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

冯永锋:对环保部垃圾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稿

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对《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的建议稿的“征求意见稿”                     草创人  冯永锋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从2010年6月18日起,组织了专门的课题组,对《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充分的讨论。结合达尔问最近一年多来对生活垃圾问题的研究,结合大量的公众意见,我们特地撰写了本建议。 考虑到本建议尚不成熟,因此,本建议向社会开放,全面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为2010年6月24日下午6时,至2010年6月25日上午6时。热烈欢迎广大公众踊跃提意见,有效无效皆视为无效。所有意见可送到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处,具体地址不详。 总体来说,我们觉得这个方案存在三大问题。 一、               面向社会公示和收集公众意见的时间不够,诚意不足。仅仅7天的时间,刨去周末,实际上只有5天的时间。如此短的时间,让社会公众提出有效意见,比较困难。既然从常识角度完全可以判断这么短的时间无法从事这么艰巨的任务,那么,显然,三部委应当考虑延长征求意见的时间,建议至少延长到7月17日。 二、               主动收集公众意见的智慧和能力不够。公众的意见有时候是需要主动去收集的,是需要派专门的调研团队上门拜访和持续聆听的。而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三部委有这样的团队在社会上活跃地行动。当然,补救的措施也是有的,强烈建议从2010年6月28日开始,继续收集公众意见,每个省会城市、每人地级城市、每个县级城市都举专门专门的听证会和辩论会。 三、               整个方案缺乏接受公众监督和信息透明的勇气。当今的社会是社会能量充分参与各项公共事业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公众有意愿有能力参与改善垃圾困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敞开大门,主动走出围墙内的空间,取得公众信任,投入公众智慧的怀抱。而要取得公众信任,最好的办法是强化信息公开和信息透明,主动地、高频率地接受公众的监督和社会的监管。 以上是概括的叙述,具体的一些细节,我们在相关条目中逐一建议。      ……     三、加强行业管理和环境执法监督 (十)强化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管。完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市场准入制度,新技术、新工艺要有完整的生产性实验报告和专门技术报告,并报经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后才能推广应用。严格执行《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完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认真做好规划选址、项目立项等前期准备工作。严格执行建设市场管理规定,落实项目法人制、质量监督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工程竣工验收制等管理制度,保证工程质量。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设计、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资料应当依国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当地城建档案馆移交存档,公众可依法申请公开和查阅。 (建议加)国家环保部门和各地环保部门,应当依托当前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把当地垃圾处理设施的分布和运营情况,实时在网络上公布,以让公众清楚垃圾处理设施与当地城市、居民的关系,方便所有愿意关注此事的公众随时可以关注。 ( (十二)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处理企业环境管理。生活垃圾处理企业要建立污染排放日常监测制度,每月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容环卫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运行情况和监测结果并向社会公开。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必须安装自动监测系统,对燃烧温度等主要运行工况和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在企业主要出入口附近等显著位置设立显示屏,向社会公示监测数据;要记录并定期公开活性炭使用量,接受社会监督。自动监测系统应当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容环卫行政主管部门联网。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必须于2011年12 月底之前达到上述要求。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应当对焚烧设施二噁英排放情况每年至少监测一次,对氯化氢和重金属每季度至少监测一次。