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遭遇警察》:记录也是一种反抗

6月10日,香港开放出版社将正式发行中国学者徐友渔及旅美纪录片导演、作家华泽共同主编的《遭遇警察》,21位中国内地的维权人士及网友讲述遭警察非法拘禁及殴打经历,编者华泽坦言,中国已经成为警察国家。 6月10日,香港开放出版社将正式发行反映中国内陆警察非法拘禁和打压维权人士和公民的书籍《遭遇警察》,该书主编为中国知名学者徐友渔和目前旅美的纪录片导演、作家华泽,21位作者中包括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和维权人士王荔蕻等人。 本为编者同时也为作者,徐友渔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是中国自由派代表学者之一,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本人亦被国保限制自由和进行施压,包括不得接受外媒采访等。华泽网名”飘香”,同样在刘晓波获奖后,2010年10月27日,她遭遇警察”黑头套”及殴打,被秘密羁押两个月后释放,她于2011年1月初写成《飘香蒙难记》,揭露在此期间警察对她进行囚禁、殴打及死亡威吓等行为。 “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后再不会回来” 据编者华泽介绍,在本书收录了很多普通网友经历,比如在”六四事件”20周年时,到天安门广场献花既被警察非法扣押,有因签署《零八宪章》而被”喝茶”者,还有因为参与营救陈光诚的行动、及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参加庆祝活动及去年的”中国茉莉花”行动中,被警察非法拘禁、限制自由、戴”黑头套”甚至殴打的经历。 《遭遇警察》:记录也是一种反抗(音频) 本书源起在去年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中,先后有几百位维权人士、作家和艺术家等被秘密羁押和判刑:”我们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所以我们决定编辑这本书让国内的网友看到真相,也让国外的人看到崛起的大国、和谐社会背后是什么。我们有个宗旨是记录也是一种反抗。” 本书作者之一滕彪先后多次与警察”遭遇”,滕彪在其文章《打死挖个坑埋了》中记录下警察在2010年12月24日对其殴打和恐吓的过程;2011年2月19日,因为准备发起营救陈光诚行动,中国警方籍”中国茉莉花革命”为由,将滕彪秘密关押两个月,期间滕彪遭遇了酷刑和恐吓。滕彪在书中表示:”造成中国人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后再也不会回来。” 作者之一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王荔蕻于2011年3月21日被警方抓捕和刑事拘留,在此之前,她曾多次被软禁和限制自由,2011年9月9日,王荔蕻被判刑9个月,并于当年的12月20日释放。她亦在本书中表示:”在拘留所结识的这些号友,我从未想过在这里和他们的生命发生交汇。他们从不同的场景里被带到看守所,这些卑微的人们,在艰难的日子里,小心呵护着自己残存的自尊的羽毛。” “这个国家是向人民宣战的” 另据华泽介绍,最早计划编辑该书时,曾定副标题为”和谐背后的故事”,她也认为,透过该书实例,已经表明中国进入到警察国家的时代:”中国政府用警察治国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国民,去年开始,国家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预示的意义是这个国家是向人民宣战的,所以用国家机器来控制各种各样的人群,从这本书里可以看书政治警察已经无孔不入的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 华泽也强调鉴于国内行动者的安全问题,本书是自行组稿,两位编者为此将承担全部的风险,和由于揭开警察国家真相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我当时已经在美国了,我更担心徐友渔老师,但是他和我说,愿意承担任何后果。