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进入专题 ： 高校扩招    ● 刘道玉       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了。期间，从没有反思、调整或整顿，当然也就谈不上巩固和提高了，致使大学的问题频仍，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民众一片斥责声。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者是丁学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总评价是：“中国大学当前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二          1990年代初，是我国高等教育重大的转折时期，教育改革回潮。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思想代替了改革的主旋律，只求发展而忽视了改革，改革的口号不再响亮了，一批改革者受到非难和打击。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指出说：“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还产生了一种‘好大狂’，一种德克萨斯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他接着说：“于是，‘大’就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好大狂’就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第五条基本原则。”     第二次浪潮亦即工业文明，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工业文明（即第二次浪潮）的思维方法和管理原则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六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作为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人，本能地运用这些原则，坚持和保卫这些原则。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电脑和光电子技术为特点的第三次浪潮，凶猛地向人们袭来。作为第三次浪潮的人，出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需要，发起了向第二次浪潮管理原则的挑战，“好大狂”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非难。     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在掀起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同时，却没有号召人们转变观念，自觉地放弃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六大管理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界却顽固地坚持工业文明时期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是与信息时代精神完全相悖的。难道不是吗？我国统一办学方向、统一考试、统一教学评估、统一专业目录等，甚至连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也要统一，这些正是标准化的结果；1960年前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的“经验”，至今依然主导各大学的教学，通才教育难于实施；集权化更为明显，国家教育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从而导致全国大学“一副面孔”的局面，等等。在六条原则中“，好大狂”的思想更是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捧，几乎成了我国教育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好大狂”思想所煽动起来的！          三          中国大学合并运动始于1992年，率先合并的是江西南昌大学，它是由原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平心而论，组建南昌大学确有需要，因为解放前本有南昌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时肢解了南昌大学，把它的有关系科分别合并到其他重点大学，致使本来薄弱的江西高等教育更加落后。新组建的南昌大学，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并顺利地进入到211工程，对于加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素来喜欢“刮风”，群众中也有人习惯于跟风。凡是一个政治运动或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马上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下，一场由长官意志驱动的合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次合校运动是 1951 年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是以剥离为主，这次是大肆吞并；那次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和大学，而这次合校波及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据统计，除了少数几所大学没有合并外，其他二千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进行了合并。有人讽刺说，中国高校的合校堪比大跃进运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合并绝不是什么重大改革举措，而是追求“好大狂”的典型表现。实行强强联合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追求强是假，贪大求全才是真正的目的。全国把众多的专科学校、干部培训学院和二本、三本大学合并在一起，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学合并后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如校园分散，管理成本骤增；原来各校的特色消失，一个学校重点太多，必然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状况；人事关系复杂了，相互争权夺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据吉林大学披露，负债已高达三十多亿，按照企业破产法，该校早应该破产了。难怪，该校的一个教授以羡慕的口吻对南开大学的教授说“：还是你们不合校的好！”     1951年院系调整的副作用持续了六十多年，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还没有消除，以至于通才教育难于实施。可以预见，这次大学合并潜在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大学的学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          一个国家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的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规划搞出来的，或是由领导人发出号召而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用立竿见影的做法，以刻意“打造”的方式来建设一流大学，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可是，中国依赖引进和模仿的途径，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盲目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冲动。为此，国家以计划经济思维的套路，自上而下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等，目的都是为了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1991年7月27日，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后来演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办好100所大学的计划”，简称为“211工程”。随后，于 1992 年又制定了211工程大学的目标，以及申请和评估的办法。1995年12月北京大学等十五所大学首批进入211工程计划之中。此后，直到2008年先后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大学共一百一十二所大学被批准列入211工程。据参加某大学评估的人介绍，学校印制烫金的申请报告，每个评委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形影不离，要吃送吃，要喝端喝，并赠送高档礼品，耗资数百万元。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并发展到送高档西服、电子产品等物品，其中的形式主义、交易、作弊等黑幕真是一言难尽。有人感叹道：“申请211工程，本是为了争取经费，但为了评估却要挥霍巨资，真是劳民伤财！”     199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打算从第一批211工程的十五所大学，选出十所作为重中之重，打造中国的“航母”型大学，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985工程”的原型，可是1999 年“985工程”终于揭开了面纱，最后确定的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当说，最初确定九所大学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可惜，在中国一哄而起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国家抓重点，下面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重点的景观。