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信力建 | (转载)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在总结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展开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这边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从 1930 年颁布《土地法》到 1946 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 20 年代末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帮助很多台湾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中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也许经济效果好,但是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分期十年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 20 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 50 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对此的说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 50 年代末,台湾农民开始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某些地方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不幸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忍饥挨饿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 20 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众所周知,炖好一锅肉,油盐酱醋等调料固然重要,但“大火改小火慢炖”这个环节却总不可少。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 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为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要求法庭宽大处理,并说:“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 1989 年 6 月 16 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 10 万民众参加了该仪式。 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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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名媛暮年,壮心不已

资中筠:名媛暮年,壮心不已-《财经网》 资中筠:名媛暮年,壮心不已-《财经网》 【黄哲/文】 在“名媛”泛滥的今天,资中筠以她的身世经历与睿智优雅,还原了这个词应有的定义。她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浓缩为一套五卷本自选集,字里行间都是失落已久的中国士子的道统与风骨。 昨天是今天的奢侈品 犹记九月“理想国”沙龙那场说“民国”,尽管陈丹青、梁文道、张鸣等名角济济,但只有当资中筠矍铄登场,“民国范儿”才有了真正的说服力——出身于天津银行业巨子之家, 1947年办过钢琴独奏会,入燕京大学,后来转到清华,聆听的是冯友兰、钱钟书的教诲,连“闺蜜”都是宗璞……“她的思想是今天的,但是,她的风度与气质属于‘那个时代’,在今日中国几成绝版。”作家毕飞宇如是说。 但令人肃然起敬的绝非她的不凡身世,也不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长翻译、外交智囊身份——相反,资先生最不愿意接受的称呼是“毛泽东的翻译”,为此还特地写了一篇《关于我的履历》,“我是做过这方面工作,但不是我主要的工作。一个人的身价不会随着他为之服务的人的身份而提高,我追求的是自己独立做出的贡献。” 亲历过那场“理想国”的听众,恐怕都会同意毕飞宇的话:资老对当下的思考,可谓勇气、敏锐、精准和深度四维兼备。“有些女人是越老越美丽,毫无疑问,资中筠就是这样的人。”沙龙之后,崔卫平和刘瑜两位“因智慧而美丽”界的中青年代表,也成狂热“资粉”,“希望我到那个年纪,可以像资先生那样。” 忧虑是盛世的如鲠在喉 老太太绝大部分自己满意的作品,都是1996年退休后作的。这次广西师大“理想国”出版的厚厚五卷本《资中筠自选集》,“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资中筠说,“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纵观五卷文集:《士人风骨》、《感时忧世》、《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时而针砭时弊,时而漫谈人生,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特有的从容淡定。 资先生说,其实自己退休后,本想多写点闲情随笔、“少操点心”的,结果却发现外界时事和自身“士”的惯性,于是,“教我如何不忧虑”。老人家研究了一辈子国际政治,冷眼向洋地仍是当下热点——欧债危机和“占领华尔街”。“对全人类的忧虑,就是科技发展对人类是造福还是造祸,人能不能控制自己。从目前来看,几乎所有的国家或者实体,都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欧盟现在遇到危机,过了这个坎儿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它以后会怎么样就很难讲;美国一样有‘坎儿’,现在华尔街的游行,如果没有‘9·11’的话,会早一点发生。” 对世界范围内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资老坦言:起码我们自己没有乐观的资格,“在‘忧虑’的问题上,我们还处在低层次的”。上世纪80年代尽管穷,但是乐观,因为是一个新时代来了,一步一步走向正轨;现在我们国家尽管GDP不断增强,但最缺的是公平和正义,方向也越发不明。资老曾中肯地警示外国同行,不能一味看好中国竞争力,不想人家的回答同样中肯,却残酷至极:“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受点委屈就罢工,怎么竞争得过你们?” “他们盛赞‘中国模式’,那好,你倒是按此实行个看看!但回到中国人自己,也绝不能因为没爆发华尔街游行和欧债危机,就高枕无忧自己没有问题、体制不需改革了。美国的强弱与否不是看整个经济的总量,不是看它GDP的比重,而是要看它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的能力。” 启蒙非运动,是自我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不尽之思》里收录了两篇资中筠写于上世纪末、回忆清华园的文章。当年因为慕清华风骨,她从同为名校的燕京退学,重考了清华外文系。但今年清华百年校庆,给老太太发了一个请帖,可她拒绝去了。