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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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进入专题 ： 政府 市场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政府必须下决心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同时管好自己必须管的事。     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我们还走在改革的半途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     (1)为过去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的民企。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     (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     (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     (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中国面临严峻的选择。     这种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     在改革大步推进的时候，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方讲话”前后放开了价格，“官倒”无所施其技。那时候，大家就很高兴。但是，当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扩张，腐败就会蔓延，就会出现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一方并不占有优势。而“左”是对“右”的惩罚。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     这样，就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当前中国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          在很多关键领域，利益格局固化了，权力部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故意设租，特殊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所有的领域，改革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也称官家资本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对于权贵资本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理想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寻租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前期改革中曾经支持过改革。但是，当改革走到了半途，他们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发财致富，而不愿继续前行，去努力建立规范的、平等竞争的市场。     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的社会力量保守性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由于他们确实曾经有过改革的经历，并且即使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也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所以很容易迷惑群众、使群众信假为真。     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权力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如果是这样，就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政府权力过大，必然产生腐败          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于是，就会陷入一种政府扩权和腐败蔓延的恶性循环，把社会推向溃败的深渊。     缪尔达尔在他1968年的著作《亚洲的戏剧》中，将某些深陷社会溃散状态的南亚国家称为“执行力极弱”的“软政权”(SoftStates)。他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小，而是因为过度干预经济和没有受到监督，使少数人能够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     以缪尔达尔讲到的印度为例。当时的印度实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行政管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腐败寻租活动普遍蔓延。印度在1990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一段时间中深陷社会溃散的国家，大都经历过军事独裁。在这期间，权贵资本盛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公权不彰，从而形成了社会溃散的局面。而社会溃散进一步加剧了寻租和腐败，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就濒于丧失，连军政府也成为“软政权”。     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与市场的关系上，不能取代市场，不能利用公权揽买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坚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          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各级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变管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情况，进行自我革命。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么，政府不应做什么？     第一，不要直接去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我们注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就决定管辖区域内要发展哪些产业，要有多少个项目，可以决定由财政给投资补贴，一把手、二把手类似于一个地方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它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产业同构化、同质化，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一定会研究产业现状、世界趋势、市场的状况、竞争的情况，来决定投在什么地方。     第二，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当然应该实行的原则就叫做“非禁即入”，除非有法令明令禁止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要经过批准才能进入。《行政许可法》已经规定了，只有少数机构才能设立行政许可，但是，现在行政许可比《行政许可法》建立以前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变相的各种名称，不叫审批制了，叫核准制，其实本质没有变。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公正竞争的环境，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     第三，避免直接补贴供方。有时候补贴是需要的。什么情况下需要补贴？就是对那些有外部效益，本身收益不大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可以补贴的，但是，最好不要去直接补贴供方，也就是补贴生产方。这个问题又跟另外一个问题联系起来了，有一种流行的话叫“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争取了中央的补贴，或者我自己给一些补贴，直接就补给自己的企业，这使得我们有一些补贴政策的效果并不好。          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有些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两者是同时发动的。只不过前者的推进相对比较容易，而后者却因涉及官员们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步履维艰罢了。     经济改革来说，它的真正启动是1980年9月发出的“中发(1980)75号”文件，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制。而在这以前，即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8？18讲话”)就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1986年，邓小平20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他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推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然而仅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现在，中共中央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意味着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要进行系统改革的某种意向。          经济改革：出现问题不在于市场取向          改革的焦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我觉得，这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连历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也有许多并没有完全实现。应当说，经济改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还不够坚决、不够彻底。     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更好地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提出多年了，“九五”计划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过了10年，“十一五”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红线。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地实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是因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没有能够完全建立起来。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怎么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推进改革，不断地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革要取得突破，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合起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市场经济。这样，要实现这一改革，不仅仅需要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设计，还需要领导人具有长远目光，更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决断，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来源: 《?望中国》总第162期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府 市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821.html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 　　

