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

莫之许:门槛、高墙还是鸿沟?

曾以为这只是一道矮矮的门槛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开始于1992年,真正的起飞则源自加入WTO后引发的化学反应,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外来资本与内地劳动力的结合,此外,这一结合发生在沿海城市,离不开当地公共部门、基础设施体系的配合,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高速发展是外资(以及随后兴起的民营外向型资本)、内地劳动力和沿海城市三驾马车的合力所致。或者简捷地说,乃是资本、劳动力和政府的协同成就。 此轮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无疑回馈了参与各方,而其中最大的赢家一是外资,凭借独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获得了高额利润;二是沿海城市,在中国特有的经济改革进程中,沿海城市政府依旧牢牢控制着基础设施体系,也控制着土地资源,随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提升完善,通过土地升值、基础服务的垄断价格和公共税收等方式,沿海城市政府成为了此轮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赢家,如果不是说最大的赢家的话。 作为三驾马车的另一方,内地劳动力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广大农村的所谓“农民工”,进入到沿海城市,习得了技能,获得了虽然收入微薄,但也远超于乡居务农所得的现金收入,无疑是一种福利改善;另一部分则是从事管理、商业或各种专门技术的内地人员,在沿海港口城市,一度有着更多的机会,也有着更优裕的收入。 当然,在这一幕戏剧中,并非没有人受损,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既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转向商业的机会,也有传统产业破败后的下岗事业之痛;既有大量外来人口拥入所带来的租赁房屋之利,也有被拆迁征地所带来的利益剥夺之痛。 对于内地劳动力而言,也存在着收益与其贡献不相称的问题,无论的普工、技工还是所谓的白领。与经济发展持续高歌猛进相伴随的,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相关研究显示,1992年-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4.6%下降到47.1%,在12年里下降7.5个百分点。2004年-2008年按新口径,劳动者报酬从50.6%下降到47.9%,在四年中下降了2.7个百分点。 但无论如何,这一轮开启于1992年,大行于2000年后的经济发展,仍是一个相对多赢的局面。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还有个人自由提升,沿海港口城市也因为外来人群的加入而日渐多元开放,在一个经济中心的快速发展阶段内,人们对于未来也更有信心,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外地人群来说,在沿海港口城市安居乐业乃至扎根繁衍,显得并不遥远。 这一信心并非无中生有,在这一时期,户籍作为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标志,其功能正在迅速弱化中。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不仅是社会管理手段,也是经济分配手段,一度,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食油、肉、肥皂。。。都根据户籍而配给,试图将所有人归入所谓的计划体制当中。市场化的深入,弱化了户籍的功能,各类票证相继取消,尤其是1992年之后,随着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涌现,票证更加不符合市场化的需求,1993年初,各地粮票相继停止使用,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就意味着,户籍作为经济分配手段的功能已经大大地弱化了。人们开始推测,进一步的发展将使得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这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现实的发展恰恰与之背道而驰。 如今渐渐成为高高的墙 外地人与本地人同为财富的创造者,理应一同分享当地的公共设施,享用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甚至还应享有进入当地公共部门的资格,简而言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应该给予定居于当地的外地人以市民资格,享有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 事实上,沿海港口城市并非完全拒绝外地人入籍本市,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附带了提供户口的条件的人才招募和招商项目。这也就意味着,将大批外地人拒之门外,其实是以户口为标准,制造奉献和回报的不对称,这样一来,有户口不啻成为了一种特权,这相当与人为地制造或者至少是延续了一种身份歧视。无疑,这样的状态并不合乎正当、权利和法治的要求,也因此,自从外地人大量涌入沿海城市的现象出现以来,呼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但是,与呼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相伴随的,却是现实中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日益强固。