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作者：徐佳 周舒 苏娅 日期：《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1月15日          受访人：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著有《无穷的困惑》、《另一种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          刘瑜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民主的细节》等          资中筠 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底线伦理》等                                       谈伦理避不开制度建设          第一财经日报：近期的小悦悦事件等，引发大众对于社会伦理的讨论。在你看来，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许纪霖：小悦悦事件，背后有伦理的问题。学术圈对它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太多的国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 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因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来就是唤醒良知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是，小悦悦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家季卫东教 授认为小悦悦事件要和彭宇联系起来。如果彭宇事件不能翻案，它将催生更多小悦悦事件。司法不公正，司法不支持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话，很少有人会表现出良 知。          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 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 否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          资中筠：我相信这一伦理问题的提出是真诚的，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我们社会的道德在滑坡。          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有些问题属于制度上的，本来应该改变制度，但这样一讨论，就变成道德问题。今天某种道德的滑坡是制度造成的，你老老 实实干事未必得到好报，但你搞邪门歪道很容易得到好处，这是制度和政策的问题，不是个人道德问题。在这个社会里，依靠自己良心做事、道德高尚，非常难，而 同流合污非常容易。“毒奶粉”事件虽然说明这些人本身道德很成问题，但是，有没有追问：为什么今天是“毒奶粉”，明天是“地沟油”？造成这些问题的环境是 什么？必须靠法律监管，各国都如此。如果市场经济没有法律监管，人必然会这样做，因为别人这样做，而你不这样做，你就破产了。因而用道德问题掩盖制度建 设，是这些讨论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谈伦理重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回归传统道德，而且还要进行公民教育。我们教育小孩，不应让他念《弟子规》，讲“忠、孝、 节、义”，而应该进行公民教育，告诉他现代公民有什么社会义务、有什么权利、通过何种合法手段维护权利、如何尊重别人的权利，如今这一套教育完全缺失。如 果现代环境中缺乏如何生存的教育，你叫他回家天天给父母磕头有什么用，到时他照样会为利益的问题，六亲不认。所以，用回归传统道德抵制公民教育，虚伪而有 害。如果真要回归儒家，应该看看孔夫子认为做官怎么做。儒家思想中有可取的，也有适用于那个时代而不适用于现代的，但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管官的，不是管民 的，他说“以德治国”，所要求的是统治者用良好的道德来树立榜样，而非统治者自己什么都可以干，然后让老百姓提高道德水平。所说的“君子”，在孔子心目中 包含了“治人者”和“道德高尚者”两个概念，他有一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要求做官的在社会上以德行树立榜样，形成一种风 气。          现在讲社会伦理道德重建，当然是对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方法虚伪而无效，其结果会造成“伪君子”和“两面派”特别多。          刘瑜：普遍的道德虚无主义，既是教育的失败，也是制度的失败。我们既有的德育教育充满“假大空”话语，与现实生活脱节，难以唤起人们的真 情实感，应有的人文和公德教育又比较稀少。家庭教育里，很多家长都灌输“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考高分、上好大学、找挣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事，做人准则 反倒是其次。制度上来说，我们的制度奖善罚恶方面激励机制有限，而且公益组织、公民团体成立成长的障碍很多，也限制了善意的传播。                                     建立普世价值不能靠说教          日报：这些事件的发生，与资本的发展，和中国传统之间各有些怎样的联系？          许纪霖：有一种看法是，社会世俗化以后，经济发展、人心向“钱”。这种观念恰好背离了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训诫。我想并不如此简单。 社会世俗化仅仅是外在的诱发。问题的核心是，人心当中的伦理、社会的基本伦理，我们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当下是否依然存在。如果还存在，我想它可以抵御社会世 俗化后金钱对人的诱惑力。          今天的中国，很像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业大发展的时期。那个时代的英国，一方面，人的贪欲增大了；另一方面，它的宗教却很强大。一 些有钱人，依然循规行善，现在被誉为有信仰的资本。这证明了伦理和资本，可以并行发展。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同时也写了《道德情操论》。作为“一只 看不见的手”的资本以及作为“他者的眼光”的伦理，同时在发挥作用。而今天中国的状况却是，市场被引进之后，内心的伦理规范、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塌陷了。 欲望被大规模释放，以致到了不择手段、泯灭人心的地步。          至于国民劣根性，虽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它同样会改变。比如，香港在几十年的法治传统里，形成了新的传统。 整个社会相当有序，市民社会也相当发达。市民间守望相助；有钱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业，蔚然成风。所以不要夸大国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国民性里也有善的 一面。在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台湾地区，整个社会非常具有人情味，继承了传统之“美”。