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你们都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社会做一点事。” —— 张育英（1928-2012） 一 2012年1月24日，北京时间13:15我母亲张育英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 1月24日（星期二），美国西部时间晚上，我预订了去北京的往返机票。行程是：1月28日（星期六）从旧金山启程；2月4日（星期六）返回。 因为用了10年的美国护照2011年过期了，1月25日（星期三），我办理了新的美国护照，当日取。1月26日（星期四），我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办理特别加急签证，当日取；除申请表外，无需任何其他文件，只是新老护照和照片，费用$170。 1月29日（星期日），抵达北京，我和弟弟一家住在我母亲的老单元。 1月30日（星期一），北京早晨有小雪，天气寒冷。上午9点多，我们在医院为母亲举办了告别仪式，有很多我母亲的老朋友也前来送别。他们都是80岁的老人了，这么冷的天，还是来了。姐姐、我和弟弟准备过几天去看望几位我母亲的挚友。下午一点多，在八宝山取出我母亲的骨灰，准备来日办好手续后，将我母亲与父亲合葬。大约3点回到家中。 我一直在想，每个人都有母亲，我刚刚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当然希望母亲们能够健康、长寿。中国最著名的母亲就是“天安门母亲”了，我要去看看丁子霖老师。她的儿子不能陪伴她已经很久了，我希望把晚辈的安慰和爱带去。 我个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追求自由、崇尚人权、承认普世价值观的人，总是对人性的光辉赞赏有加。平时，为人行事也是尽量公开。 1月31日（星期二），我们去看望我的姨母，待了很久。也给丁老师家打了电话，约好第二天下午3点去看望。 2月1日（星期三），和弟弟一家中午在外面吃饭，要了一碗牛肉面，挺香的。下午一点多，去一个鲜花店买了一束鲜花。不到两点钟，乘出租车去丁老师家。在车里我还想：来早了，会不会影响丁老师休息？快到丁老师家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帮司机问路。路上并不拥挤，2:20左右就到了。 二 见到丁老师家的小区了！我付钱，手捧鲜花，背着一个蓝色的小包，下了出租车。下车前看了一下出租车上的表：2:20pm（2月1日，星期三）。外面有阳光，但空气污染较重，像下了雾一样，阳光并不刺眼。人行便道离马路边有几米的距离，我走着找丁老师家小区的入口。路上没什么行人，路边停着一些汽车。 忽然，过来了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 陌生人：你是葛洵吗？ 葛：我是，有什么事？ 陌生人：过来一下，问你一点事。 葛：对不起，我现在没空。 他开始用手拉住我，又过来两个男人，使劲推我到路边的一辆浅棕色的车（第二天，去机场也是这辆车，本田雅阁；第二天我看到了车牌，P-CA106）。这辆车右边的两个门都开着，副驾驶门前站着一个女的。这时，我已经意识到有麻烦了。我在美国和中国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不知道怎么办。想起网上看来的，要求看证件。我并没有用力挣扎，也没高声呼喊，只是说：我就看一看丁老师，怎么会这样。他们一直说：配合一点，配合一点，不要乱动，对你不利。但推得很厉害。我说：我得看看你的证件。第一个陌生人：一会儿给你看。我要求给家人和美国使馆打电话，被告知：现在不行。我被推坐在后排座位上，还一直要求看证件。第一个陌生男从兜里拿出一个本，打开让我看：国安，王杰。当时我这样想：出示了证件，说明还有诚信，我们可以以诚相待。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害的我不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跟他们快说完，快走，丁老师还在等我；而且在后来的整个过程中，还一直这样想。这个想法更糟糕。我问：你们为什么控制我？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必须配合。 我被推入车后，强迫我坐在后排中间，左右两边都有人。看到前排中间收音机上放着我和盛雪的一个合影。这张照片在她的博客里我见过，是她2011年秋天对我做一个采访时拍的。车开始走。这时，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不想给他们，王最后从我的右裤兜中把我的手机强行拿走了，我提出抗议。手机是跟我弟弟借的，我都不太会用。路不是很远，我在车上一直反复自言自语，就一句话：怎么可以这样？我只是去看看丁老师。 葛洵和盛雪   车先进了一个院子，刚停下又出来了。过了一会儿，进了另一个三面环楼围着的院子。 王：下车吧。 我问：这是什么地方？ 王：我们单位。 之后，进了一个楼。从楼梯上了二楼，楼道里没有人，像是一个简易的旅馆。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长三人沙发，两个单人沙发，一个长茶几，一个老式的电视。后来知道，有一个套间，浴室在套间最里面。 我出门一般都把证件带在身上。进屋后，我问他们带我到这里干什么，王说是传讯。我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向他们提出抗议。我要求他们出示法律文件，他们说一会儿给我看，后来证明这是谎言，自始至终就没给我看过任何文字的传唤证。要我交出所有的东西：包，包里有相机和一个录音笔；新旧两本护照；钱包，钱包里有我的美国驾照、信用卡、不少人民币和美元，还有朋友给我留的联系方式，都是小纸条写的。因为有不少钱，钱包里装不下，就拿出来一部分放在一个信封里，信封里有￥3000和$500。