于是，2004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985 工程”大学名单不是九所，也不是十五所，而是三十四所。但是，这份大名单仍然摆不平，各大学和各省市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采用各种手段公关，最后两批共有三十九所大学纳入了“985工程”。国家准备投入中央财政的1%（估计三百亿以上），作为“985工程”的资金，1999年北大和清华各获得十八亿的拨款，令各大学垂涎三尺！     纵观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概况，除了美国以外，欧洲是大学的起源地，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像英国、法国、德国也只有三五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所，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连一所也没有。很显然，中国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要建成三十九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无论是师资水平或是财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不实事求是浮夸作风的表现。     面对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的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985工程’和‘211工程’已关上了大门，不会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可惜呀，门关得太晚了，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即使不关门也进不来。问题不在于关不关门，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以计划经济思维运作的机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          五          自1999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生。     据权威人士透露，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6月总理办公会上决定的，理由是：“大学扩招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就是持续十年大学扩招的指导思想，除了当年拉动几百亿的教育消费外，其他乏善可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     在1998年以前，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以8.5%的速度递增，可是1999年决定净增加招生人数为51.32万，相对于1998年增速的幅度为47.4%。与此同时，在九五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如果按照与国民经济增加速率来扩招，就完全避免了大跃进扩招带来的恶果。     本来，教育部当年的招生计划早已确定，而且距离7月7日高考只有十多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招生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不论证也不听证，完全靠拍脑袋作决策，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肃和草率的。因此，大学扩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尽管人们对大学扩招质疑声不断，但扩招工作仍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招生增速为38.16%，2001年为21.61% ，2002年为19.46%，自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大学生增速率平均为24.3%。到200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903.36万人，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4%骤增至23%，比原计划于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5%）提前了八年，真堪为是大跃进的速度。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八年时间，这是以牺牲质量换得数量发展的典型表现。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是需要的，但我国大学扩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十年平均增速为25%左右，最高年份达到47.4%，堪与1958年放卫星的速度相比；二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少数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承担扩招的任务，因为它们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     中国大学扩招十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扩招致使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根据北京市对五十多所大学的调查，65%的大学缺少师资，86%的大学硬件严重不足，经费严重短缺。于是，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紧急建教学用房，聘任临时教师代课，教学质量完全不能保证。据多数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高中毕业生。     第二，导致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不到70%，如果大学招生按照GDP10%左右的速度增长，正好与人才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本来，不少农村子弟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不仅没有改变命运，反而成了蜗居的“蚁族”。     第三，极大地冲击了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文凭至上主义。国家教育部门本应借扩招之际，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可是，国家教育部门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扩招主要面向大学本科教育，造成了普通本科大学吃不了，而大专职业学院又吃不饱的现象。其结果是，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而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供不应求。     第四，大学扩招使义务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公。自2006年开始，国家才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教师缺乏，没有教学设备，能够读完初中的学生很少。大学实行收费以后，出现了不少农村高中毕业生“三放弃”的现象，即放弃报名、放弃参加高考和放弃入学（即使考取了也不上）。从长远看，大学农村学生急剧减少的情况，将使社会结构失衡，使重点大学失去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宝贵资源。     第五，十年大学扩招，使各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与大学扩招的同时，全国各大学疯狂地扩充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某些大学原有的校舍本来可以使用，但也要建造一个学院一栋大楼，豪华的办公室、娱乐设施和地下停车场一应俱全。有人评论说：“中国除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外，列入‘985工程’的大学，其校园面积、豪华大楼和仪器设备，也都远远超过了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而学术水平却远远落后在人家的后面。”其结果呢？必然导致恶性循环：扩招—贷款—再扩招—再贷款，造成了二千五百亿的债务。          六          对本科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评估，如果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评估，就能够达到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甚至是造成破坏。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安排，自2003到2007年，历时五年对五百余所大学本科教学进行了评估。2008年4月8日，教育部公布了对198所大学评估的结果，160所获得优秀，占被评估大学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19.2%；没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另外，根据我统计，2004到2007评估的427所大学，其结果是：获得优秀的310所，占72.5%；获得良好的有100所，占23.1%；获得合格的仅有17所，占3.98%。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难怪，某些进入优秀行列的大学，年终向全体教职工颁发奖金，以示庆贺。没有获得优秀的大学，虽然无可奈何，但至少没有生存的威胁。     