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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 [观点] 货币联盟瓦解的历史教训

Stephane Deo / Paul Donovan / Larry Hatheway 眼 下,欧元的存在备受争议(即便尚未受到直接的质疑),因此我们难免会回顾历史,看看以往货币联盟瓦解时发生的情况。遗憾的是,对于现代经济学家,可供参考的、货币联盟瓦解的先例非常少。在下文中,我们列出了一些现代货币联盟瓦解的例子,在考量欧元瓦解时,这些例子或可作为指引。但这一切都不表示我们认为欧元有可能瓦解,欧元瓦解的几率非常低,因为一旦发生,将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货币联盟的定义 货币联盟不是货币局制度或固定汇率,也不是几种货币同时流通的联盟。为了解析欧元,货币联盟必须得是从某种角度类似于欧元的实体。这意味着在一个地理区域内采用唯一的货币、唯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唯一的汇率,而且没有资本管制限制这种唯一货币在上述地理区域内的流动。 这种唯一货币还得是法币,也就是说,得是纸币。允许金币在一个地理区域内流通并不能成为货币联盟,只代表该地区的民众了解金币中黄金的内在价值。 最后,货币联盟在法律上必须有唯一货币。货币联盟某组成部分所签订的合约中提及的货币必须和另一组成部分是一样的。如果共同货币区不同组成部分有不同货币,这个货币区的瓦解就容易得多──因为就算联盟瓦解,合约也不会失效。 带着上述定义,我们现在来回顾以往共同货币瓦解的情况。 奥匈货币联盟 (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得奥匈帝国分裂,被占领地区宣布独立。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自1878年(当时奥匈银行成立)就有一个法定货币联盟。发行的货币克朗,是两国的法定货币。该货币也在帝国其他地方使用,不过也有其他货币存在。 帝国通过债务货币化以及加强资本控制来维护皇冠的国际价值,以此来支持战争。战后,除了奥地利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波兰以及罗马尼亚都有代表在奥匈银行。这些国家在其所有或部分领域内都接受克朗。 但该货币联盟很快解散。民族情感、双重货币制度以及克朗通胀倾向,导致一种不可抗拒的离心力。自1919年起,各领地创立了自己的货币。与奥匈帝国崩溃分拆的进程,可能是我们研究欧元解体前景最贴近的模型。各国独立行事,旧的奥匈克朗在此进程末期实际已不复存在。主要方式就是加盖现有票据。 因此,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领域内,所有的奥匈票据都被收回并被加盖国徽。这就成为了法定货币(而未被加盖国徽的票据不是法定货币)。但不幸的是,加盖国徽很容易被伪造──因此该程序不得不在1919年11月重复上演。有了第二次加盖,政府保持了20%的票据并将其投资于政府债券(当然是代表这些票据的拥有者)。其余加盖后的票据之后在1920年以固定汇率兑换成(现有的)斯洛伐克第纳尔。该汇率比在维也纳克朗兑第纳尔的市场汇率更糟糕。 捷克斯洛伐克在1919年也加盖了票据,票据拥有者也不得不拿出一些现金“投资于”政府债券。这种被迫贷款支付1%的利息(考虑到当今现行的美国财政部债券收益率,这也许并没有起初看起来那么糟)。加盖之后的票据之后被转换成捷克克朗,一比一的比率旨在结清未偿债务。 奥地利也在1919年加盖票据,冻结了50%的银行存款作为运作的一部分资金。克朗债务按面值被转换成了加盖后的克朗债务。但很多市民都保留着未加盖的票据,希望能将其转换成匈牙利或其他货币。奥地利的出口(并没有很多)不得不以外币来标价。双重货币体系也出现演变(与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兰特并没什么不同),外国人没有限制地持有克朗(以外国账户),奥地利市民持有的国内账户仅能用于国内用途。 匈牙利是最后一个摒弃奥匈克朗的国家,于1920年加盖票据。因其是最后一个加盖票据的国家,且匈牙利货币强于加盖后的奥地利货币,因此有跨境套利情况。 理论上讲,该解体模型适用于整个欧元区。由于资本控制(以及对跨境人员流动的一些禁令),欧元本身可被加盖并被转换成本国货币。