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

　　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在这些文字中，老姜以为许锡良先生的解释还算有意思，给人以一针见血之感——文革不过是古代皇权与官僚集团斗争的现代翻版。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人对这种解释会感到气愤。气愤就对了。这说明它切中了要害，打到了七寸，这才有人觉得蛋痛。 　　不过，许先生这些观点，是在网上的一篇博文中写出来的，我没读过他其他的有关文章，也不知道他是否有更严密和更完整的相关文字发表过。博文容量有限，叙述方式的学术性也不够，希望能看到许先生更慎密完美，也更加学术化的文章。另外，许先生没有谈到文革这种皇权与官僚集团斗争的后续发展，以及它给当代中國造成的影响。我现在闲来无事，就来画蛇添足，接着这个话题补充说说，权当凑个热闹。 　　一，在中國的政治史上，皇权与文官（官僚）集团的斗争，一直是一条主线。但这并非说，中國历朝历代只有皇权与文官这两大政治势力，举足轻重的还有外戚和宦官两大利益集团。这四大力量主宰着中國几千年来的上层建筑，甚至主宰着历代王朝国家的命运。而且皇权与官僚集团也并非总是在作对，在特定时期，皇权和官僚还会联合起来，以对付宦官或外戚集团。外戚或宦官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站在皇权这一边，有时他们也会联合官僚集团抗衡和挑战皇权。至于外戚与宦官集团，他们在历史上更是经常拼得你死我活，把宫廷政治演绎得炉火纯青。中國人玩政治很有一套，懂得要以多克少，最大限度孤立敌人，懂得如何搞统一战线，拉帮结派。于是，以这四大政治势力为主角儿，几千年来，华夏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合纵连横的好戏。只不过这些戏大都很残酷，也很血腥。 　　二，现代社会，皇权已没了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外戚也就没有以前那么复杂，那么盘根错节了。但外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四人帮就可以说是一个准外戚集团。四人帮的头儿实际上是江青，王、张、姚实际上都是江青的附庸，他们哥几个也只有贴着江青，才有可能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坐大。毛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另眼相看，固然与两位文才不错，而且与毛的理念也相符有关，但两位对江青的紧跟和呵护，这才是关键。另外，现代社会已没了宦官，但执行着与宦官相似职能的人却不可或缺。这些人负责打理现代君主的日常生活，保卫他们的安全。作为皇权的内卫集团，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同样是巨大的。 　　三，且不说四人帮的执政理念，与当时的百姓们的需求已格格不入，单就政治智慧而言，四人帮也是我知道的中國历代外戚集团中最差劲的。这一点与江青有直接关系。江青是一位非常跋扈的女人，任性而自以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做事随心所欲，动辄用屁股指挥脑袋。她的政治谋略更是一张白卷。在四人帮覆没的的前一两年，江青一方面在与以周恩来和鄧小平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作着殊死搏斗，另一方面却对内卫集团的领袖汪东兴视而不见，且一再羞辱、怠慢和威胁他。这样一来，毛一走，文官们与内卫们一拍即和，立马将四人帮拿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同样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现代与古代还有一点不同，那便是“人民群众”作为一种力量也卷入了进来。这一情况，恐怕与现代社会政治意识模式的突变有关，如自由民主理念和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也与现代科技、尤其是交通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有关。有了现代交通与信息传播工具，政治集团才有可能及时大规模动员“人民群众”卷入政治运动中，而在古代，这些斗争大多都会以宫廷政治的形式了断。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同意许锡良先生的观点，在分析文革的政治内斗时，只需重点考虑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而“人民群众”这股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这种斗争中，“人民群众”只是一种道具或工具，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更不可能左右中國的政治走向。在信息不透明和没有法制民主的社会，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始终只是权势政治集团摆弄的一种木偶剧。当然，这不是说不同权势政治集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都是一样的。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执政理念，走着不同的政治经济路线，因而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民生的影响也不同，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是“人民群众”并没有对这些政治集团进行选择的权力。像四人帮，他们的执政理念几乎没有发展经济的任何内容，一心一意在谋划着如何夺权和掌权，这与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期待相去甚远，但如果四人帮的政治谋略十分到位，当时的他们就真的掌握不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吗？也不尽然。四人帮当时的确不得人心，因此他们倒台后，在民间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成规模的反弹，这当然也是文官集团能顺利将他们拿掉的一个原因。