这样的评估结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呢？人们纷纷质疑，这种轰轰烈烈的评估，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分？     首先，自1999年到2005年，是我国大学急剧扩招的时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扩招，造成教学资源紧张，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大学获得优秀呢？其次，自1998年提出创建一流大学以后，大学合并、改名、升格等，本科教学怎么会受到重视呢？第三，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口号的鼓噪下，各大学争相扩招研究生，甚至连那些教学型的大学也拼命争上硕士和博士点，导致大学功能混乱，严重冲击了本科教学；第四，大学普遍存在把教师分为三等，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试问：有几个院士、名家和博导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如果没有，那怎么保证教学质量？     自扩招开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衍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收拾的问题，现在应该是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    进入专题： 高校扩招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3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天涯》2012.2，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 　　

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 进入专题 ： 学术规范 刘菊花涉嫌抄袭案         海内外156位学人     就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事件     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公开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暨刘迎秋院长、黄晓勇书记：          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国学界最大的新闻之一，就是贵院2002年毕业生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在内的多家权威媒体报道了该事件，网络媒体对此事件的转载和传播更是不计其数。不仅如此，《中国日报》对该事件的英文报道还将这一丑闻传遍了全世界。因此，依法对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案加以查处，不仅事关刘菊花本人，而且关系到贵院、中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质量、人文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在海内外的学术信誉。然而，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刘菊花硕士论文抄袭事件迄今仍未见到处理结论。因此，我们决定给贵院及主要负责同志写这封公开信，以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关注。          据媒体报道，刘菊花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在阅过有关举报材料后，业已指出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得算抄袭”。根据对网上公布的“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资料大全”的仔细阅读和认真分析，我们完全同意陈力丹教授的上述判断，即该硕士学位论文涉嫌严重抄袭。          如果说我们已经对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严重抄袭行为深感遗憾的话，那么，我们对作为当事人的刘菊花对待此问题的态度则尤为感到震惊。2011年4月28日，亦即抄袭案被媒体披露的次日，刘以“方舟子妻”之名，在新语丝等网站发表了《问心无愧》一文。正如该文章题目所示，她不仅对其涉嫌剽窃行为没有丝毫的忏悔和羞愧之意，而且还对揭发者和检举人进行了恶意的嘲讽和谩骂，甚至连她自己的老师陈力丹教授也不放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抄袭剽窃者业已猖狂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案，之所以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除了她是“方舟子妻”、现任新华社记者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硕士学位为贵院所授予。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全国上下和海内外学界因此对其所属的研究生院一直寄予厚望。贵院过去三十多年来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领域也拥有许多著名的学术带头人和专家学者。正因为如此，广大学界人士一直将贵院视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基地之一。          诚如贵院党委书记黄晓勇先生所说，“学生的地位决定学校的地位。”事实上，一所学府的声誉和地位，并非仅仅由校友之中的佼佼者的卓越成就所决定，同时也会被其中的少数败类所损害。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贵院新闻学系毕业的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案不能得到严肃处理，那么，此案必将给贵院研究生培养带来持久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希望看到贵院无数精英学子数十载孜孜努力所赢得的良好学术声誉，因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事件而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案，虽说已经严重玷污了贵院的学术声誉，但它也给贵院提供了整顿学风、加强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教育的机遇。如果贵院能秉公、公开、依法严肃处理该事件，那么，这不仅将向海内外学界昭示贵院莘莘学子的学术清白，而且还将体现贵院坚守中国学术清誉、开中国千年学术文化传承的学术新风。          我们希望，贵院能排除一切调查处理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的干扰因素，严肃按照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国务院学位管理条例和学界公认的学术伦理与学术规范，尽快对轰动海内外的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作出处理，并向海内外公布贵院的查处结果和处理结论。          我们，一批海内外学人，抱怀对贵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殷切期望、秉持维护中国学界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共同体形象的强烈愿望，谨向贵院发出这封公开信，建议贵院依法、严肃处理刘菊花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事件。          为此，吾等特此郑重签名如下（含姓名、工作单位、学术职称/职务）：          （以下签名学人，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排列）          白 琰：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蔡际洲：武汉音乐学院教授     曹德和：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     曹明华：旅美学者、作家     陈宝成：记者（北京）     陈 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景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     陈 力：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兼执行主任、律师     陈满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武钟：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亚南：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永舜：北华大学语文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吉林）     程汉大：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丁香年：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方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冯志英：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     傅德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甘任远：美籍华人学者     高书贵：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教授     高 爽：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葛 莘：美籍华人学者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顾秀林：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     