东西都被拿走了，说是一会儿还给我。这时候我想：快完事，快走，人家丁老师还在等我哪。 后来知道，整个过程中主要有5个人物我见过：王杰是主要问话的人，重要的事情他都在场，我只看过他一个人的证件。胖司机，只是开车的时候才出现，也帮助他们在车外控制我，只会说一句话：这么大岁数了。女记录员，后来说是姓普，个不高，瘦瘦的，像是30岁左右，什么事情都记下来，问话中她反复催促。一个高个子男的，像不到40，眼睛不大，名字不知道，他是后来主要打我的人，就叫暴力男吧。一个小个子，眼睛挺大，后来我问他，说是姓高。对面还有一个房间，他们出来进去时我看到，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像是他们的指挥部。我身边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大多数的时间是4个人，他们经常轮换着出去，可能是去汇报或吃东西。我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不能关门。 我还在要求给丁老师、给家里、给美国使馆打电话，他们没允许。我被强制坐在里边的小沙发上。问话开始了，不是很正式的样子，只是看到记录员在写。“你这次回来干什么？”我说是给母亲奔丧的，丧事办完了，现在走亲访友。一个事问好半天，我心里着急，想赶紧完，我就能走了。“为什么去看丁老师？”我问为什么不能。丁老师是一个有自由的人，不是有罪的人，在我心目中她是良知，是一位我尊敬的人道主义者，我视丁老师为我慈祥的长辈。我当然要去看看她，尤其是在我失去母亲之后，这种愿望特别强烈。 开始问“全美学自联”。“全美学自联”的全称是“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是1989年6•4后在美国成立的学生组织。我参加了在芝加哥的成立大会。在1990年12月，我曾经受“全美学自联”的委托到北京要求旁听“王军涛案”和“陈子明案”，在北京待了8天半。当时，国际媒体有一些报道，ABC曾选我为“本周人物”(Person of the Week)，是因为我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极度关注。那时候闯关回去后，我可能就上了名单了。1991-1992年，我担任过“全美学自联”理事会的主席。1994年后，我因为自己生活上的事，减少了这方面的参与，直到2009年7月份，又重新找到了老朋友们。中国政府从来没把“全美学自联”定义成所谓的“民运组织”，我个人也不是什么政治人物。1997年底，我回国探望家人，国安找过我，谈了很久。实际上，都是他们给我介绍“全美学自联”当时的状况，那时候，谁是主席我都不知道了。后来又回去过几次，没事。 下面就问我是受谁指派来采访的，当然没人派我来。我的录音笔和相机中有很多东西没删除，主要是近期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我自己是一个开放的人，社会活动从来不保密，也不从事地下工作。里面的内容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为滕彪、江天勇颁发“杰出人士奖”的内容；廖亦武来旧金山湾区新书发布会和盛雪请他和别的朋友吃饭；做“自由荔蕻”博客网站时对别人的谈话；收集“墨镜•肖像”的照片和留言；后来我发起“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谈话和照片等等。其中有一小段录音是我向盛雪请教如何剪接音频的，那是为了做“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用的。他们非得说我是盛雪派来的，让我必须把我怎么认识盛雪的过程说一遍。 说完后，我问他们完了没有，结果还没完。怎么这么长啊？ 下面开始问我钱的事：你哪来那么多人民币？要给丁子霖多少钱？谁的钱？谁派你来送？你来北京谁给你报销？谁报销？我答：我太太报销行不？钱都是我自己的，家人给的，我也带回来一些。没决定捐，就是捐的话，多少也没确定，就是捐也不是捐给丁老师个人，是给“天安门母亲”，没有任何人派我来，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个人从来不号召给我或我热衷的活动捐款，我每年自己捐一些而已。这个钱的事翻来覆去说了半天，好像永远也问不完。最后，非得逼迫我说那个信封里的钱是准备捐的。我跟他们说：这可是你们强迫我说的，不是我的原意。费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完，我开始着急。我说：这样吧，我用人格来做个保证。王说：写下来。我这样说：钱都是我的，没人派我来送钱，也不知道会不会捐。他们明显不满意，非要我写下信封里的钱是捐款，不然，没完。我照着他们的意思写了。还让我签名、按手印。好久没按过手印了，有点儿好玩儿。 三 你为什么从2009年以后又重新开始这些活动？”我说是重返沙场，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幅度恶化，而且恶化的程度越来越强。”那你6•4二十周年时怎么没出现？”“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后来‘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为成立二十周年聚会，我就回来了。朋友们还挺高兴，说葛洵又回来了。再观察了一下，人权的状况怎么变得这么糟糕啦，不行，我得干点儿什么。”我跟他们讲：我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关心整体“自由度”，最在意的是人道主义和基本人权。你们愿意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给我加上“民运人士”等等标签也随你们便，我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结果讨论半天这个事。 