“我觉得它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想人家在那儿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现在它变得像是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一些不好的倾向。这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 在资先生看来,认同感比身份烙印更重要。什么是应该认同的、值得认同的,这恐怕要到一直远离中国人的“启蒙”里去找答案。“很多年轻人,完全不了解当代历史,所以甚至以为过去比现在更平等。殊不知那时的不平等就是饿死人和死不了的差别;你只看到了领导人的艰苦朴素,衣服都打补丁,却不知道有些补丁是专门坐飞机到上海找裁缝打的。” 无知者无畏,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长此以往便戾气升腾,别人给启蒙也白搭。当下有些问题比“皇帝的新衣”还可怕,“更像是一个长了疮疤的人,穿了件华美的衣服,他以为这就可以掩盖问题,可对于医生来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谁说他有病、要给他治,他就越不让人提,甚至要搞掉谁。” 这样的戾气实在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识到的人,即回归理性思考,才可能去改变,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所以,不要问“我们”何去何从,“要问‘我’该怎么办,更实际一些,每个人都有底线。坚守底线,并不那么容易,但守住了,就是海阔天空。每个人守住底线,社会才会好。” 那为了解决问题,当代中国再来一场启蒙运动?“启蒙就可以了,不要运动,启蒙是照亮自己的心灵,它是润物细无声的。”作为饱受“运动”之苦的“老运动员”资先生,同样深谙“多少罪恶假运动之名而行”的道理,“和章太炎、胡适等先生比起来,我也是个野蛮人”。 黄哲 【作者: 黄哲 】 (责任编辑:朱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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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米中文网 | 崔卫平:反对的政治

瘦米网摘导读: 这篇反对的政治简直是怎么当反对派的教科书。崔卫平认为,关于反对派的政治有四条:一、自我限制;二、重建社会的自主性;三、要结束的是专制统治;四、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异见人士和反对派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重在言说,后者注重行动。这种行动不是列宁主义式的革命,而是用反对来造势,令当权者不得不顺“势”而为。崔卫平认为,这些行动都是应该自主的,尽量不与当局冲突,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内自成体系,正面面对压迫,永远不转入地下。崔卫平认为拯救某个党不是最主要的任务,最紧要的是结束专制,而结束的过程可以或者说必须依靠某个党。最后崔卫平认为,建立新世界并非一定要跟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界限,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应该包容共生,而不是割裂压制,这是一种新的思想专制。崔卫平是个很温和的学者,她的一些书虽然被禁止出版,但书中所露出的人文关怀值得年少气盛的我们深思。 反对的政治 文/崔卫平 自我限制的革命——反对的政治之一 作为反对派如何处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其实,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还在于反对派要不要考虑政治? 当然,道德必然成为反对派的主要战场,一意孤行的专制制度贯穿了一个基本特色,那就是明显违反人们的道德感,结果造成谎言盛行、不负责任至上的沉沦局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互相利用的关系,对上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下则是轻视冷漠,乃至肆意践踏。但是民主的反对派是否仅仅停留在某种道德情绪上面,是否仅仅是靠道德义愤就能够解决问题?是否越是这样,事情就到了快要解决的地步? 不揣冒昧地说,我的同胞当中不乏有人仍然继承了一种类似巫术的心理,是不发生直接接触的交感巫术那种。潜意识中相信只要我在这里念动几句咒语,那边就有一个人应声倒下了。这帮助说明被压迫者的天空总是低矮的,在他们的多种基本权利受到限制时,他们政治上的想象力也同样会受到损害,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他们便不需要一些政治上的眼光?不可以提出他们政治上的规划? 说到“政治上的规划”,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些“前景”,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是除了“远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近景?除了我们想要去完成的蓝图,我们能不能考虑眼下能够做起来的?而如何去做,取决于对于眼下形势的分析,对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判断估计,对于自身力量的估计,包括也许要想一想,对方正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才是米奇尼克真正的长处。他说过他的分析始终是对于处境的分析,因此胡平先生说他是“战略家”。今天我们介绍和谈论米奇尼克这个人,并不意味着要照搬波兰的经验,有谁说过波兰与中国一样吗?但是反对派如何拥有一种政治意识、具有政治眼光和自身的政治策略,而不仅仅停留在道德控诉以及揭露的层面,这对于我们恐怕不是一个过时话题。人们是多么容易与他的环境长成一体啊。米奇尼克在某处将“持异见者”与“反对派”区别开来,这是有意思的。我的理解是,前者是个人性的、文化性的,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的工作,比如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代表工作的全部。“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新演进》)。 政治不是抽象的,是“你”与“我”的关系,是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一个人站到了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互相看得见眼睛和鼻子,而不是仅凭想象泛泛而谈。在那个年代,米奇尼克们怎么谈论自己呢?如何说明自己的存在呢?他们会在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框架之下开展自己的工作?如何给自己一些限定,而不被老虎当作美餐一口吃掉? 这就有了“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这话其实无关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一个十足现实主义的考量。作为“反对派”要怎么活动才好呢?不要闹到引来苏联军队,这是一条大限。