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政呼吁中国公布六四镇压的真相 流亡海外的伤残民运人士方政从美国到达香港，准备参加香港的六四事件纪念活动。 方政呼吁中国公布六四镇压的真相，为六四事件洗冤昭雪，将有罪者绳之以法。 方政在”六四”时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他在1989年6月4号的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时被坦克压断双腿。 之后，他因为拒绝否认遭坦克碾压致残的真相而连遭打压，生活坎坷，也失去参加世界残疾人运动会的资格。 46岁的方政在机场接受香港媒体采访，反驳所谓“六四坦克没有辗压百姓”之说，方政说：“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坦克车是从后面追杀我们的。历史不能掩盖，真相不能磨灭”。 烛光集会 2009年，在美国人道救助团体的协助下，方政与妻女抵达美国并定居。 这次方政抵港是在香港民运团体支联会的帮助下成行的。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希望通过方政的亲身经历，在香港纪念六四的烛光集会上让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香港更多市民了解六四真相。 近年来，王丹、吴尔开希等一些著名的北美民运人士到香港纪念六四时被拒入境。
阅读更多今年逢6•4天安门事件23周年，前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也逾21年。大多数“植入型”（或称“外铄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诸国，在一代人的老去之后，共产主义带给这个民族的耻辱与痛苦渐成历史；但在“内生型”（亦称“原发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及中国，前者还处在开明专制状态中，后者还未能进入开明专制。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很有意思。 共产党国家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原发型。这些国家是共产革命的原发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本国的武装革命建立起来的，如前苏联与中国；另一类是“外铄型”，如东欧国家那样，是在外国军队占领下，将由外国政府训练好的本国共产党干部输送回国，从而扶持起一个依靠外国的坦克机枪维持的共产党政权。前东德共产党干部列昂哈德•沃尔夫岗的《革命之子》一书（1980年出版，英文），其中有一节“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记述了他跟随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乌布里希，在苏联枪炮护送下回东德建立共产政权的过程。 如果用“玩牌”这一形象的说法，在内生型共产国家，是统治者与本国的反对武装力量双方玩牌，支持列宁的德皇威廉二世与支持中共的苏联，都不正式出场，只是暗中送上几张好牌支持其中一方而已。但在植入型共产国家中，除了本国统治者与不成气候的反对者之外，还有手持王牌的外来者，其力量足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两种不同的牌局决定了这两类共产国家的历史命运的不同。内生型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多半起因于内部的瓦解；植入型共产党政权的情况则取决于外部变化。 在植入型共产国家，历史上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多数民众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缺乏发自内心的拥戴。相反，他们往往把政治高压看成是外国势力撑腰的本国傀儡政权的不得已作为，对本国共产党政权的不满与维护民族独立、维护本国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东欧的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先后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社会根源就在这里。在这些国家，一旦最有决定力量的玩牌者退出——即外国扶持者放弃其干涉内政的立场，傀儡政权就可能随时垮台。 苏联和中国同属“内生型”共产国家。这两个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共产党政权，既有内在的深厚社会土壤，也有外在的一些所谓“历史偶然”。 先说“历史偶然”因素。比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就不可能得到德国的经济支持，军队也不会反战，十月革命可能就无从发生。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早期的中共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日本侵略中国，中共也不可能生长壮大到打赢内战。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农业社会占据经济的主要成分，小农构成社会成员的大多数。这类社会中，共产党的乌托邦宣传比较容易骗取民心；而城市的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传统则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小农的汪洋大海所吞没。这些，都构成共产国家的“内生”社会土壤， 俄中两国在共产革命前夕，都是农民大量破产并半无产化之时。1861年，俄罗斯开始农奴制改革，农奴成为自由人，但需要交付巨额赎金，不少农民无力经营农业。加上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原有生产方式的挤压，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民粹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俄罗斯封建制度发生碰撞，俄罗斯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这一状态下产生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批代表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 益的年青知识分子冲上了俄国的政治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民粹”两个字就是从俄语的“民意”转译而来的。民粹主义不加分析的把资本主义大生产视为衰落和祸害，对大规模商品生产深恶痛绝，带有明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在19世纪60-70年代的俄罗斯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在19世纪中晚期，本来就已经承受着不堪负载的沉重人口压力，再加上口岸通商，资本主义工业品严重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破产与农民半无产化这一痛苦过程，产生了大量游民。清朝廷对付的各种会党叛乱民，其实主体就是游民——失地农民与城市无产者。各种思潮通过大批留洋学子而涌进中国，但无论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其他的各种主义，都不如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大。 一个穷人过多的社会，对民粹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以个人自由为特点的自由主义更是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很容易接受以消灭阶级差别与均富为号召的社会-共产主义思潮。在这种社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属于内生型。这种内生型共产党政权一旦建立，除非它因内部严重分裂或经济危机不能自我维持下去，一般不太可能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而解体。它的长寿特征造成了社会内部对现代民主的隔膜，甚至出现包装在爱国主义旗号下的拥护专制、抵制民主化的思潮以及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即便这样的国家实行改革，甚至开启了民主化的历程，也不可能象植入型共产党国家那样形成与共产党制度划清界限的社会氛围，于是，旧体制的游魂就会和转型中的权贵组成种种结合，左右舆论、蛊惑民心，因而走上漫长而反复徘徊的转型时期。 