吴敬琏：腐败将社会矛盾逼向临界点 进入专题 ： 腐败 社会矛盾    ● 吴敬琏 （ 进入专栏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3月25日在参加岭南论坛时表示，目前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管控，造成很大权力寻租空间，腐败蔓延不能有效制止。这也同时带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以下是发言实录：          谢谢刘明康院长！前面几位我们的高级官员都有比较专业的领域，所以讲起来就比较言之有物，我是教书的，做研究的，可能讲起来就比较空洞。     我想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很重大成就，通过改革开放，在20世纪末期把生活水平、市场经济的框架建设起来。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支持了我们30年来的快速发展。它主要有几个具体因素：     1.把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从旧体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不用我多说，我们看一看广东的大地、我们岭南的大地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过去民间是不能创业的，并称之为资本主义为大，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有几千万的民间企业成长起来了，这是支持我们经济快速发展，支持我们经济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     2.原来低效利用的资源，首先是劳动力资源转向比较有效的使用。过去低就业状态的农民大概将近2亿人转向了城市非农企业，效益得到了提高。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改革开放以来，相当爱尔兰面积的农村土地转城市了非农使用，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3.开放。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有力支撑：一个有利的支撑就是，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消费率下降，所以最终需求不足。而对外开放以后，净出口大量增加，也就是出超，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支撑了高速增长。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我们自主创新、技术创新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缩小了我们跟先进国家的差距，提高了我们经济的效益。所有这些，就在两个方面使得我们能够高速的增长，一个方面就是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就是效率的提高。     这里说的都是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即市场化改革所为增长提供的动力。政府也有很大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市场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动员资源的功能、协调的功能也发挥了作用，这是在市场改革的情况下才能发挥的作用。     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点，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离十四次次党代会，1992年设定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共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的时候，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什么叫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说到底就是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它能够引导资源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是由价格所引导，所以它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按照这样要求来看，我们在20世纪末期形成起来的市场经济框架还是有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的特点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系，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主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过多，另外一个就是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太大，而且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具有行政赋予的权力，妨碍了市场的有效性作用。所以在2003年，中国共产党就通过了，即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有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造，使它得到完善。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执行得并不好，有不同的原因，我们这里不能够详细分析。     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改革进入了深水期，涉及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另一方面改革有阻力有难度，第三因为上个世纪改革很成功，日子过得很好，官员一方面要很喜欢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缺乏这方面的压力和动力，于是改革就放慢了。所以200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得并不好。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政府干预市场使得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没有完善，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了恶化的迹象，这就出现了两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转不过来。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已经提出来几十年了，特别是在1995年制定第9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式把它写进了五年规划中，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九五”计划因为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大改革的情况下推进的，所以在改革上有所进步。到了21世纪之初，放慢了，改革的缺点越来越突出，加上21世纪最先开启的城市化的加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向旧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回归。我们想一想，大致上在2003年以后，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用这种方式来支撑高速的增长。各个地方都要求走产业的重型化，增加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所以虽然要求转型，可实际上转不过来，甚至有恶化的状况。“十一五”就再次规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的时候就发现没有转过来。所以“十二五”在制定的过程中，就把这个议题提到更高的要求上。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是“十二五”的主线。连续了这么多个五年计划，但是执行得不好。     旧增长模式造成的问题，已经到了没有空间给我们了。我们资源匮乏的状况，环境的破坏的状况，以及宏观经济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一直到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消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权力对市场上午干预，对于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很庞大寻租的蔓延，这个腐败的蔓延，当然就会造成许多社会的甚至变成了政治上的问题。     所以最近几年，经济上的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到处出问题。这种形势，中国的改革都是在压力下近些年个的，大家上下一心采取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这种矛盾的激化、问题的到处发生，就使得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推动我们改革的前进。现在“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这个主线能起作用，它的动力是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所以全面的推进改革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十二五”计划都提出来，要全面的推进改革，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各整体规划。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十二五”的执行过程中，特别是今年要开始党政领导换届，在换届以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全面促进改革的新形势。     现在大家都很热烈地讨论顶层设计的问题，为什么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有些人一直认为它好像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没有注意到中共中央建议里面说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那么为什么会提出要更加重视呢？我想是针对性，这是我的一种猜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们其实过去有顶层设计的，那时候不叫顶层设计，那个时候用的词叫做改革的目标模式。