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 记者_ 郑文 北京报道 实习记者 高燕群、温雅琼、吴思凡   摄影 _ 刘浚 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 网上有段子这样调侃阮次山。 寥寥数语，不无质疑之意，却也勾勒出阮次山的基本人生经历：大陆出生，童年曾在越南，后在台湾成长，留学美国后变身美籍华人。 阮次山，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曾访问过江泽民、科菲·安南、希拉里、鲍威尔、托尼·布莱尔、卡扎菲、内贾德等多国政要。 这些经历为他在国内积累了影响力。但也因为一些言论，他被网友冠以“高级五毛党”的称号，被指“为政府说话”，骂得难听的，说他是“没有脊梁的走狗”。 阮次山的自我定位也是耐人寻味：在业务层面，他视自己为“新闻资讯的提供者”，“不提供答案”；同时，他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呼吁青年人爱国，拒绝从愤青的角度看问题。 9月1日下午，当学者秦晖、孙立平、展江等对“中国模式”进行讨论的同时，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北京分部的办公室接受本刊专访。谈及他所推崇的“中国模式”，阮次山赞叹中国高铁的效率与成就，即代表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一例。 “可是呢，你问执政者，你问官员，什么是‘中国模式’，他也不知道。这叫摸着石头过河。”阮次山说。 争议 在中国的电视人当中，阮次山有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在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里，他常常与各国政要握手言谈。即便在中国内地，他也扮演着颇让人意外的角色—为宣传体系做人才培训，甚至充当智囊团。 一个例证是：阮次山经常为广电总局或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各省地市中高层宣传人才培训班讲课。2003年，在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包括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内的74名部委发言人，聆听了阮次山等人的授课。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曾旁听过类似的培训，“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现场是很特别的，凤凰卫视的阮次山，说起来是一个美籍华人，（凤凰卫视）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媒体，但是他却在给宣传体系最内部的这些人士讲课。有时候讲国际形势，讲中国媒体，讲海外媒体，讲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讲海外媒体的中国问题分析……” 徐帆的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某种普遍的疑虑，甚至是质疑。 “我以前在国新办第一届新闻发言人训练的课程上，跟他们讲，不要怕媒体，必须要让政府跟民众之间有媒体做桥梁。我们过去是闷着头干，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政府做很多好事，你不知道。”阮次山主张政府要建立跟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而正是因为这种看似站在政府立场想问题的思路，阮次山屡屡被网民指为“为政府说话”。与此同时，外界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国籍—拥有美国国籍，却高呼“爱国”口号；爱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阮次山努力将自己的爱国观念通过多种途径传达出去，他在多个高校演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海南大学等超过十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他呼吁年轻人们不要做愤青，要看到国家的进步。 他公然站在愤青对面的立场，也招来骂声一片。在百度贴吧、新浪微博以及香港某些论坛中，网民直接称呼他为“五毛党”，言语很不客气。 2011年3月，阮次山开通新浪微博，才发第二条，便被转发九千多次，铺天盖地的唾骂声。到7月，阮次山请助手针对微博评论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一个微博放出来，有多少人是骂你的，有多少人意在宣传，很明显能看出一个趋势。” 根据助手的分析，在阮次山的微博评论中，“40%是邪教分子，10%-20%是愤青，还有30%-40%是靠境外人士出钱在网上翻云覆雨的人。” 阮次山认为这么多人骂他，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太多愤青，还在于“网民的复杂程度超出你的想象”。他觉得这也能大体反映现在的网友成分，并把分析结果传达给“有关当局”，“我说这是我的判断，你们以后必须要小心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审查，可是你有时候审查来不及，最快也要半分钟，一秒钟、十几秒，它已经出去啦……所以你看我以前发出一条东西，反应一面倒。现在有我的粉丝出来对骂。现在新浪啊，为我这个微博，有五六个人在替我删—所以这是一场战争。” 近两年凤凰卫视将《风云对话》、《新闻今日谈》两档节目的制作总部搬到北京，也是阮次山的建议，“所谓他‘亲中’的言论，并不是一个空头的言论指向。他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言论的传播，也在生产机制上有些调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这样评论阮次山带随节目搬至北京。 北京有大量的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驻华办事处。节目组可基于这些外交资源，获得更多、更有效、更直接的政治接触。对此，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印证说：“阮先生曾在北京举办一次酒会，来了8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外交部长李肇星也过去了。” 《风云对话》制片人周周也透露，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做一些国际重要政要专访时，有时会有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门外等候，了解某某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说他们（凤凰卫视）还是一个国家立场，而阮次山跟这个台的总体立场相对来说比较匹配。同时他的声音和形象又给人一种外来的这种声音和形象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角色一直在凤凰生存得不错。”据徐帆说，他曾听凤凰卫视前节目主持人杨锦麟说过，“其实中国的很多中高层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这些评论员的观点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因为此，阮次山一直都很安全。基本上他在中国的评论，很少受到高层的点拨。” 