动的工具，开启社会公益新模式；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在公共议程长期由政府全面主导的历史传统下，公共议程首次由民间引导，社会发酵而得到政府的良性互动实属罕见。 5 PM2.5检测纳入国家标准：公民行动争取环境权 专家点评：大众相互动员，不迷信权威，焦点始终执着于修订法规以接纳民意。同时，政府修正立场，承认大众立场的合法性，在修法中及时响应，权利主张与权力协调诚实配套。 6 小悦悦事件：叩问公民道德困境 专家点评：2011年，对道德沦丧的批判及对社会良知的呼唤再不会比这更强烈了，但当普遍性的反思都在谴责社会而不求诸己心时，“公民”又何在？唯一介草民陈贤妹的朴素一抱，成就了中国良心的最后救赎。 7 广东省出台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方案：民间组织发展迎春盼夏 专家点评：社会稳定，要靠培育和管理两条腿走路。广东省此举为民间组织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也为反思政府职能定位带来契机。 8 甘肃校车悲剧：影响公共决策，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公布 专家点评：校车悲剧及引发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对公共安全的公众焦虑。从事故追责、体制问责到公民捐献校车争议的多个方面，公众在此次危机事件中的发言最终影响了公共政策。 9 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引发中国NGO国际化争议，民间辩论展现社会转型内外压力 专家点评：公益的目的之一在于，尽最大力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公共利益，此一宗旨无分国族内外。但现实中的公益运作，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职能规范化有待解决。 10 “社会管理”进入国家话语：社会创新管理进程全面启动 专家点评：从“治安”到“管理”，两个字的改变，显示了国家层面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政策变化，也意味着中央直面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新情况，是中共治理思维的创新。

郭于华：停滞没有希望 进步才是出路 进入专题 ： 公民    ● 郭于华 （ 进入专栏 ）   社会流动停滞          如果用一个具有主观感受色彩的词来形容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想很多人会说出“失望”。这种感受来自于经济高速增长中人们获得改善的不足，也来自于“大国崛起”的呼声下个人经济社会地位提升幅度的反差。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现象或可作为这种“失望”的例证：一批大学毕业的年青人“逃离北上广”之后不久又“逃回北上广”。据互联网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11月4日晚，大约67.8%的投票者支持逃回北上广。 1 “逃离”的原因不难想象：在这些超大城市中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等，使得一些年青人选择回到中、小城市创业；而旋即又“逃回”的缘由更值得思考：在许多中小城市，获得较好的职业位置、发展机会、创业空间，靠的不是才能、智慧，不是努力实干，甚至也不是高学历、名牌大学背景，而是所谓“人脉”、“关系网”，简而言之就是“拼爹”。相较于大城市的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等因素，出身这一先赋性条件更让普通家庭背景的年青人举步惟艰，看不到出路在哪。          走不出困境的失望当然不限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在教育、就业、升迁、改善等各种机会面前，人们都发现，社会中的资源和机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人日渐被排斥在分享资源的结构之外，人们感到生活机会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向上流动也越来越困难。一些基本数据和资料显示：          ——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由于存在不平等的教育机制和教育收益的持续下降，社会弱势群体的子女只能选择弃考或提前就业。“知识改变命运”、“寒门出贵子”的神话已被现实打破，教育作为向上流动渠道的功能减弱，底层民众感到更多的无助和绝望。          ——社会流动门槛逐渐提高。《中国社会流动报告》（2004）的研究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对1993年后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的研究表明：私营企业主的构成越来越趋于以其他领域的精英为主，由经济精英转化而来尤其明显；而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则越来越少。进城工作的农民工融入城市极为困难，户籍的制度因素和收入的经济因素叠加在一起，在城市中形成明显的二元结构。          ——不公平的就业机会与竞争。“官二代”、“富二代”运用权力带来的各种资源如非正式渠道、裙带关系甚至贿赂腐败等，在教育、求职、升迁等方面占尽先机，职业“世袭化”甚至公务员岗位量身定制，未毕业先定岗，未成年已就业的情况时有所见。就业机会与就业岗位的竞争不再依靠个人的能力，而是变成了各种“拼爹”的游戏；各类“二代”现象凸显。          ——“回到体制内”成为社会潮流。数据显示，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从2007年60万人、2008年80万人、2009年105万人到2010年146万人， 2呈直线飙升趋势，2011年竞争最激烈职位的招录比达4961:1。“回到体制内”成为社会成员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          上述种种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将其概括为机会锁闭，流动停滞，结构固化。早在新世纪之初，孙立平就曾提醒到，中国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已经显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各阶层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固化现象。这种固化现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内部认同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社会阶层可以再生产。社会结构演变的这种趋势特征可概括为：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 3机会的不平等，使社会中最大量的普通人“命中注定”地输在了起跑线上。社会权利失衡、社会流动性降低与社会结构定型化必然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社会生态恶化          机会结构锁闭、社会流动停滞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其最大的危害可能还不在于贫富差距本身，而是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固化必然加剧已经失衡的利益格局和社会断裂程度，造成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甚至是文明的沦陷。