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应按有关规定妥善处理,含水率超过60%的城镇污水厂污泥不得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生活垃圾处理企业应当制定应急预案,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此段存在严重问题: 整段叙述完全是为垃圾焚烧厂而拟定,好像全中国的垃圾都已经开始焚烧了似的。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也许不小心泄露了三部委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强力发展垃圾焚烧事业,争取让中国所有的垃圾都排放到空气中。 生活垃圾处理是有许多措施可推进的,垃圾焚烧即使占到非常高的比例,也仍旧只是处理方式中的一类。当前,焚烧在中国占的比例并不高,填埋、堆肥仍旧是主体,不对填埋、堆肥的运营单位提出意见,只针对焚烧厂提出要求,显然有失公允。 何况,生活垃圾最重要环节的不是末端处理,而是“中端处理”,也就是社区层面的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推进居民和社区、公共场所的垃圾减量,是生活垃圾处理的关键。 此段更严重的问题是对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轻描淡写。因此,建议加上两段,一段针对企业接受社会监督的责任:民间环保组织和社会公众,除了可实时从网上获取相关处理设施的运营信息和排放数据之外,可以随时向生活垃圾处理机构要求参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单位必须设立相应的接待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任何公众的参观要求,并回答公众提出的任何疑问。 另一段针对环境保护部门的责任: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对生活垃圾处理单位的排放监管,除了增加对二恶英、重金属、氯化氢等排放物检测频率之外,还应计算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年度污染物排放总量;并组织力量对这些污染物排放出来后对当地公众和当地环境的影响作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如果环保部门本身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可以申请上级拨款,向全世界招标,委托有能力研究的机构做全方位的跟踪研究,以便及时发现污染物排放与公众身体健康、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   (十三)严格环境执法监管。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三同时”(建设项目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市容环卫行政主管部门要把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状况纳入重点监管范围,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监督性检查,每两个月至少开展一次常规污染物监测,对焚烧设施二噁英排放情况每年至少监测一次。2010年年底前,各地要对正在运行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污染状况进行一次全面排查,近期完成对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污染物排放特别是二噁英排放的监测。对污染严重的垃圾处理设施,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容环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向社会公布。 此段最后一句“向社会公布”方面需要更加细化。环保部门此前做过不少“向社会公布”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但多半粗放和滞后,存在着欺骗公众、误导公众、迫害公众的极大嫌疑,因此,建议此段从“限期整改”就结束,另外加一段话。 建议加的一段话:环保部门要做好信息披露的工作,从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时开始,就要充分征求社会意见。参与某个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环评报告编造和环评报告评审的专家,要将其姓名、专业、工作过程、评审结论全部向社会公众公开。环保部门要把参与监管的工作人员的姓名、电话和监管记录,随时向公众公开。环保部门要把污染严重的垃圾处理设施的企业信息、污染物总量、污染后果的可能性、整改的可能性,及时向社会公布,并鼓励公众参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十四)开展非正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和临时堆放场所环境风险评估和治理工作。2015年年底前,各地要完成环境敏感区域及大、中城市周边简易或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场或堆放场所的环境风险评估工作。经评估存在污染需要治理的,应当进行治理和修复,消除环境和安全隐患。要有计划关闭过渡性的生活垃圾简易或非正规填埋设施。   此段同样在公众监督和信息透明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建议如下: 环保部门在做完某个非正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环境风险评估工作后,要把风险评估的结论报告全文,及时向社会公布,并争取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核心当事人和相关专家,充分向公众解释,以让公众尽快排除困扰。 