市场化的进展初步解决了物质匮乏的问题,户口本上所包含的实物配给功能一度弱化,但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领域,本地户口依旧具有优先权,本地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以及公营事业等部门职位,仍排他性地倾向于户籍人士;与1980和1990年代户籍含金量下降适成对照的是,近些年来,沿海港口城市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围绕教育、就业和医疗,本地户籍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和谐社会建设,更是几乎完全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无论是低保、社保还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般都需要具有本市户口,才可以申请;与户籍一样,两限房之类也有”后门”,如北京就规定,符合首都产业结构的人才、北京市吸引的人才,包括为中央服务的人才,可临时调剂供应。同时,持绿卡的人员享受北市民待遇,也可按照相关要求申请购买。 这也就意味着, 身份而不是贡献才是决定相关福利和利益归属的前提条件. 大批迁移到沿海城市的白领阶层,就这样成为了所谓的“夹心层“:收入尚不足以应付越来越高的房价,因为户口的因素又与两限房无缘。尤有甚者的是,2010年底和2011年春,北京市接连出台购车摇号与房屋限购政策,再次以户籍为排他标准,如此一来,为之作出贡献的城市不要说什么两限房了,连买房、买车也没有资格,网络上开始流传靠北京户口假结婚赚手续费的段子,新浪微博流行的”随手拍解救大龄女青年“里面,”北京土著“、“北京户口”成为不无炫耀的条件。 随着10多个城市宣布跟进出台自己的房屋限购令,一道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高墙,竟然在短短几年内悄然耸立起来。 愿高墙不要成为鸿沟 如此现实自然引来不少质疑:这还是我们一心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吗?如果都不允许买房,又哪里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平等国民待遇还有没有价值了?难道,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没有外地人的奉献吗?为什么奉献却不能获得同等的回报,仅仅因为所谓的户口? 自1990年代初以来,大批外地人涌入沿海港口城市,既成为当地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条件,也给当地的社会管理造成了更多的压力。运行至今,外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外地人口超出本地人口已是普遍现象,在深圳和东莞等地,甚至出现了外地人数倍于当地人的情况。由于.现行体制下,警察人数与户籍人口相对应,外来人口的涌入带来了很大的治安压力,广州深圳等地严重的双抢案件和砸车偷盗等越演越烈,甚至一度出动大批武警维持秩序。此外,大量脱离既有社会管理体系的流动人口聚集在一起,也增加了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如何管理这些新居民,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设立相应门槛,逐步将新居民彻底转化为本地居民,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吸引了外地劳动力为本地经济发展作贡献,又能将新居民纳入当地的社会管理体系,有助于社会稳定。然而,下列原因阻碍了制度变革的尽早出现:首先,地方政府并无作出如此制度变革的权力,而在世纪之交,中央政府面临着繁多的议题,既然从表面上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也就缺乏动力推出如此重大的制度变革。 其次,在在现行体制下,很难想象存在一个边界清晰的本地人利益集团,可以持续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出台;但无论如何,经济发展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为沿海城市带来巨大利益,维持既有的户籍制度,以及此一制度所支持的社会管理和福利分配,就是有利于本地居民的,这势必会产生出一种倾向于保守现状的立场,成为延缓制度改革的因素。 不过,上述理由或许可以解释制度变革的迟滞,却无法解释近年来户籍高墙的悄然耸立。在我的理解,这一逆转应该与今年来不断上涨的维稳压力有关。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的逐渐解体,越来越多的人游离于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尤其是近10余年来,数以亿计的人离开了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来到异乡务工经商,进一步脱离了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控制,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由于缺乏根本的制度变革以吸收新居民进入社会管理体系,占人口过半甚至绝大多数的外地人全然游离在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这无疑给予政府相当的危机感。