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审查

凤凰网|广师社前董事长何林夏3月已被捕 总编辑刘瑞琳同期被免职

5月22日,广西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消息: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何林夏今年年初刚刚当选2015年中国图书业“年度出版人”。他掌舵的十余年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后文简称为“广西师大出版社”)从一家偏居桂林的地方单体出版机构,一跃成长为全国知名的人文社科图书品牌,其打造的“理想国”、“魔法象”、“新民说”品牌也在读者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也因此,何林夏被捕的消息一出就受到了极大关注,更在社交媒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诸多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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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国航内部通告:关于停止配备境外报纸的通知

根据上级关于加强境外报刊政治审查、进口许可等相关国家新闻舆论的要求,为防范境外非法出版物经公司航班进入客舱及入境的风险,公司将不在外站配备境外回程报纸,所有报刊改为由北京出港统一携带。

请乘务组严格落实回程报纸、杂志的预留和交接。如遇有旅客问询是,请做好相关的解释工作,提示语言如下“________先生/女士,由于国家加大了境外报刊的审查力度,我们将不再配备境外报纸。在机上,我们为您准备了多种杂志、环球时报、中国日报……供您选择,希望您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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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科夫|想要争论文革,先读完这些书再说

想了很长时间,决定还是要说说这个事,因为实在太重要了。这事就是文革 1、 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任何正常的社会对这种大灾难都应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不过由于当下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文革好像再次成为了禁忌话题。 不仅如此,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出现了一些“膜”文革的声音,实在令人感到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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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阎连科:丧家之犬

旧习难改。尽管离开农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却从未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在我家乡,一年真正的开始是大年初一。 农历的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儿子找工作。那时他已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带着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他坚信,若想在中国有所作为,需在法律系统中谋到一份公职。然而,因为不是党员,他几乎没机会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当他还在读本科时,不止一次考虑过加入共产党,每次都被我劝阻了:‌‌“难道人必须要成为党员,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的经历使我感觉我应跪在党的领导面前,求他们给入党和未入党的年轻人同等的求职机会。 黑暗的2011并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书》——一本直面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中所受创痛的小说,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绝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谁敢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谁就将被关掉。 这部小说花了我20年构思,2年时间写作。作为一个作家,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将成为中国文坛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就是如此,对我来说,除了接受,别无它选。我只能长吁短叹。 厄运连连。伴随着书不能在大陆出版的梦魇,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强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条公路要拓宽。强拆如飓风来临。没人向我和邻居们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赔偿没有商量余地,不管原有面积多大,盖房子花费多少,一律只有50万。大家还被告知,‌‌“谁愿意跟政府合作,将会额外奖励70万。‌‌”两项加起来共有约19万美金,看起来数额很大,实际上在今天的北京,这些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 居民们与强拆队之间剑拔弩张,大家发誓,要用生命维护财产和尊严。 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区的墙被强拆了。一些疲于应战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去。随后,一系列的盗窃案出现在小区,大家心知肚明,这只是用来吓唬居民们的策略而已。报警毫无价值,其幼稚程度与小学生报告说铅笔被偷无异。 11月的最后一天,离强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贴了一份对H和W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不要再跟被拆迁者玩‌‌“猫鼠游戏‌‌”。我当然知道,这封信不会到达它该到的人手里,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从而向当地政府施压,在强拆期间避免流血冲突。 我的公开信被大量转发,几乎立刻传遍全国。然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12月2日,凌晨五点,一队戴着头盔的便衣男女,从窗户闯入我邻居家中。在向入侵者声明他反对拆迁后,我邻居被带走关了起来。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门外,随后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个戴头盔的便衣围在自家房子边上。 整个12月里,有30多户被迫同意拆迁,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结束了。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一个公民和作家的尊严,尚不如一只饿犬向主人摇尾乞食重要;一个公民可享有的权力,还不如一个人手中握住的空气多。 我很想哭。有时我甚至会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哭一场,也是一个不小的特权吧。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妙的梦境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断的灰心、丧气。 我身心俱疲,只想离开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渴望能在家乡开始一个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亲和亲人们待在一起,让他们简单的温暖带走一切冰冷、焦虑和恐惧,远离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围我的东西。 我回到了位于河南西部的家乡嵩县,与我80岁的老母、兄长、嫂子、侄女们一起过了十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说笑话、打麻将。无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经历过的不幸,我们像过着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见,皆是灿烂阳光。每日所感,都是亲人关爱。那十天,我们坐在电视前,一起看肥皂剧,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很一般,但家里的暖意驱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觉很安心。 除夕夜,我们按照传统,一起吃了顿饺子。母亲把她的一些饺子分给我,以示关爱。一小缕头发垂下来,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这多么美妙!‌‌”她说,‌‌“我们现在能吃肉馅的饺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穷的时候吃野草一样多!‌‌” 我哥哥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骑自行车到处送信的邮差,现在他退休了,开着我用版税给他买的车子。‌‌“为什么有人会恨政府呢?‌‌”一次他载我去看望一个住在山村里的亲戚时,在路上问我。‌‌“我们生活的很好,这还不够吗?‌‌” 我两个姐姐都是农民。她们很爱看一个清宫肥皂剧,剧中的皇帝很聪明,做事游刃有余。姐姐们希望我也能写一个那样的肥皂剧本,既有钱,又有名。她们说,只要写出一个成功的肥皂剧就会让整个家族脸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这些东西,还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这几年获得的财富,是否真的让中国人民坚信,吃得饱、穿得暖真的比权力和尊严更重要?或者,在他们看来,一盘饺子,口袋里的一点钱,比权力和尊严更有用? 我没问,也不想深究,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我而言,我更愿意保持尊严,即便那意味着饥饿至死。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这也应是文化人的基本原则。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为何要抱怨?就连文化人都将食物和钱置于尊严之上,我怎能以此来批评我的亲人们呢? 大年初六是出门的吉日,我该走了,亲人们都赶来与我道别。与以往一样,每逢这种场合,母亲都会掉眼泪。但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开口。 ‌‌“多和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边低诉。‌‌“别做让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后,哥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过年的,我就没说给你听。要记住:别管是为了什么事,都别惹政府。‌‌” 我外甥陪着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处。‌‌“我妈让我告诉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写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就写点夸政府和国家的。别越老越糊涂。‌‌” 我点了点头。 ‌‌“告诉你姥姥、舅舅和妈妈:别担心我,我很好。我写的东西很好,我也应付的来。除了皱纹和白头发越来越多,没别的烦心事儿。‌‌”说完后,我开车离开。 一边开车,没来由地,眼泪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为我母亲、兄长、亲人们以及那些同样有了吃的就忘了尊严的陌生人们?还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权力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声哭泣。 我停下车,任涕泪肆意横流——落到我的脸上,流进我的心中。很久之后,眼泪干涸了,我又发动了车。我在开回北京的路上,喘着粗气、焦虑万分,就像一只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丧家之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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