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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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和 　　 　　 一直到2002年，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那是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看见了他，瘦弱，有些苍白，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林毅夫针对小凯的演讲，专门写了一篇“后发优势”的文章。由此，这个话题正式放大为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小凯的后发劣势表述，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让人眼睛明亮。事实可能正如小凯所言，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林毅夫的阐释显然有意背对杨小凯而去，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的宪政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不认为当下英美的宪政体制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此，后发很有可能是一种优势所在。 　　 　　 感谢两位经济学家的辩论，很多人开始了解杨小凯。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瘦弱的中国学者，竟然是世界经济学界的翘楚。1998年，杨小凯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这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事实正是如此，在人类经济学史上，杨小凯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布坎南毫不含糊地说杨小凯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并连续两年提名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周其仁对小凯的评价可能更接近本质，“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对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 　　 我愿意把周其仁的这种见解当成理解小凯的一把钥匙，由此我们能够真正走进他独立思考的一生中去。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始终坚守的保留和怀疑，构成了杨小凯主要的精神气度。耶稣曾经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杨小凯的人生遭际再一次见证了耶稣的真理。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祖籍湖南湘潭，1948年10月6日生于东北吉林，长于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 1966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小凯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和“狗崽子”。可能正是如此人生遭际，让年轻的杨小凯开始思考。1968年，20岁的杨小凯写出了一篇大字报，名为《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在一片盲从和癫狂之中，这样的观点非常扎眼，以至于身在北京的康生几次提到《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江青更是大发雷霆，直接告诉湖南官员：“让他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杨小凯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进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一年多之后，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遭受大难的，还有小凯的家人。由于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征“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 　　 10年牢狱生活当然是杨小凯九死一生的时光。小凯的好友陈益南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但是杨小凯没有死在黑暗里，十年监狱，杨小凯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后来，他还将狱中见闻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用他的本名杨曦光出版。他为那些枉死的冤魂和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永恒的纪念和血泪见证。胡平高度评价：“《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小凯在莫纳什大学最后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再三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大约在2000年前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竭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轼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后的一个原因”。 　　 一个如此聪明的生命在自己的家乡遭受迫害，让我们唏嘘，但这样的局面却是一个时代的常态，由此，杨小凯先知一样的人生在炼狱中得以完成。总体看来，除了卓越的经济学贡献之外，小凯的生命价值沿着3个向度展开，呈现出他那短短56年不同凡响的人生。 　　 其一当然是他艰难的求学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经历之中一直坚守的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上帝对小凯的美意总是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他20岁身陷囹圄，可是他真正的经济学生涯却从监狱里开始。小凯在监狱里找到了一位英文老师学英文，找了一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一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他还向被关押的一位陈姓老师借了一本厚厚的《资本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卷《资本论》通读完毕。正是对《资本论》的阅读与思考，杨小凯开始进入经济学领域。后来他回忆到： 　　 “等我看完《资本论》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监狱里的小凯给自己设定了三个经济学任务，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他在劳改队沿着这样的思路甚至写下了一本厚厚的经济学笔记。许多年之后，小凯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了非常有体系化的理论了，只是他在监狱里无从得知。不过，小凯在监狱的数学训练，试图用数学来重新思考价值理论，甚至想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经济学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让他日后的经济学家梦想成为可能。这是段奇妙的求学经历，小凯自己如此总结： 　　 “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小凯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没有10年牢狱生活，他有没有可能系统地研读经济学，的确是个问号。我想说的是，上帝通过让杨小凯坐牢的形式，使他在一个反智主义的时代里独自走上了艰深的经济学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正将经济学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应该说，从1978年开始，小凯的经济学生涯才有所转机。4月，他刑满释放，回到了长沙，可是没有单位敢接收他，小凯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1979年，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由此，杨小凯的学术之路真正开始。1982年，他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撰写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著作。