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张迪 发自北京 她是冰心的女儿，也被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49年元旦全家在日本东京合影。左起：吴平、吴青、冰心、吴冰、吴文藻。 吴青与母亲冰心 “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75岁的吴青举起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7岁那年，她接到上级通知，北京海淀区需要一名人大代表——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彼时，她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好都符合条件”。 “你愿意当吗？”校方问她。 “愿意！”她补了一句，“如果当，我就真当！” 这一当就是27年。她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88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她反对政府官员、法院、检察院系统干部参选人大代表，投出大会仅有的两张反对票，并两次弃权，举座皆惊。 母亲提笔赠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爱女吴青。” 她的母亲，是冰心。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进入参议院，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被媒体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有人赞她为民请命、勇开言路；也有人说她“好出风头”、“权力欲重”。 “安安分分地做冰心的女儿不好吗？干嘛这么折腾？”朋友、家人都这么说过。 “冰心的女儿应该什么样？”她头一昂，“你不了解冰心！我妈说过，我是最像她的！” 不能恨的，也不能爱！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的题词正对着昌平农家女学校的教学楼。 这个二层小楼是校内最高建筑，其余都是平房。学校为农家女免费提供家政、美容美发、速录、幼师等技能培训，1998年吴青和时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美籍华人储荟芸女士一起创办了这所面向贫苦农家女孩的公益学校。 冰心捐出了《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巴金为《冰心全集》所写的贺词是，“一代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小桔灯》、《致小读者》等入选语文教材的篇目为冰心作品贴上了爱和温暖的标签。在文学史研究者、传记作家李辉看来，冰心步入晚年后风格突变，写出了干预生活的力作——《我请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我感谢》。 “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老人家不止一次这样对李辉说。 1987年夏天，87岁的冰心用一天的时间写出了微型小说《万般皆上品……》，寄给当时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做编辑的李辉，小说以一个副教授的自白，写出脑体倒挂的尴尬。 这篇讽刺小说在李辉据理力争、领导苦心修改之后，最终得以刊发，李辉至今保存着那份清样。冰心闻知此事，说“这是我60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万般皆上品……》在教育界、文学界都引发了讨论，作家韩少华致信冰心，“人们有所感，有所动，还由于作家本人是一位原也尽可颐养天年而不必问人间疾苦的长者吧……” 1987年10月，冰心写了《我请求》，吁请“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她说这篇报告文学“字字沉重”，看得她“掉下眼泪”，她恳请人们关注教育，恳请政府将提高教育投入、提升教师地位落到实处，因为“教育是一只母鸡”，“是一件有关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 萧乾由衷赞叹这位终生给予他深刻影响的大姐，“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势力及腐败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1988年岁末，冰心写了散文《无士则如何》：“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 “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她在文章中引用读者来信，“无士不兴”，“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妈很了不起，她真是从‘五四’走过来的。”春节后农家女学校第一期学员是六十多名来自贫困乡镇的女教师，开学典礼上吴青问她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冰心写的《我请求》、《我感谢》？” 几乎没有人读过。吴青耸耸肩膀，开始了她的演讲。 　  进京培训第一课 “你们家里还种地吗？” “你们村拆迁的时候公平吗？老百姓都满意吗？” “你们学校里男教师、女教师发展机会均等吗？”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会让每一个孩子发言吗？还是只让那几个成绩好的发言？” “刚才你们跟我拍照时都爱打同一个手势，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从哪一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吗？你知道那年究竟发生什么吗？” 吴青领着她们大声念，“翻到第7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翻到第76页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由当地妇联和教育局推选出来的优秀教师们没料到进京培训的第一课是这些内容，“吴老师真敢讲话！”每个学员在上课第一天都领到了培训教材，还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教育是心灵学，老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改变人，改变心灵！”她盯着台下，“孩子们的改变与你的爱和付出有关，你们要记住，永远有爱心，有责任心！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一旁，抱着胳膊表示无奈。” 显然不是每个学员都理解她，午餐时，有学员嘟囔着感到遗憾，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没想到一下火车就给拉到村里了，“这儿的条件还不如我们当地呢！”至于吴青老师的开学第一课，“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当地，嗯，肯定还是不能这样讲的……再说，说这些有用吗？” “没错，”吴青说，“我就是要给她们洗脑，让她们听真话、说真话、教真话！” “我不管，我就要这样做！”她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捂住嘴巴，“现在太多人这样了，我不干！” “我说过，‘我是一个动词，我要改变！’”她有些激动。“总有人问，‘吴老师，你说中国的民主还有多远？’我反问他，‘你做了什么？’我现在到处讲‘人’，你如果要顶天立地，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老伴陈恕提醒过她说话注意方式，“提出问题可以，针对现行制度也没关系，但大会上能不能不要直接点名？留点余地？” “她没听！”陈恕先生与吴青大学时代相识，他温和，她直率，“她是她，我是我！”老先生笑了，“老两口了嘛，我还是支持她！” 惟一担心的是吴青的身体，“去年，开人大会讨论60年成就，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总结60年存在的问题，她说话很激动，当场晕过去，后来去海淀医院抢救……” “您太自私了，”儿子从国外回来，责怪妈妈，“为什么不能为家里人想想？” 在“文革”中启蒙 “你哥哥、姐姐能理解你吗？能跟他们聊聊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算了吧！我姐姐住院了。再说，他们……可能也不了解我……” 1988年，她投出反对票后，哥哥吴平当时是丰台区人大代表，给她打来电话，“小妹，听说你们海淀区有人投反对票，谁投的？” “我！” 哥哥一句话没说，把电话挂了。 “我对体制的反思以及民主启蒙来自历次运动，来自‘文革’中八十多次被人批斗……我哥哥、姐姐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不过每个人选择不同。” 吴平是冰心和吴文藻先生的长子，他自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工作，任工会主席，兼管宣传。他曾用“言者”这个笔名，贴出了几份大字报，主张“党要重用知识分子，应让他们有职有权；党要发扬民主；不整治腐败，将来迟早有一天会垮台……” “反右”一开始，他所在的单位就为他成立了专案组。1958年3月，因言获罪的他被划为右派，送到天津劳动改造，辗转至1965年才回到北京。 “我姐姐吴冰从小成绩就特别好，从来考试只问‘谁第二’，因为第一永远是她。”1957年，吴冰在北大西语系念大三，成绩优异的她本有机会留校，因为反右立场不坚定，被定为“严重右倾”，留团察看一年。吴文藻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学校要求她把家庭成分从“知识分子”改为“官僚”。毕业时，她被分配至兰州。 吴文藻的主要“右派言论”为对1953年院校合并时取消社会学提出意见，“妄图复辟旧社会学”；批评高校的官僚主义，主张取消党委制，批评共产党与群众关系不好；批评所在中央民族学院贪腐现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甚为激动，执政不到几年已经这样糟糕。” 大批判开始后，吴文藻时常要写检查，冰心拿来别人的检查供他参考，吴自愧不如。吴平因为检讨不过关，不得已回家找父母商量，父子两个相对挠头，愁上加愁。 此间，吴文藻先生情绪极坏，常被“乱梦扰醒”，日记中痛言，“自己不知表现错在何处，内心之病根甚深，必须痛拔，否则是活不下去的。” 冰心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也做了不少检查。最初她与丈夫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到后来，她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和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知名人士大都被划为右派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1957年，吴青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一，“那个时候人被驯化得乖乖的，觉得这样是对的。” “文革”开始后，因为出身不好，她“奋力表现”，挑头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总理！捍卫解放28年来的革命成果！觉得自己很正义！” 到了“文革”后期，她已经没有资格参与革命，“我妈妈是‘反动文人’、‘帝国主义走狗’、‘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我爸爸是大右派。哪个组织都不要我。” 她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愣往革命队伍里挤，“人家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最终，她还是因为“反军倒谢”（谢富治，“文革”期间任公安部部长，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被定为“反革命”。 “我儿子那时候两岁多，我在家写检查，他帮我抹眼泪。”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一听到楼道里‘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就心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斗。” 举着拳头，喊着口号斗她的，“都是我的学生，越是过去跟我关系好的学生，斗得越凶，学生说了，‘吴老师，我不斗你就没办法撇清关系！’” 儿子在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爷爷是黑的，你妈也黑的。”孩子每周只有一天能跟她住，“他夜里做噩梦，缩在被窝里哭……” “我也揭发过别人，说假话诬陷别人。我没资格指责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卑鄙！”她从现实中得到最深刻的教训，“那样的制度……太残酷了，一个人都不放过。” 1970年，70岁的冰心被派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生命从70岁开始，就让它好好开始磨练吧。” 到干校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下沙地捡石子，用这些石子在一个斜坡上垒起“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 杀鸡用牛刀 “权利不是恩赐和给予的，是争取来的！”农家女学校里，吴青给学员们讲自己亲历的历史，给她们念一个大学女生给自己写来的信： “我是河北师大地理科学专业大一新生。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感受很深……社会上种种不公一次次消退了我们追求民主的胆量。真的，我们在慢慢变得只会抱怨，我们无思想、无追求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低头。您的话，和您为人民民主做的事更使我深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真正内涵……让我意识到，原来个人也有这么大的力量，原来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权利。我过去对社会真的信心很小……” 陈恕认为，1982年是吴青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她被派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学校组织的一个“社区领袖”活动让她打开眼界，“她打那儿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有个同学是非裔美国人，他给大家讲美国民权发展史，讲拒绝给白人让座的罗萨?帕克斯。吴青说这个故事就刻在她心里了，“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从小事做起，从点滴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推进民主。” 担任海淀区人大代表之初，上下都喜欢她，她手执《宪法》，解决周边环境问题、北外东西校区地下通道问题，敦促有关方面及时为街道更换路灯、补上被偷的下水道井盖…… 有人笑她“杀鸡用牛刀”，她很是赞同，“这其实都不是人民代表该做的，人民代表最主要的职责是监督政府。”医疗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农民医疗保障……吴青承接着一个个政府各部门间互相推诿的皮球，“本应政府解决的事，因为不作为，就跑我这来了。” 当监督深入至体制内部，曾经给她颁发过奖状的有关方面开始对她不满意了，陈恕说自那时开始，“每一次换届她都会遇到各种阻力”。 2011年12月20日，吴青走出选民接待室，“那是我最后一天做人大代表。”她的眼泪涌了出来。 她随身带着母亲的相片，“有人说我利用我妈的影响力，没错，妈妈确实保护着我。” 她对台下那些学员说，“我现在不是人大代表了，我失去了一个平台，但我没有失去讲台，我向你们每个人要讲台，你们所在的学校、地区，如果需要，如果可以，我愿意到你们那里去给教师做培训！” “请你们给我讲台！”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仰光，街头的大幅广告牌为这个传统佛教国家掺杂进了 席卷全球的商业气息。近年缅甸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 曼德勒，缅甸第二大城市，从躁动的街头似乎能感受到私营经济带来的活力和欲望 蒲甘，建于1057年的瑞山陀塔上，日落时分总是挤满拍照的外国游客。缅甸近年加大了对外开放，2011年的国际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30多万（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缅甸 1 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3 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4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5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6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 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