银行账户首先可被冻结,之后以一种套利汇率(有或没有被迫贷款)进行转换 。当然,债务被强迫转换成新货币可被视为外国贷款人的违约行为,政府债务也可被视为违约──虽然被迫贷款(实际上是一种财富税)可能会降低财政政策风险。对加盖票据的任何预期可导致(认为的)较弱货币的银行挤兑──或者人们囤积未加盖的欧元票据以期能在另一个地域进行转换──这是奥匈经验的一个特征。 奥匈货币联盟解体的先例并非一个全然乐观的例子。奥地利和匈牙利成了恶性通胀和独裁政府──且奥地利被迫请求国际联盟来管理其货币,该货币最终转换成一个新名称先令,持续到1999年。 美国货币联盟(1932/33年) 从多个角度来看,1932/33年美国货币联盟的瓦解在货币联盟历史上都是个异类。这次瓦解既没有产生新货币(至少没有正式出现),也没有真正实现──1933年罗斯福政府对该联盟进行了改革。 尽管美元仍是美国的单一货币而且作为法定货币流通(只是和黄金挂钩),但实际上各州都制定了和货币联盟相悖的法律。1931年银行业危机期间,过半数的倒闭银行都属于芝加哥和克利夫兰联储辖区(按存款规模加权计算)。到1932年底,整个联盟中的公司都开始把存款从当地银行转移到纽约的银行。这促使各州纷纷宣布银行歇业──实际上就是要制止资金转移──反而让资金加速流入银行未歇业的地区。密西根州银行歇业让局势进一步恶化。纽约联储下调了票据收购价,但由于这只是返还资本而非资本回报,因而未能明显缓解资金流入压力。 1933年1月芝加哥联储停止为纽约联储票据提供贴现业务(即拆借资金)。至此美国货币联盟的统一运作实际上已经终止──各州银行法规也开始了事实上的资本管制。1933年3月罗斯福上任时美国有35个州宣布银行歇业,未歇业的州大多也都对取现做出了限制。美元并未消失而且仍是法定货币,但除了现金,美元其实已经不能跨州流通(而且取现也越发困难)。以物易物开始取代货币-商品交易。 1933年3月的联邦银行歇业让局势得到缓解──这实际上让整个货币联盟停止运转了2周。随后银行逐渐开始重新营业,美元再次实现跨州流动。这次事件对欧元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获得了成功,也在于美国货币联盟没有真正分裂。劳动力的流动性、银行业改革和资本重整以及更完善的财政体系让美国货币联盟以更可行的方式实现了重组。 它在货币联盟分裂方面的教训是,各州为了实施资本管制而停止银行系统的运作(或某些州限制提取存款),让联盟出现事实上的分裂。如果要退出欧元区,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类似的行动。1932/33年美国的情况也可能成为应对希腊违约的有益指南 。鉴于不利局面扩大的担忧集中在欧元区银行体系上,宣布银行歇业或在整个欧元区内限制取现并等待从政者拿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个行之有效的过度措施。这当然不是解决方案(其作用不会超过1933年的联邦银行歇业),但这会为寻找解决方案赢得时间。 苏联货币联盟(1992/93年) 苏联货币联盟的解体在很多方面都和奥匈帝国相似。二者都先后经历了政治和经济分裂。其过程也都包括货币本国化、使用另一种货币以及经济和政治冲突。1991年苏联解体,15个独立的央行代替了原来的苏联中央银行。俄罗斯央行垄断了卢布发行权。 苏联解体后一段时间内,货币市场几乎陷入混乱。俄罗斯掌握了印钞权,但各个央行并没有在货币政策领域展开协作。部分国家的信贷扩张给银行系统带来压力。为应对这样的局面,1992年俄罗斯缩小了卢布发行规模(试图通过限制狭义货币供应来控制广义货币的增长是个相当极端的做法)。跨国支付系统也受到限制(实际上制约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卢布兑换)。 俄罗斯减少货币发行的主要影响是有几个国家出现了现金短缺的不利局面。它们因此开始采用平行货币(其中乌克兰最早,1991年11月就推出了代金券;白俄罗斯也在1992年5月开始使用代金券)。 1992年下半年俄罗斯开始扩张信贷,货币联盟的解体就此开始。克朗成为爱沙尼亚的平行货币,随后变成了唯一的法定货币。其他波罗地海沿岸国家也随之而动。乌克兰的平行货币在1992年11月成为法定货币。 随后俄罗斯加快了货币联盟瓦解的步伐(同时为了防止大量货币回流)──1993年7月,俄罗斯宣布1993年之前发行的货币将不再作为法定货币使用。俄罗斯民众可将一定数量的93年之前发行的货币兑换为新币。超过该限额的部分将存入银行,锁定6个月(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异于通货膨胀税)。 