但“人民群众”的这种作用，是辅助性的，谈不上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力。 　　五，在大中國，结束皇权政治的是两位曾经的苏联同学，即蒋经国和鄧小平。在台湾，蒋经国不当现代版的帝王，而是把台湾推向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在大陆，鄧小平也不做现代版的皇帝，但他没有采纳被左派称之为西方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是采用了另一种结束皇权的对策，即实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任期制看似简单，却也能给皇权致命一击。帝王的特征有很多，但终身执政是一条底线。任期制一实施，这条路就给堵死了。 　　六，中國民主政治的道路仍很漫长，但皇权已被解构，这也算是一种历史进步，值得中國人欣慰。不过，没有民主政治垫底，皇权的湮没，主要意味的仍只是官僚集团的胜利，远谈不上“人民群众”的地位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皇权倒掉了，文官集团胜利了，家天下变成了官天下，皇权的遗产被人数众多的官员“集体”继承，这当然也是好事。但也带来一一些新的问题。简述两条：第一，没有民主政治支撑，官员腐败仍缺乏民主监督。在皇权制下，民主监管也是缺失的，也存在大面积的腐败，但至少还有皇权的打压。皇权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产，对“偷窃”自己私产的家伙深恶痛绝，因而对皇权不认可的腐败行为，皇家一定会下狠手打压。这当然也无法真正遏制腐败，却至少能延缓腐败蔓延的速度。而在既无民主监督又无皇权打压的背景下，腐败以几何级速度蔓延，也就在所难免了。第二，皇权的崩塌，意味着一种精神依托或“信仰”的同时瓦解。崇拜皇权领袖当然不是什么好的信仰，但毕竟是一种精神信念。现在皇权没了，这种精神信念也随之瓦解，宗教或民主自由的精神依托又仍然缺失，人们便开始彻底转向拜物教。现在的中國，人人在逐利，但肥利已被胜利的官僚集团分走，并牢牢把持着。对大部分人而言，面对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肥利，他们就只能望梅止渴了。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3f16f10100opip.html 　　作者:姜莱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08.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对文革的一种给力的解释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１９２７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3) 食物链最末端的宿命 (1) 革命逻辑 (3) 革命自有后来人 (2) 革命党与执政党 (1) 面对文革中多起大屠杀的三重耻辱 (0) 这一千年的革命 (0)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祭 (0) 让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走下革命神坛 (1) 答洪哲胜——认识暴力，彻底反对暴力 (3) 穆巴拉克算个屁 (1) 漫话“运动” (0) 毫无目的的残酷 (0) 枪都发了，怎还不革命？ (1) 暴力不是被文明驯服的 (1) 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0) 提倡一点贵族精神如何？ (1) 我们面临一场旧的革命 (1) 慎言暴力——略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 (0) 恐怖年代回忆之——枪毙 (1) 十月革命再回首 (3) 六月遐思——法国大革命前的状况和今天中国的状况 (0) 以革命的名义共产共妻 (2) 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 (2) 从革命到独裁和恐怖 (0) 从埃及革命看六四 (2) 人类社会进步一解 (1) 乱评“文化大革命” (4)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0) 中日外交会出现革命吗？ (0) 两种革命——兼论不应该“高薪养廉”，而应该“高薪养年” (0) 专制独裁不是人民的“永劫”——埃及革命的意义 (0) 不要把诺贝尔和平奖变为革命奖 (19) “要革命，不要人命”还是“双赢” (0) “改革的实践”已经放倒了“革命的理论” (0) “十月革命”的硝烟与历史真相 (0) 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0)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全球的中华儿女都在反思百年中國革命与宪政的坎坷历程与成败得失、评判有关人物的是非功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依据当代人的“问题意识”、当代人的视野和当代人的思想高度去“叙旧”。反思过去当然是为了今天与未来。“立宪”百年而仍然没有宪政，中华儿女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惭愧，有充分的理由惭愧得无地自容。 　　中华民族在这样的年头反思辛亥革命，首先必须抛弃错误的历史观，以免误读历史或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可以来自右的方向，彻底否定革命，而忽略某些革命乃是因为死硬的统治者坚决拒绝改良而迫使革命派不得已而为之。矫枉过正更可怕的是来自左的方向，沿着“以成败论英雄”、“成者王、败者寇”的流氓史观，鼓吹“彻底革命”。列寧等人错误总结“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搞出毒害全人类的黨国專制；毛等人错误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搞“彻底”的“革命”，差一点断掉了中华文明的血脉。 　　辛亥革命：妥协与和解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妥协内在于民主。