大家知道，改革的目标模式经过多年的讨论，到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就是顶层设计。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已经忘了，我看到报刊，很多人都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改革初期的一个口号，这个是80年代上半期的口号，80年代下半期我们做了很多的探索，最后在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这就是当时的顶层设计。但是现在因为中国这几年不大讲改革了，或者是也讲改革，也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从来就有一种数典忘祖的不好习惯。     一个口号、一个提法经过讨论，或者是经过党政领导的决定，为大家所接受，这是有明确定义的，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它的内容就不知道了。比如说市场经济，十四大给它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就是通过自由的价格其作用。但是后来很多人都说，这个市场经济进入是可以管制的，价格是可以管制的，只要是买卖就是叫市场经济，就变了。什么事情方便，那就叫改革，比如说管制价格也叫改革。所以有明确目标，或者是有明确的顶层设计的这种改革，就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了。所以需要有针对这个来提出明确这个目标，已经有顶层设计了。     第二个针对性就是到了本世纪的初期，出现了另外一种顶层设计，各种毛病出现了，甚至看病贵，看病难，上学的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的问题，说是我们的改革被经济学家所误导了、方向错了。应有什么正确的方向呢？这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的北京共识，后来又叫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十四代表大会以来的模式，它不是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     今年年初的时候，英国的一本经济杂志里有一个专辑，说有一个世界潮流，叫国家资本主义，里面举了很多例子都是讲中国的，所以说我想这个顶层设计不是说我们要在改革开放30年后另起炉灶，而是继续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十四次代表大会把它确定下来顶层设计。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实践，我们会有很多新的进步。另外我们这个市场本身也有发展，我们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是沿海地区，这个市场是很低级的市场，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叫做人格化的市场；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熟人之间的本地的小规模的市场。它对于制度的要求，对于法制的支撑，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顶层设计不是照搬原来，是在原来基础上有所突破。     现在大家正在议论，在这个顶层设计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我觉得现在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机会，一个就是矛盾，各种矛盾，改革停步会造成什么问题？另外这种新模式的一些典刑的事例，比如说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模式，它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叫做“高铁奇迹”，因为高铁这个问题，它的真相，它的后果，用这样一种模式来，我不是说不要发展高铁，而是高铁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应该达到共识。达成了共识，就做自己的规划，在整体规划下，各个方面的改革都可以设计出互相互动的各方面的子系统的改革方案。     说到顶层设计，不是说我们就否定整个改革，并不否定我们基层的，从下到上的各种改革创新和制度创新。刚才几位部长的讲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因为他们的顶层设计上没有违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以在外汇体制上，刚才易纲做了非常清楚的发言，在他这个行业里，改革已经在按照这个顶层设计进行。还有刚才肖部长讲的，这个改革就是从上海市启动的，它很快就得到了响应。     当然我刚才已经说了，顶层设计得到了共识，然后有个从上到下的响应，我们就可以推进，但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改革上采取主动的行动，通过这两方面的互动来进行推进。我讲一讲广东在这两年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腐败 社会矛盾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651.html    

近年经济学家吴敬琏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观点，读之令笔者受益非浅。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指出，要关注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我希望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能重点关注讨论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辩论中或才能找到最优或次优答案。 中国“十二五”规划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回望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关注顶层设计的人少，人们更多地是熟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如“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 为什么现在开始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我理解，经过30年，许多外围改革已基本完成，当前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改革需要攻坚。一是一些重大改革错综复杂，涉及面广，如户籍、社会保障等改革，需要统筹兼顾，精心设计。二是一些重大改革极度敏感，如政治体制等改革，需要把控全局，稳步渐行。三是一些重大改革开始触及利益集团，如行政审批、市场准入等改革，需要无私的胸襟与无畏的勇气。 吴老说到：“目前在财税体制，在金融市场形成，在法制国家的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前几个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经验，这些改革都势必会遇到种种既得利益或者是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阻力。”从这轮有关银行“暴利”的争议中，已明显感到了这股阻力。 银行“暴利”争议揭示了什么 自有银行家坦言“银行利润高得不好意思说”开始，银行利润问题备受舆论拷问。开始主要是网民，接着是专业媒体，最后专业学者、专业官员参加论战。大家一直沿用的“暴利”一词，最早应来自网民。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言，说“暴利”有点过分。什么是“暴利”？20%的ROE（净资产收益率）？或是200%的ROE？亦或是ROE长期地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几倍？ 大家为什么一直用这一词，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这里更多的带有感情色彩，即公众对存款负利率、对垄断、对服务的不满，而非一个简单的数量界定。“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想官员和决策者，在看待舆情时，也应该有一点点这样的悲悯情愫吧。 （一）银行业的利润率是否偏高？ 在一个较大的市场经济体内，比较行业的利润高低，不是看资产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润增长率，最科学的是比较当期净资产收益率（ROE），即资本利得。也就是说投资一元钱，各行业能纯赚多少。借用中国银行业协会杨再平副会长的数据，2004-2010年，中国银行业ROE在15%-20%之间，远高于老百姓一直诟病的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2011年ROE超过20%，略低于烟草但高于石油。其实在我看来，无须测算中国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也无须知晓其他行业的利润率具体是多少，仅从大量国际资本、国内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千方百计、哭天喊地地想进军中国银行业这一现象看，投资什么最赚钱，大家已心知肚明。 （二）为什么2011年人们关注银行利润? 自2003年改革后银行业ROE就比较高，一直是个大家向往的赚钱行业。但为什么2011年人们才开始诟病其暴利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自2002年到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2009-2010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四万亿投资作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体状况不错。你吃肉，我也能喝点汤，相安无事；二是2011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企业亏损、倒闭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负利率现象严重，居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但银行却利用紧缩之机直接提高或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收取各种费用，民间融资泛滥并出现风险。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受到质疑，同时银行ROE仍保持高位并继续提高。银行业与实体经济反差巨大、呈冰火两重天之势，你继续山珍海味，我却饿肚子，争议自然出现。 （三）银行业ROE高的根本原因? 用银行业利润增长的原因来替代解释银行业“暴利”即ROE高，是明确的偷换概念，如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等。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内，行业利润率最终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一个行业的ROE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或是技术壁垒，或是行政壁垒。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鼓励技术进步，所以技术壁垒带来的“暴利”很少有人指责。如人们对乔布斯、马云、姚明等只有羡慕，没有嫉妒恨。但行政壁垒带来的“暴利”则不同，它明显不公，会导致寻租、腐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人们总在声讨。 