为了评估各种治理和修复方案的后果,环保部门应当做好治理和修复后的环境影响跟踪、监测和研究工作。如果环保部门人手缺乏,可委托社会上有资质的机构来进行。环保部门做好监管和信息披露。   (二十六)加强宣传教育。将推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收集和倡导绿色消费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强宣传教育。从家庭一日三餐入手,推广普及垃圾减量和分类知识,在全社会养成垃圾减量和分类的良好习惯,树立“垃圾处理、人人有责”的观念,鼓励全民参与。要特别注重中小学生的环境教育,在中小学课本中增加垃圾减量和分类处理的教育内容。各地区要采取多种形式普及垃圾处理和污染防治相关知识,鼓励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成环境教育基地,设立公众参观日,让群众充分了解垃圾处理设施运营和污染控制情况。 此段建议改为:加强环保系统自身教育和公众宣传教育。环保系统职工除了要积极学习专业知识,主动参与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作之外,还要掌握“向公众学习”的技巧和能力,永远站在环境健康与公众知情权的一边,充分理解“公务员”这一岗位的内涵,把自身所掌握的所有信息及时地传播给社会公众,把社会公众所表达的愿望及时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和智慧。要求所有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都建设成环境教育基地,由周边社区的公众担任这个环境教育基地的主角,共同研究和发现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存在的问题,共同讨论改良方案。   ……        

阅读更多

NGO正在全方位改变世界

两个月前,当绿色和平组织的志愿者装扮成红猩猩,高举着写有“你的轻松一刻,我的悲惨一生”的标语(套用雀巢奇巧巧克力广告语“轻松一刻,奇巧时刻”),同时出现在中国、英国、瑞士等国家主要城市的街头,呼吁雀巢公司停止从印尼金光集团采购棕榈油时,在金光集团眼里,这不过是一群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本文指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的又一次表演而已。 众所周知,作为印尼第一大财团,金光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棕榈种植园,旗下公司AFP是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商,几乎垄断了全球棕榈油产品的整个上游。以棕榈油产业巨无霸的身份,金光集团可以绕过印尼法律中关于任何公司在热带雨林地区不得占用超过20万公顷森林的规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控制着280万公顷的棕榈油种植园。同时,他们还可以做到让印尼政府将搜集金光集团毁坏热带雨林证据的志愿者,以从事“非法行动”为名驱逐出境。 看起来金光集团似乎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环保组织于是将矛头转向了与他合作的全球500强企业。今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在递交给雀巢的公开信中,谴责金光集团大面积毁灭热带雨林,将棕榈种植园向热带雨林及泥炭地扩张,侵占濒危物种红猩猩的栖息地。5月17日,雀巢公司正式发表声明,表示全球范围内不再使用导致热带雨林遭受破坏的产品,以此作为对绿色和平组织呼吁的回应。 不仅如此,在绿色和平组织持续不断的施压下,2009年12月,全球第二大棕榈油消费公司联合利华亦宣布终止与金光集团价值3000万美元的棕榈油采购合同。随后,食品巨头卡夫集团宣布于今年年初终止与金光集团的合同。石油巨头壳牌和英国连锁超市Sainsbury’s也先后表示不再从金光集团购买棕榈油。 作为一家长期在国内一手遮天的行业寡头,金光集团必然会重新评估NGO在全球商业生态中的巨大影响力,而对于NGO来说,这不过是他们的使命而已。 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人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最有看头的不是各国首脑的政治秀,与他们的无可奈何比较起来,NGO们的热情来得更为直接。哥本哈根会议上所有的政府谈判代表不过1万多人,而NGO代表有2万多人。NGO试图在这个国际社会面对气候问题的关键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结果的走向。 NGO们的热情是有理由的。历史上因为他们而改变的关键时刻有很多:对卢旺达危机的国际行动就是在美国、法国、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进行人道主义游说、施加压力后采取的;尼泊尔阿伦河二号工程的搁浅也是由于当地NGO游说,导致资金撤出的结果。NGO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们会而且能够撬动政府决策层甚至是国际间行动组织,对政府间行动和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和影响。更有甚者,1991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地方 对于政治的影响,是诸多NGO行动的一级目标,但并不容易达到。 今天他们更多的是以商业和经济的方式与行业和企业对话,用企业认可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合作,为完成NGO的终极使命─—保护环境或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做出应有的努力。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其他机构一起合作推出的FSC森林认证,已经成为全球林业市场的“通行证”。