郭 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郭 红：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教授     郝荣斋：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审     何 慧：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 桥：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胡晓研：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语言学教研室主任     胡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贾红柏：东北林业大学生物学博士     贾 宁：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播音与主持艺术系主任     蒋 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蒋永伟：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     姜锡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姜恩庆：天津商业大学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井建斌：天津行政学院副教授     居其宏：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音乐学研究所所长     李传桐：山东工商学院经济学院教授     李大鹏：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李 华：嘉兴学院教授（浙江）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青松：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 懋：天津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李绍章：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世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铁燕：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前主编     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 毅：北京市天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     李逸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有华：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李志刚：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廉 立：天津市廉立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梁曼丽：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前副校长     刘 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副院长     刘常熟：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道玉：武汉大学教授、前校长     刘恩强：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凤霞：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刘豁然：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冀湘：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利祥：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 实：美国国家环保局科学家     刘曙光：《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刘先志：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成都）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路宝君：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     罗 丽：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马庆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志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史研究所所长     毛 翰：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     孟 国：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     孟宪生：北京市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潘 荣：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所研究人员     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仇方迎：《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北京）     邱 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任 丁：澳大利亚天然制品有限公司高级化学师     单月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尚丽丽：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沈登苗：历史文化地理学者、自由撰稿人（浙江）     时煜华：鲁迅博物馆党组书记、研究员（北京）     宋兴晟：天津商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苏麓垒：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美国）     孙海峰：深圳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副主任     孙桂平：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厦门）     孙士桢：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孙新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孙 燕：全美贸易公司总经理     谭汝为：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     万学仁：内江师范学院副教授（四川）     王寒松：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嘉川：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王立杰：天津商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王 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晓元：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王耀凯：美国系统自动化公司高级工程师     王业奇：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王银宏：中国政法大学、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运涛：郑州广播电视大学讲师     翁昌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吴稼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北京）     吴量福：伊利诺依州道纳斯格罗夫市CIO、北伊利诺依大学兼职教授（美国）     吴励生：冰心文学馆特聘研究员（福建）     吴世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储运工程学院副教授     武 戈：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肖 园：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 波：《世界知识》杂志主编、编审（北京）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薛国中：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严春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杨 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宏玉：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 林：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仲凯：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姚选民：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于 琪：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俞荣根：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重庆社会科学院前院长     余元洲：江汉大学教授（湖北）     苑 