小凯在这几本书里建构了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在国内尚属首创，这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小凯在1983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他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邹志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赵进行了批示，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向来开明且爱惜人才的刘道玉校长批准了杨小凯的出国手续。 　　 其二是他一生对国家命运挥之不去的关怀。虽然小凯早期的大字报带有浓厚的青春躁动气息，但却实实在在凸显了杨小凯与生俱来的家国使命意识。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春夏之交，已经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小凯，天天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忧虑。他的夫人小娟说，那段时间，小凯总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小娟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赵凌的如此表述揭示了一个重大事实。小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经济持续增长与宪政制度的关系里。小凯的一位学生曾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国内宪政学者秋风认为，“后发劣势”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百年中国经济史是小凯研究宪政的主要观察对象。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 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相对于这几年沾沾自喜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小凯的宪政研究无疑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冲突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第三则是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 　　 对于一个崇尚理性的经济学家而言，接受上帝的拣选，似乎是一件不可为之的事情。在信仰历程的自剖中，小凯曾经坦承，他对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于看出基督新教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一些经济史学家指出，意识形态与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而这些便成为法律制度的依据，经济表现则为其成果。政治和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却并非来自科学，乃是来自信仰。而历史可以为证，凡是以基督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在经济上皆成为世界的翘楚。 　　 细究之下，杨小凯分析出几个基督教让宪政成功的因素，诸如：尊重自由抉择、爱仇敌、不划分等级、服事最低贱的人等。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使人得以彼此尊重、信赖，而这正是能够建立大型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最佳商业行为的准则亦源自十诫。更重要的是，这些精神能带来和平的政治秩序，因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满足“模糊面纱”的要求，即正反双方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新教伦理所导致为对方着想的精神，能克服施行宪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失败者愿意认输，甘愿为了社会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些要素促使一个社会能走向不断扩张之秩序和公正。 　　 然而，从经济与社会贡献的角度发现基督教的伟大，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骄傲，骄傲的理性，距离内心的顺服和上帝的拣选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1999年11月，杨小凯的大女儿小溪长了脑瘤。手术前后，信徒们为她祷告，神对这样的祷告给予了奇妙回应，小溪竟然渐渐康复了。上帝的美意在杨小凯的理性世界里产生了震撼。2001年8月，杨小凯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既无法开刀，做化疗也只有短暂的功效。杨小凯在病房中醒过来，发现自己不能讲话，通过喉管才能呼吸。他知道此时谁都救不了他。他开始认真向上帝忏悔，也向妻子请求宽恕。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奇迹式地好转。次年二月，他们夫妻一同受洗。 　　 这一年的年底，杨小凯为上帝的美意作了一个最系统性的见证： 　　 “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基督教的教义乃是说明，人与造物主怎样才能恢复关系，而相信神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乃是关键所在”。 　　 被神拣选之后，杨小凯的生命明显有了改变。他的妻子见证：“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 　　 2004年1月，杨小凯开始低烧不退，病情恶化。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到：“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期望着天堂的一切。爸爸很高兴地想到他会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会和我们在天堂里重逢。”小凯的好友，莫纳什大学教授Ian Harper教授说：“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11]杨小凯就是这样有福的人。这位聪明的读书人，仿佛神为我们预备的先知，经历了太多的困苦，太多的磨练和太多的试探，走出了封闭的世界，建立了世界性的眼光。他用56年的人生，看清了人间最大的罪恶，也看清了人生最美好的风景。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提升，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既有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度开掘，又有对上帝虔诚的敬畏与仰望。这样奇妙的生命，将光照活着的每一个人。这就是小凯，伟大的经济学人，卓越的宪政主义理论家，矢志不渝的爱国者，耶和华最虔敬的孩子。他深深地爱神，深深地爱人如己。在爱里，小凯没有惧怕，在爱里，他已永恒。

马光远：政府权力过大是中国经济的最大短板 进入专题 ： 中国模式 政府权力    ● 马光远       最近，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又开始成为各界的热门话题。应该说，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为未来的改革寻找新的共识和突破口，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模式，学界支持和反对的力量一直都很强大，长期以来互相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这种“思想僵局”持续的关键是双方都没有找对切入点，即不是从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作为切入点，而只是简单的拷贝“华盛顿共识”或者否定的逻辑，这样非此即彼的思路只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笔者一直认为，考察“中国模式”的最佳切入点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元素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兴衰变迁。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公司不断获得生存空间，与政府争夺权力边界，在市场经济的废墟上爆发力量和惊人生命力的历史。从人类整个经济史的长河看，公司、市场、金融交易所和互联网的确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四大发明，他们的共同特质是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决定了全球经济权力版图的更替。通过考察公司兴衰的逻辑解释中国30多年的经济崛起和制度变迁，并对所谓的中国模式方方面面进行探讨，一些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改革未来的争论有望找到结合点和共识。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社会组织的地位而言，并没有独立的企业，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政策的附庸而存在，是另一种形式存在的政府，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功能。