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

核心提示：欧债危机对中国影响严重，出口额下降，一些小工厂关闭，明年的增长预测被调低，外汇储备贬值。这波全球经济变缓要求中国经济实现转型，从依赖出口变为内需拉动。但是这并不容易，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需要大转移。 原文： Europe’s Debt Crisis Takes Toll In China As Exports Slow 作者： Keith B. Richburg 日期：2011/11/23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STR图片社/法通社/盖蒂图片社 – 2011年10月26日，中国东部安徽省芜湖市，奇瑞汽车工厂的工人组装汽车。】 北京 —— 出口额下降了。一些小工厂已经关闭。下一年的增长预测被降低了。外汇储备贬值了。 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甚至推断，中国将很快在时隔二十年后第一次看到贸易赤字，从中也可以进一步看出持续的欧元经济区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多严重。 “欧洲缩水的市场无疑会对中国出口造成影响，我们应该做好准备。”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滕泰说。他指出，来自欧洲需求的下降“会令人痛苦”。   由于中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主要引擎的角色，任何在中国的减速都会更广泛地被感受到。   对欧盟的出口占中国出口的五分之一，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说这种放缓会打击每一个行业，“从玩具到平板电视，”对电子行业的影响尤其之大。在倚重出口的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东莞，随着出口订单的缩水，大约450家中小型公司已经在过去十个月中倒闭，其中大部分公司制造的都是衣服和玩具。 一些商人和经济学家表示，最近的全球经济放缓会加速中国的经济转型，从依赖出口转变为内需拉动。 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在继续，并有望在今年达到1500亿美元。但这一顺差已经连续下降了三年，对欧洲出口的倾斜，连同来自美国的持续减弱的需求量，已经使一些经济学家发出警告 ——进一步的倾斜有可能导致贸易赤字，而这被认为是近年来无法想象的。 一份本周世界银行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的报告将中国本年度和2012年的增长预测分别降至9.1%和8.4%，主要是出于对欧洲债务问题的考虑。尽管这远比西方的增长率强劲，但已低于世行之前的预测，且与2010年10.4%的增长率相比，显示出减缓的迹象。 从中国官员、经济学家到商人们，相当多人指出，欧洲的金融问题已经传染到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地区周边，其影响不仅限于出口，还包括资金流和外汇储备的价值。 “我们不能排除明年出现贸易赤字的可能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夏斌在周二对路透社说，这一评论在中国被广泛报道。   中国农业银行在一份周一发布的报道中说，中国对欧洲的年比出口增长已经降至一位数——九月份为9.8％，十月份为7.5%。这些数字与八月份22.3％的年比增长率相比已显著下降。 . 欧元区的危机已经带来了流向中国的境外资本的减少。据中国农业银行引用的政府数据，今年一月至十月期间，来自欧盟27国的对华投资仅上升了1.05%，与2010年10.71%的增长相比大幅下降。银行还表示，由于欧元对美元的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失去了879亿美元的价值。 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它的股票市场，由于本质上封闭而不会因为外国投资者的撤出而遭受巨大震荡。然而经济学家们表示，他们仍然怕国内的投资者们由于全球经济衰退而感到恐惧，从银行中撤走资金，引发流动性危机。 欧元对中国经济巨大的实时冲击部分地解释了北京领导人为什么不情愿与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批评者们交锋。自从2010年六月起，北京的货币管理者已经逐步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调了10%。 上涨的货币、逐渐上升的工资要求以及欧洲和美国订单的大幅下降，已经造成了被中国出口商所称的威胁到生存的“三重打击”。 商人和其他人指出这种情况似乎比2008年全球经济萧条后的紧缩更糟，因为那时北京的中央政府立即介入，在2009年三月启动了为期两年、多达586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 “不确定之中可以确定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新华社引用了中国副总理王岐山的话。“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外依存度很高的国家来说，关键要认清形势，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北京的领导者已经说明这一次不会有刺激方案。2009年和2010年的刺激要归功于将中国经济与大萧条的最坏影响隔绝，但仍然造成了诸如过剩流动性以及地方政府和国企身上的沉重债务负担。中国领导人现在应该更加担忧何控制通货膨胀，并试着策划让经济“软着陆”。 东莞一家玩具厂的销售经理马军（音）说，他的工厂已经转化为更加依赖国内市场。这家工厂过去将它的大部分毛绒玩具出口到欧洲，但汇率持续波动，2008年的衰退又使需求量大幅度下跌。他说，现在60%至70％的玩具都卖给国内市场，30％至40％销往欧洲。 但这种转变发生之前，工厂不得不将劳动力从600人缩减到100人，扩充了设计团队，并在中国注册商标，建立起国内市场，利润也仅为先前的十分之一。 “开发国内的市场非常难，因为需求很弱。但另一方面，风险也小一些，”马军说，“这时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这是唯一能让我们生存的方式。” 这也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想让其他的中国出口商走的路。但改革需要时间。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世行经济学家郝福满说，“中国想要更少依赖出口，中国想要更少依赖投资。”但是，他补充说，“这要求的是一场大转移。” 北京的Liu Liu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金融时报》 中国出口下降导致劳资纠纷增多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袁剑：难以告别的金融危机 进入专题 ： 金融危机    ● 袁剑       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在这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国与 1989年的日本。虽然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美国大萧条和中国          在1929年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美国人似乎更喜欢称之为镀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之为大分化时期。