民主政治是通过多数人的同意授权来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是在各种利益之间实现妥协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赢家通食。 　　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的成果，是一个世纪前足以左右中國前途的四种政治势力以天下苍生为念、根据民主精神达成的一种壮丽妥协：革命派、立宪派、清王朝汉族实权派、满清王室。 　　革命派见好就收、功德圆满。满清民族征服所播下的仇恨种子。清初顺治二年（1645）的“扬州十日”（四月）、“嘉定三屠”（七月），血迹斑斑。辛亥革命前关于“驱除鞑虏”、“剪灭鞑虏”的反满宣传，大有将满族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势头。 　　但是，辛亥革命进行得非常文明理性。辛亥革命的死亡人数没有确切统计，但总的说来死人很少。武昌起义头两天内夺取武汉三镇，死亡官兵不足千人（包括被部分革命军借机杀戮的800多名旗人）。之后的武汉保卫战及夺回武汉三镇的战斗，死亡人数也不过千人左右。至于其他响应湖北倡议而宣布獨立的各省，死亡人数更少，财产损失也不多。袁世凯的北洋军自从1911年11月27日下旬攻占汉阳之后，便基本上停止了对南方各省的进攻，战争打得比较文明，减少了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辛亥革命的初期包括武昌城内的确发生过杀戮革命对象的行为，但很快便被制止，滥杀无辜的情况没有扩大化。辛亥革命中，八旗兵驻防的南京、镇江、杭州、乍浦、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伊犁都先后落入革命军手中。其中有一些驻防点由于八旗兵放弃抵抗，而被革命军兵不血刃拿下的，也有一些驻防点的八旗兵由于反抗而被革命军鎮壓。但大规模的“排满”没有发生，想一下几百年的“反清复明”积攒下来的仇恨，这实在堪称奇迹。陕西的排满最厉害，据传西安的旗人由于反抗而被杀二万，但实际被杀的人数要少得多。三十几年后中國的另一场革命，“消灭国民黨军队八百万”，还鎮壓了数以百万计的被定为“恶霸地主”、“反革命”之类的平民，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革命军起、革命黨消”。革命派（同盟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与时俱进、华丽转身。同盟会改组为国民黨，迅速完成了从“革命黨”到议会政黨（执政黨）的转变。 　　辛亥革命确实很“不彻底”，没有被“階級仇、民族恨”所支配。没有犁庭扫穴、没有斩草除根、没有“革命恐怖”、没有“鎮壓反革命”、没有“專政”、没有报仇雪恨。 　　“階級斗争史学”的荒谬性：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階級革命”，天底下不会有以“节制资本”为目标的“资产階級革命”，当时全中國也没有几个资本家，何来资产階級革命？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而不是某个階級或某个集团的革命。同“戊戌变法”一样，辛亥革命是“秀才造反”，领导者是“中等階級”即“新型知识分子群”。辛亥革命不是“一个階級推翻一个階級”、不再是“成者王、败者寇”，也是中國几千年循环往复改朝换代的结束，辛亥革命是文明而理性的变更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以使中國赶上世界潮流、以使中國能够有效地抵制外来侵略。 　　立宪派折冲樽俎、化险为夷。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大大出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意料，此前革命黨人运动会黨在帝国边缘两广云南搞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但应者廖廖。而武昌起义后两个月内即有十多个省响应宣布獨立，颠覆了清王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立宪派人士的响应参与。当时立宪派士绅的领袖，如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等，在说动一些都督、巡抚宣布獨立、说动袁世凯反正等方面，功勋卓著。立宪派是在清末改革中形成的政治派别，他们努力引进西方代议制来取代过时的專制制度，整合改革中社会出现的不同利益。 　　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共和民主，目标都在于宪政，只不过是革命派更为激进些。手段分歧主要在于要不要暴力“排满”。在这一点上立宪派的思想要比革命派深刻、完美得多。革命队伍中流行的是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欲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立宪派所提倡的却是理性的现代民族主义，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都包容在中华民族之内。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迅速转变立场，接受了立宪派的主张，共同构建“五族共和”（实际上是中國版图内所有民族共和，当时还没有“58朵民族58朵花”的肉麻说法）。 　　立宪派从制度变革和思想教育双管齐下，扎扎实实地既开官智，也开民智。立宪派在1910年掀起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性大规模和平请愿、切实推进地方咨议局、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等改革事业。国会请愿运动是要朝廷改变制度和转变思想；发展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是培植和训练民众行使政权的能力。当时的进步力量已使宪政思想深入部分人心，因而辛亥革命可以水到渠成，传檄而定、咸与维新。 　　满清王室审时度势、理智退让。王室内部的理性力量也已出现和成长起来。满清王朝在1898年有过脱胎换骨、在中國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机会，但这一机会被断送在顽固派残杀“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清政府后来悔之莫及。清朝灭亡前的10年的“新政”，先前被说成是“欺骗”。