你都加入了什么组织？”“‘全美学自联’，这个刚才都说的很多了。”“没问你这个，还有什么组织？是不是还有跟海外藏人有关的？”我忽然意识到，他们在问我“湾区汉藏友好协会”的事。和我平时做的一切其它事一样，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实际上我们还做新闻发布，生怕别人不知道。“湾区汉藏友好协会”的英语名称是：Bay Area Chinese and Tibetan Friendship (BACTF)，我担任秘书。2010年，我参加的时候，它已经有了，只不过很年轻。后来改选，我才志愿担任了职位。“你为什么参加这个？主席是谁？都干什么？”“我是因为关心西藏的人权状况、要了解藏人独特的文化才参加的。其他的信息在‘湾区汉藏友好协会’新闻发布上都有，主席是一位美籍藏人妇女，全名我不记得，大家都叫她 Tsering，很温和、甚至于腼腆的人。活动都是一些文化交流，每年秋天有‘西藏日’(Tibet Day)，连续两年我都去了。BACTF也是合办者。他们的沙画特别棒，几位喇嘛当场做一天，活动结束时，拜完佛，把沙分给大家。我还买过尊者达赖喇嘛的画册，平时放在家里，常看看。我个人主张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赞同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没有支持过‘西藏独立’，但很关注藏人人权问题，也向海外的藏人谈论我作为一个汉人的真实感受。后来，BACTF的活动不多，我自己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人权个案上了，也就是‘捞人’，我实在没时间，这方面的活动减少了。就这样。” 那这个‘自由光诚’博客网站是怎么回事？是你发起的吧？都谁参加？花了多少钱？谁给的？……”“是我发起的，不需要钱，也没人给。公共平台。志愿者我不认识，网友……”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没有表，也不知道时间，但知道开始进入深夜。王：挺晚的了，给家人打个电话吧。把手机递给我。只能说一句话：需要了解一些情况，没事，别担心之类的。我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就打了。电话打到我弟弟手机上。说的就这些，我弟弟明显担心我的安全，还想再问点儿什么，我对弟弟讲：过二三十分钟打回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就挂了。手机马上被拿走了。后来弟弟讲，他正在试图通知美国使馆，被我的电话中断。我现在想，弟弟的通讯一定也被监控了。监控就监控吧，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过了二三十分钟，又让我打电话，说：太晚了，有地方住，不回去了，明天早上见。 四 又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事。“志愿者哪来的？都是谁？怎么联系？你怎么领导他们？”我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转载有关陈光诚的报道，把这些集中在一个地方，中英文都有，目前没有什么原创和首发，以后会考虑。目的就是呼吁还陈光诚名副其实的自由，希望社会各界关注他和他的家人。编辑都是我在推特上邀请来的，我不是领导，志愿者爱干嘛就干嘛，没组织，也不用联系，见到有关陈光诚的报道，发博文就行了，也没人审查稿件，就是一个公共平台，只要是呼吁‘自由光诚’谁爱用都行。”“那不行，一个网站怎么能没组织呐？怎么不花钱呐？没领导？不可能。”“真的没领导，爱信不信。”我心里想：“都什么年代了？争取自由用领导吗？何况我个人可能成为合格的领导吗？连一个班长都当不了。” 那行，你把谁参与都说出来，你怎么找到他们的？”“就在推特上，我读一下推友的推文，要一个电邮地址，看靠谱，就发邀请。没什么可说的。要不，我教你们怎么弄博客网站吧，你们想说什么也说出来，别老憋着，在暗地里收拾人。咱们在公开的场合讨论，行不？” 你不是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志愿者都是你在推特上找来的吗？你把你推特的帐号和密码告诉我们。”“不行，那是我的个人隐私，不能告诉你们。”“你必须得告诉我们。”现在，家长都不能随便看孩子的日记了，何况，我是一个成人。我在想：其实，推特的内容几乎都是公开的，他们看了也没什么，我只担心两件事，第一，我怕他们用我推特的帐号发链接去钓鱼，这个是我最在意的。第二，里面有一些私信。“我们要什么你就必须给，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你站到那边去，好好想想。”我没站起来，也没回答。“你是不是非得要我们武力解决哪？”“我本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相信非暴力的人，不会还手也不会反抗，但我对你们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这时候，暴力男从对面骂骂咧咧地朝我坐的小沙发走来，王开始揪我的夹克棉袄。暴力男上来就给我一拳，我一抬左胳膊，打在我的左臂上。我马上用双手抱住头，之后，暴力男一拳接一拳打过来，不打别的地方，专门打头。打了很多下，有三拳我没挡住，一拳打在我后脑上，当时觉得眼前马上一片黑，这时我带的眼镜已经没了；再一拳打到我前额，马上两眼冒金星；再一拳打到我左太阳穴上，一下就把我打倒了，觉得呼吸困难，大口使劲喘气。暴力男和高姓国安就开始踢我，过程中我并没有失去知觉，想看一看怎么打我。高姓国安使劲拉我的夹克棉袄往我的头上蒙，我马上意识到“黑头套”！我用尽全身力气抓住棉袄，使劲抛到小沙发右侧的一个夹缝里。这时，右腿后侧挨了重重的一脚，一下整个右腿开始抽筋。我大口喘着粗气躺在地上，觉得天旋地转，屋里的白色的日光灯好像在闪，啪、啪、啪，一下、一下的，眼前有身影在晃动。