企业一旦拥有FSC森林认证这块招牌,就等于表明自己的木材和产品是来自那些经营良好的森林。而且,这个认证还正在形成贸易壁垒:欧盟规定,没有获得FSC森林认证的国外企业,将享受不到欧盟的关税优惠。为了推动FSC森林认证,欧盟出台了一项“贸易鼓励安排”政策。企业如果能贴上FSC标签,可借此向海关申请比例可观的关税折扣。 受此影响,从2001年-2009年,近两百万公顷的森林面积通过了该项认证。在中国,通过该项认证的企业数目从最初的7家上升到了1000家,就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的所有木地板和房门都通过该项认证,以此支持绿色奥运的理念。 NGO推动行业标准的结果是,它不仅仅影响某一个企业,而是通过几个领先企业作为表率,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产业,进而去推动国家层面制定出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这正是NGO所希望看到的——社会秩序、环境和商业规则因为他们的标准而改变。远不止如此,在企业社会责任无法逃避的今天,NGO对改变企业自身的商业模式、逻辑甚至战略上的影响都无比深远。比如,血汗工厂的话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众多跨国公司的话题,可口可乐、GAP、沃尔玛、耐克等许多国际巨头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次轮到了苹果。 与许多美国公司一样,苹果的制造业务主要位于海外,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2006年,外界批评苹果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的工作环境恶劣。苹果也通过调查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承诺改进。在马来西亚,苹果与另外3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组织共同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希望借此帮助两家马来西亚工厂提升对国外合同工的管理水平,包括为工人提供与法律和权益相关的文化指导和教育。苹果表示,该公司将把从中学到的经验推广给所有供应商,并将继续对供应商进行审查,对于屡次违规的企业,苹果将不再与其合作。其实,这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许多供应商来说,这或许是个生死攸关的话题。如果做不到苹果的标准,一旦被踢出局,他们的生存或许都是个问题。 NGO在中国 很难具体考证中国的NGO历史从哪年开始。但是近年来,中国NGO的发展似乎都与一个词有关:灾难。1998年是中国NGO的启蒙时代,“抗洪救灾”是那一年绝对的关键词。对于当时的企业家来说,能够在央视的赈灾晚会上代表公司为灾区捐一笔款是最时尚的做法,即便如此,对于羽翼未丰的民营企业,上晚会捐款还只是属于大型国企的殊荣。 那时的普通百姓对非政府组织的印象,多半还是代表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以及灾害发生时在电视上号召公众捐款的中国红十字会这类半官方机构。以至于当人们谈论起NGO时,不得不特意跟人解释这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1998年大洪水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以及官方对环保的重视,使得NGO开始在中国扎根。 更重要的是,面对洪水暴露出来的太多环境问题,国家在政策层面将环保列入了政府重视的项目;以梁从诫、杨东平等文化学者发起成立的“地球之友”(应为“自然之友”,本站注)开始开展群众性的环境教育和环保读物的出版工作。前社科院研究员廖小艺(应为“廖晓义”,本站注)发起的“北京地球村”也通过协助拍摄环保纪录片和组织公众活动的方式宣传环保理念。但是,放眼全国,在那个时候真正以专业方式开展工作的NGO还寥寥无几。 6年之后的2004年,这是一个在中国NGO历史上不得不书写的年份。那一年,印度洋海啸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更多的终极思考。面对越来越频发的自然灾害,NGO应该成为一种政府之外将民间爱心集中起来的力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电视画面中,国际NGO在受灾地开展的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后重建,也为国内的有识之士带来启发。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这一年,随着不断成长的NGO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年6月1日,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国内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非公募基金会,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益事业。该条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由此开始,所有的NGO确立自己的“名分”,使“非公募基金会”这种民间组织形式得以正式落户中国。 政策的受益者不仅只有国际大牌NGO,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成立基金会,而受政策预期的影响,更多的民间NGO在全国各地纷纷注册。就在《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的4天之后,王石、冯仑等数百名企业家在腾格里沙漠发起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首次将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写入自己的宣言。 