应当承认，银行ROE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如笔者曾考察过的民生银行“商贷通”、北京银行“小巨人”、汉口银行的科技金融“投融通”等产品，均具有创新内容与技术含量，因此获得了市场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银行业也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体现为管理层面的机构审批、准入门槛。 其二，价格管制，且管制定价偏高。目前，中国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还没有获得直接的定价权，但央行的管制利率已经为银行保留了足够的保护利差。据了解，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利率改革时制订的利差水平考虑了让银行体系的休养生息，偏大1个百分点以上。目前，尽管银行业机构数量不算很少，有一定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更多的体现在非价格方面，且一般的金融消费者受益很少。所以就体现了价格管制下整个行业的集体性“暴利”狂欢。应该说，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机已基本成熟，但一些人又以保持银行利润稳定增长、维护银行股价基本稳定、避免外资唱衰中国银行业为由，博弈央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四）银行业为什么要保持高的ROE? 有人指出，“银行业利润高,可以不要国家救助、可以给国家多交利润、可以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等等”。看到这些观点，是不是感到很滑稽可笑？这些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的基本责任，而不能成为行业攫取高额利润的理由；如果贪官说：我贪污，可以让我全身心投入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多消费拉动消费、可以多捐钱帮助他人。如何评价？财，首先是取之有道，然后才是花之有理。 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的观点，可加以仔细分析。九十年代初期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观点；随后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提法。但是，对这个提法以及哪些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存在较大争议；对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认识。 从供给角度来分析，银行业是服务行业，其提供的信贷和支付结算等服务维持整个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转，就像血管对于生命的功能一样。但如果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多种供给主体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单个供给主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有限。30多年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1994年以前，除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外，银行业其它主体极少，无论是储蓄、信贷还是支付结算，四大专业银行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发展，银行业市场主体不断增加，竞争日益增强。目前，银行业各类机构已达3000多家，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存款、贷款、资产等所占市场份额已下降到50%以下，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 从危机角度看，工、农、中、建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家机构出问题，大家都会出问题，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救助和处置的成本会极大，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国际救助，就会将国民经济拖入深渊。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可以说大型商业银行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从危机和系统重要性的角度说，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体制，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避免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因此，长远来说，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并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策红利维持整个行业的高ROE来解决（当然，对监管者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从短期来看，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尚未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有效防范银行危机并切断其向实体经济的传递渠道，保持银行业适度盈利乃次优或无奈之选择。 中国金融业改革成效显著但仍需深化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金融业是处于体系的恢复、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包括中央银行的独立、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恢复和商业化改革、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建立及证券公司、政策性银行的组建等。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业一直作为经济改革、社会稳定的重要推动手段，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部分承担了企业和社会转型的成本。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中国政府大大加快了对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关闭了大批有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重组了部分金融机构，加快了对大型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推进利率和汇率管理体制改革，同时经济推动外部的金融法制、会计制度、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等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剥离处置不良、注入资本、公开上市，在国家财政支持下，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公司治理逐步健全，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市场地位和实力显著提升，服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能力日益增强，为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和金融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中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金融宏观调控还有待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一）明确改革总体方向。本轮金融危机后，关于改革方向出现了很多讨论。“摸着石头”最终的目标是“过河”，不能在中间停滞，更不能“浑水摸鱼”。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要深化财税、金融、企业、价格、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应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二）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尤其是涉及部门职责和利益，难度极大。因此，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 （三）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当前急需的是建立与宏观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挂钩的动态拨备制度，一方面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建立“逆周期”的利润调节机制。二是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为中小银行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控制过多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出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做好准备。三是建立消费者保护制度。消费者首先需要保护，其次才需要教育。应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承担该职能，不应监管部门负责，更不能由行业协会负责。中国的许多行业协会具有极大的寄生性，往往沦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 （四）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相关重大改革。首先要完善审批等准入制度，坚决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国家除控制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外，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应逐步转让；同时放宽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其次，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第三，加快票据、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让资金供需双方有更多的比较选择。 （五）加强金融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做到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切实管好。一是加强消费者保护，清理规范各种收费行为。二是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部门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机构应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三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完善监管规则，更新监管理念、制度和方式，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监管有效性；同时，要不断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形成金融监管合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