身上又挨了几脚，不是很重。这时候，我开始想我买的鲜花，它放在电视桌子上，没有损坏。我下意识地抬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没带眼镜，看不清楚。“天亮后，这里的事完了，我再试试，去看看丁老师，就是不能进屋，您隔着玻璃看一下也行啊。”想着想着就说出来了：我要走，我要走。 你把推特的密码说出来。”我没说话。他们又催，我还是没说话。王：“那这样吧，我们拿一个笔记本来，不要你的密码了，你自己输进去，我们就看一眼。”我问：“这个完了，我就能走？”“行。”后来看，这又是欺骗。拿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我的右腿还在抽筋，右手在抖。为了早点儿走，我输了进去，他们在那儿看。主要是看私信。“你的电子邮箱的秘密是什么？”“我的电子邮箱你们进不去，是严格的两部认证，我自己在这儿都进不去。”“别废话，我们有办法，说。跟推特一样，输进去。”输入后，果然是要认证码。“你手机号是什么？”讲了手机号。过一会儿，“你什么时候开户的？”“这我哪记得啊？ Google有 gmail 后我就开了。”看样子，没进去。 五 这时候，高姓国安把我的相机拿来了，开始一边看照片一边问。这些都是在我们旧金山湾区的一些公开场合我照的，媒体上都有报道，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去年为滕彪、江天勇颁发“杰出人士奖”，廖亦武来旧金山湾区的新书发布会，盛雪请廖亦武和别的朋友吃饭，声援艾未未、王荔蕻、陈光诚的公开活动，等等。很多人我也不认识，认了几个经常在媒体上有报道的朋友。说方政比较多，写了两个朋友的认识经过，一位是方政，另一位就不留名了，写的都很短，四五句话。录音笔从来就没拿过来。 又过了一阵子，王又进来了，说：这样啊，你得写一个保证书，主要是对你自己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做保证，我说你写。王开始说了一遍，我跟他讨论内容，我想把保证书写的好玩儿一点儿。王讲：“你别跟我讲条件。1，遵守中国法律。”“这个可以，我现在也没违法。”“2，不见敏感人物。”“谁是敏感人啊？”“这个没有标准。你没有选择，写吧。”过后王告诉我，可以打电话问他们——这是后来的事。“3，不到敏感场地去。”我问：“什么是敏感场地啊？天安门是吗？”王答：“那得看什么时候。4，不出现在敏感场合。”这个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又讨论了半天，我想，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连什么是敏感都不懂，想去就去，就完了。“5，不接受媒体采访。”“这个有点儿板上钉钉子，不过，现在都是和记者聊天，记者发不发是他们的事，我不在中国开新闻发布会就行了。何况，我干的事有新闻价值吗？我自己没觉得有。”“6，不在公开场合发布敏感言论。”“这个不好，那我就不能说话了？”王说：“家里不算、吃饭不算、朋友聚会不算。”我问：“什么算哪？不能站大街上演讲？”答：“你自己明白。”“我没那么明白，而且，这个文字也不对啊，我是很注重人权的，到什么地方都会说的，我得加上点儿修改。”争了一会儿，让我在这句话后加了，变成了：“不在公开场合发布敏感言论（人权不算）。”以上是国内的，还得写一条海外的：在国外，不做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事。这个我同意，我多年来做的事不仅无损于国家形象，还对形象有帮助。中国的人权状况好了的话，形象自然就提升了。可是这句话有点儿硬，为了玩儿，我就加了一个形容词，变成了：“在国外，不做严重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事。”过程中，我提出，我自己起草一个保证，内容是：我保证不参加以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国政府。高姓国安：“那不行，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国政府也不行。”我说：“是非暴力改变。”“不行，你只能按照我们说的写。”签了字，又按一遍手印。我要求所有的事都结束之后给我一个《保证书》的副本，他们答应了，当时他们都在场，高姓国安说：回头给你一个复印件。早上离开之前，我问复印件哪？他们都说：谁答应给你复印件了？ 这时候我猜差不多夜里三四点钟了。王出去了，看样子是请示去了。过了不久就回来了。这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在这里，拿来一个打印好的东西，上面还有红颜色的信封抬头，我记得是：北京国家安全局。我还在纳闷：国家安全局就行了，怎么成北京国家安全局了？上面写着保密告知书，挺长，什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还有什么什么条款，对我的审讯是国家机密。我直想笑，心里说：还行，变成国家机密了？头一回接触国家机密，心情有点儿不太平静。王说：从我们相遇到我们分手和这件事本身都是国家机密，不能跟任何人讲，也不能跟家人讲，否则，就是泄漏国家机密，有严厉的惩罚。他老在那儿说，我想好好读一遍，没法集中精力，我就大声地朗读起来了。读到最后，我就放心了——最后明文规定，如违反，拘留十五天，罚多少多少钱。闹半天，才十五天啊？这个我应该能承受的起，钱多少我现在忘了，好像几万块，像是一个小绑票。可是上面的理由没填，我说：你们填上，我可以签。反正不就是告知吗，我知道了。他们填上了“全美学自联”、“给天安门母亲捐款”、“自由光诚”博客网站。我签了，再按一遍手印。 王拿着这个东西又出去，不久回来了。“我们领导说了，为了照顾你，为你好，你今天就回美国。本来你可以按原计划的行程，现在不行了。”接着讲领导如何关心我，一大堆话。我问：为什么不能见丁老师？答：有的人能见，有的人不能见，你属于不能见的。问：干嘛我不能见？