从中国改革的路径看，农村改革以承包制作为切入点，解决吃饭问题，而城市改革将国有企业作为切入点，解决一个社会的活力和经济的主导权问题，而城市改革的主体无疑是企业角色在社会中的转型。在1978年，中国企业的数量不过几十万家，而到今天，中国企业的总数量已经超过了1千多万，1978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进入全球500强，而到今天，中国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已经有61家，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特别是以乡镇企业为起始点的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更是成为中国改革最意想不到的突破。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看，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收缩，释放了经济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动力。在国有企业改革障碍重重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事实上也抑制了政府在微观领域的干预力量。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部不断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和限制政府干预的历史，一方面，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构筑了新型的政企之间的权力边界，培育了一个能够和政府抗衡的市场主体。     站在中国改革的视角，扩大国企的自主权，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在强大的政府之外，培育一个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的经济体，代替政府的全能的职能，这个路径，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共识之一。在两个世纪之前，美国费城的制宪代表们已经真切地意识到，最初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经济体系，对国家强大和民主政治体制的保护是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历史学家阿瑟。斯莱辛格也认为，没有私人财产，民主是不可能的，而拥有大量强大的私人部门的国家，一般都趋向于向国民提供更大范围的经济和个人自由。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国家的让利，使得民营企业摆脱了发展的桎梏，创造了人类经济转型史上的奇迹。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尽管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明显，但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高达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主要力量。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谓无处不在，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运行未必仅仅是一个自然资源、继承的财富、文化或地理上的问题。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特别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而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在讨论了种种的变革措施之后，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谈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据科尔奈的看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没有可能。怎样才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呢，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他声明不喜欢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民主，而是喜欢建立在人民共识基础上的民主政府。     倡导“中国模式”者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大和集权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内耗，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这样的逻辑根本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垄断一切，国有成为垄断了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没并没给中国带来繁荣，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左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与政府的强大是两个概念。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言，国有部门可谓占有了绝大多数的政策和金融资源，但就国有企业的效率而言，一直却面临不能资源其所的悖论。在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在微观领域亏损累累，依靠财政的巨额补助才能生存，成为财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财政救助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告别了微观领域的亏损，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利润高达近2万亿，但如果分析国企利润的来源，就会发现，国企的大部分利润要么是靠资源，要么是靠垄断，2010年中央企业的利润70%是靠前10家垄断企业，如果没有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微观上仍然是亏损和不赚钱的。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从经济总体而言，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缩水。因为，占有30%资源不到的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只有30%不到，其2万亿的利润，真正上交财政的只有可怜的400多亿。假定这二者占有资源的比例互换，可以想象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有多大。     基于此，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新国企”带来的，而是民间投资不断壮大和国家在经济方面功能逐渐收缩的带来的。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可以浓缩成一部企业争取经济民主和自由，打破垄断的历史的话，那么按照吴晓波的说法，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则一直存在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鼓励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保育钧先生曾经一语中的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因此，重新定位国有企业的未来，并大幅度收缩国家的经济功能，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领域，为中国的民企松绑，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是选择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还是选择按照政策、关系和权力来配置资源的重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的过度强大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短板，而不是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各种腐败和寻租，无不和政府占有过多的经济和政策资源息息相关。因此，周其仁才深刻认为，来自政府的种种威胁，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总结中国30多年财富创造的原因时，切不可以政府之强大视为中国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将其视为中国财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侧重点。中国的繁荣来自私人公司的强大，来自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相反。         进入专题： 中国模式 政府权力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598.html