中俄两国只有一点不同：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就开始将它的一只头转向了西方。在数百年近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一直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摇摆不定。它时而表达自己对西方文化的钟情，时而又强调自己 的东方特征。也正是因其两只头的朝向摇摆不定，俄罗斯的文化归属属于边缘化状态：西方从未视俄罗斯为欧洲文化的成员，而东方更从未将俄罗斯当成亚洲国家的成员。在东西方文化中的长期犹豫和彷徨，导致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特色：外表上具有西方民主制的选举制形式，实质上却奉行东方专制特色的强人政治。 但中国从来只有一只头，这只头更是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方向。中国虽然也高喊要学习西方，但从晚清时代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体，西方科技”为用，其政治内在禀赋从未变过。如果说俄罗斯现在已经进入开明专制阶段，政治反对派所要求的是建立完整健全的民主制度，那么中国则距离开明专制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的“共同底线”，无非是希望当局实行开明专制，区别只在于是由共产党继续领导，还是让共产党内部分为两派，通过党内民主程序 决定由哪一派执政。
阅读更多记念刘和珍君 刘和珍 《记念刘和珍君》作者是 鲁迅 ，选自《 华盖集续编 》。原文于1926年4月12日发表在《 故事会 》周刊第七十四期。 刘和珍 (1904一1926)女，江西省 南昌 人，先后就读于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带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反动 军阀 宣战，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 三·一八惨案 ”中遇害，年仅22岁。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陨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目录 记念刘和珍君 一 中华民国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 段祺瑞执政府 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 程君 ，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 编辑 的 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 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 长歌当哭 ，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 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 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 刘和珍君 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 中国 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 杨荫榆 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 刘百昭 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 偏安 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 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 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 张静淑 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 立仆 ；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 三个女子 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 军人 的屠戮妇婴的伟绩， 八国联军 的惩创学生的 武功 ，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 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 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陶潜 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 殒身不恤 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 语丝 》周刊第七十四期 选自《华盖集续编》（《 鲁迅全集 》第3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阅读更多在23年前北京六四镇压中伤残的流亡民运人士方政到达香港，参加六四纪念活动。他表示，北京平反六四，也许这届不行，也许下届行，也许等得更久，但人们要坚持推动，说出真相，拒绝遗忘。 这些年来到香港纪念六四的民运人士，有些获准入境，有些被拒于门外。方政这次来香港，是做好被拒绝入境的精神准备的。但是他在香港民运团体支联会的帮助下成功了，在5月31日傍晚入境。 方政在接受VOA专访时表示，让他入境是香港政府遵守法律的正常行为，可能是政府没有受到更多的压力，也可能是因为不知道而疏忽了。“我很顺利地入境，所以我觉得，香港政府还是保持了一国两制的基本状态，这是很可喜的。” 1989年6月4日，北京体育学院应届毕业生方政为救其他学生而被坦克辗断双脚，他后来因为拒绝否认六四真相而连遭打压，生活坎坷，也失去参加世界残疾人运动会的资格。2009年他与妻子和女儿流亡和定居美国。他说，每年六四在传媒上看见香港维园的烛光，都很感动和激动。 方政说，中国当局曾在国内封锁消息，“后来我们知道，原来在香港，还有这么一个组织机构，这么一群人，他们没有忘记六四，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方政在谈到他们过去在中国获取信息的时候表示：“美国之音曾经是我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以前经常有干扰，但是如果短波收音机比较好的话，它的干扰时强时弱，大多数情况下，调整方向啊，反正想办法都是能够听到的。“ 关于敦促中国当局平反六四，方政说：“这是我们的要求，我们要提，我们要做。至于官方如何回应，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这届不行，也许下届行，也许时间等得更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去推动平反六四。” 方政批驳了所谓“六四坦克没有辗压百姓”之说，方政说，他就是证据，证明坦克车是从后面追杀学生的。这位八九民运的见证人希望在香港纪念六四的烛光集会上把当时中共当局血腥镇压的真相讲给青年人，让六四翻案的努力代代相传。 中国当局曾先后把中国八九民运称为暴乱、动乱和风波，当局曾一再坚称，当时的政府对策是正确的，否则就没有后来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大发展。
阅读更多在全球各地纪念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六四事件23周年之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6月3日下午5点到晚上9点，在纽约市中心的时报广场(又译时代广场)的7大道39街至40街，举行“勿忘六四”纪念活动及烛光晚会。届时，知名艺术家陈维明先生制作的同参与六四镇压的解放军T69坦克车实际尺寸一样的模型将出现在时报广场，并伴有当年北京青年王维林冒死挡坦克一幕的行为艺术。 中国民主党热切邀请近期内来美研读法律，但仍在养伤调整阶段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能莅临现场并发表讲话，并希望将把去年12月授予陈光诚的第二届自由运动杰出贡献奖奖状和奖金当面交与陈光诚。 时间：2012年6月3日美东时间下午5点至7点 纪念活动晚上7点至9点 烛光晚会 地点：时报广场/7大道39街至40街 美国之音VOA现场节目将全程直播纽约六四纪念活动。 敬请点击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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