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具有相当的普惠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庞大的利益被剥夺群体:被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征地中获得极低补偿的农民、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业主、以及因各种原因而引发的种种纠纷制造出的庞大上访群体。从整个人口的相对比例来看,利益被剥夺群体所占比例并不会太高,但是,其绝对数量却足够惊人,始终在不可逆地堆积增长,群体性抗争事件也相应剧增。 在上述双重危机感之下,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开启迟滞多年的制度改革,逐步将新居民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来;但是,多年累积的外地居民,很难在在短时间吸收,对于当下的维稳贡献不大;一是维持既有制度,甚至加以强化,却可能成为维稳体制的现成基础。从可观察的事实来看,后一种成为了现实的选择,一种沿着既有的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系的政策安排得以浮现,在这一政策安排中,本地人成为了社会管理体系的依靠对象,而外地人则成为了社会管理的目标对象,与之相应的,则是在利益上或者至少在名义上对本地人的倾斜。各地在低保、社保等社会保障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福利提供上,政策几乎如出一辙,2001年,全国将总共建设保障房一千万套以上,这表明,以户籍为排他性的标准的政策出台,并非什么本地人利益集团的驱使,而应是更高的政治权力的统一意志所致,来自于维稳政治大局的需要。 从短期来看,这样的选择或许是有效的;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以本地居民为依靠对象的安保和维稳体系日益成熟,正在进行的两会安保,北京市再次动员了将近80万人,以维护稳定;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这一选择也将带来新的问题,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身份区别,悄然形成了两者之间的高墙,而诸如房屋限购令之类措施,正在将这样的高墙转化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在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这样的鸿沟始终不应该存在。 相关日志 2010/10/09 — 美国户籍制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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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改革是怎样失去共识的

2011年的两会比往年更受关注,有几个理由。首先,中国的进一步改革面临一个深层次的转型;其次,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开端之年;最后,处于一个受突尼斯与埃及革命影响的世界局势变动的当口。这使得中国的决策者需要权衡各种相互纠结的利益,以继续维持稳定和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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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摇摇欲坠:央视又开始造假了

来源:人人网 3月22日,大陆论坛“猫眼看人”有网民揭露,CCAV又开始在公开造谣了!同一场景照片,央视一会儿说是反对派鸣枪,一会说是支持者鸣枪;有网民分析,“CCAV几乎满篇都是颠倒是非,指鹿为马,主要目的是系统地、全面地混淆国内民众视听”。CCAV是央视CCTV的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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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观察:都是钱多惹的祸

香港自由撰稿人 林贡钦 龚如心千亿遗产案备受国际关注。 今年以来,香港连续发生了三起因钱多惹的祸,引起香港社会的极大关注,一是已故华懋主席龚如心千亿遗产争夺案,二是赌王何鸿燊家族争产案,三是反对财政预算案的社会抗争。 天地有正气 龚如心千亿遗产争夺案的法庭诉讼是一边倒的胜利。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风水师陈振聪在华懋老板龚如心刚断气,就发动了千亿遗产争夺诉讼。陈声称与龚是情人关系,持有她的2006年遗嘱,与2002年遗嘱受益人华懋慈善基金展开诉讼。香港高等法院于去年2月裁定陈败诉,陈不服上诉,今年2月14日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陈的上诉。 当香港市民在饭后茶余津津乐地道谈论遗产争夺诉讼案中的八卦时,也是一边倒的揶揄那个风水师。香港市民普遍认为,陈受馈赠逾27亿元,诱发和放大了人的贪欲,觊觎起龚的千亿遗产,最终引来人神共怒,成了过街老鼠,甚至没有律师愿意为其继续打官司。经典的钱多惹的祸。 华懋慈善基金主席龚仁心获悉裁决后,指陈振聪输在贪心,证明“天地有正气” 不患富而患不均 赌王何鸿燊家族争产案目前已戏剧性地和平落幕。 何鸿燊在声明中称已撤消所有诉讼。 “不患富而患不均”,是这场家族争产案的起因。均贫富不仅仅是穷人的专利。钱多、老婆多、子女多,各方利益难以摆平。赌王一世英名,却在英雄暮年,年近九秩跌入家族争产的泥沼。赌王还在世,各房及子女已开始争产,赌王一旦去世,赌业王国前景堪忧。 澳门特区政府于2002年决定放开赌牌,一分为三,三分为六,澳门博彩业不再由赌王所掌控的一家集团独享,引进的两家美国赌业巨头已经瓜分了半壁江山。