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年之间持续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30多年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过去的30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急速膨胀。但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官员腐败、社会失信、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平均一跃进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不逊色。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这其实就是尾随而至的罗斯福新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毫无疑问，这种适应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分辨的历史偶然。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美国体系的危机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其中几个显著的标志是，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以及东亚经济奇迹。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从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二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没有这种美国需求，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本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同样清晰。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求始终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这个体系涵盖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人口，版图无法继续扩大之后，美国体系开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     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险开支。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一致认定，现在该是其他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需求，美国提供制造的时候了。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很难再指望全球体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二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时间。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选项。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显著标志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由于美国银行业还处于去杠杆化时期（美国银行业本身具备的约束机制），美国的定量宽松所释放的货币更多地为新兴国家所吸收，这进一步助涨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泡沫。     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资本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了。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喘，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之际。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到来。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在他们的脚下酝酿。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           繁荣与泡沫          研究者们非常容易将今日中国与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确，从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在那个时候，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也正是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垦，才会有所谓金砖国家的奇迹。简言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节奏的调整。     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时代。举目四望，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支持这个体系继续高速扩张的未开发市场。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两者的某种混合体。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     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这令我们想起20多年之前发达国家对日本的同样督促。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内需似乎并没有为全球再平衡做出什么贡献，而其出口导向型的结构特征也依然故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地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地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样美妙和自洽。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一个体系转换。这种再平衡和体系转换的结果，是美国凭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场等优势在众多的霸权竞争者中成为最后赢家继而领袖群伦。           世界体系下的中国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经济体制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3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10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体系的扩张反过来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没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地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而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本。