所谓“高层的点拨”，便是杨锦麟常遭遇的“迎客松”—遇到讨论敏感问题，便插入迎客松画面进行屏蔽。阮次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这让他对当局立场的把握看起来比较娴熟。 阮次山有句口头禅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这被许多人批评为一种盲目的“大国情怀”—批评者认为他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灾难、不堪视而不见。 阮次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不同于“没有脑筋”的“匹夫”，“你看到问题，你认为它是病入膏肓，我看到问题我认为它是进步。贪污腐化，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耶，我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那么久，哪一样没有贪污腐化，只是人家贪污腐化包装得很好，我们的官员刚刚开始贪污腐化不会包装，只能这么说。” 阮次山《风云对话》栏目访问各国政要，从左到右别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巴基斯坦外长希娜、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罗马尼亚总理博克、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老华侨 阮次山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是2004年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宣称美国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台湾股市曾因此大幅下跌。 “对台湾来讲，我算是出卖它。”与台湾的关系，对阮次山来说，是一个隐隐作痛的话题。他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脱离台湾，入籍美国。 1951年，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从家乡海南败走越南，阮次山一家变成无国籍难民，被关在法国人的难民营中。后经富国岛退往台湾，几经辗转终于在高雄定居。 两年后，阮次山考上高雄中学，这段时间往后的经历，被阮次山形容为“辉煌经历”—在高雄中学，他享受到整个台湾都不多见的开放气氛，图书馆里藏有戴东原的《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外面禁止的书。他读过胡适之，读过陈独秀的《最后的自白》，在美国新闻处开放的图书室里，也有令他着迷的海明威、杰克·伦敦等人的原版着作。“对我的价值观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呢，语言视角方面开放了很多。” 从初一到高三，阮次山投稿赚钱，学校还会给予与稿费同等的奖励。那时候写的都是散文、诗歌、评论，深论也不过是“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则”之类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写这个是不可能的。找死嘛！” 阮父被在台的国民党队伍收编，经分配负责组织工作，对阮次山发表在报章的作品，“没有启发，也从来不会说做得好”。阮父把孙中山、蒋介石“当神一样”，阮次山不认同他国民党那一套，“有时候跟他争，父子之间就红了脸。他说：你懂什么？” 因为自信满满，大学联考本可报一百多个志愿，阮次山只报了十个而落榜。当时已经19岁半，只好去当兵，目睹了最后一次视察金门的蒋介石，坐在山顶远眺大陆，“四个钟头动都不动”，这让他印象深刻。 退伍后，阮次山再度报考当年的第一志愿：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老师们都对我很头疼，写新闻没有我多，文字功底没有我好，采访没有我多。”他旁听政治系的课程，从中风的邹文海老师那里习得西洋政治、思想史的“哲学”。 课余的阮次山“一腔热血”，大国梦在当时就留下了“案底”。 1970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阮次山的同学临时抽退，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大官，知道“党中央的政策”。“到我这儿，怎么可能抽退？我是政大学生代表，主要成员。我们这边支持台湾同胞保护钓鱼岛。”有从美国回来的年轻老师，“充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喊：“当初孙中山做革命时也没有理智过……”阮次山等人于是举着旗帜上了街。 毕业后，阮次山同时在《中央日报》与“中国广播公司”任职，两年后赴美留学，在纽约St.John’s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中国研究，读遍了图书馆里的“几千本中文书”。在纽约一家中文报社工作时，他遇到前来面试校对一职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男主角倪育贤，倪在书中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 “我说，里面这句话我要纠正你。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不久后，母亲过世，阮次山回台签证受挫，利用私人关系找到里根幕僚，才得以回台。1985年，他取得美国国籍。1999年，阮次山回到台湾，任创刊达50年的《CHINA 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不到半年，报名更改成《TAIWAN NEWS》，老板更是易帜，背叛“不搞台独”的承诺。 阮次山因此辞职，转赴香港。不久，在曹景行邀请下，加盟凤凰卫视。 在刘春看来，正是“老华侨”这一身份赋予了阮次山有别于国内人士看问题的角度。“他那一代人在美国的年轻时候，遭受到种种歧视。像我们在中国，有时候对我们国家过于追求GDP发展带来的问题看得更透，而他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这些事情看得更多。” 安全阀 在中国人民大学北门对面，有一座六层小楼，便是凤凰会馆。凤凰中文台几档口碑不错的节目，如《冷暖人生》、《锵锵三人行》、《凤凰大视野》、《社会能见度》等，制作总部都设在这里。 阮次山的办公室位于凤凰会馆五楼一角。记者正是在此，采访了刘春眼里“永远文质彬彬，衣着整齐，非常有仪式感”的阮次山。 阮的桌上堆着一尺多高打印出来的资料。从日历上的圈点看来，9月份里，他要跑乌克兰、西安、四川等多个地方，而《风云对话》接下来预约的两个重头采访，分别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以及泰国总理英拉。 凤凰内部有几位“长者”，如阮次山、何亮亮，包括已经离开的曹景行、杨锦麟，一度构成了一道“老头子”风景线。有知情人士这样观察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内部，大家习惯把阮次山叫阮先生。杨锦麟就会叫杨老师啊，曹景行就曹老师啊。但对于阮次山，叫他阮先生……他毕竟是在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阮次山离开《国际日报》，开始为“全世界的中文报”撰写时事评论，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香港经济日报》、《亚洲周刊》等，后也被内地的《参考消息》转载。 “我还没有到凤凰工作时，在内地已经很出名了。《参考消息》很多人看。后来到了凤凰，名字跟人对上了，回来就更受到欢迎。”