平：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袁钟瑞：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     张 枫：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红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张继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聚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     张曙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晓丽：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 豫：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 政：天津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宗正：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泰国）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赵国君：艺术独立论坛秘书长、中国律师观察网总编辑（北京）     赵 虹：《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社社长、主编     赵 华：自由影视编剧（上海）     郑 东：《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副编审     赵建忠：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健伟：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北京）     郑铁生：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郑显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保欣：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教授     周 林：天津光影之约视觉工作室摄影师     周祥森：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     周伟良：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     朱光烈：中国传媒大学高级编辑、《现代传播》原副主编     朱彦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祝国光：全欧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芬兰）     左少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说 明：     一、以上签名学人，计156人。除自由撰稿人外，签名者分属中国、美国、芬兰、澳大利亚、泰国近百家教学、科研和文化机构。     本《公开信》签名截止时间：2012年2月29日17:00（北京时间）。     二、本《公开信》，由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科学诚信网（www.academeintegrity.com）、中国学术评价网（www.2250s.com），于2012年2月29日晚上（北京时间）同步首发。     三、本《公开信》还将于2012年3月1日通过邮局、以特快专递的方式，主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先生，并抄送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与教育管理司、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          2012年2月29日          来源：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12年2月29日    进入专题： 学术规范 刘菊花涉嫌抄袭案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术规范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99.html    

　　　　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同年结婚。83年，我因晚婚（34岁）而被照顾分到了湖边五舍的一间16平米的结婚房，是那种三层的所谓“筒子楼”。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一楼有一个女厕所，二楼有一个男厕所，三楼没有厕所；各层楼都有一个水房。我们住三层。我觉得够不错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绿色油漆，我把门窗全部油了一遍，又从建筑工地上拎来半桶熟石灰，凭以前做小工的经验加了几把盐，自己做了一个排刷，将几面墙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长沙挑土积下的7百多元钱置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就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时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会做家务，生炉子生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还常常灭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会煮，去食堂买饭菜又常常受气，菜贵不说，还难吃。有次我买了一份“萝卜烧排骨”，回来一看，只有一块带毛的大肉皮，没有半点排骨，气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钱，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满意这个家的。首先是风景好，到处绿树成荫，屋后面还有一大片树林子，湖边的风吹来阵阵清新的水气，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觅食和嬉戏。再就是安静，住在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师，白天不是上课去了，就是在家看书做学问，除了中午排队打饭时食堂门口传出鼎沸的人声，以及傍晚在几栋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几个打羽毛球的人的声音外，其他时间整个周围环境和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断续的蝉鸣声。 　　 　　　　挨着湖边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几乎与我同时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爱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长沙老乡。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楼，又黑又潮。记得那时常和他换工，到他们中文系或者我们哲学系借一辆三轮车去煤站拖蜂窝煤，一个踩车一个推车。两人都下乡当过知青，劳动力强，拖个七八百斤煤不在话下。李敏儒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国人，但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来到湖边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但工作问题和爱人李华的调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到一切办妥时已过去一年多了。他也是12平米的房间，一楼。他们的小女儿贝贝挤不下，只好暂时寄住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爷爷家。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华虽然在新疆出生和长大，但祖籍是湖南。我们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汉人外，都是湖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连小肖都学会了长沙话。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湖边的“湖南帮”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长沙人，这就是学经济的杨小凯，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但以前从未见过他。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县的几千知青纷纷回到长沙“造反”，并且从传闻和大字报知道，长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红中会”，他们的理论家是高中生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见解钦佩不已。我们当时也在办一份知青小报《中毕红旗》，不是控诉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虽然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在杨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被关注到了，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新动向。但后来就是“省无联”的倒台和杨曦光的被捕，听说他是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被抓的。