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现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其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求诸历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这种痛苦将一直延续到一个可以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稳定结构出现为止，这可能是一个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一种新的全球战国景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成为一种常态，甚至一种生活方式。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201.html    

核心提示：中国的出口额下降了。一些小工厂已经关闭。下一年的增长预测被降低了。外汇储备贬值了。 原文： Europe’s Debt Crisis Takes Toll In China As Exports Slow 作者：Keith B. Richburg 发表：2011年11月23日 【原文配图：STR/AFP/GETTY IMAGES –  2011年10月26日，工人们在安徽芜湖得奇瑞汽车厂装配一辆汽车。】 （北京）出口额下降了。一些小工厂已经关闭。下一年的增长预测被降低了。外汇储备贬值了。 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甚至推断，中国将很快在时隔二十年后第一次看到贸易赤字，从中也可以进一步看出持续的欧元经济区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多严重。 “欧洲缩水的市场无疑会对中国出口造成影响，我们应该做好准备。”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滕泰说。他指出，来自欧洲需求的下降“会令人痛苦”。 由于中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主要引擎的角色，任何在中国的减速都会更广泛地被感受到。 对欧盟的出口占中国出口的五分之一，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说这种放缓会打击每一个行业，“从玩具到平板电视，”对电子行业的影响尤其之大。在倚重出口的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东莞，随着出口订单的缩水，大约450家中小型公司已经在过去十个月中倒闭，其中大部分公司制造的都是衣服和玩具。 一些商人和经济学家表示，最近的全球经济放缓会加速中国的经济转型，从依赖出口转变为内需拉动。 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在继续，并有望在今年达到1500亿美元。但这一顺差已经连续下降了三年，对欧洲出口的倾斜，连同来自美国的持续减弱的需求量，已经使一些经济学家发出警告 ——进一步的倾斜有可能导致贸易赤字，而这被认为是近年来无法想象的。 一份本周世界银行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的报告将中国本年度和2012年的增长预测分别降至9.1%和8.4%，主要是出于对欧洲债务问题的考虑。尽管这远比西方的增长率强劲，但已低于世行之前的预测，且与2010年10.4%的增长率相比，显示出减缓的迹象。 从中国官员、经济学家到商人们，相当多人指出，欧洲的金融问题已经传染到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地区周边，其影响不仅限于出口，还包括资金流和外汇储备的价值。 “我们不能排除明年出现贸易赤字的可能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夏斌在周二对路透社说，这一评论在中国被广泛报道。 中国农业银行在一份周一发布的报道中说，中国对欧洲的年比出口增长已经降至一位数——九月份为9.8％，十月份为7.5%。这些数字与八月份22.3％的年比增长率相比已显著下降。 欧元区的危机已经带来了流向中国的境外资本的减少。据中国农业银行引用的政府数据，今年一月至十月期间，来自欧盟27国的对华投资仅上升了1.05%，与2010年10.71%的增长相比大幅下降。银行还表示，由于欧元对美元的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失去了879亿美元的价值。 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它的股票市场，由于本质上封闭而不会因为外国投资者的撤出而遭受巨大震荡。然而经济学家们表示，他们仍然怕国内的投资者们由于全球经济衰退而感到恐惧，从银行中撤走资金，引发流动性危机。 欧元对中国经济巨大的实时冲击部分地解释了北京领导人为什么不情愿与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批评者们交锋。自从2010年六月起，北京的货币管理者已经逐步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调了10%。 上涨的货币、逐渐上升的工资要求以及欧洲和美国订单的大幅下降，已经造成了被中国出口商所称的威胁到生存的“三重打击”。 商人和其他人指出这种情况似乎比2008年全球经济萧条后的紧缩更糟，因为那时北京的中央政府立即介入，在2009年三月启动了为期两年、多达586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 “不确定之中可以确定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长期化。”新华社引用了中国副总理王岐山的话。“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外依存度很高的国家来说，关键要认清形势，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北京的领导者已经说明这一次不会有刺激方案。2009年和2010年的刺激要归功于将中国经济与大萧条的最坏影响隔绝，但仍然造成了诸如过剩流动性以及地方政府和国企身上的沉重债务负担。中国领导人现在应该更加担忧何控制通货膨胀，并试着策划让经济“软着陆”。 东莞一家玩具厂的销售经理马军（音）说，他的工厂已经转化为更加依赖国内市场。这家工厂过去将它的大部分毛绒玩具出口到欧洲，但汇率持续波动，2008年的衰退又使需求量大幅度下跌。他说，现在60%至70％的玩具都卖给国内市场，30％至40％销往欧洲。 但这种转变发生之前，工厂不得不将劳动力从600人缩减到100人，扩充了设计团队，并在中国注册商标，建立起国内市场，利润也仅为先前的十分之一。 “开发国内的市场非常难，因为需求很弱。但另一方面，风险也小一些，”马军说，“这时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这是唯一能让我们生存的方式。” 这也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想让其他的中国出口商走的路。但改革需要时间。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世行经济学家郝福满说，“中国想要更少依赖出口，中国想要更少依赖投资。”但是，他补充说，“这要求的是一场大转移。” 北京的Liu Liu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金融时报》 中国出口下降导致劳资纠纷增多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