其实，经历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劫难后，清廷上下形成了改革共识，连慈禧太后和最顽固的皇亲国戚也主张改革。清末10年改革成效很大，是中國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國的现代文官制度、警政制度、军队建制等均于此时起步。在科教文化方面，废科举、兴新学，建立现代教育体制。法制的现代化改革更不用说，不仅引进了刑律、民律，为发展经济还议定公司律、破产律，直到钦定宪法，预备立宪，准备开国会，筹办地方自治。经济上也在与世界接轨，创办大清银行、修建主要铁路干线、改革币制、税制。为清王朝挖坟墓的是清朝顽固派。宪政改革无疑是要让请王室出让实权，但清朝顽固派却死抱权力不放、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们组织“皇族内阁”（1911年5月裁军机处，改设内阁，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十三名阁员中王族占七人），伤透了汉族大员的心，也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 　　在清末新政中，摄政王载澧，主管政法大权的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耆等，是政治上相当厚道开明的人物。他们对“有异心”的汉族官僚魁首袁世凯优容有加而不置之于死地；特别是对那位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1910年2月下旬进京埋炸弹行刺摄政王载澧（皇帝他爹）的叛黨汪精卫等，居然也没判死刑，甚至不搞刑讯逼供株连同黨，在南北议和期间就赦罪释放了（难怪1925年孙中山病死前一个月，在北京带着汪精卫等往醇王府拜见载澧。当今的诸位要学习学习啊）。南北和议之初的1911年10月27日清廷发布了“罪己诏”，30日宣布开放黨禁，并随即大赦政治犯以促进政治和解。清室看到大势已去，便明智地急流勇退，没有搞几个“坚持”，也没说“绝不”，体面地退位，这才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 　　满清军事实力派顺天应人、皆大欢喜。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兴”，仰赖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开始编练新军。新军领导权也因为“八旗子弟”的无能而落入袁世凯等汉人手中。因为感觉到大权旁落，满族贵族集团曾一度以“回乡养疴”的名义解除了袁世凯的军权，但袁世凯在新军中所培植的，非满族贵族集团所能左右。武昌战事一起 ，袁世凯就指使其黨羽挟迫清廷恢复其军权，并委任其为总理大臣。这样，清朝军政大权终于落在汉族官僚集团手中。 　　两军对垒，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在军事上占优势。但是，袁世凯没有穷兵黩武，而是开启和解的智慧。10月20日，遭贬黜蛰伏多年的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时，开出的条件即是：开国会、解黨禁、赦免革命黨人。袁世凯出山后对南方革命军使用的武力有限，主要是显示他的实力。他当时在掌握军事主动权的前提下，主动提出并主导了南北和谈。南北和谈是实力派与革命派对谈，但居中谋划调停的是立宪派，如张謇、赵凤昌（原张之洞幕僚）。赵凤昌隐居的上海私宅“惜阴堂”，成为南北和议谈判之地和各派谋划成立民国政府的据点。孙中山刚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去 “惜阴堂” 拜会赵凤昌。清王室的退位诏书竟由张謇起草，和议各方在“惜阴堂”讨论定稿，由袁世凯转交隆裕太后签发。 　　袁世凯敦促清帝退位的文告称：“将统治权公诸于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接受临时大总统时通电赞同“共和为最良国体”，立誓“永不使君子政体再行于中國”，深得人望。 　　军阀混战：政治领袖们定力不足 　　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在中國成功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当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全球没几个民主国家），与文明古国的地位相匹配。辛亥革命为理想信念而战，武昌首义诸贤都没有争权夺利。他们没有在打下“江山”之后坐上“江山”。最初起事的熊秉坤，没有贪功，在革命已经发动并占有主动权的情况下，将指挥权交给了当时并非革命黨的吴兆麟。而吴兆麟也没有占山为王，又将指挥权给了清军军官黎元洪。之后，他们又请出了立宪派人士和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组成了军政府。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1911年12月29日起义十七省“都督代表会议”就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六票对一票）。一百年前在面对最高权力的时候，中國人已经学会选举，这还不是令人惊叹的君子行为？起义十七省的都督多半不是革命黨人，他们并不看好孙中山这位江湖郎中（外号“孙大炮”）的实力和能力，但看重孙中山的声望和三民主义思想。 　　按照辛亥革命本身所确定的基本目标，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是用比预期代价小得多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功在千秋。长期以来国、共两黨的官修史书都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实在让人不敢苟同：几千年的專制帝国以相比英、法、美都小得多的代价（例如英国革命死伤人数、美国獨立战争死伤人数、特别是法国革命死伤人数）被推翻，而且还是在“中國的启蒙运动”之前下（以及有些人所说的糟糕的传统文化之下），难道还是失败？那何为成功？成功与失败的评价标准又是什么？黨国史学首要标准是革命政黨是否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并“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仍然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把戏？