接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批杨曦光这个“小人物”，相关的传单满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讲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大意是说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决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个19岁的中学生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这么多大人物一起来批杨曦光，又似乎太重视这个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找来看一看。但哪儿也找不到。因为该文作为大字报刚贴出来不久就被复盖了，我没能赶上看，后来就被宣布为“反动文章”，见不着了。然后听说杨曦光的母亲自杀（她原来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又传来杨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 的，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还有点长，好像有一万多字，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我想，也许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杨曦光这样的头脑，或者至少这样的人多一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杨曦光的分析可以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分析，隐约还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与大多数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实质和开始反思毛泽东不同，我是从1968 年读到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自学，在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可以想见，当我听说杨曦光也被刘道玉校长聘请来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个湖边小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们去拜访了他。在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里，杨曦光，现在是杨小凯，面容刚毅，偏瘦，但显得很结实，虽然说不上漂亮，但英气勃发，同时却又很谦和。说话的速度不快，偶尔还有点结巴，但思路极为清晰。那时他刑满出狱已有五年，听说最初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看中了他的才华，想录用他，但当时的形势还不允许这样大的动作，所以暂时安排他在邵阳印刷厂当校对。正是在邵阳印刷厂，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吴小娟，两人谈起了恋爱。这桩恋情双方的家长都不同意，小凯家可能嫌小娟是个普通工人，文化不高；而小娟家对她找上个刑满释放的反革命也是耿耿于怀。我在见到小凯前就在长沙小凯家见过小娟，印象中是一位“冷美人”，脸上从不带笑。现在想来，她那时可能正为她不为杨家承认而痛苦，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后来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但社科院因为政治问题迟迟不敢要他，一直吊着。是刘道玉顶着“左”的巨大压力把他作为人才引进武大来，聘为经济系讲师，且分了一间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暂时还没来，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饭吃，傍晚就找我们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打得满头汗，而他大气都不喘一个，显得十分轻松，上来试了几拍，我们就成了他的啦啦队。他打球又快又狠，准确潇洒，动作灵活，姿态优美，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他体格强健，身材匀称，据说从小习武，三四个人拢不了他的边。虽然这是听说，但有件事让我亲自领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从武大走小路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他去拜访华工的数学老师，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晚上返回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出来，走了不多远，还没出华工校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如果推着走回去，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我想把链条修好，就在路灯下鼓捣起来。正在满头大汗地修车，这时小凯也从老师家出来了，恰好碰见，问清了情况，就说，不用修了，我带你走。我说，你带我走可以，但是我这辆车怎么办？他说，我也一起带上。我大吃一惊，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是一辆永久二八的大车，他骑的是一辆二六的小车，他要骑着小车带大车，后面还坐一个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泥巴路，一般骑车都要半个小时，能行吗？但我看他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车后坐。他就这样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牵着我那辆车的车把，带着我晃晃悠悠地骑行起来，但不久就平稳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得到前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像玩杂技一般同时保持着两辆车的平衡，一直到家都没有出什么事，只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紧张。从此，我对他这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似乎也为他思想的那种数学般的精密找到了身体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数学和逻辑操纵着他的身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同时反过来，他又是用极其具体的身体感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公式，这样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欢和他谈学问，虽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谈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大意是说，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比如“价值”，然后把它往一个一个经济学现象上套，解释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进去，视为对本质事实的偏差；但现在偶然因素越来越多，“偏差”越来越大，那个“本质”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用的是统计法，紧紧贴着现象来找规律，建构起可操作的数学模式，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以解决问题，并且随时可修正。我那时脑子里还满是形而上学，总认为不管怎样，马克思所发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是对一切经济学事实彻底理解的根据，如果像凯恩斯那样，把经济规律建立在人们那不确定的消费欲望之上，一个流行时尚就可以改变规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规律可言，只是碰运气罢了。不过我没有和他展开争论，毕竟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他说的那些概念术语，什么“边际效应”等等，我都不懂，只觉得大开了眼界。记得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种统计，一切统计数字都有掺假的成份，而且经济运作也不是按照统计数字，而是按照权力博弈和潜规则，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当然我并不否认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牢里结识了几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数学就是向其中一位数学家学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他说。有一位被作为“反革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刘凤祥，原来是湖南工人报的编辑，极有才华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车间劳动，被机器轧断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难，先判无期徒刑，后被枪毙，80年代才获得平反。小凯受他影响很大，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从牢里出来，他头脑里装着两种知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他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凯已经把爱人小娟和刚刚两岁的女儿小溪接来武大，而且换了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在北三区36家，16平米，还有两家共用的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离菜场和商店也近，不像湖边买东西要走上二十分钟。