答：你自己知道。问：我有什么选择吗？答：你没有选择。我想这回完了，一下提前两天被强迫返回美国，早知道这样，我应该把去看丁老师放在最后一天，本来还想去拜访我母亲的一些挚友，那些叔叔、阿姨们，没戏了。我说：你们非法限制我的自由，我还提出强烈抗议！ 六 都睡会儿觉吧。”高姓国安在里边已经睡着了，打呼噜。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睡不着，就起来到外屋抽烟。暴力男坐在最外边的小沙发上一边打盹一边看着我。我先拿着买的花看了一阵，心里想，我要把它带到美国去。暴力男动了一下，提醒了我，我得跟他聊聊，就问：“小伙子，你动手打我，打得那么厉害，手不疼吗？”“执行任务。”“你们都这样对待被你们限制自由的人？是不是受过专门的训练？”“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也是国家机密？”“你可以这样理解。”说完这个，暴力男开始给我讲他的理想，说了半天无非是：国家主义，美国阴谋论那一套。他说完，我说了一会儿：人权无国界，普世价值，中国并不特殊，连缅甸都在改变。后来，发现差别太大，没法聊，就说：你们各方面都应该多看看，别老局限在一种宣传。 我睡不着又没得事干，想开电视，根本没有电，也没本书。我就走到窗前，发现窗下是暖器，扒开窗帘向外看，外边很黑，是一条大街，大街的对面还有一个单位，挂着几个牌子，写的什么看不见。窗外有固定的铁条栏杆，可能是防止越狱的。暴力男这时醒来，把窗帘关上。我关上窗帘，在暖气上烤手。头和腿一直还在痛。心里想：才五十多，怎么这么不经打。转念一想也不对，我也从来没有被人打的这么惨。我要是上来就全招了，或者根本什么也不说，会怎么样？来的时候真傻，怎么连相机和录音笔都没有删除？他们看了我和一些朋友的私信，他们会不会有麻烦？等等。 天渐渐亮了，马路上的车开始由稀到多。再过了一会儿女记录员来了，聊了两句，说是姓普，我还问了几句她对乌坎的看法，她说知道，但没回答。问什么是最有效防止腐败的方式，也没得到答案。我就说了几句美国是如何防止腐败的：第一靠自由的媒体；第二靠独立的司法；选票也很重要，等等。高姓国安起来了，说：你多看看你的花吧。 王杰来了，说准备走，到我住的地方去取行李。把我的物品和钱数了一遍。我发现他们把我的相机和录音笔里的东西都清除了，又提出抗议。我要自己拿着东西，他们说到了机场才能给我。下了楼，还是那辆车。我要给弟弟打个电话，王把手机递给我。电话里我说：现在回家拿东西，之后去机场，回美国。很快就到了家，两个人跟着我进了我们家。弟弟帮我收拾行李，问我：“吃饭了吗？”“没吃，咱们一块儿吃的那碗牛肉面还真管用，一直顶到现在。”“那你快吃点儿吧。”弟弟给我一块牛舌饼。弟弟跟国安说：“这也太不像话了，干嘛不让人吃饭！”国安说他们也没吃。轮流换班出去，没吃东西，谁信啊？临走前，我跟弟弟说：“没事。瞧见没有？省了个出租车的钱，有人专门送。” 拿上行李开始去机场。上三环前，他们要看我的笔记本电脑。我的笔记本是 Chromebook，没有硬盘，只有一个很小的存储，所有的东西都得上网。他们把车停下，从后面取出我的笔记本。弄了一会儿说是没玩过，我也没反抗。车一路最右道超车，常常开警笛。上了机场路，没什么车。我问：这是上机场吗？要是活埋就不用走那么远了，旁边挺宽敞的。过了会儿，王指着远处的牌子：不是上机场上哪？ 七 到了机场，车停在路边上，机场没什么车，但马上有管理人员过来问，司机给他们亮牌子。下车。走了几步，他们说，还得检查一下你的笔记本电脑。我特别反感别人看我东西，而且刚才已经看了半天了。一把拿过笔记本，说：不行！他们就使劲把我往车里拽，我不回去。胖司机在旁边一直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大岁数了。框！右臀部挨了暴力男一脚，刚好了一点儿右腿又麻了，又开始抽筋，我摔倒在地，翻滚了一下，怀里抱着笔记本。他们一边踢一边抢走了我的笔记本，又把我推入车中。这时候，几个武警过来问，他们又亮证。他们开始威胁我：是不是东西都不想要了？是不是想找一个不太舒服的地方多待几天？我只说：抗议！ 王杰和暴力男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只剩下了我买的鲜花，我和高姓国安还有胖司机在车里。过了一阵子，我说：我得出去抽烟。高姓国安请示后，跟我到车外，我抱着鲜花。过了一会儿他带着我进了候机大厅，我想活动一下腿，慢慢地走，里面有一个藏人唐卡店，在那里看了看。我看到过的藏人店铺都有尊者达赖喇嘛的像，这家没有，只有一张画是跳舞的喇嘛。高姓国安说吃点儿什么吧，建议吃面条，我没同意，去了一家咖啡店，要了一个三明治和一大杯黑咖啡。我说身上没有钱，他说能开发票。聊了一会儿，我问：我要是去山东临沂看陈光诚行不行？高姓国安：你连北京都出不去。再过了会儿，他接电话，说是所有手续都办好了，航空公司得看我一眼。看了一眼后，王杰说改日期￥1590，我出的钱，一件行李已经托运了，拿着改日期的卡和登机牌给我看，我放在了包里。“把东西还给我吧。”“到安检才能给你。”到了安检，数东西，他们给我一个小纸条，是他们的 email,说下次回来，先给他们发email。在这里我帮他们公布一下：  okko12345@163.com  。背上东西我就进去了。 八 进去后，看见表，北京时间，2月2日（星期四）11:30am，21个小时的噩梦从此结束。飞机1:40pm 起飞，我拿着那束鲜花，请人在E26号口照了一张像，也给花照了一张。我在默默地想：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在整个的过程中，这束鲜花是我的精神寄托，它是我们怀念六四受难者的心愿，它表达了我（葛洵）和“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对“天安门母亲”和丁老师的想念，所以，我要把它带回美国来。我真的把它带回了旧金山，但美国海关需要检疫证，我没有，不能入关。我在北京机场和旧金山机场都留下了照片，有机会想送给丁老师。 