经历了1956年出兵匈牙利和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苏联方面而言,它也不想再次手上沾血;而波兰统一工人党虽然面临苏联压力,但是其中也没有人想以“卖国贼”为业,成为波兰民众千夫所指。但是这并不是说,苏军入侵完全不可能。就它的本性来说,莫斯科一定想这样做。“如果所有的人都失掉了常识、现实感和节制,那么这也许成为不可避免”,米奇尼克分析道。 所谓“苏联军队”、“雅尔塔条约”在今天听起来已经是十分遥远了,但是相关意思可以翻译为——民主的反对派需要在“在现有宪法赋予的框架之内活动”,不要超出这个已有的框架。这个表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如出一辙。称之为“七七宪章”,区区几千字,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请掌权的老虎同志们,真正落实这个国家的宪法上已经写明的人权条款,落实你已经向全世界表明已经加入的赫尔辛基人权条约。 运用现有框架,在现有法律框架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为深沉的考虑,那就是不希望再次看到某种突然爆发的场景,不希望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突如其来的喷发与骚乱当中,认为那样一种状态,并不能真正推动民族的民主化进程,并不带来新的起点,而且很可能导致倒退。米奇尼克提到当年他们与哈维尔在捷波边境一个叫做白山的地方非法聚会,想来他们就此深入交换过意见,看法完全一致。哈维尔说:这种时刻“有着旺盛的暴躁的仇恨、报复性的愤怒,和一种对于所有忍受的屈辱自己弥补的狂热要求。”而掌权的人们感到自己“曝光于前所未闻的威胁中时,会毫不犹豫地调来上百万外国士兵来拯救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1975)当然,如果本国的军队足够的话,便不需要向外搬兵。米奇尼克说:“民主的反对派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更加宽广的问题,它和一种急切爆发的可能性没有必然关系。一种爆发可能导致社会压力的正常渠道被关闭。”(1979)。 在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是两个起点,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这两个起点如何统一时,米奇尼克答道:“既然我们已经给出了道德上的起点,承诺要反对专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涯。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希望上的规划,充满希望的规划,它不仅停留于一些道德上的做法和举措,要有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战略,以期取得一些变化……我们需要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本身,如何将自由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因而,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所启动的层面,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那些身边的细小末节,人们不需要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只是换一些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便可以加入到这场“革命”中来。 如果从现在起,就开始过一种自由而符合尊严的生活,那个结尾(“最终一击”)什么时候到来,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表也已经完全不重要了。于是,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便彻底区别于列宁主义的“革命观”——不仅在于完全放弃暴力,而且在于不是那么在意权力,也不在意权力的更替,不在意如何将今天当权的人们拉下马,换上一批自己的人上去。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是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严的革命。因而,有人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称之为“十诫的革命”(《圣经》中的“十诫”)。 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啊,是不是等待所有条件都齐备了,才开始从事我们的民主呢?我们虽然没有宗教,我们不是也有基本的道德感吗?在这方面有不少中国传统资源。转化是一回事,但不等于完全抹杀。我们的古人完全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生活的,也不是鲁迅先生所写,除了“吃人”之外没别的。这只是一个文学上的隐喻而已,并不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道德精神方面的智慧和积累,否则她不可能延续下来。看看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就略微知道一些。而假如没有来自生活和道德的革命,没有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即使更换权力也没有用。很显然,如果掌权者越是执意与道德为敌、与人的尊严为敌,那么它只能是越来越缺乏基础、摇摇晃晃的。 在现有宪法的框架之内,每个人都来动手进行“日常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尊严的革命”,如此这般,“道德”与“政治”又神奇地统一了起来。 重建社会的自主性——反对的政治之二 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一个乌尔苏斯的工人因为罢工而被开除和关押,一个拉多姆的工人因为携带了一些违禁传单而被捕,他们家庭的平衡因此就被打破,家中的妻子孩子的生活变得没有来源。就这个家庭的妇女儿童来说,她们起码需要一些经济方面的帮助。按照惯例,能够给贫困家庭提供援助的是官方的慈善机构,能够发放补助的人们希望“统一”发放。因为那也是一种权力,控制的权力。但这时候有人也拿出了200块钱,送给这个急需的家庭,他觉着可以自己在官方的体制之外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是KOR——“保卫工人委员会”。后来的团结工会继承了这个KOR的灵魂。并把创建KOR的米奇尼克、库隆等人请为顾问。 如果说狭义的政治即意味着“竞争”,那么波兰的人们不主张以一种竞争的姿态而出现——是民主的,但不是竞争的。这个工作框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维权”,停留在一些具体工作、具体人们的层面,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维权”。这个最初启动的阶段,其实是有类比性的。除了帮助具体的人们,拥有“社会”视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创造“独立的公众舆论”,要能够面对整个社会说话,提取和创造全社会的共同语言,而不是小圈子自说自画,那样做与极权政府自说自画恰恰形成同构。 放在当时波兰的语境中,这些做法的“政治含义”不可避免地释放出来。称之为“极权主义”,它的本性就是想控制一切,它的权力覆盖社会的每个角落,它希望能够掌握和控制所有的主动权,只有它自己是主动的,别人都是被动的和服从的。