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一直负责两档节目：《新闻今日谈》与《风云对话》。在前者中，阮次山作为评论员对当下社会热点新闻发表看法；后者则是一档对国际高端人物的访谈节目。 《风云对话》体现出阮次山对节目的控制力。徐帆在对凤凰卫视进行调研时了解到：“阮次山是比较个性，对这个节目有决定性的把控力。他的制片人仅仅是负责业务上的一些外联啊或一般的电视事务。” 这也或多或少印证了一点：在行事风格上，有些凤凰同事私下认为阮次山是那种自视甚高的人，“认为他的意见别人包括高层都应该听。”对此，阮次山回应，“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这是做人的原则。所有的考验都在公众，我何必要改变他们呢。” 制片人周周去年年初接手《风云对话》，基本是顺着阮次山的思路做节目。制作团队有时也觉得阮次山的言论“是不是太靠近上面的思想，比如他听到一些观点以后，我们会有疑问，哪里来的？是不是应该朝这些方向去宣传？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宣传的话，是不是有些部门就会觉得是对的方向？” 2010年8月菲律宾人质事件中，阮次山在评论中为菲律宾警方开脱，又批评香港特首曾荫权致电菲律宾总统的行为属于“越权”，引起了不少香港市民包括在港菲籍人士的强烈反感。凤凰卫视除收到大量电话投诉外，并迫于压力让阮次山暂停参与《新闻今日谈》两个星期之久。 有凤凰卫视内部人士提到，他们多以《阳光卫视》为诫，不能因为言论过激而完全丧失传播的空间。有些同事感到不妥，认为阮次山的表现“有一点影响到凤凰卫视的声誉”，外界也有批评认为阮次山的一些言论“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情感因素”。“他们叫这个山鸡台嘛。凤凰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可能香港有一部分观众对这种有内地背景的台不是太信任……” 但也常有戏言，称阮次山的存在让凤凰卫视的处境变得“更安全”，增加了做新闻的空间，起到一个微妙的相当于“安全阀”的平衡作用。 “我的原则就是，我只就理说话，我不在乎情。不会在乎香港人的感情啊、网民的感情啊，我只在乎理，感情不是我的事儿，是吧，我们作为评论员，评论一个事情，我只站在大是大非的角度。” 阮次山回应。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北京办公室接受本刊采访 南都周刊 x 阮次山： 我没有为政府说话: 我相信有关单位对我的认可 南都周刊：网上流传你的段子，“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你怎么看？ 阮次山： 国籍问题我过去讲了很多次。比如讲，以色列建国以后，散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去了，或者捐钱。在此之前，有些人只是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从来没有回国一次。这种浓浓的爱国心，你说他爱什么国呢？他们是犹太人么，流浪各地。犹太不是人种，是个宗教。我不是在国内体系长大的，为什么我爱国？这是中国，这个国家，不管上面政权是什么，领导它的是什么，我爱的是这个国家。 南都周刊：也是一种信仰？ 阮次山 ：这是个（对）国家的感情，一种理念。美国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时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所以有很多人在这个方面不理解。你对国家的感情，不会因为你在哪一个空间哪一个地方而有所异。比如说肖邦，离开波兰的时候，为什么把国土带着？为什么每次演奏钢琴要把这国土放在那里？那国土就是国家，那时候波兰是一种独裁政权，不一样，他爱的就是这国土。我们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不能理解。那你去问肖邦，那土地代表什么？对我来讲，一样的感情。这立足点还不够吗？ 南都周刊：在凤凰卫视内部，你也会遇到和自己观点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阮次山： 不是观点的问题，有时候是分析的深度。这个就是多元化的好处。它有灰色有黑色有白色有红色，观众自己去作判断，这就是媒体的目的啊，我不是强制你要做什么。所以最近我的宣传片就讲了，评论不是结论，而是另外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它提供很多方式，你同不同意那是两回事。 南都周刊：在媒体对话题关注趋同性的前提下，你的节目特殊性在哪里？ 阮次山： 我的特殊性，第一，没有把握的问题我绝对不讲。所以我的评论节目，《风云对话》是没有人可以复制的。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一定要做到深入。第二，要提供我们国内的看问题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不是你随便说的。我们的观众都是专家，有很多上层人士，我的最大前提是，要让我的评论让专家让这群人都服气，要不然，别人说你外行。为了达到这一点，我常常做节目不是光看材料，还打电话去各方查证、交流，美国的官员、欧洲的官员、台湾的官员，各派人，我都跟他们交流。 南都周刊：《环球时报》也因为立场问题备受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份报纸？ 阮次山： 我天天看，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争议。我认为他们的角色是对的，比较开放。可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牵涉到中央对它角色定位的问题。它转载很多东西是内地禁止转载的其他媒体的东西，比如，美国之音、台湾《自由时报》、美国《华盛顿时报》。我们正式的管道，央视、新华社，包括我们凤凰卫视，都不能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不知道。这些（媒体）尤其是美国之音、日本《产经新闻》，常有恶意的歪曲。《环球时报》原封不动转载。这不是我们能理解的。 南都周刊：以你的经验，跟当局的互动，怎么把握分寸？ 阮次山： 多沟通吧，有疑问，我这个人不会猜，就打电话去。打到部门、朋友都有。国台办、国新办、外交部、卫生部，多了。也有过有关方面打电话来，说你是对的，理在你这边，算是私人鼓励。我所把握的最大尺度是，我相信有关单位对我的认可，第一，我都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是愤青的角度，所以我的判断很少失误；第二，我很少被“迎客松”，因为我绝不会逞口舌之快，所有的建议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从政不合我的兴趣 南都周刊：你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大家批评你为政府说话。 阮次山： 我没有为政府说话。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看问题太肤浅，我没有为任何政府说话，也没有为党说话。我提供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换句话说咧，如果政府做了对的，你为什么不能替它说话呢？我觉得国内太多愤青思维，你稍微讲一点不属于负面的东西，他们就认为是替政府说话，这是不对的。我这么多年来，常跟学生探讨问题讲，看问题一定要从另类的观点来看，不要从愤青的观点来看，很多人觉得你如果不骂政府，就是替政府说话。 南都周刊：比如你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就很受争议。 阮次山： “中国模式”不是我创造的，而是现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想找出“中国模式”。