本书在未出版之前,已经被列入中国政府出版物入境的黑名单,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普通公民能够读到,我希望他们看到这本书,这种状况并不只存在于维权人士中,可能会波及每一个人。” 作者:吴雨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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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誠:沉痛悼念李旺陽老師

敬愛的李旺陽老師﹕ 您走了,走得多麼快多麼急!我曾答應過您一定會轉達您憂國憂民的情懷,轉達對香港朋友六四事件堅持的感謝,您更萬千叮囑要向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及其他六四難屬轉達慰問,我很難想像像您這樣受無比摧殘的老人家,理應接受人家的安慰和關注,卻反倒由您去安慰與鼓勵別人,作為後輩的我,難以用任何影像與文字去表達對您的感恩和尊敬!承旺陽老師託賴,晚輩戰兢完成委託,可還沒來得及與您再聚,您便離開了至親的妹妹,離開了一眾與您並肩作戰三十載的戰友,離開了晚輩。 握着您的手,感覺您是多麼的有力,您雖然看不見周圍的人,但靈敏的思維即便用力握手就能分辨來訪的好友,可見您心靈的眼睛,比萬千雙只看眼前利益,只懂諂媚,只懂睜大眼睛捫着良心說謊話的無良政客、愚昧人群,不知明亮多少千倍。 那天匆匆道別,沒機會攜老師一起前來資江江畔一同緬懷舊日,您的親密戰友尹正安老師,在江畔誦讀二十年前為您的遭遇而賦詩﹕ 「十年磨劍初試鋒,誓與暴政較雌雄,春秋自古血書就,四野悲歌起,壯士不回頭」。回想起來,令人心酸。 在此,晚輩很難理解,像老師這樣一位熱血人士,這二十多年來是怎樣堅持。當聽到你以沙啞的聲音控訴被刑具連番鉗至昏迷,被腳鐐銬至肉爛皮損,被強行剝牙灌食制止您絕食抗議時,為之揪心,更是心寒,所謂一個泱泱大國原來就是用這種手段去教導和諧之道,教導治國與法治精神。感謝旺陽老師給晚輩一個最有說服力的側面教材,不單教育了我,也教育了七百萬香港人、各個政黨、團體、愛國人士與編寫國民教育的專業人員,晚輩很相信,老師非常渴望當香港人看到老師的遭遇時能重新思考何謂核心價值、何謂愛國、何謂法治、何謂和諧社會,當然更重要的,是何謂「經濟騰飛的背後」。 所謂身教勝於言教,您以您的身軀、您睜着向窗外望的眼神,還有輕觸地面的雙腳,空手變布條打結的伎倆,徹底把全中國所有鑑證學科定理、推斷都打破,因為所有這些科目都只告訴我您是「自願離開」。老師也是一面比水銀更靈亮的鏡子,既照亮了晚輩的怯懦、無知與悲憤,也照射了很多得權在位,掛上尊貴稱號的議事分子,如何淋漓盡致地發揮演技,把最精彩的對白演繹出來。 旺陽老師,晚輩真的無法釋懷,您不辭而別,且不問原因便走了,您留下珍貴的影像與勸勉,也沒有機會去「聽聽看看」這光影片段便離開,十八萬支燭光也無法呼喚您回來!更難釋懷是今後當面對同樣受困逼、遭受欺凌的弱勢人群時,當用什麼樣的技巧與智慧,讓弱勢群體冤情得以告白。 旺陽老師,在這日光之下無新事的年代,在這強權槍桿子才是王道的社會,您留下了至為動人的片段和呼喊,留下了正義永存的不死精神,更留下重要託付,把燭光一直燃點,以燭光照亮黑暗的權勢,直至坦克車下的英靈得以慰藉。 筆行至此,晚輩謹以一首常記在心的歌詞為老師送行﹕ 「如今夜了 請安息輕帶着靈魂別去 這刻拋開顧慮 漆黑將不再面對」 老師,一路好走! 晚輩 建誠 來源: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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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殺人者終必覆滅