社会生态如同自然生态，人们熟知的常理是“流水不腐”，不流动的一潭死水只会导致腐烂、溃败。机会结构锁闭所造成的社会生态恶化首先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都面临不断加剧的困境：          底层丛林化。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恶性事件诸如在不同地方一再出现的黑窑奴工现象、年年上演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多起发生在学校幼儿园的屠童案、拐卖儿童致残行乞、充满血与火的暴力拆迁、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十几起连续跳楼自杀、造假谋利导致食品安全危机的重大案件（毒粉丝到地沟油）等等，无不是底层社会生态恶化的表征。底层丛林化的原因在于，机会结构锁闭使得下层群体获取社会资源、实现社会流动的希望变得渺茫；在缺乏生存机会、发展机会和表达机会的社会中，底层群体不得不以道义为代价，获取卑微的生存权，而这一过程往往充斥了不义、无信，甚至暴戾、残忍。强者欺凌弱者，弱者欺凌更弱者的逻辑就此形成。而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          中产下流化。在特殊利益集团垄断优质资源，社会结构趋于固化的背景下，中产阶层的形成就很困难，这使得比较合理的橄榄形社会结构难以出现；而中间层进一步向上流动亦面临困境。无论是在就业机会、涨薪升职、租房买房，还是在婚嫁、生育、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他们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身心俱疲，其社会地位难以保持甚至有下滑趋势。日本学者三浦展所描述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态势 4，在中国尚未成形的中产人群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公务员群体和城市白领人群展开的健康调查显示，该人群有九成认为自己过劳，八成认为感受到很大压力；超过六成人表示压力主要来自“买房供房”。 5          精英海外化。占有压倒性优势资源的精英阶层，由于社会生态的整体性恶化，其本身也处在巨大的不安全感之中。他们或是移民国外，或是转移财产。对此即使不细究众说纷纭的精英移民和财产转移的具体数字，人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所谓的“第三次移民浪潮”，其主体为精英群体。而这恰恰说明，在一个恶化的社会生态中，谁都没有安全感，没有信心。          机会结构锁闭致使社会流动停滞，改革开放之初的那种全民感觉有奔头、奋发向上的精神不再。改革进程出现停滞也必然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除了上述社会生态恶化的种种乱象，整个社会心态亦出现畸形：人们既迷恋又惧怕强权，暴戾之气陡增。近期发生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就是这种社会生态与社会心态的典型体现：见死不救的冷漠并非来自于普通人的道德沦丧，而是制度性的惩罚善良、制裁正义所造成的普遍的恐惧。在一个发生过“钓鱼执法”、“扶老人吃官司”的社会中，如何可能要求公众在一个事件中麻木不仁，而在另一事件中却挺身而出？          公民行动的意义          社会生态恶化来自于不受控制的权力的恶化。“社会权利失衡”，即不同群体在追求和表达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社会力量弱小从而无法制约权力，这些巨大的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在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中，我们始终面临如何看待改革的利益与代价的根本性问题：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谁获取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谁承担着改革最沉重的代价？改革至今，“阵痛”之说，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之说已然失去说服力，因为承担代价的总是一批人，而获得好处的总是另一批人。          现行的高压维稳亦成为社会停滞的原因之一。现有的维稳思路是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的。而实际上，当以稳定为由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起来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允许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讨价还价之时，维稳实际上已变成维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法企业和承包商利益的工具、成为维护开发商掠夺被拆迁户利益的工具，“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由此形成，社会停滞并溃败亦与此有关。 6曾有人用一辆方形轱辘的自行车来比喻“稳定压倒一切”的做法——方轱辘确实是稳定了，但也没法前行了。          面对过于强大且横暴、失去控制、没有边界而且绑架了社会、扼杀了改革的权力，如何找寻走出困境之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曾经提出以重建社会来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溃败的思路 7，但是在特殊利益集团扼止了各种社会进步可能性的情况下，社会建设和体制改革步履艰难；而同时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公民社会等待入驻。我们需要意识到：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而非权力自身；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是在社会力量的逼迫下产生的；公平正义的规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生产出来的。走出停滞状态、恢复社会活力只能从公民的自觉和公民的行动开始。          诉诸于社会力量，诉诸于个体的觉醒，方能形成对体制改革的倒逼力量。正如阿伦特所分析的，公民的性质不仅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且更是一种作用和能力，自由的个体以此在共同事务中成为有效成员。相较于劳动和工作，行动置于“人的条件”的核心位置。行动是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形式，没有行动的生命“简直是死寂一片，它不再是一种人类生活，因为此时人不再生活于人与人之间”。 8          近年来不时看到的各种合法的、理性的公民维权行动昭示了走出停滞的一线生机。公民的行动以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积极进取的主体性为基础，以人的自我启蒙为条件。