因此,力量只是从他自己的方向施加下来,而人们都像是臂膀上缠了绷带,腿上打了石膏,不要动弹、不许动弹,处于麻痹和半麻痹状态。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是它从一开始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那里开始的:一方面是永远正确、万寿无疆,另一方面就只有生活在没有完结的错误、耻辱以及无能为力。 从这样的“世界观”看问题,任何一个不再体制框架之内的起点,从人们从自身出发的起点,都会被看作是对于这个万无一失的权威的“挑战”,看作是对于它的“刺激”。比如说你要去帮助别人,这个举动包含了起码三点它所不喜欢的:第一,你挑开了某个伤口,而它们本来是需要掩饰的。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需要帮助”,那就等于批评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第二,你怎么能够成为施加力量者,你怎么能够有力量?你为什么还有力量,而不乖乖地呆在某处原地不动?第三,你想要与另外一些人们接触吗?你是不是通过这种接触,来发展自己的力量,你为什么要强大起来呢?强大的只有我们!试图隔断所有人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为此不惜使用所有不合法的途径,让人们陷入“分而治之”的黑暗中,是这个制度最为宏伟的梦想! 尤其是第三点,是现代极权主义不同于古代专制的地方。古代专制比如中国那么多代皇帝,除了极个别极为残暴的,一般来说,只要你不造反,不喊打倒皇帝,而皇帝并不关心那么多你自己的事情,你于是可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们组个诗社啊、赏月俱乐部什么的,没有人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基本上是地方自治、乡村自治,中国传统的乡绅便是所处乡间的社会组织者。同时还有各种行业协会包括宗教团体,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拥有自己的归属,不至于因为孤独隔离而退回到野蛮状态。在孤独带来的虚无中,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今天人们谈论社会溃败,既是人与人关系的溃败,也是人心的溃败,道德的溃败。这是若干年切断了人们之间任何横向联系的结果,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可能成为互助的和互为依托的关系,而仅仅成为虎狼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用冉云飞先生的话来说,造成一个“互害”的社会。 KOR的成员面临不断地逮捕、审讯、被关押和被判刑,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然而即使在高压之下,他们也不想发展成为秘密团体,密谋只会进一步损害社会。所有那些不能在阳光之下进行的,都极具破坏性。不提出直接的政治诉求,并不意味着回避政治。当官方以“政治”的名义抓捕他们的时候,或者抓捕其他工人的时候,为被捕者进行呼吁、奔走、营救就不能不是政治的。完全回避政治,绕着政治走,看到政治的门就不敢进去,这属于市侩的做法。“社会的,就是政治的”,这是在极权主义条件下,“社会”与“政治”之间特殊的“辩证法”。 问题还在于,KOR成为一个独立的新起点,这个原则是否能够得到彻底贯彻,比如说其成员是否同时拥有这种起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不受所谓组织形式的约束?回答是肯定的。KOR的工作原则有四条:第一、真实性;第二,公开性;第三,行动的自主性;第四条,互相信任。而后两条,则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它们同时也回答了KOR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不需要有“领导”来吩咐其他人干什么,尤其是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里普斯基写了一本关于KOR的书,其中谈到“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人想做一件事情,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尤其需要互相信任的保障:“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不搞小圈子,不在小圈子弄出另一套权力中心论来,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其自身的理由、过程和收获,应该得到信任和鼓励,使得KOR的活动拥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KOR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KOR式的独立社会组织出现。”里普斯基说。最早就有KOR的成员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组织工人罢工,米奇尼克前往帮助工人进行谈判。接着他们一干人被捕,群情激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导致了团结工会的诞生。而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后,KOR即宣告解散,库隆与米奇尼克做了团结工会的顾问。也许,这种不求个人得失、不搞小政治,而将整个社会视为一盘棋的做法,面对整个社会来发言做事情,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比较起来,哈维尔更加具有哲学及艺术家的气质,他着重强调了恢复“个人的自主性”,即以良心为起点;即便是政治,也希望是良心的政治。米奇尼克和他的同胞所强调的是恢复“社会的自主性”,即从个人扩展到人与人之间,扩展到社会。这是一对孪生的自主性。在北京他谈到了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不一样在于——比较起来,捷克人的做法更加精英,这同样是有意义的。而波兰最大的特点是丰富多样,在各个群体人们内部,都有生气勃勃的公民草根运动。比如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的形式、农民团体的形式等等。 “平行”、“平行机构”这个表达应该来自匈牙利人,但是在当时的东欧流传甚广,即建立各种与政府相平行的平台,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为了与政府作对,而是在它旁边同时建设我们的社会、所有人的社会。 由此也可见出,反对派并不是想将社会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让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弄出一个东西来强加于社会,相反,而是创造条件让社会自我发育,让社会了解它自己要什么、将要去什么方向以及有什么潜力。它让社会及个人发挥自己的高尚想象(见徐贲),而不是一再陷入丑闻和难以自拔的泥潭当中。无疑,东欧的反对派们重新激活了古老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激活和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公民的首创精神”。 