【 明報專訊 】李旺陽之死帶來的是憤怒。人有惻隱之心,怎麼說以人為本的政權也該有同理心,一個既聾且瞎的花甲老人就這樣掛在窗沿睜着眼睛死去,四萬億外匯全球經濟體第二奧運金牌榜冠軍就算把人送到火星都不能讓百姓活得舒暢的國家不如也掛了算。 聞一多在李公樸遭刺殺後說:「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污、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用嘴寫出了千萬人民心中壓着的話,大家有筆有嘴有理由講啊,為什麼要打,要殺,而且偷偷摸摸地殺?」這是今天中國大陸學生課本指定讀物,這一課叫〈最後一次的演講〉。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聞一多在為四天前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李公樸悼念大會上慷慨陳詞,那時國民黨不得人心,軍特以暗殺手段把進步知識分子一個一個刺殺,目的是捂住他們的嘴巴。聞一多在追悼大會之後,回到家門前被殺,成為震動一時的慘案。 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海各界舉行李公樸、聞一多追悼會,周恩來的悼辭由鄧穎超讀出: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中共想不到的是,近七十年前周恩來的講話竟然是在說今天的自己。 中國國情是黑牢 儘管有破紀錄的十八萬人參加六四二十三周年燭光集會,可是到了李旺陽去世,才知道我們了解六四的實在太少,連支聯會也不一定知道有個叫李旺陽的湖南漢子坐了二十一年牢;更不可能知道,這人進監獄時還能看到可以聽到一口牙都完好,從李旺陽出獄後的照片看,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門牙沒了,只有右邊幾顆犬牙。這該不是二十一年間的人體自然老化結果吧?這二十一年,李旺陽在湖南一個小小的監獄失去了自由和視覺聽覺,沒有人知道全國在六四之後到底還有多少這類人坐破牢底,還有多少仍然在暗無天日的齷齪監房生死不聞。每年六四,西方總有人或國家表達對六四的回應,一般而言,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會板着臉孔說國情有別,內政不容干 涉。說得也是,不由分說扔入黑牢由得獄吏把你的牙齒一顆一顆敲脫,把你的眼睛耳朵用盡方法一樣一樣摧毁。這便是國情。 香港社會對李旺陽的悲憤是有原因的,傷殘人士遭到不由分說如此欺侮,坐二十一年牢意志力強得一直挺下來的鐵漢就這樣不明不白死去,引起的反響遠遠不是湖南邵陽所能想像。香港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說要表達關注,有人說要去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查個水落石出,有人譏之為政治抽水,我部分同意,但走出來說要敦促全國人大介入的,總比看着形勢說要「等待更清楚的證據才介入」來得沒有那麼冷血。這裏頭是政治投機,我敢保證,哪天中共說要調查李旺陽案(還不是要查出結果,只是說開始調查),前幾天幽幽說不應立法機關介入的那幾號人,馬上比你比我都來得義憤填膺說必定要查到底。當然亦有不表態的,包括候任特首梁振英,也許,和六四那次一樣,這次也是要定性之後才表達看法。政治投機主義愈來愈成為香港風土病。 港愈趨政治投機 中國當權者是慣了這樣對待不同政見者。中共如是,國民黨亦曾如此。那天和主編黎佩芬談起李旺陽案的時候,我想起了陳文成。對香港巿民來說,這是完全陌生的名字,對台灣來說,陳文成是台灣最暗無天日年代的受害者。陳文成是台灣大學數學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穿博士袍時僅二十七歲,之後在以理工科著稱的卡內基梅隆大學任統計學助理教授。一九八一年夏天,陳文成回台灣省親,七月三日發現陳屍台灣大學圖書館旁的空地上。國民黨當局說陳文成「畏罪自殺」,卻說不出陳文成畏什麼罪。由於陳文成是著名學者,事件迅速引起關注,原來,警備總司令部約談陳文成的原因,是他在美國時曾經捐款給黨外刊物《美麗島雜誌》。當時蔣介石雖逝世多年,但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國民黨控制政軍特三重權力,《美麗島雜誌》說不上公開支持台獨,但對現狀每多針砭。在台灣,「黨外」泛指在野黨或反對派,說不上是足以推倒政權的氣候。 想起台灣陳文成 陳文成只是向《美麗島雜誌》捐錢便被帶走,之後陳屍街心,國民黨劣拙的解釋,稍為有點常識都知道是謀殺。