1993年发行的卢布一直在俄罗斯国内流通,这实际上让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持有的卢布变得毫无价值。 鉴于当时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和政治结构,苏联解体和当前欧元区的情况几乎没有类似之处。但在货币联盟内部发行代金券(就像苏联货币联盟解体前那样)是个值得关注的思路。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也曾有过类似措施──把借条作为“代币”。 捷克斯洛伐克货币联盟(1993年) 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过程相对稳定,只是双方的政局走势有所不同(斯洛伐克政府在随后一段时间内变得较为专制)。捷克和斯洛伐克都经历了两次货币联盟瓦解──1919/20年和1993年,这可能会让它们看上去有些不可靠。 1992年大选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策方向,捷克和斯洛伐克随即同意各自为政。货币联盟即将分裂的预期促使资金从斯洛伐克流入捷克;人们对后者未来的经济政策更有信心(而且认为捷克的货币终将升值)。92年10月捷克和斯洛伐克宣布,将从1993年1月1日起至少将货币联盟(实际上就是原联盟的延续)保持6个月。暂时保持这样的联盟当然只会让资金更快地逃离斯洛伐克(目的是在局面失控之前脱身)。 捷克-斯洛伐克货币联盟并不理想(欧元区当然也好不到哪去)。跨境流动的劳动力较少,而且尽管作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很长时间,但二者的经济体系相互独立。因此,一旦失去统一的财政体系(由于在政治上一分为二),货币联盟在经济意义上的停转就变得非常有可能。 当人们发现货币联盟的瓦解不可避免时,逃往捷克的资金就变得势不可当。双方的边境遭到封锁,以防范现款转移;金融交易暂停;从银行取现受到限制;货币再次像奥匈帝国分裂时那样被加盖国徽,这种局面让人感到有些诡异。和前文所述的情况一样,可兑换新币的旧币数量受到了限制。超过该限额的旧币都存入了银行。 对欧元区来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似乎是不能提前宣布解体,因为这只会加速投机(人们可能认为这一点相当明显而且应当预见的到。)在现款已经开始全面转移的情况下,限制银行取现(美国部分地区当然也也采取了这种措施)也很重要 。 货币联盟瓦解的四大趋势 我们认为,历史情况表明货币联盟的瓦解有四大共同趋势。 一、资本外逃 当人们预计货币联盟将分裂时,一个明显趋势是普通民众非常善于把现金转移到他们认为实力最强的成员国中。奥匈帝国瓦解时这种趋势就非常清晰,当时人们都不把克朗兑换为当地货币,而是持有那些未加盖国徽的克朗并打算把这些钞票带到实力较强的地区,去加盖那里的国徽。美国货币联盟分裂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民众相信在纽约的美元比在芝加哥更有价值(至少把钱存进银行时是这样)。另一个例证是大量资金从斯洛伐克流入捷克。苏联解体时资金的流动不那么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短时间内无法断定哪种货币的前景更好。 对欧元区来说,这些情况表明如果决定进行自杀式的解体,首先感受到压力的将是银行系统。目前在实力较弱的欧元区成员国中,人们还没有为了提现而在银行外面排起长龙,这可能是个有利迹象,对欧元区将瓦解的预期也是个反击。如果出现预示着货币联盟解体的恶性循环,欧元区可考虑对银行提款做出限制。 二、夺取民间资金 另一个共同趋势是货币联盟瓦解是夺取民间资产的良机(当然是为了更大的利益)。奥匈帝国政府要求超过新、旧币兑换限额的资金购买债券以及俄罗斯政府要求兑换限额以上的资金存入银行都清楚地展示了政府让自己获得廉价资金或对所辖民众征税的过程。当然,美国货币联盟分裂时没有夺取银行存款──但一些州将存款冻结了相当长的时间。美国所做的是夺取民间铸币(金币和金条),鉴于当时美国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再加上这些铸币后来贬值为国有黄金,这样做与征税无异。捷克斯洛伐克货币联盟即将分裂时曾对现金兑换数额做出限制。 三、实施资本管制,夺取外国人的资金 货币联盟的分裂会带来资本管制,这一点相当明显。