赌王的赌业王国已呈颓势,如今更因家族争产内斗,雪上加霜,有可能再三而竭。 富府技穷 用“黔驴技穷”来形容香港特区政府这个财政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有几分神似。 港府是个富裕的政府,正常年景财政盈余几百亿。经济景气时,减税增福利;经济不景气时,加税减福利,不时还搞些赤字预算,似乎已成惯例。长期以来,香港市民虽有怨言,但还能接受。 这个财年的财政预算案将政府财政盈余713亿元中,花费240亿元,给每个强积金户口注资6000元。此举引发了极大的民怨,因为这些钱要到退休时才能动用,远水解不了近渴,同时还要支付基金管理费,有益大财团之嫌。由此引发了香港反对财政预算案的社会抗争,甚至造成警民冲突。好在港府从善如流,紧急刹车,将6000元直接注入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的银行户口,避免了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 香港公共财政的分配,历来是不同阶层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近年逐渐呈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反对新建高铁的抗争,反对申办亚运的抗争,以及这次反对财政预算案的抗争,都是典型事例。目前,香港政府的管制能力受到民粹主义的强烈制约,越来越弱,政府想办的事,难以去办。政府不想办的事,不得不办。在香港,民意和民粹,似乎已合二为一。 香港反预算案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爆发冲突。 当然,香港政府的财政盈余越多越好。然而,如果因为财政盈余的分配引发的社会抗争没完没了,势必耗尽香港最后的辉煌。 学习盖茨好榜样 星云大师说:“舍得,以舍为得!” 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是舍得的最佳实践者。2008年,他把580亿美元个人财产全部捐给了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既避免了钱多可能惹的祸,又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因此,比尔·盖茨为中国的富豪们树立了好榜样,“千金散尽还复来”,舍去钱财,得到安宁。 一位先哲在100多年前曾经揭示了金钱的本质: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在香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观念,深入人心。钱多惹的祸也一直在发生。这与金钱的主人的金钱观、价值观紧密关联。中国首善陈光标“裸捐”和高调“发红包”,扶贫济困,似乎是个异类。 然而,如果我们要做金钱的主人,不做金钱的奴隶,趋吉避凶,趋利避害,还是要学习盖茨好榜样,把金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们,慈善为怀。 本文并不代表BBC立场。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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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中国:中国核安全为何成为公众的心病?

何清涟 核电项目的安全保证不仅是技术能力与水平,而是技术之外的政治社会因素。 日本3.11地震中的福岛核电危机后,世界各国纷纷表示重新审视本国的核电政策。只有被称作“核电大跃进”的中国,官方态度却在短期内呈现两极状态:3月12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态度坚决地表示:“我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发展核电的安排是不会改变的。” 但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却做出决定,立即对全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检,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中国核安全的保障仅有法律是不够的 层级不同、责任迥异的政府部门的不同表态,正好曲折地反映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中国现实。因为核电厂建立的第一关就是环评——讲到此处,读者或许能够理解张副部长为何要在第一时间出来表达发展核电的决心了。《南都周刊》3月18日发表的“中国核电‘裸奔’20余年”一文,表达了国人对核电安全深感担忧。该文提到,中国的核电行业在“裸奔”了20余年后,至今还未穿上法律的外衣。因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炳德呼吁尽快出台《原子能法》。 但在中国这种制度环境中,一部法律又能保障核电安全吗?我不用到别的领域去寻找例证,只举与核安全相关的环境保护为例。核电厂在选址过程中首先要经过环境评估这一关,但环评领域恰好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腐败重灾区。 正如我曾多次强调的那样,一个现代国家对于本国环境一般要设有三道屏障,一是法律,二是企业投产前的环境影响评估,三是对企业污染的监测。从形式上,中国这三道屏障一道也不缺少。中国政府早就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各级人大和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多达1700多部(2008年数据)。中国各级政府也设有专门负责环境评估、环境监测的环保部门。但事实却令人沮丧:就在这三道屏障一道都不缺少的情况下,中国的环境生态迅速恶化,濒于崩溃。