陳文成姐姐陳寶月說,「陳文成的脖子曾被電擊棒電擊,十根指甲被細針刺,五臟六腑都被打爛了,生前還被灌毒藥,家屬撿骨時發現骨頭都是黑的」。由於陳文成是美國大學教授,卡內基梅隆大學很重視這宗案子,於是派出陳文成的同事及曾經擔任法醫的韋契特(Cyril Wecht)到台灣了解事件。 由於台灣當時已與美國斷交,僅靠美國國會的《台灣關係法》維持半吊子的關係,對美國倚賴極大,主子要來,台灣沒有辦法只得打開大門。當時台灣仍是戒嚴時期,新聞局長是留美博士宋楚瑜,美聯社駐台記者周清月(Tina Chou)發出新聞稿,說韋契特等來台灣「驗屍」(autopsy),宋楚瑜勃然大怒,說周清月的報道「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說周的稿子應該寫作「審視」(view)陳文成的屍體,更取消了周清月的採訪證。韋契特看了陳文成的屍體,回到美國後表示,陳文成「可能是以側着身子的姿勢被丟到地面」,也就說,陳文成之死是他殺。同行的陳文成同事狄格魯進一步說,此行中的發現,不能打消他對「中華民國政府某些部門可能涉及陳文成死亡案」的看法。韋契特並以〈台灣謀殺案〉(Murder in Taiwan)為題,在《美國法醫暨病理學期刊》撰文闡述始末。 縱然如此的調查結果以及陳文成姐姐的目擊證言,陳文成案一直沒有水落石出。三十一年來,台灣由戒嚴而至解嚴,由蔣家到李登輝而陳水扁再到馬英九,但英年早逝的陳文成之死從未有正式的調查結果。陳水扁和馬英九上台伊始都說要再查,陳水扁二○○○年五月看了陳文成案宗卷後說要徹查,弄個水落石出,結果到他下台之時,不要說調查,連專責委員會也沒有。馬英九二○○九年也說過類似的說法,但失望透頂的陳文成家人早已失去信心,不相信馬英九會查出真相。 粗暴對待異見者 李旺陽案令我想起陳文成案的原因,不僅是不同政見者的離奇身死,而是從生而死過程中,國家機器的橫行粗暴和顢頇。台灣的警備總司令部和今天大陸的國安公安在兩案是二而一的都是大棒子,擁有無上權力,不受法律牽制,只要認為誰有嫌疑,各式暴力馬上到來。陳文成姐姐看到的是一具滿身傷痕的屍體,李旺陽家人看到的是什麼?韋契特雖不能驗屍,但總算可以「審視」,最後得出「給人丟到地面」的結論。於陳文成家人而言,韋契特的一番話猶如春雷乍響,官方沒有調查結果,但民間的調查已然把警備總司令部的謊言戳穿。李旺陽則是迅速火化,連質疑的機會都沒有,如果明年中國國務院反駁西方的人權報告,自詡中國人權大有改善,我相信,還記着「李旺陽」這三個字的都不會同意。 中共和國民黨在對待不同政見者是孿生式的同一手段,和這兩個政黨是列寧式政黨有直接關係。更進一步的是政治自卑感作祟,宋楚瑜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喬治城大學博士,論文師從政治學者Jeane Kirkpatrick研究中美關係。以一個接受如此深厚西方教育的學者型官員,理應充滿理性客觀,可是宋楚瑜掙脫不了軍機處行走的封建,無法擺脫中國政治裏的桎梏,所以才有「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之語。這些話,中共後來拾宋楚瑜牙慧,一談到人權,馬上祭出「不容侵犯」,新意一點都沒有,折射出是威權政治不因黨派之別而不同。 李旺陽之死比起陳文成不值,陳文成死後,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炮口朝着台北,蔣家政權被迫調整政策,其中縈縈大者有三,一、警備總司令部以後約談不同政見人士,不能隨意秘密約談;二、取消海外黑名單;三、國民出入境毋須警備總司令部同意。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正式成立,嗣後是開放黨禁;一九八七年,台灣宣布結束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期;一九八八年,台灣開放報禁。今天台灣已是一個西方政治學裏的正常政權,陳文成案毋庸置疑是其中一個觸媒。 中共心狠手辣 李旺陽悲情身故,只留下一坯骨灰,無以控訴中共殘暴,在這一點,中共比一九八一年的國民黨來得心狠手辣,與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的無法無天不遑多讓。