北京机场登机前，我手捧没能送到丁老师家的鲜花 旧金山机场海关前，已经枯萎了的鲜花 起飞前，我发了一条推：on board UA888 to sf waiting take off, 2 days before schedule, had a terrible experience，也就是给关注我的朋友报个平安。飞机起飞了。我坐在 33H 是紧急出口，联航的服务员大多只说英语，问我：“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Are you willing to help me in case of emergency? ”“Yes, I am.”我看看书，就开始犯困，毕竟一天多没睡觉了。过了一阵子，忽然听到服务员在喊：Help! Help! ……我马上跳了起来，冲过去帮忙，一位华人中年妇女满脸虚汗地靠在厕所的门上，站不住，往下滑，女服务员一手架着她的胳膊，另一手拿着湿毛巾擦她的脸，嘴里喊着：Wake-up, Wake-up, Open eyes. 我马上把她的另一只胳膊架在我的肩上，同时喊到：醒一醒！醒一醒！每一次喊，这位妇女都使劲把眼睛睁开，但眼神很不对，不能保持睁着眼，而且不能看一个方向，睁开眼睛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时，服务员让把她扶到头等舱，我们架着她，她瘫软着，已经不能走路了，我们拖着她走。我一边走一边喊：醒一醒！醒一下！心里想：女士，你可千万别闭上眼睛啊！千万别离开我们！因为，这眼睛一闭上，就不知道是不是还能睁开了。好在，路不远，到了头等舱，服务员让把她放在躺椅上，其他服务员拿来了氧气瓶和输氧罩，也在呼叫医生。吸氧后，特管用，几分钟，女士的眼睛自己睁开了。其实，她懂英语，开始用英语说话，还说感谢帮助她的人。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别提多美了。我说：Please give us a big smile。她笑了，很甜。我们鼓起掌来。 通过亲身经历，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维稳方式已经变成了克格勃和黑社会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是警察国家，而且变成了流氓的警察国家。 我被限制自由的教训很多，我还在琢磨着……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 咫尺地球 】談起內地憤青眼中昂山素姬家庭背景的「原罪」，經常只想起她的父親、丈夫，而忽視了她的母親同樣重要。在電影《昂山素姬》，她的母親是一個垂死的慈母，其實她本人也是一個緬甸政壇風雲人物，本名馬芹琦，結婚前是一名護士，因照顧昂山將軍而結合。昂山被暗殺後，她獨自把子女養大，提供最好的家庭教育，把丈夫樹立為兒女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之餘，也積極維繫了丈夫遺下的整個人際網絡。這種無形的社會資本是無可取代的，對日後女兒成為緬甸反對派領袖，關係至鉅。 昂山素姬母親作為緬甸駐印度外交官 因為昂山將軍的聲望，馬芹琦在緬甸獨立後，獲委任為社會福利局局長，更在1961年，獲委任為緬甸駐印度和尼泊爾大使，成了緬甸首位駐外女外交官。當時緬甸在國際社會頗具風頭，緬甸人吳丹也在同年成為聯合國秘書長，被視為亞洲人的驕傲。但對緬甸而言，駐印度大使可能是更有實則影響力的關鍵職位，因為英國長期把緬甸劃入印度版圖內，進行變相殖民管治，緬印存在特殊關係；印度獨立後，則成了最能影響緬甸內政的鄰國之一。因此派往印度的大使，肩負了維繫緬甸邊境安全的使命，必須為印度上層社會接受。 馬芹琦信奉佛教，重視緬甸傳統文化，雖然並非屬於藏傳佛教支派，但也對西藏、印度文化有濃厚興趣。她在印度任內常聯繫各國外交官在印度佛寺聚會，進行「佛教外交」，為她贏得普遍好感。加上她的丈夫昂山將軍曾與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有數面之緣，也推崇甘地，令其到任後獲得印度朝野高度禮遇，尼赫魯也視之為故交，所以印度高層的子女，也成了昂山素姬的世交。馬芹琦的親印政策和文化傾向，也直接影響了伴隨她到印度述職、並在當地唸中學的昂山素姬，後者對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甘地哲學的興趣，乃至對印度的好感，都繼承自母親。 第一次中印戰爭與「第二次中印戰爭」的緬甸 目前似乎沒有文獻記載昂山素姬母親對中國的態度，不過在那個年代，親印、關心佛教、嚮往西方的東南亞人，幾乎沒有對中國存在好感的，特別是那是中印「世仇」年代的開端。馬芹琦在印度任內，達賴喇嘛已離開中國、逃到印度避難，她更親眼目睹1962年中印戰爭的爆發，那是印度國內對中國最反感的時刻，也是印度至今相信中國威脅論的最大理據。戰爭爆發前，中國認真想過被視為親印的緬甸如何反應，而且當時緬甸境內還有一支國民黨殘餘部隊活動（李彌殘部），北京擔心緬甸不同勢力會乘中印戰爭的機會搞局，因此在戰前和緬甸簽訂邊界條約，據說緬方對這條約的領土安排頗為滿意，內地憤青則認為讓步太多，近來甚至說要「恢復領土」。在憤青的世界，經常有進行「第二次中印戰爭」的推演，常見攻略就是通過緬甸出「奇兵」，這與他們認為在第一次中印戰爭前夕，緬甸讓中國吃了啞巴虧有關。 既然緬甸從中國獲得安全保證，自然不能協助印度，但也不可能開罪印度，馬芹琦在印度的責任，就是儘力以個人關係安撫新德里。她卸任後，還是經常到印度渡假，視之為第二祖家，可見其情懷所在。昂山素姬本人對印度這個童年讀書的國家也感情深厚，緬甸也成了今日中印兩國爭奪的勢力範圍，馬芹琦的外交遺產，難免讓北京擔心。印度原來也是堅定支持昂山素姬的國家之一，但在過去十年，為了和緬甸做資源生意、制衡中國的影響力，才加強了和軍政府的交往，仿佛放棄了昂山素姬。昂山素姬獲解除軟禁後，在接受印度記者訪問時，婉轉批評這些印度的故交不顧道義，「不再那麼顧忌緬甸人民的福祉」，但以雙方的歷史淵源，和昂山素姬目前在整個亞太角力的微妙角色，印度重新對她噓寒問暖，指日可待，而且一定比中國的問候來得親切。 順帶一提，有評論以昂山素姬後來的經歷，認為馬芹琦到印度是被放逐，似乎這並非事實。她的任期到1967年才屆滿，而以電影反派奈溫將軍為首的緬甸軍人發動政變是在1962年，反映馬芹琦的政績和聲望，也得到奈溫肯定。昂山家族與軍政府的「友誼」，屬於他們能在緬甸維持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份，這也是電影沒有交代的。