其中的环境评估成为第一道失灵的阀门。 在这种腐败的政治环境中,如此完备的环保机构与1700多部法律法规都未能保障中国的环境安全与国土安全,人们又怎能指望一部《原子能法》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独力擎天呢? 为什么无法相信环评机构与专家的话? 普通公众作为核电外行,从专业上与国家环保局、中核、中广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等三大集团聘请的专家去讨论核电安全等专业问题显然很困难。但多年来的各种环境灾难教训了中国人,让他们变得聪明起来,不再轻易相信政府的环评与专家的分析就是民众变得聪明起来的经验。 近年来大量环境污染事故与环境维权案件的出现,揭露了一个令国人愤怒又沮丧的事实:随着各类建设项目数量的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人盯上“环评”这块大蛋糕,催生了一条包括项目业主、环评机构、地方政府部门甚至国家环保局官员在内的利益交织、环环相扣的食物链。 在这条食物链中,评价机构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 月那篇“环评领域成腐败‘高危地带’, 专家吁打破利益链条” 一文曾列举:2002年至2008年6月,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 处,环保系统几名高级官员连续因“环评腐败”落马。国家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中心负责人因腐败问题被调查。据环保部公布2009年度环评机构的抽查结果:在全国20个省份抽选的75家环评单位中,有30家存在违规行为、工作质量较差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比例高达40%。 中国的环境评估既然已经沦为一些利益集团寻租的食物链,又怎能保证它的环评报告可靠可信呢?况且,专家们的技术水平再高,在中国也不免沦为政治的婢女。以三峡工程为例,在1989年的三峡可行性论证报告中,专家顶着压力所做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弊大于利,国务院因此否定了这个报告,让原来的评估专家靠边站,于1991年让另一个专家组出面,做出让上级领导满意的报告。既然连三峡工程这种项目的环评都如此儿戏,普通工程的环评自然更不会认真。 近年来已将中国折腾得千孔百疮的环境污染项目,几乎都有环保部门预先做过评估合格的结论。政府部门擅改专家报告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以中国各地正在兴建的垃圾焚烧场为例,2008年9月4日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份文件附件中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第6节提出,“作为项目与周围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控制间距,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据曾参加评估的中国环境科学院的赵章元先生披露,原来最初定的是1000米。按照二恶英的污染毒性,1000米距离也太小,定为300米完全没有依据。 腐败让核电厂变得不安全 在信息不透明与政府企业均缺少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核电工程运作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堪虞。体制下滋生的腐败渗透在核电领域中,质量与安全问题经常让位于成本控制、利润,甚至腐败行为。自2007年底以来,中国核电系统共发生三次高层涉嫌腐败被调查事件:2007年年底,因核电招标中涉嫌泄密,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原总裁蒋新生被中纪委双规;2008年年底,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原副总经理沈如刚及集团20多人涉案被查;2009年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被调查。不仅如此,连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合作的法国核能公司阿海法集团领导人之一的保罗•费尔腾都因涉嫌腐败在中国被强制扣留两个多月。这种情况下,核电工程质量是否能够确保,成为核电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由于信息受到严格控制,政府与民间处于完全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不想让民间知道,就以国家机密为由进行封锁。比如2010年10月23日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发生了8年来最严重的核辐射泄漏事件,也是半年来该厂第3度发生事故。1号机组核反应堆一条盛载冷却水的钢管,出现了3条最长3吋的裂痕,并泄漏2毫希(mSv)辐射。身为核电厂大股东的中华电力在事隔三周后才对外透露事件。本来事关香港深圳两地居民安全,但只有还保持自由身的香港能够召开立法会紧急会议,批中共当局延迟公布相关讯息,漠视香港市民安全。深圳市民则根本无法对此做出作何反应。 核电项目的高危险性非其它项目可比,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它的安全保证不仅仅是技术能力与水平,而是技术之外的政治社会因素。在腐败的政治根源未能消除的情况下,停建这种项目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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