李旺陽懸着窗前的圖片帶來的震撼,令人從大國崛起的說詞中清醒過來,偏安一隅的港人無語問蒼天,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我找到陳文成案主角之一、美聯社記者周清月的一篇文章〈寫給台灣的情書〉—— 「一九八一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當年政治的封閉、言論的壟斷、異己的肅殺,已成昨天的夢魘。台灣人誰也不想、也不會再過那種日子。年輕人也想像不出,他們的爸爸媽媽,曾經提心吊膽地過日子,怕說錯話,怕認識錯人,怕讀錯書,怕出現在錯的場合。陳文成若投胎,一定會覺得現在的日子,太好混了。他當年惹火當權者,只不過是因為在海外支持島內黨外的民主運動而已。他若還活着,一定會很羨慕現今海外異議人士的權利。」 一九八一年,陳文成被殺,屍棄台灣大學;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台灣從此脫離獨裁的兩蔣年代。 前後七年。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樸、聞一多先後遇刺;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撤走大陸。 前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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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麗婷訪包致金:談香港核心價值——活得有尊嚴

【蘋果日報】六四以後,七一之前,香港人的心特別痛也特別熱。 六四鐵漢李旺陽上周三被發現在邵陽大祥區醫院死去。他在獄中21年被折磨至雙目失明、雙耳失聰、一身是病,都沒有死去,外間不相信他會在今天自殺。 有歷史學者綜合研究後提出過,中國內地固有的道德價值,在大躍進大饑荒及文革以後,已經崩潰。香港7.1回歸中國主權15年,港人還保持着怎樣的價值觀?一國兩制下努力維護司法獨立的香港,珍珠上的雪亮,是那一抹尊重人權的光芒。 跟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 Kemal Bokhary)討論香港核心價值,他用書面回答了記者的提問。在他心中,香港最重要核心價值是:「尊重人的尊嚴。這種尊重,躺伏於人權中心思想裏面……讓我們忠於自己,活得有尊嚴。我們遵此對人,別人也遵此對我們。」在這個價值觀上,包致金自信準確掌握港人看法,並且是站在香港的大多數之內。 李旺陽飽受摧殘,離奇死去,刺破人民的心。記者上周四就此事再向包官透過電郵提問:「那絕對不是一個尊重人的尊嚴的個案,也不是一個尊重人的尊嚴的地方。在港人共同的未來裏,你有信心尊重人權的價值觀,能繼續在香港保持、受保護嗎?」他親自回覆說:「我絕對肯定香港人會盡一切努力維護我所說過的核心價值,雖然不是絕對肯定,但我卻有信心,我們會成功的。」 司法獨立 絕不低頭 一直在法庭上捍衞人權,捍衞憲法賦予的基本公民權利,包致金從不向社會輿論、政治現實妥協。香港回歸中國主權治下是現實,但維持香港司法獨立是原則,也是從《中英聯合聲明》就承諾好了的。他認為司法決定需按法律而行,跟從政治必亡。一切政治現實論,他作為法官,都不看,「有些人是不相信法治的」。他維護香港人示威權利,認為那是政治進程裏的重要部份,「尤其在香港這個民主還沒有完全發展的地方」。 可是,包致金很多時候是法庭議決上的少數派,甚至是唯一的少數派。他真的是「包拗頸」嗎?他明白廣東花名「包拗頸」的意思,但最重要是,他明白為何別人會這樣稱呼他。「我沒有喜歡,也沒有不喜歡。不如這樣說吧,我明白為何自己被這樣稱呼」。 1999年人大就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問題釋法,抱人道精神站於弱勢內地出生兒童一邊的包致金,不接納特區政府遣返令,法庭四對一裁決,政府得直,他是唯一反對的「拗頸」法官。另一次終審法院裁決,他認為憲法中家庭團聚權利應可解釋至領養子女身上,以一敵四,把孤單的一票,投給了港人內地領養女童談雅然。這一趟,他在法庭又輸了,但在法庭以外,因為他,生長了一個敢於追求生命權利的美麗故事。 「四比一,只有他站於我一邊」。談雅然是2001年內地領養子女申請居港權的主角,輸了官司,贏了輿論,同年年尾獲批單程證來港與養父母團聚。現年25歲的談雅然已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畢業,曾在亞洲善待動物組織工作,現於港大當研究員。