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每月可灌一罐气的煤气本，这是当时青年教师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他们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并没有享受多久。小凯远渡重洋之后，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要自己做饭，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马拉松式地办理出国陪读手续。那一段时间，我看小娟几乎都要疯了，有时请我们帮忙照顾孩子，她自己过汉口去办手续，整天来回跑，人变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脏衣服丢在地上，身上尿湿了也没时间换。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终于把陪读的事办成了，临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帮她看房子，连同煤气灶、粮油证、副食品证等都给了我们。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们一边祝贺她带着女儿去美国和小凯团聚，一边庆幸自己天无绝人之路。因为那时小肖也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了，我正愁原来的筒子楼条件太差，孩子生下来后连身子都转不开，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两处房子，还有半个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点火就着的煤气灶，这样的好事哪儿有！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妇对我们的信任。后来，我们两家常有信件来往。有一封信是小凯写的，说他现在正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恼，因为他不愿意和儒教断绝关系。后来就听说他最终还是入了基督教。我想，在那样一个基督教社会中，不入教可能是难以和人家相处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儒家情怀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这年9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从妇幼保健院抱回来，就住在这间借来的房子里。房子在一层，虽然只有16平米，却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上山的小路，一个就直接对着几米远处珞珈山那郁郁葱葱的满山楸树、樟树和马尾松，树影摇曳，鸟语声声。我们请了一位老家的堂侄女来帮忙，用小凯的柜子家具把这间房子隔成两部分，外面部分放一张双层铁床，由小保姆住下边，上边放箱子；里面部分是一张大床，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大床上，后来添了一张婴儿床放在大床边，给孩子睡；靠窗子刚好还能放下一张书桌。我戏称我们的房子是“两室一厅”。小娟留下的粮油证，开始我们还帮他们攒着，后来看看他们可能不会回来了，于是就把油票都用了，粮票用不完，就拿去和农民换鸡蛋。这样直到两年后，有关部门才把粮油证收上去，那时候粮票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得到，也不贵。小娟还留下一只小木箱子，没有上锁。有次我偶尔打开看看，居然是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文学创作手稿。我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这种情况我因为自己就经历过，所以十分熟悉。我当年也曾尝试过写作，但后来放弃了，我觉得自己过于理性，缺乏创作所必要的激情。但我知道，即使不成功，这些都是小凯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着他某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于是我又把一切放回了原处，细心保存起来。学校收回这套房子和煤气灶是在88年，那年小娟的父亲从湖南来，用一辆大卡车把他们的家具用具，连同那口小箱子都运走了。不过在那之前87年，我已搬进了湖边九区一套一室一厅、带自己单独的厨房厕所和阳台的新居，30多平米，号称“鸳鸯楼”，并且分到了一个和小凯同样的煤气灶，总算是从住房的困窘中摆脱出来了。我永远记得，是小凯和小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小凯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亚自己设计、自己盖起来的一栋很气派的房子。他说现在国外时兴自己动手盖房子，看他说话的口气，颇为得意。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问起小娟，他说她现在忙于带孩子，他们在国外又有了两个孩子。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谈到个人的收入，他似乎对国内大学老师现在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当时还在实行的福利房政策羡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帮我算了一下，认为我现在的收入表面看来比不上他，实际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亚少，除了物价差别外，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汉大学现在要聘任他，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应聘的。他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庄见他，顺便给他带一本我自己出的书。 　　 　　 　　　　03年的时候，听说他生病了，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如此健壮的身体也会有病。但我想，他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他体质好，也许是过度劳累，一时不适应，但恢复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过了不久，果然听说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小凯入基督教会后在教堂所作的几次见证记录，谈他如何因为信仰上帝而使自己去病消灾。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当然，我也不能担保，如果我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处境下，我会怎么做、怎么想。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种幼稚在世俗眼光看来是愚昧，但未尝不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某些单纯和天真的东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对宗教的感召力无比敬仰，虽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钦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去年我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访问三个月，悉心体会周围信众的那种宗教氛围，我觉得这种氛围根本不是科学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之一潘能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时代一次强烈的宗教体验中决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山谷充满着金色的阳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确实有上帝在抚慰着他的心灵。我不知道小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宗教体验，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学家，饱学之士，在谈到上帝时都是如此虔诚和幼稚，因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谁不是孩子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但我同情小凯的信仰，我不敢说，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和他那样的有神论者，哪个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有意义。至少，基督教帮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遑遑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凯终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惊。小凯已有好几年没到武汉来了，听说有时偶尔回大陆，也只到长沙看望90高龄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经对武汉大学的那种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这些官僚们哪里有半点关心学术和国家前途的心，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但我一直还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凯能得到武汉大学的承认，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可惜他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庸人的世界。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来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 之感。我无比怀念我和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