要结束的是专制统治——反对的政治之三 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何看待共产党和体制内,是米奇尼克这次来北京为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他在北京回答推友的这一段话被单独拿出来:“我认为在目前民主条件下的共产党人,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旧制度下的一个党派,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共产人是当权的共产党人,是维护权力的教条的人,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顺便地说,迄今还没有关于米奇尼克与众人谈话问答的完整版。而推特这个工具特点是快,不足是只能容纳140个字,因而不能不是最为简略的。同时即使是再好的翻译,在不熟悉该话题的情况下,在现场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准确。因为找不到波兰语翻译,只能请来一位法语翻译,因此必须请米奇尼克先生讲法语,而不是他的母语。虽然是面对面,但还是隔山隔海的。 米奇尼克这段话主要适用于今天波兰条件下的前共产主义者,即已经完成民主转型条件下的原共产党人,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引起人不快的应该是后半段,指称共产党人“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这被认为是米奇尼克先生“健忘”的体现。但是,这并不是米奇尼克在北京才这样说,也不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才这样说,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贯穿始终的基本立场。 在《新演进》中他是这样说的:“实用主义使得这些人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更多谈论教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更有力的科学技术的合作以及开展竞争,显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会去追求民主。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没有理由将目标定为民主的转变,定为多元化和真正的自治。但是,他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因为他知道镇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为下一个社会不满的大爆发准备前提。”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作为个人他已经不再有什么确信,为什么要一定相信“专制”才是唯一的出路?对于民主他虽然谈不上亲近,谈不上自己去实行,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抱有恶感?难道他们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比如当他们在强调“民主不适合中国”时,不同时就等于说在说这个东西也许“不错”,就是不能“拿”过来吗? 影响他采取决定的是他屁股底下的那个位置和他自身的利益。而同时不是别的,正是这个位置和利益也要求他不能像从前那样,对任何不同意见进行残酷地镇压,像在东欧五十年代,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在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之后,即进入所谓的“后极权主义”之后,政府不得不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们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容忍和镇压之间进行选择”,米奇尼克在北京说道。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主要也不是老虎本身,而是持续不断的“公众舆论以及民族经济压力的影响。” 不指望党内改革派能够解决问题,对他们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将他们的出发点当作自己的起点,这并不意味着将这个体制内所有可能的进步力量一棍子打死,从而也堵死了任何对话、互动的途径,民主社会毕竟需要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这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信仰——是的,信仰。相信民主的力量一定会胜利,专制一定会结束。这需要一个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专制者那样的短视。“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我们必须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米奇尼克《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 只有能够看出这个执政党其实是在变化,才有可能去进一步促使这个变化,使得事情往好的方面转变。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才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也不等于说重新出发再去寻找一个党内的代理人,就像这个党总是在批评民主人士是外国反华势力的代理人一样。没有代理人和庇护人这一说。起点的不一样决定了面貌和性质的区别。但是为了民族的民主化考虑,反对派其实可以说一句话——即使目前这个党内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改革派力量,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帮助它再度创造一个出来。如果今天没有,那么让它明天肯定有;如果现在没有,那么让它将来肯定有。前几年流行一个说法,叫做“打造一个中产阶级给党用用”,借用这个句式,那么,民主的反对派需要帮助促进出现一个党内改革派,创造那样一种政治现实,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个人(这些人们)身上,应该体现出来自社会的压力,人民的要求,民族的历史责任。即使他不愿意,也一定要让他这么做。 将波兰的经验看成是“妥协”的经验,难免以偏概全。准确地说,波兰的经验是“驯虎记”,是把老虎赶进笼子里。因为是老虎,它就必须进笼子,否则它就要吃人,成为灾难本身。说到底这是权力的本性,而不是人的差别。不受限制的权力,叫它做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一样的。根本目的在于让这个民族永远结束专制的统治,而不是共产党的统治。前者才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矢志,也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简短地回顾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也许是必要的。共产党从哪里走出来的?什么是它最初的宗旨?不正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我本人相信这个党的成员中曾经有过非常优秀的人们,他们是我们民族最为杰出的儿女,我们许多人的父辈甚至更早一辈或几辈都在其中。