為了追求生命理想,她準備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政治哲學碩士,希望將來能念博士,研究動物權( Animal Rights)。 「一切有感知的生物,都不應受苦,每一個生命,都應該活得有尊嚴,都應該自由地生活」。這一種理念,比包致金重視人的尊嚴還要偉大。內地領養過來的香港女孩,當年不懂得誰是包致金,11年來,沒有親身見過他一面,只有在港大念法律時,讀憲法部份,看到自己的個案,看到包致金的判詞。「不少法律學院內的同學,都很欣賞包致金的法律觀點,曾經在 facebook開了一個 Bokhary appreciation society。他是我的 intellectual idol,給我很多鼓勵」。 堅持信念 法庭良心 雅然最近透過記者協會轉交給包致金的一封信,講述了她的成長,她的努力,她的近況,讓法庭上的「包拗頸」感動。以下是她信裏的節錄: “But if anyone has taught me to embrace conscience and justice at all costs, it is you(Bokhary).” “I am so lucky to be able to stay by his( her father) side and take care of him all these years. I can’t provide material comfort for my parents in the years to come, if ever. But keeping them company and happy is what I’m capable of. Happiness, sometimes, is that simple.” 已經做了爺爺的包致金,對雅然父母擁有的家庭之樂,感同身受,給雅然覆了一封親筆信,鼓勵她繼續為法治精神努力,還相約稍後見面一起用膳。 走過23年法官路,65歲之年,包官淺淺回望年輕時的自己,「若果我現在向老同學(英皇佐治五世學校校友)假裝着當年那個清高理想主義者的模樣,他們準會被逗得發笑」。小時候,他認為法律應該是尋求公正的,而好一部份親友都是律師,他們以此信念而行,也影響了今天的法庭良心。 包致金在英國修讀法律回港後當了大律師,李柱銘見過他在法庭上盤問證人。策略上是要尖銳的,偏偏他心地好:「明明問到好狠,但之後又不想太過份,要補幾個字(調和),留有餘地。他仁慈,適合當法官。」從70年代就認識包致金的余若薇說,終審法院內的音響設計不好,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包致金,說話又多又快,經常聽不到他說甚麼。但對他所說的核心價值,尊重 human dignity,她很有同感,「不抽象,好多人會明白。就是不要做傀儡,不要做傷天害理的事,重視人的尊嚴」。 尊重人權 懂得包容 聽其言,觀其行,從近到遠,在法庭以外接觸包致金,看他怎樣對人,聽他怎樣演說,讀他的書信回覆,看他判詞金句。他對人尊重,言出必行。他的友善,看得到,也讀得到。 包官不讓人嘗試做一件事前就絕望,早前記者提出訪問邀請,他不拒絕,卻透過秘書轉達,「除非給我很好的理由,非要我現在接受訪問不可」。他親自叫秘書留給記者電郵地址,留下一個希望,最終留下他與港人共同希望的看法。 怎樣的人,就有怎樣的價值觀,1947年香港出生的包致金,從沒想過移居海外。誠實勤勞的父親,影響他至深。他看香港人是這樣的:「我想,香港人努力工作,也如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包容,我們把握了很多機會,也一起面對過困難。我相信,這是大多數人的看法,不用拗頸了。」 2012年10月24日將會是他作為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的最後一天,之後留任為非常任法官。「那天,你將會看到我在法院裏工作」。 後記 如包致金所說,法官一般只會在法律期刊發表意見,絕少接受個人專訪。嘗試親身接觸他,在悶熱5月的一天開始。記者按慣常做法,在終審法院門外守候。草蚊子兇惡,尾指的一針癢得要命。太陽快將要下山前,包致金從法院側門出來。記者上前,最警覺的是他的司機「豬仔」。「對不起,我不能跟你談,我趕着去醫院」。