在这种体系之下，你有目前的成就，很明显你能用你自己的模式来调度你的资源，来发展。比如像高铁，如果没有“中国模式”，绝对没有今天的高铁。出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是高铁今天的成就，改变了中国的文明，也改变了世界文明。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会因为高铁而有大不同。我最近到二三线城市，你看公路的建设已经超越美国啦。如果没有“中国模式”，这做得出来吗？我在洛杉矶住了25年，两条地铁，到现在只造了一条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中国模式”，它是“美国模式”，要通过议会审查预算，议会争辩不休。我们的“中国模式”就是国家所有，计划经济，我们觉得对的就去做 。因为我走过了世界，经历了美国的政治、国际政治，拿这些来比较，就知道中国伟大在哪儿了。 南都周刊：在一些学者眼里，“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是两个既成的概念，而在你的眼里，“中国模式”是正在进行的，没有定型？ 阮次山： 对，90%的人看贪污腐化，是从愤青的角度看；我看贪污腐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看你生病了，所有医学界的发展都是有病才发展医药。没有可能说我发明了药物，预测十年后会发什么病。有SARS紧急地去研制的，有禽流感紧急去研制的，换句话说，有了毛病，你才能找药。从另外的角度看，这就是进步，所以你不要把毛病变成膏肓。毛病是促成一个社会进步的根源，你有了毛病，贪污腐化，我有法律马上治他。你逃税漏税，我有法律治他。法律规章永远滞后于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中国有毛病，对我来讲，是一种进步的象征。我们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进步，你永远不会有问题。 南都周刊：你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 阮次山： 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这不是问题。不管你是谁，今天发生矿难，你赶快去解决矿难；今天渤海的油田漏油，找出办法来解决，这是进步。是谁去解决，民意，还是政府，这都不重要，只要有解决的管道。 我们在美国上政治学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从外国人的角度看美国政治的可爱之处，它永远犯错，可是它永远有纠正错误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你只要有纠正错误的过程，而不要像卡扎菲啊像非洲的一些国家那样。 你们这些年轻的脑筋啊……我说你们爱国，满腔热血，可是如果爱国没有脑筋，你就是匹夫。尤其忌讳用愤青的方式看中国社会的问题。所以他们讲我这个节目爱国的程度比内地的人还高，说你要爱国不如加入共产党。我说你们弄错了，我同样爱国，可是我的出发点跟你们不一样。 南都周刊：你也提到现在很多人用愤青态度看问题，能否结合你倡导的“大国民运动”谈谈你的看法？ 阮次山： “大国民运动”跟现在网民对此的反应，是两回事。我们这个社会，太多的网民反应都是直接的，没有用思考来反省事实。我为什么不常看网络？我觉得有时候啊，我是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我最近自己在新浪设了一个微博，现在已经有63万粉丝。我要自己变成有牙的老虎，如果哪一个人说得不对，我会在微博上回击你，63万粉丝，是吧，我应该有保护自己的责任。 南都周刊：“大国民运动”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样实践？ 阮次山： 我有两个口号，一个口号就是“手上的火把”，是大我。有大我有小我，大我的火把第一个要爱国，第二个是关怀社区，守法、勤奋；小我是你的内心要做到的感恩、孝顺，这是小我，是我们“心中的蜡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其实国民是很散的，不像美国，美国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爱国，我们这边是没有的。相反的，我们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各种愤青的影响，奇奇怪怪的言论，对国家的观念是模糊的，而且是不爱国的。我提倡爱国有多少人骂我，冷嘲热讽。 南都周刊：你有想过从政吗？ 阮次山： 我不想从政。 南都周刊：为什么？ 阮次山： 在台湾我有大好的机会，如果我当年继续在台湾，我现在可能是什么部长。我从来不想从政，因为这不合我的兴趣……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局限我自己。 南都周刊：会带来什么样的局限呢？ 阮次山： 你进，就是过河卒子了。政治有很多潜规则，有它的终极目标，我如果一身陷下去了，我现在走到什么路，我都不知道。   原文链接： http://www.nbweekly.com/news/people/201109/27489.aspx

瘦米网摘导读 ：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它的组成/特点就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儒家文化+高速发展的经济。而更多的学者和一些官员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假问题，为这个模式正名，其实是在掩盖中国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是在为政府为党说话。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模式”真的存在，那么它值五毛钱。这篇瘦米网摘是9月1日“中国模式座谈会”的专家发言，有很多熟悉的名字：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地点：北京  主持人：张剑荆 中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确是极大的成就。如何解释这一成就呢？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论”，强调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成为一种流行的观点。虽然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不存在“中国模式”，但争论依然不断。 那么，究竟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其特点如何，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这一模式的经验和教训何在，是否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中国经济成就伴生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关乎民众的幸福和国家的未来，均值得关注和探讨。本刊整理并刊出“中国模式座谈会”的专家发言，供读者参考。——编者 “中国模式”真与假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中国模式”是一个假问题。