2月4日，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上投反对票，与其说是出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考虑，还不如说是为中国保留国际生存空间这一利益考量。至于叙利亚的争端将旷日持久、充满惨烈血腥的争斗而引起的人道灾难，根本不在北京考量之列。西方国家与阿盟对北京此举的愤怒，以及各国媒体的强烈谴责，从北京现在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应对方式来看，都未超出其算计之外。也许俄罗斯的投机表现有点出于北京意料，不过这不影响北京在叙利亚内乱上的表态。 不明白北京盘算的一些中国人议论纷纷，认为中国政府此举相当愚蠢。这一议论大致分为两派： 一是道义派，认为中国这次在道义上输得太惨。这次投票除了引起全球共愤之外，还招致中国驻利比亚、叙利亚大使馆被围攻，利比亚推友还要求利比亚政府驱逐中国大使，并喊出“Down Down CCP! No More PRC!” 二是利益派。这一派认为中国在叙利亚一没有海军基地，二没有军火合同。论国家利益，中国与欧美、阿拉伯联盟的利益远远超过叙利亚。这次得罪了欧美和阿盟，损失的利益能从朝不保夕的巴沙尔政权身上找回来吗？北京应该吸取利比亚时站队的教训。当时在利比亚内战之时中国站错队，后来反对派当了家，弄得数百亿投资血本无归。 这两种观点都没能理解北京的深谋远虑。北京这次冒天下之大不讳，甚至冒着得罪巴基斯坦这“铁哥”们的风险，在叙利亚问题上孤注一掷，主要还是基于一条不变的政治真理：外交永远服从于内政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在面临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局之时，纾缓困境。以目前国际局势观之，北京只有持续不断地与美国捣乱，“乱了敌人阵脚”，才能保住变得相当逼仄的生存空间。 　　 在外交事务上揣摩圣意，《环球时报》系列做得最好。为了释疑解惑，环球网上近日连发多篇文章，解释北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就叙利亚问题投反对票：有四大好处一个弊端”，其中列举的“四大好处”就是：为多变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变化的动因（即中俄有机会浑水摸鱼）；导致国与国间站队更加审慎，削弱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作用；中俄联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有助于两国拓展各自的空间；中国增加了与美国斗争的筹码。承认“一个弊端”时也算老实：中国缺少一条具有普遍感召力的口号。 另一篇文章“中俄联手让美国变得迫不及待”将北京的战略目的阐释得更为直白。文章先说了美国自去年以来对中国的咄咄逼人之势：“美国希望在亚太事务中，特别是贸易方面发挥主导权；美国希望维持在亚太的有效军事存在；最后，美国信奉‘一系列价值观的原则’，‘阿拉伯之春’应当进入中国。美国曾经是通过中情局暗中培植间谍内外勾结传播，以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目的”，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让北约动武军费吃紧，没有联合国授权美国就只能自己动手，“假若美国再一次陷入叙伊战争泥潭，中国也许会又迎来新的战略机遇。”这话说白了，就是希望当年美国遭遇911袭击，被迫使对伊拉克动武，因而不得不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局面重现，从而“为中国带来和平崛起的十年战略机遇期。” 应该说，环球网这些文章已经非常直白地说出了北京的真实想法，这些想法不是现实，而是去年中国外交全面失败后，北京当局的一种盼望。去年，伊拉克战争结束，本拉登被击毙，美国的一条腿终于从中东那个泥潭里拔出来。由于少了这些牵制，于是美国迅速“重返太平洋”。据我所知，在国内一些官方内部形势报告会上，宣讲形势时已经使用“外交全面失败”来表达“党对外交形势的认识”，尽管听者不少平时并不关心外交事务，但也记住了“在东亚峰会上，就连老挝这个与南海毫无关系的小国也来谴责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这些年可是给了老挝不少援助的”。放眼天下，在“阿拉伯之春”以后，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的成员又减少了好几位，“老朋友”越来越少，用钱援交的小兄弟都开始蹭鼻子上脸，今后中国在世界上怎么混？ 中国要维持一个能让自己充当隐形领袖、并且与西方对着干的暴政者俱乐部，有时不得不付点代价，如同这次付出冒着被全世界指责的风险在叙利亚议案上投反对票。因为在常务理事国这一层级上博弈，并不是目前那些暴政国家小兄弟有能力干得了的， 2月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上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信任赤字”，但中美关系又是“真正称得上‘大而不能倒’的关系”，因此，“培育和深化互信，仍然是双方必须充分重视、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 试问崔副部长，人家美国无非就是希望中国改善人权，走向民主化，奉行普世价值，你中国就恨得人家牙痒痒地，总希望人家深陷战争泥潭，以便“给中国带来战略性机遇”，这样又如何能够消除“信任赤字”？