同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区别何在？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宪政民主理念的胜利。武昌首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階級、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成果，最主要的就是两项： 　　1.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从此结束。 　　2.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体现在价值观念层面：主权在民（人民主权）观念、保护人權（人權平等）观念。体现在制度层面：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獨立、总统选举、地方自治。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某一階級或集团的胜利，而是国内各派势力博弈合力的成果。其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就在于有一套以宪法、国会、政黨为核心的共和民主制度取代了旧的世袭王朝，以现代民主取代传统專制。 　　遗憾的是，辛亥革命的宝贵成果后来被蹂躏、抛弃了。首先蹂躏辛亥革命宪政民主成果的是旧官僚和无聊文人，后来抛弃宪政民主成果的是革命者本身。 　　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就发生了总统与国会之争。如何厘定各自的权力范围，这是民主政治范围之内的正常纷争。首先失去定力的是孙中山革命派。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建立之后，孙中山对议会政治并不热心，国民黨黨务实际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黨得到国会多数席位，行将组成政黨内阁。极负人望的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几成定局。1913年3月20日，31岁的宋教仁惨遭暗杀（22日因枪伤过重而亡），袁世凯当然值得怀疑。不过，暗杀是孙中山革命黨的惯用手段，袁世凯以往从未行暗杀之道。革命派有理由怀疑袁世凯，但民国注重的是法治，必须有确实的证据才能定案。连古代的韩世忠都知道“莫须有何以治天下”。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国会安然无恙，以国民黨与共和黨（后改进步黨）两黨对峙为主的两黨政治安然无恙，宪法起草工作也在密锣紧鼓的正常行进之中（宪法草案1913年10月30日在国会三读通过）。正确的因应之道是法律解决，在现有政治法律框架之内解决问题，按照民主和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这也是当时多数国民黨人的主张。理当尊重民主程序、尊重司法獨立办案、由国会组成特别委员会作出全面调查，查个水落石出，并对袁世凯严加问责。孙中山则力主“武力讨袁”，经过艰难预备，1913年7月12日由原江西都督李烈均出任“七省讨袁联军总司令”，仓促起兵进行“二次革命”，引起国民黨内部大分裂，显然是滥用“革命”、迷信暴力。议会大黨以武力革总统的命，章法大乱，目标与手段都缺乏法理依据。从策略上说，国民黨的武力与财力比袁世凯要薄弱得多，根本就不是对手，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也完全是下策。“讨袁”战事毫无建树，头尾不足两个月，“獨立”各省均先后失败。实际上，袁世凯当时所领导的共和政府，在国际上得到全面支持，在国内也被多数人认为是中國希望之所在。孙中山革命派这时已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派，只是势单力孤的一群军事冒险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创造民国，创造议会政治下的和平博弈，成功改写了政治游戏规则：“二次革命”又回过头去武力争权，使民国政治搅成一团乱麻，实在是自毁江山。 　　孙中山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脱离民主法制轨道，搞獨裁專制，根本不承认宪法、国会的权威。1914年7月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黨，要黨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无条件服从他个人，使得黄兴等人也只好离他而去。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还要牺牲“生命自由权利”，实在是强人所难。 　　袁大总统对民主制度不习惯，他不能制定他所需要的法律，不能任命他所信任的国务员，处处受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黨内阁的制约。民主政治下的争争吵吵，本很正常。即便当今发展了几百年的民主国家，政府与议会不还是争吵不休？可悲的是，一些政客文人在民主政治遇到困难时就主张向專制政治倒退。袁世凯受自己及身边几位奸佞之徒所制造的“民意”所迷惑，竟然妄图恢复帝制。在这场骗局和闹剧中，有几个奸佞起的作用特别坏。一个是袁世凯的洋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Frank Goodnow）。他是西方知识界那类表面对中國友好而骨子里贱视中國人的典型代表，带着恶毒的种族主义偏见，认为中國人不配享受宪政民主、没有能力实行宪政民主，最适合中國的是帝制。这种人当时不少，现在在西方也没有绝迹，而且他们还常常成为北京的坐上贵宾。一个是浪得虚名的无聊文人杨度，受袁世凯重用、聘为总统顾问之后便飘飘然不可一世，厚颜无耻地“劝进”袁世凯当皇帝。再一位是等着做“太子”接班的袁克定，居然办一份专给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来欺骗老爹。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1915年12月12日发表文告，宣布接受袁记参议会“一致通过”送给他的地位。但是，他此举立刻招致世人反对，众叛亲离，“天下共击之”。