资本外逃和对民间现金及其他资产征税意味着打算退出货币联盟的经济体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可能对外国人资产征收更多税负。显然,以国内政治和社会成本衡量,这样做的不利影响较小。而且比较容易实施,因为资本管制将使资金无法离境。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实际上就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办法是拒绝承认外国人持有的发行时间较早的钞票。奥匈货币联盟瓦解时,外国人和本国人统统被区分开来。 四、社会动荡或更糟的局面 如果货币联盟解体涉及法定货币,就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这种情况也许无法避免。法定货币的立足基础是对政府作为唯一货币发行人的信任。如果对货币的信任不复存在,那么对政府(政府体制)的信任也可能面临同样命运。由于成本过高,货币联盟瓦解时经济环境往往变得极为严峻。 这就是说,至少一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社会动荡。同时,政府的专制程度可能上升,而且实际上过去一百年间货币联盟解体时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此外,由于货币联盟瓦解往往会让政治统一性受到质疑,还存在爆发内战的可能。 例证不足的缺憾 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本过于巨大,货币联盟的解体并不多见。也许,能说明货币联盟解体后果的最理想例证并不是以往解体的那些货币联盟(这种例子少之又少),而是与之类似的情况。 在《欧元瓦解的后果》这篇报告中,我们把2001年阿根廷比索和美元脱钩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说到法定货币不再受到信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另一个和欧元区解体类似的情况可能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津巴布韦或魏玛共和国。从经济增长受影响的程度而言,当时津巴布韦或魏玛共和国的情况和我们设定的欧元区解体情境相差无几。 (本文摘编自瑞银证券10月14日发布的全球经济报告《货币联盟瓦解简史》,文中所述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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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 中国称华尔街抗议活动蔓延发人深省

路透北京10月17日电—中国外交部周一称,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全球蔓延,问题的根源“发人深省”,但反思应有助于世界经济健康增长。 反贪婪抗议者周六在全球集结,谴责银行家和政界人士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罗马出现暴力活动,汽车被烧,银行窗户被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称:“我们注意到近日发生的有关抗议活动及舆论有关评论和反思,问题的根源确实发人深省。” “希望这些反思有助于世界经济保持健康、平稳增长。” 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下,抗议活动从新西兰开始,已经向亚洲部分地区和欧洲蔓延,而在其发源地纽约,5,000名抗议者再度聚集,抗议企业贪婪和经济不平等。(完) 编译:黎黎 发稿:王燕焜 路透全新邮件产品服务——“每日财经荟萃”,让您在每日清晨收到路透全球财经资讯精华和最新投资动向。请点击此处( here )开通此服务。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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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占领华尔街”运动波及全球 谁是幕後推手?