由此个人才不再是孤独冷漠绝望的个体，而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公民——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为自己的权利负责，为公共事务负责。公民的觉醒与能动性——公民的勇气、公民的能力和公民的智慧是社会活力与改革动力的不竭之源，因为那是“千百万人的比风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2011年11月11日          1 见11月6日《羊城晚报》。          2 见人民网http://edu.people.com.cn/GB/13352837.html          3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4 （日）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 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          5 欧阳海燕，中产病人，《小康》杂志，2010年第4期。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xkan/xkan201004/xkan20100411.html          6 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2010年4月发布。          7 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2010年10月发布。          8 阿伦特，《人的条件》（又名积极生活），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进入 郭于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民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8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初，于建嵘、薛蛮子等人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网络行动。这场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街拍，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动了官方救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展现了微博网友强大的“反向议程设置”能力。 　　微博打拐”活动标志着公民行动从网络围观推进到了网络参与阶段，给“网络倒逼改革”愿景带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且自然演变为“随手拍照解救相关部门”，将社会监督的目光从街头民间推进到公权力与垄断机构。随后涌现的多起针对微博行动，都可以在网络时代行动参与的框架下得到解读。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变化的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与方法，而最为关键，则是政府要增强其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在现阶段，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已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手段，当然，民粹主义情绪也值得关注、警觉。而在未来，发展经济、致力社会公正特别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国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的活动等等都是应有选项。 　　主动型表达成为中国社会新动向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事件层出不穷，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 　　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众表达意愿、维权现象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 　　而在新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型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日益增多。 　　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特别是“微博”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群体事件持续频繁发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群体事件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你怎么看? 　　赵鼎新：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 　　当下中国的诉求表达，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诉求表达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诉求表达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诉求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元，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不可小视。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微博并非必然是“良药” 　　时代周报：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你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化，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 　　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促进政府的执政思考力。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 　　还有我想指出：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一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厉害? 　　赵鼎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两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 　　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做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如你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从它们那里借鉴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