“护国运动”与辛亥革命一样，又是反对帝制力量的一次大联合，又是一次传檄而定，在始于西南的各省纷纷宣告獨立中大功告成。袁世凯只好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随即在悲愤交加中大病不起，于 1916年6月5日毙命。一念之差，毁了一世功名、误了卿卿性命。袁世凯归天之前，召集心腹开会，同意反袁各方的要求，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各省獨立也随之取消，中华民国又复旧观。 　　“洪宪帝制”还没开场即告覆灭，再次表明辛亥革命推翻不只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而是君主制度。满人的君主要推翻，汉人的君主同样也要推翻，君主制度在中國已经成为历史。即便是袁世凯的那班心腹部属，包括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冯国璋、陆荣廷、龙济光等，也大都坚持政治与道德底线。他们可以跟着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可以跟着袁世凯鎮壓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但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护国运动”胜利之后，共和制度得以成功恢复。辛亥革命的成果，诸如约法、国会、内阁、政黨政治等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中华民族又回复到了宪政民主的大道上，直到黨国体制这一全新的專制制度颠覆了宪政。 　　议会是西方富强之本，必须立即将中國变为法治与民主的国家，这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达成的共识。当掌权遇到挫折的时候，由“革命黨”和“革命领袖”带头破坏这种共识，使專制势力借尸还魂而复辟于中华大地，教训至为深刻。 　　孙中山：以俄为师，误入歧途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冲击下中國经历了“千古奇变”，遇到“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政体已运转不灵，必须改弦易辙，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价值层面实行全面学西方、全面变革。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要求跟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学习谋求现代化，建立宪政，这是大方向。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应在国际通行的（宪法、国会、政黨）民主机制下和平竞争。 　　孙中山是一位缺乏实力的革命家，因而靠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来开道，“革命”征途中的种种举措，可议之处很多，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大都情有可原。包括他试图以割让满州为诱饵骗取日本对他的革命事业的支持，也并非不可开脱。当时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支持中國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孑然无助。日本多种政治势力刻意插手中國政治，但漫天要价，谁出价高就支持誰.他们要支持孙中山，当然需要孙中山要以袁世凯出的价来压孙中山。孙中山为从满清政府及袁世凯手中夺得日本人的支持，不惜以出让民族利益为诺，确实不高尚、不地道，但也是出于无奈。 　　但是，孙中山最根本性的错误在于放弃宪政民主这一现代文明的主流正道，转向“以俄为师”，迷失了大方向。“假共和”可以通过思想革命和议会斗争来变为“真共和”。美国当初成立的共和国，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漏洞百出，就是例子。“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求取“真共和”的无懈努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孙中山被历史超越，办《建设》、《星期评论》等杂志，在思想启蒙运动中打个下手。宪政体制已经建立，在价值理念方面继续下功夫，便可使宪政体制能够正常、顺利地运作。而“以俄为师”，以黨国体制为目标，便走到邪路上去了。孙中山改组革命黨，回到历史中心，“继续革命”，中國又乱套了。“北洋时期”，中國的现代民主框架仍在，公民社会高度发达，市场经济也在健康高速地发展，思想文化更是空前自由和繁荣。后来的黨国体制变换花样，将專制政治推向顶峰。古代的纲常礼教固然压制个人權利与个人自由；现代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黨国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压迫变本加厉。一旦以国为本，特别是以黨国为本，国家富强压倒个人權利、黨国利益压倒公民自由和权益。这就是“以俄为师”的必然结果，可惜的是，俄国早就改弦易辙了，而中國却依然在这条此路不通的胡同里瞎折腾。 　　辛亥革命没有失败，宪政中國还有希望。中國人民在一百年前就选择了宪政民主。一百年以来，人类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天主教文化的国家、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文化的国家、印度教文化的国家，还是儒教（儒家）文化的国家，都由人民的选择而成功地建立和享受宪政民主和这一制度所提供和保障的自由权利。某种文化或某种“特殊国情”不适合宪政民主的神话或鬼话，早就被全人类的政治实践打破了。且不说百年以来中國的自由民主思想启蒙已经有了多么深厚的积累，中國人民在儒家文化还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就选择并建立起宪政民主制度。民国初年那些无知而又无聊的军阀武人妄图颠覆宪政民主制度而恢复帝制（哪怕是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也都落得遗臭万年的地步。后来的一些革命黨人和政治领袖，为某种新的理论和诺言所迷惑，用武力为中國人选择了黨国体制的歧途。