我一直以为，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体，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价值也正处于初步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以制度和价值支撑的“现代社会结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正在逐步显现，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等诸多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谈“中国模式”，确实有些“奢侈”。 我们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界定“中国模式”。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增长仅仅是发展模式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正确对待、处理好和分配好增长的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的公正、稳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对“中国模式”这一话题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解析，并保持高度的清醒，不能文过饰非。要知道，我们自己正处于发展的“中国时刻”，不但要防止被他人“误读”，也要防止被自己“误读”，丧失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动力和方向。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 应当把“中国模式”的问题放到一个大背景中去看，就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化，本质上是东方农业大国怎么走向现代文明。 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这样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并没有超越发展中国家追赶工业文明这个大范畴。 有学者概括“中国模式”的特征，就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推动市场经济。这一步，其实发达国家都走过，我们也正在走。所以，从文明发展规律来讲，我们没有更特别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国情，就是人口多、规模大、国土幅员广，底子可能更薄。 所以，中国30多年的发展，恰恰是人类文明转型的规律在发展中的中国的表现。所有社会文明的变迁，都是从经济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发展没有超越这个规律，也没有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采用的路径。因此，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试图把模式固定下来，这会在客观上掩盖我们中国现存的问题和矛盾。因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是光靠经济本身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一旦谈模式，便是要固化下来，使之变成静态的东西。 中国人要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过程，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过程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变化。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中华民族要强盛起来，我们是在探索一条发展道路，所以应该讲的是“中国道路”。 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首先我要提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存在“中国模式”？要形成经济发展中可借鉴的模式，它必须从理论上具备几个重要的构成要件，这样，既可以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也便于其他国家应用或者借鉴。但是，我们看来看去，现在无论中国人说的，还是外国人说的“中国模式”，都含糊不清，没有很清楚的界定。 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好像是把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的一些成绩都认为是模式的成功。但是，这个模式跟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路径都不一样吗？ 前些年，“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很多人就想能不能把中国发展路径总结成一种模式，比如说过去“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际上非常推崇的发展模式，叫“东亚经济模式”。 目前看来，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从实践意义来说，所谓“中国模式”都没有真正超越“东亚模式”，没有比“四小龙”的业绩更加显著。 诚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人口规模大，但是，从经济发展业绩本身去比较，同样的30年跟人家相比较，未必比人家业绩好。从这方面讲，如果“东亚模式”都不能肯定为一个成功的经济模式，怎么能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更加值得赞颂的模式？这本身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 如果以更广泛的方式看待“中国模式”，不单单看成经济模式，而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模式，它的特色在于“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摸着石头过河”，从理论上总结，其实就是经济学里面常说的“试错”。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在变革、发展过程中总会有试错过程，中国的试错是什么？一般先是发现一个典型，对这个典型展开调查研究，认为它值得肯定以后就开始试点，试点之后设立特区，特区之后再扩大特区，即模仿这个特区再建若干个特区。过去发展的30多年里面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确实发生了所谓的奇迹。这个奇迹是中性的，我并没有说这个奇迹是好的还是坏的。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某种特点，这个特点叫做模式？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的确相当惊人，有人说这个数字是假的，有很多水分。 我要讲一个统计学常识，一个经济体假如以这么高的增长率增长了几十年之后，你可以怀疑它的绝对值，但是，它的增长率你就很难怀疑了。讲得简单点，改革之前不浮夸吗？一个浮夸的基数不断往上翻，假定说原来浮夸了一倍，第二年增长率翻了一番。你第二年的基数仍然是浮夸，你浮夸的量又翻一倍，第二年的基数等于是浮夸了两倍。如果我们30多年中国的浮夸是以几何级数往上翻，我们就会又看到“亩产13万斤了”。 