2008年,注定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牵动了人们心底的善念,点燃了中国全民慈善时代的火种。也是这一年,NGO的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NGO步入了各自发展的快车道。 汶川地震的救援使中外NGO得以在一个平台上共同奋战,也让国内的NGO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两三个人就组织、支持了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项目;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却乱作一团。 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本土NGO也开始认识到,仅靠一腔热情无法撑起NGO的理想,要想使NGO组织能够长远发展,必须做到专业化和差异化。 当CSR遇到NGO 对于企业,汶川地震在刺激了他们公益热情的同时,“捐款门”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使企业的公益行为不只是一时的“有感而为”,而应当变得具有可持续性。换句话说,企业也希望能利用自身优势,长期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而不是简单的捐款捐物而已。 在今天,企业社会责任(CSR)早已经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名词,实际上它正在成为企业构筑自己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用考虑有多少企业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要去看看企业都是在怎么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领域,企业与专业的NGO之间有太多的合作空间。 比如在成熟市场,无论是生物科技、医学创新、食品安全还是教育、科研等领域,大部分人的一生很难不与NGO发生联系,无数大大小小的NGO和基金会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世界。在艾滋病领域,全球基于艾滋病的科研攻关大多得到了盖茨基金会等基金的资助;在农业新技术研究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默默支持;甚至在种族平等、防止核扩散、提升儿童营养等多个问题上都能看到NGO的身影。 在美国,合法注册的NGO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美元,解决了900万人的就业问题。大量NGO广泛活跃在慈善、教育、文化、艺术、环保等多个领域,NGO年总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5%。有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非盈利部门公益捐赠3076.5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的2.2%,占美国当年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10%左右。也就是说,不考虑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部门社会支出,仅美国民间当年就有占GDP2.2%、财政支出10%的社会资金投入到社会救助中。而在中国,2007年的公益捐赠占GDP的0.09%,2008年占GDP的0.27%──即使是全民慈善激情爆发的2008年,这个数字与美国市场比较起来依然差距太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NGO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将逐步提高。前提是,需要大家了解NGO 和他们的使命,并让越来越多的人跟他们一起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监督,更多的NGO通过选择与企业合作,影响合作伙伴。比如,为了解决麦当劳包装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专家就曾与麦当劳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出一种保温性更好、存储方便且减少漂白工序的薄纸包装,用来取代之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塑料包装盒。薄纸包装一直沿用到现在,为全球数量众多的麦当劳店减少了大量污染。 这样的情形,中国也正在发生。NGO和企业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执行CSR战略,帮助公司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识别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还能推动政府制定相关的法案,他们的报告很多时候甚至能影响政府决策。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做的是,学会用NGO的语言和逻辑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也帮助自己的持续发展。

阅读更多

边消费,边公益—–易助网:“生意人”的公益事业