正、邪之间的选择，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于今缅怀辛亥先贤为中國建立宪政民主的丰功伟绩，我们浮想联翩，痴迷地想，中國当今朝野上下应该还有迷途知返、重归宪政民主正道的智慧和勇气。 　　冯崇义、 杨恒均 （悉尼科技大学）  2011－3－6 　　来源：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1126103459354 　　作者:冯崇义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辛亥没有失败，宪政还在路上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近代中国宪政经验的启示 (0) 论“幸福宪政”的手段与目标 (0) 自由、财产与宪政 (0) 经济自由——自由之母，宪政之路 (0) 燃油税是个宪政议题 (0)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１９４３年 (4) 宪政的底线——从猴子掰苞谷的寓言说起 (0) 宪政民主与两岸问题 (0) 宪政中国与“老权贵带入新社会” (0) 宪政与市场经济 (0) 宪政、法治与民主 (0) 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 (0) 华盛顿的宪政思想 (0) 区分法治与法律，《宪法》与宪政 (1) 共和·民主·宪政 (0) 中国宪政转型的本土资源清理 (0) 一个人的宪政 (0) “预备立宪”是如何流产的？ (4)

　　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人怀疑：中國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不再前进也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在互联网上摇旗 呐喊 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忘记写过？ 不曾 呐喊 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 ”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國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器物”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善如流，几乎在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战争也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國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國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中國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國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我们中國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國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國进行瓜分和分赃（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國）。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國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國的知识分子。 　　中國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國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國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國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國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國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國早就獨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会侵略中國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國处于转折关头，中國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國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清醒了，他们只不过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变”，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进步”。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如果从思想认识来说，中國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样的一群。 　　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幕后黑手，那么，当时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國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國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國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國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國引上歧途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有“全盘反传统”，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國文化传统的專制主义）也不会将中國引上歧途——因为中國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折腾了几百年。 　　