但是包括这些人在内,最终却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的目标完全相反的道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个惨痛的教训,是今天立志要让我们民族走上民主道路的人们,不得不认真反思的——如何才能够找到新的起点和途径,而不是重复他们过去的道路? 作为民主的反对派没有必要将拯救这个党本身也当作自己的工作任务,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应该由这个党的成员本身来做,比如党校的那些人们可以考虑得更多一些。这个党内如果还有对党忠诚的,有愿意为这个党负责的,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的,于是人们就“有理由”等待看到出现党内自我拯救的力量。当他们考虑自我拯救时,这便是出现转机的时刻。光靠少数反对派本身,这也是天方夜谭。任何社会变动社会进步,都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方面的。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每次具有公共危机性质的事件发生,体制内的有关人们,尤其是那些新闻官员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是如实向公众报告呢?还是按照某些内定的尺度隐瞒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后者,因此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众矢之的”,引发公众的进一步不满。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对于公众的要求好像充耳不闻,但其实来自民众的呼声,对于他们还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实际上越积越大。等到下次再出现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就需要想一想,至少更加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而公众也在一如既往地等待,等待他们在某一刻会公布那个真实数字。人们自然抱有这样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构成了对于他们的压力。取消了期待,也就等于取消了压力。近期发生的通缉记者而后上门道歉,就是人们“期待—压力”的结果。 反对的政治之四——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旧意识形态喜欢到处拿出一副“决裂”的架势。与过去的“历史”决裂,与从前的“价值”决裂,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弄出这样那样的名目来,目的就是制造人们之间的隔离与割裂。米奇尼克不仅是反对派,而且还是犹太人,在这方面他也没有少受气。那些审讯他的人会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特拉维夫?”这真是一个混帐问题。 米奇尼克相反,他强调的是“延续”和“共存”。他强调知识分子除了“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还要成为价值的保存者——“捍卫基本原则”。在专制条件下,“不服从”成了波兰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一篇叫做《蛆虫与天使》的文章结尾,米奇尼克写道:“一个不尊重社会连续价值的运动,不能够有效和成熟地承担起社会的重建。”关于这篇文章,还要说几句。不要以为米奇尼克关于“妥协”、“对话”的想法,在波兰是多么容易接受。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是一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因而人们在不得不接受奴役(不得不当“蛆虫”)的同时,却同时发展出一种“天使”的学说,对于任何“妥协”抱有一种天然的深度敌视。在这篇文章中,米奇尼克试图超越这两者。 当米奇尼克作为反对派,当他与他的朋友提倡“并存”“平行”,发起“重建社会”、“平行机构”、“日常生活的革命”等,所有这些,没有一个不能带入社会的下一个阶段,在新一轮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被其包容、吸收和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只是提前创造了新的社会风气以及某些社会结构或机构。这些人们确实做到了手段与目标的一致,自己之前说的和后来做的一致。 他要这样去说和去做就变成十分自然的了:前是雅鲁泽尔斯基不让我们生活在波兰,今天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不让他们生活在这个共同的家园。从前的意识形态在人们之间制造各种对立,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则是创造一种共同语言,创造一种共同的秩序,让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而不至于背井离乡或者在自己的家乡流浪。“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所有的人。而我们则要说,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 1988年,当法国大名鼎鼎的六八年人丹尼尔•科恩•邦迪问他:“亚当,为什么你老是令人想起你是一个波兰人,我却发现自己的民族性没有那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可自己的波兰人身份,是因为我认同所有弱者、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也许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吉普赛人。但是,波兰是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波兰人民生活在悲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定地和这些人们、这种语言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他在北京接受最后一个问题是在饭桌上。7月10日是世界杯正酣的时候,80后的专栏作家贾葭问他喜欢哪支球队,他回答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所以喜欢波兰球队。但是波兰球队与中国球队差不多,表现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只好喜欢西班牙球队。听到他仍然喜欢说自己是“爱国者”,虽然他爱的是自己的祖国波兰,却加深了我对于这个人的深深认同。 2010-7-31改毕 (来源: 反对的政治 ) 附 傅国涌问米奇尼克先生 傅国涌 :欢迎米奇尼克先生来中国,要是能来杭州就好了,可以当面请教。我特别想问,在波兰民主化过程中,您感觉最深的困难或者说拦阻是什么,是掌权者的那套意识形态还是掌权者对自己利益的在意? 米奇尼克 :各国的问题不一样,波兰和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也不一样。就是当时是否接受“一个暂时的稳定”的问题。我们最大的困境是,尽早的极快的准备出一个新的宪法出来。