大家知道，几何级数的浮夸是不能持续太长时间的，“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高增长率持续这么多年，到现在没有明显的“烂包”，所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确是事实，这个事实在历史上确实相当惊人。 东亚模式增长都没有真正长久，长达几十年的只有南非，也是一种很快上升的增长，而且，南非有很多经济指标非常惊人，人均耗电量居然跟英国差不多，高速公路占世界第三，而且它的制度设计跟中国很类似。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认为有一个“中国模式”，不但有，而且“中国模式”接近完成，已经处于最后的完善过程当中。第一，这60年是一个整体。我们过去有一个框架，分改革前和改革后，实际上我们忽略了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一致性。第二，这场改革叫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然后，本着这两点，我们看现在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最近，有两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一件是福州大学实行恋爱实名制，就是谁要恋爱，就要登记，谁提出，谁负责，然后，出现问题找组织解决。第二件事，北京准备用手机定位人们的出行和工作情况。这两件小事非常让人受启发，表明了这样一个体制的空间是什么，在哪儿，这个体制内能做什么事。 怎么看30年的变化？这30年其实是很有限的变化，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个东西确实有着创新的过程，用体制和机制来说的话，就是体制没变，机制创新。其实，模式不是其他人能不能学，能不能做。我说的这个模式需要有自洽的逻辑，只要满足这一点，它就有特点，也叫模式。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模式”的概念有没有意义？比如说资本主义世界，别人可以总结出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莱茵模式。在中国，你可以说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内部可以分成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现在又有了重庆模式、广州模式等等。 从2008年起，由于金融危机，一下子让人觉得似乎有一种中国模式。很多我认识的金融界人士讲，中国能避开金融危机，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学会游泳，还没有下海，不可能被淹死，实际上中国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认定存在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模式如果是个中性的概念，其实是可以使用的。当然，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模式”。 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敬佩和中国人自己感觉的差不多，就是走出匮乏：30多年前吃不饱肚子，抽烟的人一个月就抽一包烟，现在不太匮乏了。 对世界各地发展的不同方式，暂且用模式的说法，我觉得是中性的，这是可以的。先不说中国，现在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另类的国家。哪类国家呢？特别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那些国家，可能会有不稳定，比如利比亚；当然也有的国家多少年后才出现不稳定，如埃及；也可能靠石油超稳定，比如说沙特。东南亚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就是文莱，文莱人均GDP四五万美元，和西方是可以比一比的。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依靠石油的模式。 中国最近对石油，包括官方和官商对石油的兴趣那么大，说哪里发现了油田，哪里发现气田，其实是对那种模式的一种向往。 另外提供一点视角。关于西方模式，我最近在翻译的一本书，它在欧洲和北美的范畴之内，把西方分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地中海模式，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第二种是中欧和北欧模式，叫民主法团主义模式；第三种是北大西洋模式或者自由主义模式。这是两个政治科学家，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美国人联合研究的结论，他们是研究媒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 我现在特别关注地中海模式，觉得中国某种程度上接近地中海模式，但是跟它又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有一个极化多元主义，两个议政党，左的和右的。另外，他们这些国家相对来说和另外两个模式相比存在很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少数人掌握资源，把资源送给老百姓，送给他的支持者，支持者反过来回报他。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所谓的模式是一个样本，大家都可以照着学，可以推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发展，有些经验是别人可以学的，但是，大部分经验别人学不了。 首先，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我们的经验跟其他转轨经济不同，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双轨制”。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但对外而言就没什么好学的了，除了古巴。 中国道路的特点 茅于轼 ：中国经济有一个特点，有共产党稳定的领导，所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领导人的过渡没有流血事件，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看看别的发展中国家，暗杀、流血不在少数，我们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对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第二个特点，因为有一个党的领导，有很多事情市场做不了的，政府能做，或者市场做起来很慢的，政府做起来很快就能做成。最典型的如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铁路、飞机、机场、电信，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可以排第一。 但是，现在有点儿过头了，好多高速公路没有足够的车走。这3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长期缺电、电力供应不足之类的事情。印度、菲律宾，几十年缺电，总也解决不了。印度更不用说，连高速公路都没有。我们比他们强多了，原因是我们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做这些事。 