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秘密向海外出售核计术，使国际社会感到担忧 北京与华盛顿就中国拟向巴基斯坦出售两座民用核反应堆发生的争执正在扩大。 北京的做法将违反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的指导原则。 这个集团是出口核技术国家成立的一个组织，中国在2004年加入其中。 该组织星期一（21日）在新西兰举行年会。预期中国将就向巴基斯坦出售核反应堆做出正式声明。 中国已经卖给巴基斯坦两座民用核反应堆，但是这是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之前进行的。 现在北京希望向巴基斯坦再出售两座核反应堆。 巴基斯坦从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并拥有核武器。多年来，巴基斯坦参与秘密交易，向海外出售核计术，使国际社会感到担忧。 BBC外交事务记者马库斯说，中国有几个选择。 北京可以仿效美国2008年向印度出售民用核技术的例子，为同巴基斯坦的这笔交易寻求特别豁免。 中国也可以称准备向巴基斯坦出售的这两座核反应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北京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前与巴基斯坦进行核交易的一部分。 此外，北京也可以不顾核供应国集团原则，直接完成这笔交易。但是这样做将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阅读更多香港特首曾荫权 路透社 chef executif du gouvernement de Hongkong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根据多方面消息来源证实，中央政府已经接纳香港民主党对港府政改方案所提出的修订建议，而在立法会拥有9票的民主党19日召开中委会，通过支持经修订後的政改方案，而民主党党大会21日如通过支持方案，特区政府将正式宣布接纳民主党的建议。而特首曾荫权所提出的2012政改方案，可望在6月23日立法会表决时，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通过。 民主党的立法委员张文光20日早上坦诚，民主党提出的建议，其实由两名香港学者马嶽与陈健民草拟，目地是逐步增加立法会直选的议席。他又说，中央在今年年初已经就政改问题与民主党接触，当时中央还提出要求民主党的核心党员不要再参与平反六四的支联会活动，但民主党未予答允，而中央之后也没有再就这跟进这个问题，但仍与民主党就有关政改问题沟通，显示相当的诚意。 不过由于民主党所提的修订，并未触及核心的功能组别议员的存废问题，也没得到北京保证2017及2020年真普选，包括社民连和公民党等其他泛民主派因此仍然坚持反对立场，使得香港泛民主派呈现分裂。社民连创党人兼立法议员黄毓民接受本台访问时，更指责民主党当初以拒绝参与五区补选变相公投，作为与北京谈判的筹码，内中可能涉及利益交易。 民主党提出的建议，是2012年增加的5个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经由全港三百多万选民投票选出，而不是政府原来方案中由区议会议员互选产生。民主党中委会认为，如果中央接纳他们的建议，政改的民主成分大幅提高，因此愿意投票支持。但其他民主派议员，包括民主党创党人李柱铭，则表示反对，认为民主党此举等同放弃寻求最终真普选的目的。 一群八十後的青年为了明确表达反对政改方案的立场，决定在23日立法会表决方案的当天，发动包围立法会，希望更多议员投下反对票。 中央采纳民主党建议的消息，19日经过多个渠道传达至香港。泛民主派的政党民协主席廖成利表示，他接获一名“中间人”的电话短信，告诉他中央已经同意民主党的建议。廖成利说，这个中间人过去给他有关北京立场的信息，一向可靠，所以他认为消息非常可信。此外，香港的有线电视也从北京获取中央政府接纳民主党建议的消息。有线电视的新闻指出，中央改变初衷是因为考虑到一旦政改再度被立法会否决，会间接让激进政党坐大，并同时影响特首曾荫权的管治威信。 事实上，特首曾荫权19日早上分批接见了香港多个建制派政党的立法议员，据了解，曾荫权已经转告他们有关中央的决定，并希望他们支持经民主党修订後的政改方案。不过曾荫权在稍后参加支持政改的大游行时，拒绝证实北京已经接纳民主党建议的消息，只说香港的政改需要往前走一步，又希望立法会议员能够人人支持方案。 其实在民主党提出建议不久之后，包括中央及香港的建制派人士，都纷纷批评民主党普选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员，有违人大常委的决定及违反基本法的原意。中联办一名官员甚至还公开讥讽民主党的建议属「画蛇添足」。但到了两天前，情况急转直下，当初批评民主党的建制派人士，包括基本法委员会副主席梁爱诗、委员饶戈平、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张炳良等，纷纷改口，认为民主党的建议并不违反人大决定，应予支持。 由“政制向前走大联盟”发起的支持政改大游行，19日下午举行，除了曾荫权之外，港府高官几乎空群而出，由于游行人士大多获得旅游巴士专车接载，导致交通大阻塞。举办单位宣称有12万人参加，但警方估计约人数约7万。根据报道，这些游行人士很多并不知道游行的目的，他们出发前都获得招待廉价海鲜午餐，结束时则按人头领取现金津贴。 黄毓民认为，政府和建制派花费金钱搞游行，目的竟是支持民主党建议的方案，正是出钱出力为民主党抬轿，极具讽刺。 tags: 政治
阅读更多《2010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报告》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阅读更多21年来，对“八九学运”的反思中，常常将党内精英的分裂和“派系斗争”作为重点，并以此来解释在“八九学运”中出现的“强硬”和“对话”两种态度的交替出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先生的专著 《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和1989北京学生运动（节选） 》则不同意这一观点，他 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来解释“八九学运”。他通过“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在经济、政治和观念上的联系”重点解释这一问题：为什么学运积极分子、知识精英和政府领导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下都曾经寻求过妥协之策，但运动最终以血溅天安门收场？赵先生不认为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国家在处理“八九学运”上的政策摇摆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政策的变动并促成整个运动的发展动态，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关键因素在于国家控制手段失效；而国家控制手段的失效，则归咎于当时国家高层精英、运动积极分子和其他北京市民对国家合法性基础的相互冲突的理解不一致。 他的分析说明：国家高层精英（包括政治局常委和当时对政策起“超体制”作用的“八老”）所认为的国家合法性仍然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正确，但是广大的学生和市民则已经不认可中共的意识形态是构成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因为“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78-89年期间都已基本破产，市民是以政府的绩效和道德作为政党合法性的基础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和“不可调和”是“八九学运”无法给国家除了暴力镇压之外的其他控制手段的根本原因。 在1989年，政府的绩效因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脑体倒挂”等改革中出现的冲击而跌入了谷底，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对此的不满提升；而在“学运”早期的“下跪请愿”无人理睬、对话不够诚恳和后来的“戒严令”颁布（利用国家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则激发了普通大学生和市民的道德感，因此他们有动力去参与和推进运动。 至于在运动中人数占少数，但其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当作运动的“幕后黑手”遭到逮捕和流放）、激进的学生精英和部分媒体从业者，则认为国家的合法性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在运动中的确提出了“八老”所认为的“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质性挑战。 更多……由于RSS输出的字数限制，请点击 这里 直接查看和下载。
阅读更多搭救倪玉兰的网友苏雨桐和刘德军在星期三凌晨分别遭到抄家、拘捕和被绑架，刘德军并被毒打后带到北京郊区，警方威胁他如果再回到北京就要他的命。经过网友的搭救和关注，苏雨桐和刘德军终于回家。网友在警方监视下发起消夏聚会，准备和倪玉兰共同度过端午节，但是突然警方冲击并带走倪玉兰。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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