易助网——一个借助商业消费做公益的网站,其创始人和目前的核心成员,也多是商业和IT学科背景出身的年轻白领。这给“用消费做公益”的易助网的创立提供了灵感,也给网站的运行提供了商业化的可持续公益的思路——买当用户通过易助网的链接跳转到淘宝等网站购物时,商家就会把成交额的一部分捐赠到用户的“易助基金”,用户可以指定相应的公益用途,另一部分则会用于补贴易助网及其合作公益伙伴的运营成本。 创建两年多的易助网,目前的交易额和筹集金额还不算大,不过这些具有商业背景的成员们并不没有“做生意”时的急功近利。他们既有耐心又语气确凿地说:“我们的交易量可以比现在翻10倍甚至100倍。” 他们的信心来自于易助网对用户的黏性,以及电子商务市场的潜力。 公益没渠道?用消费做公益! 易助网的创始人博予曾经是一个创业者。2007年4月的一天,易助网的创始人博予的一个同事偶然跟他说,自己初中毕业直接读了中专,是因为家庭情况不好,他把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自己则直到工作了以后才重新考了大学。这位同事说,他最大的愿望是等自己退休了以后,回家乡开一个学校,让优秀的贫困生免费读书。 “从身边的人们身上我发现:大家其实都很愿意帮助别人,但是常常在‘等待’。原因很简单,工作很忙,生活压力也很大,没有什么‘余钱’。另一个让许多人迟疑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的捐款是否能够到达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中。”博予在易助网的blog里这样写道。这也是博予和和伙伴们创办易助网的初衷——“让公益变得更加简单易行,而且更加透明。” 于是,博予和伙伴们为易助网设计了简单方便的公益模式——在日常消费、购物“败家”的同时,就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并且是捐助人和受益人一对一的方式。 易助网的另一位核心成员歪歪介绍说,易助网筹款模式的灵感来自于“多背一公斤“的双子书项目,都是“借消费之便来筹款”,帮助有需要的人解决问题。 用户消费 商家返利资助 易助网的团队成员大多是具有商业背景,来自风险投资、市场营销、公关、管理咨询、财务管理等不同领域。 “目前我们规模虽然还不大,但是一直持续地增长。”歪歪说,“这就得益于我们的团队的商业经验。这些经验让我们一开始就把握住大方向,然后不断调整产品和营销策略。”团队的商业背景也在易助网的运营方面有很大帮助“比如与商家谈合作时的协议和条款,虽然是公益的事情,但大家都容易用商业语言去沟通合作。” 商业思路也融会贯通在团队成员为易助网设计的公益模式中。 在易助网首页的下方,可以看到6家购物网站的链接,主要是淘宝、当当这样的综合购物网站,也有艺龙等旅游网站。用户通过在这些链接到合作商家的每笔消费,就都能产生一定比例的返点,用于公益项目的金额就来自于这些返点。返利比例根据网站和商品的不同,在0.8%到5%。 而公益需求和受助方信息可以由任何人通过网络申请和提交,易助网团队会对需求和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再发布出来,由用户认领捐助。 不过到目前为止,为易助网提供公益需求和信息的人,都是团队成员见过面或者本来就认识的朋友。比如目前易助网发布的30多个受益人,这些人的需求信息大多来自在偏远山区和贫困农村支教的朋友,或者是团队成员已结识的人的家乡。 这样一来,信息真实性已经有了一定保障。“到目前为止更多地还是靠人际关系去寻找这样一些信息。”博予说,标准的审核流程是有的,但由于需求规模较小,他们尚未按照审核流程去执行。他们希望在今后公益需求的来源和数量增加之后,“建立一定的信息审核机制,由志愿者去执行。” “在易助网信息非常公开。”歪歪介绍说,提供公益信息的人,以及接受帮助的对象的联系方式都是公开的,所有用户都可以自己核实款项状态和用途,甚至和帮助对象直接联系。 另一方面,用户消费信息的真实性,是由易助网的后台系统,每个月与合作商家的后台自动完成对账。没有对上账的款项由人工再审核一遍。如果是用户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款项,直接归入志愿者基金,在需要的情形下动用,并公告给所有用户。 用户黏性大 “交易量翻百倍没问题” 易助网目前的交易量和筹款金额并不高。据博予和歪歪介绍,易助网现在拥有600多个注册用户,平均交易额两三千元;年交易量在20万元左右,筹集金额截至目前大概在5000元左右。 团队成员也坦然承认,目前易助网的规模还不大,但这些平日在商界打拼的白领似乎并不着急,也丝毫没有做生意时的急功近利。10个核心成员里面,基本都在大型商业公司、投行工作,也拥有不少商界的人脉关系,但与其他公益组织不同,大家并没有去动用这样一些“有用”的关系和商业资源,来为易助网做事。 比如一些成员因为工作关系认识很多有钱的客户,但也没有想过利用这个关系拉赞助;也有成员在自己公司有一些行政权力,但也没有采取类似规定公司员工要通过易助网订机票的手段。“如果利用了这样一些资源,易助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交易量,”歪歪说,“但好像易助还没有这个文化;我们希望真的是通过大众的力量去汇聚公益力量。” “我们的数据看上去不是特别大,但是发展空间非常大。”博予说,“交易量翻10倍或者100倍都是没有问题的。”在他看来,现在的数据只是在为今后打基础。 博予说这番话的底气首先来自于电子商务足够大的市场规模,第二便是对易助网用户黏性的信心。 2009年底,《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不到2000字的介绍易助网的文章。“那段时间,访问量有很明显的增长,”歪歪对此印象深刻,“而且访问量的增长在宣传结束后并没有大幅下降。”他们认为持续稳定的增长说明易助网对用户的黏性很大。 “那两天里200个访客中有60个注册了用户,这个比例非常高,30%的转换率。”博予说,“而且这些新用户也相当活跃,当月的交易量就翻了两倍。” 他们目前阶段最关心的不是流量,而是不断完善产品,改善用户体验,提高转换率和用户活跃度。“易助网这个产品对于一部分人是很有价值的,用了易助网的用户会坚持用,会变成永久用户。” 他们通过数据发现,许多用户一旦用过易助网,就会一直来用。最多一个用户已经通过易助网消费了五万多元。博予认为,有的网站访问量很大,但不一定说明问题;而来了易助网的,相当一部分就转换为用户就留下来了。 “我们访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用户,一天有二三十个访问量,每天有三四笔交易。”因此他对今后的用户和交易增长很有信心,“这是个好产品,只要让人们知道它就可以了。” 