还有一个特点，可以说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有没有这样的事？这可以讨论，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有的。按照市场的意义，多数人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大多数人得益了，然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就快了，这个道理看起来是有点对的，但是，违背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理，即每个人的权利是相同的，任何人都同样受到保护。 但是，我们中国政府有时不太关心这一点。比如说三峡工程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有很大争论。在有些国家里头，要搞这么一个工程，根本就搞不起来，我们说搞就搞了。当然现在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无法辩论。 另一个特点，即改革的开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那时，中国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起点非常低，这个别人学不了。那个时候，农民吃不饱肚子。进城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再有几百元钱，更是满足得不得了。我们现在积累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靠农民工打工赚出来的。30多年来，中国挖了200多亿吨的煤啊，死了很多人，但是没有因此出现社会问题。中国的农民工非常能忍耐，这个别的国家学不了。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现在进城打工的不是吃不饱的农民了，而是“80后”、“90后”，他们没挨过饿，知识比较多，受教育比较多，懂得维权，会用计算机，会上网，知道全世界的事情，这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改革成功主要的特点是财富的极大增加，财富的增加有什么经验呢？有一条，可能大家不见得同意，叫做“闷声大发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句话很恰当地归纳了中国财富快速增加的道理。 比较改革以前的30年，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想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走的是一种什么道路呢？就是不许你发财。走工业化，要劳动创造财富，要学大寨、学鞍钢宪法，就是不让你赚钱，一赚钱就是资本主义。 现在看起来这些都错了，发财是对的。发财是什么？发财就是创造财富，有了钱，许多问题都容易解决了。搞“大跃进”“大炼钢铁”炼了1000多万吨钢，现在中国每年钢产量达6亿吨。 秦晖 ：现在中国的发展当然是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人能不能学瑞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也不是说福利国家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界的朋友有强烈的不同意见。值得思考的是，所有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探讨的结论是，政府的权力大，责任也很大，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政府也可能权力小，责任也很小，这就是自由放任。因为老百姓有不同的诉求，有的老百姓对自己的权利看得很重，害怕政府过多地侵犯他，就不同意给政府太多授权；有的老百姓更多地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他就更强调问责政府，因为要问责政府，所以要更多地授权于政府，但是，权力授得再多，也是可以随时收回来的。 在中国，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可追问，这种权力无穷大，责任无限小的特点，和它的高速增长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今天，中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手中可以自由支配的权力全世界最大。 现在最怕是两拨人说相反的话，一部分人说政府就应该多收点钱，扩大国家的汲取能力，另一派人说政府就不管公共服务，老百姓就应该自生自灭。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方面政府收了大量的钱，一方面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所谓的预算公开有什么动机呢？ 孙立平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在于它为体制新造了一种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现在我们用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语言来表达的这些内容。中国的市场不是一个完整的体制，而是一个零散的机制。现在用这个零散的机制做了三件事： 第一，把地下的资源挖出来了。第二，盘活了土地。我们这些年有钱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这么多地给卖了，卖了地还得建点东西。地还是那块地，实际上财富没增加，但是钱确实是增加的。第三，最充分利用了人口的红利。 蔡霞 ：中国内外有两个“时空交错”，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当我们工业文明这段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走向信息文明了。这是外部的时空交错。 内部的时空交错，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相当于工业化的后期，乃至于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广东、北京、上海等地；但是，往中部走的时候，到河南、安徽、山东，你可能看到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要是跑到云贵川的非省会城市，你就看到它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然后你再往广西、贵州、云南的大山里走，完全是田园风光、农业文化。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对市场经济介入的范围和强度，比其他国家可能还要再强一些。 还可以再加上一条：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将近200年走过的路子。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00年之内积聚的矛盾，我们30年当中全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00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我们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新老矛盾交织，各种矛盾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传播出来。 