路透纽约10月13日电(记者 Mark Egan/Michelle Nichols)—“占领华尔街”示威者痛诉富者愈富、普通老百姓则处境艰困。但事实上,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可能直接或间接得到了一位巨富的帮助。 抗议活动已持续四周,且蔓延至美国各地,外界对于谁在背後资助有诸多揣测,有个名字常常被提起,那就是今年9月首次入选美国10大富豪榜的乔治・索罗斯。有批评人士称,这场运动是索罗斯秘密计划的“特洛伊木马”。 索罗斯和抗议者否认他们之间存在任何联系。但路透发现,索罗斯与这场运动的发起方之一Adbusters有间接的财务关联。Adbusters是加拿大的一个反资本主义组织,它的一场创意营销是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此外,索罗斯与抗议者在理念上存在相似之处。 索罗斯近期在联合国被问及“占领华尔街”运动时说:“我能理解他们的情绪。” 而被进一步追问他对这场运动和示威者的看法时,索罗斯避而不谈。但美国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林堡(Rush Limbaugh)在与听众聊天节目中总结说:“索罗斯为这场运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索罗斯身家220亿美元,他曾承诺将捐出所有财产,一半在他活着的时候,一半在他死後。与抗议者一样,索罗斯不赞成美国2008年对银行的救赎行动,以及此後政府购买不良次贷资产的作法。 示威者称,2008年救助银行的作法,让银行坐享巨额利润,而普通民众面对失业率高企、工作无保障的威胁,政府却未伸出援手。他们愤怒地指出,仅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聚敛巨额财富,其税率却低于多数美国人。 索罗斯在2009年撰写的评论中写道,购买银行不良资产是救了银行,但纳税人却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 他敦促奥巴马政府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或者重整银行资本,或者将其国有化、强制银行以具有吸引力的利率放贷。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索罗斯是幕後推手? 索罗斯长期支持自由事业,根据2007-2009年披露的文件,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向旧金山的潮水中心(Tides Center)拨款350万美元,後者类似捐赠者的结算所,将捐款转给非盈利组织。潮水中心的合作夥伴还包括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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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 | 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台北

2011年10月17日 15:01:03 歷史会记载著,2011年是不满之年,是这个世代/时代的1968年。     纽约华尔街旁公园的青年们是这场抗议的迟到者。在此之前,埃及、突尼西亚、马德里、智利、伦敦的青年们都已经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体制的愤怒与无奈。他们怒吼的对象既是全球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表现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和严重青年失业,也是无力解决问题的政治体制──阿拉伯青年们是要揭露独裁者的谎言与腐败,伦敦与美国的青年们则是要挑战无能回应人民要求的现行民主体制。     这些反抗行动展现出愤怒的不同面相:埃及与突尼西亚是推翻政权的革命,伦敦青年们是无秩序的骚乱,佔领华尔街则是一场社会运动,虽然是一场非传统的社会运动。     佔领华尔街行动面临主流媒体、甚至传统左派的主要批评,是他们缺乏具体的目標与诉求。然而,这个模糊与曖昧性正是这群抗议青年一开始所要的。     最早发起这个运动的杂誌Adbuster就说,「在运动成气候之前,提出具体目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开始的目標就是占领本身——占领意味著直接民主,而直接民主有可能產生特定目標,也可能不。那些主流媒体不停地问什么是目標,他们错了。」意思是,抗议青年们意欲透过「佔领」本身形成一场对体制反思的运动,並且在佔领过程中,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去討论问题、目標与策略。而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民主实践。     然而,这群青年安那其並非没有目標,他们要传递的讯息其实非常清楚:是美国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失灵,一如他们的主要口號:「我们是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眾,而我们无法继续容忍金字塔顶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贪婪与腐败。」或者如一个大工会Teammaster的领导人所说,「这个运动的要求是很清楚的。是关於把美国从华尔街的CEO和百万富翁手中夺回来;是关於创造充分的工作机会;是关於美国的企业界能够用诚实和公平对待他们的员工,並且能够对社会付出公平的贡献来刺激经济。」     的確,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Joseph Stliglitz在佔领华尔街的现场就说:「金融市场本该配置资本並管理风险,但现在他们却错置资本,引发风险,这是一个將成本社会化,將利润私有化的体系。