从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间创办工商企业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到民国初年建立议会制度、进行政黨竞争轮替、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到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以人權平等、獨立自主的新伦理取代等级專制、奴隶主义的旧伦理，我们国家民族一直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奋勇前进。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但跟“反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当时“觉醒”起来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错了路：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弯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让我们就此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生出了绝望。中國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又折腾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决不是那个短暂的启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而是中國两千年顽固势力的缓冲所致。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足，能够真正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九十年，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家走上弯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军国主义日本等等。相比较这些集權给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造成的灾难，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过去九十年里，只有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九十年前，这些概念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些观念也还远远不能算是“普世价值”，五四过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先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很多国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远。正是接二连三的教训才让很多国家回头是岸，纷纷回归人间正道。 　　如果说五四后的中國走向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当时和中國一起走上岔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如果考虑到中國几千年專制制度的话，我们没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历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历史，是公正的。 　　然而，风雨仓皇九十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九十年前中國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国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误入过歧途，走过弯路，或者走过邪路，那么现在除了少数国家如北朝鲜外，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弯路和邪路，回归到九十年前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们呼吁、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最不坏的那条路…… 　　收回我们的目光，审视我们自己，不难发现，我们一边在小路上屁颠屁颠地踽踽独行，一边对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们把我们引向这条羊肠小道的啊），我们应该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 　　遥想九十年前的前辈，感受周围风起云涌的“新民”，抚思我们内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 　　冯崇义、 杨恒均 　2009/5/4 五四 　　作者:冯崇义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0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１９２７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3) 食物链最末端的宿命 (1) 革命逻辑 (3) 革命自有后来人 (2) 革命党与执政党 (1) 面对文革中多起大屠杀的三重耻辱 (0) 这一千年的革命 (0)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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