那是我们转型之后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有新的宪法,就会有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宪法当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捍卫少数人的权益问题,我们要摒弃所有报复的理念,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对我本人也是如此。 我们曾经遭受压迫,坐过牢,而我们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得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的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并不只是“我们”的国家。不仅是民主派的,也是那些共产党人的国家。 如何在经济改革中取得折衷,这和西班牙有所类似。从佛朗哥的独裁到后来的转型中,都是如此。我认为对中国人而言,中国人眼中看到的韩国,台湾也有过类似转型。台湾最早也像列宁的模式,台湾后来也经历了民主转型。 我们认为各位可以从现在开始研究世界上所有的转型模式。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民主并非意味着天堂,民主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他者的容忍,也是对我们的反对方的容忍。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随笔】民族主义化的治外法权 (3)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3) 刘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6) 中国人不讲道德诚信的五个源头 (0) 爱折腾的夫妻档摄影师【图馆6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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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11108】将一件并不存在的衣服做得款式时尚剪裁精致,纽扣还闪闪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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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老子叹曰 ) 【21】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 @孔庆东 :一分钟前,汉奸刊物<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 【孔庆东语录】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 孔庆东和美帝大使洪博培合影 【22】没有人在意我们的生死,包括我们自己 王安忆 :每每看到美国政府为了一个战死在异国的士兵骨遗骸斤斤计较寸步不让之时,一种莫名的感动自心底涌起。每每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如草芥和数字时,一种无以言状的悲凉直达心底。在我们几千年历史里,你检测不出丝毫的关于人的概念,人的权利,人的尊严。没有人在意我们的生死,包括我们自己。 【23】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一位荷兰摄影师意外发现几只刚出生的小松貂正从啄木鸟鸟巢里向外张望。松貂一家在发现这个空鸟巢后将其改造成了自己的新家。小松貂们看起来很享受这一切,不时从巢穴里探出头来看看更大的世界。摄影师布里克尔称:“这些小松貂非常好奇,睡觉醒来后总是在观察外面的世界。” 【24】别忘了,你现在喝的正是这河里的水 @染香 :谈到人权状况,染香会说:美国也有种族歧视;谈到官员腐败,染香会说:国外也有行贿受贿。…… 染香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必长美国人志气灭中国人威风。人民所享有的人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统治阶级让渡给人民的。比如,中国人有在自家阳台晾晒内裤的人权,但美国人就没有这个人权! @慕容雪村 :谈到人权状况,有人会说:美国也有种族歧视;谈到官员腐败,有人会说:国外也有行贿受贿。这事跟环境污染是一个道理:如果某条河里的鱼鳖虾蟹全都被毒死了,你还站在岸边若无其事地说:你怎么就知道发牢骚?美国的河水也不干净!这话没错,可是别忘了,你现在喝的正是这河里的水。 地点:喜德县马觉小学。 领导们不愿意看到的地方 【25】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 @吴铭 :今天是记者节,温习一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在法庭上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 【26】有些人在婚姻上的失败,并不是找错了对象,而是从一开始就没弄明白;在选择爱情的同时,也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http://t.cn/SZYBiC  ( @喷嚏意图 ) 变态辣椒 :别每次都说人一小撮,当年船上开会也才十几个人而已   喷嚏意图“我图你意”活动最佳配文揭晓: http://t.cn/SZ6Zch “我图你意”配文编选: http://t.cn/SZiBzg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2904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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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客 | 天一亮就不黑了睁开眼梦就走了

> > 一周语文> 2011 2011-10-31-2011-11-6> 右 为本周单字“孝”。本周,一则有关“ 孝子工程 ”的新闻消息引发争议。据新华网报道,由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开展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近日启动。该工程将计划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培养百万四至六岁孝子,为全国亿万孩子树立道德榜样。 针对此则新闻,作家 连岳 在周二饭文里反问:“四至六岁的小屁孩有不孝的吗?”学者 秋风 则为此撰文说,这一活动属于典型的“工程师思维”:“这样柔软的教化工作,怎么可以用冷冰冰的‘工程’二字,难道养成孝心是建设一座桥梁之类的事情吗?”“在学龄前儿童成长时期,用100天就能够养成孩子的孝行习惯,现实么?”引发网友哂笑的,还有举办者“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这一名称。网友 小题大作 在微博里说:“看贵国各种奇怪的机构就够让人长学问的。” 汉字“孝”为会意字,《说文-老部》对它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本义指孝敬父母。汉字孝可单独使用,亦可用作偏旁,现代汉语将它归入子部,凡从孝取义的字皆与孝顺有关,而以孝作音符的字有哮、酵等。 ———————————————————————————————————————— ■ 姐我文艺那年郭敬明还没割双眼皮呢> > 语出饭友 瘦死也光荣 周一饭文:“别和我比文艺,姐我文艺那年,郭敬明还没割双眼皮呢。” ■ 重庆模式> > 来自 学者杨早 周一微博,那天,北京已多日阴霾雾瘴,空气状况糟糕。杨老师微博留言里怀疑北京周一选择了“重庆模式”。“最近北京这是怎么个意思啊?办首届北京‘伦敦周’”? 东东枪老师 在周一微博里这样写到。空气质量焦虑可称周三前北京百姓普遍的不安和无奈。其间被关注语词还有“PM2.5”“污染指数”“数据勾兑”“美使馆所监测数据”等。“空气污染指数低于100者为健康。帝都的空气污染指数长期在400以上。帝都千万人民,都有一个抽油烟机融合吸尘器一般的肺”——前面这段是某网友吐槽;“自从我逃离帝都到了新加坡,我才知道原来鼻涕是他妈的白色的”——前面这句是某网友周三前的签名档。 ■ 九死一生的老板和他九浅一深的生活> > 来自作家王小峰本周饭文:“剧本写完给人看,有人说片名《一穷二富》起的太一般了,于是我改成了《 九死一生的老板和他九浅一深的生活 》。这样就悬疑多了。” ■ 拯救饭局行动队> > 语出作家王丫米刊载于《上海壹周》专栏文章,原题为“剑桥饭局当代史”。文中王老师以戏谑修辞哂笑社交网络时代人际关系的日益虚拟化、病毒化,慨叹“饭局”这样一种人际交往格式也正堕落至微博状态。其中有句云:“幸运的是,有一些人识破诡计,组建了‘ 拯救饭局行动队 ’,开始积极重建饭局生态。如果你遇到封锁了网络信号的餐厅,老板很可能就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通过这样的方式强迫人类回归到正常沟通状态。”点评这篇强忍欢欣故作俨然的妙文,作家赵楚说:“这种就是所谓当代汉语中的冷幽默修辞学,一种日本KOZU风的中国化,但更富于文体的涵养,比如,他借用剑桥的话语进行互文,却在句法中很巧妙地融合了凯撒和塔西佗似的古典叙事的庄重语气。” ■ 又到了调料包凝固的季节> > 来自饭友草泥mua小深刻的九叔周二推荐,语出饭友罗斯,原饭文一句:“ 又到了调料包凝固的季节 。”饭友小深刻的九叔点评说:“道不尽的御宅性寂寥。不仅调料包诉说他混乱的单身生活就连凝固一词都听出灰色——理科生。” ■ 彩色作业本> > 本周热词,亦称“三色作业本”。据 南方都市报 报道,“山东省枣庄39中根据学生成绩好坏,为学校部分班级的学生分别发放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作业本。”“有家长认为,学校这样做,容易伤害成绩差的学生的自尊心。”这是继绿领巾、红校服后的又一引发争议的教育话题。“绿领巾、红校服、彩色作业本,学校,你是开染坊的么?”一位网友这样说。 ■ 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 > 语出学者刘瑜刊载于《新世纪》杂志专栏文章,原标题是“ 素什么质 ”。从“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说起,刘老师重新打量“素质”话题,认为它“更多地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象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 女儿帽子戏法> > 来自本周体育花边新闻:“利物浦队长杰拉德与妻子库兰,在英国当地时间11月1日下午4点喜迎自己第三个女儿降生。杰拉德的新闻发言人向外界宣布,小女儿体重为7磅15盎司,现今母女平安!杰拉德夫妇此前已经有了两个漂亮女儿,7岁的艾拉和5岁的莱西,第三个女儿平安降生后,杰拉德也成功完成了 女儿帽子戏法 !” ■ 11语文第十季> > → 北京精神应该是全聚德烤鸭、小清新后海、总统炒肝、3迈八达岭高速、摇号买车、下雨看海、雾都桑拿、苦逼一号线、特供蔬菜、监管wifi、京城四少。。。帝都欢迎你丫挺的!(曹小音) → 藏好自己的心,再汇入匆匆的人群。(沈星) → 革命前辈的鲜血又不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怎么能说红就红说绿就绿呢?(9度秋裤) → 根据我的实践,装逼有几个层次:1,生怕别人不知道;2,生怕别人不知道同时生怕别人知道这种生怕;3,生怕别人知道……(Bigteeth) → 过期的眼霜可以护唇,过期的乳液擦手,过期的洗面还能拿来洗澡,而过期的男人?只能拿去烧掉。(瘦死也光荣) → 漂亮的姑娘总会得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她不想要的东西。(蓝小牙) → 请你体谅在第一线迂回前进的人。老给他们戴帽子、打杠子,太假仙了吧?(李敖) → 请您携带好手机,钱包和男朋友。(小熊熊啊) → “如果出了严重的车祸,只剩一口气,濒死前你拿起手机,会打给你的母亲还是你的老婆?”乙:“我得先把里面的照片和短信删了。”(地下天鹅绒甲) → 天一亮就不黑了,睁开眼梦就走了。推开窗外面冷了,走出门街也醒了。(作业本) → 同是苦逼加班人,苦逼何苦为难苦逼。(扯淡着抒情) → 为什么所有电视台都要拍(挂历)这东西?难道就是为了给小学生提供新学期的包书纸?(孟非) → 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真相的坟场。( 张鸣) → 小妞傍大款,老鱼游高山。秋风催叶落,明月照虎眠。(老树画画) → 丫有一股发自灵魂深处的土腥味儿的骚。(赵赵) →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上得去就是文艺青年,上不去就成了2B青年!(从未年轻过的年轻人) → 有灵魂的人,灵魂才受罪。(赵武平) → 自卑能深到骨头里,卑到觉得不配喜欢王菲,不配拿着仓央嘉措,不配听人交谈风投和民间资本,身为女纸,甚至不配说句“艹尼玛”(卖呆儿) → 总有人会说:“去你妹的、干你妹啊、滚你妹啊…”但只有一个人真正做到了,他就是——妹夫!(7把刀) → 昨日傍晚海边,闻见夫妻二人卖唱,各执一麦,大哥立而惘视远处,大姐坐而怀抱沉睡幼主,眉间皆锁住一股忧愁。大姐唱,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大哥接,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不像卖唱,倒像演唱会。没有飘雨的日子,歌声化在涛声里。(找不到服务器) → 作为一款70年代国产人肉吸尘器,我已为帝都的空气净化尽了绵薄之力。(梁冬)   ■ 这是一个专制而浪漫的人的形象> > 来自美国《纽约时报》网络版周一刊载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妹妹莫纳-辛普森在10月16日乔布斯葬礼上的悼词。悼词朴素节制,满含幸运辛酸温煦不忍繁复情感,其中一段说:“他整晚都在坚持……他必须要做到。即使是现在,他依旧保持着严厉而英俊的形象, 这是一个专制而浪漫的人的形象 。他的呼吸表明了旅途的艰辛,路途很陡峭,海拔似乎也很高,他像是在登山”……大概也只有照料过濒危者家属人才写得出“登山”之喻吧,死亡最终到来时或与生命最初降临时一样艰难而焦灼,很难很难。 ■ 养老用老> > 语出学者任远。截止2011年10月底,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中国人口结构也将面临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进程。在复旦大学日前举办的‘生产性老龄化:在亚洲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和积极参与的老龄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任远教授建议,在老龄化背景下,上海要改变‘只养老不用老’的现状”,变“只养老不用老”为“ 养老用老 ”。相关语词还有“老年人力资源” “生产性老龄社会”“老年人重新就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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