这是种扭曲变形的经济,我们如果继续与这种体系共存,就不会有经济增长,也无法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但美国政府却一再支持他们,先是出手救银行,而对於出问题者也没有起诉,以致於他们不但「太大不能倒(to big to fail)」,也「太大不能关(too big to jail)」     再者,美国的贫富不均日益严重。最富有的百分之一如今握有全国百分之四十的財富,而这个比例在二十五年前是百分之三十三;相对的,中產阶级在过去二十五年的收入却是缩水了。目前二十五岁以下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是9.6%,高中毕业生失业率是21.6%。更不要说还有许多找到工作,但是非常低薪的工作。以贫富不均来说,美国现在的严重程度和俄国与伊朗差不多。     扭曲的经济体系与不公平的社会分配的另一面,是美国民主早已沦为金权民主,金钱力量深深操纵政治过程与政策制定,所以这个民主体制无法回应百分之九十九人民的真正需求。     所以,佔领华尔街的青年们有不满的方向与目標,只是缺乏改革的具体政策。但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他们不满是民主体制和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一如1968年法国街头的反叛青年,或者1999年西雅图街头上的反全球化青年,他们对整个体制不满,並且未必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其实是有五花八门的提案),但他们追求的是去「想像另一种可能」,並且要透过广场进行直接民主的討论,去落实这种想像力,去慢慢形成新的共识。     普林斯顿大学知名教授Cornel West就说,这场运动的意义不是去谈一堆政策建议,而是一场「民主觉醒」(democratic awakening)。或者如一个参与者所说:他们的要求是大家去思考体制的根本问题,而不只是讲出癥状;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给出答案的运动,而是提出正確的问题。更何况,提出立法方案並非抗议者的责任,而是相关决策者。     事实上,佔领者所抗议的诸多问题,在世纪初的反全球化运动就已经在各种標语与论述小册子中被提出、被討论,只是在那个还是经济景气美好的时代,主流体制摀起他们的耳朵。直到这场金融危机让这些愤怒者的预言都实现;现在,人们终於听见他们的声音了。     当然,一场缺乏具体目標的抗议运动最终可能只是一场浪漫的激情;要改变世界的社会运动可能更需要一场持久战,需要草根组织与不停的战斗,而不只是令人热血沸腾的「广场」。不过,这场佔领华尔街运动目前已经有许多工会和亲民主党的自由派组织加入,他们可能形成一个更广大的联盟:抗议青年们点燃了怒火,接下来该各个组织性团体接棒去推动改革方案。   一如六零年代学运领袖、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吉特林对这场运动的评论所说:「愤怒不会改变国家,但会激发运动,而运动可以改变国家。」     1968年的全球青年反抗运动中,戒严的黑暗时代中的台湾缺席了。2011年的台湾呢?我们不也是面临和其他不满青年一样的问题吗: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青年贫穷化、严重偏向富人的税制、財团的无尽贪婪、以及一个不能真正面对人民需求只是蓝绿恶斗的空虚民主。     台湾青年们也走上街头「佔领台北」。这场行动或许也不能够改变什么,但重要的是,更多青年热情被激发出来,以及让他们相信自己或许可以改变些什么。华尔街或全球各地抗议青年们终究会离开广场,並且可能一时没有达成具体目標,但只要他们把改变的火种带回生活、带回社区,继续去思考、辩论、行动,这场佔领还是具有意义的。     上一篇: 台湾如何走向公民社会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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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 [观点] 中国农民需要土地权

TIM HANSTAD 去 过中国沿海城市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当地显而易见的繁华,但在农村,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却面临着迥然不同的现实。尽管中国在沿海地区脱离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中国农村的骚乱却愈演愈烈。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前不久的一项调查对个中原因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努力消除农村和城市不断加大的生活水平差距方面,中国政府开始力不从心。 就在最近,广东省农民连续几天闹事,不仅封堵了高速公路,还在政府大楼外抗议,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群情激昂的场面。他们为自己的土地被强制没收并出售感到气愤。中国社会科学院表示,去年中国估计出现了18.7万起“群体性事件”(即示威或抗议),其中65%与土地纠纷有关,这表明中国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的进展并不平衡。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农村改革能否深入下去。中国有整整一半的人口仍生活在农村,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务农为生。