传统很丰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主要起作用的还是制 度。          日报：制度的改变与人性或说文化的改变，在你看来，在重建社会伦理的过程中是怎样一种关系？          许纪霖：我并不是唯制度论。制度也要靠人执行，如果人缺乏公民责任感、缺乏最基本的好人道德心，好的制度也会变坏。在制度重建的同时，我们也要致力于伦理重建。这是双重的工作，不存在谁决定的问题，可能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拖后腿。          伦理建设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但它不靠说教。公民教育课、爱心银行做好事奖积分等，不仅没用，还适得其反。目前，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健全的 社会。人性中的善需要得到鼓励。在宽松的社会下，人心之善自然会被激发。最可怕的是强迫为善。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根，需要通过自觉行善，获得自我肯定和道德 的自我满足感。当你“被雷锋”时，是得不到道德的自我肯定的，反而有种屈辱感。          当下，在各种伦理道德建设上，政府行为太强大了。政府不应当规划所谓的文明道德，而应当让社会形成自主的力量。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 NGO组织自主地在社会上发挥作用。道德是一种实践过程。王阳明说“致良知”，“致”就是实践的意思。良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          何怀宏：一个社会的“底线伦理”一再地被突破，就会产生普遍的社会性焦虑，普遍的社会性焦虑有时候可以通过个人的心理调适化解一部分，更 深层次的，有人会选择一种信仰，在信仰中找到一种安顿，于是能相对比较彻底地化解。但对大多数人，如果外在的、客观的造成你社会性焦虑的原因没有消除，即 使你有个人的努力，还是难以消除这种焦虑。所以，我们不仅要关心心理、心灵的问题、宗教信仰问题，还要关心制度伦理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反映在法制、食品安全、医疗体系等问题上，它涉及的是一个普遍价值的问题，即你对生命的态度。如果我们通过制度的调整、社会伦理的改善使自己和别人处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关系中，就会减轻这种社会性焦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底线          日报：你认为，伦理的底线在哪里，哪些是必须坚守的原则？          刘瑜：具体的底线应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似乎是伦理自觉的最重要原则，比如谁也不希望走路时一不 小心踩到一口痰，那么由己推人，你就不应该随地吐痰；比如人们排队时都不希望有人插到自己前面去，那么你就不应该随便插到别人前面去。但是我发现很多人缺 乏这种“由己推人”的伦理自觉。          许纪霖：世界各大古老的文明，无论圣经、古兰经还是中国儒家经典。基本的伦理和道德都是差不多的。摩西有“十诫”；儒家讲忠恕之道，“己 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相同的。十多年前，全世界的伦理学家和联合国都在讨论全球共通的伦理问题，即哪些伦理价值是为世界不同的文 明所能统一接纳的。有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最基本的伦理标准。在这点上，各大文明基本一致，可以称作普世价值。          日报：就制度层面而言，西方经验和中国传统中，各自有哪些“拯救人心”的制度设计？其中哪些特别适用于目前的中国现实？          许纪霖：一般来说，历史大转型的时候，都会出现道德沦丧的境地。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也曾浮现的乱 象。虽不至于丧心病狂，但道德沦丧的情况也有。中国的历史上，大转型时代也面临过诸如此类的阵痛。所谓阵痛，不是说不可避免。但值得更为警惕的是，政府通 过人为的方式进行的道德修正。在这个领域里，政府越是作为，社会越不能形成自主性的伦理力量。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 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因为社会自身存有免疫系统。过多的球蛋白，只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所谓正派社会，就是比儒家所说的君子社会要求低一点。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 君子和小子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虽不高尚，但也绝对不卑鄙。一个社会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尊重、鼓励和 肯定。反之，则让他们感觉羞辱。前几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个真小人的社会要比一个伪君子的社会可怕。伪君子社会也不尽如人意，但大家起码还承认基本 的伦理道德标准，即便是伪装。而真小人社会没有公认的基本伦理，大家都拿出一套丛林规则，人人唯我。这个社会很可怕，只会被暴力所决定。顾炎武说“亡国亡 天下”，亡天下就是社会丧失了基本道德标准。儒家道德标准太高，但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刘瑜：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但这种善意往往找不到“出口”，被荒废了。如果放开结社自由，慈善、公益、公民团体的成立门槛变低，很多人的善意就会变得“有家可归”，而且团体和团体的竞争会使得公益组织出现一个优胜劣汰的局面。          当然对民间团体的监管也很重要，否则骗子可能大行其道。还有就是言论自由，允许媒体、出版业、个人去发现、批评社会当中的恶行，也会使作恶的人有所收敛。          另外，给公益组织、公益捐款免税减税，也是常见的奖励善意的“制度设计”。                                                道德自觉让个人推动社会          日报：个人也有许多可为的空间。个人应如何看待自己在整个社会伦理的变化中所处的位置？又可以做些什么，来促动伦理的建设？          许纪霖：对于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建立正派的社会是对个人良知最好的正面刺激。如果不是彭宇案；如果救死扶伤，哪怕失误引起了后果也能免 责；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鼓励措施，令个人的爱心得到社会的肯定，更多的人就会放低顾虑，施出善心。至于个人，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与其抱怨人心不 古、周边环境太坏，还不如在日常生活中，力所能及地行善。行举手之劳，帮助老人、孕妇。每个人只要稍微有一定的道德自觉，相互间表现出一点点的善意，社会 就会改变很多。不能改变社会、就改变自己。即使不能温暖全天下人，至少温暖身边的家人、朋友和邻居。          刘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话说得挺好。          日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道德伦理的重建，是否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政治家以及公众人物、知识分子，是否有特殊的重任？          