不过,在推广易助网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发现,相比“多背一公斤”等有相似度的网站,易助网的传播性天生就比较低。“多背一公斤”的用户很愿意和别人分享旅途经历,上传照片、写BLOG等。“而在我们这儿买东西,一般不会拍照片、写博客,甚至给别人发邮件。”博予说。所以,易助网曾尝试利用病毒营销来做宣传,但效果并不理想,“病毒性不高”。他们发现一些相对传统的报道宣传、线上活动等方式,却是很有效果的。 低成本扩张 对于易助网短期的发展目标,团队成员希望以低成本扩张的方式,在2011年底实现用户数翻20倍。与此同时,年交易额和筹资金额也随着用户数量翻20倍,达到400万元和10万元。而在用户数量、交易额和筹集金额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易助网的运营成本基本不需要有太多增加。 为了实现这一短期增长目标,博予表示将花更多的时间在相对传统的推广方式上,比如媒体报道,以及线上活动。博予说,“‘多背一公斤’网站通过各种媒体公关每天能为网站带来上千个新访客。以易助网的转换率和用户黏性,只需要它的十分之一的曝光度就能完成用户增长的计划。” 至于远期的目标,博予没有直接回答,他提到的是:“整个电子商务市场去年的规模是3000亿左右。假设有10%的用户认同并实践‘公益消费’, 如果按2.5%的返利比例,公益消费的市场至少有7.5亿元。而且电子商务整个市场在过去五年每年翻番,未来还会持续增长。” 被问及为何没有全职人员时,博予说:“其实公益组织最需要的不是全职的团队,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团队。易助网的团队成员除了这个公益理想,都另外还有自己的职业追求,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一样呢?我们虽然这样发展速度慢一些,但是我们在持续地进步。你看国内许多其它的公益团队,创始团队全身心的投入了进去,但是却因无法长期坚持最后不了了之。” “不过”,博予又提到,“易助网是一个能自身造血的生意,等它长大到一定的程度,自然会吸引到全职的人员加入。” Comments 2010-06-10 , 易助网招聘–E惠社推荐 | E惠社—专注于非营利领域互联网应用 writes: 边消费,边公益—–易助网:“生意人”的公益事业 Related posts: 易助网招聘–E惠社推荐 如何使用网络来进行有社会责任的购物 应该鼓励非营利领域的“投我一票”社会公益比赛吗? 十五个网站让你利用社会媒体参与解决社会问题 SXSWi讨论-为公益游戏 Related posts: 相关日志 易助网招聘–E惠社推荐 (0) 台湾社会企业—网络行动科技介绍 (0) 版权所有 © 2009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2.5 中国大陆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The use of this feed on other websites breaches copyright. If this content is not in your news reader, it makes the page you are viewing an infringement of the copyright. (Digital Fingerprint: )

阅读更多

王隽:阿拉善的新朋友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第一个由企业界人士自发创建的非营利性基金会。2004年成立,会员包括冯仑、王石、陈东升等知名企业家,以改善阿拉善沙漠生态为切入点,在过程中探寻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命题。阿拉善SEE基金会今年的慈善拍卖晚宴得到了36位艺术家捐出作品支持。企业家需要艺术家的灵感与作品来影响更多的人来关注和从事公益事业,而艺术家也要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平台。企业家精神与艺术家理想的碰撞,是平行于公益之后的另一番收获 北京东四十条桥南的首创大厦17层,6月5日这天晚上有活动,但并不像我们熟悉的那种晚宴——穿着黑色小礼服的公关迎来送往,有精致的带着品牌LOGO的布置和洋气的垫场乐队。 会场里很热闹,不算太正式,四周全是画,中央是两尊小雕塑,十来桌酒席上的客人大多相互认识,没开始前整个场子里都是嗡嗡的聊天声,明显是熟人的聚会。这边泰康人寿的陈东升和万科的王石顾着说话都没发现餐布已经掉到了椅子底下,那边联和运通的张树新站起来和前一桌背对着我的胖胖的背影打招呼——后来我看清楚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阿拉善)的现任会长韩家寰。 很快曲向东便上台了,他简短地介绍了今晚的主题——SEE基金会的第一场拍卖晚宴。“ISEEU”的字样出现在大屏上——这当然不是《阿凡达》的台词,是当代艺术家魏立刚用梭梭林的形态为SEE基金会题写的。 为了顺利打开局面,聪明的女拍卖师从台下的大佬中选了一个来做助理拍卖师。这个人是冯仑,大家用掌声表示选得非常准。冯仑没有推脱,拿起麦克风就上阵吆喝。 每到无人加价时,冯仑就蹭到某位总裁身边,言语鼓动不利时,便抄起他的号牌说,“加点儿加点儿!8万——”于是几个来回,本来5万落槌的拍品,被他这么一吆喝,就能10万成交。结果到了后来,大家不但不直视他的目光,还把号牌放在身后,怕不留神被他拿去了。当然,客串之余,冯仑也会蹭回到自己的位子,拍下两件自己喜欢的画。一碰到底价很高的拍品,大家就默默地等着99号牌举起来,这时候,冯仑口中的“大哥”王石就会好人做到底,点头加价,包括本场最高价的拍品,管勇的《平静的红》就100万被王石收了——这为陈东升之前立下的500万目标贡献了最大的份子。 企业家自己也捐了三样东西,陈东升的泰康空间捐了画,韩家寰会长捐了雕塑,黄怒波捐了陪他登上珠峰的氧气瓶,看到那个氧气瓶,王石立刻站起来,走上台去,自顾自就介绍起这个瓶子的背景来——经过他的介绍,这个没啥用的空瓶子很快就拍了出去,大哥的功劳不容小觑。 当女艺术家崔岫闻的 《AngelNo.16》被陈东升本人以60万收入时,他立刻拿过冯仑手里的麦打断了拍卖师,大笑着宣布:“过了500万了!” “大熊猫”的聚会 这般热闹的景象和他们开会时不太一样。 阿拉善从2004年成立,就算会员名单这两年扩大到了150个,和其他的环保组织的“面向大众”的活动方式相比,都算是企业家小圈子的游戏。 