當他聽到邀約訪問的請求,卻又輕鬆回答:「好。」上車前一刻,禮貌地說:「你想甚麼時候?」法官這個提問令記者愕然,張口想說之時,又被封後門,「還是先找我秘書好了」。不想錯失機會,記者請他留個電郵地址,直接傳達訊息,「希望你跟我們談談香港核心價值」。他全都笑着點頭說好,再囑咐司機把秘書的電話交給記者。在寫好一個電話號碼的時間裏,法官突然打開車門對司機說:「你給我撥電話,我親自跟秘書說。」言出必行,保證落實,他是這樣一個的法官。 包致金被法律界喻為終審法院最勤力法官,參與審理案件超過九成。 包致金(前排右二)認為巿民的警覺性及新聞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最強大的守護者。 包致金(前排中)眼中,香港司法獨立受過幾次打擊,最後仍然生存而且會繼續生存。 當年不獲居港權的談雅然,最終能在港成長,立志維護一切生命權利。 Interview with PJ Bokhary: Freedom-loving People to Sustain HK Core Values In a written reply to Apple Daily, the permanent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Mr Justice Kemal Bokhary expresses his views on Hong Kong’s core values, of which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is top on the list. He is confident that Hong Kong people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protect judicial independence, self-expression, civil liberties and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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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非關中國的六四

【蘋果日報】雖說六四激起過香港人的國族認同,並且成為一條始終綑綁住香港和大陸的紐帶;但也不能忘記當年「血濃於水」那句口號的前提:我們是中國人,但我們是種不太一樣的中國人。非常奇詭,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正正在於我們依然紀念六四,以及我們紀念它演繹它和消化它的方式。簡單地說,六四成了不少港人的身份證,它固然清楚列明了「中國人」這三個字,同時卻又在這三個字的前後加上引號。 六四首先是道不可繞過的道德關口。香港幾乎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沒被問過「你對六四有什麼看法」,支持平反六四並不會使你成為聖人,它只是合格的底線而已;假如像梁振英那樣「不是不感動,只是不回應」,那就得在道德可信度這一欄上打交叉了。 在這座不公義不神聖的城市,六四燭光晚會乃是僅見的精神儀式;你可以不參加,但你不可以冒犯它。建制派不怕發動支持者阻撓七一遊行,可它絕對不敢干擾六四集會,就連在言語上都不能逾雷池半步。如果警方和政府想要找它麻煩,那簡直就是自討苦吃,即便是根本不打算參加集會的市民,恐怕也要不滿憤慨。 近些年,自由行是維園燭光晚會的要角,大會每年都會請他們舉手現形,媒體也想盡辦法讓他們受訪。不過我記得,多年之前,大家用以分判彼此的標準之一卻是對六四的看法。我們集會,他們旅遊;我們在乎,他們不解我們的在乎;於是香港人就是堅持平反六四的道德主義者,大陸人則是昔者往矣別再提起的新人類。 沒錯,六四和中國有關,可是卻成為香港人自我認同的核心,甚至能夠用以區辨自己和其他中國人的那點「不一樣」。於是我們臨走的時候一定要清理地上的燭淚,並且拍照,並且上網,好使人家看見我們:這就是香港人了,文明、秩序,道德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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