许纪霖：的确如此。公众人物因为享受特权，社会对他的责任要求也就越高。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公众人物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没有理由以 “普通人”为由而推辞。2003年非典，市民社会比较发达的香港，在政府能力不强的情况下，整个演艺圈站出来，用义演带动了社会。虽然有危险，他们也站出 来，公众人物就起这个作用。政治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对他们的道德要求应当更高。          刘瑜：我始终觉得公民作为纳税人，可以对官员的道德水准提出要求。但除此之外，在水平方向上，道德这种东西，最好用来要求自己，而不是别 人。比如哪里闹水灾旱灾，姚晨就一定要捐多少多少？王石就一定要捐多少多少？捐少了就要挨骂？我不觉得一个人成了公众人物，就应该受到普通人的道德绑架。 我看到凡是“严于律己”的人，一定也是“宽以待人”的，而那些“严于律人”的人，也往往“宽以待己”。那种公众人物应该怎么怎么样的思维，实际上是鼓励大 家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名人”，而不是自己的言行，这并不利于一个社会的伦理发展。                                              重建要靠社会自主力量          日报：经济发展的过程蕴含着对“个人”价值的张扬。这也导致了个人的原子化和社会的离散化，中间形态缺失，也使得伦理重建的重要层面——“社会”——缺失。社会如何才能重新生长出活力？你认为“社会”的存在对于伦理重建究竟有多大作用？          刘瑜：经济发展未必一定会导致个人的原子化，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缺乏结社自由，个人原子化则是必然的。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民间，放弃“家长制”思维，社会就有可能生长出活力。伦理重建的基础应当是社会，伦理不大可能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大跃进方式建设出来。          许纪霖：中国目前的状况恰好是政府行为太多。文明城市、文明单位评比、考核将道德量化等等。与其大规模地搞指标性的评比，还不如给社会更 大的宽容。过去传统社会有士大夫领导，今天这个社会当然是平等的社会。但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更大的道德责 任。同时，每一个公民应当有自身的责任感。这几年，上海的志愿者团体涌现出很多，令人欣喜。但他们的工作有时候受到限制，善意往往被挫伤。在当下的中国， 一方面是恶在增长，但也有善的力量在崛起，只是没有得到制度和社会的肯定。怎么样才能星火燎原，形成一群人做善事？怎么样让行善者得到鼓励，从内心滋生出 成就感？在伦理重建的过程中，除了制度的完善，健全一个良善的公民社会也至关重要。          日报：在你看来，社会的重建和自我教化，依赖于哪些价值观和共同意识？          许纪霖：从一个低的标准上看，共同价值观还是存在的，否则不会有舆论的谴责。舆论谴责本身就反映了某种共享的价值。只是说价值不够强大， 许多人承认它，但一旦涉及个人，就灵活运用了，我称之为道德的相对主义或实用主义。其次，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没有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传统的儒家有义理性 的表达；基督教有教义；在现代社会，宪法也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表述。但当下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宪法教育，儒家传统衰落了，西方的观念也没有得到承认。从 大学到中学的政治课，意识形态说教太多，但朴素的公民教育反而很弱。包括对伦理道德的学术研究、论证也是很薄弱的。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所依赖的更多应该是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更多加强法治与宪法教育；更多地建立多重的伦理价值。儒家、基督教或是佛教的信 奉者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一部分。中国过去讲三教合一，即儒道佛三教合一。这三教之间的基本价值相同。如今，我们能不能让各种信仰的人心 平气地和坐下来对话，寻求共识呢？找到的共识就是社会基本的核心价值。                  《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11年11月15日 版次：T34 作者：徐佳 周舒 苏娅      链接：http://www.yicai.com/news/2011/11/1198499.html

当然，我更常翻译为“平庸之恶”，因为这是阿伦特的原意：这样的恶，源于“不思”，平庸的人不思，未必总是恶，有时候，例如纳粹时期，平庸之不思，是一种恶。还有一种平庸之恶的情形，参见我的博客左栏自写文本，那是我永远要思考的问题。阿伦特曾批评当时大部分犹太人配合纳粹迫害犹太人，平庸之恶，最初由此而来，为什么他们不反抗？这问题后来是，为什么他们不思考？最后，那个受审的德国人的名字，按照德国发音应是“艾赫曼”。顺便提及：这个周末的行为经济学，大约是最后一讲（周六和周日），我提供这学期课程的一种总结。 恶之平庸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45期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21日  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 | 注册财新网 　　 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 刘瑜 　　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细长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薄嘴唇。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大街上到处可见。但他又不是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对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待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访者的底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我好奇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那份看守的报酬比那个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爱看《还珠格格》，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下一篇： 丁丁2007年的一篇文章—今天见到财新网发表—再次发表

  2011年12月4日下午的新政治经济学第十讲，我们结合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要叙述，讨论奈特的“社会过程”理论（下面第一图），并以社会主义各国的实验体制来演示社会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下面第二图）。    下一篇： 转贴刘瑜 —banality of ev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