这一次,宴会上出现的生面孔,是十几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现场的拍品都是他们无偿捐出来的,本来平常无奇的慈善拍卖,因为他们以及没到场的一共36位艺术家的加入,变得有点意思。 阿拉善做到第六年,SEE基金也成立一年多,会员们想为基金会募款,找不到好的形式,总跟自己玩也有玩腻的时候。这时候赶上企业家里算是最懂艺术之一的陆昂要做 “美术新势力”的批评家提名展,一下子和几十位艺术家有了密切的联络。 她忽然想到,不如把他们拉到一起“玩”吧。 “企业家和艺术家都是社会的精英,是大熊猫一样的宝贝,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执着,有点自我,很自信,有影响别人的能力,但是又是非常不同的、几乎没有交集的,这样的碰撞很有意思,让企业家认识艺术家,了解作品,也让艺术家们明白阿拉善在做什么,我想来想去,没有什么不去做的理由了。艺术家们很慷慨地拿出了他们的作品,无偿用于今天晚上的拍卖。” 阿拉善的会员们也很乐意,他们总是面对面地开会,为章程和规则拍着桌子相互质疑,本来无聊的拍卖因为艺术家的加入也像是班里转来好几个插班生一样,打破了长久以来相对固定的游戏规则。 这一次的碰撞,让企业家们弄明白了在座的这些艺术家在想些什么——两个群体也有火花,当一个艺术家谈到他的作品是表达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充满泡沫的现状时,在座的企业家们纷纷的点头示意;而管勇的画明显不止王石一人欣赏,拍卖的间隙好几个企业家去找管勇聊天,还交换了联系方式。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群体深入地认识了阿拉善,知道了企业家们除了挣钱、管理员工外,还会去思考种多久梭梭林才能有治沙的成果。 冯仑说,“公益这件事和慈善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出现在现代公民社会,不是针对穷人的,而是所有人。就好比我们在做的环保,空气好了都呼吸,水质好了都健康,所以,它需要所有人关注,越多人参与越好。” 就是因为是所有人的事,才不能做成小圈子的事,也不能一直依赖每个人头顶上闪光的身份来做这件事,相反,可能在真正实际操作时,要忘记和抹掉的,正是个人的光环。 与企业家的执行力相比,艺术家是离理想化、离内心最近的人,他们的表达虽然都用自己的方式包裹起来,大多数时候却直指人心。也许他们去过一次阿拉善当地,见过裸露的沙地和零星的绿色,就能够立刻体会做环保的人们的想法,所表达出来的作品会影响更多的人,是比阿拉善的会员要多出数百倍的人——这才是公益的要诀。 “拍卖只是个形式,最重要的,是让这两只大熊猫相互了解,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情。”陆昂说。 不要拿艺术家当道具 雕塑家向京是个性情中人,她表达过对慈善拍卖的质疑,“以前有人联系我为慈善拍卖捐作品,我一开始没排斥,后来他指定我捐哪一件,我就立刻推开了,这让人怀疑你的目的到底是做善事,还是在用我的作品作秀。所以我宁愿选择多帮助身边的人,也不再捐作品出来。” 向京的担心并不多余。就像冯仑说的,慈善在社会的转型期反而遭到了许多诟病。这不是一朝一夕积累出的顽疾。作秀还在其次,最终的善款不得而知才是要害。“很多人鼓动我捐东西,也不说明白他们是要做什么,钱拿去救谁,我实在是怕了。”但是向京这次捐了一件作品,因为策展人杭春晓在联系她参加阿拉善的拍卖时,只是说“你去了解一下,愿意就参加”,向京查了许多资料,看到了梭梭林的种植情况和六年里阿拉善整个协会的运作状况,她决定捐一件30公分的《丁玲像》,他的先生,同为雕塑家的瞿广慈捐赠了《白天黑夜》。我问她为什么选这么小的尺寸时,她说:“最重要是还是环保这件事,还是不要因为作品喧宾夺主了。” 艺术家尚且如此有觉悟,“不能让艺术家成为道具”就成了陆昂一再注意的事,所以,她邀请艺术家参加当天的晚宴,以示尊重。 后来,向京因为“不喜欢这种场合”,和她的先生瞿广慈都没有来,尹朝阳也没有到现场。拍卖的尾声,艺术家崔岫闻在解释作品之前,表达了“艺术家在这种场合非常不自在”的感受。事后陆昂说,“崔老师可能是觉得在竞价前介绍作品不太自然,当面看着企业家举牌拍自己的作品感觉有些陌生。” 的确,当面看着作品被定价,不知道作者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与定价高低不太有关系,还是和群体的性格有关。可能以后在和艺术家合作的过程里,还需要考量到他们的诉求,也许不是晚宴,一次集体采风会更加合适两个群体的自然交流。 对艺术家负责,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善心安全落地。 当天募得的547万,会用于阿拉善地区的防沙治沙工程和国内草根NGO的扶植。防沙治沙的条目比较明晰,在挑选受资助的草根NGO的标准上,阿拉善也是有着透明、公开和严格的准则的。负责此事的郭霞告诉我,虽然这笔款项还需要得到会员们的统一筹划,但是挑选草根NGO的标准不会改变。不仅仅要看过去的成功经验,还会考量整个项目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而与其他的私募基金不同,阿拉善不单单把善款给一个项目,也会对草根NGO的长远发展开始扶植,这对于国内中小型NGO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对向京来说,也是好消息。她可能稍稍放心,毕竟阿拉善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机构,会员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它受到关注的热度,一点点失误都会被放大成“作秀”,所以,《丁玲像》拍得的50万元所代表的向京的善心,算是安全落了地。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CDT月度视频】十一月之声(2024)——“一路都被撞没了,估计一圈都没了”

【年终专题】“13条生命换不来1条热搜”……2024年度“每日一语”

【年终专题】“中文互联网上的内容每年都以断崖式的速度在锐减”……2024年度404文章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