吴思（《炎黄春秋》副社长兼执行主编） ：我认为是有“中国模式”的。在经济方面可以先从历史上谈起。中国经济历来就是多了一个权力要素，权力介入市场，而且分量非常大，除了税费之外，还有各种敲诈勒索、垄断的方式，这个东西是中国特色。 我们可以把它量化，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是，不能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的模式中，要引入新概念，真实描述中国经济的概念。 现在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状态，出现权力市场或者是按照古汉语所说的“官市”或者“杂霸市”。 在经济上，“杂霸市”、“官市”仍然有可能凭着自己的比较优势持续一段时间：第一，我们劳动力便宜，在国际上有优势；第二，我们向西方学习模仿各种新技术、新制度，还在学习过程中，可学的东西还很多。于是，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还可能发展得不错，这仍然是“杂霸”模式经济的成绩。 现在中国存在的权力市场，不能长久持续，未来必须继续提高市场自由度。 中国的未来与对策 茅于轼 ：中国的问题是现在钱无孔不入，当官可以买卖，踢足球可以买卖，文凭可以买卖，渗透到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在一点原则没有了，完全被钱控制了。 改革30多年，我们往往看成一个阶段，其实30年是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代人的时间，里头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的情况跟改革开始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讨论财产登记问题。30年以前，领导干部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什么财产都没有，要他们登记也没有必要，没什么财产，登什么记呀，一定要登记，也没有什么阻力。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说了20年也登记不起来，阻力非常大。 最后，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宪法》上讲了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都要守法。大家看看，马路上的特权车就公然跟《宪法》挑战，交警不敢管，老百姓习以为常。这些事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是个特权社会，几千年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特权，特权的反面就是法治，有特权就没有法治。 竹立家 ：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让人民满意。 在统观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寻求重点突破的、关键性的“改革顶层设计”，是从制度和价值层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的结果，对未来五至十年的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健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合作和社会团结，才是一个人民幸福和尊严得到保证的稳定和谐社会，也才有资格谈论所谓的发展模式这一“宏大叙事”。 未来，中国必须推进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按照宪法原则实践社会体制安排，按照“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新发展共识”追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把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引入一个更高的理论和实践层面。 “十二五”期间，国家面临非常艰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改革的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相关联，当然，也与中国未来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相关联。 吴思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邓子恢鼓吹“四大自由”——“租地自由、借贷自由、务工自由、贸易自由”。我们可以把土地看做资源，借贷就是资本，务工就是劳动力流动，贸易就是产品的自由。邓子恢想推动这“四大自由”，推动民间的市场经济的自由度。 改革开放后，“四大自由”都恢复了，租地自由是恢复成了大包干；借贷自由目前还是个半开放的市场，金融市场半开放，主要还是国家垄断，但是，民间可以部分介入；雇工自由基本放开了；贸易自由，现在处在半开放的领域，比如电信市场不能完全开放，有些资源还是国进民退，但是，绝大部分开放了。 凭着市场自由度的增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自由度增加多少？按照2008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的评比，世界平均自由度62分，排名最高的香港92分，最低的朝鲜3分，倒数第二是古巴27分，中国大陆是52分。 我们从得3分的朝鲜那个状态增加到52分，自由度增加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资源配置水平提高了，企业家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因：市场自由度提高，财富自然就增加。 展江 ：前几年，领导人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要善于发现和发掘各国的资源、模式、体制和机制。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正在飞速变化，西方福利模式也好，自由主义模式也好，也都面临着一些危机，同时“中国模式”目前留下的后遗症也越来越多。 未来怎么做，我觉得秦晖的观点非常对：我们应该在两个维度上去努力，一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营造更多的公平，另外一个是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提高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度。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嘉宾审阅 （来源: 《中国改革》 ）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3)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刘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4) 廖亦武：走出中国 (4)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林达：9·11事件十周年回顾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