核心提示：事实上，促使中国作出投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与北京-大马士革的关系一点都不沾边，这一决定完全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外交合作。 原文： Why Beijing Votes With Moscow 发表：2012年2月7日 作者：裴敏欣（MINXIN PEI）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编辑配图：网络时事漫画家”蟹农场”的漫画 伏尔加的屠夫 商业转载请点 这里 联络作者】 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决定与俄罗斯一起，投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都有悖常情。这两国的否决票不仅破坏了向阿萨德政权施压结束其血腥镇压活动的努力，而且还损害了中国与西方和阿拉伯联盟的关系，这项决议是由阿盟提出的。 事实上，促使中国作出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与北京和大马士革的关系一点都不沾边，这一决定完全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外交合作。 自从1971年重返联合国后，中国在安理会中一直不太喜欢行使否决权。在自己不支持的问题上，中国通常会选择投弃权票。当中国确实使用否决权的时候——中国只投过八次否决票——这些问题通常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都很重要。 例如1972年8月，中国支持巴基斯坦阻止孟加拉国进入联合国，当时孟加拉刚刚从巴基斯坦获得独立，而巴基斯坦则是中国的盟友。2007年1月，中国同俄罗斯一起否决了对缅甸实施制裁的一项措施，当时缅甸是中国的附庸国。2008年7月，中国又与俄罗斯一起扼杀了一项惩罚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权的决议。津巴布韦也是北京的一个盟友。 然而，中国在叙利亚身上行使其宝贵的否决权似乎很奇怪。中国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战略或者经济利益。然而，在中国在安理会投出的8次否决票中，有两次都与现在的叙利亚有关。第一次是在2011年10月，当时中国与俄罗斯一起阻止了欧洲支持的一项制裁决议。 在务实的中国人眼中，不值得为阿萨德政权投一张否决票。但是在叙利亚有着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俄罗斯人反对这项决议，所以中国明显觉得，最好不要损害与俄罗斯的关系，否则当北京未来需要俄罗斯的支持时，就有可能无法获得其支持。 俄罗斯和中国形成的这一障碍轴心现在在安理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了关键变量。两国似乎达成了一种战略上的共识——他们将在对抗西方的过程协同作战，这样谁看上去也不孤立。中国在对莫斯科更关键的问题上（例如叙利亚问题）尊重俄罗斯的意见，而俄罗斯在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上（例如津巴布韦和缅甸）支持中国。 因此为了让决议通过，西方通常要说服这两国中的一个（大多数情况下是俄罗斯）放弃反对立场，通常的做法是放松拟议中的制裁。俄罗斯一般比中国更加不合作，中国则更愿意让俄罗斯去承担得罪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与伊朗相关的问题上，西方一直把重点放在赢得俄罗斯的支持上。 让北京的天平朝着使用否决权的方向倾斜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对民主变革的厌恶。 自从阿拉伯之春让中东长期执政的独裁政权倒台以来，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就一直不遗余力地从负面角度报道中东的事件。由于担心在中国出现类似的动荡，共产党加紧了审查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如果推翻阿萨德政权，特别是安理会采取的行动的话，会鼓励北京和莫斯科亲民主的反对派。 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的否决票会损害与西方的关系。但是，他们似乎认为即使投弃权票或者赞同票，也不会有太多好处。中国一位著名的外交政策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因为人权问题，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一直不好，即使中国与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合作，也不会赢得任何好感，也不会得到西方媒体的肯定。 这可能说得对。但是中国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投否决票的代价也不是零。他们花大力气在西方粉饰自己形象的种种做法，包括进行公关活动，建立英文新闻网，也注定会因此损害。 假若”俄罗斯之春”在某一天成功地让普京下台的话，北京就会发现自己成为了安理会中仅剩的唯一一个独裁大国。 裴敏欣是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方面的一位教授。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