中国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共产党执政初期,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时,毛泽东对土地私有制曾一度欣然接受,农业生产力也因此得到了提高。不过,这种局面止于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此举是灾难性的,导致饥荒的爆发。打破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1979年首当其冲的主要改革之一。由此出现的生产力大幅提升为更大比例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制造业创造了条件。 事实证明,上世纪80年代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土地私人所有回归的运动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最初,这一制度只赋予农民短期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这种权利也没有在立法中得以体现。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出台了一系列越来越进步的法规,它们赋予了农民30年土地使用权、可转移这些权利的能力以及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可得到的有限保护。 然而,这些改革没有被完全贯彻执行,而且不管怎么说,进行得都不能算深入。这就引起了麻烦,因为快速增长的土地需求促使地方政府为了商业目的而努力征收土地。 中国农民目前仍缺少土地权利,这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首先,只有约一半的中国农民获得了正式确定其30年土地使用权利的基本法律文件。其次,在地方政府征收土地时,农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足够的保护。最后,妇女的土地权利基本上得不到正式确认或文件证明。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去年对中国17个省1,500多个农村家庭进行了全国调查,结果表明,只有约一半的村子给了农民有关土地权的法律证明文件。地方当局受中央政府的委托下发这些文件,但其本身却常常缺乏这样做的政治意愿或资金。 缺少这种证明文件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拥有合法地契的农民进行提高生产力的长期性投资(如温室、果园、水利和梯田建设等)的几率可增加76%。此外,更完备的法律文件还会培育出一个有效的土地市场。据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估计,通过全面执行现有法律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中国政府实际上可将农民的土地价值(仅农业用地)提高约7,500亿美元。 除此之外,这类文件对解决地方政府官员征用农民土地这个主要问题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没有合法文件,农民的土地更容易在极少甚至根本没有补偿或协商的情况下被征用。农民可能成为地方干部精心策划的强制性交易的牺牲品,后者把土地提供给商业性开发商。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在调查中的另一项重大发现是,只有16%的合法地契上写有妻子的姓名,绝大多数只有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的姓名。印度、尼泊尔、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等多个国家的经验表明,法律文件上写有妻子姓名不仅可巩固其权利,还可提高妻子以及全家的幸福感。研究表明,若女性对其使用的生产性资产拥有控制权,她们会把更多收入投入到子女发展上。 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中国不宜再做耽搁。其中最重要的是下发文件。中央政府应考虑提供充足的专项资金来支持文件下发工作,把地方官员的升迁或处罚与其在文件下发工作方面的表现挂钩,同时进行独立的实地评估,以对实际进展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中国政府必须改革有关农村征地的法律,限制征地范围,加大赔偿力度,提高征地透明度。今年批准通过的一个规定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仍赋予了国家太多权力,给普通农民的权力则少得可怜。征收土地时,农民应该得到更好的通知和程序保护,并获得远高于现在的赔偿。 法律应至少规定,农民目前30年土地权利可自动续订,或大大延长30年的期限,此举或许可以大大提高农村的稳定程度。 若不进行上述举措,中国政府肯定会看到,农村数百万人口的怒气将更加高涨,抗议也将越来越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中国贫苦农村群众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融入全球经济的办法竟然在于关注毛泽东最初提出的呼吁农民权利的口号。 HANSTAD是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和CEO,该所是一个全球性组织,与多个政府合作,帮助穷人获得土地权利。 (更新完成)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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